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外一阵鼓号齐鸣。中央领导、国务院领导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到了。 老队长坐不住了。不行，他还得上去。是他的队建的这座大桥，他是队长，他应该代表他们站到立功受奖的队伍里，接受领导的检阅。 “你在这儿坐着，我去参加会。”老队长拄着拐棍，颤巍巍走出工棚。 “站住！”两位武警战士拦住老队长。 “为啥？” “这是保卫规定，没有代表证，任何人不准接近大桥。” 老队长蒙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站在工棚门口的军人，是在看守着工棚里面这些建桥工人。 “我是代表！”老队长举起拐棍向着两个看守吼道。 “代表证呢？” 老队长看看胸前，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高伯年、阎鸿唤陪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登上了大桥。领导们在阎鸿唤的引导下，先来到立功受奖队伍面前，同市政工人代表一一握手。阎鸿唤用眼在队伍中寻找着杨建华，准备把杨建华介绍给中央领导同志，但怎么也找不到。昨天，他还特意关照曹永祥，一定要安排杨建华到主席台。看来，曹永祥没有按他的指示去做，他有些不快。 环线工程竣工，全线通车，并不意味着高伯年对二公司的问题放了手。说不定什么时候，高伯年就会把它端到常委会上去向自己发难。阎鸿唤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有一场官司，而能否打赢这场官司，将决定环郊公路开工的时间和整个道路改造工程能否按原计划进行。他专程跑趟北京，把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请来剪彩，不仅是为了鼓舞士气，而且也想让中央对道路改造工程的成就给予肯定，对工程中的做法给予认可。这两个目的达到了，他的官司就赢了。他在北京，详尽地把环线的建设情况做了汇报。其中重点介绍了城市发展的规划，道路改造工程资金筹集情况，搬迁中市民的支持，以及在工程建设中许许多多生动的事迹。中央对阎鸿唤能用这样短的时间，用这样少的投资，完成了这样一项工程浩大的城建项目十分感兴趣。前天，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一到，阎鸿唤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播放了环线工程之前，这条道路所占地的原貌，那拥挤状况的录像。转天，陪同他们沿环线走了一圈。前后的对比，惊人的变化，给中央、国务院领导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在领导同志下榻的宾馆，副总理在与高伯年、阎鸿唤的交谈中，给了建设工程十五个字的评语：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投资少，效益大。 阎鸿唤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了这十五个字，一切非难就立不住脚。他做事不怕下面反对，对下面，他有招儿，就怕上面否定，那样一切付之东流。现在，他得到了肯定，下一步便可放手干了，但他留意到高伯年态度仍有保留，高伯年要求剪彩之后单独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谈一谈。谈什么，阎鸿唤无法知道，但他认为，高伯年肯定会涉及二公司“问题”。 因此，阎鸿唤特意打了个电话，嘱咐曹永祥，务必让杨建华参加今天的大会，准备把杨建华特别介绍给中央领导。 然而，杨建华却不在立功受奖之列。 中央领导接见完立功人员代表之后，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准备在九点钟准时开始。 高伯年依旧穿着他那身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的西服，以表示他对今天大会的重视。他紧挨在两位中央领导的旁边坐下来，不时用手帕轻轻擦擦额头的虚汗。最近他心情不大好，身体也就显得欠佳，但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是一定要来的。 今天的大会由阎鸿唤讲话，这是市委常委会决定的。虽说高伯年当时同意了，心里却很别扭。一般，这样重要的讲话，是应该由市委书记讲的。但常委们却建议由阎鸿唤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阎鸿唤不加推辞地接受了。高伯年本来对这次讲话有些犹豫，他不想对工程做明确表态，他对其中的很多做法不满。可是当他看见阎鸿唤那副理所当然接受讲话任务的神态，又有几分不快。这无外乎拱手让给了阎鸿唤又一次沽名钓誉的出风头机会。自己的犹豫正是阎鸿唤求之不得的。特别是他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参加典礼仪式时，更加感到阎鸿唤完全是有意抢夺了这次抬高自己的机会。所有参加会的人，都会认为这样隆重的大会，由阎鸿唤讲话，是特意安排的。但常委会既然已经决定，也就不好再做更改。他前天临时决定，他不主持今天的大会，改由市政府秘书长主持，以此来降低典礼的规格，以免引起那些关心人事变动的人士的胡乱猜测。同时，他又打电话指示市纪委调查团，立即向杨建华直接宣布停职的决定。现在该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只有撤了杨建华，二公司的问题才能彻底暴露出来。也只有查清二公司的问题，他与阎鸿唤之间的原则分歧，才能分清楚是非。撤了杨建华，阎鸿唤就坐不住了。阎鸿唤越反对，问题暴露也越清楚，这样才有助于解决市里的下届班子问题。 讲稿的内容也是经过市委常委讨论的，他只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一是不要把对环线工程的评价，说得太高，城市建设、市政交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要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抬得过高，影响到在其他战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如果把全市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方面上来，就破坏了全市工作的全局。二是在谈到经验的时候，要首先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作用，必须加上这样一句话，“在坚持改革的同时，注意反对有些人以改革为幌子，搞不正之风，违反国家财政纪律和损害人民利益的歪风，及时消除了它们带给施工队伍的影响，从而使环线的高速度完工有了可靠的保证。” 高伯年侧眼看看阎鸿唤，见他正掏出讲稿，准备讲话。 就在这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大会总指挥手中的无线电对讲机，传来了紧急呼叫声。 “指挥部，我是北警戒线，我这里告急，群众都想接近大桥，请你再派两个班增援。” 警戒线之外的人群，禁不住后面不断蜂拥而至的人潮冲击，开始向警戒线压去。面对如此巨大的冲击，警戒线向后退出了三十米。 “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你估计北线有多少人？”总指挥对着对话机讲。 “说不清呀，如果不增加人，我们很难顶住，我们绝对顶不住了……” 总指挥的衣服顿时被汗水浸透了，他在四条警戒线上部署了两个连的兵力，都没能守住。这位一直担负全市性大会组织工作的市政府秘书长，预感到自己将犯下严重失职的错误。西线告急，东线告急，北线眼看要突破，现在，他又从哪儿去调人……他负疚地把目光投向市长。 无线对讲机传出的声音，高伯年和阎鸿唤都听到了。 “鸿唤，这么重大的事情，昨天，你应该周密布置一下，怎么能出这种乱子？”高伯年立即表示出不满。这绝不是阎鸿唤粗心和缺乏经验，而是他的心思没用在这儿。 阎鸿唤确实没有估计到群众对通车典礼，怀有如此巨大的热情。 “您的意见？……”阎鸿唤问高伯年。 高伯年看了一眼身边的副总理，然后果断地对阎鸿唤说：“肯定有坏人捣乱，让保卫人员抓几个人，制止住。” “抓人？这怕不妥。”阎鸿唤没想到高伯年竟提出这种意见。“不能抓人。这是群众的热情，环线是全市人民建的，他们是道路和大桥的主人。” 副总理表示赞同：“让主人们进来吧。今天不仅是环线通车的日子，也是‘五一’劳动节，我们应该和群众一起来分享获得劳动成果的喜悦。” “那安全问题……”高伯年仍有些担心。 “伯年同志放心吧。”中央书记处书记笑了。 市政府秘书长下达了命令，除道路两侧和大桥各口的警戒人员外，其他警戒线全部撤除。 