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传统战略思想是一次大考，海洋战略思想也自不例外。战争结束之后，各国的海军战略家对于战前的思想都开始进行再检讨，并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新技术对海军战争的冲击，但也同样地相信海权的未来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海洋战略的理论著作并不太多，不过，也还是有值得介绍的学者和思想。 在英国方面，最杰出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即为李奇蒙（Admiral Sir Herbert William Richmond，1871–1946）。李奇蒙在1885年进入英国海军官校，成为一位海军职业军人，他的官运还算是不错，到1929年升至上将，1931年从海军退休，又正式转入学术界，受聘为剑桥大学海军史教授以及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的院长，到1946年逝世。他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具有强烈的活力和高度的智慧，他在海权思想领域中的成就是可与柯隆布兄弟、马汉、柯白等人并驾齐驱。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奇蒙即已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敢于向正统教条挑战，反对海军政策受到物质主义的支配。他强调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那是传播正确战略观念的有效工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李奇蒙认为在英国海军的指挥和思想、物质和心理中，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而其主要原因则为英国海军未能发展其学术机构，并长久忽视军官的高级教育。 1906年，当时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长费歇尔把李奇蒙调到海军部充任他的助理，凡充任是职者多为一时之选，换言之，李奇蒙已被预定将接受快速的升迁。两年之后，他升任上校，并被派为“无畏”号（HMS Dreadnought）军舰的舰长。那是英国国内舰队（Home Fleet）的旗舰，也是费歇尔的革命性、全大炮（all big–gun）战舰中的第一艘。尽管费歇尔很赏识他，但李奇蒙对这位长官却颇感失望。因为他希望能把费歇尔的眼光导向比较广大的问题上，例如全面战争计划作为和现代海军参谋制度的建立，但结果都未获成功。 在这个阶段，柯白成为他的好友。柯白对于这位年轻的上校非常欣赏，鼓励其发展治学的本能，培养其对较高深战略问题的兴趣。并且还告诉他若欲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则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在柯白的指导之下，李奇蒙开始撰写其第一部主要历史著作，书名为《在1739年到1748年战争中的海军》（The Navy in the War of 1739–1748），共分三卷。此书建立了其作为史学家的地位，以后又获得英国三军学会所颁发的齐斯雷金质奖章（Cheaney Gold Medal）。那也是极高的荣誉，因为到当时为止，海军军官曾获此奖者仅有马汉一人而已。这部书的著作对于李奇蒙思想的形成亦为重要的过程，使他了解了海洋战略的主要观念，海军参谋组织的任务，以及海陆联合作战的需要。 当他离开“无畏”号之后，李奇蒙被派指挥一艘第二级巡洋舰，可谓投闲置散。但对于李奇蒙而言，他却并未吃亏。因为那使他换得了几年的时间，而时间对他非常重要。他除完成了其著作以外，还替海军记录学会另外编辑了一本书，同时又在海军战争学院兼任讲师。此外，又在该院中号召若干有思想而也希望改革的学员和教师共同组成一个“海军学会”（Naval Society），并出版一种季刊，名为《海军评论》（The Naval Review）。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奇蒙所作的一切改革努力以《海军评论》的创办最具成效，也最持久。他希望经由此一管道，在海军内部引发学术研究的风气，打倒高级将领对战略思想的垄断。李奇蒙说：“我希望发展一种彻底思考的习惯，遇事都要寻根问底，以来建立原则，并扩大我们对较高层次的兴趣。”为避免官方的检查，又决定使这本《海军评论》成为私人刊物（Private Journal），其发行只限于学会的会员。为保护投稿者并鼓励来自各阶层的自由讨论，也采取不署名的办法。尽管其会员已增加到一千人以上，而且还获得邱吉尔和巴顿堡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mberg，当时的海军参谋总长）的支持，但大多数高级军官对这份期刊仍保持敌对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官方曾对其实施检查，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予以解除。 期刊固然是办得非常成功，但毫无疑问，李奇蒙已经变成一位不受欢迎的异端分子。因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也就时常受到排挤，而很难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战争结束之后，一向与他私交颇深的毕特（Admiral Beatty）在1919年出任海军参谋总长，于是李奇蒙才又再交好运。他不仅升了少将，而且奉派到格林威治负责重开“高级军官战争班”（Senior Officers War Course）的工作。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任务：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教师的才能，而更能任其创新的观念得到实际应用的机会。同时，他仍继续其著作努力，并扩大其接触范围，从少壮军人的圈子发展到较广泛的学术界。 李奇蒙在1923年到1925年之间，调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并晋升中将，1926年又回到伦敦出任新成立的帝国防卫学院（Imperial Defense College）的第一任院长。李奇蒙对于这个学院的创建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并使其终于成为对国防问题能作较深入研究的重要机构。对于李奇蒙的一生事业而言，帝国防卫学院的创建应该算是一块重要的纪念碑。 帝国防卫学院的院长也成为李奇蒙的最后公职，他虽在 1929年升任上将，但在同年11月，在《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两篇署名的文章，其标题一为《较小的海军》（Smaller Navies），另一为《主力舰》（The Capital Ship），引起其与官方政策的最后冲突，并导致其两年后的被迫退休。许多年来，李奇蒙都一直反对海军部对于大型战舰的偏爱。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前，他就已经对英国的造舰计划表示怀疑。他认为不应以与其他国家保持物质平等（material parity）的观念来作为计划的基础，而必须重视下述两点考虑：（1）潜艇和飞机的未来冲击，（2）现实经济因素。李奇蒙主张英国应根据其本身的需要，采取一种较合理的路线，把主力舰的吨位定在较低的限制上。姑无论其理论的优劣如何，但那是与海军部的官方思想相违背则毫无疑问。于是李奇蒙受到严厉的谴责，最后在1931年被迫退休。 [ 注：Eric J．Grove，“Richmond and Arms Control”，in Mahan Is Not Enough，ed．，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Hatendorf（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p．227–241． ] 退休并不可能使李奇蒙从此保持沉默，当然也不是其事业的终点。事实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从此更上层楼，而达到其最高峰。在其人生旅程的最后15年内，李奇蒙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在剑桥大学出任教授和院长，而欧洲和美国也都纷纷请他去讲学，真可谓实至名归，德高望重。 由于其学问是如此渊博，其兴趣是如此广泛，所以其作为学者和改革派的影响也交织在一起而不易区分。他虽然有其特殊的战略思想，但又并不曾作有系统的发展，而必须从其个别著作中去加以探索。作为一位思想家，对李奇蒙的评价还是应以其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无论就范围、深度、治学方法、写作技巧哪一方面来看，李奇蒙都有资格算是“良史”（a good historian）。不过，李奇蒙又并非以纯粹的历史学家自居，他的真正目的是探求战略智慧（strategic wisdom）。他认为历史实为智慧的宝库（a treasure–house of wisdom）。李奇蒙又认为： 所有一切的战争，无论为古代或近代，都有贡献，不过，任何一个单独的战争，不管它是如何近和重要，都不应容许其支配思想。 [ 注：H．W．Richmond，“The Use of History”，in National Policy and Naval Strength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28），pp．279–293． ] 就某一方面来说，李奇蒙的战略思想很容易研究，因为自从1915年以来，他的基本观点和路线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任务还是有其困难，因为他除了写历史以外，其他的文章都是以批评眼前的政策为目的，所以也就缺乏有系统的思考和完整的理论。他始终不曾对海军战略写一部正式的典籍（a formal treatise）这应该要算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及其晚年，李奇蒙本人似乎也日益希望能够完成此种心愿。他在1936年曾经告诉他的老友波仑（Arthur Pollen）说他希能写三本书。他指出其第一本书将概括说明从伊丽莎白时代到1918年的英国战略，所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政治家如何使用其所能运用的海权和陆权，以及战略实际上是如何作成。这本书他已经完成。首先是1943年在牛津大学的福特讲座（Ford Lectures at Oxford）中提出，然后在1945年以《政治家与海权》（Statesmen and Sea Power）为书名出版。毫无疑问，这是其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而就多方面来看，对于此一主题也应算是最佳的探讨。 [ 注：H．W．Richmond，Statement and Sea Power（Oxford，1945）． ] 李奇蒙在其写给波仑的信上又继续说：“这本书完成之后，我就想写一本以战略为主题的书，那多少是比较抽象的；假使我还能活下去，我就再想写一本有关战争的书，因为我相信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真正已经学得的教训实在非常少。”但因为其历史研究把他的时间都占用了，结果为这两本书都没有写。 [ 注：Daniel A．Baugh．“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and the Objects of Sea Power"，in Mahan Is Not Enough，p．16． ] 要想了解李奇蒙的战略思想，则必须重视其对于技术的观点。他的战略思想始终能维持其自我意识，而不受“物质主义”的左右。在1918年之后的平时阶段中，有关物质方面的决策一方面必须考虑迅速进步的空中和水下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巨大全球责任所构成的战略环境。不过，辩论的焦点又还是放在“战舰问题”（battleship question）之上。高级军官坚决主张仍应维持战舰惟我独尊的地位，并继续寻求工具以来减低其对鱼雷、水雷、炸弹攻击的易毁性。但在另一方面，战舰的易毁性又导致其他的海军军官，以及许多民间学者认为它已经落伍过时。双方在辩论时又都是以有关物质问题的假定来作为主要基础。 李奇蒙的意见则为战略因素与技术因素的整合。他承认若有竞争的国家建立战斗舰队，则英国也就必须维持一支同样的舰队。但所谓竞争的国家又在哪里？就理论而言，美国可以算是一个竞争的国家，但英国的战略是从未假定英美两国之间会发生战争。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复杂，但英国除非有同盟国的支持，否则必然会尽量避免在远东进行战争。于是所剩下的仅为欧洲国家，至少，最近也尚无任何欧洲国家能建造与英国抗衡的战斗舰队。假使这种情况若有所改变，则英国海军自应采取对抗措施。于是李奇蒙在1934年指出：尽管已无此必要，但仍有人坚决主张英国应维持大战舰，这实在是很难理解。 [ 注：Daniel A．Baugh，“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and the Objects of Sea Power"，in Mahan Is Not Enough，p．33． ] 李奇蒙对于空权与海权的关系也有其精辟的见解。就全面而言，他相信航空已在海洋战争中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但他又正确地指出： 飞机的发明所带来的结果并非空权已经取代了海权，而是一种重要的新海权工具已经出现，它将使海上作战的指导发生重大的改变，正像当年的汽船以及后来的水面和水下鱼雷艇一样。 [ 注：H．W．Richmond，Sea Power in the World（London，1934），p．138． ] 概括言之，李奇蒙的思想有一种反物质主义的趋势，与时代潮流似乎是背道而驰，所以，他经常与英国海军主流派为敌，也是理所当然。不过，他强调战略的重要则还是值得称赞，李奇蒙曾指出： 虽然技术的辩论可能非常有力，但政策的辩论也许还更为有力。而就长远来看，政策的错误要比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要比战术的错误，战术的错误要比技术的错误，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 注：H．W．Richmond，“Some Naval Problem”，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Feb．1938），p．202． ] 所以，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更是一位战略学家，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其观念的完整，见识的高深。不过，他究竟还是不能自立宗派，其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不如马汉和柯白那样崇高。尽管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李奇蒙的思想和著作仍然是担负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任务。欧陆国家 在欧洲大陆上最值得推崇的海军战略思想家为法国的卡斯特上将（Admiral Raoul Castex）。他从1929年开始出版其巨著《战略理论》（Théories stratégiques），共五卷，到1937年才全部完成，对于海洋战略可以算是空前未有的最完整的理论探讨。他的思想似乎是马汉的正统思想与法国少壮派的异端思想之间的最佳整合。在基本海权观念上，卡斯特几乎完全同意马汉的看法，但当他分析现代海军战略问题时，则又时常采取少壮派的观点。卡斯特以后又曾出任法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院长，他的思想对于英美两国的海军虽无太大的影响，但在欧陆上却有很广泛的传播。概括地说，对于西方海军思想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演进，卡斯特及其著作实为一个关键因素。 正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海军军官一样，卡斯特相当重视技术因素对海军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可能产生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新的技术发展（例如潜艇和飞机）将使大型水面军舰的重要性受到任何严重的影响。