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寻找北京人

寻找北京人作者：李鸣生岳南寻找“北京人”（１）故事梗概　　１９２９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但极其荒唐的是，在岁月烟尘雾土中委屈了５０万年的“北京人”仅仅面世了１２个春秋，便又突然神秘失踪……半个多世纪来，此谜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困扰着人类，人类对“北京人”的苦恋，寻找从未中断；直到今天，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青年作家李鸣生、岳南近１０年来加入了寻找者的队伍，经过艰难寻访，以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北京人”》纪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以飨读者。距北京５０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店，叫周口店。这个叫周口店的小镇在７０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可以说世上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这个名字很快便像那个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飘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知道周口店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对“北京人”的了解，或许就只限定在了小学课本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一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即：没有“北京人”，就没有周口店。但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了解的是，“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紧密相关，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便没有“北京人”；正是安特生的出现，才叩响了５０万年前“北京人”的大门。那是１９１４年的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此后最辉煌的人生之路。５月１６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神秘而又美好的。装在他心灵抽屉里的，不光有兴奋、惊喜与冲动，还有希望、梦幻与理想。尤其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中国西部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峰异彩，并用自己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神秘与伟大。正如他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因此，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但随着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费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安特生当然清楚，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１８３０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戴乐维特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很快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图利希·谢里曼。此外，１８７１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１８８２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则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如果说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令安特生教授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这同一时代里，无数外国学者和盗宝者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考察———有的简直就是强盗般的所谓田野考古行动，为什么也未能让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们幡然醒悟呢?的确，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在古老而又神秘的丝绸古道上，智慧勤劳的各民族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稀世的文化珍宝!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一笔丰富的遗产，本来是等着后来的子孙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挖掘、去整理、去研究，可到了１９世纪下半叶，一批外国考古者们却翻山越岭，飘洋过海，纷纷闻风而来。在这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考古者中，我们不可否认确有为寻找祖先足迹而来的考古学者和专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又确有一批无耻的“文化强盗”!这批“文化强盗”深入西北大漠后，不仅毁坏了许许多多的古迹现场，而且还偷去了大批大批的文化珍宝，为后来中国的学者们对古文明的寻找和考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上述情况若是出现在瑞典本土，安特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令安特生深感遗憾的是，以地质学和考古学为先导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已被西方人用来在世界各地反复演示了上百年，而安特生既然不辞千辛万苦，不惧重重风险，志愿并乐意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当然就想做点实际的事情。他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了：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第一座现代化铁矿———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人员，背离书斋，走向田野，为寻找地下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远古人类遗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２日这天，安特生从北京安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去周口店考察的路程。两天后，安特生离开周口店，回到了北京。他对这次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他终于在北京附近找到了一处可能存有“龙骨”的产地，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１９２１年初夏时节，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怀揣着维曼教授的介绍信来到了北京。安特生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后，安排他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师丹斯基二话没说就去了周口店。而且，一去周口店后，他便很快在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建起了一个很有点声势的田野发掘指挥部。事情到了１９２６年。这年的夏天，师丹斯基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中明确地认出了一颗人牙。这颗人牙虽然有些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极为方便。经过一番考证，师丹斯基将这颗人牙鉴定为“真人”，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２时正，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联合举行了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大会。作为最后一个压台人物登场的，是安特生。他首先向中外学者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而后便代表维曼教授郑重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的重大消息。接下来，他又将研究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在会上作了绘声绘色的宣讲：……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周口店发现的牙齿中有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得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茅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远，并到达它们后来居住的地区。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中心恰好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安特生的报告几乎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懵了。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竟然还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没人敢轻易作出反应。