成千上万的群众沿着大道两侧的边道，拥到大桥下面，顷刻间，光明桥的桥身四周，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万家福和张义兰随着人流来到大桥下面。 “义兰，我家的屋子就在这。”万家福指指脚下的水泥地面。 “瞎说。”张义兰不信。 “你不信？我有参照物。你看，对面那座黄山大楼，我们屋正对着那扇窗户。” “真的？”张义兰兴奋了，“快快找找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家正对着我哥要住的那套房子。” 万家福嘬嘬嘴，“将来能住黄山大楼倒不错，守着光明桥，环境多好。看来，怎么变也是你哥这样的人吃香。” “你羡慕了？将来你也找个市领导当老丈人。”义兰撇撇嘴。 “我这个人才不图当女婿沾光。”万家福摇摇头，挺有气派地说，“你看着吧，将来我一定要成个大实业家，花几万块在这里买套漂亮房子住。” “做梦！” “做梦？你等着吧，也许三年，最多五年，它就不是梦！” 万家福充满着信心和自信。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只要有钱。他现在当上了区政协委员，区个体劳动协会的副会长，已经具备了政治条件，下一步就该办工厂了。他凝视着坚实的桥墩，突然觉得自己的思维也形成了一个立体交叉。 大会开始了。 “同志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阎鸿唤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大桥上空，“在这个日子里，全市人民瞩目的环线工程胜利通车了。我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在环线工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向所有支持，帮助过这项工程的单位和居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在观光车中的曹永祥心神不安地向主席台立功受奖的代表队伍里张望。 为了减少会场主席台上的人员，压缩典礼的时间，各区局的主要领导都分别坐在十几辆观光车中，等典礼一结束就随同中央领导同志乘车观光环线一周，曹永祥坐的车紧靠主席台，看那儿很清楚，但寻找不到杨建华。 市委批准的环线立功受奖人员名单中，杨建华的名字被勾掉了。 “受奖名单先不要下发，全部封存起来。”曹永祥对局宣传部长说。 局宣传部长看着手中一叠市委文件，迟疑地：“那表彰会呢？” “推迟！”曹永祥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为杨建华一个人？” “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了我们刚刚认识的真理。推迟五天，一定要推迟五天。” 在工作中，这是他第一次把时间向后推。五天时间，他要让杨建华的名字和他所领导的集体重新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否则，他就辞职。工程结束了，他无所顾忌，人脑子打出狗脑子，他也要把这个问题闹个一清二白。 昨天，他打电话通知杨建华：“市长特意打来电话，让你作为受奖人员代表上主席台。” “不去，明天对我最大的奖赏是回家看儿子，睡觉！” 曹永祥不知道杨建华刚刚结束了一场与检查团团长的谈话。 “胡闹！明天就是用钢筋支着眼皮，你也得给我乖乖上主席台！” 但现在，他眼睛都看酸了，也没见到杨建华的影子，心里不由得发火。这个杨建华，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犟，看哪天见到他，一定好好撸他一顿。 “……这项工程从市政府正式批准，到今天全线通车，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在旧城搞城市建设，这个速度是世界市政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勘探、设计、拆迁和施工准备工作。整个工程涉及二百多单位，二千五百多户居民，拆除民用住宅六万平方米，单位建筑四万五千平方米，这样大面积的拆迁工作，只用了十八天。……工程质量，经有关部门和专家检查验收，混凝土合格率，构件垂直度合格率，外型尺寸合格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工程的总投资在原材料涨价情况下，只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同类工程所需投资的百分之七十。用这样少的投资，这么快的速度，却完成了这样一个规模浩大，高质量的工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在我们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来了！……” 阎鸿唤的声音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正如高伯年认为的那样，这个讲话是他有意抢到手的。他主要考虑讲话的效果。今天电视台要作实况转播，电台还要把这个讲话重播三遍。这次讲话，一定要起到振奋人心，激发出市民更大建设热情和信心的作用。环线建成通车后，紧接着就是环郊公路和高速公路工程，仍需要依靠全市人民同心协力，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干出来。所以，这个讲话不仅要重申交通改造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起飞中的重要作用，总结环线工程中的宝贵经验，而且要把它带给群众的胜利喜悦，化做一股凝聚着全市群众意志的巨大动力。因此，这个讲话，要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和催动人心的感召力，包括表达的语气，语言的组织都要讲究点艺术。然而，凭着阎鸿唤以往的感觉，高伯年的讲话往往不注意，乃至破坏了这艺术。平稳的，慢节奏的，缺乏一种抑扬顿挫、声调变化的那种官腔十足的语调能把一篇引发群众共鸣，焕发出山呼海啸热情的激昂文字，变成一种冗长乏味的，令人厌烦的时间消磨。因此，在高伯年略微犹豫，而一些常委提议由他讲话时，他未加推辞，欣然答应了。 在群众一片欢呼声中，阎鸿唤继续讲下去： “……环线工程高水平建成，是市政工程战线的一项光辉成就，也向全市人民展示出，我市市政工程队伍是一支敢打硬仗、勇挑重担的好队伍。自环线工程开工以来，工地的各级干部和工人们每天吃住在现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施工人员没有歇过星期天和节假日。……市政队伍这种敢于冒尖、敢于创新和永不满足的拼搏、进取精神，应该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它代表着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一种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高伯年听到这儿有些坐不住了，一股难以克制的怒火使他不能继续听下去。阎鸿唤根本没有采纳他提出的修改意见，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和他唱起了对台戏。阎鸿唤还懂不懂党的纪律，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 “这个讲话不能代表市委，只能代表他自己。”高伯年对身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说。 “为什么？我看讲得很好嘛。” “我下午再向中央汇报，现在我要退场。” 书记和副总理一起劝阻：“老高，要注意影响，有意见咱们今后慢慢交换，采取这种方式不好。” 高伯年只好又气呼呼地坐下，但他脑子嗡嗡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老队长装着一肚子闷气，憋在工棚里，靠着墙闭着眼像在打盹。其实，他的耳朵却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外边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市长讲话。市长的话让他听着句句舒服，带劲儿。 在工棚外警卫的战士，钻进工棚，推推老队长。 “老师傅，可以出来了。” “可以出来了，这叫啥话？！”老队长睁开一双冒火的眼睛，怒视着面前的士兵，“可以出来了”这口气就像是恩施犯人放风。他可没蹲监狱。娘的，外边都人山人海的时候才放老子出去。老子还哪儿都不去了。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把睡在一边的工人向里推了推，索性挤着躺在床上。 