当然，在新的环境中，水面军舰必须采取与过去不同的作战方式，才能发挥其所装备的新武器的功效，尤其是空中优势现在已经变成海洋优势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水面兵力仍然像过去一样重要。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Paris，1929），vol．Ⅰ，pp．276–278． ] 卡斯特深知制海权的重要，并且相信若欲获致制海权，则仍需要大规模地使用有组织的兵力。他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松地或廉价地赢得，而必须用战斗手段来击毁敌方的有组织兵力。卡斯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仍足以显示海面的控制还是海洋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就时间和空间而言，此种控制的程度和范围现在可能会变得日益缩小。制海权本来就是一种相对观念，即令对海洋享有绝对的主权，也还是不能阻止敌人在此水域中出现。所以，制海权的真正含意为控制海上交通，以求达到我方的战略目的。 [ 注：同上书，pp．99–105。 ] 至于如何获致制海权的问题，卡斯特所提出的答案完全代表正统的观念，也就是马汉的观念。简言之，必须集中“有组织的兵力”（舰队）作一次海上的决战。他又指出虽然有时只需用某种形式的封锁，就能削弱拒绝战斗的敌军，但任何海洋战略还是应以海上决战为主要目的。卡斯特又认为若欲攻击敌方的海岸或其航运，则成功的先决条件还是制海权。在尚未能确保制海权之前，即贸然想发动这样的攻击，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动，不应轻易尝试，因为所用的兵力很易于为敌方主力舰队所击毁。不过，就理论而言，固然是必须先赢得制海权，始可发动对敌方海岸或贸易的攻击，但实际上，有时由于需要而又无法遵守此种成规。因此，遂又可以显示所谓理论者只是一种概括的原则，而并非绝对不变的真理。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Paris，1929），vol．Ⅰ，p．154，p．214． ] 卡斯特也像其他的欧陆海军战略家一样，相信英国的地位正在日渐衰颓，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中，海权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将不会像在帆船时代中那样重要。他认为战略会随着战争的物质条件而改变。最显著的结果即为海权的攻击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中都已开始减弱。连续封锁的结束使其在时间上的效力降低，潜艇和飞机限制其在空间中的行动，尤其是使其不能进入某些沿岸水域。所以诚如英国人詹氏在30年以前即曾预言的，今天的海权日益依赖于其陆上基地的安全。 [ 注：Theoderf Ropp，“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55． ] 卡斯特在海洋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也许即为他能够把旧有的各派理论融会贯通，而写成一部空前的完整著作。他并无真正的创新观念，但他却能用新酒瓶装旧酒，以重申制海权的重要，并帮助海军人员恢复对其本身的信心。从许多人的眼中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足以显示旧有的海军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改变。但卡斯特却并不那样悲观，他认为有许多现象看起来似乎是的确已经改变，但就实质而言，则并非真正的改变。卡斯特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劣势兵力若能加以适当运用，则也同样能作有益的贡献。不过，他又特别提醒其读者，高谈理论似乎是很容易，但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实际处理海军作战的问题则绝非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vol．Ⅱ，p．12． ] 战后的德国对于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曾作彻底的检讨，其中以魏格勒中将（Vice Admiral Wolfgang Wegener）在 1926年所写的《世界大战中的海洋战略》（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一书最为著名。魏格勒强烈批评德国公海舰队不敢出港求战，遂把一切利益都拱手送给英国人。他认为任何其他的战略都会比让德国舰队困守在港内较好。德国的舰队是付出了极大的成本才建造完成，在战前也曾对它寄与以莫大的希望，结果却是令人完全失望。魏格勒主张德国舰队应不顾一切冲出其樊笼，应不惜付出一切成本以求达到大西洋。这样才能有较大的空间来采取攻势行动，并乘机与英国大舰队决一胜负。 魏格勒的主要观念为劣势的舰队仍应也仍能采取攻势，所以对于半海洋性的国家，海权也仍然还是一项重要战略工具。此种观念在他那个时代的确曾经产生相当的号召力，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国海洋战略也曾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不过，与魏格勒同一时代，以后由于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的罗辛斯基（Dr．Herbert Rosinski）则对魏格勒作了下述的批评： 因为缺乏真正明确的了解，所以其对于战略形势的评价未免大高。他对于德国舰队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采取过分乐观的看法，对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过分强调，而对于物质力量则予以忽视。 [ 注：Herbert Rosinski，“German Theories of Sea Warfare”，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d．，by B．M．S Ⅲ（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77）pp．60–61． ] 由魏格勒的著作所发动的德国海军思想革命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开始成熟。当时德国已经着手重建其海军，也就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指导，所以遂必须发展一套适当的战略观念。此种新观念实际上是在1935–1936年之间开始发展，很快就变成德国海军思想的主流。其最完整的说明即为华德叶哈兹上校（Captain von Waldeyer–Hartz）所著的论文，其命题为《明日的海战》（Naval Warfare of Tomorrow）。那也是此种观念首次得到广泛传播。华德叶哈兹认为： 未来海军战略家不再根据纯粹军事考虑来拟定其作战计划。相反地，他将准备用其所指挥的部队从事经济战。假使此种意见已证明是正确的（有许多迹象显示的确如此），则贸易战将成为明日海战的主要形式。 接着他又说： 今日的“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已经变得与帆船时代的“蓝水学派”完全不同。作战的目标不再是敌方的武装部队而是其经济资源。换言之，海上的作战和战斗将成为贸易战的后果，而在过去则构成一切战略措施的最终目的。今天“蓝水学派”的意义即为贸易战，而且还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贸易战。 [ 注：Herbert Rosinski，“German Theories of Sea Warfare”，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d．，B．N．Simpson Ⅲ（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64． ] 此种终于为纳粹德国海军所接受的新观念，实际上，就是反对四百年来的传统海权思想，那也正是马汉和柯白等人所提倡的理论。 概括言之，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海军战略思想领域中虽有若干新著作出现，但并不足以开创一种新境界，而仍然只是战前思想的延续或反动而已。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十八章 空权思想的兴起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早期的发展杜黑与《制空论》美英两国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早期的发展 人类想飞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愿望。在西方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的神话，而在我国的旧小说中也不乏这一类的想象。例如《封神榜》中所描述的“雷震子”，他是周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曾食仙人所赐异果，两肩上长出两翼，能够飞行并从空中打击敌人。这也许即为我国古人对于空中战争的最早幻想。 但仅凭幻想并不能产生思想，思想必须以实际经验为基础。人类作种种尝试以求实现其飞行的梦想有一段相当悠久的历史。最先实际使用的飞行工具是用较轻于空气的气体所填充的气球（balloon）。以后再加装动力就变成了飞艇（airship）。19世纪初叶，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陆军已偶然使用气球来作为侦察工具，这可以算是军用航空的起点。 使用重于空气的载具来作动力飞行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经过许多人的尝试与失败之后，美国的莱特兄弟（Orville and Wilbur Wright）才在1903年12月把一架飞机（airplane）飞上了天空，并在空中飞行了12秒钟，在当时似乎并无人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远在人类尚未能实际飞行之时，即早已有人思考空中战争的问题。1670年有一位名叫戴提齐（Francesco Lana de Terzi）的耶稣会神甫（Jesuit priest）即曾撰文预言空中攻击对于平民中心所能造成的后果，并且认为可以设计一种“空中机器”（air–machine）来对无准备和无保护的人口，投掷大量的爆炸物和燃烧物。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战略轰炸”（strategic bombing）观念。 [ 注：Robert Saundby，Air Bombardment：The story of its Development（London，1961），p．6． ] 在飞机试飞成功之后不满五年时，英国历史学家，也是早期的未来学家威尔斯（H．C．Wells）曾在1908年出版一本通俗的书，名为《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对于空中攻击所将带来的毁灭、死亡、恐怖作了极生动的描述。 次年（1909年）是各大国陆军开始采购其第一架飞机之年。同时又有一位作家，希尔尼（R．F．Hearne），写了一本名为《空战》（Aerial Warfare）的书。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有五年了。到191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怀特和哈普（Claude Grahame–White and Harry Harper）又合著一书，名为《战争中的飞机》（The Aeroplane in War）。这是第一本以飞机为主题的书，以前的书都是以飞艇为描述焦点。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Theories of Air Warfare”，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86． ] 概括言之，在这个时代，航空还只能算是一种冒险的竞技，其实用价值在正统军人眼中看来似乎仍颇有疑问。诚如福煦在观赏飞行特技表演之后所发表的评论：“那是很好的体育活动，但对于陆军而言，飞机几乎是毫无价值可言。” [ 注：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13。 ] 一般说来，职业军人的心态都很保守，对于新技术的接受通常都是相当迟缓，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尽管意大利比起其他欧洲大国是一个远较落后的国家，它却是在战争中首先使用飞机的国家。在1911–1912年之间，意大利人在近东的小型战争中曾用飞机攻击土耳其人，可以算是揭开了空中战争的序幕。 [ 注：同上书，p．513。 ]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距离莱特兄弟的飞机第一次试飞成功不过十年而已。在此十年内，军事航空虽已萌芽，但空战理论则还是一无所有。早期的著作只能算是科幻小说，真正的空权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之下才逐渐形成的。甚至于当大战爆发时，航空对于战争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飞机使用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以开战时的情况而论，法国在飞机和驾驶员的数量上都居于首位，而德国则较为落后，其对比如下： 飞机（架） 驾驶员（人） 法国 290 234 德国 100 90 德国之所以落后，其原因是由于在飞艇方面的发展，即所谓“齐柏林”（Zeppelin），投入太多资本，于是遂无余力来同时发展飞机。 [ 注：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513。 ] 在最初阶段，飞机所负任务即为侦察，至于空中战斗和地面攻击（轰炸）都还谈不上。因为缺乏飞机，德军在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在行动上曾多少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反而言之，英国的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虽只有36架飞机在法国参加战争，但却能作相当的贡献，马恩河会战时，德国第一军团趋向巴黎的行动就是被英国飞机所首先发现。 [ 注：同上书，p．514。 ] 最早的军用机并无武装，但不久即加装武装，于是空中战斗和地面攻击随之而来。甚至于当战争一开始时，德国人即曾立即考虑实现威尔斯等人的理想，从空中攻击英国。1914年 10月，德国陆军少校希格特（Wilhelm Siegert）建议用飞机攻击英国南部港口，但由于德军未能在法国东北部夺得机场，此项计划遂胎死腹中，接着德国海军的波尔将军（Admiral Hugo von Pohl）建议改用齐柏林飞艇，因为它有较长的航程。 [ 注：Colin McInnes and G．D．Sheffield，ed．，Warf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nwin Hyman，1998），p．114． ] 齐柏林在1915年1月对英国发动第一次空袭，一直持续到1916年11月才停止。所造成的实际损毁非常有限，但心理效果则远较深远。虽然一共只有51次空袭，但英国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强烈，纷纷指责政府无能，并透过国会和舆论的压力，来迫使政府必须采取报复或防御措施。因此，英国政府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在重要城市周围部署探照灯、高射炮和战斗机，但效果似乎不理想。虽然1916年11月28日，高射炮击毁了两架飞艇，但英国人民仍坚信攻击者还是一定能通过防线，并对无保护的城市投弹。此一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战略轰炸理论都受其支配。 但很讽刺，由于两架飞艇被击毁，德国人遂停止使用而决定改用飞机，由于训练费时，德国人直到1917年5月25日才开始用“哥大”式（Gotha G–Ⅸ）双引擎机发动攻击。此种飞机每架能载炸弹454公斤，从比利时南部起飞轰炸伦敦。飞机所造成的损毁远比飞艇较大，所以英国人民的反应也就更趋强烈。1917年7月1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下令组成一个特种委员会，由南非政治家史莫兹（Jan Christian Smuts）任主席，积极寻求对策。