的确，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力实在太强大了，即便是早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一带有爆炸性的大大出乎意料的消息，一时也很难适应。因为在亚洲大陆上还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可现在偏偏出现了，这怎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呢!消息很快在北京和世界范围引起轰动，中外新闻媒介随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人”的现身，使安特生终于实现了叩见远古人类老祖宗的梦想，从而把他的事业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致于多年之后，人们还会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读到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介绍。１９２８年冬，为了更好地做好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频频磋商，决定用一项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取代即将到期的周口店研究计划。此计划为期三年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共同进行，预算出来的１１万美元的发掘经费，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为避免日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步达生、翁文灏和丁文江还决心把刚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办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机构”，一个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使今后所有的发掘计划都由该研究室统一掌管。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９日，中国政府的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两个具有非凡意义的组织章程。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也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拨给了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室。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是因为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导致了一年之后那震惊世界、誉满全球的最伟大的发现。转眼间，中外古人类学家寻找祖先的脚步不知不觉便跨进了１９２９年。到了这一年，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周口店，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叫裴文中的年轻人。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商量之后，负责周口店发掘“北京人”遗址的担子，便历史地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的裴文中，当年挑起这副担子时，只有２５岁。正是这一多少有些巧合与无奈的安排，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人类本已写就的历史，使原本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政治家的他，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裴文中怀揣家里为他拼凑的几十块银洋，心里铭记着父亲“做人要正，成绩要硬”的教诲，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地质系。１９２７年毕业后，来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１９２９年春，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无人支撑时，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担子，搁在了裴文中的肩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难灭的希望，大伙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他们很意外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神秘的洞。裴文中爬过去仔细一看，洞穴至多能容得下一个人，并且一部分已被砂土填满，仅为一个薄隙。“这个洞穴，会不会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呢?”敏感的裴文中顿时喜出望外，心里一阵窃喜。他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找来一截绳子拴在腰上，再点燃一根蜡烛和攥着一支手电筒，而后对周围的人说道：“你们将绳子的这一头拽住，我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跳荡，裴文中辩不清洞的长度，只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身。他摸着洞壁往前大约走了五六米，便停下脚步，将弓着的身体慢慢蹲下来，然后瞪大眼睛仔细察看。这一看，简直让他惊呆了：一片片的白骨———远古动物的化石全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一块块的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像是上帝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望着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多少有点恐怖的心被骤然而来的兴奋替代了，这一极度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他猛地站起身时，脑袋竟撞在了洞顶那坚硬的石壁上，随着一声闷响，差一点使他昏倒过去。稍待片刻，裴文中在工人们的齐声叫喊中开始顺着绳子往上爬。他一边往外爬，一边用手电筒向洞壁的四周反复照射。说来真是奇怪，就在他的腿即将迈出洞口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凭一种直觉和多年的经验，他感到有重要的事情似乎马上就会发生，使他本来就很兴奋的心再度燃烧起来，以致于多年之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情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飘荡着因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感觉到这里将有很重要的发现!”裴文中爬出洞口之后，把洞内看到的情况向工友们作了简单介绍，工友们听了后，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经过简短的商量，裴文中和工友们又把洞口开大了些，然后才与乔德瑞、宋国瑞和刘义山三位工友一起下到洞底。裴文中他们平常在洞中发掘，一般是点汽灯，因汽灯比当时所有其他照明设备都好用。但由于这个洞穴的空间太小，他们每个人只好点燃一只蜡烛。他们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尽管四支蜡烛都在燃烧，都在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惨淡的光亮使４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由于裴文中的一只手上拿着蜡烛，挖掘时就只能靠一只手了。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此时此刻，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中无目的地乱飘乱荡，不时地洒落下来，给人带来几丝冷气；惨白的太阳从西方的山顶悄悄钻出云雾，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便再也没有露面。天就要黑了。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周围显得异常的寂静。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４个人不说一句话，全都屏住呼吸，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才证明洞里还有四个高级生命的存在。突然，刘义山大叫一声：“这是什么?!”裴文中和另两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急忙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去。“小心，先别动!我看看再说。”裴文中将左臂轻轻举起，一豆烛光悠悠荡漾开来，照耀着洞底，映射出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是什么?”三位工友齐声问道。“像是人头?”裴文中有些迟疑地回答说。“真的?”“我看看再说。”裴文中又仔细看了看，少顷，他突然惊喜地喊叫起来：“对，没错，是人的头骨!是人的头骨!”“真是太走运了!”三位工友也高兴得一起喊叫起来。而这一刻的裴文中，真是惊喜得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是啊，藏匿了５０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向她的子孙第一次露出了尊容———裴文中方才看见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原来竟是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这块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已经露出了一大半，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此时此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同一位刚从梦中惊醒的睡美人，正惊讶地瞧着眼前这位只有２５岁的如疯似狂的年轻人。