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 在人们残存的记忆里,好像当年的支队长是决不会派两个大腹便便的哼哈二将,特地在门口挡驾的。 王惠平把门口群众堵住了,穿过回廊,来到花厅,听到江海在大声埋怨于而龙,也捎带上他。 “你搞的什么名堂?动身不给我打招呼,不让我接,难道我咽气了吗?要不是‘将军’昨晚给我打电话,王惠平再不告诉我,我算蒙在鼓里了。” “周浩同志给你打电话,什么事?”于而龙不由得惊奇地询问。“是的,把我吓了一跳。” “说些什么?” “出国代表团临时变更了一下,决定由你代替王纬宇,那位老徐郑重推荐的。” “王纬宇怎么啦?”那是一个以始终没出国而遗憾的家伙。“没听太清楚,好像是痔疮犯了。” “‘将军’怎样讲?” “他只是说:这倒是个难得的考察机会。” 于而龙摇摇头:“我只好向老徐抱歉了,我既然回到石湖,哪能轻易丢手打道回府呢!……”他望着坐在旁边的王惠平,不由得想起那个死去的老晚,心里琢磨:王纬宇,王纬宇,你的手伸得够长的,第一局你暂时领先。是的,头绪断了,线索没了,也许你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要想让我罢休丢手,恐怕也同样是永远不可能的。 旁听的王惠平,听说“纬宇叔”没有出国,他那屁股和座椅还紧紧相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从前天起,一直接不到他的电话,不免有点忐忑不安。于是端了两杯茶,一杯先递江海,然后,才把那杯送到于而龙面前:“请!” 但是江海却站起来:“来吧,既然来了,那就看看去吧!” 当然是客随主便了,于是他在县、地两位领导的左拥右护之下,走出了差点被扣押的高门楼。那位曾经向他举拳头的干部,正朝着乡亲们挥舞胳臂,示意他们闪开,给让出一条路来。许多有身分的人都站在前列,而且好像一下子都认出了于而龙,都向当年的支队长伸出了手,实在使他盛情难却。有几位白胡子的老年人,还挤到前列,亲亲热热地叫了声:“二龙!”到底是一个庄上的乡亲嘛!慢慢地从记忆里想起了他们。 真是太承情了,于而龙想:你们要早一点赶来为我证明该多好,也不致被当做卖假药的郎中,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游街了。 王惠平向于而龙,恐怕主要向江海倡议:“还是请支队长看看家乡不成样子的进展吧!” 江海向支队长做了个“请”的姿势,迈下了白石台阶。于而龙离开高门楼的时候,还来得及向那个曾经挥拳的干部,握手告别,感谢他沏的好茶叶,当然也等于感谢他那种方式的接待。但是,他那汗津津的手,还让于而龙有什么好说的呢? 三月里石湖的阳光,刺眼似的明亮,甚至使人感到,仿佛每一道波浪都在向你愉快的眨眼。看,又像多少年前,消息不胫而走:“支队长回来了,石湖支队又打了个胜仗回来了……”那些亲切的眼光,那些热烈的议论,那些迎上来攀谈的乡亲。啊,整个三王庄向他微笑了。 高音喇叭怎么能在这时候,肯向贵客沉默呢?一阵热烈的手风琴拉完前奏,天爷,那两个义务兵又引吭高歌了。在他俩的青春歌喉的唱和下,于而龙在故乡的街道上走着,仿佛回到了和王小义、买买提差不多的年纪,成了于二龙了。那时,他该是“浪里白条”,或者“混江龙”之类的年轻渔民,然而,那个和他同年龄的芦花呢? 他在人群里寻找,她该不是躲在尼龙渔网的背后,闪烁着那对特别明亮的眸子吧? 渔网后边,倒是有石湖姑娘那种大胆俏谑的笑声,但她们穿着挺括的上装,露出花衬衫的领口,于而龙发现他家乡的姑娘和城镇女性的打扮,没什么大的差别了。 他的眼光在姑娘群里搜寻不到那个永远活在心中的人,再也瞅不见那个穿着土蓝花布,打着补钉的芦花。那时,他们的网是可怜的破网,帆是残败的旧帆,船是朽烂的老船,只有那对瞳人的色彩,是明亮的,是清新的,永远充满着生机。他怎能忘记在这样春汛大忙的季节里,正是一网金、一网银满载而归的时候。每当船一靠岸,总会看到那对闪着欢欣的大眼睛跑到湖边,她那卷起的浑圆膀臂,被腌鱼的盐卤渍得通红,会抢着从他肩头夺过鱼担子去……然而现在,那对眼睛在墓穴里永远闭上了,只有殷红色的石碑上的红星,算是惟一可以发出精神光彩的纪念了。 ——她不会再来迎接我了,不会再来抢我的担子了。尽管我多么盼望那个指导员,来分担我肩头上沉重的负荷,尤其多么期待那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帮助我击中靶环哪! ——芦花,请原谅我仍旧成队成帮地来看望你来了,有什么办法呢?会吵扰得你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的。原先,我还曾想独自在你身边坐会儿,理一理旧日的记忆,那是我迫切想做的一件事,现在,也只好抱憾了。好在人多也并不会妨碍你那敏锐的听觉,我记得你早就说过:不论多少人行军,你能辨明我的脚步声;不论多少人说话,你能识别我的语音。我敢肯定,芦花,你已经在地下听出来了。 ——芦花,我来了,虽说那棵银杏树失去影踪,但大致方位,仍是不会错的,一别三十年,总算如愿以偿地来到你的身边,我该对你先说些什么呢?该有多少话会一下子,同时涌塞在嗓眼里呵! 三十年,石湖水潮涨潮落出现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但是,惟有你,永远以一个不变的三十年前新四军女战士的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我,沧海桑田,满头华发,你该猛乍间不敢相认了吧?一个年轻姑娘,从人群里挤了过来,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 呵!于而龙认出来了,不是饭馆里那个服务员吗?长得多漂亮啊! 刚才把于而龙当做接头的特务,那脸色可不怎么吸引人。在阳光下,那几粒俏皮的雀斑,更增添了轻盈的笑意,和她手里的艳丽花束,相互辉映,她含笑着把花塞在他手里,亲切地说:“支队长,你要的花儿!” “哦!谢谢——” 多么娇媚的花束啊!显然经过女性的手,加了一番装饰,白色的玉兰、红色的月季、像鹅绒似的刺球,还有一支嫩黄的报春花,一股股浓郁的甜味的芬芳,沁人心脾地飘散在早春温馨的空气里。 真的,再也比不上捧着这束带有露珠的花,放在那块石碑前更为合适恰当的了。 王惠平一定要他们去参观那个苇制品工厂。据说:石湖的苇编品是为外贸生产的,远销好多国家,真看不出,那些极平凡、极普通的芦苇——和芦花的性格实在太相似了,在乡亲勤劳智慧的双手里,竟能编织出如此美妙的工艺品! 厂里送给于而龙一个精致的玲珑提篮,呵!提篮外面,还织上一条红荷包鲤鱼的图案,真是样式新颖而又风雅。于而龙把花束放进去,立刻成为一个美观大方的花篮。哦,他想:要是莲莲,我那个艺术家在场,准会爱不释手的。若是能得到女儿的赞赏,那么妈妈也会喜欢的,母女的心总是相通的。 好容易结束了社办工厂的参观,他实在有些耐不住,等不及了。顶多再有五十米,跨过一座干河的小石桥,该是那棵不在了的银杏树原来生长的地方,那块殷红色的碑石,应该在附近矗立着。但是江海却提议往回返了。 不,三十年虽然过去,方位,对一个作过战的军人来说,是不大会弄错的。于而龙不去理会他们,步伐不由得加快起来,朝小石桥走去。说不定在冥冥之中,芦花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来了,芦花,你的二龙来啦!相隔了三十年,你的二龙又出现在你面前了…… 但是,当他来到小石桥的时候,不由得迟疑地,惊愣地站住了。 