这个委员会以后就称为“史莫兹委员会”（Smuts Committee）。它在8月间先后提出两份报告：第一份内容为应急措施，建议立即组成一个“伦敦空防区”（London Air Defense Area，简称LADA）来增强防御。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份报告，其中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并替空权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史莫兹主张对英国航空兵力作彻底的改组，在传统的海陆军之外，成立一个新的空军军种。同时，他对于未来战争的预测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其报告书中明确指出： 空中作战，包括其对工业和人口的重大毁灭在内，可能变成未来战争中的主要作战。这个日子也许不会太遥远，而旧式的陆海军作战则可能变为次要的或附属的…… 简言之，史莫兹似乎认为轰炸机具有一种赢得战争的潜力，不仅能够造成重大物质毁灭，而且还能使对方精神崩溃（demoralization）。甚至于仅凭其单独的努力，即能迫使敌人求和。 [ 注：Neville Jones，The Origins of Strategic Bombing（William Kimber，1973），p．136． ] 根据史莫兹委员会的建议，英国政府于1917年11月29日完成建立空军的立法程序。1918年1月2日，英国空军部（Air Ministry）正式成立。再过三个月，即4月1日，一个独立的“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简称RAF）开始存在。其主要任务即为对敌国本土发动战略反攻。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三军种，第一支独立的空军。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远程飞机的缺乏在内，直到1918年6月，英国空军才终于组成一支独立轰炸部队（Independent Bombing Force）。到此时德国已成强弩之末，同时英国空军虽已开始向德国城市发动攻击，但其效果也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显示。五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概括地说，这次大战还是一场地面战争，空军始终只不过是扮演配角而已。杜黑与《制空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空中战争虽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把那些经验和教训综合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战略理论的人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位意大利人。此人即为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他在1890年进入意大利陆军，任炮兵军官。早年曾提倡陆军机械化的观念，比英国的富勒还早。他甚至于在1909年即已开始注意空权的问题。所以，他的确可以算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天才思想家。1915年他根据其本身的战争经验，开始孕育总体战争的思想，并考虑从空中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观念。1916年由于意大利部队在战场上一再惨败，杜黑遂愤而上书政府，痛责军事当局的无能。结果使他受到军法审判。1918年杜黑再被起用，出任中央航空局长。1921年升任将官，而其著作也在这一年初版。1923年法西斯党接管政权，墨索里尼慕其大名，请他出任航空部长。但他不愿做官，宁愿专心著作以终余年。 杜黑虽是一位天才，但并非多产作家。严格说来，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与著作等身的海权先知者马汉成为强烈对比。这本书就是《制空论》。意大利原名为Il Dominio dell' Aria．英文译名为The Command of the Air。其第一版是在1921年，六年之后即1927年，他又将原书修正再版。此一再版的（制空论》即为杜黑传世之作，代表其思想的主体。此外，他又曾在杂志上发表过若干论文，但那只能供参考，并不具有历史重要性。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即已引起世人的注意，但直到逝世之后，其著作始译成他国文字。1932年法文译本最早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将贝当元帅（Marshal Pétrain）曾为之作序。贝当特别指出：“不要轻视他，以为他是乌托邦的幻想者，后世可能会把这个人视为先知者。”贝当虽然晚节不保，成为1940年法兰西悲剧中的主角之一，但他对于杜黑的推崇，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不可以人废言。 [ 注：《介绍贝当元帅序杜黑制空论之战理》，见《蒋百里选集》（台北壬寅出版社，1967），p．123。 ] 德文译本到1935年完成。美国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s）虽在1933年即已将其节译供军官阅读，但完全的英译本直到1942年才在纽约出版。 [ 注：Giulio Douhet，the Command of the Air（New York，1942）。本章的引述均以此英译本为依据。 ] 杜黑认为空权已经带来战略革命，因为使用空权可以直接毁灭敌国的心脏，而毋需再照传统战略观念，在地（海）面上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战斗。但他又并非那样天真，以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敌方也有空军，同样能够采取攻势行动，所以主要关键即为“制空权”的获致和维持。何谓制空权？杜黑对于此一观念的界定是相对的，即为一种能力，一方面能阻止敌方飞行，另一方面又能维持我方飞行。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握有制空权意味着居于一种能运用巨大攻势权力（offensive power）的地位，此种权力之大是人类所难以想象的。它意味着能切断敌方陆海军与其作战基地之间的关系，并消灭其赢得战争的机会。它意味着本国可获完全保护，本国陆海军可采取有效行动，本国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简言之，它意味一种“赢的地位”（position to win）。反而言之，在空中被击败即为最后的失败。从此就只好听人宰割，并丧失一切的自卫机会。 [ 注：《制空论》英译本，p．23。 ] 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基于下述两点理由： （1）飞机能透过三度空间，打击地面任何目标，其所受限制仅为其本身的航程和对方的抵抗。 （2）空权现已成为战争中的一个完整而必要的因素，传统的陆海军作战都已降居辅助地位。 于是杜黑作结论说： 欲求确保适当的国防，则在战争中必须居于能够夺得制空权的地位。这是必要（necessary）条件，也是充足（sufficient）条件。 [ 注：同上书，p．28。 ] 杜黑认为敌方必然会在空中阻止我方的攻击，所以制空权也就必须争夺。而争夺制空权的主要手段则为对敌方空权的根源（sources of airpower）作致命的打击（mortal blow）。简言之，空中攻击的主要目标为敌方的空军基地和后勤系统（机场、地面的设施、仓库、工厂等）。此外，对于平民人口中心也应作有选择（selective）的攻击。在此，杜黑的思想出现了一个矛盾：他虽然把对人口中心的攻击视为次要的任务，但对于其效果则又作了极高的评估。他认为： 此种空中攻击的精神效果将远超过物质效果。……在空中轰炸之下，正常生活将不可能继续维持，于是人民受到自保（self–preservation）直觉的驱使，就会纷纷起而要求结束战争。 [ 注：《制空论）英译本，p．58。 ] 至于地面兵力的任务，杜黑则认为只应以防御为限。其目的即为守住一道防线以阻止敌军在地面上的进攻。尤其是当我方空中攻击正在发展，并以瘫痪敌军地面行动和打击敌方人民意志为目的时，我方地面部队应能阻止敌方采取地面行动来妨碍我方的空中攻击。 杜黑虽以“制空”为其书名，但事实上，其思想又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狭隘。他对于战争有其完整的看法，而其空权观念也是以此为基础。当其书在1921年初版时，杜黑即曾指出： 社会组织的现有形式已使战争具有一种国家总体性（national totality）。换言之，国家的全体人口和一切资源都已卷入战争旋涡之中。因此，可以想见未来战争在性质上和范围上都会日趋于总体化。 [ 注：同上书，p．50。 ] 杜黑一直都在不断地提倡三军整合的观念，认为国防政策和军事组织都必须总体化。他曾感慨地说：“有陆战、海战、空战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已存在、演进和发展，但一个战争的理论（a theory of war）则几乎还是未知（almost unknown）。”由于他的鼓吹，意大利在1927年终于成立了一个统合的国防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防部。杜黑逝世于1930年，所以还是能在有生之日目睹其理想成为事实，这对于他应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95． ] 杜黑提倡总体战争的观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而鲁登道夫所著《总体战争》是在1935年才出版，比杜黑几乎晚了15年，所以杜黑真不愧为先知者。甚至于也可以说，杜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人战略家的思想颇为类似。他认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有其限度，而现代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极为巨大，所以军事组织必须讲求经济效率。要在战争中发挥高度效率，则必须首先认清未来战争的形态。于是他再进一步认为由于飞机在未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所以对未来战争的准备必须以发挥空军效率为着眼点。这也正是其全部理论的基础。 就逻辑而言，杜黑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正确。但因为他是一位先知者，其思想不免超越时代，甚至于由于看得太远，遂时常令人有想入非非之感。以当时的空军能力而论，要想获致其理想中的制空权，几乎是不可能。甚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事实仍然证明那个目标还是很难达到。所以，严格说来，他所说的有许多都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实际的经验。作为先知者，杜黑比他的时代差不多领先半个世纪，我们必须以未来学的眼光来看他的书，因为其中有许多部分都只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 缺乏现实感也许是杜黑的最大弱点。一个显明的事实即为他对于空权的威力作了过高的估计。尤其是他本人对于技术问题的了解很有限，所以自然会做出若干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基于对资源作最经济利用的原则，空军应使用统一型的“战机”（battle plane），此种战机既能攻击（轰炸）又能自卫（战斗）。所以，用特殊设计的战斗机（fighter）以对抗敌机是一种不必要的考虑而应放弃。此种观念也许是来自海军方面，因当时海军“战舰”（battleship）的设计就是以实现此种攻守全能理想为目标。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t952），p．490． ] 他甚至于还主张空军与民航可以合并的观念，他认为轰炸机就其本质而言，即为一种具有装载炸弹能力的运输机，所以，空军与民航也未尝不可使用统一机种。他也承认这对于军民两面可能都不合理想，但他仍坚持着说： 在两个极端之间经常有折中之必要。战争有赖于数量，数量有赖于平均，空军所需要的飞机在平均性能上应与民航机（civil aircraft）相似。 [ 注：《制空论》英译本，p．47。 ] 杜黑的最大错误为对轰炸效果作了过高的估计。他认为 20吨炸弹可把直径500公尺圆圈内一切目标都完全炸毁，所以毁灭一平方英里面积的地区只需250吨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显示他的计算实在错得太离谱。 [ 注：同上书，p．57。 ] 杜黑又假定平民的士气（精神）非常脆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所发表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却指出： 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空中攻击表现出惊人的抵抗能力。他们的信心固已低落，但仍能有效率地继续工作。 [ 注：J．F．C 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285．所作的引述，见报告书原文（p．108）。 ] 不过，总结言之，杜黑的思想虽有许多弱点（或错误），但他仍是空权领域中的第一位思想家。即令到今天，他的基本观念仍有存在价值并值得继续研究。尤其是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未来导向，更是发人深省，他说： 若能预知战争性质的改变，则胜利将向他发出微笑。若等到改变已经发生再来适应就已经太迟。在此迅速多变的时代中，若敢于首先走向新的道路，则必能享有无限的利益。 [ 注：《制空论》英译本，p．32。 ]美英两国的思想 杜黑的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虽译成他国文字，但流传并不普及，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其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有限。不过，欧洲各大国在此时也都已先后建立独立的空军。这似乎只是一种时代趋势，而并非由于杜黑思想的启示或刺激。 实际上，杜黑也并非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出现的惟一空权理论家。先从美国说起，美国之有米契尔，正好像意大利之有杜黑，他们两人之间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 米契尔（William Mitchell，1879–1936）比杜黑小10岁，他在 1898年加入美国陆军，历经步兵、通信、运输等兵种而于1916年开始学习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有战功。战后升任准将，在1921年到1925年之间充任航空兵种助理首长（assistant chief of air service）。米契尔好像一位热情的传教士，他以宗教热忱来提倡空权思想，主张建立独立空军。杜黑则有学者风范，他的文章重逻辑而不重感情。米契尔的狂热作风终于引起反弹，在1925年受到军法审判并罚停职五年。于是他在1926年辞去军职而继续以平民身份宣扬他的思想，直到1936年逝世为止。 米契尔的著作比杜黑多。他有两本书：一本名为《空防》（Winged Defense），出版于1925年；另一本名为《天路》（Skyways： A Book on Modern Aeronautics），出版于1930年。此外，他还写了很多的报刊文章，作过多次公开演说。他的思想与杜黑几乎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不过，他对于轰炸效果的估计似乎比杜黑还要高。他说： 在未来仅凭轰炸的威胁，空军即能迫使都市人口疏散，工业生产停止。在战争中欲获持久的胜利，则敌国制造战争的力量必须予以毁灭。……在敌国心脏中作战的飞机能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达到此一目的。 [ 注：William Mitchell，Winged Defense（Putman's son ，1925），p．126 ] 米契尔在其第二本书中更强调指出： 空权的出现在旧有的战争思想之上大放异彩。现在必须认清野战军只是一个虚伪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为国家的主要中心（vital center）……空中战争的结果将带来速决。