武警战士知道自己碰上了个倔老头，知趣地退出工棚。 “……道路改造工程全部结束后，将形成合理的道路网络骨架，不仅解决了市内历史形成的南北不通、东西不畅的状况，而且把市区同郊县以及郊县之间连接起来。这样就为实现我市改造老区，建设新区，工业重点东移的总体布局打下了可靠基础。这样，市区就能大发展，郊县就能搞活，城乡就会协调发展，共同致富……我们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生活环境，而且直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我市将真正发挥出中心城市的作用，向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经济发展……只要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实干苦干，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座繁荣、美丽、整洁、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美好的图画，向往的神话就会变成现实……” 老队长对市长讲的不能全听明白，但他听着觉得周身沸腾着一股热血。这时，工棚外突然爆发出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该是剪彩了吧？他越听心里越痒痒，便猛地坐起身。赌气，向他娘的谁赌气？大桥是他工程队建的，凭啥不大摇大摆地出去看看！如果他不赌气从大桥上下来，那龟孙子又能把他咋样？结果，偏拗这股劲儿，吃亏的还不是自己。奶奶的，这次不能犯傻了。 老队长让老伴搀扶着走出工棚，只见无数只鸽子和气球，伴随着鼓乐和鞭炮声一起飞向天空。快三十年没见到这样的场面了。十年大庆，作为市劳模，他上过一次观礼台，但记忆中的场面，远不如这一次热闹。 “快，快把屋里那帮小子们叫起来，睡个啥劲儿！这场面全是为咱表演的，你倒是快点去呀！”老队长惟恐他的工人们看不到，狠个劲儿地催老伴。有生以来，他几乎是第一次理直气壮，大声大气，豪迈地命令自己的“太上皇”。 老伴儿顺从地跑进屋，一个挨一个地使劲推搡，头上汗都出来了，但没人醒过来。 环线施工以来，谁也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今天早晨，他们不愿意离开工地，为的就是想看看通车典礼。他们在屋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一睡着，就睡得沉沉的，大桥上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听到、见到。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梦乡里，比起世界上一切美好的向往，他们更迷恋自己现在的梦。第二十二章 一 夜晚，城市到处张灯结彩，高大建筑物和一些公共场所都装饰上一串串彩灯。远远地望去，宛如一串串悬在空中或天上垂挂下来的硕大宝石、珍珠项链。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节日的气氛显得分外浓，各类演出，各种舞会，各大游艺场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好者。环线通车带给城市的喜悦，使市民喜气洋洋。 厦门路222号门楼上方，也悬挂起两只大红灯笼。逢年过节，警卫班的战士都把它挂起来。今年“五一”节，值班门卫，没像往年那样在红灯笼上贴上“五一”两个黄纸剪字，而是遵从市委书记夫人的旨意，贴上了两个大大的字。而且战士们还换上了崭新的军装。———一会儿将有大批客人光临这座花园别墅，市委书记家要为女儿举办盛大的婚礼。 沈萍今天格外忙碌。直到半个月前，她才决定，女儿的婚事就在本市办，婚礼就在自己家里举行。 在这之前，她曾设计过两个方案，全被高婕、张义民和老头子否决了。 她曾想让高婕旅游结婚，然后到青岛举行婚礼，这是一种受年轻人欢迎的结婚方式。偏偏高婕不同意，她哪儿也不想去。张义民又不好请假，他挑的担子不是想搁几天就能自己决定的。沈萍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她又设计了第二种方案。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为女儿举行婚礼。那里面的大餐厅正好可以举行仪式，并且能摆二十几桌酒席，这样可以把女儿的婚礼搞得气派一些。伯年是市委书记，市里各方面的领导和平日里给自家提供方便、帮过忙的老朋友，足有二百多人。这样办，钱是要多花些，但这也是一项感情投资。老高平日死死板板的，难免得罪一些同志，趁婚礼也好为他笼络笼络感情。谁又知将来能用上谁呢？更何况，老高离休为时不会太远。在位时高朋满座，离位后未必不庭院冷落。何不借机热闹热闹，让女儿的心里得到点安慰，也给女婿增添些荣耀。今后孩子们的成长进步，还得靠这些人配合帮助呢。她算了算，其实也花费不了太多的钱，市委招待所是专门招待市里客人的，用不着租场费和服务费，宴席也只收成本费。而且还有国家补贴，外边饭店三百元一桌的宴席，这里也就收五十元。当然要想按这个价格办，需要老头子出面。但她刚一提出这个方案，高伯年就坚决反对。 依高伯年的意见，就在家里摆上两桌，请请老战友，再加上张义民一家人，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沈萍不依，她坚持要办出一个大场面。她结婚时，发了几块糖，把被子一挪窝，太窝囊了。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时代不同了。她决定就在家办，并且不跟高伯年商量，发出了一百多张请柬。 她把市委招待所的厨师和服务员请来帮忙；采买工作交给了商业局副局长；借餐桌、碗筷、酒具的活派给了市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婚礼布置她调来了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指挥当然由她亲自担任。 高伯年参加完通车典礼后，就一直呆在楼上，楼下沈萍的忙碌和女儿的婚礼，他丝毫没有心思过问。 他原打算，通车典礼之后与中央领导认真地谈一谈。中午北京却来了紧急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要求两位领导同志立即回去，与他的谈话，只好推迟。 “伯年同志，这两年你们市各方面工作成绩都很大，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你要多支持鸿唤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意见更有利于推动改革。” 两位中央领导与他分别时讲的这两句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对他带有批评的意味。这种明显的偏袒，让他很不舒服。这口闷气堵在心里，搅得他心烦意乱。 沈萍却一趟又一趟上楼找他的麻烦。 “你可真坐得住，人家警卫班的同志在下面帮忙，你当书记的该下去慰问慰问，说几句感谢的话。” “平时不该代表我办的事，你乱代表，现在你能代表我说几句，你又不代表了。” 沈萍没工夫和他争辩，下楼去了。十多分钟后又走上楼来：“厨师来了，人家是冲你才登门帮忙的，你去看一眼。” “不去！谁请来的佛谁拜！” 沈萍狠狠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 最后一次，沈萍破门而入，终于把高伯年惹火了。 “谁让你搞这套？你瞧瞧厦门路222号哪家像你这样？” “我怎么了？徐克给儿子结婚，不也是热热闹闹的！” “你和徐援朝比？徐援朝判刑了，你也想让你的孩子判刑？” 一句话把沈萍也惹火了。 “你还好意思提援朝判刑的事？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专门找干部子女的毛病，有屁大的事就给嚷嚷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的子女全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人。干部子女犯了点错，就恨不得加重惩罚，枪毙了才好。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到处捞钱的有的是，你们怎么不管？那些个体户，两三年就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翁，那门道能正吗？对那些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你们束手无策，还一个劲儿地支持，对这些革命后代倒认起真来。” “谁犯了法都要治罪的。”高伯年忿忿地回击沈萍。 “我真看不透！你要抓，你的监狱装得下吗？