而裴文中也痴痴地注视着这位姗姗来迟的睡美人，她的“美”令裴文中热血沸腾，身心颤栗，甚至连碰也不敢碰她一下。因为凡是搞考古的人都知道头盖骨化石的重要性，它最能体现它所代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古人类的原始特征；原始人和现代人相比较，差别主要就集中在头盖骨上。就在裴文中与那块隔了四五十万年的头盖骨相互注视的时候，天越来越黑了。有人提议，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了。再说，老祖宗已经在这里呆了几十万年，她哪里还会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还是让她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先睡上一宿再说吧!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应该立即把它挖出来，万一晚上出点意外，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裴文中没有回答，陷入思考中的他只摆了摆手，又摆了摆手……怎么办?是今天挖，还是明天挖?他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还是果断决定：由于夜间在野外放着不安全，今晚必须把头盖骨取出来。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慢慢操起了手中的铁锹……当裴文中在微微的颤抖中做完一切后，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便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这一时刻，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身心的颤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竟一时不知所措了。”他心里除了兴奋，就是忐忑不安；他明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又怕这一切会是一个梦。片刻，他才找来一根小小的撬棍，轻轻插入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遗憾的是，由于头骨已朽化成石，撬动中造成头盖骨破裂。这使他非常后悔，但恐怕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用什么东西将头盖骨装上带出洞去呢?裴文中一时犯了难。是的，都是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就在眼前!最后，裴文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于是他很快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而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躬腰走出洞穴。“挖到宝贝了，这是真正的宝贝儿……”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民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争相传播着消息。众人听到喊声，目光“刷”地射向裴文中手中捧着的棉袄。“到底挖出了啥宝贝儿?叫我们看看。”众人围住裴文中，眼里放出奇异的光。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几乎是哀求大家说：“大家不要抢，小心碰坏了。别着急，回去打开好好看，好好看……”“走，快回去，快收拾东西回去看看这个人到底长的是啥样子。”民工们吆喝着收拾发掘工具。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沉沉的夜色的包围中，显得格外的肃穆而空旷。风已停歇，雪却下得越发的大了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了。衣着单薄的裴文中紧紧搂抱着怀里的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回走着，走着，一片片的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肩上、身上，还有那冷飕飕的风，裹着那浓浓的夜，如同细细的皮鞭一般不时地抽打在身上，让人生出一阵阵的恐惧与寒意。裴文中尽管冻得全身直哆嗦，可他的怀里像是搂着一团火，直撩拨得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多年之后，他对此情此景依然记忆犹新：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更大得多。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冬夜，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却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怦怦地跳，两腮和耳朵根热辣辣的。我怀抱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５０万年前的人类就躺在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怀中，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夜色中的裴文中摸索着回到当年师丹斯基和步林等人住过的乡村寺庙———也就是他现在的指挥部兼宿舍后，匆匆吃了几口饭，便将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向北平的翁文灏所长报告这一惊人的发现：尊敬的翁所长先生：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址第九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作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北平面交。裴文中敬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晚匆匆翌日一早，裴文中派专人把信送去北平。送信的人前脚刚走，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接着便跨进了邮电所的大门，又急匆匆地给步达生拍了一封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北平方面接到裴文中的信和电报后，消息迅速传开。科学界在一片哗然之后。是的，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的发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并使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的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此前，古人类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距今约一二十万年，属“古人”阶段。也就是说，在裴文中未发现这块“北京人”头盖骨之前，人类只有一二十万年的历史。然而这个世界却因年仅２５岁的裴文中的出现，便使人类的“寿命”一下子多了几十万年!很快，中国北平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传遍全球。全世界的人类学界、考古界都被震动了。北平城里的大街小巷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谈。与此同时，国外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有文称：“北京人”遗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历史的转折，常常带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不难想象，如果撑饱了肚子的日本人在１９３７年没有发动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那么有关“北京人”的故事，肯定将是另一种结局，也是另一种过程。然而，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口店和“北京人”的命运也由此而被改变。而且，战争一旦发生，便势如破竹，难以阻挡，尽管许许多多的中国爱国将士对日寇进行了英勇而又顽强的抵抗，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１９３８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严重受阻。为摆脱其内外困境，以图“死中求活”，日本只好又将战火向东南亚丛林推进。而世人所知的南洋，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和托管地，是石油、橡胶、锡、镍、茶叶、大米等重要物资的著名产地，且又处于欧亚两大洲及印度的海上咽喉要道，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本对此悍然采取军事行动，无疑是拿英美开刀，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与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于是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由此加剧。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欧洲战火突起。