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读《论语》:丧家狗(选载) 作者:李零, 丧家狗 序言 李零简介及自序(1) 李零简介:男,祖籍山西武乡县。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研究方向 教学: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 ■ 主要专著 1、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吴孙子发微,中华书局,1997; 3、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4、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5、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主要论文 代表论文: 1、旧中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 2、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第3卷1期,1988; 3、式与中国古代的字符模式,《中日文化》第4期,1991; 4、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文史》35辑,1992; 5、楚景平王与古文字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自序(2)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1912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自序(3)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都没有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自序(4)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19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1974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1969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1971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1976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自序(5)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1917年11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8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作《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1945年),说孔子是革命党(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革命,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两个方面,自相矛盾。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历史剧,到处充满暗示。 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他本来很喜欢,但他们都是尊孔派,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杨荣国,文字清通,简洁明白;赵纪彬,对《论语》下过几十年工夫,考证细密,观点犀利,更对他的胃口。新民学会,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比。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连教书育人做学问,他都批;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架,挨毛泽东骂,挨周恩来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为什么我要读《论语》(1)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19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比如宋儒讲道统,有人说,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个道统,这不是瞎说吗?孔孟之间,明明有很多人,不只子思和曾子,怎么证明的就是宋明道统?我们只要认真读古书,就会发现,古书和这些发现并无矛盾,真正有矛盾,反而是“圣化”的曲解。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1980年代不同。什么叫80年代?我还记得很清楚,想不到,如今已成老宫娥坐谈开元天宝年间事。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连监狱都在读《论语》)。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译本,文章的题目是《沽之哉,沽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全都向右看齐,保守主义浪潮和复古风席卷全球。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要想弄清,孔子热的含义是什么,也要重读《论语》(它本身就是复古经典)。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 马克思说,青年黑格尔派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语》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细读《论语》。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 为什么我要读《论语》(2) 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 2006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丧家狗 学而第一 孔子获罪的原因(1) 《论语》各篇都是拈篇首语题篇,即用文章开头的两个字作题目,既无深意,也不反映内容。本篇内容较杂,论学,只有六章(1.1、1.4、1.6—8、1.14),其他,没有集中的主题,大部分章节都平淡无奇,但1.8的“无友不如己者”很有意思,历来有争论,争论比原话还有意思。大家老想保护孔夫子,但怎么也保护不好。读这段话,你可以知道,名人的苦恼在哪里。 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是孔子说。《论语》全书的“子曰”都是孔子说。古代子书,是以“子”称老师。如《孙子》十三篇,每篇开头多作“孙子曰”;《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也作“子墨子曰”。这样的“子”是对老师的尊称。研究《论语》,我们要知道,中国最早的老师怎么叫,学生称孔子为“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子”本来是贵族子弟的称呼。