他不但不见那棵作为历史见证人的银杏树,而且也看不到他千里迢迢为之而来的那座矮矮的坟墓,也许被岁月的流逝渐渐磨蚀平了吧?但那殷红色的石碑,怎么也不见了踪影? 于而龙差点没叫喊出来。 “芦花,你在哪儿?芦花,你在哪儿?” 他捧着手里那个花篮望着,那些生气勃勃的花朵,似乎在询问他:“把我们放在哪里?把我们放在哪里?”于是,许多许多的疑问,包括站在石桥后边,那个滨海支队长去年十月的喟然长叹:“没有保护了她呀!”又缠绕在他的脑际。 难道真的会有什么蹊跷嘛?! 然而生活里却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呀! ——芦花,也许只有你能够回答我心底的诘问:为什么?为什么?…… 只有那束特别娇嫩,颜色皎洁,芳香袭人的玉兰花,在阳光下,合拢了花瓣,仿佛显出一副惆怅和难过的样子。 怎么能不伤心呢?坟墓没了,石碑没了,棺木呢?尸骸呢?又散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芦花,快回答我吧!快回答我吧!…… 没有一丝回声,只有云雀在蓝天里歌唱。第四章 (1)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一切都被“夺”走了。哦!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 “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 王纬宇说:“但是,那位清高的,效忠于你的女性,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她才肯交——” “哦!……”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心里念叨:我的忠实的小狄,使他们嫉妒了。愚不可及的姑娘啊!俗话说得好,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一把干草吗?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他的家砉拉一下解体了。谢若萍编进医疗队,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列车西去,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担心她丈夫身上的“棒疮”,什么时候才能结痂?恩爱夫妻,十指连心,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来同她爸爸告别,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终老斯乡,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可她,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然而,自此一别以后,她还能向谁流泪呢?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如雨,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望着她父亲,问道:“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不禁叹息:“自然是要活下去的,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那些流言蜚语,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那些无聊的家伙,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揭发的话不讲,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 “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 小狄说:“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现在,只有我,是你惟一的亲人啦!”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对谁都不隐讳。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昂着头,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 “卷毛青鬃马”,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成了全厂的名旦,曾经指着小狄骂过:“不要脸的贱货,真是旧情不忘啊!” 小狄站住,脸白得像一张纸,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你说得半点也不错,是旧情不忘。我可以坦率地,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我确实爱他,但是我更尊敬他,这一点,怕你未必能理解的。”“卷毛青鬃马”放纵地大笑,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拍拍自己的裤裆:“别装假正经啦,小姐,谁不明白吗?”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甚至逼迫划清界限,仍旧每礼拜来一次,久而久之,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只要她来,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 “好吧!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 于而龙一边写便条,一边想着王纬宇上任后的情景,估计他决不会轻松愉快的,几千人的偌大工厂,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即使那百把个弟兄,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战斗中。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哗啦一下全散架呢? 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而终归会有这一天。 “你们也别远送了,老王!”于而龙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地朝他们挥手。 “好!等着你!”王纬宇说。 “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鹊山,使他触景生情,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于是向通讯员说:“长生,扶我一把!” 