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日本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３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开刀侵略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对此，１９４０年５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刚刚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１９４０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西亚、新加坡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美国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日本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你来我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尽管双方的关系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彼此都引而不发，各打各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日本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期在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于是，太平洋上空，乌云密布……面对如此险恶的日美战争局势，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了。因为如果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而已晋升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急。于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怎么办?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怎样存放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便成为摆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有中外科学家们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学院的门前，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是一块最安全的地方了。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１９３５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经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作过反复地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这个方案提出后，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也就否定了上述提案。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而裴文中的内心，也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因为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三个方案：１．在北平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２．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３．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因为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重大，而一时又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麻烦就更大了。现在，日本人进攻南太平洋已箭在弦上，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开始劝告、催促美国华侨尽快回国。魏敦瑞因为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鉴于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马上改入美国国籍，去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必须定居美国。所以，魏敦瑞今天再次来找裴文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裴文中同意他将“北京人”化石标本带到美国去———他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裴文中也正为此事心急如焚。近一时期来尽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还是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两全其美的、肯定可行的具体办法来。他听了魏敦瑞的意见后，觉得确有道理，原则上同意魏敦瑞将“北京人”标本带回美国，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裴文中个人是断然不敢作主的。所以，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下午，裴文中和魏敦瑞便一起来到美国驻华公使馆，请求美国公使馆的负责人向远在重庆的翁文灏发去一封他俩共同签署的请示电报。因为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现在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而当年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又是他亲手所为，所以，如果没有他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北京人”化石要想运出国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北平情势日趋恶化，“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宜势在必行，不可再有延迟。余等再三思虑，转移方向有二，分别为重庆、纽约。最终去往何处，请指令。电报发出后，魏敦瑞和裴文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余下的事情，就是在焦虑中等待，在等待中焦虑。然而，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或者出自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等不到重庆方面的任何一点回音。等不到复电的魏敦瑞每日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而时间却在一天天过去，战争的脚步在一天天逼近，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坏，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现状，使这位几乎对“北京人”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科学家一想起“北京人”的安全问题，便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他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几次轰动世界的人类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可能会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爱莫能助，这时的他若是再不尽快离开北平，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做出先离开北平前往美国的决定。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的犹太人，这位极负责任的科学家，在临走前却为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１９４１年４月初的一天，魏敦瑞把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到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是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了!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力去改变它。惟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魏敦瑞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魏敦瑞说：“你用邮寄的办法，给我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胡承志说：“您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寻找、研究了六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怀着深深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中国。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临别时的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制作“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第一套模型他在８月便已完成，并及时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教授，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不久，魏敦瑞给胡承志回信说，他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尽管胡承志既费神又费力，但他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制作模型任务。