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多被称为“小子”,就连王,在神祖面前也自称“小子”。春秋时期,人们以“夫子”或“子”称呼卿大夫,即当时的贵族官僚。“夫子”是第三人称,相当他老人家。“子”是第二人称,相当您老人家。“夫子”也可简称为“子”。“夫子”和“子”都是尊称。孔子当过鲁大夫,很短,只有三年,但他的学生是用这个头衔称他们的老师。这里的“子”是“夫子”的省略。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即做官的学问,长官就是老师,这叫官师之学。孔子强调,读书要做官,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官师之学的传统。“诸子”的“子”是来源于官师,称呼老师和称呼首长是一样的。“时习”,一说是“学者以时诵习之”(《集解》引王肃),即按时复习;一说是“既学而又时时习之”(《集注》),即时时复习。杨伯峻说,前说才是周秦古书的用法,后说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不可取。〔1〕〔1〕杨书,1页。《国语?鲁语下》:“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2〕〔2〕孙书,1页。复习是在晚上。“朋”,古人把同学、同事、同僚等同辈人叫“朋”、“友”或“朋友”,这里指同学。东周的编钟铭文,常以“父兄”(或“兄弟”)、“婚媾”、“朋友”并说,父兄(或兄弟)是血缘关系,婚媾是婚姻关系,朋友是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导师给他们训话,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你们来到我的门下,听我传道,按时复习,乐在其中。第二乐是和同学在一起,你们不光自己学,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成为你们的同学,弦歌一堂,岂不快哉?第三乐是师门以外,别人不了解,千万别生气,因为你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君子,学习是为自己学,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也很好吗?孔子好学,把学习当快乐,认为求知的快乐比求知本身还重要(《雍也》6.20)。这几句话,共同点是快乐。“说”即悦,是愉悦,“乐”是快乐,“不愠”也还是愉悦或快乐。 《论语》以此为第一章,很好。这一章提到“君子”,“君子”是孔子的重要概念。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后面会反复提到。孔子说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身份,贵族和有地位的人是君子,奴隶和没有地位的人是小人;一种是道德,道德高尚的人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是小人。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文革”初期,辩论对联,我参加过,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所谓对联,是干部子弟的发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就是血统论。中学生起哄,上面没人管,谭立夫是大学生,也跟着瞎讲,居然为对联辩护,说“混蛋”怎么了?不过是“糊涂小子”之谓也。我写过一个传单,反对血统论,但不彻底,还是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怜的遇罗克就死在了他的《出身论》之下。〔1〕 孔子获罪的原因(2) 阶级仇,可遗传,作用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今天也没稀释完。“文革”后,干部的孩子还是当干部,演员的孩子还是当演员,知识分子的孩子,领导出国新潮流。最近,时光倒转,还有“贵族热”,互相比阔。我是谁?少爷。有形资产没了,比无形资产,看谁能吃会喝,精通美食。什么都拉扯上贵族,哪怕是有钱人家的厨子。“地富反坏右”,除了“坏”,什么都往自己脸上贴,官越大越好,北洋的,国民党的,伪满的,都行,最好是皇亲国戚。孔子,祖上也光荣,但本人早已平民化,吃过民间疾苦,遭过贵族白眼,这是很好的教育。他对贵族的骄奢淫逸,非常看不惯。 孔子反对血统论,不够彻底,当时不容易彻底。他的态度,也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老贵族,他欣赏,奉为榜样,但他更重的还是当时怎么样,看谁更有道德,更有学问。这特别反映在他用的“君子”一词上。 孔子说的“君子”,是用旧名词装新概念。在他看来,过去的贵族,不但血统高贵,有身份地位,也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但当时的贵族不一样,往往只有身份地位,没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因此,他为“君子”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有道德学问,却不一定有身份地位。这种人,有点像日本的浪人,是游离分子。一部分像他,出身高贵,但家道中衰,在家当老二老三,属于庶子或余子,没有继承资格;一部分是经过学习而知书达礼的乡巴佬,如子路、颜回。这种游离分子,就是孔门施教的对象,后来“士文化”的主体。 中国的贵族制度,崩溃特别早,除皇亲国戚,早就没什么像样的贵族,欧洲那样的贵族。科举制下的大富大贵之人,很多都来自穷乡僻壤。但每一时代,都有一批有身份地位没道德学问或有道德学问没身份地位的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还是问题。 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我不喜欢。我更喜欢没官做的孔夫子。 吴敬梓讽刺读书人,讽刺为做官读书的人。写完这类人,作为理想,小说结尾,他特意写了四个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没有一个是大富大贵之人,全是隐于市井的平民。他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最后一位,叫荆元,奏一曲高山流水,令于老者凄然泪下,语极伤心。 这是吴敬梓笔下的“君子”。(学习的快乐) 注:〔1〕其实,《出身论》还不是直接要他命的东西。他是因这篇文章,造成北京中学三派的争论,引起中央文革注意,意外发现,他还写过一篇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获罪是因这篇更早的文章。 孔子的逻辑是服从领导(1) 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这一章,是讲孝弟为立身之本。其实,何止是立身之本,孔子认为,也是立国之本,在家当孝子和在朝当忠臣是一个道理。孝顺爸爸,就会服从领导,服从领导就不会犯上,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不会作乱,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孔子的逻辑。“有子”,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有若。有子名若,字子有,他与卜商、言偃、颛孙师和曾参是一辈,都是孔门三期的学生。有若不但人老实,道德好,老师喜欢,还长得酷似孔子,孔子死后,没有偶像,卜商、言偃、颛孙师以有若为尸(扮演死者的活人,多由直系子孙为之),公推他代孔子,受弟子朝拜。这件事,曾参不服气,说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孔子。端沐赐树孔子为圣人,有若是参加者。