铁柱,老林哥的二小子,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疗去,他刚正式参军不久,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负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二叔,谢医生讲,你只能躺着。” 老林哥笑了,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和长生把担架抬着,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给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此去经年累月,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 三十年后,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 于而龙想些什么呢?“芦花,我的芦花呀!连你的坟墓都找不到了,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而长生,还有那匹‘的卢’,是埋在面向黄河的陵园里,可你,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 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 江海挽住他的胳膊,强拉着他走回来:“我记得对你说过的,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考验的年代呵!”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她的下落!” “你不会忘记,我请求你们原谅过,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 “老江,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于而龙恳求着他。 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他那刚毅的脸上,显出准备承受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似乎在讲:“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统统地倒出来吧!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 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便把舌边的话,强咽了回去。难道十年来,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干吗再给他增添苦恼和悲哀呢?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走吧,到我那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干吗?” “在石湖找到回答。”于而龙坚定地说,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面前:“要不然,我拿它们怎么办?” 是啊!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难道花篮总让于而龙在手里端着么? 所有在场的人,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江海理解得更深,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那时滨海和石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并未分家。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理解,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呀!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冲破了世俗的观念,摆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那是一个痛苦的割舍,无论对于芦花,对于他们哥儿俩,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日子啊!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但有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 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真理一样,是谁也不能剥夺的神圣权利;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难道芦花就该听受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 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像流星一样,在空间一掠而过,然而她的生命、爱情、战斗,以至于牺牲,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人恨。死后,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肯定是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了。要不然,该不会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 “走,江海!” “哪儿去?” “沼泽地。”他寻找他那个小舢板,打算走了。 “你发疯了吗?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 “那好,不攀你。忙你的贵干去吧,地委书记同志!” “你这个人哪——”江海了解他的脾气,而且“将军”在电话里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捉住于而龙的手:“走吧!二龙,我们到天上去!” “干什么?” “看你的沼泽地去呀!”他拉着于而龙,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草坪走去,心想:那样,这篮鲜花就好办了。 “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去回忆!” “照样,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江海强拉着他走了。 