他所做的这些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魏敦瑞离开中国后，便定居美国，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尤其是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猿，巨人及人》这本专著，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性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这位极富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的战局下，离开北平的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的准确，并能很有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丢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都应该向他致敬时间的脚步跨进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后，世界的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同年６月２２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的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长驱直入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７月２４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１０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日美大战，一触即发。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度日如年的裴文中，还是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焦灼的等待，便是等待的焦灼。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的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而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而在１９４１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就更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了。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他早就收悉了。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的联系。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但由于“北京人”化石早已享誉全球，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也难以完全作主。所以，为慎重起见，他又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本人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如数归还中国。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这才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１９４１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我们在未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美国公使馆的那位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斐文中当即便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１１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自己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隐秘、复杂起来；而日美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据有关资料表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日这天，是个没有太阳的日子，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就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赫德上将在打太极拳的时候，是任何人不许去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手脚，匆匆奔向办公室。自１９２７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彼此水火不容、刀兵相见，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驻华美军虽然身处战争漩涡，却始终能够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与伤害地平安度日。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战事眼看就要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不得不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官兵们越发地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并随时都在作着各种时凶时吉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虽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７月２４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但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何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驻华的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而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里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当然，忙乱中的美军们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召开的御前会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令部便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站在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统统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驻上海美国海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１１月２０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１１月２１日，美驻华使馆又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１１月２６日晨６时３０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六艘航空母舰，盛载４００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鸟号”两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一艘轻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船，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１１月２７日，美国驻上海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３００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了“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但不幸的是，当这３００名美国海军官兵刚刚登上轮船，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告别仪式根本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轮总统号”巨轮。下午２时，“麦迪轮总统号”解缆拔锚，离开上海黄浦江，直驶菲律宾。１１月２８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４５０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于是，１２月２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驻屯北平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目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一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同日，美国驻华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见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平、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的归国撤退行动。一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北平，一片混乱。“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１９３１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１１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１２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胡承志：大约２个多小时。