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们缺乏修建生活区附属设施的知识，也因为都是一家一户的平民住宅，盖房时，根本没考虑排水设施，所以经常是污水泛滥，解放后，五三年才正式在这里铺设一条下水管道，通往南新河。由于这条管道同时承担了排污和排水任务，不仅造成南新河严重污染，而且长期污水沉积物堆积，堵塞了管道。加上普店街住房密集，房子又盖得走向不一，十分混乱，以致翻修，疏通管道，无法施工。这是普店街排水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阎鸿唤点点头，点着一支烟：“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头脑清晰，了解情况全面，说话言简意赅，他有点欣赏张义民了。 “我的想法不够成熟。”张义民谦恭地说。 “不成熟也可以说嘛，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要想根本解决，除非拆除一部分民房，加宽普店街各条路的路面，然后打通一条通向环线的道路，这样既可以解决普店街一带的交通问题，又便于地下排水管道的改造。然后在地下铺设三条排水管道系统，一条排污，排向护关河，两条排雨水，其中一条接环线下设管道通南新河，一条连通环线下设管道通北洋河。这样，即使普店街地势再低，雨水也能迅速排除。所以，只要环线建成，普店街的问题迎刃而解。”张义民的这番话是有他的一番劳动为基础的，他在那次准备发言时，不仅翻看了资料，还特地请教了市政工程局的总工，做了两套发言方案。 “好，是个好想法。”阎鸿唤赞许道，“小张，我忘了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学中文的。” “噢。可看样子，你对市政工程方面很了解。” “学呗，在政府机关工作，什么知识都得学，不然怎么当好您这个市长的兵呀。” 张义民的话，阎鸿唤听着很满意。看来这个年轻人很善于学习和思考。机关干部的素质如果都像张义民这样，很多事情办起来就顺利多了。 当然阎鸿唤和他身边的柳若晨都不会想到，张义民这番话的真正设计者，是徐力里。 “阎市长，您有什么考虑？”张义民问。 “胆子不妨再大一些。”阎鸿唤做了一个横向一扫的动作，“既然是个瘤子，就干脆割掉它，让环线从普店街中间穿过，怎么样？”他真的认真地和张义民讨论起来。 “那当然好。只是，环线工程中搬迁任务更重了。” “小张，如果给你副重担子，让你协助柳副市长指挥搬迁工作，你敢不敢挑？” “整体工程由您坐镇，搬迁工作由柳副市长挂帅，我当然敢。”张义民迅速做出反应。他知道挑这副担子意味着什么。最初议的时候，阎鸿唤准备让秘书长担任搬迁副指挥，后因秘书长要负责组织班子起草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报告，又有意由建委一位副主任或民政局局长担任。但今天市长的话表明，这项应由局以上干部担任的重要职务市长有意交给他。不失时机的一番话，他的“点儿”升高了。 汽车驶进了市政工程局大院。 阎鸿唤下了汽车。他当市长后，全市所有的局他都去过，惟独没来过市政府工程局。那是因为她，这座大楼里的总工程师。市长来检查工作，总不能不见总工，为了躲开这种尴尬，这种扰乱心境的会面，他总是把市政工程局的局长叫到市政府去研究、布置、检查工作。 柳若晨也没到这个局机关来过，虽然市政工程局由他分管。他不愿在公众场合与妻子见面。市政工程局有时召开总结、表彰、告捷大会，要请主管市委参加，他必须来，而且每次都来。但会场都是在人民礼堂或建工礼堂，他只需按时到会，坐到主席台前排就可以了，不必与后排坐着的妻子照面。散会后，直接由局长、书记送上车，不用一一跟局干部握手告别，避免了暴露他的夫妻实际关系的可能。局长有时开开玩笑，他便也笑着掩饰：“天天见面，不必打招呼了。” 但今天，阎鸿唤和柳若晨却一起来到市政工程局。普店街的居民泡在水里，市政工程局应该迅速组织力量去排除水情。 他们来到局长室，局长正在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见到市长，几个人忙起身迎接。 阎鸿唤开门见山：“我们是为普店街而来的。” “市长，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噢？你们怎么研究的？” 局长指指身边一个青年人：“我们准备由他带领一支突击队下去，采用抽水机抽的办法，将水排到护关河里。” “只有这种对付农田的办法吗？”阎鸿唤显然对这种原始排水方法不满意。 “目前只好这样。”赵局长无可奈何。 “目前？为什么一直等到目前？你当了八年市政工程局局长，八年时间，可以结束一场世界大战了，可你究竟想过什么办法没有？普店街排水系统三十四年没有翻修，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不向市里打报告？市委扩大会你是参加了，在研究道路改造地下管道系统工程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普店街的问题？”阎鸿唤一连串的“炮弹”砸在市政局长头上。看来，市政这个班子是非换不可的了。赵局长无言以对，只好摆出一副苦笑挨溇。 阎鸿唤又看看坐在一旁的年轻人：“突击队你负责？” 局长忙介绍：“对，这是工程公司三队的副队长，局里的先进，叫杨建华。” “你准备用多长时间抽干普店街？” “如果雨停需要三天。” “能不能快一点？” “晚了。”杨建华直言不讳，“如果你们市领导早一些不以年来计算时间，而以天来计算，很多问题早已不存在了。” 这个看上去已经不算年轻的青年人居然用这种口气评价市领导的工作，这让阎鸿唤有几分不快。然而杨建华的话他是赞同的，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讲到过时间观念，他看重效率，珍惜时间。他不满意这个副队长说话的口吻和指向。 “我认为你们应该加强一下突击队的技术人员力量，要配备工程师，包括局总工程师都应该下去实地调查。”阎鸿唤转对局长，指示性地说。 “总工病了，怕不能下去。” “什么病？”阎鸿唤随口问，他此刻并没意识到“总工”就是徐力里。 “癌症。”局长答。 “什么？！”柳若晨惊呼起来，“不，不可能！” “医生是这样通知我们的，而且到了晚期。” 阎鸿唤和柳若晨同时怔住了。第 八 章 一 尽管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条件好得多，安静得多，高伯年还是觉得整天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打针、吃药，弄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他几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医生婉言拒绝了，心脏病的急性发作，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征兆，预示着人的生命从此踏到一条安危莫测的红线上。高伯年这是第一次发病，发现和治疗得还算及时，危险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医生不能轻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乱，并非环境不安静，而是他心里不安静。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书记主持。市委常委会出于对高伯年健康的考虑做出决定，高伯年住院时间，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请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问题才等他出院后再定。高伯年对这条规定又很不放心。 他担心自己病倒后市委的工作会停滞下来，又担心他不在，很多工作会乱了套。他感到自己离不开工作，市委也离不开他。 一般群众不了解市委书记每天的工作情况，他们以为他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优哉游哉的呢。这种认识，老婆说过，女儿说过，甚至这次住了院，医生护士言谈话语中也有所流露。他们似乎觉着市委书记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多他多道关，无他地球照样转。“你们不就是成天开会、发文件、做报告，说一些听着有道理，干起来又摸不着门的原则话嘛。”女儿的话代表了一般群众的意向。由此，他们便推论市委书记的时间是相当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干部和秘书，生活有人料理，讲话有人写稿，整天无非是听听汇报，看看文件，然后就去钓鱼，疗养，吃些延年益寿的高级补养品。 相反，群众却觉得市长很忙，因为群众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看到的是市长们在那里抓生产、抓生活、抓治安、抓卫生、抓服务态度、抓计划生育、抓住宅建设……这些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干实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众这种无知和错误的理解，每每听到类似的议论，他都感到心里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领导下的政府，市里一切大政方针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里的重大工作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市政府、区政府两级干部班子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一个个考察、筛选出来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还有什么工作比管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重要、更复杂的呢？ 他是市委书记，每天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从没有闲时间去钓鱼。