而且你敢抓吗？援朝的案子，阎鸿唤一拍板，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了。阎鸿唤没扛过枪，一个普通干部提上来的，没有是非原则，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你呢？你可跟徐克是老战友，你的感情也没有了？我看一会儿见到老徐你怎么交代？” 沈萍又像往日发脾气时高喉咙大嗓门地嚷起来，高伯年只好把自己想嚷的话憋回去。他克制住自己，妇人之见，不必计较。 “记住，徐克来时，千万不要提起徐力里和徐援朝。”他对妻子说。 当他知道沈萍去信邀请徐克参加高婕婚礼的事，大发雷霆。徐克现在是什么心情？请他来参加喜事，等于一个强刺激。高伯年对徐克的感情很深。每当阎鸿唤的一些做法引起他反感的时候，他脑里总浮现出当年他与徐克配合工作时的情景。那种融洽与默契，一方面来自徐克同志的领导水平，另一方面就是自己懂得市长在市里是一个什么位置，自觉地尊重与服从市委书记的领导。而这一点，阎鸿唤恰恰不懂。他没想到的是，昨天徐克特意打来长途电话，告诉高伯年，他今天一定要赶来参加高婕的婚礼。老战友的情谊让高伯年极为感动。今天，对这场婚礼，他惟一感兴趣的就是能见到徐克，他有许多话憋着要跟徐克谈。 “你少假惺惺的，说不定徐克就是来找你算账的。”沈萍白了丈夫一眼，转身下楼去了。 张义民帮助几位服务员把餐桌台布铺好，看看表，觉得快到客人们来的时候了。他走进自己的新房，新房布置得十分雅致。高婕一个人穿着拖鞋，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翻着画报。 “都什么时候了，快换上衣服，脸上也该化化妆了。”张义民见高婕懒洋洋的样子，心中有几分不快。 高婕放下手中的画报。婚礼对于她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一个新闻发布会，把她早已尝受和体验过的内容合法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一个没有任何新鲜感的结合，一个女人不能享受到花烛之夜的喜悦和羞怯，也是一种人生的遗憾，这种感觉人生只能有一次，而她享受这感觉的机会早在一年前被一时的冲动、狂热和饥渴无情地取代了。她现在惟一的感觉，就是一会儿要下楼参加一个会，或者是去演一场热闹的哑剧。 张义民把高婕的婚礼服扔给高婕，自己则换上沈萍特意到出国服装店为他定做的深色西装，打好领带，又在胸前别上一朵红绢花。 “动作迅速点，我先到门口迎候客人。”张义民朝高婕又催促了一句，匆匆走了。 他的语气、神色和紧张的动作，也同样像一个赶场的演员。高婕在心里苦笑了一下。 张义民走下楼，发现沈萍请来的婚礼主持人、市委三处的刘处长，老远就向他伸出热情的手。 “今天新郎官太精神了。”处长亲热地握着张义民的手，“为老弟，我可是忙前忙后，腿都快跑断了。” “太谢谢您了，环线工程我离不开，让你老兄受累了。”张义民知道这几天婚礼的筹备刘处长帮了不少忙，可他同这位四十多岁的处长接触不多，平素也没交谈过。 “咱们之间没的说，应该的。”刘处长拿出一个大纸盒，“为恭贺你的新婚之喜，我和你嫂子送一份小礼物，留个纪念吧。” 张义民打开纸盒，里面是一对精致的景泰蓝花瓶。 “这让你太破费了。” “哪儿话，轻、重是我的一点心意，比不上外贸公司侯经理的钢琴。” 张义民不得不佩服丈母娘的高明。今天的宴席总共花了不过三千元，可目前却已收到了上万元的礼品，他不禁又想起罗晓维经常熏染他的话“权势运用得当，钱就会比一切渠道来得更便当”。想到囹圄之中的罗晓维，不知怎地，他心中忽地掠过一丝怜悯。 刘处长又神秘地把张义民向旁边拉了拉：“听说阎市长准备提你当建委副主任了？” “我没听说呀，”张义民吃惊地睁大眼睛，“你可不要胡猜。” 处长诡谲地笑了笑：“我的消息绝对可靠，老弟当上了市委书记的女婿，难道还真的不知道？” 张义民突然觉得心里热得有些发烫，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激动而又不敢置信：“我真的不知道。” “刚三十出头就当上了部委级干部，这在全市也是首屈一指的，到了我这个年龄，你还说不定到中央去了。” “你太过奖了，我这么年轻，挑不起重担。”张义民谨慎地说。 “你的能力没问题。加上一边有市委书记亲自培养，一边市长信任、重用，以后得多关照关照喽！你上任后，我就有事要麻烦你，我的房子你得给我调调。” “如果真有这回事，那自然没二话。” 张义民用力握握刘处长的手，这个消息对于他，比婚礼更重要。 他精神焕发地走到门口，估计客人们陆续就要到了。 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和一辆乳白色的轿车相继开进院子，停下，里面分别走下张义民的父亲和张义兰、万家福。 张老头瘸着一条腿，拄着拐棍儿，在义兰和家福左右搀扶下走上台阶。 张义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对义兰说：“你们怎么也来了？不是说好了，只让爸爸来，汽车可不是去接你们的。” “你结婚，我当然得来。”张义兰大大咧咧地回答，她今天打扮得过分娇艳，这更引起哥哥的反感。 万家福走上前：“我们是来给新郎助威来的。我早就跟义兰说，这是张家娶媳妇儿，喜事应该咱们办。在凤华饭店气气派派地办他十几桌，钱你没有我有，可你偏不听我的。我跟义兰觉着，不能让高家笑咱张家无人，就租了辆豪华‘皇冠’来了，跟他们比比点儿。” “胡闹！”张义民阴沉着脸说，“这个地方是你们能随随便便来的地方吗？今天来的全是上层人士，你们算什么？尤其你名不正言不顺的，还是个个体户，让我怎么向别人介绍？” 万家福没料到自己满腔热情赶来贺喜，却遭到张义民的这番奚落，不由得蹿出一股怒火。 “张义民，甭说我和义兰还有这层关系，就凭我是你的老同学、老邻居，你也该请我参加你的婚礼！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万家福在社会上也是有地位的。”他掏出名片甩给张义民。 张义民看看名片，轻蔑地递还给他：“你呀，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小点缀，谁又真瞧得起你？” 万家福的脸气得发青：“这难道就是你眼中的我吗？好，我走！从今天起，咱们的交情算是断了，你看不起我，我眼里也没有你，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今后还不定谁高谁低呢！” 万家福扭头便走，张义兰紧紧跟着。 张义民也觉得自己的话太过分了，这次结婚，家福送了他一千块钱，他忙追过去。 “家福，别生气，怨我没把意思讲清楚，我是怕……怕人小瞧咱。” 万家福鄙视着张义民：“你要真怕人家小瞧你，就长本事，把老婆娶自己家去。我看是你小瞧了自己，满脑子虚荣。要是我，与其住进洋房，连腰都不敢直的话，不如住在普通房里挺着腰板活着痛快。” “就是。”张义兰为家福帮腔，“这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凤华饭店我们都平趟，谁又稀罕这破地方？要不是想见识见识那位臭小姐，你八抬大轿请我，我还不来呢。”张义兰自从跟上万家福，早已不在乎这个哥哥了。 万家福不能原谅张义民，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乘车扬长而去。 张义兰紧紧挨着万家福，捧住万家福的脸亲了一口：“好样的，家福，我爱你这股子劲儿。” 万家福并没有因为这个吻感到痛快。今天两次受阻，弄得他十分沮丧。在这个社会里，并不是有了钱就什么地方都可以行得通的。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他的地盘。他有钱，可以尽情地享受，去吃，去玩，去乐，因为那些地方要赚他的钱。仅此而已。他在社会上站立着行走着，人们却依然看不起他。 张义民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那张脸显得粗糙而衰老。这张脸是无法与高伯年那容光焕发、富态的长者容貌相比的。 看着父亲苍老、委琐的面容，万家福的话仍在强烈地刺激着张义民的耳膜。他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悲哀。他觉得高婕、沈萍和大厅里的人们都会轻蔑他有这样一个父亲。尼克松可以炫耀他买牛排的困苦，田中角荣能够以家贫为荣，因为他们当上了总统、首相。而他，虽然爱自己的父亲，但此刻，却又只能为父亲感到羞愧。 早晚有一天，在他成就辉煌的时候，他也会当着任何人，毫不惭愧地介绍他的贫民父亲。 拐杖在张老头的手中轻微地颤抖着。他一生都在指望儿子，但他又不知道究竟能指望到儿子什么？ “记住，进去以后少说话。也不用跟人低三下四的。”儿子又在教训他。 大门口值班室派人送来两封信。一封是给高婕的，另一封是给沈萍的。 沈萍看出信封上的字是儿子高地写的。她才想起今天高地没有在家。她打开信，读了几行，脸色刷地一下变了。 “伯年……伯年……”她上气不接下气跑上楼去。 “老徐来了？”高伯年慌忙站起身。 “不，不……高地走了，高地走了。”她仓惶地、带着哭腔嚷着。