笔者：２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胡承志：因为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即１９３７年的６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胡承志：博文的秘书。笔者：秘书?男的女的?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笔者：叫什么名字?胡承志：记不清了。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胡承志：也不知道。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胡承志：没有。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笔者：后来呢?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笔者：听谁说的?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笔者：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笔者：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笔者：常文学是干什么的?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笔者：说常文学帮着推了箱子，其根据是什么呢?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第二个根据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北京人”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笔者：后来的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笔者：问题是，有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又有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笔者：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胡承志：是这样。笔者：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笔者：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胡承志：我是在１９４７年才出差到北平的，并未见到博文。笔者：那就是说，你并没有从博文那里问过“北京人”的下落情况。那么别的人又问没问过博文呢?比如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如果问了，是什么情况?若是没问，为什么又不问呢?因为“北京人”到底交没交给美国公使馆，只有博文和胡顿院长知道。胡承志：我不知道他们问没问过博文。笔者：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胡承志：不知道。笔者：后来呢?胡承志：后来?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笔者：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胡承志：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笔者：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胡承志：因为“北京人”只要一装箱，准出漏子。你们想想看，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正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弄走了，或者搞丢了，不光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笔者：(听到这儿，笔者深为胡承志先生的精明而感到惊讶。因为在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人员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对“北京人”装箱后的命运和结局具有如此高明、准确的洞察和预测)您逃走后，又跑到哪儿去了呢?胡承志：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每天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笔者：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胡承志：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而且，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的确，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北京人”的踪迹了。“北京人”的命运，从此紧紧攥在了美国人的手上。据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仅在保险库里存放了一个晚上，美国人第二天便与其他重要物件一起，急急忙忙转运到了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为了确保中国的“北京人”化石能安全地转移到美国，美国方面从公使馆官员到协和医学院领导以及有关工作人员，都纷纷积极地行动了起来。甚至，美国公使馆还为“北京人”化石的转移问题，专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转运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北平撤退时，先负责将“北京人”化石护送至秦皇岛，然后再随同正从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北京人”化石负责安全护送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是据说，１２月５日凌晨５时，携带“北京人”化石的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在冬日寒冷的雾霜中离开北平，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悄然驶向了位于渤海边的秦皇岛。因为按计划，“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于１２月８日驶达秦皇岛，接走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然而，当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抵达秦皇岛后，１２月７日突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紧接着，１２月８日日军便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平、天津以及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而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舰追逐，最后在上海附近扬子江口触礁(也有说是被日本炮火击中)，搁浅在了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最终未能驶往秦皇岛港，“北京人”化石自然也就没有装上“哈里逊总统号”。从此，世界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下落不明。在“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的同时，日美之间也在加紧进行着战争的最后准备。８日正午１２时，美军代表罗滨逊中校正式向日本军方作出答复：“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就地无条件解除武装，听从日本军队的安排。”８日下午２时４５分，驻平美兵营内１２０余名官兵全体集合，庄严、整齐地排列在美国星条旗下，在美国国歌的乐曲声中，由哈斯特上校亲手降下了悬挂了１４年之久的美国星条国旗。当美国国旗缓缓降落之后，哈斯特上校举手敬礼，以示告别。官兵们清楚地看见，哈斯特上校脸在抽搐，手在颤抖，两行混浊的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进行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说。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也就是１２月９日，美国、中国政府相继宣布对德、意、日宣战。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法国、波兰等２０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包围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同时，对美国驻华公使馆以及燕京大学、育英、慕贞等大中小学校，也全部进行了封锁。北平协和医学院，自然也在劫难逃。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日方负责人，是日军大尉军官松桥。松桥曾留学德国洪德堡大学，获医学博士，他的老师，便是魏敦瑞的学生。此前，松桥曾多次作为日本学者，来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参观过“北京人”。由于他是学医出身，又对考古和人类学有所研究，所以日本方面特地派遣他来接管协和医学院，同时负责搞到“北京人”化石。松桥带领的日本占领军在协和医学院的行动，比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干脆、利索得多，还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占领了协和医学院的每个要点，并将住在协和医学院内的美国人全部捕获，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以及一名美国大夫和正在协和医学院养病的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也统统被拘押在了胡顿的住宅里。然而，松桥这个穿着马靴、挂着战刀的“日本侵略者”，与别的日本侵略者似乎有所不同，他首先张贴布告一份：凡是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工，一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把图书馆和资料标本保存好!