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故乡,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离开了波光潋滟的渔村,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 “芦花,芦花,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于而龙那紧捏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这时,飞机已经升得很高了,冷风从机身罅隙里钻进来,吹得心里直发凉。“真是应了老伴的话。”于而龙琢磨,“难道不是这样吗?失望加上失望,扑空接着扑空,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他摇了摇头,对江海说,“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它总有边,总有沿,总有走出头的一天。” “不要激动,二龙!打起精神来,我们的贵体,我们的高龄,还有他们——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年轻人的未来,都不允许再糟蹋自己。听我告诉你,她的坟墓、棺木、尸骸、骨殖,以及那块石碑,都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要看这块沼泽地吗?很好,话就得从远处讲起来,不过,你一定要耐住你的性子……” 江海的沉稳性格可是出名的。 机舱里堆满了药粉,这种扑灭早生蝗蝻的六六六粉,是相当刺鼻的,呛人的,然而它却可以消灭一场灾祸。但是人类并无什么有效办法,来肃清两条腿的早生蝗蝻,以致他们羽化以后,铺天盖地,酿成巨灾浩劫。“是得从远处讲起,过错并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发生的,而是昨天,前天,许久许久以前就种下恶果了。” “说得对啊,二龙,那天西餐席上,小谢讲起芦花运枪负伤的故事,还记得吗?”江海问他,然后沉思地说,“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多困难哪!来,咱们一块来回忆——” “得扯那么遥远么?”于而龙现在需要证实,不想推理。 “不然讲不清楚。”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说着:“看见了吧!石湖落到后边去了,前面就是县城,再往远看,该是滨海,认出来了吧?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如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河,看不见啦!” “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于而龙问。 “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 “哦!你居然会往心里去?” “哈……”他笑了:“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正确的永远正确,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 那天在餐桌上,由于“将军”规定了话题,加上劳辛要写《女游击队员》那首长诗,缠着谢若萍,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宇交锋的过程。 谢若萍笑了:“我讲不成问题,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 江海看看她:“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十年,锻炼出来了。” “那好,我来说一说……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人,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啦,谁也不再惦念他,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但有的人,虽然永远离开了人间,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息息相关。心里总存在着逝者的形影,而且奇怪的是,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里的,也不是非让你记住他不可,不,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她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说不定像‘将军’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 “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男同学都通过封锁线到湖西了,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留在了湖东。是的,我们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但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那个快嘴丫头,看得更亲切些。有些机密,有些心事,并不回避我们,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而且总是住在一起,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因为那时我们跨区活动,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是不是啊?老江!也就在那次会上,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滨海坚壁起来。 “我至今也不相信,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明知道是错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笑话,我们在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是我负责联系的呀! “‘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 江海停住刀叉,怔住了。 “芦花批评了肖奎,叫她沉住气,别瞎说。 “我也劝说指导员:‘大姐,办不到的,等于给敌人白送,还是老办法好,细水慢流,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 “‘来不及啦,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 “‘滨海的情报可靠吗?’ “我们吃过麻痹大意、毫不在乎的苦头,但过度警惕、神经过敏,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不适当地夸大敌情,弄得草木皆兵,疑神见鬼,也坏了不少事。” “将军”插话说:“不奇怪,杯弓蛇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战争年代,或许还可原谅。” “不过——”劳辛说,“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真可悲——” “诗人,要罚你酒啦,出题啦!今晚只谈过去——”周浩又掉脸朝发愣的江海说:“吃啊,干吗按兵不动?若萍说你两句,看紧张的。” 江海叹了口气:“‘将军’,这是断不清的官司!” 谢若萍接着讲下去:“老江,你别误会我是和你算账,也可以统统不记在你的名下,但话总是要让人讲的吗!……不但芦花相信敌人要来夺枪,湖西,也被送粮去的王纬宇给宣传得动了心,特地派老林嫂通过封锁线,送来了一道紧急命令。 “老林嫂来,就意味着非常重要和紧急,看样子好容易弄到手的一块肥肉,滨海不费吹灰之力搞走了。想不到芦花看完命令脸都白了,要我们设法把枪支弹药送到滨海去。 “喝!像一点水滴进滚油锅,大伙都炸了。 “原来,连送出去都思想不通,并不仅仅是本位主义。好,现在不但给,还要我们送,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 难道王经宇听我们调动?他没投降日本鬼子以前,就打主意抢过这批军火,向顾祝同、韩德勤邀功,现在成了汉奸,不正是给大久保的见面礼么? “肖奎恃着她是指导员的小鬼,天不怕,地不怕,对老江嚷过。——记得不,老江,有一回你来我们驻地,商量接送军火的具体办法。那肖奎冲着你鼻子:‘你们没本事自己缴获,有脸朝人家讨,讨还罢了,叫花子要饭嫌馊,得我们送上门,岂有此理!’没忘了吧?队长同志!” 江海说:“真抱歉,大夫,记不大起来了,我有脑震荡后遗症!许多该忘的东西忘不了,许多该记的东西记不住。” “怎么得的,江伯伯?” “还用得着问吗?画家,跟你爸一样,能从‘小将’手里活过来,就算命大,别打岔,让你妈讲下去吧!” “芦花犯愁了,硬打硬拼硬冲么?我们几十个人,孤注一掷?从敌人眼皮底下混过去?谁也不会隐身法。她怎么能睡得着呢?翻来覆去,后来索性坐起来靠墙思索。 “‘睡会儿吧,大姐!’我劝她。 “‘你放心睡吧,一会儿我替你岗!’ “‘不,你累了一天。’白天把已经坚壁好的军火重新从埋藏的村子里起出来,准备集中朝滨海运去。蛖!荒谬的决定啊!我们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像发神经地一会儿这么变,一会儿又那么变,消耗时间,浪费精力。我们用了多大工夫才把那些军火分散坚壁起来的呀!老百姓都拿命替我们保管着的呀! “芦花苦笑了一声,突然问我:‘他干吗那么坏?’ “‘谁?’ “‘小谢,说是医院里有一种什么光,能把人的心肝肺腑照个通明瓦亮,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能把心思都照出来,那敢情好了,人人都一眼看透了。’ “‘你指的是谁呀?’我再一次问——” 江海把正抿着的高脚玻璃杯放下来。 “芦花始终也没讲出是谁。 “‘将军’,我要讲几句离题的话,你别罚我酒。我看咱们过去,打仗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纯朴一些,真挚一些,也直率一些,所以大家也团结些,即使有些什么长长短短,彼此也能容让。为什么现在搞得那么紧张?人变得那样刻薄,那样歹毒,心肠是那样坏,手段是那样辣?难道他们是突然之间变成恶鬼的吗?” 江海笑了:“不,你说错了,医生同志,恶鬼原来也披着人皮站在我们队伍里,只不过有更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立着,同舟共济的心理,使得他们规矩些,老实些,收敛些罢了。” 周浩摆了摆手:“不完全是这样,同志们。若萍那时候和现在的莲莲一样,天真烂漫。说句不中听的话,还不太懂事。江海,你应该有所体会,尽管在那狂风恶浪,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同舟并不共济,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搞些手脚啊?照搞不误。只不过由于你忙着和敌人拼命,而顾不过来罢了!同志们,手脚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拿枪拿刀,有时候就是别的花头了!”说着,他把蛋糕推到席中,举起刀叉:“请吧,不必客气,领情就是,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奶油蛋糕这样甜蜜的。”他一刀从“生日快乐”四个字划过去。 劳辛倒了一盅酒端到他跟前:“请吧,‘将军’!” “怎么回事?” “你谈到了现实生活,该罚酒!” “哈哈,让你钻了空子!” 路大姐笑着说:“怪不道莲丫头这些年来总挨罚,也许是总爱画现实生活的原故吧!——好啦好啦,若萍,你快讲下去吧,芦花该怎么办呢?” 谢若萍接着往下讲:“……正在为难的时候,一艘小篷船轻巧巧地来到我们驻地。我记不得那船家姓什么了,反正他顶着一个皇军情报员的身分,为我们往返联络,传递消息。我们以为他给搞来了粮食,因为那年旱得厉害,颗粒无收,游击队的肚子问题成了难关,所以老江的白薯干才身价百倍,要我们拿军火去换。谁知那船家笑嘻嘻地说:‘一个送上门的俘虏,我给你们运来了。’ “那时,老百姓的心向着我们,也指望着我们,而我们总跟人民群众心贴着心,所以关系融洽极了。 “他回头向舱里招呼:‘上岸吧,到地方啦!我也不知该称呼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从船舱里钻出来一位烫着头发,城里打扮的妇女,一见是荒乡僻野的孤村,便问:‘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啦?’ “‘我把你请到石湖支队做客来了。’ “那个妇女一听‘石湖支队’四个字,腿一软,赖在了舱板上。我们把她请上岸,她哭天抹泪地说她去石湖县城看表兄的,哀求我们放了她。 “‘哼,别充好人——’说着那个船家把几张‘储备票’掷还给她:‘还你的船钱,我是看着你从国民党的党部进去,又换了这身打扮出来的,好好地跟同志们讲讲清楚吧,我要图钱,还不揽你载呢!’说罢扬长而去,等芦花赶来,船已经划远了。 “芦花在湖东有许多基本群众,关系密切得犹如亲戚一样,就拿这位船家讲,就经常来看望芦花,有时还特地给她送点吃食东西来,亲切极了。大旱之年,细米白面可是珍贵之物,奇怪得我朝肖奎打听:‘这个人怕是指导员的娘家哥吧?’ “‘不是,根本不沾亲带故。’ “‘那么,怎么这样热呼呼的?’ “‘都这样的吗!’ “‘谁们?’ “‘老百姓哪!指导员不论到哪儿,就把心贴在他们身上。 哦,想起来了,好像听说过,有一回,指导员搭过他的船,救过他老婆的命——’ “‘哦!难怪呢!原来如此。’ “的确,那时我们全靠群众活着,所以心里也就比较地要有群众些,倘若失去群众支持,搞些不得人心的事,更甭说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了。