优势空权将产生重大毁灭或此种毁灭的威胁，而使持久的战役变为不可能。 [ 注：William Mitchell，Skyways9：A Book of Modern Aeronautics（Lippineott，1930），p．256． ] 米契尔还曾考虑使用毒气，这是杜黑所不曾考虑的。他认为： 对于城市并不一定要加以毁灭，只要将其居民逐出使其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就够了。只要用少数几颗毒气弹（gas bomb）即能达到此种目的。 [ 注：同上书，p．262。 ] 在其早期思想中，米契尔颇重视空军与地面兵力的合作，但以后他对于飞机技术能力的信心日益增强，于是地面兵力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也就随之而相对降低。不过，他仍强调有使用空权以击毁敌方地面兵力之必要。这也是米契尔与杜黑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杜黑几乎完全不理会敌方地面兵力，而一心只想倾全力去毁灭其后方的国家资源。此种差异足以反映两人地理背景的不同。同时也可作为例证来说明地理环境对于战略思想所可能产生的冲击。 杜黑是意大利人，他的理论就某些方面而言，似乎是专为其本国设想。意大利的主要假想敌，以空中距离而言，位置都很接近；反而言之，意大利的陆上疆界则有崇山峻岭的保护，使敌军地面攻击不易作迅速的进展。因此，杜黑曾经这样说： 自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情况以及意大利与某一假想敌之间的可能战争。我承认我所提倡的理论是具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不应认为它可以适用于所有其他一切的国家。譬如说，假使我是在考虑美国的战争，则所获结论将会不一样。要想提出一种普遍的致胜原则，使其能适用于任何国家，我认为那完全只是一种理想。我的意图只是对我国准备可能的未来战争时，指明最佳和最有效率的途径。 [ 注：《制空论》英译本，p．253。 ] 米契尔是美国人，他的地理背景与杜黑完全不同。在其本国的附近并无任何假想敌的存在。美国如果投入任何战争，则必然要采取远征的行动。所以，从一开始，米契尔即从全球的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他很早就主张利用飞越北极的航线，同时也注意到经过格陵兰和冰岛的北大西洋航线。他曾预言在未来战争中，美国必须利用海外基地，并派遣大量地面兵力前往海外。因此，他还是相当重视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合作。 米契尔本人是军用机的驾驶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有实际指挥空战的经验，所以，他对于战术和技术问题的了解都是杜黑所望尘莫及。杜黑主张采取全能性（a11–purpose）的飞机，米契尔则指出必须有各种不同性能的飞机，始能互相合作以达成共同的任务。在他的思想中，战斗机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也与杜黑的想法恰好相反，米契尔说： 在欧洲战争中的经验曾经证明，对于空中攻击的惟一有效防御手段即为在“空战”（air battle）中击毁敌方的飞机。 [ 注：William Mitchell，Skyways，p．199． ] 米契尔的思想中还有一项特点，那就是他相信飞机有击毁所有一切水面船只的能力，因此，水面船只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军事功能。他指出： 一颗2000磅的炸弹若落在一艘船只附近200尺以内的位置上，其在水下的爆炸效果（underwater mining effect）即可炸穿船底而使其沉没。 [ 注：同上书，p．267。 ] 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米契尔曾在1921年7月举行一次试验，用飞机投弹的方式将一艘德国旧军舰（Ostfriesland）炸沉。这件事造成很大的震撼并引起美国海军的强烈反弹。不过，同时也刺激海军加速航空母舰的发展，那要算是米契尔思想所间接产生的一项重要后果。 米契尔在美国可以算是空权思想的播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他的思想要比杜黑较为成熟。而在战后，美国人也终于接受他的观念，成立独立的空军。不过，对于他个人而言，又都已经是寂寞身后事了。 杜黑也好，米契尔也好，他们对于英国人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根据李德哈特的研究，早在杜黑著作出版之前，英国空军参谋本部在思想上即已有相当完整的发展。事实上，首先提倡战略轰炸观念的是在1918年取得独立军种地位的英国空军。20世纪20年代时，英国空军参谋总长为滕恰德（Lord Hudh Trenchard）。在其领导之下，英国空军成功地发展其独有的准则（doctrine），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战略空中攻击是一种对敌国作直接攻击的手段，其目的是剥夺敌方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意志。其本身即可能为胜利工具，也可能是使其他军种赢得胜利的工具。此种攻击与过去任何种类的攻击都不相同，因为只有此种攻击能使敌方心脏地区受到立即和直接的毁灭。 [ 注：B．H．Liddell 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essell，1971，p．59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纳粹德国的空军在1932年才开始重建。但其发展非常迅速，在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Hermanu Goring）领导之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一支空军劲旅。不过，在德国似乎并无任何独立空权思想出现，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纳为下述两点：（1）在当时的德国，一切战略思想都必须服从希特勒的指导，根本不容许有其他的权威；（2）德国以陆军为主，其他军种都居于辅助地位，所以，空军是以支援地面作战为其主要任务，独立空权观念自然不受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德国空军首先上场，直到 1940年法兰西战役为止，其战绩都相当辉煌，不过其范围又都只限于对地面作战的支援。法国投降，希特勒决心渡海攻击英国，于是德国空军才开始面临真正考验。1940年7月20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训话，强调进攻英国为迅速结束战争的最有效方法，但其最后结论又正是如杜黑所云：“制空权为惟一先决条件。”换言之，所谓“海狮”作战能否执行，其关键即为德国空军能否在英吉利海峡上获得制空权。 虽然就数量而言，德国居于优势，但空军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军种，其强弱不能仅凭概括数字来判断。德国空军的原始设计是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目的，故以轰炸机（尤其是俯冲轰炸机）为主力，战斗机则属次要。但在争夺制空权时，俯冲轰炸机几乎毫无用处，连轰炸机价值也不大，而战斗机部队的素质和士气反而变成决定因素。 “不列颠之战”本应视为海狮作战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德国空军应集中其全力在一个目标上，即击毁英国的空军，但戈林却不断地分散和浪费其实力，用来攻击英国的城市。其结果使不列颠之战变得徒劳无功，而海狮作战则终于胎死腹中。严格地说，德国空军的作战还是停留在战术阶段，根本缺乏战略攻击能力。 [ 注：H．A．Jacobson and J．Rohwer，Decisive Battle of World War Ⅱ（Putman's son．1965），p．96． ] 德国人的尝试失败了，英国人又如何？英国空军从1940年开始对德国发动攻击，但其所作的战略轰炸是既不合于经济原则，又不具有战略价值，几乎全是浪费。依照富勒的分析，轰炸机所攻击的目标可分为五大类： （1）军事类：主要是属于所谓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即散布在德国境内的各种工厂。要想毁灭如此巨大而分散的目标，绝非短期所能奏效。 （3）都市类：即城市与居民。轰炸目的为使他们精神崩溃，并发生叛乱或强迫政府休战，这似乎是一种理想。 （4）能源类：包括煤和石油，那都是比较不易攻击的分散目标。 （5）运输类：主要为铁路系统。若能使其瘫痪，则整个战争努力也会随之而崩溃。 在上述五大类之中，第五类显然是最重要，但仅在战争的最后12个月内才成为主要目标。反之，从1940年到1944年，对于第三类目标的攻击则有增无减，甚至于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时才停止。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281． ]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议决定：英美空军应毁灭德国军需工业，并打击德国人的精神。……此一决定使两国空军可以分工合作。英国人仍继续对德国城市作夜间攻击，美国人则遵照米契尔的遗训，采取日间精确攻势方式，以重要工厂为目标，并使用远程战斗机护航。比较言之，美国人的战果较佳，但也仍不理想。事实证明德国战时工业虽曾受无数次攻击，但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对此有所解释： 建筑物的毁灭并不一定表示其重要机器也成比例毁灭，所以，敌人往往能继续生产，其恢复的速度几乎超出想象之外。 [ 注：Malcolm smith，“The Allied Air offensiv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March，1990），p．77． ]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内，由于“统主”（霸王，Overlord）作战的要求，同盟国才开始采取比较有系统的空中攻击方式：运输（铁路）被定为第一优先目标，其次则为能源（石油）。结果为对联军地面作战的成功作了极大贡献。如果能早作此种决定，则不仅可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而且也许还能加速胜利的来临。 总而言之，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确曾作重大贡献，但并不曾独立赢得战争。其最辉煌的成功是在战术性使用方面（即与地面作战的合作），而在这一方面也深获其他两个军种的尊敬和推崇。不过，在战略层面，其实际成就则远赶不上战前时代中那些空权先知者的理想。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十九章 美国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建国初期内战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一、生平与著作 二、理论观念 三、战略预言两次世界大战建国初期 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美国处于后进和边缘的地位。诚如艾里（Edward M．Earle）所云：我们不会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范邦，马汉是我们惟一能享誉全球的军事理论家。 [ 注：Edward M．Earle，“Introduction” of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Ⅸ． ] 不过，事实上又非如此简单，美国建国于1783年，到今天也已经超过两百年，曾历经多次战争，所以它还是有其相当悠久的战略传统。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巨强，其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影响更已非任何国家所能及。因此，我们对于美国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有分析的必要，否则对于当前世局的发展也许就会比较难于获致合理的了解。 美国开国时代的领导人物，在思想上大致都是以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为基础。在军事方面，他们都有反常备军制和职业军人的趋势，认为那是一种违反民权、伸张暴力的危险工具，为自由社会所不应有。这不仅反映哲学家的理想，而且也代表在建国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美国早已有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民兵存在。不过，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根据独立战争的经验，却坚决地认为这个青年国家还是必须有一支小型的正规陆军来作为其国防的核心。而这支兵力的思想和制度又以启蒙时代的军事著作为基础。 最明显的表现即为美国西点军校（U．S．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的创建。由于新成立的陆军非常缺乏炮兵和工兵人才，华盛顿遂于1794年在西点设立临时性的军事学校来培训这一类的人员。1799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哈米顿（Alexander Hamilton）建议采取一种包括五所学校在内的完整军事教育体制：其中一所为基本学校（Fundamental School），其他四所则分别为炮兵、骑兵、步兵、海军专科学校。但此项建议未被国会所采纳。 直到1802年，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才采取行动在西点正式成立美国军官学校。 [ 注：R．E．Dupuy，The Story of WestPoint：1802–1943（Washington，1943），pp．27–31． ] 因为杰斐逊素以反对军事专业主义著称，所以此举曾令若干史学家感到大惑不解，实际上他们忘记了他也是启蒙运动在美国的主要提倡者。杰斐逊所选派负责开办西点军校的人为威廉士（Jonathan Williams），他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侄孙，不仅是文人而也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会员。杰斐逊在1801年将其升任为炮兵少校。在杰斐逊赞助之下，威廉士还曾组成美国军事哲学学会（U．S．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以研讨和促进军事科学。 [ 注：同上。 ] 1871年戴叶尔（Captain Sylvanus Thayer）任校长时，西点军校又有一次新的改革。戴叶尔曾往法国考察，认为应以法国军事教育为模范。从1818年起，西点所用的标准教科书为欧康纳上尉（Captain J．M．O'Connor）所译的法国人费隆（Gay de Vernon）所著的《军事艺术与军事工程学》（Traité élémenlaire d'art militaire et de fortification）。原书出版于1805年，本为法国军事技术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的教科书。其内容以技术为重点，但译者却又把很多的军事理论原则综合地加在译本之中。译者指出：“这些理论都是过去军事著作的精华，而尤以约米尼为最高权威。任何人若欲指挥军队，则对于约米尼所拟定的原则必须熟读深思。” [ 注：S．F．Gay de Vernon，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of War and fortification … to which is Added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 and Maxims of Grand Tactics and Operations（2 vols，New York，1817）． ] 欧康纳所译的法国教材在西点一直用到19世纪30年代，然后为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的著作所取代。这位丹尼斯?马汉就是海权理论大师马汉的父亲，他不仅是西点军校的名教授，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创见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但令人感慨的是由于儿子的声名实在太大，反而令人完全忘记了其父亲的成就。