高伯年接过沈萍手中的那封信。 爸爸，妈妈：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已去美国自费留学，也许不再回来了。美国并不是我向往的地方，但那里却能给我所需要的东西。签证是四月二十五日下来的，但这几天爸爸一直忙于市里的工作，看着您那沉思不语和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忍再去打扰和分散您的精力。我知道您把您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我深深地崇拜您。妈妈正全身心地忙碌着妹妹的婚事，我不愿破坏妈妈这种充满着喜悦的紧张心情，也不愿由于我的走而影响了妹妹的婚期，因为我希望我在走的时候能赶上妹妹结婚的日子。由于这种心情，我不便向你们当面告别。 昨天，我在咱们的院子里徘徊了很久，深深地把养育了我的这个地方镶嵌在自己的脑子里，默默地向自己的家告别，一次又一次为您们祝福。 您们把我哺育大，我内向的性格却不能真正让父母了解我。也许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我是极其渺小的，小到不值得得到你们的关心和理解。但我的内核是广大而丰富的，甚至野心勃勃。我有爸爸一样对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的意志，也有着妹妹那样对爱的追求和炽热的情感。现在，这两个追求，由美国向我传来了呼唤，我决定迎着这呼唤离家而去。 爸爸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一定会把我骂为祖国的叛逆，妈妈也许会视我为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 请爸爸妈妈原谅我，我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如果不能宽恕我，就请忘掉我吧，尽管我在你们心目中本来就不重要。但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家，忘记不掉我的祖国。 （这封信我将请同学送给值班室） 高地 五月一日晨 高伯年感到浑身发颤。 “快，快叫汽车，我们立即去机场。” “晚了，飞机早就起飞了。”高婕出现在门口，她穿着洁白的婚礼纱裙，泪水盈眶，手中拿着二哥给她的信。 楼上发生的事情，张义民全然不知。一个个客人接踵而来，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他谦恭地同来宾握手致谢时，接下一件件礼品，但他心里却极度不安，他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 刘处长透露给他的信息，引起了他心中一阵骚乱。这次职务提升，证实自己已经得到了阎鸿唤的赏识，自己的一切努力没有落空。是啊，如果一切都正常运转，的确一切都没有落空，前途会是一片光明。偏偏自己陷落在不正常的事态发展环境里，那么到手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得而复失。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的冲突日趋明显。在市政二公司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必然导致感情的破裂。这种矛盾直接影响到他。市长是昨天，才知道他与高家的关系，而提名他当建委副主任的建议肯定在这之前。今天的婚礼说不定会毁掉这次重要的提升。 他这些日子，光顾权衡高婕与罗晓维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忽略了保持另一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他至关重要。 沈萍给的客人名单中有阎鸿唤，并且告诉他，阎鸿唤答应参加他们的婚礼。但直到现在，这位住得最近的邻居却还没有到。 他走出来，决定亲自到市长家去请阎鸿唤。 张义民一边走一边考虑到市长家如何表白自己的心迹，才能让阎鸿唤相信，一，他不过是做高伯年秘书时被那个漂亮的高婕爱上了。而他本人虽然爱高婕，却一直由于反感高伯年的保守与迂腐，思想感情不融洽，迟迟下不了与高婕结婚的决心，最近高婕拼命追求他，他才答应了。二，他是坚决跟着市长干的，尽管他做了高伯年的女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思想。他佩服市长的开拓精神，愿跟着阎鸿唤这样有气魄有现代意识的领导人干工作。当然，这番话说得要巧妙，不能弄巧成拙。阎鸿唤不是高伯年，自己的表白要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点做作。 他绕过一片密密的柏树丛，市长家的那幢小楼出现在面前。楼里没有灯光，他摁了足足有五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给他开门，难道市长家真的没有人？庆祝“五一”联欢会，昨天晚上已经开过了，今天市里并没安排什么大型活动，市长一家人会到哪儿去呢？ 二 光明立交桥纵横交错，连贯东西南北。它的南端紧紧毗连着巍峨高耸的全市第一座三十二层的高层住宅楼黄山大厦。白天，二者交映成辉，相互衬托，展示出一幅现代的都市景观。晚上，当黄山大楼所有窗口的灯和光明桥上的灯都亮起来的时候，远远看去，又给人一种奇特、浪漫的感觉，宛如一位美丽深情的女子，舒展长袖，静静地依偎在高大雄健的恋人膝前，默默地倾诉着绵绵情话。 柳若晨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黄山大楼封闭式的阳台上，痴痴凝视着徐力里亲手设计的这座大桥，就像注视着妻子的身姿。光明桥施工期间，他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站在这里看上很久。现在大桥竣工了，仿佛徐力里又回到身边，与他夜夜厮守在一起，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勾起他对妻子深深的、悠远的思念。 “柳同志，饭做好了。”秦阿姨轻声招呼他。 秦阿姨过去尽心尽力照顾着两个好似毫不相干的主人，她结过婚，在七八家帮过佣，但从没见过柳家这样的夫妻。她用她的勤勉和谨慎同两个主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女主人去世了，她感到心里也突然空了一半，这个原来就很安静的家变得愈加静得可怕。 “柳同志，徐同志故去了，我……我是不是也该另找一处去帮忙？”她在开过追悼会后，怯怯地问男主人。 “你觉得这样好，你可以走。”柳若晨的声音沙哑而凄凉。 秦阿姨犹豫了。柳副市长是个心眼好的老实人，他根本不会照料自己，工作这么忙，身边没个人怎么行？ “如果您同意，我也想留下。” “你愿意的话，我倒希望你留下。”柳若晨用求助的目光看着她。徐力里死了，她再一走，他不知自己今后该怎么生活。 秦阿姨留下了，把对两个主人的殷勤，灌注到对柳若晨一个人的周到照顾上。她发现柳若晨对死去妻子的感情突然变了，变得那么纯情而真切。她在徐力里的照片镜框上镶贴上黑边。柳若晨发现了，立刻把黑边去掉。 “柳同志，死者的照片都要加黑边的，不然……不好。”秦阿姨惊惶地想劝阻副市长。 “不要加上那黑圈，不要让我老想到她死了。”柳若晨目光悲切，情深意浓。 他每天站在阳台上看够了，总要先默默地走进徐力里的房间，在她的床上静静地躺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那种痴情的举动，连最动情最悲伤的故事也远比不过他这种怀念更让人感动和心碎。 秦阿姨把饭菜摆好。今天她做的菜全是柳副市长和徐力里各自爱吃的菜。她在桌上摆了两只高脚酒杯。她想柳副市长今天一定想同徐力里一起吃饭。虽说她在徐力里生前从没见过他们同桌进餐。柳若晨独自站在阳台上，她知道他又在想念徐力里。她不忍破坏副市长的这份思念之情，悄悄地在他身后等了一会儿，又担心饭菜凉了，只好招呼他。 柳若晨回过头，眨眨眼，以便使自己从刚才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今天我喝杯酒。”柳若晨对秦阿姨说。 “酒我已经准备好了。” “给徐力里摆一个酒杯。” “我摆了两个。” 柳若晨感激地点点头。 “把饭菜挪到这里吧，这儿离光明桥更近些。” 秦阿姨把饭桌挪到了阳台上，柳若晨则将封闭阳台的玻璃窗推开。傍晚清凉的微风，弥漫着仲春的芳香气息轻轻地走了进来。 阎鸿唤和任素娟坐在汽车里，把从没有带出去过的保姆也叫上了，为的是让家里彻底无人。 下午阎鸿唤与市政府的几位副市长、秘书长分头到炼钢厂、纺织厂、铁路和一些大商场去慰问在节日里仍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加班的职工。回到家已是时近五点钟。 “沈萍又来电话催了，让你来后，咱们立刻过去。”任素娟已经换好了衣服等他。 “不去了，我是来接你的，咱们一起到柳若晨那儿去过节。” “老高那里怎么解释？” “我们明天再去嘛，今天若晨冷冷清清一个人，老高这里人多，不缺咱们两个人。” “那总得打个电话……”任素娟觉得有点不妥。 “到若晨家再打吧。” 她跟随丈夫匆匆地上了汽车。 阎鸿唤昨天晚上接到沈萍的电话，邀请他今天参加高婕的婚礼。市委书记家办喜事，市长自然是第一个请到的客人。阎鸿唤欣然接受了沈萍的邀请。 但今天他又改变了主意。 中午，他与高伯年分手时，发现高伯年阴沉着脸，立刻猜想出高伯年的心情一定与他的讲话有关。他预料到高伯年会对自己没有按他的意见修改讲稿不满。他违背了高伯年的意见，是因为他考虑到在这些认识上，他们难以短时间取得一致。环线工程是伟大的，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他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工程的建设者们负责。他了解高伯年的脾气，如果今天他去参加高婕的喜宴，两个人难免要有一场争论，这会影响婚礼的喜庆气氛。后来，他了解到高家不止向他一个人发出了邀请，而是几乎向所有的市部委级以上的干部发出了邀请。一个女儿的婚礼，参加的范围够得上一次常委扩大会。他对高伯年有些不满了，目前市里这么多事情需要研究解决，市委书记却饶有兴致地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兴师动众地为女儿办婚事。 然而最终使他决定不去参加高婕的婚礼的直接因素，是由于柳若晨。 就在下午几位市长准备分头慰问的时候，柳若晨将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 阎鸿唤打开信。一行清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辞职报告。他没继续往下看，急忙翻到最后一页，下端签的是“柳若晨”三个字。 “为什么？”阎鸿唤对柳若晨的举动感到吃惊和不解。 “我的报告里写清楚了。”柳若晨扶扶眼镜。 “如果我不同意呢？” “这样做没有任何道理。一个人当选由不得自己，难道不想再干了，想辞职也由不得自己，非得别人同意吗？” “这不奇怪。即使在西方，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要辞职，也要经过总统接受才行。” “可我们是中国，我不想跟任何国家比。我的报告一式两份，另两份已寄送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代会，我希望组织允许我有我个人的意愿，尊重我的意见，尊重我的尊严和名誉。” 我们是中国？阎鸿唤一直回味着柳若晨的这句话。在中国应该怎样？或许中国的一个市长太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因而也太缺乏处理这类情况的经验。在当今中国，干部问题上最棘手的是一些应该离开职位的却无法让他离开，到了离职年龄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将他“买”开。中国是个“官”的观念浓重的国度，官和民都被心头这个沉重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职务连接着权力，权力连接着地位，地位连接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取得和保持住这个地位，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丧失了人格上的尊严。柳若晨却主动要求辞去职务，放弃这个“官”位。 在下去慰问的路上，阎鸿唤坐在小车里看了一遍柳若晨的报告，他似乎对柳若晨的真诚有了一些理解。 怎么办？不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在自己的副手里，柳若晨是最弱的，以致自己不得不常常偏重或取代他的工作。但柳若晨是尽心尽力的。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他的贡献；环线工程有他的心血，拆迁工作他挂的帅，工程设计他是主管。今天的成就有柳副市长一份功劳。如果他不辞职，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即使能力难以支撑，也会自然安排到职位相等的其他岗位。但柳若晨希望的是彻底辞去一切职务，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困难的“官”位，回到他的研究室，干他热衷而又得心应手的专业。 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他的尊重。一个人应该有选择自己位置的权力。柳若晨是理智的，他最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柳若晨的辞职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吗？又有多少人相信，柳若晨是完全出自对自己的尊重，才去辞职的呢？人都想具有尊严，但人是否又都能理解什么叫尊严？ 阎鸿唤决定不参加高婕的婚礼，他要和柳若晨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柳若晨为两个酒杯斟满了酒，轻轻地端起酒杯。他不会喝酒，但这已是第二次与徐力里喝酒了。那一次是徐力里为他斟了一杯酒，今天，他要敬自己的妻子一杯。 今天是妻子设计的光明立交桥落成的日子，他为她骄傲。 在上午的通车典礼仪式上，他望着桥两侧和桥下欢呼、雀跃、兴高采烈的人群，恍惚中，他觉得徐力里就在那人群中，向着他在笑，向着大桥在笑。她在人群中时隐时现把欢乐播散在人们的心头。他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思念让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喜色都看作妻子的笑脸。但他沉湎在幻觉中，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的心在呼唤，呼唤着天边，呼唤着云端，呼唤着春风，呼唤着妻子的名字，让她能随着轻风，驾着白云，从天上飘落。 他端起酒杯，与徐力里的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白葡萄酒喝到嘴里甜滋滋的，落到肚里暖烘烘的。他把空杯放到徐力里的位置上，然后又拿起她的酒杯。力里，我替你喝了这一杯。 一个人活一辈子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不容易，可你留下了，留下了这座百年不朽的桥。你的生命比起我，比起许多的人都要长。 柳若晨在心里与妻子交谈。 我也快要轻松了，归回自己的原位。我的这个念头早就有了，还征求过你的意见，那是我第一次想跟你谈点什么的时候。 我羡慕你，你一直在自己热衷的位置上，而我却阴差阳错错了位。现在，我要和你一样，做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我的位置不应该在政府的大楼，而在我的研究室里。 你会赞成我的选择的，对吗？ 这几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说不清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只能说，很多事情我都在努力地做，又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没人帮助，我一件事也干不成…… 柳若晨向徐力里述说着，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徐力里能够理解他，理解他这种得以解脱的轻松。 有一次阎鸿唤在市长办公会上讲起干部问题。 “我们有八种不同属性的干部。有属千里马的，干起工作有冲劲，一往无前；有属牛的，任劳任怨，踏踏实实，肯卖力，有韧劲，但难免有个犟脾气；有属虎的，干事情有胆量，有信心，思想不受约束，干起工作能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就是往往容易冲动，伤害同志的感情；有属猪的，不干工作，得过且过，思想懒惰，不求进取，热衷于吃吃喝喝；有属狗的，专擅讨好领导，爱好打小报告，动不动就咬人整人；有属鸡的，只会唱高调，干实事又没多大本事；有属绵羊的，胆小怕事，没有一点斗争精神，见矛盾就害怕，遇到风险，躲到一边儿去了。还有一种属蛇的，油滑得很，满肚子坏水，到处出溜，让人捉摸不着。我们用人，多启用马、牛、虎，不用那些狗、羊、蛇、猪、鸡。” 柳若晨听着，暗自给自己对了对号。他究竟属什么？八种人里没有他。 一次单独的机会，他问阎鸿唤：“你看我属哪一类？” “界乎牛、羊之间。”阎鸿唤像早就替他分析过似的，顺口答道。 “不对，我属龙。” “属龙？