敌人一围村子,把你裹在乡亲们中间,只消一个眼色,一点示意,你就完啦!” 于而龙被他老伴这种“初一过了初二,十五就是月半”的真知灼见逗笑了:“好啦好啦,今天不是做礼拜,你还是不用忏悔吧!” “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说心里话,大姐,哪怕离开五米以外,我要开枪,决不会手软。’ “她讪笑我:‘你要是恨得牙痒的话,越靠近一刀扎下去才越解恨,你要碰上天大的仇人就在眼前,可你手是绑着的,那才不是滋味,我遇上这种事情可太多啦!’ “我问她:‘大姐,你有绝对把握吗?’ “芦花看看我,好半天不做声,又走了一程,她才说:‘我跟你讲实在的,小谢,没把握啊——’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半点也没有,可除了这招,还能找到别的法子,把军火运过去吗?只好冒这个险去。’ “船到城关,接头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偷偷地告诉我们:‘王经宇耍滑,推脱了,不肯见面。’ “‘他妈的!’气得芦花直骂街。我的心,算是一块石头落下地。但是芦花绝不轻易打退堂鼓:‘你去告诉他,他不怕是非,我也不怕风险,到他家去登门拜访!——我们在望海楼等他回话。’那个中间人赶忙去联络了。 “‘去他家?’ “芦花说:‘不这样,蛇轰不出洞。’ “我们的船朝城里划去,望海楼灯火辉煌,一会儿就到了。拴好船,有地下同志接应,朝这座大饭馆走进去。我担心地:‘他真的会来?’ “‘为什么不?那条毒蛇!’然后轻声却是威严地命令我:‘拿出点样子来——’她那眼里逼人的神采是有股震慑力的。 “经常交手的双方,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摸透了相互的性格,王经宇知道芦花的厉害,自从她从抗大分校回来,到湖东开辟游击区,远不是他印象里三王庄那个无知无识的渔村姑娘了。所以他估摸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应付搪塞一下,是过不了门的。而且,他很可能盘算过:过去芦花和他谈判,总是在望海楼,那时他还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县城是日本鬼子占领着,他也不敢-翅。现在,横竖撕破了脸,当了汉奸,要能捉住芦花,给大久保献去,保险邀个头功,一箭双雕的欲望,驱使着他前来望海楼。 “我们在一间宴席厅里等待,芦花叫我到套间屋里安生休息,告诉我:‘小谢,万一出了事,有人会掩护你的。’ “‘你哪?’我替她犯愁,虽然她枪法好,但寡不敌众呀!‘大姐……’ “‘看你——’她不喜欢我那种情绪,‘上了战场,还能考虑那些。’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她推我进套间里去,原来这里面是阔佬们抽大烟的场所,我刚在烟榻上坐下,就听见王经宇来了,那众多的脚步声,可以想象跟进来不少护兵、马弁。 “王经宇嘿嘿冷笑两声,带点挑衅的味道:‘指导员,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芦花说:‘我不像你那么胆小,来七八个人干吗?打架吗?’“‘出去!’王经宇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家伙,量她也是一条网中之鱼,便把随从人员撵出去:‘有什么事,快谈吧,我没工夫。’ “‘着什么急?大先生。你是我请来的客,拿你们文雅人的话讲,叫做客随主便!’ “‘嗬!好大口气,现在我的保安团驻扎在城里,城里是我做主。’ “‘别往脸上抹粉,那是大久保还信不过你,才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不管怎么样,以往在县城难为不得你,这回是你自己送上门,只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啦!’ “‘那你白跟我们打几年交道,还不摸石湖支队的脾气,没有登天的梯子,我们绝不去摘月亮,既然敢进城来找你,就不怕你找了新靠山。’ “‘别狂啦,芦花,我只消咳嗽一声,就把你逮捕。’ “‘你敢试试看吗?’芦花口气强横地‘将’他:‘请吧!’ “他缓和了一下僵局:‘忙什么?你不是有正事谈吗!’ “‘好吧!’ “‘那就请教——’ “‘先来给你打个招呼,我们要用用运粮河!’ “王经宇笑了起来:‘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那批货色扎手了,想运走?’ “芦花回答得很痛快:‘不错!’ “‘什么价码,我给你让路?没有好处我是不干的。’ “‘想敲竹杠吗?’芦花问道,‘你把运粮河让出来为好,来找你是给你个面子。’ “‘太承情了,到底是三王庄的老乡近邻,亏你照应,我该怎么谢你呢!’他喝了一声:‘来人哪!’ “‘慢着——’芦花嗓门也不示弱地叱喝着。 “一阵马靴声停在屋里屋外的门槛那儿。 “‘大先生,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我听到芦花把那封密信摔在桌子上。 “‘哦?’王经宇惊了一下,大概是被信上的落款给怔住了,那是他们的联络暗号,便叫那些人退出去。 “很可能看到对手的狼狈,芦花问:‘摸摸脖子长得结实不?’ “王经宇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一封信,能说明什么?’ “‘那你要见一见本人吗?’ “‘什么?’他跌坐在椅子里,长吁短叹地:‘你们把她弄到了手?’ “‘还给你带来了,让你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过了运粮河,这个人交给你。’ “‘是,是。’肯定是满头大汗,不得不认输了。 “‘一言为定?’ “‘当然,当然!’ “这时,听芦花走过来拉开门,向我客客气气地招呼:‘小姐,你不是找你的表兄吗?’ “我自然动也不动,只见王经宇紧张惶恐地站起,向我走来,直是抱歉。然而,芦花担心我沉不住气,怕露了马脚,连忙把门拉上。这一来,指导员失策了,欲盖弥彰,反而被他看出破绽,他跳起来,大声嚷着:‘假的,假的。我一眼就看穿啦!’他抢着拉开门,嘲笑地看着我:‘啊哈,一个秃尾巴鹌鹑,想来打马虎眼,亏我见过一面,要不真让你们唬住了。哈哈,要打算冒充,应该先让她上城里来烫个发!’他真的胜利了,得意地狂笑起来。 “我望望芦花,不知她该怎么来收拾局面,难道束手就擒了么?才要摸身上的枪,两三个人抢步走进,用枪顶住我们两个。 “王经宇笑声止住:‘走吧!请!’ “他们扭住我的手脖子,立刻被五花大绑起来,芦花一声不吭,也由那些穷凶极恶的卫兵捆个结实,还加上手铐,看来,我们这场本来把握不大的戏,肯定是演砸锅了。 “‘咱们走!’芦花对我说,那自信的声音里,充满了蔑视奚落和毫不在乎的劲头:‘走,看谁后悔!’于是扬起脖子跨出门去。 “‘等等……’王经宇到底坐不住了。 “‘走啊!’芦花偏要激恼他。 “他强笑着:‘弄个假货来冒充——’ “‘真货,我还留给大久保呢!劝你不要高兴得过了头。’芦花开始反攻:‘我先来就跟你讲,给你大先生打个招呼,让你看看信,不假吧?再看看这套衣服,是人在我们手里的证见,不错吧?现在那位党部派来的小姐,我不妨给你说实话,在关帝庙鬼子营盘外边等着,只要望海楼一有动静,往岗楼里一送,那可是抬腿就到。