所以，或为名父之子，或为名子之父，都同样是有幸有不幸。 丹尼斯?马汉在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一年后因学绩优异被选派为代理数学助教授，同时继续升级进修。到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毕业，即留校任正式助教授。服务一年后又被戴叶尔保送赴法国深造。他在法国留学四年，学习炮兵战术、野战、永久筑城，以及战争艺术。他潜心研究拿破仑战役，并饱读约米尼的早期著作。从欧洲返国后，他升任工程学和战争艺术教授。由于尚无适当教材，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编著。许多年来，其所写的土木工程著作都已成为美国的标准教科书，而在当时的美国，无论民间或军方，也都一致公认他是工程学的权威。 尽管丹尼斯?马汉从未见过战斗，而且弱不禁风，据说他出外散步都一定要带一把伞，但他所最好者却是战争艺术。虽然最初其思想深受法国军事著作的影响，但以后他的讲授和著作又都表现出其有特殊的创见。他不仅对军事史能作卓越的分析，而且更能进一步把传统理论应用到他那个时代中的武器和装备之上。诚如他的一位学生所指出的：“他的分析力是从深入研究中磨练出来的，他能从非常复杂的情况中，归纳出扼要的战术和战略原则。他的确是一位良师。” [ 注：George W．Cullum，Biographical Registers of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S．Military Academy（1868），p．321． ] 丹尼斯?马汉秉性谦虚，从不自认为他对于学问已经发现了某种新的途径。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只是教他的学生如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分析过去，并从这样的练习中学会如何应付未来的方法。他指出： 只有在军事史中，我们才能找来所有一切军事科学的根源。在其中我们将能发现成功和失败的例证。它可以测验任何战略规律的真伪和价值。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的最大优点是他有一颗开放的心灵（open mind），他能接纳新的事物和观念，而绝非食古不化，守残抱缺。他说： 在战略的观点中，军事史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作用，但反而言之，若企图把古代战术应用于现代军队，则可能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今天的武器在威力上与古代的武器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忽视新武器的价值，则将无成功的可能。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对于将才（军事领导能力）非常重视，其言论值得引述： 任何人都不应假定，一个人只要穿上将官的制服，即能胜任将官的职务。这正好像假定穿上法官的长袍就能审判刑案一样的荒谬。 他又指出： 将军对于其前途只能付之于猜想。即令他已经认清其前途，他又必须知道指导他的原则仍然有许多的例外。尤其当他正在思考时，情况又可能瞬息万变。现在是真实的事情，下一分钟可能变得不存在，又或具有相反的意义。……凡此一切即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记录中，真正的名将是那样少见。在战争中，也像在其他的艺术领域中一样，所有一切的通律都有例外。所谓将才者也就是必须从这些个案中表现出来。 [ 注：同上书，p．193。 ] 事实上，丹尼斯?马汉在美国可以算是先知者，他是最早发现火力与运动（fire and movement）应合为一体的人。他对于他的此种战争理论曾作简明的综述如下： 使敌军受到最大损失而同时尽量减低我方的损失实为军事格言。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求速，必须如此始能获得主动之利。快速的运动能使我们也像罗马人一样，一方面能因粮于敌，另一方面不受辎重的拖累。于是军队始能摆脱一切障碍，来进行艰苦的行军和战斗。若不能作快速的运动，则战争也就不可能希望获得重大的成功。甚至于自然因素也都会联合起来对抗迟缓和过分谨慎的将军。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也像中国的韩信一样，深知追击的重要。他说： 赢得会战固然是好事，但若容许敌军撤退而并未在战场上受到更大的损失，则敌军不久即能重整兵力再来发动新的会战。所以只有立即而猛烈的追击始能确保完全的成功。 [ 注：同上。 ] 丹尼斯?马汉的这些观念都曾纳入其惟一的一本战略著作之中，足以充分显示其智慧的深远。假使他那一本书若非用了一个非常拙劣的书名，则可能会流传到今天，并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同样地受到世人的尊重。他的书名非常冗长，不仅令人很难了解，而且更令人难于记忆。全名为：《前卫、前哨和部队的分遣勤务，以及战略和大战术的基本原则》（Advanced Guard Outpost and Detachment Service of Troops，with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Strategy and Grand Tactics）。因为书名实在太长，所以学生们遂简称之为《前哨》（Outpost），于是这样也就使人根本上难以体会丹尼斯?马汉著作的真意。从1848年到 1872年，它一直都是西点军校的教科书，不过此后它就逐渐被人忘记了。尽管如此，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丹尼斯?马汉仍然是美国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 丹尼斯?马汉热爱西点，以校为家，终身以教学为业，到 1871年逝世时为止，真可算是军事教育家的楷模。在他逝世之前，美国南北战争即已爆发，他所教过的学生分别投入双方阵营在战场上相互搏斗，并且以实际的战争经验来验证其老师之所教。1848年，马汉在西点成立一个“拿破仑俱乐部”（Napoleonic Club），由他自任主席。他大致是利用约米尼的著作来诱导其同僚和学生研讨拿破仑的战役。在那个时代的西点师生几乎无不承认约米尼为空前绝后的兵学大师。事实上，所有一切的约米尼主要著作，其英译本几乎都是出于美国人之手。甚至于有人说，在美国内战时，所有的将领，无分南北，都是一手持军刀，一手握着约米尼的《战争艺术》。 [ 注：J．D．Hittle's introduction to Jomini and his 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1947），p．2． ] 反而言之，丹尼斯?马汉似乎对克劳塞维茨毫不感兴趣，甚至于他可能从未读过《战争论》。不过，在丹尼斯?马汉的著作中还是有若干观念与克劳塞维茨不无暗合之处。这也并不足怪，因为思想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尽管如此，二人之间还是有一重大差异存在。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普鲁士传统的职业军人。丹尼斯?马汉虽然选择陆军为他的职业，但他出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深受此种社会风气之影响。他认为： 具有有效组织的民兵为国家最坚定和最安全的屏障。凡是了解我们自由制度的人都必须承认此种政治原理。 [ 注：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194． ]内战时期 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战争（modern War），诚如富勒所云，是蒸汽时代（steam age）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其原因应归之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冲击。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95． ] 李德哈特则指出那是铁路运输首次扮演重要角色的战争。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143． ] 不过，有关战争本身的分析并不属于本书范围之内，在此所应论述的主题仅为美国战略思想在此阶段中的演进情况。这次战争长达四年之久，的确也出了不少的将才，但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丹尼斯?马汉的渊源讲起。虽然丹尼斯?马汉是美国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但他的书并非美国的第一本战略著作，说起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丹尼斯?马汉的一位学生却抢在老师的前面拔了头筹。 这位学生就是哈里克（Henry Wagner Halleck）。1839年他以第三名毕业于西点，是丹尼斯?马汉最得意的高足。他们在思想上真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哈里克在1846年出版了第一本美国人著作的战略书，书名为《军事艺术科学精华》（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丹尼斯?马汉的《前哨》虽早已在西点用作教材，但其正式出版是在1847年，换言之，要比其弟子的书迟了一年。哈里克对于整个战争艺术的研究相当深入，而尤其着重其理论对美国的应用。他曾赴法国接受深造，并曾晋谒约米尼以表敬意。 哈里克博学多才，法文造诣颇佳，曾经翻译约米尼所著的《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共四卷出版于1864年。所以，他在美国陆军中素有“老头脑”（Old Brains）的雅号。哈里克曾经参加墨西哥战争（Mexican War，1846–1848），在1854年以上尉退役。此后即在加州从事多种不同的事业，包括法律、矿业、铁路、银行等都在内，并且也参与地方政治。他曾出版两本法律书，一为《矿业法》，另一为《国际法》，都被公认为标准教科书达多年之久。 战争爆发后，哈里克奉召返回陆军并获升少将。不久，曾经读过哈里克著作的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把哈里克从前线上召回到华盛顿，要他出任美国陆军总司令（General in Chief of the U．S．Army）的职务。哈里克很不愿意接受此一荣衔，而宁愿在前线上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因为那样比较可以自由地发挥其天才。不过，由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哈里克还是不得不勉强走入政治地狱。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要干涉军务。除林肯总统本人以外。军政部长、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于国会领袖都分别表达他们的意见。对于哈里克而言，真是所谓“一国三公，无所适从”。 尽管如此，哈里克还是能居中协调，使战略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所以对于战争是作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虽然他希望不久就能返回前线，争取胜利的光荣，但是由于在华盛顿不能没有这样一位运筹帷幄的参谋总长，所以遂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从1864年3月起，总司令一职由格兰特接任，而哈里克则改任参谋总长，但其任务并无任何改变）。 哈里克在思想上深受其师的影响，他非常重视后勤问题。他认为作战必须有良好的管理，一方面既不可扰民，另一方面又不可因辎重而行动迟缓。他从内战初期开始即提倡此种“艰苦战争”（hard War）的观念，但不为诸将所赞成。直到1862年 12月之后，格兰特和谢尔曼才终于接受他的建议，于是战争始能迅速结束。 简言之，哈里克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军人，他代表一种新型的战争指导方式，不是指挥而是管理。很不幸，在那个时代几乎无人重视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人从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中，发现他的思想和贡献，并予以高度的肯定。 [ 注：Kenneth P．Williams，Lincoln Finds a General（Macmillan，1950），vol．Ⅰ，p．351． ] 除哈里克这位幕后英雄以外，在美国内战中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的将领一共有四位，而南北双方各占两位。他们是南方的李氏（Robert E．Lee）和杰克逊（Thomas J．Jackson）；北方的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谢尔曼（William T．Sherman）。李氏在四人之中又最负盛名，他虽然是败军之将，但却一直受到后世的崇拜，他在1825年进入西点，比丹尼斯?马汉晚一年，毕业于1829年，比丹尼斯?马汉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又早一年，所以，他与丹尼斯?马汉并无师生关系。尽管如此，他们在思想上还是有共同的来源。李氏也同样地推崇拿破仑和约米尼。当丹尼斯?马汉在1848年筹组拿破仑俱乐部时，李氏恰好任西点校长，曾给予以协助。李氏的官运远比丹尼斯?马汉亨通，但当内战发生时，他却辞职还乡，转任南军的总司令。李氏是一位优异的军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从学术的观点来评估，他只是一位良好的战术家，而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他虽然被他的学弟们推崇为“军人模范”（“Marble Model”，即大理石像，表示其人格高超，毫无缺点），但除了其功业以外，并未留下任何教训可供未来的将领作为楷模。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 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5），p．122． ] 号称“石墙”（stonewall）的杰克逊，曾受教于丹尼斯?马汉，所以，在思想上多少曾受其师的影响。他也是一位热忱的宗教信徒，在他的鞍袋中经常有一本《圣经》和一本《拿破仑的格言集》（Napoleon's Maxims）。杰克逊虽然会偶然说明他的原则，但都只是口说而并无书面的表达。固然有他人的记载，但究竟不是出于其本人的手笔。其所留下的记录时常反映出拿破仑的思想遗产： 当弱国对抗强国时，必须以行动来抵消其所缺乏的实力。必须在适当时机采取攻势，然后防御战役始有成功希望。拿破仑从不让其敌方有充分准备即发动其第一击。……而当你的打击已经击败敌军时，只要你的人员尚有余力，则必须穷追到底，决不轻言放弃。……不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中战斗，应采取一切的运动，以集中全力来攻击敌方最弱的一点。……行动必须迅速，打击必须猛烈，并确保一切的胜果，实为战争成功的秘诀。 [ 注：同上书，p．123。 ] 不过，杰克逊又确有一条完全出自其心灵的原则，那就是“经常迷惑、误导和奇袭敌人”（Always mystify，mislead，and surprise the enemy）。基于这些言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与其说杰克逊是拿破仑的信徒，则毋宁说他是孙子的信徒。虽然他可能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与孙子在兵形、军势、虚实三篇中所阐明的观念实可谓如合符节。 比起其同时诸将，杰克逊可以说是特别幸运，因为他有一本对他非常有利的传记，那就是英国人韩德逊（George F．R．Henderson）所写的《石墙杰克逊与美国内战》（Stonewall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韩德逊是一位英国青年军官，曾在牛津研究历史，又曾在英国参校任教。美国内战之后曾亲自访问美国东岸的许多战场以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认为美国内战所能给予的教训远比普法战争有价值。他的书出版于1898年，就性质而言，并不像一般的传记，而是以战略分析为主。因此，该书也就受到各国军事学界的重视，并使杰克逊在身后得享大名。 [ 注：Russell F．