玉观音-23

剩下的事主要是技术性的，由律师分别同刘明浩和边晓军协商他们的新证词。刘明浩不想过分得罪国宁公司，所以不想让律师披露国宁公司收买他让他作伪证的事实，尽管国宁公司和他签的那份国宁大厦中央空调的供货意向书到后来并未落实，刘明浩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宁公司用来替换这笔大买卖的一桩小生意——印制国宁大厦的销售小册子，一共赚不了几千块钱还特操心特麻烦的事。钟国庆也是生意人，也许他觉得刘明浩在法庭上的那几句证词，撑死了也就值这些。　　边晓军则不同，他主动表示愿意将钟国庆逼他作伪证的内幕抖搂出来。当时钟国庆亲自找边谈话，要求他在法庭上否认我曾经向他报告过收到两万元回扣的事实，否认他当时同意那笔回扣让我拿着的事实，以达到诬陷我的目的。反正是钟国庆逼他干的，就是构成伪证罪，主要承担者也应该是钟国庆，因为钟国庆当时和边晓军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边晓军“迫其压力而从之”，在法律上属于胁从的角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边晓军自己不会有什么麻烦。当然边晓军这么积极主动地帮忙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六万元的好处，而是因为他和国宁兄妹之间，不知结下了什么恩怨。他在国宁公司的职务反正被撤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和律师谈话时，大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　　除此之外，边晓军还出谋划策，提供了其他几位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法，他以前曾和这些人在不同场合对钟宁把那两万元回扣发给我表示过不满。这事当时在公司里有不少人都知道，边晓军提供的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炒了国宁公司或被国宁公司炒了的人，只要多塞点钱给他们免得他们怕麻烦，估计出来作证都没什么问题。　　回扣这件事这么多人都知道，肯定是符合回扣必须公开的原则了。至于是否有账，律师认为在一家私营公司里，老板口头对财物的处理决定，是有效的。钟宁同意回扣让我拿着，那回扣实际上就是公司对我的奖励，走没走账不是我的责任。这观点她上次在法庭辩论中已经阐述，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上次败诉的主要原因，是控方证人异口同声地否认知道回扣这件事，否认我得到这笔回扣是老板同意的。如果这次能证实公司负责人对这事是知道的，能证实老板是同意把这钱给我的，那么我暗中受贿这个罪名，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恶果，就都难以成立了，就都站不住脚了。　　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律师通过法定程序，以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原判有误为由，向法庭提出复审请求。四月二十八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法庭开庭复审我受贿一案。审判长在审查了辩方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对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控辩双方进行了简短辩论之后，当庭宣判：原告方对我受贿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有罪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复审重新判决：被告人杨瑞无罪！　　当天我在律师的陪同下以自由之身走出法院的大楼，仰脸看到外面的天空，比监狱里的蓝，比监狱里的大。天地之间，投满了阳光。我把目光放平，看到法院大楼的台阶下，站着我深爱的安心。我们彼此注视，我看着她消瘦的面容，心里特别难受。我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台阶，站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的泪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她抬起右手，轻轻地，摸我的脸，我也慢慢地伸出双臂，将她揽在怀里。多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用力地拥抱我的安心。　　律师也走下台阶，走到我们的身边，她说了句：“祝贺你们。”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她，她已走到路边一辆等客的出租车前，拉开车门，回头冲我们笑笑。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她说：“有事儿呼我。”说完上车，车子转眼开上了大路，汇入了长不见首尾的车辆的洪流之中，像一滴水汇入了奔腾的江河一样，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感谢律师，我感谢法律，我感谢所有为我说话的证人，哪怕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其它目的，但他们终于说了真话。正是由于他们的真话，我不仅得以终止牢狱之苦，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我感谢安心！　　