他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礼品，他最喜欢吃老家带来的新玉米面菜糊和两面发糕。这或许在人们天天吃细粮的时代显得与家人和大多数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阎鸿唤却一次次地去参加大宴会，小宴会。 想到阎鸿唤，他心情更难以平静。一山不能有二虎，阎鸿唤这只虎是他推荐到山上来的。他曾经欣赏过阎鸿唤，尤其是他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气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只他抬举上山的虎居然与他争起雄来。 市长扩大会的情况，他听说了。阎鸿唤也派人将方案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没看。因为这都是些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会上再次否决阎鸿唤的方案。他要对他的城市负责。可现在住进了医院，既然常委会决定不让他过问工作，他就不必为那个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过反对意见，常委会非正式否决过，将来出现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阎鸿唤自己负责。在他住院的转天，他就把这个意思让秘书转达主持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许会迫使阎鸿唤主动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方案。 他还在关心普店街。普店街让他心里觉得欠着一笔账。这笔账来自一位战友的临终嘱托。 这战友是他当侦察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叫杨德和，解放后，他带着这位排长一起进了城。杨德和分配在西市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高伯年在工业局当局长。几年后杨德和得了肺结核，没有来得及成个家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对高伯年一再嘱托，让他关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众生活照顾好。杨德和为什么这样关注普店街，他没来得及问，他只是连连点头答应了。六三年发大水时，他去普店街救灾，面对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杨德和的嘱托，再一次对群众许诺了。他从局长升为市委书记，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他为市民群众做了些什么？只有空空的许诺，看到此次泡在水里的群众，他觉得内心有愧。 但他又觉得无愧。街党委书记来看望他，告诉他由于市委书记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民心大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排除了积水，普店街全体群众向他表示感谢和问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党委书记的话里含有恭维和夸张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两天半就还原成陆地，他病倒的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小护士推门进来，为高伯年送药。 他接过小护士递过来的水杯，把药片送下肚，再把杯子还给她，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准备翻翻看。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能看进去。他让秘书给找来了一堆《领导科学基础》，《产业社会学》，《管理科学讲话》，《第四次浪潮》等，现在当领导没有一套新名词、新理论，底下干部就会觉得你没水平。但他怎么也记不住，看着索然无味。记不住，索性不记。马克思主义不搞那套虚花活儿，这么多年，他什么书也没看，还不是照样当他的市委书记。现在，他翻翻，不过是闲得无事可干。 “现在该到休息时间了，不许您看书。”小护士大眼睛一闪，轻轻地把书夺下来。 “噢？小家伙，挺严厉么。”他笑着望望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年轻姑娘腼腆地一笑，两腮露出一对惹人喜欢的酒窝。“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 “对对。你应该管，现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小护士说，又随回问道，“高书记，您常在我们这里住院吧？” “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刚解放的时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记忆中的什么东西复苏了，是的，这个小护士像的那个人，正是年轻时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沈萍时，她也正是十八岁。 他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手术，切除扁桃腺，住进了医院。刀口感染了，让他在医院内耽搁了一个多月。就是这短短的一个月，沈萍，一个泼辣、开朗的年轻护士闯进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军，崇拜炮火连天的战场，崇拜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她告诉他，她十五岁就参加了地下民青组织，负责监视护士学校的反动校长———她的姨妈。他也给她讲了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参的军、入的党，怎样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九死一生，俘获敌人一个副团长。他和她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他迷上了这个一笑一对酒窝的圆脸姑娘。为了她，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那个为他生了儿子的粗手粗脚的年轻媳妇。 媳妇过门的时候，才是个十五岁蔫巴巴的小妞儿。乡亲们闹完洞房散了，她却开始掉泪。吹了灯，他把她抱进被窝，她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双手死命地护着自己。他动了蛮，她才松手，低声抽泣着，一声声地叫着“娘”。他心里憋着火。十八岁的壮小伙子被自个儿的媳妇看成一只狼，他好窝火。没过几天，他就跑去参了军，丢下媳妇，背着爹妈，拔腿跟着队伍走了。在部队，整天打仗，行军，钻高粱地，没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队路过自己村子，他顺便回家看看，才发现自个儿的媳妇已经变了个人。人长得高大丰满了，两颊红润润的。不仅长相变了，连举止、说话的嗓门儿都变了。爹告诉他，他媳妇现今是村妇女主任，已入了党。 怪不得，他想，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头烧热，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还要跟队伍赶路呢。” 他跟她走进她住的西厢房，被窝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门闩插上，自个儿竟先自把衣裳脱个精光，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怜巴巴的哭模样。 她紧紧地搂住他：“那时我小，不懂事，你别老记恨，你走后，人家心里好悔，早盼着你回来……” 这次分手后，他开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觉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里发慌。他盼着早一点打完仗，回去守着她。 一年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团长对他说：“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来了。” 她躺在部队临时卫生所的土坯房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是带着支前队给部队送粮食来的，打听到他的队伍就离她七十里地，便只身一人找来了。到了那儿才知队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败退的蒋匪军，庄稼地光了，无处躺，她就趴在道边的河沟里。天黑下来，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从一个个打着鼾的兵堆里溜过去，不小心手里包着十个咸鸡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鸡蛋是给自个儿男人的，身边带了半个月，说啥也不能丢给这群敌人吃。摸着摸着摸着了一个铁家伙，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不知哪来一股子胆儿，她抱起机枪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敌人发现了动静，拿枪扫，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她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敌人是打了败仗撤下来的，不敢轻易追，见野地里没动静，便慌忙集合继续撤。