……”阎鸿唤显然为他的狂妄和自不量力的回答感到吃惊。 力里，你相信我会这样说的吗？这种回答或许有些英雄气概，但你也许会和阎鸿唤一样嘲笑我，没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副市长的“官”位，我确实属龙。龙，徒有虚名，而无其实。 我何尝不想回到实实在在的专业上，干一番我实实在在能干的事业。但我却一直在犹豫。环线工程要上马了，我担心那时辞职，会让人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戴了四年乌纱帽，刚给副担子挑，就溜了。拆迁工作完成后，我卸了总指挥的职，又想提。但想到你，我决定继续再干下去，由我主管设计工作，对你会有帮助。设计完成后，本该辞职了，可我的犹豫又加重了。我担心流言蜚语的包围。当一个正当、合理的意愿违反了人们常规心理时，人们就会用种种猜测去解释它，不惜亵渎人的名誉。你要知道，你和鸿唤那段往事，不再是无人知晓的秘密，你要知道我的弟弟犯了罪。我现在辞职，人会怎么想？会说我的辞职是由于阎鸿唤的排挤造成的，把它说成两个情敌合不来。会说我可能与若明的案子有牵连，或者有其他不便公开的错误，辞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体面……我有些怕，我了解生活在我周围，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们。 但这样继续下去，我又不堪忍受。一个老同学见了我，“若晨，你现在仕途不错么。当了官，别光顾自己往上爬，把我们这些老九给忘了，现在连见上一面都不容易。” 虽然是玩笑话，但我常常听到，一次次地触伤着我，我为什么要走这条不适合我，而我又不热衷的仕途呢？四年中，老同学们，包括我原来的助手，各自在专业上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我呢？两手空空，无颜以对。 昨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光明桥，想了很久。是你，让我彻悟，人该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充实。一个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么人还有什么尊严？君子坦荡荡，又何惧流言蜚语。 力里，辞职报告，今天，终于交了。我就要开始了和你一样的生活。不，应该说和你在一起，开始同样的生活。 我会让你看到，柳若晨在自己应站的岗位上，他也是一个伟丈夫。 阎鸿唤让司机把汽车在离光明桥附近的地方停下来，附近有一条小街，那里有一个农贸市场。 “我们下去买些菜，我们今天不能空着手去。”阎鸿唤对妻子说。 “你坐在车里吧，我自己去。”任素娟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丈夫是从来不过问的。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遛一遛。”阎鸿唤跟随妻子下了车。 农贸市场上许多货架已经空了，天色已晚，许多小贩已经收摊，只有一些剩货不多的卖主还在耐心地等待买主来临。 “这鸡蛋多少钱一斤？”任素娟问一个卖鸡蛋的农民。 “便宜了，一块七，您瞧瞧这个个儿。”卖主对买主炫耀着，边说边拿起秤，好像买卖已经成交。 阎鸿唤拿起个鸡蛋，举起来，然后仰起脸，眯起一只眼，想看看鸡蛋是否透亮。他记得过去挑鸡蛋时都要这样照一照。 “别出洋相了，你看看还有没有太阳？”任素娟看见丈夫的傻样子，心里发笑。 他这才意识到太阳早已落下了，现在已到了傍晚，他自嘲地笑了。 “这么晚了，还不收摊？你是哪个郊区的？” “西郊的，就剩这么点鸡蛋了，卖完了再回去，我要早早收了摊，您哪儿吃鸡蛋去。包了吧，也就四五斤。” “再便宜点。”阎鸿唤说。 “老哥，今儿一白天，我都按一块八卖的，要不是想早点回家，我才不卖一块七呢。”卖主煞有介事地以攻为守。 “一块六，怎么样？按这个价，我全包。”阎鸿唤饶有兴致地讨着价。 卖蛋的人做出一副发狠的样子：“好吧，就这么办，赔就赔了，图个干净利索。” 卖蛋人见他们没有家什，便去找了一只空纸盒儿，热情地为他们装好。 “给我点钱，我先去那边转转，一会儿就来。”阎鸿唤对妻子说。 他很有兴趣地在农贸市场转来转去，突然觉得这里是那么新鲜，过去自己熟悉的那种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他身边。他到这里视察过市场情况和物价，但每次都是前呼后拥，交谈的双方是拘谨的。自从当了市长，他就再没有亲自买过东西。这种采买的烦恼与乐趣，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商品社会里，一个人没机会与商品直接打交道，不能不说也是个小小的遗憾。 他们拿着买好的鸡蛋、鱼和一些蔬菜回到汽车旁。 “那就是光明立交桥吧？”任素娟问丈夫。 “对。” “我想到上面看一看。” “好，我陪你参观参观。”阎鸿唤让司机和保姆先到柳若晨家里去，他则与妻子一起漫步走上大桥。 紧紧靠着丈夫的肩头，任素娟感到由衷的满足。这样与丈夫在街上并肩漫步，对她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她爱他，为丈夫工作中的第一个进展而欢欣，为他每一个成功而自豪。最近几年，她的生活中仿佛失去一些东西，一些对于她十分宝贵的东西。当她每天晚上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晚上夫妻间的倾心交谈，深情的温存；节假日一起做顿可口饭菜，欢聚一桌，或到哪儿去逛逛，这些，在别人家里最平常的事对于她，却都已是遥远的过去。 现在，这几年的缺憾，似乎一下子就得到了补偿。她多么希望丈夫能永远这样，她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市长。 “你怎么不说话？”她见丈夫沉思不语。 “我在欣赏这座桥。” “你看了无数次了，还没有看够？” “对这座桥，永远也看不够。它不仅仅是座桥，这座桥上发生了多少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体现了我们多少民族的精神。桥建成了，人们仍需要一次次地去认识它，才能感受到它强大的承受力和凝聚力。” 任素娟没有再说什么。作为妻子，她了解丈夫对光明桥的那种特殊情感。 阎鸿唤此时，思绪万千。上午，他站在这儿讲话，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讲话效果和群众情绪上。现在，他的思想纵横交错，他想到了徐力里，她给她的城市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纪念物，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无法追悔的遗憾和永久的思念；他想到了那年轻的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和那位抱病坚持在工地的老队长；甚至想到了那个跪倒在众人面前请求宽恕的陈宝柱……一个个建设者的身影从他眼前掠过。这里，曾经是沸腾的，充满着豪迈气概和忘我献身精神的工地，此刻，却显得那样宁静和开阔…… 他的思绪又飞到了下一个更艰巨的工程，环郊路的建设上。今天通车典礼上群众表现出的兴奋高昂的情绪，使他看到了人们渴望城市变化的心情。道路改造工程是民心所向。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能停留，一鼓作气，靠群众这股子士气，再奏一曲雄浑的都市交响乐。 阎鸿唤陪着妻子默默地在桥上散步，从东走到西，从南转到北。 “你觉得这桥怎么样？”走下桥来，阎鸿唤问妻子。 任素娟脸烧红了，她发现自己竟什么也没看到。她看不到桥上一辆辆汽车驶过，听不到傍晚四周传来的人语喧哗，她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只感到四周一片寂静，鸟语花香。和丈夫在一起散步的幸福使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鸿唤，我真想让时间永远停留在今天。” 阎鸿唤望着妻子的脸，她的脸由于兴奋而红润，一种满足愉快的光芒在她的双眸中闪烁。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端详自己的妻子了。她老了，发际已出现了银色。他禁不住伸手为她绾了一下发丝。他给予妻子的太少了。他只顾把自己奉献给了这座城市，却没注意妻子为他所做出的奉献。 “别说傻话了。今天，谁也留不住。”他轻轻挽住妻子的胳膊，“我们还是多想想明天吧。” 今天，古人为什么把“今”和“金”读成同音，也许就是因为今天最宝贵。 今天，是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面对今天，人必须要对历史负责，也必须对未来负责。