Weigley，“American Strategy from Its Beginnings through the First World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21． ] 在韩德逊领导之下，19世纪后期对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战略家，其研究的焦点是放在南军方面，但到了20世纪，这个焦点又移到北军方面，因为后者似乎比前者较现代化，所以也就被认为对于世界大战的时代能提供比较适当的教训。近代英国两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的著作即可作为代表。 富勒对于格兰特的将道赞誉有加，认为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即已能预见并有效地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上所遭遇的问题。 [ 注：J．F．C．Fuller，Grant and Lee（London，1933）and The Generalship of Ulysses S．Grant（Now York，1929）． ] 李德哈特对格兰特颇有微词，但对于谢尔曼则给予以极高的评价，并认为谢尔曼实为其间接路线战略应用的最佳示范。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1967），pp．149–154． ] 事实上，这两位大师的评论都并不完全客观，而多少受到其个人主观的影响。格兰特在西点并非高才生，对于战争艺术的造诣也很有限，他并无任何军事著作，他的《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虽值得一读，但并非一本精确的军事史。作为战场指挥官，格兰特的表现并不杰出，但不久他却无师自通地发展成为一位战略家。他能总揽全局，统一指挥，以达到战争目的，至少其对于战争的指导是可以与南军方面的李氏旗鼓相当。但他的战略计划又并无令人感到佩服的特点，他只是凭着数量的优势来采取消耗战的方式，使敌人终于不支而投降。他虽然是最后赢得战争的主将，但那时南军早已成强弩之末，其获得胜利也已成必然之势，他不过是运气特别好而已。 谢尔曼虽然深获李德哈特的赞许，但李德哈特著书的目的是要想推销他自己的“间接路线”，因此对于谢尔曼的描述不免言过其实。实际上，从谢尔曼回忆录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谢尔曼自认其战略观念与格兰特并无太多差异。谢尔曼深入敌后的作战不仅曾经获得格兰特的鼓励，而且其计划也是代表一种集体智慧，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谢尔曼只不过是此种战略计划的执行者。谢尔曼曾被称为第一位提倡总体战争的将军，假使他地下有知，则这种头衔一定会使他大吃一惊。 概括言之，美国内战并不曾产生杰出的战略家，而战争的经验，也不曾刺激美国战略思想在战后有蓬勃的发展。丹尼斯?马汉已在1871年逝世，兵学研究也已进入停滞阶段。在战后时代，美国军事著作真是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也许值得一提的书只有下述三种： （1）尤普顿（Emory Upton）所著的《亚洲与欧洲的陆军》（The Arm of Asia and Europe），出版于1878年。该书对于19世纪末期的世界各国陆军曾作扼要的概述，特别强调德国参谋本部及其军事组织的优点。其著书目的为唤醒美国人对军事问题的重视，并采取新的国防政策。 （2）毕吉罗（John Bigelow）所著的《战略原则：主要以美国战役为例》（The Principles of Strategy：Illustrated Mainly from American Campaigns），出版于1894年。这也是战后时代中的惟一美国战略著作，其主要内容为根据美国人的战争经验来解释约米尼原则的应用。对于美国内战的研究，这本书到今天仍不失为一本重要参考书。 （3）华格勒（Arthur L．Wagner）所著的《安全勤务与资讯》（The Service of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出版于1900年。这也是在美国所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军事情报的著作。华格勒对于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陆军战争学院的创建也都有很多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从内战结束（186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美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似乎都不曾产生伟大的人物和著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还有一位值得介绍的文人战略家，他不仅是旷世奇才，其著作也确有传世价值，但十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这位不幸的奇人就是荷马?李（Homer Lee，1876–1912）。一、生平与著作 荷马?李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Colorado），以后又随家人迁往洛杉矶，并进入斯坦福大学。由于患脊骨侧凸病（scoliosis），他的身高仅比五英尺多一点，体重约一百磅，并且严重地驼背。因此，他在青年期身体很脆弱，经常头痛而且视力极差。尽管受到体力限制，但他在校园中还是非常活跃，并且参加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交活动。 荷马?李在此阶段开始对军事史发生深入的兴趣，他研究古今名将的战役，从亚历山大、拿破仑，到南北战争中的双方将领。他的雄心是想从军报国，但他的体格迫使他只能以研究战略来满足他的幻想。除爱好战争研究以外，荷马?李又对中国产生了迷恋。他很早就学会了华语，并与中国留学生为友。经由他们的介绍，他加入了支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华侨组织“保皇会”，其目的为打倒慈禧太后，帮助光绪皇帝重掌政权。 荷马?李在大学中只读了两年，就在1889年离开斯坦福。他在1900年前往远东准备参加康梁的保皇活动，此时戊戌变法早己失败，他们师生都已亡命国外。所以，荷马?李大致都只能在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活动，并在清廷特务监视之下。他想潜入内地发动军事行动根本上就不可能。 1901年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得晤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后者强烈主张中国改革和中日合作以对抗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荷马?李在思想上似乎颇受其影响。他可能是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后者曾邀请他出任其军事顾问，但他未立即同意，因为他此时还站在康有为的一边。以后他回美国仍继续公开地为保皇会工作，不过也有人说，从1904年起他即已暗中参加孙先生的革命运动。 [ 注：Jang–Pang Lo，K'au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p．271． ] 直到1908年10月，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海外华侨遂开始转而全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荷马?李与孙中山的关系到此时完全公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此时正在丹佛城，遂与荷马?李一同兼程赶往伦敦和巴黎，其目的有二：一方面阻止英法两国继续借款给清政府；另一方面企图说服两国给予革命政权以外交和经济支援。这一段故事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有明确记载。此时孙中山称其为“美人同志咸马里”，足以证明他已为同盟会的会员，并与孙中山有极亲密的关系。 1911年12月，他随着孙中山从巴黎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荷马?李也躬逢其盛，并开始以军事顾问身份视察军务，时人称之为“美国李大将”。但很不幸，到2月1日，荷马?李突然中风并立即昏迷，以后虽清醒但已半身不遂。于是他决定返回美国。回美国后，病情仍无起色，终于在11月1日去世，享年还不满36岁。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荷马?李这样一个人，虽为旷代奇才，但却英年早逝，立德、立功都说不上，假使他再没有著作传世，则与草木同朽也就可说是命中注定。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荷马?李以他那样恶劣的身体状况，除为中国前途热心奔走以外，又还能留下两本具有相当不朽价值的战略著作。这的确有一点近似奇迹。 荷马?李所受正规教育相当有限，大学只读了两年而未毕业，至于有关战略的学问则完全有赖自修。他的思想虽不免杂乱，但仍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大概在1907年的春天，日俄战争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著手写其第一本书。书名为《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也许较文雅的译名应为“匹夫之勇”。根据其自序，他是在完稿之后故意等了两年才出版，其目的是为了想让时间来证实或否定其书中的假设和结论。虽然在几年前荷马?李对于中日两国志士的合作表示乐观，但现在却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他指出日本有支配中国和太平洋的野心，将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 甚至于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当时美国高级将领的注意，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贾飞中将（Lt．Gen．Chaffee）在内。荷马?李也曾把该书献给美国元老政治家之一的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以后他并曾要求鲁特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不过，除少数军人以外，这本书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的读者。据说纽约市立图书馆有一本，但直到1941年一共只有三个人曾经借阅。但在日本不仅有盗印本出现，而且也被译成日文，并改名为《日美必战论》，第一版在三个月内就卖掉了84000本，以后还曾再版多次。至于把此书译成中文、法文、德文的计划则始终不曾实现，但英国陆军耆宿罗贝兹元帅（Field Marshal Earl Roberst）却十分欣赏此书，并特别致函荷马?李表示仰慕之意。不过，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虽已露头角，但似乎还不曾看过此书。反而言之，荷马?李也不曾与当时的地略学前辈，包括海权大师马汉在内，有任何接触，或受其影响。 [ 注：麦金德出生于1861年，比荷马?李年长，其成名之作《历史的地理枢轴》发表于1904年。所以，他不可能受荷马?李的影响。 ] 第一本书完成后，荷马?李即开始写他的第二本书，定名为《撒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此时他的视力已经减弱，每天只能工作几小时，但文思有如泉涌，写得非常迅速。1911年初他前往德国就医，同时仍能继续写作。并无确实证据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曾与豪斯霍夫会晤，但豪斯霍夫在思想上的确曾受其影响，并在其著作中一再提到荷马?李的大名，甚至于还誉之为战略天才。 [ 注：Hans–Adolf Jacobson，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Harold Bolt，1979），vol．Ⅰ，pp．606–623． ] 荷马?李在1912年完成其第二本书之后，又立即准备写第三本书，并又定名为《斯拉夫的蜂拥》（The Swarming of the Slav），若意译为“斯拉夫狂澜”则似乎较佳。但非常可惜，他尚未完成此书即已病逝，而未完成的原稿也都已佚失。他的战略三书（strategic trilogy）未能完成，诚属憾事，不过从其所定书名上看来，可以想见那是以分析俄国的未来扩张为主题。此外，这本书虽未完成，但从其第二本书中也可以发现他对于俄国问题所保持的若干观念。 荷马?李虽只留下两本书，但从书中又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学识是相当渊博，见解更是高远脱俗，足以显示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天才，其思想也有超时代的趋势。这两本书有一共同目的，即警告美英两国应注意前途上的危险。在组织上，两书也大致相同，可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理论为主，第二部分以应用为主。前者虽不免乱杂，但仍有其创见；后者则不仅综论当前世局，而更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荷马?李的高谈阔论固不无危言耸听的意味，但事后发现其某些预言之灵验也的确令人惊异。所以，到1942年，这两本旧书在美国又再度发行，并畅销一时。二、理论观念 要了解思想家的理论，必须首先认清其时代背景。荷马?李是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之间的人，那时的学术思想与今天有巨大差异，今天已成常识的观念在那时可能还根本不存在。因此，荷马?李的确是无所师承，甚至于也没有前人的著作可作为其发展思想的踏脚石。他居然还能创出一套理论来作为其分析现实问题时的基础，也就的确令人感到欣赏和赞叹。 概括地说，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现实学派类似，但后者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盛行的学派，所以，荷马?李的思想也就似乎是要比他自己的时代超前了50年。当然，他又还是曾受其当时或以前的若干观念的影响。影响力最大者可能是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说。此外，他曾受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影响。他懂得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以及佛家的“生老病死循环论”。另一方面，19世纪末叶也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流行的时代，时人对于“海牙和会”和国际裁军都寄与以很大的希望。荷马?李则忧心如焚，力排众议，向当时的西方政治家提出不要心存幻想的警告。 简言之，荷马?李要算是一位“现代”战略家，其思想早已超过传统军事战略的境界，他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其所考虑的范围既非仅限于战争，也非仅限于军事因素。他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虽然他并未使用“大战略”这一名词。 他的基本观念是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一种有机体，都受自然的支配。人类无法与自然对抗而只能适应。若不明（ignore）此理则为一种民族悲剧（national tragedy）；若故意忽视（neglect）则更是民族罪行（national treason）。 [ 注：Homer Lee，The Valor of Ignorance（Harper，1942），p．24（以下简称VOI。 ] 人的一生不外四种际遇：生、老、病、死。国家（民族）亦复如此，对于国家而言，老的意义就是成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而病就是衰颓（decline）。换言之，国家若不继续成长和发展，也就会开始衰颓。进一步说，成长又即为军事扩张（military expansion），扩张为民族活力的表现，也就是生存斗争（Struggle of existence）。荷马?李认为这就是自然律。 [ 注：同上书，p．12。 ] 当然，其说法未免偏颇。 最令人佩服的是在他那个时代（1907！）荷马?