敌人队伍走远了，她觉出腿发软，一动弹才知受了伤。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着机枪，一瘸一拐往前挪，幸亏不远村子里碰上了他的部队的侦察排，排长杨德和问明她是高营长的老婆，找副担架把她抬了回来。 “不要命了？”他又气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胜利了，要保重自个儿，迎接解放。”他当了营长，学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 “可惜了那十个咸鸡蛋了。”她说，笑了。 “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多危险！” “一年不见了，怪想的，离得不远，就找来了。” 不远？不吃不喝不睡的，一个女人靠两条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间空屋吗？”天黑了，她小声对他说，“我不睡这儿，这人太多。” “你想干啥？刚把弹头取出来，不能轻易动，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个娃儿，”她对着他耳边说，“上次没种上，我这次就为这来的。”热气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闹，在部队怎么能搞这，现在大敌当前，你这党员连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声严厉地批评她，看她一脸委屈，又柔和地劝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万一牺牲了，要孩子干啥？” “就因为打仗，就因为咱是党员，才该有个孩子，有革命后代，万一你有个好歹，还有孩子为你报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对，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有了大儿子高原。 转天部队出发了，杨元珍被担架送到附近老乡家养伤。 再与老婆见面是解放后了。他进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盖，厂房翻盖，根本没工夫回家，五二年她来看他，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带了来，进了市委幼儿园。没住几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惯，二是惦着乡下地里那点子活儿，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妇结婚八九年，总共在一块儿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不知多多少倍。她来了，他觉得日子挺热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现，使她在他的印象里变淡漠了。在一股风里，他与媳妇办了离婚。 他把自己的离婚决定和结婚打算告诉沈萍的时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阵令人销魂的吻，这个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个媳妇从来不会给他这种感觉，只会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个种儿”。 与沈萍婚前的恋爱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得毫无踪影，高伯年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只有他们才有爱情，殊不知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罗曼史，也曾着魔地、痴迷地爱过。只不过，有的爱开出了幸福的花儿，有的爱结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护士：“小同志，谈恋爱了吗？” 小护士羞赧地摇摇头：“没有，我还小。” 高伯年赞许地点点头：“好，十八岁还很年轻，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国家提倡晚婚，这对你们成长有好处，工作干好了，有好小伙子找你的。” 小护士红脸笑了，一对浅浅的笑窝十分可爱，端着药盘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时间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沈萍脸上那对酒窝伴随着她那让人心悦的微笑的消失，变成了细长的两道皱纹。她有了脾气，会发号施令，会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总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无能。 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理由去打听她的去处和选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他竟然对自己又一次做了父亲而浑然不知。一个女人心中装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去分娩，那多痛苦。还有那个儿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竟是为着与自己生父的离别。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里去找？ 当然他愧对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机关保健室的医生。人很年轻。五七年她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生活很苦闷。于是她给副市长检查身体时，有时也顺便述说一下自己的孤独。当时，他正被沈萍的吵闹弄得万般无奈，不知是出自对沈萍的报复，还是为了弥补感情生活的空虚，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医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眼神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鹿，但她顺从了。也许依从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护。她怀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们并没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门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饶，大吵大闹，而高伯年和女医生都惧怕丑事张扬，便答应沈萍，两人永远分开。半年后，女医生报名支援了西藏，从此再没见面，甚至没通过一封信。 这些回忆对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又无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时向他亮一下这张王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无法向别人去诉说，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陈世美，道德也不败坏，他的一切过失无非来自一种需要。自己本质是无产阶级的，但对这需要是属于哪个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说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维方向盘。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的过失与女儿高婕的那种毫不负责的性解放有着原则的区别，与糟蹋他女儿的那个畜生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他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体面，知道要对组织负责不敢放纵。而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浸染，毫不知耻地去搞什么“性拍卖”，而被拍卖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儿。尽管张义民能原谅高婕，但作为父亲，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总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儿子，只有上前线的高原，读研究生的高地，他会轻松得多。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儿，让他操心、担心、痛心。 “高书记，外边市政府的张处长要求见您。”那个新来的小护士又进来说。 “让他进来吧。”他坐到沙发上。 张义民每天必来，像他过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样，而且每次来都要带些适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来，饺子啦、枣发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带了一饭盒城市中罕见的荞麦，叫高伯年胃口大开，他已经多少年没吃过家乡的了。