阎鸿唤觉得自己每天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他要对明天无愧，让今天充实，又要走向明天。不是结局的尾声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徐克要回北京了。高伯年、阎鸿唤、柳若晨三个人一直把他送到了光明立交桥上。他坚持要再看一看女儿设计的这座大桥，并且由这里启程。 徐援朝的判决书是前天下来的，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柳若明判了七年，罗晓维判了三年。 徐克疼爱儿子，但他这次来，没有找任何人，也没要求司法部门在处理儿子问题时给予照顾。 但谁又能肯定，这个市委书记极为关注，涉及到许多领导人子弟的重大案子，法院在量刑时没有掺进诸多因素？ 十五年，徐克算了算，那时援朝已经五十岁。他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彻底离休。老人对自己离休后的晚年有过种种设想，或回来，和女儿住在一起，或把儿子调到北京自己身边。现在，这两个设想全落空了。他带着女儿给他的骄傲和儿子给他的耻辱，离开这里。在这里，他生活、工作了三十五个春秋，如果叶落归根的话，这里应该是他的“根”。 昨天，他到监狱里去探望儿子。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让他们父子单独呆了两个小时。 他只问了儿子一句话：“为什么要犯罪？” “为了多弄点钱。” 儿子简洁而坦白的回答，使徐克感到一种剧烈的震颤。这就是自己的后代。钱，如果为了钱，他这个巨富的儿子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革命，坐等就能继承万贯家财。但他视金钱为粪土，为了追求真理，他加入到穷人的队伍，被敌人关进了监狱。他革了一辈子命，为了自己的信仰奋斗到现在，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是为了钱，而沦为一名罪犯，关进了自己的监狱。 “若晨，”徐克握住柳若晨的手，“以后替我多去看看援朝……” 柳若晨点点头。 徐克的车离开了光明桥。 送走了徐克，三个人对视了一下，似乎各自都有无限的感慨。高伯年默默地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老高，今天我们谈谈好吗？”阎鸿唤赶上前去。这些天，他一直想找高伯年推心置腹地谈谈。 “好吧。到我家谈吧。”高伯年想到徐克的劝说，允诺了。既然阎鸿唤主动要谈，那么就谈吧。但他对此次谈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而阎鸿唤也不会轻易认识错误。 柳若晨什么也没说，坐进自己的汽车，走了。明天市委党委才讨论他的辞职报告，人大常委会则得等市委常委会讨论之后。他现在不想再与任何人谈话，该谈的都谈了，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等着他。 阎鸿唤坐进了高伯年的汽车。汽车刚刚启动，阎鸿唤突然发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这正是他想在通车典礼上想见而没见到的杨建华。他立刻叫司机停住车，推开车门走出去。 杨建华背着小蒙蒙，肖玲搀扶着杨元珍正东瞧西望，指指画画地一路走过来。 “杨建华同志。”阎鸿唤在车前迎住他们，伸出手。 “市长！”杨建华在这儿与市长不期而遇，十分兴奋，他一只手托住背后的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市长的手。 “杨建华”三个字引起车内高伯年的注意。他从没见过杨建华，但他猜测这个人就是被撤职的市政二公司经理。看到阎鸿唤热情的样子和杨建华的激动神情，他立刻感觉到，今天与阎鸿唤的谈话是徒劳的。他想让司机把车开走，但一瞬间，他又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杨建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尖滑相，相反，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英俊，纯朴，眉眼和脸庞好像一个人，像谁？像大儿子高原，从体形到面貌都十分相像，一种奇特的联想又让他注意到了站在杨建华身后的老太太。倏地，他的心仿佛被电击了一下，禁不住地颤抖了———那张脸更为熟悉。记忆中，前妻的形象又在他脑中复苏了。难道真是他们母子？他不敢相信。 几十年寻子的惆怅，几十年怀旧的伤感，顷刻都聚集在一起，涌上他的心头。 他走下汽车，缓缓朝他们走去。 他发现对方也在愣愣地看着他。 “我是高伯年。”高伯年介绍着自己，注意观察着对方的面部表情。 老太太木然地把目光移向她的儿子。 “知道您，市委书记。”杨建华十分平淡地回答。 高伯年继续盯住杨元珍：“您贵姓？” “我姓刘。” “老家是平山县的？”高伯年听她的话音正是自己家乡的口音。 “保定城里的，没到过乡下。” 不对，全不对。高伯年失望地坐回车内。世界上相像的人很多，是自己思念儿子心太重了，他们母子怎么会来到这里？然而他们母子过于平淡的神情又不能不叫他生疑。 阎鸿唤也回到车里：“老高，怎么回事？” “认错人了。”高伯年叹了一口气。 汽车开走了。 杨元珍昏倒在肖玲的怀里，她为了克制住自己，用尽了平生的气力。 “妈、妈！”建华叫着母亲。 杨元珍睁开眼，握住儿子的手。 “建华，他还是想找咱们的……”杨元珍望着儿子，“可妈还是按你的话做了，你不后悔吧？” “不，不后悔。”建华扶住母亲，“过去咱们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 “你呢？”杨元珍望着肖玲。 “妈，您真好。”肖玲把杨元珍的手紧贴在面颊上。 就在这个上午，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从飞机场一直开到光明桥下。 一个服饰考究，身材修长的女人走下车来。 五年前，柳若菲离开这里，远渡重洋，去异邦安身。为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只觉得一夜之间，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打开了。海外关系不再是耻辱，它变成了可以肆意向人们炫耀的资本，移居海外成为多少人渴望的目标。她对这突变感到惶惑，又感到陶醉。她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欲念，她希望看到那些给了她歧视和羞耻的人都嫉妒得眼睛发红。然而，丈夫并不希图她为他打开的世界。为了满足自己这种不可抑制的对人世的报复心理，为了走出那间狭小的天地，她离开了自己的家，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海外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在那儿，她有了草坪、别墅、汽车，还有了白人黑人朋友，但当这一切新奇之感过去之后，她忽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愈来愈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单调。年老的伯父伯母，或长或短与她同居的男人，都填充不了她内心那个越来越大的空洞。她无法将自己融化在那个陌生的国度，融进那些陌生的人群。那里，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她，却像飘离在半空之中……她开始思念自己远在祖国的亲人，甚至思念起内蒙草原弱畜点土坯房里的炉火，以及普店街那低矮潮湿的小屋…… 这种思念化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将她从海外牵回了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 她给哥哥打了电报，要他去接她。但她没见到哥哥，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她。 “普店街。”她脱口而出，惊奇地发现自己最急切见到的竟是那间小屋。 她来寻找那条窄小的胡同和那个拥挤却是温暖的家。 然而，她站在这儿，却惊呆了。 普店街消失了。她的眼前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一座雄伟壮观的立体交叉桥和大桥两旁高耸的建筑群，以及桥上衣着新潮、鲜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接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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