大久保是最恨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杀过不少头的,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吗?再说,那位小姐要落到日本人手里,国民党方面会对你怎么样?你把前头的路堵了,后边的路绝了,脖子上长几个脑袋?我还是这句话。’ “芦花抬起脸来,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王经宇想了想,便挥了挥手,叫那些护兵给我们松绑。当我们走出望海楼时,才看到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化装混在群众当中,原来他们在掩护着咧! “‘大姐,那你干吗说没有把握?’ “她苦笑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假如他真的翻脸不认账——’ “‘那就连他也一块弄走,给我们开路,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有什么法子,得执行命令,得听从决议,尽管它分明是错的。’ “我不禁反驳她:‘滨海的会,你是参加的呀!’ “她肯定是不便于和我讲的了,沉默一阵以后说:‘小谢,你听见了的,王经宇怎么知道我们要运军火?’ “经芦花那么一提,我也不禁纳闷起来……” 路大姐插进来说:“那还用说,他们那边有我们的人,难道我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人?” “那到底是谁呢?路大姐,你是干锄奸保卫这一行的,我可至今背着黑锅呢!”江海把蛋糕上切开来的“快乐”两字,统统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要知道,当嫌疑犯并不快乐!”于是他把那些樱桃肉用叉子挑进嘴里,逗得大家都笑了。 关切着生母命运的于莲,催着谢若萍讲:“妈,后来呢?” “后来,是你江伯伯的罪过啦!他是推卸不掉责任的,约好了他应该带队伍来接应我们,谁知来晚了一步,被一股残匪,就是麻皮阿六打死后,独眼龙领着的余党,想发笔横财,把我们纠缠住了。当然有可能是王经宇暗地串通的,他们总是穿着一条裤子,但是莲莲的妈妈说话算话,把那个女特工人员放了,还给了一笔酬劳,其实,满可以拿她做挡箭牌,让王经宇去抵挡那个独眼龙。现在,只好以有限的人力支持,好在我们弹药充足,芦花的枪法又好,打得那伙匪徒靠不了边。但不幸一颗流弹,打中了她的右肩,倒在我怀里。这时候,才听见滨海支队的军号声,就这样,她为她支持过的那个错误决定,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机舱里,江海叹息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无罪的罪人?” 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第四章 (2) 话题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他身上来。 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只消举起两个手指头,大家就明白指的是谁。 江海问:“我不明白,你们俩从石湖分手以后,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怎么又搞到一块?也许,芦花今天的下落,该和你们重新合作有关连的。” 于而龙望着这位生气勃勃的老盐工,心想:“所以,你是幸福的。” “讲讲吧!老天爷怎么又把他给你送去的呢?” 那还是六十年代初叶的事情了。 猛然间,于而龙简直认不出这位高门楼的二先生了,他和王纬宇是在芦花墓前握别的,所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那双冰凉而又颤抖的手了。那么,这个大高个子是谁?堂而皇之地跨进了四合院。 石湖分手以后,天南海北,不谋一面,只是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但每年夏季都能品尝到金线荔枝的于而龙全家,只是到剥着吃的时候,才能想起托人捎来礼物的王纬宇。于是不免沉湎在往事的回忆里,那个风流倜傥的人物,确实也有足以使人留恋的地方,但于而龙照例要笑骂几句,似乎人相隔得远了,嫌隙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在于莲、于菱的心目中,却认为他是个和金线荔枝同样甜蜜多汁的人物,总惦念着这位和他们爸爸一块打过游击的英雄,但王纬宇的模样,时隔多年,在于而龙全家人脑海里确乎有些淡薄了。 “谁?”于而龙无论如何想不到站在葡萄架下的陌生人,竟会是打过架,吵过嘴,骂过街,不止一次决裂,又不止一次修好的王纬宇。哦,认出来了!“老天——”他一拳打在了这个历史系大学生肩上,差点把眼镜打落了。“你这个混蛋,按说比我大三岁,属虎的,对不对?但我俩站在一起,准会把我看做是你的老大哥。” 那紧握着于而龙的手,不再是那样冰凉而颤抖了。 王纬宇那公子哥儿的漂亮气概,叫于而龙嫉妒:“终究是年轻时没受过罪,底子好啊!”他心里想着,然后,请客人进屋。“文教厅长嘛,吹拉弹唱,悠闲自在,比不得有个工厂坠在后边,到底要轻松些,一般规律,无忧无虑的人不大显老。” 王纬宇把整个南国风光都带来了,大包小篓,塞满了宽敞的走廊,立刻,于而龙的那座老房子里,充满了亚热带植物园的芳香。 “你应该先打个电报来,混蛋。” “游击队嘛,突然袭击。哎,若萍和我们那个小妞呢?” “我马上来给她们打电话,通知贵客莅临。这一阵忙得我七荤八素,专家全滚蛋了,连一张擦屁股纸都卷了走,撂了台,要我们的好看。差点停了摆,玩儿不转,现在总算勉强活过来啦,你来正好,我要高兴高兴,痛饮黄龙!哎,就你独自一个吗?哦!两口子,夏岚呢?去宣传部报到,短期进修,好,你呐?玩来了,单纯的玩么?混蛋,真有你的。——喂,若萍吗?怎么电话铃响了半天也不接?你猜谁来了?哈哈,是南风把那位美男子吹来了,快回来,快!——能多住些日子吗?哦,休假,真叫人羡慕。——你还猜不出来?我的大夫,是王纬宇,老伙计。喂喂,喂——瞧把她高兴的,电话都挂了。你们地方上就是好说话,还可以休假。我,真惭愧,十多年想回石湖看看,也挤不出空儿。——喂,美院吗?西画系,你给找于莲听电话,麻烦。——莲莲学美术了,想不到吧?路大姐非让她学,你想,就冲我,她哪来的艺术细胞?瞎闹!——喂,莲莲吗?你纬宇伯伯从南方来了,请个假回家来,别忘了带点助酒兴的佳肴,让我和你纬宇伯伯干两杯!——怎么样?还那么能喝吗?” “量窄得多了。” “在造舆论么?”于而龙赶快堵他的嘴:“狡猾的酒徒,往往先筑防御工事。” “不,南方太热,喝不下去多少酒,再说,心情也大有关系,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嘛!” “又来了,又来了!”于而龙多年不听他动不动引用诗词这一套了,哈哈大笑:“怎么,不大舒畅么?” “蛖!”他叹了一口气,眼皮垂下来。“人事关系紧张复杂,咱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 “啊!不服水土!” “出了一点事,二龙,待不下去啦!” “怎么搞的?”于而龙看他委屈的样子,要为他打抱不平了,游击队长是非常护卫自己同志的。 “为了一个贱货,差点连党票都丢了。” 