张义民像钻到了他的心里，对他的好恶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儿”，平时在机关连一张电影票都决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请客送礼的坏作风。但对张义民，他一点不反感，这孩子细心，贴心。政治上他越来越感到张义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干部，生活上，张义民是最知冷知热懂事儿的孩子。他这次病，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忙着搞一个什么论文只来看他一次，女儿更好，来都没来，只打了个电话。惟独这位未来的女婿，天天看他，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张义民在高伯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口保温瓶；一个小饭盒。 “还是那个样子，今天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高伯年马上就问到他最关切的问题。 张义民当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么。“政府常务会把方案定下来了，普店街列进去了，环线从普店街中间插过……”他止住话题，打开保温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听着，接过张义民递给他的勺子和冒着热气的菜粥，这是一种青菜、玉米面和碎面条煮成的咸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问道：“普店街的居民怎么样？” “计划搬迁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区。” “噢。”高伯年答应着，便不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喝粥。当着张义民的面他不想多评论。关于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态度。不参与是一种确定的态度，想了解其中的情况，又是一种心情。矛盾吗？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矛盾体。 “政府常务会上，确定由我协助柳副市长负责整个工程沿线的搬迁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么表的态？” “我不能不领命。” 高伯年又埋头喝粥，他思忖了两个来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迁是一大难关，阎鸿唤派张义民去干，是什么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张义民观察着高伯年的脸色。 “不，已经答应的事不要反悔。义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特别要注意听从上级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带个人好恶。你了解我对方案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供你干工作时去思考，而不能成为你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长让你去担负这项工作，就说明上级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错了，由决策人负责，而你没干好，就该由你负责，懂吗？” “您的教导很对，我明白。” “光明白还不行。搬迁工作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当初市政府之所以没有解决普店街的问题，很大程度考虑在搬迁上。这个工作政策性很强，原则性也很强。在工作中除了服从之外，还需要纠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纠正和减少整体决策的错误。” “我懂了。” 张义民听了高伯年这番话，漂浮着的心抓住了一根缆绳。高伯年的态度和反应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种空隙中生存，并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沈阿姨今天来过了吗？” “上午来的，我告她不要来。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没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医生、护士。就是高婕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没来过。”高伯年有意把话题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没告诉您？” “什么？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么又走了？”高伯年一听心里又有些冒火，流产手术刚十五六天，父亲住在医院里，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张义民低头搓着手，神色沮丧地说：“我劝过了，她根本不听，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火车站打的，倒是关照我多照顾您。” 晚了，高婕这孩子变成这样一个孩子，都怪当初自己培养她朝文艺方面发展。文艺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多么好的孩子进去也得变色，高伯年懊悔地长吁了一口气，闭眼靠在沙发上，自己真是老了，说了这么点儿话，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里她一刻也不能继续养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车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母，从长相到性格。他是家里惟一的圆脸，小眼睛，小个，戴着副近视镜，典型一个白面书生。他比高婕大三岁，可高婕从不把他当哥哥看。他太软弱，太老实了，不仅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弟的风度，连个男人的气质也没有。他胆小，说话紧紧张张，结结巴巴，一句话半天也说不清楚。难怪父亲看不上他，仿佛家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儿子存在，母亲也不喜欢他。高婕是家里惟一一个对高地好的人，但她又声明，这只是由于她同情弱者。她像妈妈一样，也常毫无顾忌地把火撒到他头上，而他就像一只呆头鹅，眯着眼，毫无反应地听着，没有半点委屈和不满，最后还用几句断断续续听不明白的话来宽慰妹妹。 高婕常数落高地：“你怎么不学学大哥，那才是堂堂的男子汉，就是徐援朝，讨厌虽讨厌，可也敢狂一下，你呢，窝窝囊囊，不言不语的还不如个姑娘。” 高地对妹妹的话总是报之一笑，从不反驳。 数落归数落，高婕心底里还是挺佩服二哥的，她佩服的是二哥的学识而不是性格。 高地是高家惟一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毕业，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硕士生毕业后，他又报考了出国博士生，考试结果，他和一个同窗形成最后角逐的局面。大家都以为留学生的名额非他莫属，因为他是高伯年的儿子。但结果出人意料，那个同学走了。沈萍给这次落选做了个结论，“后门”优势。出国留学，对目前大学生的吸引力太大了，哪个肯在机会、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甘心败北呢？那个同学认为自己的对手是高伯年的儿子，一定加倍动用了各种关系和力量，包括使用经济报偿的手段。否则不会战胜高地的优势。而高地的优势在哪儿？父亲是市委书记，但市委书记没发一句话。沈萍以为有丈夫管，一切可以放心，可丈夫却根本没办。结果公布了，沈萍一逼问丈夫，才知道他连问一下都没问，沈萍要是知道丈夫不管，她管一管也不至于落这么个结局。大学校长的级别和市委书记一样高，你不发话，人家怎么会把照顾主动送上门来！ “小婕，你怎么……怎么不打招呼……和妈妈打声招呼……爸爸住院……你身体行吗？你就走！”高地气喘吁吁的，拽住高婕。火车站候车室人很多，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妹妹。 “我给妈妈留了条儿。”高婕望望二哥头上的汗，怪可怜他。 “我见了条……你没任务，想不开……就走，你骗妈妈。” 高婕笑了：“看你挺傻的，看问题还挺准，到底是研究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去找他，你可别告诉爸爸，免得把他气出个好歹来。” “你，你很喜欢他吗？” “谁？” “那个歌唱家……可他，他真心喜欢你吗？”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硕士先生，这要影响你的学业，不管他爱不爱我，我爱他，我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可惜你是搞数学的，不是搞心理学的，理解不了我。” “我不理解，……你不该这样，这样要出事的……不光彩。” “我劝你关心关心自己，我真担心像你这样，不会有姑娘来找你。” 高地的脸红了。他是想来说服妹妹的，如果能够彼此在心里对话，也许能说服她，可惜，人的语言需要经过嘴来表达，因此，他难以说服妹妹了。 “这样做对不起人……对不起义民……你不应该对不起人。” “有什么对不起的？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的只是爸爸，如果让他在爸爸和我之间选择，他肯定选择爸爸。” “不。”