李即已一再强调现代技术的冲击。他特别指出下列四点： （1）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压力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大。 （2）过去所受的资源限制，今后将变成扩张的潜在目标。 （3）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赖程度日益增大，于是竞争和冲突也会日趋激烈。 （4）现在可以迅速发动战争，超越遥远距离，并产生巨大的毁灭效果。 简言之，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增强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并对民族生命循环产生必然的后果。 [ 注：Homer Lee，The Day of the Saxon．（Harper，1942），p．13，p．23（以下简称 DOS）。 ] 当解释国家由盛而衰的理由时，荷马?李认为美国、英国、中国都已走向衰颓的道路，而这也都是他所热爱的国家。主要的病象是不再想扩张而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次一步，当然就是连现状都无法维持，而只好退却（retreat）。为何不进反退？荷马?李认为其主因是国家利益逐渐为个人私利所取代。个人私利的抬头又会产生下述三种后果： （1）政府日趋于代议形式（representative forms）； （2）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兴起； （3）颓废思想（decadent ideologies）的出现。 其进一步的影响即为不仅不再想扩张，而且对于军事准备也不再关切，甚至于还会表示反对。荷马?李认为这是一种讽刺的悲剧：军事扩张带来霸权（hegemony），霸权又使国家变得骄奢淫佚。 [ 注：VOI，p．12． ] 荷马?李对于政治日益民主化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说： 当国家的国际事务受到群众偏见的控制时，其政治智慧也会成比例地减弱。因为人民对于与其小环境距离遥远的问题，其所作的判断不是基于最大的个别智慧，而是基于最大的集体无知。 [ 注：DOS，p．26． ] 他又指出： 一般人都相信人类社会有日益团结的趋势，其实并非经常如此。人类之所以团结是由于自保的需要。一旦缺乏外来威胁的刺激时，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就都随之而起，终将导致社会的分崩。 [ 注：DOS，p．223． ] 他认为此种“局部化爱国心的爆发”（Outbreak of localized patriotism）是代议政治的危险后果，而且不仅如此，此种制度还会带来低劣的领导“参加指导国事的人愈多，则国家行动的智慧，国家的安定和生存，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 注：VOI，p．137． ] 政府领导力减弱又会带来重视财富的社会风气，而这又会间接减弱国力。他指出，富庶不是国力的基础，而是导致其毁灭的祸根。他又指出，军事支出会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增加，富国所付出的国防成本会比穷国较高。所以，国家在平时较富者，到战时反而会变得较穷。 导致国势衰颓的最后因素即为颓废思想。当一个人发财之后反而会意志消沉，缺乏奋斗精神，除吃喝玩乐以外，会感到无事可为，于是生命也丧失了价值。国家也是一样，富庶生活会断送国民的意志，养成腐败颓废的风气，于是国势衰颓遂成必然的结局。当时有许多人对于和平与裁军寄予希望，荷马?李则直斥之为幻想。他指出，有人类就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的存在实不可分。他说： 和平与战争是一种相对的名词，用来描述人类斗争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无明显分界存在。国家像个人一样，经常在斗争状态之中。当斗争程度降低转为消极时即为和平，反之当程度升高转为积极时即为战争。 [ 注：DOS，p．217． ]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荷马?李的思想实与现代战略家的观念几乎没有太多差异。当然，他的话在某些方面也许有一点偏激，但就其全体而论，则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也自成体系。对于理论部分就介绍到此为止，现在就进一步，分析其应用部分，尤其是他的战略预言。三、战略预言 荷马?李以当时世界情况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国家共有四个，即英、德、俄、日。虽然其他学者（例如麦金德）对于前三国都常有所讨论，但认清日本有建立帝国野心的人却只有荷马?李，他是惟一强调日本和太平洋重要性的西方战略家。以后，豪斯霍夫曾采用他的理论，并承认其原始观念是出于荷马?李。 荷马?李认为俄国有能力向东、向西或向南扩张其帝国。英国和日本同为岛国，前者虽仍为大帝国但不久即将没落，而日本则方兴未艾，注定要走向扩张的道路。德国虽为非岛国的欧陆国家，但其尚武精神与东方的日本在伯仲之间，所以也会同其命运。在当时处于衰颓状况中的国家只有英国还保有相当巨大的残余力量。美国则缺乏意志来点燃其尚武精神，至于中国则更已成列强宰割的对象。 荷马?李对于俄国似乎最感兴趣。他说德国或日本的前进像闪电，而俄国的前进则像冰河（glacier）。一次军事失败对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即为崩溃，但对于俄国则只会使它把力量集中在另一地区之上。于是他对于俄国的扩张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定律： 俄国经常是在某一条侵略线上前进，而同时又在另一条侵略线上后退。其前进与后退在程度上的比率常为 3：2。因此，无论为胜为败，俄国始终不断地在亚欧两洲扩张。 [ 注：DOS，p．17． ] 他指出俄国共有五条扩张线：（1）波罗的海；（2）波兰（东欧）；（3）土耳其；（4）波斯；（5）印度，并由此进入太平洋。假使在某一线上受到阻挡（例如日俄战争），则在其他线上的努力也就会随之而加强。因为俄国前进速度较慢，所以短时间内不易感觉到其威胁；又因为德国和日本的行动较快，所以其成败也就会影响到俄国的进展方向。荷马?李在回顾历史之后，又发现在过去每个世纪开始时，俄国常遭失败，但失败之后，俄罗斯帝国反而继续成长。所以，他认为也许只有俄国有能力实现其世界帝国的梦想。 未来的国际权力斗争“大戏”（Great Game）又将如何演出呢？那可以从各国的扩张线及其可能交点上去寻求答案。德国的扩张线为丹麦、低地国家、奥国，日本的扩张线为韩国、中国、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夏威夷、阿拉斯加），此外还有澳洲。英美两国并无扩张线，但他们的领土和利益与那三国冲突。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上冲突，德国与英国在西欧冲突，德国与俄国在东欧冲突，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冲突（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荷马?李认为德日两国在其主要方向上都有获致成功的机会，而俄国则由于东西受阻，所以将会倾全力向南扩张。但等到它达到印度洋之后，则又可能以此为枢轴而再向东西旋转，于是也就有变成世界帝国的希望。若欲制止俄国的前进则必须守住波斯和阿富汗，所以，他特别强调：“不应容许俄国越过喀布尔–德黑兰（Kabul–Teheran）之线。” [ 注：DOS，p．65． ] 荷马?李在1911年预言下一次战争将是英德之战，他建议英国应在德国动手之前先占领低地国家和丹麦。但他又说由于英国坚持不侵犯中立国的原则，所以他的忠告不可能被采纳。因此，他对大英帝国的前途颇感悲观。在另一大面，他认为德俄战争的机会不大，他指出：“德俄战争只会使两国同受其害，即令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他又进一步指出：“瓜分大英帝国才是俄、德、日三国利益的交点，所以他们应以不列颠殖民帝国为其共同攻击目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采取的联俄政策，似乎就正是以荷马?李的观念为基础。 [ 注：DOS，p．125． ] 荷马?李又认为就地理而言，日俄两国乃天然的同盟国，因为他们都面对着中国和撒克逊（英美）的权力，而且一为海洋国家，一为大陆国家，彼此之间可以互补。反而言之，英国应知其天然同盟国为一个复兴的中国，它不仅能对抗日俄同盟，更能保护印度。此项忠告自然也适用于美国。美日利益既然冲突，则中美合作自有益于美国，因为“吾敌之敌即为吾友”。他在《无知的勇气》一书中曾详述日本必须攻击美国的理由：因为只有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权力能阻止其扩张。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又不仅有军事的一面，而还有经济的一面。日本必须控制亚洲尚未开发的财富，然后天皇始能成为万王之王。 [ 注：VOI，p．189． ] 荷马?李预言日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必为菲律宾，因为占领菲律宾即能解除其侧面威胁。他甚至于能指明日军在吕宋岛上的两个可能登陆地点，以及其进攻马尼拉的路线。同时也预测完成入侵作战的时间应在三星期之内。《无知的勇气》出版于1909年，3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菲律宾的一切行动几乎全如所料。麦克阿瑟的幕僚视之若神明。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的计划很可能就是以荷马?李的书为构想基础。 荷马?李又预言日本还可能攻占阿拉斯加、夏威夷，而以美国西岸为终点。在站稳立足点之后，日本就可以扫荡亚洲、澳洲和其余太平洋地区，并建立一个真正世界级的帝国。从此“不管未来世界在政治、军事、工业上将会受哪一个国家或同盟的支配，但日本仍然是太平洋的主人”。 [ 注：VOI，p．114． ] 基于以上的简略论述，似可断言荷马?李确为不世出的战略天才，若能假以天年，则其成就也许将更不可限量。不过，他虽是先知者，其思想还是会受到其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其中有若干部分当然已不合时宜，其预测也不可能完全灵验。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某些言论虽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时弊。其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对社会风气的斥责，对尚武精神的提倡，都是一位先知者对后世所发出的诚恳警告，而其意义在今天也许比在当年还要更为深远。两次世界大战 荷马?李死于1912年，再过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不过，美国到1917年才正式参战。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AEF）总司令潘兴（John J．Pershing）正像内战时的格兰特一样，是一位交好运的指挥官。一方面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美军保有物质的优势和新锐的斗志。潘兴在战略上并无任何杰出的思想和表现，他完全是凭消耗取胜，而在整个战争中，他的贡献只不过是压断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在美国远征军之中有若干中级军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初露头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却变成举世闻名的人物，其中包括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巴顿（George S．Patton，Jr．）等在内。而其中又以麦克阿瑟最具有传奇的意味。麦克阿瑟为将门之子，其父阿瑟（Arthur）为陆军中将，曾任菲律宾总督。麦克阿瑟在1899年进入西点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两次负伤，受到12次勋奖，并升至准将。战后任西点校长（1919）和陆军参谋总长（1930）。1937年从美国陆军中退休后，又以元帅头衔在菲律宾协助这个新近获得独立的岛国从事国防的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恢复现役，最后升至五星上将。其在战时和战后的功业是世所周知，所以在此也就毋需赘述。麦克阿瑟不仅功业彪炳，而且也的确天才横溢，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跃岛战略（Island–hopping），以及韩战中的仁川登陆都已成战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也可以证明他有资格列入古今名将之流。不过他只是立功而未立言，他不曾给后世留下任何书面的教训，甚至于他的回忆录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其次就要说到马歇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深受潘兴的赏识，用他为参谋长，但也正因此而使他错过了指挥部队和升任将官的机会。战后他在仕途上也不如麦克阿瑟那样一帆风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美国陆军参谋总长，但又正像内战时的哈里克一样，由于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不可没有他的协助，结果遂使他丧失了出任欧洲联军总司令的机会。这似乎无独有偶，天下事真是会如此巧合。不过，比起哈里克，马歇尔又应自愧弗如，因为前者不仅有著作传世，而且他的《军事艺术科学精华》更是美国人所出版的第一本战略书。反之，马歇尔却不曾留下任何著作，而且也无证据足以显示他确有卓越的战略天才。 代替马歇尔出任联军统帅的人就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他没有机会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拔得头筹。他在西点成绩中等，以后在军中服务时，也无特殊表现。但到1942年被派为美国驻英部队指挥官，而到1944年又成为指挥入侵欧洲的联军总司令，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艾森豪威尔的确具有特殊天才，他扮演联军统帅的角色也的确非常胜任。不过他不是过去所谓“大将”（Great Captain）之才，而似乎只是一个战争会议的主席（a chairman of a council of war）。这也代表20世纪所特有的现象，战争不仅需要指挥，而更需要管理。艾森豪威尔以后飞黄腾达，贵为总统，但在战略思想方面并无太多的贡献。 最后就要说到巴顿。巴顿是富家子弟，性情豪放，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大有草莽英雄的味道，尤其是电影的描绘更足以增强此种印象。但事实上，他对于战史和名将传记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领导和士气的问题更是颇有心得。他曾经指出： 要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必须研究历史……必须了解人是如何反应的。武器固然会改变，但使用武器的人并无改变。要赢得战斗，你所需要打击的不是敌人的武器，而是他们的精神。……你必须读传记，尤其是自传。促使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战争实在很简单。只需在能力限度之内决定如何重创敌军即可稳操胜算。 [ 注：George S．Patton，War as I Knew It（Houghton–Mifflin，1947），p．201． ] 平心而论，巴顿的战略水准是要比其同僚较高一筹，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 概括言之，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军人之中似乎不曾出现一位有记录的战略思想家。不过还是有一例外：对日抗战时来中国任美军司令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应该算是一位深通大战略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在其回忆录中不仅有一章（第六章）以“大战略”为章名，而且在全书中也提到许多有关大战略的观念，足以显示他确有适当的战略修养。