于而龙立刻暴跳起来:“你,又搞女人——”他努力捏住自己的手,要不然,会结结实实赏他一记耳光。但他来不及发火,谢若萍和于莲几乎同时踏进院子里,紧接着,夏岚也来了,于是只好压住火,接待这位初次见面的编辑。院子里很少这样热闹过了,因为大家都不拘束,只是夏岚在观看浏览他们整个四合院时,见到于莲房间里那些裸体女像,吓得连忙掩眼退出来,有点大杀风景,使画家心中不快,悄悄地向她妈嘟哝:“乡巴佬!” 谢若萍劝阻她:“也许那是个正经得出奇的女人!” “屁!” “游击队的小妞,你在说什么?”王纬宇大声地问。 母女俩只好一笑了之,语音笑声在四合院里回荡,然后又聚拢在觥筹交错的餐厅里。也许保姆做了一盆红烧鱼端到桌上的缘故,不知怎么谈到了于而龙当年钻到冰窟窿里,为王纬宇订亲捉拿红荷包鲤的事情上来。突然,使大家吃了一惊,王纬宇激动万分地站起,许是忏悔,许是赔罪,以于而龙从未见过的低姿态,泪水直流地说:“老于,我的二龙,我怎么说才好呢?我早就体会到你的宽宏大量了。” 简直拿他没法办,于而龙望着这个流泪的大个子。 即使是冤家对头,久别重逢,恐怕也不至于马上反目为仇,何况他们俩是一块儿打过仗,受过苦的战友,又是一位干练的,出色的,确实给他卖过力的副队长,相逢的喜悦,冲销了往日的阴影,尤其他能当着妇女和孩子们的面,虔诚地服软认输时,人心是肉长的,于而龙被感动了,连忙声称:“算了!过去的就由它过去吧!” 他做出一副无辜者的样子:“往事不堪回首,老兄,皇天在上,其实我总是当牺牲品。” 王纬宇的话刚刚讲完,那位醋劲很大的编辑,用筷子戳她丈夫的额头:“亏你有脸咧嘴笑,花花公子!” 能够厚颜无耻,也算一种幸福。王纬宇的脸,居然一红也不红。于而龙端详这久别的熟客:花花公子,倒是一个有趣的外号。 王纬宇在生活作风上比较地不检点,老同志们早有耳闻,但这一回,竟弄到在南方站不住脚,实在是有点意外。一般地讲,在男女问题上,不漏就是好壶,怎么会马失前蹄了呢? “你呀你呀!也算得上病入膏肓了!” 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当着孩子的面,于而龙不好追究;只好碰他伸过来的酒杯,他堂而皇之地嚷着:“举起来,老于,为友情,为重逢,干杯!” “有什么办法?”于而龙原谅自己的感情用事,“老同乡,老搭档,现在摔了一跤,向我伸出求援的手,我能袖手旁观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心一动,搞了点风流韵事,总得拉一把才是。” 王纬宇直到临死那天,也会记住那顿小宴后于而龙对他的帮助,再比不上揭疮疤更为醒酒的了。 谢若萍见她丈夫使了个眼色,便把夏岚和孩子们领到院里看热带鱼去了。于而龙点上一支雪茄,平静地望着满不在乎的厅长,茅台酒他足足灌下大半瓶。 “说说吧,全部犯罪的过程。” 他在桌边,用筷子蘸着杯里的残酒,画了一个问号,“谈它干啥?已经受到惩罚了。” “不要怕丑,何况你已不是初犯。” “其实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大致是这么回事……”他简略地提起他那段不愉快的风流史,一说到那个风情别致的南国女郎,仍是眉飞色舞,忍不住回味。 “行啦行啦,你不用讲那些混账事,我也懒得听你的狗屁检讨,我要你亮亮你的灵魂,明白吗?你应该毫不隐讳地把那些肮脏的东西统统抖出来,捂着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对你今后不会有好处。” “我想不到这么严重法!” “呸!”于而龙火了,难道说,道德败坏是一桩可以轻描淡写的事么?混账透顶,何况他是利用职权,搞出的这种可耻名堂,就更加恶劣。“姑且我们认为那个女孩子不值钱,送货上门,以求达到什么目的,可你王纬宇并不是一头种马,或者是出巡的公猪啊!” “蛖,你不懂得,他们那种地方排外情绪严重,抓住一点小节问题,大做文章,利用桃色事件把我赶走。” “滚你妈的蛋!”于而龙气不打一处来,一顿臭骂掷到了花花公子的头上。凡诿过他人以卸己责,是游击队长最为反感的;而出了差错,找些借口搪塞,尤天怨人,拉不出屎怪茅房,也是于而龙至为恼火的。“好,就承认你百分之百地正确,那地方排挤外来干部,你南下时去的,十多年怎么也没给排出来呀?” “所以我才觉得他们利用我的弱点,布置了个圈套,把那个肉感的美人鱼派到我身边。”他喃喃自语,“妈的,一念之差……由不得你的,老兄,孔夫子说过:食色性也!” 于而龙猛地从沙发上弹跳了起来:“啊,你是清白的,你是无辜的,你是迷途的羔羊,你王纬宇是可怜虫,人家安排美人计来捉弄你。呸!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头骚猪,是头起兴的公马?在你当二先生的时候,在你到石湖支队以后,这种花花绿绿的事少吗?你就欠让我们骑兵,剥掉你裤子用鞭子饱饱抽一顿,才长点记性,要不,索性给你把祸根劁了,你就老实了。你是学过历史的,那叫宫刑……”于而龙从头至尾数落着他,臭骂了一番,骂得他三尸出窍,七孔冒烟,这位激动的厂长,竟连珠炮似的,喷出许多只有骑兵才敢使用的脏字眼。 他见于而龙当真地动气了,连忙站起,必恭必敬地垂着手,像在石湖支队一样,听一个盛怒的队长在训斥他、痛骂他,在揭他的皮。有一种土耳其式蒸气浴,浑身要用新鲜树枝来抽打,才能洗净泥垢,浑身轻松;而语言有时比鞭子更痛些,难怪以后王纬宇总讽刺这位党委书记,是动辄要杀人的大暴君。 于而龙声严色厉地盯住他的眼睛:“生活上的堕落、糜烂,必然是和政治上的变质相联系。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乱搞女人的人,会是好货!在生活上毫无道德观念可言,能在政治上是纯真的、坚定的嘛?至少,这种人的政治情操,绝不可能是忠贞的,高尚的。” 王纬宇脸色由白而青,嘴角下两条皱纹也明显了,支支吾吾地辩解:“你这样提到原则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是允许的。但具体到我,是不是言过其实?” “一点也不,四七年,那是石湖支队处境险恶的一年,你说,你那时动摇过不?” “不!” “我说至少在思想上,灰心过没有?失望过没有?” 他矢口否认:“没有。” “连灵魂上的一刹那,也不曾有过?” “半刹那也不曾有过。”他捶胸起誓。 “你不断找过你那个四姐?” “我当时向组织承认过。” “你哥哥向你招过手?” “那是他的事,碍不着我,再说我没离开石湖一步。” “有一回你拿来一份上海出的《申报》,上面头条消息登载了国民党胡宗南进攻我们延安的消息。” “记不得了。” “看着我,干吗掉过脸去?” “你是在审判我吗?” “不,我只是提醒你,在生活上不讲道德,在政治上也可能会变节,至今我还记得,在你给我看那张报纸时,我注意到你眼里的绝望表情。” “胡说八道!”王纬宇像挨了一刀似的吼起来。 “但愿如此吧!”于而龙也累了,倒在沙发里直喘气。 谢若萍和夏岚在院里葡萄架下,听到屋里毫无动静,直以为于而龙一气之下,用茅台酒瓶子,将花花公子击毙过去了:“老头子的脾气要上来了,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于是快步走回屋里,扭门进来,看到两个男人像斗败的公鸡,一个耷拉尾巴,一个倒了冠子,两位妻子才放了心,总算没出人命案。王纬宇从来不曾如此狼狈,脑袋低垂,没有半点精神,脸上一阵潮红,一阵惨白,活像刚生过一场伤寒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