我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这阳光灿烂的一天，安心已倾家荡产，她使每一个在这场审判中发生作用的人，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师。律师也一样，这年头谁也不能为你白干，谁也不能仅仅为道义，为真理，白干。　　安心付出了一切，包括她父母毕生的积蓄，她要得到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站在法院高高的台阶下，看到我从那门深似海的大楼里，昂首阔步地走出来。　　我感谢安心的父母！/* 80 */　　第二十四章（2）　　从我知道我的清白不仅仅是用清白换回来的，也是用金钱赎回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渴望着能到清绵去。我渴望见到安心的爸爸妈妈，我要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我没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一天丰足的生活，反而使她的全家被拖累得一贫如洗。我想跪在安心的爸爸妈妈面前发誓，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要报答！　　现在，我终于接近了安心家的旧居。在我走出法院已经将近一年以后的这个早晨，我穿过清绵那座古老的袖珍小城，终于在山林掩映的一个湖边，看到了那幢北方式的宅院。那院落在周围错落有致的云南民居中，几乎像一个小小的名胜古迹，让我感受到一种黄河文化特有的亲切。我明明知道，这院子已经不是安心的家了，但我一看到那一团青砖黑瓦就禁不住心跳起来，禁不住加快脚步向它奔去。　　我终于站在这座宅院的门前了，这院子比我的想象要简单和平易。我凝视着那两扇用铁皮饰角的院门，早已油漆斑驳，露出几分破败之相，几分物是人非的凄凉，但门前两侧石鼓上那一对雕刻精致的小狮子，张牙舞爪的姿态表情却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静，一如安心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与尘嚣隔离的地方。　　我用手击门，门上发出一种陈年古旧的声音，我大声问道：“有人吗？”　　院子里有了些零乱的响动，那响动很快归结为一串踢踏的脚步声，随后门吱扭一下打开来，门轴的响声经典得完全像电影里特意做出来的音效。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样子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扰，问他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位姓安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那年轻人做思索状：姓安的？这时从院里又走出另一个人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接了话说：“你是找原来住在这里的安大夫吧，他们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说：“我知道，请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老者说：“他们搬到县群众文化馆去住了。不过听说现在也不在那里了。”　　我问了去群众文化馆的路径，然后谢了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两个新主人，再然后我透过那扇只开了一半的院门，向院里投以匆匆一瞥。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院内的一砖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里激起些冲动和遐想，我几乎分不清这些东西究竟是满足了还是更加撩起了我对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时候，正是这里开午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回家吃饭去了，馆里几乎没人。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两层砖楼，楼不大，门口却挂满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招牌。什么图书馆、联谊会、研究会、辅导站之类，大概都是群众文化馆的分支机构。这楼里大多数房门都锁着，没锁的也空着，偶尔见到有人匆匆交臂而过，一问安大夫和他在这儿工作的爱人，都是一脸茫然。我在楼里转了半天毫无所获，怏怏出来走到街上吃饭。就在文化馆斜对面一间很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铺子里，吃了一碗豆汤和半斤永昌烙饼。吃饱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馆，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馆的馆长办公室，堵住了一个刚巧从办公室里出来正在锁门要走的女干部。　　女干部听了我要找的人，有几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为何来，连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证，表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安大夫女儿的同学，到这儿是来找安心的——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到哪儿去了吗？　　