“孝弟”是古代家庭伦理的核心概念。“孝”是子事父,“弟”(同悌)是弟事兄,完全是男本位。孝字,从子从老省,和考、老等字有关。老字象弯腰驼背的老人,加根拐杖就是考字。古人把爸爸叫考,当儿子的要孝顺爸爸。爱老、敬老、养老,这叫孝。孔子敬老,不光敬老头、老太太,他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心存敬意。兄是哥哥,哥哥中的大哥,是爸爸的合法继承人,未来的大家长,也很重要。当弟弟的,在家要尊重哥哥,侍奉哥哥,特别是大哥,这叫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杨伯峻指出,《管子?戒》“孝弟者,仁之祖也”和这句话是同样的意思。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孔子说,是“爱人”(《颜渊》12.22)。清代学者阮元专门讨论过《论语》中的“仁”字(《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论》中到底有多少“仁”字,他说是105个,其实是109个。“仁”是什么意思?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拿人当人。首先是拿自己当人,其次是拿别人当人。拿人不当人,是不仁。〔1〕拿人当人,不容易。人有工具性,上班当工具,下班当人,一半一半,就不错了。完全不当人,也是常有的事。〔2〕中国早期国家,是宗法制小国,当时人说的“国家”(本来叫“邦家”,邦改国,是避汉高祖讳)是个合成词,国是以家为基础,家是以男性和男性继承人为主心骨,一是爸爸,二是大哥。当时的道理,只要把爸爸孝敬好了,把大哥伺候好了,家就和了,家和,就万事兴了。以家治国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一种带有复古色彩的保守思想。当时,国家是以血亲、姻亲和拟亲的关系为纽带,以之分衍、连缀和维系,属于框架性的东西,国是装在家里面,装在天子的家里面,诸侯都是亲戚。秦汉以降,宗法制度被破坏,家还在,但只是国家之下有如细胞的东西,家是小家,不是大家,国不能装在家里。汉以来讲孝弟,和先秦不一样。〔3〕(孝弟是仁之本)注:〔1〕仁,是人字加两道短横,许慎说,此字从人二(《说文?人部》),前人多以为是人与人偶、人与人亲的意思。战国时期,秦系文字的仁字是这么写,楚系文字的仁字是从心身声。这个字的两道短横,应是为了区别于人字,有如重文。孔子以“爱人”为说,是以仁为动词,就像下文的“贤贤”(1.7),是人(动词)其人(名词)的意思。 〔2〕《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如果天地、圣人都不仁,周围的人也都不仁,你还能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吗?王朔有一句名言,“别拿我当人”。在他看来,别人疼不疼、爱不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太拿自己当回事。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反而会立于不败之地,用他的另一句话讲,就是“无知者无畏”。自嘲也是生存策略。 孔子的逻辑是服从领导(2) 〔3〕后人只知事君为忠,忠孝不两全,宁肯舍孝。孔子不这么讲。参看郭店楚简《语丛三》。 孔子喜欢木讷之人 1.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孔子认为,这种人最缺乏“仁”。“巧言”,言是言语。巧舌如簧、能说会道、善于用言辞讨别人喜欢,孔子叫“佞”。孔子对“佞”是骂不绝口(后面多次提到)。“令色”,色是脸色(古人叫颜色)、外表的样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女人才会以色相动人,男人也有深通此道者。他们挤眉弄眼,打躬作揖,很会调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巧言令色的人是擅长拍马逢迎的人。 巧言令色是假,孔子深恶痛绝,但真也不一定讨他喜欢。嘴上没把门的人,情绪激动的人,如仲由,心直口快,和巧言令色有区别,孔子也不喜欢。他更喜欢的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闷葫芦式的人。“巧言”的反面是“讷”,“讷”是言语迟钝,话都说不利索;“令色”的反面是“木”,“木”是面无表情,好像木头疙瘩。他喜欢的是木讷之人,认为木讷之人才近于仁(《子路》13.27)。(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 在守信守时上中国不如西方 1.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曾参。曾参,字子舆,是有名的道德先生。孔子死后,卜商等人推有若代孔子,受弟子拜,他不服气。孔门十哲无曾子,但宋儒立道统,把他捧得极高,明代封曾子为“复圣”,曾子的名气,反而比有若大,甚至超过颜回。这是宋儒的创造。 “身”,不是身体,而是自己。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属于自律,不是太高的要求。道德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无可指责。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人为拔高,适得其反,北京话叫矫情。比如见义勇为,谈何容易。一帮歹徒,有枪有刀,手无寸铁,干黄枯瘦,无拳无勇,怎么挺身而出?警察的责任,交普通人去担,就过了。我看,一般道德、起码的道德,比这更重要。“忠”,和“中”、“衷”等字有关。什么叫“忠”?古人拆字为解,有“中心为忠”之训。简单说,就是替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绝不糊弄人。现在,我们的很多同胞,满嘴抹蜜,甭说尽心尽力,钱花光,事没干,人都跑了,这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信”,从言,和说话有关,古人拆字为解,有“人言不欺”之训。简单说,就是说话算话,恪守诺言,讲信用。现在的中国人,说话不算话,爽约迟到,和玩儿似的,事前乱许愿,事后乱道歉(甚至不道歉),一点不脸红,这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还有一条,“传不习”,这条更简单,就是老师讲了,回去不复习,当学生的,糊弄老师。 三大毛病,领导、同事、朋友、老师,谁都敢糊弄,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事。我们中国人,特爱糊弄,连鬼神都敢糊弄,何况人乎?在守信守时这一点上,中国不如西方。西方也不都是好人,但耍心眼儿,抖机灵,逮空子就钻,偷奸耍滑,平均水平,绝对赶不上中国。〔1〕道德的供求规律是,生活中越缺什么,它才越吆喝什么。春秋战国,大讲忠信,正是因为没有忠信(战国“忠信”印最多)。故《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本书引用《老子》都是根据马王堆帛书本,下不再说明)。宋以来,大讲关(关公)、岳(岳飞),也是因为汉奸太多。这里的“三省”很有名,比如陈省身、于省吾,就是据此取名。我们要注意,学《论语》从哪儿学起,“三省吾身”,省是反省,身是自己。我们与其指东道西,给人家当老师,还不如先反省一下自己。(与其指东道西,不如反省自己)注:〔1〕有人说,欧美人,对他们不愿接受的事,一般会直截了当说出来;日本人呢,可能不好意思,要扭捏一阵儿;只有中国人,答应得干脆,也忘得快,不是真忘,而是成心逗你玩。当然,外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守时守信,大家的印象,德国人、日本人比较守,法国人、意大利人不太守。 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人 1.5子曰:“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领导也。