高地极力想说明自己是对的，又没有有力的佐证，“人家天天来，为的什么？他，他是不好意思，才，才和爸爸聊天的。” “你没注意到他的行动轨迹吗？爸爸在家，他天天来，爸爸在医院，他就天天到医院，爸爸有一天没有了，他也许就会在我们家销声匿迹。” “不，怎么会这样？” 高婕看看表，又瞧瞧哥哥：“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一起陪我到南方转转。看他是否真心，怎样？” 她说完，真的拉高地一起到公用电话亭给张义民打了个电话。“喂，张义民吗？……我在火车站，本人就要坐火车走了，……不，是出去转转……知道，知道，处长的工作一定很忙的，但你毕竟还有时间去医院，对，市委书记住院嘛，……当然可以理解，不过你应该再给我爸爸申请一份市长工资……玩笑？……好了，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话说得太多，后边排队的人有意见，别解释了。我只想问你一件事……能不能陪我去趟上海？……怎么是胡闹呢？”高婕笑着看看高地，“你应该跟我去，必要时候可以决斗呵……哈，你真聪明，让你猜中了……好了，你认为现在我能觉悟吗？……也许你是正确的。这以后再讨论吧，请你告诉我父亲，我是出差演出……当然要你告诉，这不就显得你什么情况都知道了吗？他高兴了会把你安插到安全局去当局长。再见。” 高婕放下电话，笑着望望在一旁无可奈何的二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她没听从二哥的劝说，还是坐上了南去的列车。 在又挤又脏的硬席座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高婕坐了下来。自己在二哥眼里是不是显得太玩世不恭了？高地可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规矩得不管是别人划的圈儿，还是自己划的圈，都能把他圈住。张义民不像二哥，他有心计，是属于那种划圈儿引着别人往里跳的人。他居然能忍受她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正是这种忍让让她觉着自己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付这种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的伪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内衣里撒上一把麦芒，使他疼痒不止，露出并不那么神圣、文雅的姿态。当然，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否则她连理也不会理他。 黄炯辉不虚伪，他与张义民截然不同。他是真爱她的，第一次他看见她，眼神中就闪出一种火辣辣的光彩，这光彩一直追踪着她，从宾馆的餐厅一直到舞台。他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心里发痛，一种使人感到眩晕，感到幸福的痛感。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黄炯辉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在音乐艺术和声乐上的造诣，使同行们妒嫉、叹服。他其实已经四十二岁了，但仍是那么年轻洒脱，风度翩翩。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对她彬彬有礼而不失殷勤，替她开门，掀帘，脱大衣；他殷勤又十分得体，总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使他反而更有魅力。 一次演出后的小宴上，他举着酒杯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太美了，以致使我觉得，看上你一眼都是人生的莫大享受。” 她为他的赞美陶醉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她与他好了。 那些日子，她快乐极了，谁也没给过她这么多的快乐。参加完上海的组合演出，他又邀她一起到南京、武汉、天津、沈阳去参加演出。人家是请他，他却把邀请她作为自己应邀的条件。他为她创作了几首歌，教她如何唱这几首歌，于是所到之处，很多观众为她倾倒。每次演出之后，他们就厮守在一起，她觉着，离开了热情的观众，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他两个人。 他从没问过她的家庭，父亲是谁，他爱的是她本人。他告诉她，他有妻子，有一个过去苗条现在发了福的妻子，和两个长得像他，又没有他那样音乐天资的女儿。 她不在乎这个，只要他爱她，其他的全与她无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她怀孕了。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她舍不得这个小生命，这毕竟是她与他爱的结晶，可她这样的身份，又如何能养孩子？ 黄炯辉很快回了信：“打掉。除了爱和艺术，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几天之后，她又收到了他汇来的两千元汇款。附言写着：补养补养。 硬席车厢香烟的浓雾，呛人嗓子，加上乘客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汗臭、体臭，以及携带的各种物品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让她呼吸。她忍耐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大站，等到卧铺的空位子。 她心太急，不然晚走几天，可以买到卧铺票。整整十五天时间。手术后，她人在家休息，心早飞到了上海。那个熟悉的大夫替她开了一个月的假，这剩下的时间，她都要给他。在家的半个月，她度日如年，父母的责怪，张义民的“大度”规劝，二哥吞吞吐吐的关心，加上对他的切切思念，她每天都像生活在炼狱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软弱，软弱得禁不住十五天的消磨。只要早一天能见到黄炯辉，她什么都能忍受。 但这车上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她身边是位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时髦，西服笔挺，烫着一头爆炸式小卷毛。别看他衣着讲究，料子是上等的，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俗气。这么热的天，他竟然捂着西服舍不得脱下来，弄得身上一股股汗臭朝她阵阵袭来。 “你这一趟，赚多少钱？”对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乘客好奇地问“西服”。乘客们闲极无聊，靠聊天熬时辰。看来“西服”是个跑买卖的个体户。 “除去路费、住宿费、饭费，多则也就落个四五千，少了也有一千多。”个体户回答。 “嚯，比我一年的工资加奖金还要多出几倍。”“眼镜”赞叹着，露出羡慕的神色。 “您在哪儿工作？”个体户问。 “科技情报所，我们向客户提供的科技信息，使很多农民都成了万元户，可我们仍然是两袖清风，袋里没钱。” 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讨论着钱。为钱才去干的，干出钱来的，干了也赚不来钱的，不干却能照样拿钱的，辛勤一生也成不了万元户的，身不动、膀不摇几十万遗产从天而降的……钱，钱，钱，谁也不再羞于谈赚钱。为钱而兴奋，而苦恼，而不顾一切，甚至失去人的尊严。钱从什么时候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按劳分配是最公正的分配原则。但有的人应该得却得不到，而不该得那么多的却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 高婕从来没有为钱犯过愁。从小她生活优越，现在钱，在她也来得容易，跟黄炯辉去演出，住高级宾馆，顿顿吃宴席，各种名目的纪念品，还有，每场得到数目相当的演出费，一个月下来，她就拿到了三千元。她从没计算过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是否相符，反正别人也拿那么多，而且是主办单位定的标准。得到多少钱，她从来不数，随便签个字就揣进提包里，她心里只有他。 “什么信息能使农民成了万元户？”个体户对“眼镜”的话十分感兴趣。 “很多哪，人工养貂，人工养珍珠，人工养虾……”“眼镜”随口举出一连串的例子，“不光在农村，就是城市，致富途径也很多的。比如……” “等等，”个体户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又看看周围，“您看这硬座坐着多憋屈，咱哥俩包间软卧，一块好好聊聊，您不是到终点站吗？咱们一道。” “这，我们单位可不给报销软卧，再说，也够难找的，没卧铺票。” “没问题，瞧我的。”个体户站起身，“单位不报有啥？我包了。” “不，不……”“眼镜”急忙阻止，但个体户已经离座走了，走得不管不顾，把高婕的白裙子扯了一下。 “真是的。”高婕不满地皱皱眉头。 “哦，对不起。”“眼镜”忙道歉，倒像是他扯了高婕的裙子。高婕不觉有点好笑，这又是一个二哥型的人，不过会发几句牢骚，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不一会儿，个体户返转来，拉着“眼镜”去了软卧，高婕看他们走了，心里一阵轻松，又一阵不快。凭什么这个体户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弄到卧铺票，因为他有钱又有手段吗？她不由得有点委屈。 又熬了难过的几个小时，她终于等上了卧铺，硬卧。 她的卧铺票是中铺。这儿人少，空气要比硬席车厢里好得多。 “你是高婕吧？”下铺的姑娘盯着她。 “你怎么认识我？你是谁？”高婕打量着这姑娘，一头流行的披肩发，脸上化了淡妆，眉毛被描成一条弧线，嘴唇涂着唇膏，丰满而有性感。穿一条白色的牛仔裤，配一件西洋红的涤丝衬衫，裸露的雪白的脖颈上戴着一条精巧的金项链。是个十分俏丽的姑娘。 “谁能不认识你哪，歌舞团的新秀，高伯年的千金。我叫罗晓维，唱通俗歌曲的。呶，这些都是我的同路人。” 罗晓维指指对面铺上三个烫着卷发的小伙子。 高婕听过这个名字。罗晓维，在歌迷心目中是红歌星，她见过大街上卖罗晓维的磁带，挺走俏。只不过她一直不屑与这些只会唱流行歌曲的人为伍，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 “你们这是去演出？”高婕漫不经心地问。 “当然。我们很少有闲着的时候。不像你的歌舞团吃国家俸禄，一年演出几场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得去奔命，一个合同接一个，趁着流行歌曲走红，狠狠地捞点儿，将来人和歌都变得不值钱时，也能对付着活着。” “你们去哪儿演出？” “杭州，然后苏州、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罗晓维一口气报了一长串城市。 “看样子半年下去了。” “不，半个月，还得赶回来去北京灌磁带。我们演出可不如你们惬意，都是几个城市来回赶场，要是机票方便，一天照着两三场来，不对付它点像样的数儿，对得起自个儿吗？” “对不起，我想休息一会儿，刚才太累了。罗晓维，刚才这个铺位睡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放心吧，挺干净的。” 高婕长吁了一口气，爬到自己的铺位，躺下，腿伸开，真是舒服极了。 罗晓维却站起身，扒看她的铺位，小声地问：“你这是出公差？” “不是，我去看一个朋友。” “朋友？”罗晓维眨眨眼睛，“喂，你那个男朋友可真够帅的。” “谁？”高婕虽然对自己的事并不在乎别人说她什么，但还是吃了一惊，难道她与黄炯辉的事已广为传播了？真讨厌。 “别保密了，张义民呀，看来，你一生的命运要伴随着当官的活着了，官小姐，官太太，挺福气。” 高婕松了一口气：“算了吧，他算什么男朋友。你认识他？” “当然，才貌双全嘛。我们还一起跳过舞呢，咦，你可别吃醋。” 高婕笑笑：“他还会跳舞？” “哟，你别装了，他跳得这么好，一定是你教的。” 高婕不想解释，谈论张义民，这个话题太乏味了，便随口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在徐援朝家。” 徐援朝家。这么说罗晓维和张义民都同徐援朝有过来往，而且还一起跳过舞？高婕顿时对罗晓维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她讨厌徐援朝，也讨厌徐援朝的朋友。 徐援朝本是大哥高原的低班同学，一起插队，一块参军，她从小把徐援朝当哥哥看待。大哥留在部队提了干，徐援朝转业回地方。回来时，他带回一个穿军装的姑娘。不久，徐家为儿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娘蜜月后回部队了。徐援朝便常到高家来玩，与高婕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婕对他没有了小时候的崇拜感，她觉得他变了，变得好吹牛，但也没有恶感，毕竟他是哥哥的同学，和自己一个院里长大的。但有一天，徐援朝突然把她抱住了，不顾她的挣扎，硬要吻她，她感到恶心，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从此，徐援朝再也不登高家门，高婕也不愿意想起这个人，甚至不愿听别人提到这个名字。 “别说了，真的别说了。我要睡觉了，别跟我再提到这个名字。”高婕有些火了。 罗晓维瞥了高婕一眼。不许提谁的名字？张义民？……啊，她一定是与张义民闹别扭了。罗晓维有点幸灾乐祸。 高婕闭上眼，车厢轻轻晃动着，她真有些困了。好好睡一觉，去见他，总不能一脸憔悴。她要维护自己的美，因为他是美的。第 九 章 一 柳若晨骑着自行车来到徐克家的小院。结婚这么多年，这是他第四次来。第一次是与徐力里结婚，第二次是参加徐援朝的婚礼，第三次是送岳父去北京赴任。这三次都是必须要来的，除此之外，他从不来，即使他的汽车进入厦门路222号，但车总是开到阎鸿唤家院门口为止，不曾再往前走一点。 他有些紧张，进了院子，望着二楼左角处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他就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剧了。那是徐力里婚前住的房间，她回来后一定还住在这间屋子里。 楼下的大门半掩着，方厅里的灯光耀眼，出于礼貌，他没直接推门而入，他不是这里的主人。他摁了一下门铃。 透过玻璃窗的白纱帘，他看到一个轻盈的身影很快旋到门口，人未到，话音先到：“门又没锁，自己不会进来，来得这么晚，让别人好等。” 一个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的姑娘出现在门口，随身带来一股香风。她见到柳若晨，先是一愣，接着吐吐舌头，把身子缩回到门的后面。“你找谁？” “我找徐力里。”他十分客气地回答，一时弄不清这位姑娘是徐克家的什么人。 姑娘没有让他进来，反而把门关上。两分钟后，徐援朝出现在门口。他看见是柳若晨，仿佛有点喜出望外：“姐夫大人到了，姐姐在家。快请进，你回家还不直接进来，摁什么门铃。” 他把柳若晨让进门来：“姐夫真是稀客，还不如若明。喂，若明，若明，你大哥来了！” “你姐姐住在哪儿？” “二楼，她原来的房间。” 柳若明出来了，他穿一件印花的棉毛紧身背心，留着齐耳的长发。柳若晨有两个多月没见过弟弟了，他怎么成了这副鬼样子？ “你们聊吧，我上楼看看你姐姐。”柳若晨没和弟弟打招呼，管自上了楼。身后，若明出来的那个房间，传出一阵各种打击乐和电子乐器混杂在一起的音响，令人烦躁的哑嗓歌喉中夹着男男女女的说笑声直冲他的耳膜。 楼上有一个绝症病人，楼下却灯红酒绿。下面的气氛和上面病人的心境太不协调了。难道徐援朝也不知道自己的姐姐正度着最后的时间了。这种环境，她怎么能住下去！是自己“逼”她到这儿来的，他一边上楼一边深深地谴责着自己。 他轻轻地走到那房间门口，里面没有声音，很静。他敲敲门。 “请进。”她的声音。 他走进门去。徐力里正坐在写字台前写着什么，看见是他，很感意外，忙把桌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才回头对他说：“坐吧。” 柳若晨环顾了一下房间，这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只皮箱，一个书架，此外空荡荡的再没别的。徐力里没想在这间房子里接待任何人，所以也没设置任何一件可以让他坐下的家具。床，她是忌讳别人坐的。 他只好站着。 “我是来，来请你原谅，那天，是我不好……”他说。 “没什么，我早晚要搬出来的，我愿意和援朝住在一起。” “我刚刚知道你病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徐力里没有回答，她把自己坐的椅子搬给柳若晨，自己轻轻坐到床上。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难道你真的觉得没必要告诉我？我们……我们毕竟是夫妻，哪怕只是一个名义。你不该什么都不对我讲……”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他本来是来忏悔的，但见她那冷漠的态度，又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喝酒吗？”她说。 “什么？不。” 她站起身，走出房门。柳若晨不知她去干什么，觉得自己的心空了，思绪也乱了。她像一池平静的湖水，总是那样清静淡泊，安恬自然，而他在这湖边就总是狼狈地照出自己颓然无力的影子。近来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在她面前总是那么容易激动，容易失态？难道，自己心里产生了那种不该再有的感情？ 他走到徐力里床边，床单是洁白的，散发着一种女人的清香，他竟然不可抑制地扑到她的床上，抱住她的枕头，那枕头上有她的发香。这是一种爱的发泄，是一种因为害怕失去才产生出的贪婪。 他与她结婚五年，到现在才爱上了她，这爱来得太迟，又太突然。世上的爱情都是慢慢地爬出人的心，而他的爱却像一道闪电，从他这个已不该再有激情的中年人的心中飞出。从他听到她患了癌症的刹那，他已意识到了自己感情上受了一种强烈的撞击，使他一整天心里都阴云密布，而现在，他明白了，他是爱她了。但他也明白，她是不会接受他的爱的。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真挚的爱得不到回报，甚至没有一点希望的影子。 门外响起脚步声，他赶紧坐起身。徐力里推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瓶王朝葡萄酒和两只高脚杯，她看了一眼他，仿佛什么也没发现，把酒放到桌上，倒满一杯，送给柳若晨，然后自己拿另一杯。 “让我们干一杯吧，这是告别酒，说些什么呢？……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她把酒一饮而尽。 他慌乱地举着杯子，看着她又倒满了杯子。 “以后你会好起来的，你年纪不算老，会找到好妻子的，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女人不多……你们男人的命运总比女人要幸运、主动。” “不，不……你别这样说，你的病会好的。” “谢谢你。”徐力里凄然一笑，“我知道我的病。” “今天，我是来接你回去的。”柳若晨觉得自己声音喑哑费力。 徐力里摇摇头：“你不用心里不安，我不是你轰出来的，而是我自己要回家的。只不过早走了两天。这里是我的家，有我弟弟。除此之外，我现在不需要任何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柳若晨心凉了。对于一个快要离开人世的人，她有选择的权利，有权利去选择怎样离去和在谁身边离去。这里是她成长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弟弟，这里距离她心里那个人只有一百米的距离。对她的选择他无可非议。但他还想对她说件事，这事应该与她商量一下再决定。 “我想告诉你，我打算辞职。” “为什么？”徐力里惊讶地说。 “我感到吃力，我想回去搞我的专业。” 徐力里沉默了，许久，她说：“你不该这样，你是为他才要离开的。他是他，你是你，我是我。” “不，我不是为他或你才离开市政府的，我是为我自己。