那女干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还对了对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否同为一人。我的身份证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来的北京口音让她消解了怀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让我满意。　　“你找安大夫对吧，他们搬走了。他爱人也不在我们馆里工作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不清楚，好像是离开清绵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不清楚，没有跟我们讲。”　　女干部把身份证塞还给我，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疲惫地站在楼道里，心里空空的。安心在清绵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线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应该都知道女儿的行踪。　　我再次走出文化馆的这幢小楼，站在街上发呆，我的整个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无目的地，再次从县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没有再去敲门，而是沿着院子后面那种满了高大笔挺的秃杉树的山坡，沿着那山坡上一条残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会梦见的那片山间的平湖。我在湖边眺望着对岸的草坪，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开阔。阳光把草坪尽头那一线参天大树的阴影，全力地向后压去，让那片如果走近肯定会发现极其深邃壮观的原始森林，变得渺小而可亲。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从那高山平湖的岸边返回，再次经过那座北方的宅院，院里还未升起炊烟。我在通往县城的归途中一再回首凝望，竭力把黄昏中这片最后的即景与以往的想象合并，同时把留恋的目光遗落给那座院子的青砖灰瓦之上。我脑子里居然有了那么一个荒唐的闪念，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安心，我也许会搬到这个地方，在这院子的附近住下来。　　我回到清绵城，穿过两山夹峙的街市，穿过曾扼“三宣六慰之咽喉”的古城门，再援铁索大桥穿越天堑清绵江，在天黑前返回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弹丸小镇。我从随身带着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深夜将至的一列火车，那是从昆明开往南德的七七五次普快。　　我想，除了安心的父母之外，惟一还有可能知道安心去向的，只有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　　时间还早，我在车站前的那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拿着，并没有打开来吃。我的肠胃在苦闷和茫然的压抑下，几乎没有蠕动的乐趣。我拿着那包饼干，坐在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背上的背包显得很沉，但我也懒得解下它来。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夜幕将临，坐到夜深了我才走到站台上，嚼着饼干去等那辆惟一在这个小站短暂停靠的夜行列车。　　南德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是去年夏天将至的季节，我和安心一起回了一趟云南，我们当然地，去了南德。除了南德之外，我们还去了昆明和北邱，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　　那时我刚刚获释出狱，我和安心都沉浸在胜利重逢的喜悦之中。我们决定结婚，再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正式结为一体的事情！我们都想过，认真地商量过，无论我们的父母——主要是我爸——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安心是否二婚是否有孩子；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我们都决定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在现在，结婚！　　安心从清绵带回的全部二十八万元现金，为营救我出狱花得只剩下不到三万元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结婚的想法，也说了钱的事。安心的爸爸妈妈在电话里祝贺了我们，她妈妈还和我通了话，她声音里那种母性特有的磁感，令人感动。她说：“你是杨瑞吧？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除了她的孩子，就是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能爱她吗，像她爱你一样？”　　我说：“能！”　　她说：“你能爱她的孩子吗？”　　我说：“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安心母亲隐约的啜泣，她克制着哽咽，说：“我的这个女儿，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这位母亲哭起来，说不下去。