“千乘之国”,是大国。春秋大国,一般都有上千辆战车,鲁国不太大,也是“千乘之国”。“国”,是避汉高祖讳改字,本来应作“邦”。“敬事”,犹今语敬业,是忠于职守、恪尽职守的意思。东周以来,大家特爱讲这两个字,“思言”、“敬事”和“忠信”,都是战国箴语印所常见。古书中的“人”和“民”,含义接近,但有区别。杨伯峻、赵纪彬说,古书中的“人”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民”指下层大众,也叫“百姓”。最后两句,“爱人”与“使民”相对,“爱人”的“人”是用狭义。 看来,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只是使唤的时候要掌握好季节,掌握好节令。(如何治大国)1.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指乡里的子弟或学生,古代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学生把老师当爸爸,老师把学生当儿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有“师父”一类叫法。师父的师父,是“祖师爷”。后世,师道尊严,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当老师的要给学生找工作,得意门生,连媳妇都包办,当学生的也要尽弟子之劳,弘扬师教,捍卫师说,光大师门,义不容辞,就像我生活过的农村,当爹的要给儿子盖房娶妻,当儿的要给老人担水拾柴、准备棺材。现如今的学校,有培养子弟兵说,术语叫“组建学术梯队”,里面就有这种父慈子孝。北大门户深,老师是大树。我从社科院到北大,对此深有体会。师道尊严要讲,但这种关系不好。老师不是爸爸,学生不是儿子。“谨”,是寡言。“泛爱众而亲仁”,“众”指民,“仁”读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动词,这里指行事为人,它是践行道德,而不是道德本身。“行”是相对于“学”。道德好了,还有余力,干什么?孔子说,“学文”。“文”是什么?是文化,特别是与礼乐有关的人文学术,古人也叫“文学”。道德是质,礼乐是文。文、质是相辅而行。孔门读书,是学礼乐。礼乐是文化,不是公文档案,不是程文墨卷,更不是风花雪月、娱情写物的诗文。〔1〕古人不像后人,靠文章名世,靠文章传世,看重写下来的东西。孔子强调,提高道德修养之后,还要提高文化修养。第一,别当坏蛋。第二,别当笨蛋。即先当好人,再当知书达理的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注:〔1〕古代小学是以认字识数为主,但大学是学礼乐,最终是学礼乐。文,不是文字,而是文化,培养士君子的文化。 孔子两次提到好德如好色(1) 1.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卜商的字。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长于文学。“贤贤易色”,前一个“贤”字是动词,即以贤为贤,尊重贤人,推崇贤人。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子罕》9.18、《卫灵公》15.13)。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可见色是可以好的。色是性感的外貌,主要指女人在男人眼中的性感外貌,即女色。男色不太有人提。喜欢漂亮女人,没什么不对。不对的是心里好之,嘴上又贱之,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不拿妻子当衣裳,就是重色轻友。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以德代色)1.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重”是老成持重的重,北京话说,端着点。人不端着点,就“不威”,看上去,没有威风凛凛的那么股劲儿。这和学习有啥关系?我想,孔子说的“学”,不光是读书,更重要的,还是修行习礼学道德。修行习礼学道德,目标之一,就是有君子风度,如果没有君子风度,庄重不足,轻浮有余,当然说明,他没学到家,“学”自然“不固”。这一章的后三句,也见于《子罕》9.25,“无”作“毋”,“过则”作“过者”。“主忠信”,就是谋事必忠,说话算话,上面已经谈到。“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无友不如己者”,是此篇的大问题。因为从字面理解,原文是说,你千万别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鲁迅说,这是势利眼。〔1〕孔子怎么这么牛?不可能吧?很多人都认为,这有损孔子的形象,所以曲说很多。他们说,这话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完全相反,“无友不如己者”,其实是说,没有哪个朋友不如你,个个都有长处,全值得你学习,不但没有一点骄傲,还透着满肚子的谦虚。比如南怀瑾、李泽厚,他们就这样解释。 后面这种解释,对保护孔子的形象很有利,可惜并不对。刘宝楠、程树德从古书中找到几段话,完全可以证明,孔子的说法,其实很有根据,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怕跟不如己者交朋友: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吕氏春秋?观世》)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而植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偾也,亦无日矣。(《中论?贵验》。《群书治要》卷五六引,“须己而植也”作“须己慎者也”)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且《诗》不云乎?”(《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有类似的话,“假子”作“南瑕子”)交朋友,怎么才划算?汉代有一种传说,“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悦)不如己者”(《说苑?杂言》)。子夏爱跟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每天都长进;子贡爱跟不如己者相处,每天都退步。看来子夏才深得老师的真传,最划算;子贡是偏离了老师的教导,最吃亏。孔子的意思,其实很清楚,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老人家说,要向道德高、本事大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4.17),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友”是一种对等概念,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至少有胜己、如己、不如己三大类,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顺推行,反推不行。 孔子两次提到好德如好色(2) 孔子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古代的聪明人早就想到的,现在的聪明人也一样想得到。咱们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一下,他的想法倒也简单,主要是怕吃亏受累。现在的星呀腕呀,都特需要崇拜者,粉丝越多越好,港台说法,是人气旺。但每手必握,嘘寒问暖,每信必回,耐心解答,累不累?名人也有名人的苦恼。孔子的时代,倒没这么累,但吃亏是肯定的。和不如己者交朋友,光让人家跟你学,自己什么也学不到,时间长了,肯定退步。