人应该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现在世界早已进入了电脑技术时代，我学的是计算机，以前搞了多年，现在半途而废，硬着头皮去当一个不称职的副市长。尽管这个位置有职有权有面子，可这等于是毁了自己。人的生命有限，不该为一个虚名而浪费自己，也不该让徒有虚名的人占着一个没有作为的位置而误国事。” 徐力里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这位丈夫谈论点什么，她感到这个看来呆里呆气的人其实是个内心很矛盾、很真诚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柳若晨避开她的注视：“我知道我对你是个多余的人，也许，现在我们的关系对于你是一种约束。但请你相信我，不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怪罪你，我只想把丈夫的身份保留到最后。”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可能再说清楚些了。”他抑制着自己再一次的冲动，“感情不是一件物品，可以去买，去偷，去夺。一个男子汉的标准不在他能否驾驭女人的爱，更主要的是看他能否驾驭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我回到我的专业，会如鱼得水，而你，也不应停止自己想做想追求的事情，我不会干涉你的。” 徐力里又淡然一笑：“你以为我现在还想做什么吗？我回到自己的家，中止了一切……” “不能中止。人的追求应该到最后一刻才中止。现在……”柳若晨激动地站起身，“阎鸿唤组织制定的市政道路改造工程马上就要动工了，你是市政工程局的总工程师，现在正需要你。你如果真爱他的话，就不应该悄悄地去等待那最后一刻。你能帮助他，帮助他实现造福子孙万代的宏伟蓝图。这爱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我知道你在病中一定会很痛苦，很寂寞。但越是离开事业去等待那一刻，越会痛苦。” 柳若晨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徐力里的眼睛湿润了。 “对不起……”柳若晨发现了她眼里的泪花，放缓了声音，“我不该提到你的病，也许……也许你觉得我一再提到那一刻，太残忍了，是的，我不想回避，我只是想真实表达我的意思，……我想，你是坚强的人，不喜欢虚伪的关心……只是，请你原谅。” “我明白，谢谢。”徐力里的泪水涌了出来，她是第一次在他面前掉泪。她以为自己把眼泪都给了那个男人，不会再有眼泪了。可今天，她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没有想到柳若晨能这样理解自己。 “更主要的是癌症不是绝对不能战胜的，你要尽可能多找中医偏方去治，有病乱投医，绝处逢生的事例很多，我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名中医，明天我请她来给你看看病，要有信心，情绪要乐观，乐观是战胜疾病的良药。” 徐力里顺从地点点头。她感到温暖。他在尽他丈夫的责任，她想。他是好心，同情帮助一个行将死去的人。她又想。 “如果你同意，我想每天都来看看你。”柳若晨说。 徐力里摇摇头：“不必了。” “那么，需要我时，给我去个电话。” “好吧。” 徐力里送柳若晨到门外，柳若晨打开自行车锁，又想起什么，转过头：“徐援朝知不知道你的病情？” “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 “这怎么行，我告诉他。” “不，是我不想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破坏他的心情，他生活得很快活。” “你要注意，他整天这样男男女女的混下去，会出问题的。还有我弟弟，最近也变得厉害。” “他们不是孩子了，干什么事不是别人能说服得了的。也许是我们的观念太守旧了，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当代青年的行为。我肯定，援朝不会变坏，我了解他。他会分清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柳若晨不再做声，人微言轻。现在他说什么她也不会听进去的。她太固执了，她要爱一个人，就爱得根深蒂固；她要轻视一个人，也同样难以扭转。有时他觉得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比男人还刚烈。 “还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想你的辞职是有道理的，但能不能放到道路改造工程完工之后，他现在需要干部，需要支持。” 柳若晨迟疑了一下，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 徐力里目送自行车消逝在夜幕中。她结束了一段生活，这段生活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匆匆一晃五年，惟独这最后一晚上所留下的却比整段生活的全部内容还多。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倚在门上。这样地把他送走了，她的话说得太绝对了。她不需要他，那么他不会再来了。除非到她死后，他才会再来，戴着黑纱，把她的骨灰放进公墓的木格子里，善始善终地结束他做丈夫的义务。他为什么要保留这种义务？他为什么那么激动？今天晚上，她仿佛看到了这个朝夕相处淡漠、木讷的人的另一面，原来他还那么易于冲动，还有那么丰富的情感和打算。他保留这个义务，难道是他对自己产生了……不，不，什么原因也没有，不过是尽善尽美，善始善终，仅仅如此。她送走他是对的。她难道还幻想在死神笼罩着自己头上的时候，会有爱神降临？不，她早已过了幻想的年龄，她的爱早已成为一根单向漂浮的线。 她定定神，走回写字台来。坐在椅子上，最近她常感到自己精疲力竭，浑身每一个部件都像是锈死了，活动一下就会散了架。自己这盏灯已经没有多少油了，必须抓紧时间。她振作了一下，拿起那大卷图纸。她抽出一张打开，用镇纸压好，展露出来一张立体交叉桥的设计图。 这是她用了半个月时间精心设计的。听到市政府计划修筑现代化道路的消息后，她就一直在收集资料，潜心思考桥的设计。现代化道路离不开立体交叉桥。她设想了十几种方案，这张就是她最满意的。 她不希望任何人再来打扰她。她需要和死亡抢时间，在有限的日子里，为这座城市，设计一座世界第一流的立体交叉桥。 这不仅是出自对阎鸿唤的感情，更主要是出自一个市政工程总工程师的责任。 她为自己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能和他并肩奋斗，为完成一件共同的事业而感到幸福和满足。 她没有想到柳若晨居然能够理解她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 二 阎鸿唤起了个大早，和秘书乘车来到北郊区委大会议室里等候。八点钟，他要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各区局的一二把手都要参加，具体布置道路改造工程任务。通知是昨天发出去的，特别注明“务请准时出席”。 这些日子，他明显瘦了，颧骨突出来，额头上的皱纹也变得更深更密。高伯年突然病倒了，不能主持市委工作，给阎鸿唤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市委常委会没有讨论道路改造工程的方案。这无疑是给他开具了一张放行证，然而也是一条截在身后的江河，他要在高伯年出院前，把道路改造方案变成无法更改的既定事实。当一个市长难，当一个有作为的市长更难。一任新市长，应该预示着一个城市有一个大的跨步。 一位副市长曾建议他是否缓一两年再去跨这一步，理由是时机不够成熟。 一两年？用这座城市的历史来衡量不算长，用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计算更是一瞬间。但在世界城市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一两年，会给一座城市的人民造成隔世之感。道路问题不解决，堆积的问题更多，改造工程的难度更大，与发达国家，现代城市的距离更远。城市发展速度只有相对更缓慢。为什么要等？为什么在等了二三十年之后还要再等这一两年？ 他是这座城市的第五任市长。他是幸运的，他的时代是中国实行经济政策的时代，市长的责任十分明确，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城市发展，这是他比前三任市长更有所作为的有利条件和客观环境。但他面临的新问题，却是他的前任们所预想不到的。 他的事业需要一种气势，一种一声令下，万马齐奔，全军队伍整齐开步前进的局面。但他面临的却是一盘散沙。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人们由绝对崇拜，到谁也不相信；由意志高度统一，到捏不起个儿的散沙一盘。一个青年在座谈会上对他说：“中国人失去了心目中的权威，失去了神圣感，是种进步的表现。”他不否认这种失去，中国人经历了已经成为历史的空前迷信和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绝对权威不会再出现了。但一个民族失去热情、失去整体感，一个国家失去集中、失去整体的神圣感，绝不能认为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目前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形成权威，而是怎样去形成权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权威。 人民厌恶专制，但需要能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者，需要通过他们的威望去把群众的意志集中到统一的行动中去。 “看一看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和强盛的民族，哪一个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一个坚强的民族之魂？”他大声地对那个青年说。 阎鸿唤不是思想家、理论家，他不能有效地说服当代思想活跃的青年。