我把电话交给安心，我在一边听着她们母女互相劝慰，说着相信我的话。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对安心好的，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81 */　　第二十四章（3）　　关于那笔剩余的钱，安心的父母让我们留下来做结婚之用，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主张安心把钱寄回去。安心在电话里和母亲商量再三，争执再三，终于按照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们留下一万，另外将近两万元钱，由我和安心一道，去邮局寄回了清绵。　　在安心的劝说下，我去看了一下我爸。一是告诉他我出来了，没事了，平反昭雪了，没给他，也没给我们老杨家丢什么人。二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希望他能同意。还好我爸那天没有喝酒，脑子还算清醒。但言谈话语之间，能听出他的大脑长期受酒精毒害，已大不如前。他才五十多岁，说话就跟七八十的老头儿差不多，语无伦次的。关于我无罪平反一事，他大发感慨，大骂法官检察官昏庸无道，并竭力鼓动我去告他们。我爸说：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整了大半年，物质上的损失咱们不提，提了让人看不起，这精神损失名誉损失不能不提，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都有法了。国家政府办错了事儿，照样得赔，现在民告官净是告赢的。　　关于我要结婚一事，我爸没有明确表态，但口气上是同意了的。他先问：你够岁数了吗？我说够了，男的二十就能结婚，我过了年就到二十四了，安心也快二十三了。他沉默，就是不说赞成的话，最多说：你都快二十四啦？你十七八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你，更甭说你都二十四了。你什么时候真听过我的？你妈在的时候你听你妈的，你妈不在了你听你自己的。你小时候还有点怕我，怕我你也不听我的，现在连怕我都不怕了。　　他这么说，我也不吭声，我们父子之间现在已说不出太多亲热的话来。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挺难受，就说：“爸，那您歇着吧，我先走了，以后有空再来看您，等日子定了就告诉您。”我把安心让我带的两瓶白酒和一兜水果放下，就告辞。我爸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你们结婚，我也没什么准备的，钱你爸爸给不了你们。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我本来想把它和我住的这一套并起来跟单位换一套大的。你们要结婚的话我就暂时不换了，给你们先住吧，你们结婚也不能住街上去。”　　我说：“谢谢爸爸。”　　我爸说：“你还知道谢我呀，懂礼貌了是不是，不用谢，你别气我就成了。”　　我父亲在门口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等于是同意，至少是承认了我的这门婚姻。　　后来我爸还打电话来问我们结婚打算在哪里办，办几桌，提醒我别忘了请谁请谁。我告诉我爸，我们勤俭办婚事，不打算摆多少桌了，我们旅行结婚去，等回来给亲朋好友发发糖就行了。我爸说：“哦，也好，安心是二婚，又带着个孩子，不大操大办也好，你们就自己出去转一圈悄悄办了吧，别人要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早结了。”　　我爸这话让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可我没说什么，自己消化了算了。　　是的，我和安心决定，谁也不请，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但我和安心一起，请那位精明能干、不苟言笑，但最终帮我们打赢了官司的女律师吃了顿饭。我们手头再紧，也还是找了个相对体面的地方——“星期五”餐厅，来表达对她这份“救命之恩”的谢意。尤其是安心，坚持要体面一点地请她吃这顿饭，她和她似乎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说：要真想体面咱就豁出去上饭店酒楼吃鱼翅鲍鱼去，我过去常吃，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便宜哪儿贵全都门儿清。安心愣了一会儿：鱼翅鲍鱼？那要多少钱？我笑笑，答：简单吃吃的话，咱们三个两千以内拿下来了。两千？安心吓一跳：吃金子呀！我说：两千块钱三个人吃那些玩意儿，还真吃不着好东西，鱼翅只能吃散翅碎翅和发过了头儿的小鲍翅；鲍鱼只能是鲜鲍而且还只能吃十六头的，……安心说那咱们还是吃别的吧，体面也不一定非吃这些呀。　　于是我们选了“星期五”，那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老外也喜欢去，因为那地方的气氛对中国人来说很时尚，对外国人来说很怀旧。外国人吃饭比中国人更讲体面，但他们的体面讲究的是环境和餐具，以及喝窑陈了多少年的酒，而不是吃什么。外国人还不爱吃什么鱼翅鲍鱼海参鱼肚以及其它滋阴壮阳粘了吧唧的玩意儿呢，吃这些全是中国人的讲究。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才花了三百元多一点，吃得挺快乐。律师年龄比我们大六岁，基本上还算一代人，因此挺有共同语言的。何况光是回顾这个案子，庆贺我们三人共同的这场胜利，聊聊这中间所有有趣的和深刻的人与事，就有聊不完的话题。　　吃完饭后，坐着喝饮料的时候，律师突然结束了回顾，向我提了一个有关下一步的问题。　　她说：“杨瑞，从法律上说，钟国庆和钟宁的做法应该属于诬陷，完全构得成诬告罪和伪证罪，你愿意不愿意起诉他们？”　　我愣了一下，说：“行啊。”　　