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下着下着,自己都业余了。我的经验之谈是,千万别把自己当名人,群众来信,一律不回(回是例外)。可是这话,我讲可以,孔子讲不行。孔子的错误,是他把这种话都讲出来了。因为你要这么讲,人家就要问了,如果大学校长只跟教育部长交朋友,教育部长也这么想,你不是也交不成朋友吗?比如南怀瑾就是这么打比方。当然,他是绝不相信孔子有这种坏思想,他认为,这是理解歪了。其实,对孔子的说法,苏东坡正是这样提问题。他说,“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这种问题,挺刁,但有合理性。我在一篇杂文中说,“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交’。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及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做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我的玩笑就是来源于苏东坡的疑问。这里,我提到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他的翻译,见于他的《论语译注》旧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6月第一版)。在这个版本中,他有意调停旧说。他说,“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因而有一些解释。译文加‘主动地’三字来说明它”。我猜,杨先生的意思是说,古人特自尊,好面子,不如己者如果找上门,还可以交朋友,但决不能主动去交(6页)。可是,后来的本子(1980年12月第二版)改了,译文是“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6页)。杨先生说,“译文只就字面译出”,“主动地”三字没有了。看来,杨先生也觉得加字不妥。元陈天祥有一种解释,说“如”乃“似”义,而不是“胜”,“不如己”是说对方和我不对等,人分不如己、如己、胜己三等,胜己者当师之,如己者当友之,不如己者既不是师也不是友,所以无法交朋友(《四书辨疑》)。这也是保护孔老夫子。他说孔子分不清师、友和不可交者,他替孔子分。这句话很简单,但解释起来,却一套一套,真让我们其乐无穷。(交友也讲经济学)注:〔1〕鲁迅《杂忆》:“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收入《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321页。 孔子怎样做调查研究 1.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是对待死亡要慎。 “追远”,孔注有“祭尽其敬”的解释,“追”和祭祀有关,但“追”字本身却不是祭祀的意思,而是追随、缅怀的意思。西周金文常有“追孝于前文人”等语,“前文人”都是自己家的死人,八辈儿的祖宗,就是死了,我也跟在后面孝敬他。这里的“追”也是这个意思。古人不但尊老,还敬死人,不但敬刚死的人,还敬死了很久、离自己很远的人。此爱绵绵无绝期,今人比不了。 下篇,孔子说,孝敬父母是一辈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2.5),“葬之以礼”就是“慎终”,“祭之以礼”就是“追远”。 古有追谥,今有追称。现在时兴评奖,据说能评出很多干劲儿来。有一次,我们学校评奖,死人也参评。这种奖,可以叫“慎终追远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欤)?抑与之与(欤)?”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欤)!” “子禽”,陈亢的字。他在《论语》中出现过3次,除此章,还见于《季氏》16.3和《子张》19.25。《季氏》16.3是问于孔鲤(孔子的儿子),此章和《子张》19.25是问于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没有单独的陈亢传,而是把陈亢附述于子贡之下,根据就是《论语》。《论语》三见,两次都是向子贡请教,学者怀疑,他是子贡的学生。孔子的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 “子贡”,端沐赐的字。端沐赐,古书亦作端木赐。子贡,古书亦作“子赣”,汉石经和楚简也这样写,“子赣”才是本来面貌,“子贡”反而是简化。他是孔门二期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长于言语,擅长应对宾客,搞公关、搞外交。孔子死后,子贡威望最高,孔子当圣人,是他的功劳。 “夫子至于是邦也”,“夫子”,指孔子;“是邦”,是某个国家。这里的“是邦”是哪一邦,估计是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到过的某一个国家。因为子贡比孔子小31岁,孔子早年适周、适齐时,他还是5岁以下的小孩,不可能和子禽讨论这类问题。孔子周游列国时,他24—37岁。此外,孔子没有出过国。 “必闻其政”,其实是必问其政。孔子喜欢调查研究,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3.15)。闻、问同源,古文字,早先只有从耳从昏的闻字,没有专表问答的问字。闻是双重含义,他要打听的事,既可以是听来的,也可以是问来的。后来为了区别主动和被动,才另外造了个问字。这里的“闻”,到底是问还是闻,正是子禽所问。“求之”是问,“与之”是闻。子贡的回答是,孔子的消息,是靠“温、良、恭、俭、让”得来的,他和一般人问话的方式不一样,非常谦虚,非常和气,人家乐意跟他讲,说是打听,其实也可以说,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 “其诸”,是表示不肯定的语气,意如“恐怕”。(孔子怎样做调查研究)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孔子认为,当儿子的是不是有孝心,要分两段来考验。爸爸活着,要看他怎么想;爸爸死了,要看他怎么做。这么讲的道理是什么?主要是爸爸活着,一切都得听爸爸的,什么都不能干。只能想,不能干。要干,必须等爸爸死了,而且刚死还不行,孝子要服三年之丧,服丧期间,不能违反爸爸,另外搞一套。这跟美国的孩子不一样。美国孩子,一过16岁,当爹当妈的就管不了,什么“无改于父之道”,说改就改。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年”是服丧三年,并非虚指。孔子的话,放在当时,也许挺合适,简直天经地义,但1919年后,特别是现在,怎么听着怎么别扭。杨伯峻已经注意到这种阅读障碍,他说,道多半是指正面的东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其实是指爸爸的“合理部分”。但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吗?我们要改的,难道不是爸爸的“不合理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我猜,孔子的逻辑,说爸爸不合理,本身就不合理。爸爸还有什么不合理?“父之道”就是老子说了算,老子的话就是道。“五四”以来,大家常骂这一段。臣子替昏君尽忠,是愚忠;这样做,是愚孝。我们生活在今天,对爸爸的看法不一样,人们要问,爸爸如果是坏蛋,杀人放火,儿子是不是也不改其道。当然,我们可以假定,爸爸是好人;或宁愿相信,爸爸是好人。但世间的爸爸不一定都是好人,好人也不一定是爸爸。这是明摆着的事。我还记得,“文革”时期,很多人因为害怕,写大字报,用非常难听的字眼辱骂自己的父母,甚至带“革命”群众抄自己的家。这样做,太过分。父母就是父母,是好是坏,也是你的父母,这也是明摆着的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礼之用,和为贵(1) 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有点绕,如何标点是问题。