他说，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是亚洲第一流的医学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极其珍贵的、绝版的图书，这些书不像设备、仪器什么的，丢了还可以再买，而是一旦丢失，就无法弥补。所以他明确规定：所有图书只能还，不许借。同时，他还下令将所有资料和标本全部封存起来，不许乱动，不许丢失。每天还到各个办公室进行检查，一旦有违规现象，立马处置。据说，有一天，协和医学院的一个中国人在办公室闲着无聊，正拿着一枚印章在一本英文词典上瞎盖，恰好被进来的松桥看见了，松桥当场便将这本英文词典没收了，说这是图书馆的书，不许随便损坏……正因为此，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不仅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未遭毁坏，其他不少珍贵的资料和标本，也有幸得以保存。当然，也正因为此，松桥后来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和美国人关在了一起。其罪状有两条：一是接管协和医学院后对“北京人”追查不得力；二是对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太仁慈。据被关的美国人说，松桥被日本宪兵队整得够呛，受的苦比他们多得多。他被关了两年，才从宪兵队放了出来，但日方却不再管他了。他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最后还是美国人博文将他收留在协和医学院靠北边的一间房子里暂居下来。战后，松桥回到了日本，据说日子过得十分凄凉，但他心里却特别的踏实。他常常对友人说，在中国的那段日子里，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与松桥同时进驻协和医学院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的教授长谷部言人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长谷部言人过去对“北京人”就垂涎三尺，但始终未能如愿，故日本文部省对他在中国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他是日本帝国派往远东最无能的一个人。但，就在他为“北京人”绞尽脑汁而又一筹莫展时，他得到了日军将要封锁协和医学院的消息，这对正处窘境中的他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因此，一到协和医学院，长谷部言人便带着两名手持大枪的日本宪兵，直奔掌握着存放“北京人”的地下室保险柜密码的息式白小姐的房前。息式白小姐曾是魏敦瑞先生忠实的秘书，魏氏去美国后，她一个人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继续从事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保管工作。这个夜晚的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被日本宪兵从床上“请”了出来，而后挟持着来到了娄公楼地下室藏有保险柜的门前。“打开!”一个日本宪兵以命令的口气说道。“我……”息式白摊摊手，耸耸肩，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息式白小姐”，长谷部言人道，“你不要再演戏了，我们非常清楚，这间地下室归你保管，也只有你知道里边那个保险柜的密码。你就赶快动手吧!”“没有博文的命令，我无权打开这间屋子。”息式白辩解说。日本宪兵冷笑道：“息式白小姐，你别再指望博文了，他和你们的胡顿院长都被我们抓起来了!”“什么?!”息式白大惊，望着眼前的日本人，不知如何是好。长谷部言人态度有些缓和地说：“息式白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日美战争已经爆发了，中国的北平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了!”“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息式白双手捂住自己惊恐的脸。“是真的，我们不会骗你。”长谷部言人伸手拍了拍息式白的肩膀，“息式白小姐，你不用怕，只要你打开房门和里边的保险柜，就没你的事了。”“我、我没钥匙。”息式白借口道。“钥匙在哪里?”日本宪兵有点急了。息式白一看抵赖已经没用了，只好嗫嚅道：“在我房间里。”“走，马上回去取!”日本宪兵吼道。两个日本宪兵押着息式白，很快便将钥匙取了回来。在两个布满杀气的日本人的逼视下，地下室的铁门在息式白的手上打开了。紧接着，无奈之下的息式白又被迫走到保险柜前，伸手按动了只有她和魏敦瑞才熟知的密码键盘。片刻，随着息式白那细长的手指在密码键盘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柜的密码很快便被破译。而后，她抓住保险柜的把柄轻轻一拉，那足有１５英寸厚的钢质大门在昏暗的灯光下“嘎”地叫了一声，才极不情愿地敞开了那不知有多少人朝思暮想的神秘之门。长谷部言人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但他尽量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将脸贴在保险柜上，而后瞪着双眼，在保险柜中仔细查找起来。他们先拿出一块磨光的鹿角，一盒獾的犬齿、一盒狐狸犬齿，接着又拿出４块石器和７本电影胶片……然而，当长谷部言人等兴冲冲地将保险柜中的一切全被查找完毕后，这才发现，他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已经不翼而飞，存留在保险柜中的不过是一具假的石膏模型!满怀希望的长谷部言人面对空空如也的保险柜，心猛地一沉，一下便预感到了事情的复杂和玄妙。长谷部言人立起身来，两手交错，一边在保险柜前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拍着手上的尘土，而眼里不时射出的，却是一道道近似绝望的凶光。他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的息式白，带着仇恨似地逼问道：“说，你把真正的‘北京人’化石藏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息式白这下倒显得冷静起来。“你，快说，到底弄到哪儿去了?!”长谷部言人急了。此时的息式白已完全清醒过来，知道了日本人的真正用意。她看了看眼前这位道貌岸然的日本“教授”，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想说。是的，她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不久前，她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这位一副谦恭模样的日本“人类学教授”，并多次友好地为他讲解过关于中国“北京人”的发掘、研究等情况。只是到了后来，当息式白听裴文中说到长谷部言人可能居心叵测时，她才对这位日本“人类学教授”冷淡起来。然而长谷部言人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依然一如既往地来协和医学院参观、访问、学习，还主动与她攀谈：“魏敦瑞的离去是‘北京人’研究的一大损失”；他“对魏氏的研究成果表示由衷的敬佩”云云。现在，望着眼前这位气急败坏的日本“学者”、“教授”、“人类学家”，息式白小姐一切都明白了。她毕竟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何况她此时的愤怒，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宪兵眼中的凶光给她带来的胆怯与恐惧。她斜视了对方一眼，轻轻摇了摇头，便背过身去，不再说话，用女人特有的藐视作为抵抗的武器。站在息式白面前的两个日本宪兵，此刻似乎再也不需要掩饰什么了，因为整个协和医学院已归日本人所管。他们看了息式白一眼，冷笑了两声，说道：“息式白小姐，你是说，还是不说?”“我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在这里说，那就请你到别的地方去说吧。”“去哪里?”“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去!你们放了我!”息式白大叫着。但息式白还是被两个日本宪兵带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座被日本兵看守着的不知名的别墅里。日本人对她先是审问，后是威逼，再是利诱，但息式白还是什么也不说。但到了后来，当她经受了一番灵与肉的苦苦折磨之后，终于还是不得不作了如下陈述：“北京人”化石已根据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指示，于１２月５日装箱转移。这天上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派了一辆卡车来协和医学院将“北京人”化石拉走了，听说是要搭乘由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这属重要机密，“北京人”化石拉走后，是存放在美国公使馆里，还是已经被运走，我一无所知，实在无可奉告。到此，日本人感到从息式白身上再也无油水可榨了，只得将她放了出去。息式白释放后，仍回到了协和医学院。但她的工作和日常行动，始终处在日本人的秘密监视之中。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寻找，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很快又将关押在美军集中营的博文抓进了息式白刚刚受过凌辱的那栋别墅。面对博文这种身份的美国人，他们先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好言相劝，最后便让日本宪兵拳脚相加。但被日本宪兵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的博文，在狱中对“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到底是怎么交待的，我们在采访中没有听到持有根据的准确的说法，也没查到可靠的资料，只是听几位相关的人士说，博文交待的大致内容是：“北京人”化石由胡承志装完箱后，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很快又将它送到了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可“北京人”在地下室里只存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押送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１２月５日，美海军陆战队又派人从美国公使馆拉走了“北京人”化石，并立即送往了秦皇岛港。据说，他们将在那里等待原定１２月８日抵达秦皇岛港口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而后将“北京人”运往美国。