但他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市长不能在那里空泛地议论，他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他清楚，威望是事业成功的前提，而这绝不是凭权力可以获得的，这需要靠为民办实事，为民造福去赢得。这些年，党的威信，在人民心中低了，要恢复也要靠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让人民信服。 但是，即使是造福的举动，在开始时也未必被群众所理解，因为它需要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一座旧宅，顶上换瓦，房主人会心满意足，而推倒这座旧房子，主人是要发牢骚、骂大街的。 今天的会，他就是要向各区局的领导讲清这个问题，并通过他们向市民讲清意义。把全市的民心团结在一起，在市区的边缘地带修筑一条长五十公里宽六十米的环形道路算不上奇迹，在环线上架起几座立交桥也算不上奇迹。然而要用九个月时间完成这条路；用六十天时间架起这些桥；用十天时间完成沿线二十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这不能不称做奇迹，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位市长敢于做出这种大胆的设想。 然而，阎鸿唤却迫不得已地做出这种计划。 要彻底缓解市内交通紧张的局面，就必须修这么长这么宽的路，架这么多的桥。要想这次施工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生产，时间不能超出九个月，否则城市就会出现混乱。全线工程必须保证九个月完成。九月动工，明年“五一”告捷。这是阎鸿唤为了取得尚方宝剑，而向国务院领导同志立下的军令状。 阎鸿唤说话，从来是句句掷地有声，落地开花的，然而困难能把别人难倒，对阎鸿唤也不会宽容。他之所以自信，敢于挑战，是他相信他的干部，相信他的人民，也相信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看看表，已经八点钟，但会议室只来了北郊区区长和紧靠着北郊区的北安区区长，其他区局长都没来。 “阎市长。”北郊区区长指指表，“看来，中午得准备工作饭了吧？” 阎鸿唤哈哈一笑：“何止一顿工作饭，晚上还有一顿。” 一辆“尼桑”轿车，随着潮水般的自行车队伍，缓慢地在街上行驶。司机开不动车，便不停地摁动喇叭。起初，汽车还能像一艘游艇劈开前面的人流前进，慢慢地，喇叭的声音不再起作用，“游艇”也搁浅了。 柳若晨坐在车上，不时地看看手腕上的表。七点五十二分，距开会的时间还有八分钟，但离开会的地点，至少还有十五里路的距离。他不免心急起来。与阎鸿唤共事三年，深知他的脾气，开会误点，无论是谁，阎鸿唤都不会留情面的。作为一个副市长带头迟到，影响太坏了。 “能不能选择其他的路绕一下？”柳若晨问司机。 “上班时间，哪都一样，这条道还稍宽些，还可以和自行车挤一挤。”司机回答。 柳若晨不再说什么，他相信司机的经验，只好听任汽车与自行车同速向前慢慢地挪动。他暗自埋怨自己太大意，应该早些动身，使时间留有余地。他天天上班，东市区早晨的交通拥挤状况，他是清楚的，应该想到全市的早晨到处都一样。再说自己昨夜不该从徐力里那儿出来又去阎鸿唤那里，结果为徐力里的事谈得很不愉快，害得自己一夜都没睡好。 与此同时，东市区区长康克俭的汽车也在马路上慢慢地向前蹭。 汽车突然停住了，他发现车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离路口还有百米多的距离，不会这么早就受到红灯的拦阻吧？ “怎么回事？”他问。 “我去看看。”司机跳下汽车。 很快司机又重新坐上车，神情紧张，打着火，挂挡向后倒去。喇叭一声接一声，震耳欲聋，后面蜂拥而至的自行车纷纷闪出一条仅够汽车宽度的窄道。 “小心。”康克俭一边紧张地看着后车窗，一边提醒司机。司机以高超的驾驶技术，向后直倒。 有人开始砸汽车门，也有人用手指指点点地骂。有骂汽车险些碰到他们的腿，撞了他们的车的；有骂司机“缺德”，诅咒司机进班房的；还有人在骂他，“什么狗屁大的官，就横冲直撞。” 坐着上海牌汽车，已经标明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车窗里能瞧见的他，又太不像个“官”，个不高，体不胖，顶不谢，鬓不斑，人也不过四十岁出点头，没有一点可让人敬畏的模样。 汽车终于突围出来了，司机来了个漂亮的调头，拐进一条比胡同宽不了多少的小道。康克俭发现自己和司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 “前面出事了？”康克俭这时才敢问司机。 “堵了，十几辆卡车卡在那儿，四面又围上了几千辆自行车，咱要不早退出来，堵里头，两个小时也疏通不开。” 康克俭不禁吁了一口大气，真要卡在里面，迟到两个小时，市长非抓他个典型不可。他只想当个出色的区长，去打先锋旗，绝不想在任何方面落后。 柳若晨的车还在路上蜗牛般地爬行。昨天晚上应该问问阎鸿唤，为什么偏偏选择北郊区这个离市区最远的地方开会？他想。阎鸿唤不是最强调时间的价值吗？在这么远的地方开会，把时间都白白浪费在路上了。他昨天没有想到，阎鸿唤也没有说明。他脑子里被徐力里的病和自己的辞呈塞满了，而阎鸿唤悠悠自得，仿佛忘了今天的会。 “一定睡不着觉才来找我的吧？来，咱俩摆盘棋。” “哪有那份闲心，想找你谈谈。” “噢？公的，私的，公私合营的？” “全有。” “我们先谈公的。” 柳若晨扶扶眼镜，觉得从公事谈起也好，先创造个气氛。 “你对九个月全线完工，究竟有多少把握？”他问。 “十成。”阎鸿唤回答十分肯定，“在农村，农民盖间房还懂得土木不可擅动，备齐料，才敢破土。更何况我们给城市动个大手术呢，差一成也不能轻举妄动。” 阎鸿唤手一挥，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你的准备在哪儿？” 阎鸿唤笑了：“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刚上任，我就选择了这个手术方案。但那时条件不够，水的问题，电的问题，住房问题，吃菜、吃蛋、吃鱼的问题，这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都没解决，现在这些问题初步解决了，基本条件就具备了。市政府安抚了民心，也取得了民心。群众信赖市政府，相信市政府办的事都对他们有好处，心甘情愿去响应，还有什么准备比这种准备更重要？” “钱怎么办？这么大的工程，上面没拨一分钱。”柳若晨记得，研究方案时，阎鸿唤就讲过，钱由他和负责财政的副市长负责，他们又到哪里去弄钱？ “人民的城市人民建，公共的事业公众掏嘛。” “这么说你把市基本建设投资下放到区，给局拨出商品房贷款也是……” 阎鸿唤情不自禁地拍拍他的肩膀：“老柳，你真行，我服你了。” “你想的点子，怎么倒服我？” “孔明能点破周公瑾的心，他比周瑜厉害。”阎鸿唤一贯善于用鼓励调动同行们良好的自我感觉，使他的助手和下属处于最佳的、主动的活跃的思维状态。 “怕是放下去容易，收回来难。” “你放心好了，保证放下的是苗，收回来的是鱼。” 这个鱼怎么收呢？ 康克俭的“上海”穿过小道，来到与刚才那条路平行的马路上，插进密集的队列。 这条马路的情景并不比刚才那条路好多少。一长溜儿的公共汽车、卡车、轿车、自行车排着队几乎是一米一米地向前推移。康克俭很少有机会到北郊区去，对走这一趟所要花费的时间估计不足。过去，他总以为他的东市区交通最拥挤，谁知出了东市区，一个区比一个区更糟。他突然发现，隔着自行车流不远有一辆“尼桑”，这是副市长柳若晨的车，这下可好了，有副市长做伴，他的心一下子安稳了许多。 缓缓行进的汽车又停下来，前边路口又堵上了。 康克俭不由得一阵烦躁，他上任以后，抓了商业服务质量，自由贸易市场管理，环境卫生改善和区建的几幢居民住宅的工程。现在看来得管管交通了，不然每天人们上下班一场交通大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怎么得了？城市，难道你的名字注定与嘈杂、混乱、拥挤联系在一起？他不由得想起自己下放那几年虽然艰苦然而恬静的小山区，落后、愚昧、原始，但是安宁、平静，甚至“阶级斗争”的火都没在那儿烧起来。也许进步和变革就必定伴随着各种噪音和错位，一瞬间的乡间回忆抹平了他心里的烦躁，他走下汽车，来到柳若晨的车门前，看看表，已经八点。 “副市长，我们开会迟到了，我本想争个第一，谁知落个鸡蛋。” 柳若晨只是苦笑了一下。 康克俭向四面张望一下，发现前后有不少小汽车，里面走出一个个焦虑不安的人，都是去参加会的人。 轻工业局局长从密集的路口走回来，对康克俭点点头，然后钻进副市长的汽车。 “前面全堵死了，安心在这儿等吧。”轻工业局局长对柳若晨说。 “这是几中队的管区？路上不能采取点别的预防措施？” “没有措施好想。通往北郊工业区就这两条路，十万人早晨在一个钟点挤到一起，不堵才怪。我们轻工业局很多家工厂都在这一片，这点我清楚。住在市里的工人若不想迟到，得六点钟出发。我下基层一般都错过这个高峰期，上午九点钟动身，那时马路上才清静下来。” “看来，八点半到不了会场了。”柳若晨担忧地说。 “放心吧，开不了会，商业局、物资局、机械局、教育局、邮电局的局长们都卡在这儿，还能开会？公安局赵局长到路口指挥去了，看老赵有没有高招吧。” “这道路是该改造了，如果路口有座立交桥，道不这么窄，什么问题也没有。”柳若晨说。 “修路我们局双手赞成，掏钱也认了。您知道天天交通堵塞，光耗时间，一年就耗掉我们几十万。”轻工业局局长说。 阎鸿唤是否也被堵在路上？柳若晨想。他昨天夜里也不会睡好的。 柳若晨与阎鸿唤谈完道路工程问题之后，仍坐在沙发上，他希望阎鸿唤能问一下徐力里的病情，这样，他也好向阎鸿唤说出他早想涉及的那个话题，可是没有，阎鸿唤东拉西扯，仿佛竭力回避什么。 “你为什么不向我问问徐力里的病情？” “噢，对不起。我的脑子这些天让道路问题占满了。”阎鸿唤有点慌张地向柳若晨道歉。“你爱人的病情怎样？怎么治疗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多照顾她一下，工作我可以重新安排。” “徐力里仅仅是我的爱人吗？”柳若晨打断了阎鸿唤的话，盯着他的眼睛，“难道除去我的爱人这层关系，你就不该关心一下她吗？” 阎鸿唤手有点发抖地点着一支烟：“当然，她是我们市建筑工程上的总工程师，我们应该关心这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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