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一层。有子的意思是说,礼的功用主要是调和,先王之道是以和谐为美,即俗话说的“和为贵”。 “小大由之”,是总结上文。这里的“由之”是顺道而行的意思。《泰伯》8.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之”也是这个意思。上文说,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所以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 “有所不行”,是另一层意思,和前面相反。前面说,小事大事都要依和而行,这是基本原则,通常要这么办。这里是说,情况也有例外。什么是例外?我在这句话的下面点了冒号,冒号的下面是说明。它的意思是说,和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太过分,为和而和;即使是和,不以礼节之,也不可行。 礼是处理差别的,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秩序就是和。和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古人叫“大同”(《礼记?礼运》)。孔子也梦想大同,但他知道,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所以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子路》13.23)。和谐社会是小康,不是大同。 商周社会,好比一个大村子,里面有宗族祠堂,王就是族长,定下家规家法,管这个村子,协调村里的各种关系,长幼尊卑,井然有序,这就是和。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和卢梭的说法相反。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礼之用,和为贵) 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这六句话,“信近于义”、“恭近于礼”、“因不失其亲”,都是条件句。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复”的意思是践行诺言,这种用法的“复”,也见于《左传》僖公九年、哀公十六年。自己说了的话,就一定要做到,这是信。但信有大信和小信。孔子认为,只有近于义的信才是大信,必须践行;不关义的信是小信,可以破例。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13.20),“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15.37)。在他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死心眼,尾生之信,是小人的信,不足取。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大人”是君子,君子有特权,只讲大信就够了,小信可以打折扣。可见同一种道德,有两种标准。人类社会,只要不平等,就有双重标准,人和动物,就是双重标准。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恭是脸色谦恭,说话客气。客气当然好,但过分的客气,其实是肉麻,难免自取其辱,只有节之以礼,才能远耻辱。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读为姻。古代社会,最重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就是“宗”。其次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就是“因”。前者也叫内亲、内宗,后者也叫外亲、外宗。孔子的意思是,姥姥、舅舅家,虽然比不上爷爷家,但如果不失亲近,也等于宗。(君子只守大信) 1.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安贫。 “敏于事而慎于言”,是干事勤快,说话谨慎。 “就有道而正焉”,是向有道德学问的人求教。(什么叫好学) 1.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礼之用,和为贵(2) “诸”,犹之。 钱对人是个大考验。守道过日子,难免饿肚子。当君子,就要准备挨饿———不当官,吃什么?总不能种地。孔子可不主张自食其力。他论贫富,着眼点是贫。孔子说,枕着胳膊喝凉水,乐在其中;富,往往是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述而》7.16)。 子贡是买卖人,孔门最阔的学生。司马迁讲古代大商人,子贡是其中之一,“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史记?货殖列传》)。现在时兴讲儒商。企业家,不仅会做买卖,还有文化、道德,多好。难怪有学生说,要做学术界里最有钱的人和有钱人里最有学问的人。如果说,真有儒商,子贡就是祖师爷。〔1〕 但可惜的是,全国老百姓,只知关老爷,不知子贡为何许人也。 孔子跟子贡论贫富,是找对了人,因为子贡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们多是寒门,不足论贫富。子贡有钱,孔子周游列国,有人猜测,就是由他赞助。有钱,才能看透钱。但有多少才看得透,不知道,恐怕因人而异。反正没钱,往往看不透,见钱眼红,穷凶极恶,一点办法都没有。历史上,农民造反,到头来总是失败,多半都栽在这上头。 对钱,子贡的态度是:穷,不低声下气,巴结阔人;阔,不趾高气扬,欺负穷人。孔子赞同他的态度,但补充说,更好的态度是,穷要开心,阔要好礼(怎么叫好礼?不知道,没准是当慈善家吧),即在贫富问题上,该怎么样比不怎么样更重要,自己该怎么样比对别人怎么样更重要。子贡引《诗》为喻,问孔子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个意思吗?他想说,砥砺德行,就像工匠加工骨、牙(象牙)、玉、石,也是精益求精呀。孔子认为,他的理解很对,我跟他讲穷开心,阔好礼,就是这个意思。“往”是第一步,“来”是第二步。孔子教学,最重启发,他喜欢的是举一反三的学生,所以跟子贡说,从此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你有这个资格了。 子贡引用的《诗》,出自《卫风?淇奥》。“如切如磋”,是加工骨、牙(象牙)类的制品,“如琢如磨”是加工玉、石类的制品。(穷开心,富好礼) 注:〔1〕阔人难守其财。子贡很阔,但古人说,他的儿子端沐叔是个大败家子(《列子·杨朱》)。 孔子真的不在乎名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上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也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三处,也是讲这类想法。如“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4.14),“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14.30),“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15.19),都是孔子的话。 知识分子最好名,特别是虚名。能够看破名的,几乎没有。孔子强调,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怕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本事。 