他在战时即主张把大战略界定为“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成国家政策所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他又指出所谓国家资源可以概括分为四大类：即政治、经济、心理、军事。魏德迈说： 此四者实际上构成国家政策的主要武器或工具。假使前三者若能加以明智和适时的使用，则第四种工具，即军事力量，也许就毋需作传统式的使用。 魏德迈又认为： 在现有的复杂的世界环境中，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分界线几乎都已消灭，我想一种远较宽广的战略观念对于生存是有所必要的。 他在1943年1月前往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时向英国人戴克斯准将（Brigadier Dykes）首次提出此种观念。许多年后，他仍在向美国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中的听众发表同一意见。基于以上的资料，可以认定魏德迈有资格算是战略思想家。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1956），pp．81–83． ]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战略家的天堂，思想著作多到不可胜数。但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战略思想传统的存在，但其发展远比欧洲落后则又为不争之事实。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二十章 俄国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帝俄时代帝俄时代 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8–1725）在位之时开始，俄罗斯即已是欧洲大国，而以后更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巨强，其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大。不过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战争理论和军事著作有蓬勃的发展，但俄国却是例外。俄国不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约米尼，虽然他们二人都曾在俄军中服务，而约米尼还始终挂着俄国将军的头衔。 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俄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从军报国为荣，陆军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很大的势力。1855年以后，俄国社会情况变得日益复杂，陆军对于上层阶级的吸引力也随之而降低，但这又并不意味着陆军的重要性已有任何的改变。基于上述的事实，更使我们对于俄国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落后现象感到大惑不解。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音乐、科学都有天才出现，但从无一位值得推崇的军事战略思想家。其原因为何不是本章所想要分析的主题，本章所要论述的仅为俄国战略思想在过去百余年来的演进轨迹。由于俄国在现实的世界中一直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即令俄国并无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值得详细介绍，但其一般的发展仍然还是应该列入本书的范围之内。 大家都常说“俄国与西方”（Russia and the West），这也无异于认为俄国是位于西方文明范围之外。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自从公元988年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俄国与西方传统之关系也就变得要比任何其他文明社会都更较密切。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虽然有其差异的存在，但俄罗斯文化的根本还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出于同一最后来源。因为是如此接近，所以俄国人也时常会怀疑，除西方文明以外，是否还有独立的俄罗斯文明的存在？ 在18世纪时，俄国尚无独立的军事思想可言，俄国将领们热心仿效菲特烈模式（Frederician model），并且也已获相当的成功。仅在18世纪后期，俄国才有一位伟大的将才出现，他就是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29–1800）。苏沃洛夫多才好学，精通欧洲大国语言，并对于西方军事著作有深入的研究，而尤其重视法国的文献。他证明18世纪终了时的俄国军事制度能够接受西方的新战术，并具有与西方竞争的能力。不过，苏沃洛夫的贡献还是身教多于言教。他不是一位有系统的战略思想家，或至少他不曾用笔写下他的思想。其最著名的著作，名为《胜利的艺术》（The Art of Victory），不过是一本只有八页长的小册子，其内容为对于下级军官的若干实际指导。尽管他不是理论家，但其作为指挥官的地位在俄国历史中却无人能及，包括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Michael Kutuzov）和戴托利（Michael Barclay de Toily）等人在内。 [ 注：Philip Longworth，The Ar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Generalissimo Suvorov（New York，1965），cha．10． ] 当进入19世纪时，俄国不仅有军事成功的实际经验，而且苏沃洛夫也成为俄罗斯战争艺术的象征。尽管如此，在战略思想领域中还是要继续向西方大师（以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为代表）求教。在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的朝代（1825–1855），俄国军事之盛达到了高峰，但他对于军事思想还是保持非常保守的态度。一位19世纪后期的俄国军事理论家李耳（G．A．Leer）对于尼古拉斯时代曾作评论如下： 常有人说菲特烈战术早已埋葬在耶纳和奥斯特德。其外表、其形式是的确已经埋葬，但其精神在我们的陆军中，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还继续活着。 [ 注：G．A．Leer，Korennye voprosy（St．Petersburg，1897），p．33．as quoted by Peter H．C．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 in Imperial Russia”（Ph．D．diss，Indiana University，1966），p．59． ] 尽管李耳发出如此低调的评论，但在此时代还是有若干其他的意见出现。米登将军（General N．V．Medem）在1837年指出武器和防御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精神力”（moral force）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也正是德拉果米罗夫（M．I．Dragomirov）在19世纪末期号召“回到苏沃洛夫”（back to Suvorov）的民族派（nationalist school）的先声。 [ 注：N．V．Medem，Taktika（St．Petersburg，1837），pp．7–8．as cited in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p．37． ] 而德拉果米罗夫本人又受到其同时代的卡特索夫上校（Colonel A．P．Kartsov）的影响，后者在19世纪50年代任俄国参谋学院的教授。 民族学派也崇拜俄国的第二位英雄库图佐夫，其最著名的故事即为面对着拿破仑入侵时所采取的战略撤退。接替米登充任参谋学院战略教授的波格丹维奇（M．I．Bogdanovich）曾强调防御在作为减弱敌军攻击力手段时的重要，以及大量常备军的价值，并赞誉库图佐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战斗。 [ 注：N．V．Medem，Taktika（St．Petersburg，1837），pp．7–8．as cited in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p．72． ]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和尼古拉的死亡给俄国带来新的变局。俄军在此次战争中曾英勇战斗，但结果仍不免战败，足以显示欧洲的军事平衡已经变得对俄国日益不利。武器和技术只是问题中的一部分，而且其解决也并非太困难。到19世纪终了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几乎都已更新，但硬件的支出还是只占军事预算的一部分而已。比较困难的是根本改革，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动员、运输、组织在内。自从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继位之后，俄国即进入所谓大改革时期（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负责推行军事改革的人为米留亭（Dmitrii Miliutin），他在 1861年到1881年之间任军政部长。他不仅具有行政才能，而且也是战史大师，他虽不幻想俄国应有其独特的战争艺术，但却同意苏沃洛夫对于精神因素的强调。米留亭指出： 军事艺术有两面，即物质与精神。军队不仅为一种物质力量，由武器来组成，而更是一种人的结合，具有智慧和心灵。在军事领袖的一切考虑和计算中，精神力都居于重要地位。所以，他不能认为军队只是一种机器而已。 [ 注：Forrestt A．Miller，Dmitrii Miliutin and the Reform Era in Russia（Nashville，1968），pp．19–20． ] 米留亭的改革计划共有三个主要目标：（1）改进军事行政结构；（2）改采短期兵役制，以减少常备军人数并同时建立强大的预备兵力；（3）提高军事教育的品质，而尤其着重军官教育。所有这些改革的影响又非仅限于军中，而更具有其广泛的社会含意。米留亭认为俄国若欲确保其大国的地位，则需要改革的将不仅为俄国的陆军，而更应推广及于整个社会。米留亭虽然努力推行其改革政策，但还是遭遇到很多的阻力，直到他在 1881年辞去军政部长之时，成效还是相当有限，而此后则更是有名无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陆军的素质似乎还是殊少改进，并且在所有欧洲大国之中也是居于殿后的地位。 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俄国军事思想家是德拉果米罗夫，他曾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学院院长，他所写的《战术学》（Uchebnik taktiki）出版于1879年，在此后30年间成为俄国的标准教科书。他的特点是认为刺刀要比火器重要，并强调士气（精神）的价值。即令有了日俄战争的经验，也还是不能改变其立场。简言之，其基本观念始终是确信战争中的真正重要因素即为人员的战斗意志。 不过，俄国也有人反对德拉果米罗夫的思想，他就是李耳，也是接替德拉果米罗夫出任参谋学院院长的人。李耳是所谓“学术派”（academics）的领袖，与德拉果米罗夫所领导的“民族派”处于对抗的态势。他认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是永恒的、不变的，而且是以欧洲战争中的名将和研究他们的著作为来源，包括劳易德、拿破仑、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都在内。不过，他们二人以及所谓两派之间的差异又并非像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巨大。李耳也同样强调白刃战的决定重要性。他认为火力是预备，刺刀才是决定，最后的胜利还是以精神力为基础。 [ 注：Walter Pintner，“Russian Military Thought：The Western Model and the Shadow of Suvorov”，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p．367–368． ] 日俄战争的教训显示现代火力的重要和攻击堑壕阵地的困难，但民族派并不因此而气馁。反而言之，日军的奋勇精神更增强他们坚信精神重于物质的观念。不过，战后又有新的思想出现，其立场大致是介于德拉果米罗夫和李耳之间。战争失败会带来自我检讨本属人情之常，在许多言论之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在参谋学院任教的尼兹纳莫夫上校（Colonel A．A．Neznamov）的意见： 仅知基本原则不够，原则虽为永恒，但战斗工具则经常改变，而毫无疑问，方法和形式也会随之而改变。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正确指明现代的方法和形式，并且甚至于还要向最近的将来展望。在最近的过去又有许多范例可供采用。其中包括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铁路、电报等；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速射武器和电话等。 尼兹纳莫夫认为俄国人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主因，是在现代火力的时代中，他们仍然梦想刺刀的冲锋，期待战争中能产生英雄式的指挥官。于是他坚定地指出“火力决定战斗”（Fire decides battl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指出战争的目的仍然是在速战中击毁敌军，但他又承认在其所想象的未来战争中，不可能获致这样的结局。不过，他也不曾预料到堑壕战的僵局，他仍然相信大兵团可以在广大的地面上实施运动战，双方都企图包围对方的侧面，而战争的持续不会超过几个月，所以应该还要算是短期战争。 尼兹纳莫夫崇拜彼得大帝，不过他对于这位大帝的思想所作的解释却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有所不同： 彼得大帝以其天才自能了解向外国入学习是利害参半。所以，他说：“今后数十年内，我们还是有模仿欧洲的必要，但过此之后，我们就应转过身来背向着它。”他甚至于梦想“我们能够赶上和超越它”。 于是尼兹纳莫夫又说： 今天历史又已重演，欧洲又已超越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再采取老方法，迅速吸收现成的和最好的东西，然后再把背转过来（turn our backs）。 [ 注：Walter Plainer，“Russian Military Thought：The Western Model and Shadow of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p．369–370． ] 尼兹纳莫夫的这一段话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代表俄国大多数领袖人物和思想家的共同观点。他们都相信俄国可以也应该借用西方之所长，而不必害怕会因此而丧失其民族特性。这种思想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仍不丧失其影响力。 总而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并无太大的成就，而且也不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也许只有布罗赫的著作曾经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并曾在国外产生相当的影响作用。不过，尽管布罗赫在写作时所用的是俄文，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真正的俄国人，而且与俄国的军事思想传统更毫无关系。 [ 注：参看本书第十三章。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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