律师说：“刘明浩、边晓军，还有复审的时候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言，实际上已经足够认定他们这个罪名了。现在需要的是要有受害者提出诉讼，反告他们，把程序启动起来才行。”我看一下安心，安心低头想着什么，没表态。我对律师说：“行，我起诉他们！”　　律师更正说：“起诉他们是检察院的事儿，但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提出诉状，要求起诉。写诉状和联系证人这些事我可以替你们做。”　　律师也看一眼安心，安心始终沉默。律师转脸对我说：“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决定下来的话，你们找我。”　　我说：“行，肯定还得再麻烦你。”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餐厅门口分了手，律师打出租车走了，我和安心找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家。时间太晚我们也就不去接小熊了。安心给小熊的“奶奶”打了电话，和小熊在电话里说了好半天再见晚安之类柔软缠绵的话，然后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回家之后，我看电视，安心收拾床。收拾完床她走到客厅，问我：睡吗？我一看表还不到十一点，猜想她今天晚上大概需要我。我出狱的头几天和安心天天做爱，常常一天两次甚至三次，白天也做，好像一下子做伤了，都觉得再做就该生病了。于是这几天我们开始老老实实地休息，晚上睡觉只是互相抱抱，但不做，都困了就互相亲一下互相说睡吧晚安，然后就跟老夫老妻似的各自睡去。我从安心此时的口气眼神中，感觉到她今晚又想要了，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关了电视，去卫生间漱了口，然后上了床。上床前直接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安心还穿着胸衣，也上了床，靠近我平躺着。我也平躺着，好像都等着对方主动碰自己。等了半天，安心一动不动，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我耐不住刚想伸手到她胸前，安心突然开口问我话了：　　“杨瑞，你真想去告钟宁吗？”　　我沉默了一下，才说：“啊，她也应该当一回被告了吧！”　　我们又都沉默下来，良久，安心再次开口：“你告她我没意见，我是担心你和我不一样，我反正和她不认识，没任何情分，只有仇恨，可你和我不一样，你们过去是情人。”　　我说：“谁跟她是情人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钟宁还有感情啊？你没事儿吧！”　　安心一声不响了，停了好一会儿，又说：“人是感情动物，感情的事说不清。我不是说你和钟宁现在还有感情，我是说，你们过去在一起，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互相关照、互相惦念的时刻，这些东西是你的经历，难道能说忘就忘吗？经历是你抹不掉的东西。”　　我说：“你不会认为我现在还留恋过去的生活，还想着钟宁吧？”　　安心说：“没有，我是说我的体会，就像我对毛杰，也谈不上爱他，他贩毒，我也知道是有罪，可你让我去告他，去让他死，我心里还是有障碍，我不忍这样！我总会想起我和他的过去，过去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我会想到他过去对我好，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照顾我。很多细节平时本来想不起来的，可到这时候就都想起来了。”/* 82 */　　第二十四章（4）　　我笑一笑，抬起身子看安心，我摸摸她的脸，说：“那是你，你是女的，女的都是多情善感，心太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我们男的可不这样。”　　安心依然一动不动地平躺着，看我。窗外的灯光透过纱帘，把她的眼睛映得发亮。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说：“好，只要你想清了，心里不别扭，那你就去告，我当然没意见。”　　我说：“你真没意见，那刚才律师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怎么不吭声？”　　安心说：“我不会主动让你去告她的，我不会。要是你真生她的气，想报复她，而去告她的话，我不反对。但我不想劝你逼你去告她。因为我知道她是你过去的女朋友，我不想让你有一丝半点的不忍心，不自然，还非要做。做过以后时间长了心里头又难受，又后悔，我不想你这样子。”　　我躺下来，没再说话。我会像安心说的那样吗？我不敢肯定。但反过来想，如果我走上法庭，面对我昔日的情人，去告她入狱，让她受苦，我会由此而特别快乐吗？这一点我似乎同样不敢肯定。　　我想到当初钟宁告我的时候，我在法庭上那么心平气和地看着她，而她却毫不手软，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要置我于死地！我看出她因此而有快感，而得到满足！想到她那时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那一脸恶毒的得意，我突然警告自己，我不能像她那样，我不能像钟宁那样生性残忍，那样穷凶极恶，那样没有宽容之心，我不能做那样一个没有一点档次的人！　　那一晚上我和安心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做什么亲热的事，我们各想心事，直到睡去。　　第二天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我不打算告钟宁钟国庆了，算了，放他们去吧。