他要真不在乎,确实了不起。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老人家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话,有掩饰心理,越说不在乎,其实就是越在乎。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4.5),“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15.20),对名,他还是非常在乎。他说不在乎,干吗还感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宪问》14.35),说除了老天,没人了解他。孔子在卫击磬,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也听出来了,他是为“莫己知也”发愁(《宪问》14.39)。他的内心,其实很孤独。(孔子真的不在乎名吗) 丧家狗 为政第二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是幻想(1) 2.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政治家,德重要还是能重要,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最好是德才兼备,不行,宁肯舍才弃能。没人说,缺德有本事,也可以为政。千百年来,大家一直相信,当政者必为有德之人。 “为政以德”,是靠道德施政。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论语》经常提到“从政”和“为政”。从政是当官,为政是施政。这里,我们要注意,从政、为政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也可以是官员,比如下文2.21的“子奚不为政”,《颜渊》12.19的“子为政”,《子路》13.3的“卫君待子而为政”,都是讲孔子为政。“北辰”,《尔雅?释天》把北辰列入星名,说“北极谓之北辰”。《春秋繁露?奉本》也说,“星莫大于北辰”。或说北辰只是北极,有位无星,不对。下文“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居其所”的“所”才是北极,“居”的主语是北辰,肯定是北极附近的星。如果说北辰不是星,而是北极,那等于说,北极位于北极,完全是废话。“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是说北辰位于宇宙的中心,天上的星星都环绕着它。北斗,斗勺前端有两颗星,是大熊座的α、β二星,这两颗星的连线,向上延伸五倍,是现在的北极星,即小熊座的α星,但古代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β星,极星可变,位置不变,古人是以北极星代表北极。“共”,同拱,象两手合围,这里指拱卫,环绕北极星而朝向北极星。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当时行不通,后来也没多大用。好人政治还是能人政治,曹操的看法和孔子相反,他也生逢乱世,但看重的却是能。他才不管出身高贵不高贵,品德高尚不高尚,只要有本事就行。他说,哪怕“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是举荐的对象(《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当代政治家,西方政治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多都是学政治、经济、法律什么的,不是人文,不是理工。1980年代末,知识分子翻身,我国流行知识分子治国论,特别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至今有人迷信。其实,政治家就是政治家,不是道德楷模,不是智慧化身,再好的愿望也是愿望,大家要想明白了。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是孔子的道德王。它们都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天上的星星参北斗)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即《诗经》,今本《诗经》有305篇。“一言以蔽之”,即英文的inoneword。word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泛言的语句。我们也是这样,“言”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句话,如《老子》五千言是5000字,这里的“思无邪”则是一句话。“思无邪”,见《诗?鲁颂》,原文有很多“思”字:牡马,在坰之野。……思无疆,思马斯臧。牡马,在坰之野。……思无期,思马斯才。牡马,在坰之野。……思无斁,思马斯作。牡马,在坰之野。……思无邪,思马斯徂。上文的八个“思”字,郑玄笺当动词,没有具体解释。“思”,《诗经》多见,放在句首是什么意思?一般以为是发语词,只是虚词,没有实义,但《诗?大雅?文王》的“思皇多士”,郑玄笺说“思,愿也”,却说这个字是表示愿望。周原甲骨有个“”字,夏含夷(EdwardShaughnessy)教授考证,就是这里的“思”字。他的考证,提出早,发表晚。他把周原甲骨上的这个字读为“思”,很正确。我讨论过楚占卜简上的这个字,它的另一种写法是“思”,可以证明夏说不误。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是幻想(2) 《楚辞?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思”作“”,王逸注说,“,古文思,亦作思”,也是证明。周原甲骨上的这个字,学者或隶定为“囟”,或读为“斯”,不妥。 《楚辞?离骚》的写法也有微误。“囟”是囟门之囟,是另一字。《鲁颂》的“思马斯臧”等句,“思”和“斯”同时出现,也不可能等同。夏文提到清陈鱼的《毛诗说》,陈氏说,《鲁颂?》的八个“思”字是“祝辞”。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它让我想起一首五代词,“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薄命女》)。“三愿”是祝辞,周代占卜用的“思”也是表示愿望。“无邪”,原文与“无疆”、“无期”、“无斁”并列。“无斁”,是无厌。它们都是表示没完没了。汉代喜欢用的“未央”,也是这个意思。“无邪”的意思,估计与之相近,“邪”未必就是邪僻的意思。〔1〕孔子时代,君子凑一块儿,都是用《诗经》讲话,就像“文革”那阵儿,饭馆点菜,要用毛主席语录,一问一答。姜昆、李文华有个相声,《如此照相》,就是情景再现。这里,孔子的话,原意是什么?一般认为,是说《诗经》的全部,一言以蔽之,想法很正派,一点邪的歪的都没有。但“思无邪”的原意不一定如此,至少“思”不是如此。它是表示愿望,不是指《诗》三百的想法如何。孔子引《诗》,当时引《诗》,多半都是抛开原义,借题发挥,包含许多故意的曲解和误用,西人称之为catachresis(故意为之的语词误用)。这种变形,文学家常用,古人叫“断章取义”(如《文心雕龙?章句》)。(思无邪)注:〔1〕清郑浩《论语集注疏要》已指出,此“无邪”的“邪”非邪恶之邪,但他解为虚徐之义,也未必是确诂。参看程书,第一册,66—67页。“无邪”,也有可能是读为无余、无除等等。 怎么消灭无耻 2.3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一样,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比如摩西十诫的十诫、猪八戒的八戒、孔子的“非礼勿”(《颜渊》12.1)就是这种约束。这种考虑,古人很普遍,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心目中的头等国家,也是以德治国,政刑无所用之。