但“北京人”现在到底在哪里，具体情况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博文的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时至今日，无人知晓。比较可靠的事实是，几天后，被折磨得满身伤痕累累的博文，又被日本宪兵队重新送回了美军集中营。就在息式白和博文在那间不知名的别墅里遭受毒打和审讯时，日本松桥大尉和长谷部言人指示日本士兵，也在协和医学院所有可能藏匿“北京人”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反复严密的搜寻。然而，这伙日本人除了找到了一些类似他们在地下室保险柜中见到的“北京人”的石膏模型外，对真正的“北京人”化石依然一无所获。那么到底是谁这么快就把“北京人”化石弄走了呢?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长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个人。长谷部言人想到的这个人，是裴文中。作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裴文中，在后期为什么没有参与十分重要的“北京人”的转移工作，至今也是个谜；而后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内，对此也没作出任何解释。我们只能由此推导的是，尽管裴文中密切关注着“北京人”的安危，但这时的他并不知道“北京人”已经失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要与裴文中切磋考古问题，而只有一个企图。那就是尽快想法从裴文中口中打听到“北京人”的下落。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当他们从日本的《考古报》上第一次看到裴文中那张手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满面春风得意的巨幅照片时，心里就很有“想法”了。今天，日本帝国的大炮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通向中国的方便之门，他们当然很想把多年的“想法”尽快变成现实。所以，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裴文中面前时，已完全失去了往日东洋帝国大学“教授”和“人类学家”的风度，张口就问：“裴文中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吗?”其口气既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审查。从来者的口气中，裴文中敏感地预感到“北京人”的命运可能不妙，但又转念一想，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国人手上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你们应该去问美国人才是。”“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长谷部言人说，“美国人还没把‘北京人’运出中国，就不翼而飞了。我想，‘北京人’现在身在何处，你不会不知道吧?”裴文中一听“北京人”还没运出中国，而且已不翼而飞，心里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明明已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北京人”化石曾藏身在北平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方式存活了几十万年，并始终默默注视着人类的变迁，而今，子孙们好不容易与老祖宗会了面，可丧心病狂的日本人不仅侵略中国，甚至连几个“北京人”头盖骨也不肯放过!“北京人”既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珍宝，也是世界考古学界的珍宝，若是真的丢了，其损失是根本无法弥补的!于是，看着眼前两张如饥似渴、恼怒不堪的脸，裴文中心里当即升腾起来的，是一股对日本人莫大的怨恨。不过，裴文中转而一想，这“北京人”一时失踪，没准儿还是一件好事情呢。因为“北京人”不管落在谁的手上，都比落在日本人手上强!因此，他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便再也懒得说什么了。面对裴文中紧闭的嘴，两个日本“学者”无可奈何。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便很是客气地告辞了。不过，临走时还是留下了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再见，后会有期。”“再见”后的裴文中，当然会好好想一想。但想到裴文中的，决不止一个日本人。大约就在裴文中回到协和医学院上班后的第三天，松桥大尉忽然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松桥大尉进屋后并不急于坐下，而是先环视了一下四周，接着又和裴文中拉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才淡淡地问道：“裴先生，你知道‘北京人’标本存放的地方吗?”“知道啊。”裴文中朗声答道。“在哪里?”松桥大尉一下显得兴奋起来。“不就在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吗?”裴文中说。松桥大尉摇了摇头，情绪陡然又低落下来。他看了裴文中一眼，一屁股便坐在了凳子上。而后，只喝水，不说话。裴文中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拿起桌上的报纸，一声不吭，埋头看报。松桥大尉坐了大概有几分钟，这才起身道别。出门后，他又转过身来，几乎是附在裴文中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裴先生，你没说实话!”第二天，松桥大尉又向裴文中打来电话，约他晚上到他住的宿舍里“谈一谈”。当晚，裴文中按时来到松桥大尉的宿舍。松桥很客气，让坐，倒茶，一切都是熟练的中国式礼节。而且，大尉虽是日本人，却能说一口比较清楚的中国话。两人“谈”了一会有关协和医学院的一些情况，似乎便再也没有多的话可说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有关“北京人”的事情，日本大尉只字未提，裴文中也就佯装不知。局面有些尴尬。松桥大尉马上站起身来，提议说：“裴文中先生，我请您到咖啡馆去坐坐如何?”“请便。”裴文中依然不卑不亢。两人很快来到一家咖啡馆。松桥大尉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先请裴文中落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此刻，已近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显得很是安静，在场的除了几个中国人外，几乎全是日本人。松桥大尉端起咖啡，并没急于送进嘴里，而是先看了裴文中一眼，然后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裴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请说。”裴文中欠了欠身子，伸手端起了桌上的咖啡。“您能不能告诉我，‘北京人’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裴文中喝下一口咖啡，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怎么，你们没去?”松桥大尉的情绪有点激动了：“裴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们的人已经去过解剖系了，那保险柜里的‘北京人’化石是假的，而且还知道是美国人弄走了真正的‘北京人’标本。这骗不了我们。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我的办公室离那儿很远，确实不知道。”裴文中说。松桥大尉急忙安慰道：“裴先生，说吧，不要紧的。协和医学院被我们接管后，我们仍然会对你格外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不过———”大尉端起咖啡杯，继续说道，“我可要实话告诉你，这事如果军部不再有人追问，你还可以照常工作，我们只负责把协和医学院改为一所日本伤兵医院就完事了。至于其他事情嘛，也就顾不上了。但是，若是军部再要追问起来，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知道吗?”“知道。”“那就请赶快告诉我实情吧，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松桥大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然后突然改用日语说了声“再见”，便疾步离开了咖啡馆。咖啡馆依然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几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审讯，然后便对他厉声吼道：“拿出来!”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裴文中这才明白了一切，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受人旨意，来没收他的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是不能离开北平的，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很困难的。但没有办法，他只好掏出了居住证。宪兵们几乎是一把从裴文中手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只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平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于是裴文中想，“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追问下去了吧?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４１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只好发资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２０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据裴文中回忆，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