律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并不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是不是怕他们财大气粗后门多告不下来？我说不是，我不想再跟他们告来告去的，我和钟宁毕竟有过一段感情，她过去对我也不错，就算是我回报她吧。律师没再多说什么，她只说：好吧，反正你自己拿主意。停了一下，她突然又说：杨瑞你是个挺棒的男人！我笑笑，问：怎么这么说？她答：从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辩无罪，我就挺佩服你的。为了清白，宁可坐牢，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选择。光看你的外表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男人，包括你现在对钟宁，你这么处理挺给人分量的。尽管我不赞成，但我理解。我也理解安心为什么要这么拼了命的救你捞你了，我想她是值得的。　　我和律师通完电话，心里有种胜利感。我把我不再起诉钟宁的决定跟安心说了，安心很平静，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遗憾，只说：哦。　　除了我们请律师吃饭之外，我们还和刘明浩吃了一顿饭。是刘明浩请客，再三约我们去的。我本来并不想去，刘明浩在法庭上当着我的面说瞎话，他明知道他这么作证我就毁了，可他还是这么作证。他那天作证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他这个证把我们从小到大多年的交情差不多一笔勾销了。我还能没皮没脸的去吃他的饭么？可安心说：刘明浩是做生意的，他是不敢得罪国宁公司。咱们别要求他那么高了，也别记这个仇了，这个仇你也报不了，何苦总记在心里恨他呢。再说他也帮过你，他这些年帮你不少忙了。他害你这一次算是扯平了吧，不然你且要记他的恩呢。何况他后来又帮你做了一回证，要不然你还出不来呢。　　那顿饭是在东方花园饭店里吃的，在饭店里吃饭环境气氛好，比在酒楼吃显得档次高。刘明浩在这儿订了一个单间，点的全是这家饭店拿手的上海锦江菜。开始我们见面时都有几分尴尬，不过很快就好了。刘明浩第一杯酒先主动谢罪，说：“哥哥有对不住弟弟之处，先喝一杯自罚。”他一仰而尽，抹着嘴说：“我这人就这优点，知错就改，我原来没想到我说那么一句不记得了就能把我弟弟给判了，我想咱们国家的法院还不得明察秋毫啊。结果杨瑞一进去可把我急坏了，我他妈悔死了。我心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我弟弟给弄出来。正好安心又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是哥哥让你进去的哥哥也就必须得让你出来！来，这第二杯是给你接风的，喝了它，压压惊。”　　我们喝了酒，不容我和安心插空说话，刘明浩还没说完似的又接着说：“不过人也说了，没结过婚的男人不算男人，没进过监狱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杨瑞，你这半年没白进去，我看得出来！你过去整个儿还是一孩子呢，今天我一见你一看你这眼神儿，就看出不一样了，成熟多了！”　　我笑道：“那你什么时候也进去一回，也当一回真正的男人。”　　刘明浩一愣，解嘲地笑笑：“我呀，我先学着做个普通男人得了，我正准备着结婚呢。”　　接下来他又大骂钟宁钟国庆，说现在好多人都准备告他们呢，国宁公司缠上了好几起官司，法院检察院也在查他们诬告我的事。咱们国家法律都有规定的：诬告反坐！不过钟国庆在上面的关系多，也许能摆平也说不定。可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总这么黑早晚要轮到恶有恶报的一天！　　吃完了饭，安心拿出三千块钱来，还给刘明浩。小熊生病时我们借了他四千，后来我去龙都第一个月挣了钱以后还了他一千，现在我们手里有钱，理应还齐了。刘明浩喝完酒的脸红彤彤的，使劲把钱推回来，嘴里嚷嚷着：“嘿嘿嘿，你们干吗，这不是骂人吗。”安心诚心诚意地说：“这还是你卖了股票借给我们的，你已经亏了，我们连利息都不付，再连本儿都欠着，实在过意不去。”刘明浩说：“见外见外，我和杨瑞，谁跟谁呀，这钱就算我跟我这小老弟赔罪的吧，要不我心里难受！”　　他硬是不收，安心无奈扭头看我，我把钱接过来硬塞在刘明浩怀里，我说：“你让我们轻松一点好不好，欠着人家的钱我们俩睡不着觉。”　　刘明浩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理由还想把钱塞回来：“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这钱就算我做大哥的送的份子好了，省得我另给你们买东西了。”　　我不接，说：“一码是一码，这样吧，反正你也快结婚了，你现在要是送我们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得送你，送来送去何必呢，不如咱们说好了，情义到了，礼就免了，怎么样？”　　刘明浩知道拗不过我，只好把钱装进手包里，苦笑着说：“你结婚那份礼我无论如何得送，哪怕我送了你不喜欢扔了去呢。”　　说实话，我真是不想让刘明浩送礼，不光他，谁的礼我都不想收。这半年官司吃的，还有前一段找工作那个费劲儿，我算深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世界上人和人要是没有一点亲缘关系还能亲热来亲热去的，本质上肯定都有一根利益的纽带，纯感情的事儿太少了，有也别信。　　在这个观点上，安心就显得比我宽容和善良。她说你也别把人都看得那么委琐，好像谁要帮你一个忙一定是别有用心似的，这样看也太绝对了。过去我在南德缉毒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潘队长和钱队长对我都不错，好多人都帮过我的忙，难道都是有利可图？　　我解释不了她的经历和体会，辞穷地说：“南德我不了解，我是说北京，说大都市，哪个大都市不是物欲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