但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有耻且格”,“有耻”是有羞耻感,有内心约束,和“无耻”相反;“格”是严格遵守规定,外面有规矩管着,和“免”相反。孔子是道德中心主义。他认为,社会应以亲情作核心,没有小,焉有大,似乎有理。但德礼是小道理,政刑是大道理,小道理管大道理,这是说反了。政刑有政刑之弊,孔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德礼也非万能,以德治国真管用,就不会有礼坏乐崩。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礼坏乐崩,结果是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结果是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秦政之失,是只讲硬道理,不讲软道理,硬梆梆、赤裸裸。汉代尊孔,不是放弃硬道理,而是除了硬道理,也讲软道理,懂得如何用软道理包装硬道理,改变形象。阳儒阴法,软硬兼施,是硬在前,软在后;硬在里,软在外,不能反过来讲。硬道理还是政刑,法若凝脂。软道理分四种,一是礼乐,二是道德,三是学问,四是宗教。皇家有礼仪,文武百官靠道德学问选,老百姓,烧香磕头,也有地方拜。汉以来的儒术,还有后来的释、道,都是用来弥补政刑之不足。光有政刑,不能消灭无耻,没有政刑,更不能。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民免而无耻”,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早就如此,并非现在才开始。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发达,社会腐化,那时最爱讲道德,道德如何?小说、笔记讲得很清楚,坏透了。 我的看法是,以德治德,可以。以国治国,也可以。以国治德,六亲不认,一个朋友都没有,太没人情味,这是误用,但误德未必误国。最糟糕的,就是光讲以德治国。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怎么消灭无耻) 孔子的一生(1) 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15岁讲到70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73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482—前479年之间。比前482年早,不可能;比前479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70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有道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古人叫“成童”,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我国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孔子少年老成,在这个年龄上,立志要做学问。现在的孩子不一样,15岁,正值青春期躁动,最闹,俗话说,“十五六,狗都嫌”。但毛泽东,他不嫌。“文革”的火,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红卫兵的诞生地是圆明园,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破四旧、打流氓、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打架斗殴、拍婆子、上山下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西方叫teenager(一般指13—19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他们打架、泡妞、吸毒、听摇滚,邻居怕,家里操心。美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上可以开车、喝酒,脱离父母,搬出去住,这是他们的“成童”。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15岁是一大坎。比它晚,20岁也是一个坎。20岁,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戴帽子礼),即成丁礼,表示他已长大成人,但孔子没讲。他看重的是30岁。30岁,为什么说“而立”,清宋翔凤说,是“壮而有室”(《论语发微》),即我们常说,有了老婆孩子,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龄。但孔子早婚(以现在的标准讲,有点早),19岁娶媳妇,20岁有孩子,照此说,该是“二十而立”,可见不对。另一种解释,是孔子自己的说法,即“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0.3),明顾宪成说,立不立,关键是知礼,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才叫成人(《四书讲义》)。这种说法更合理。孔子出名早,27岁跟郯子学礼,30岁以知礼名。齐景公和晏婴向他问礼,就在这一年。可见“三十而立”是这个意思。 “四十而不惑”,孔子在鲁国出名后,开始出国游学找工作。34岁,他到周都洛阳,向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老子问礼。35岁,他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说,不好安排。前一事,有人怀疑,但后一事,毫无问题。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35岁以后,50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40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20.3)。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没商量,但什么时候出山,在谁手下干事,全看天命如何。鲁昭公时,机会未到,孔子只能埋头读书,自娱自乐。鲁定公即位四年后,孔子47岁,阳货请他出山,他没答应,一直等阳货出亡,才肯出山。他出来做官是51岁,正好在他“知天命”后。孔子“知天命”,据说和学《易》有关。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晚”是多少岁?司马迁没直接说,但他引用的孔子语,是出于《论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7.17)。皇疏说,这是从45或46岁,加上几年,到50岁。邢疏说,这是从47岁,加上几岁,到50岁。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易》,知道自己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所以第二年,他才出来做官。这是汉代的说法。〔1〕 孔子的一生(2) “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比较费解。我把我的猜测说一下。第一,我们要注意,古人所谓聪明,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尽管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耳朵比眼睛受时空限制小,古人认为,耳朵比眼睛更重要。比如圣人,圣人都是绝顶聪明、天生聪明。圣,古文字,与听字和声字同源,主要就是指耳朵好,善于倾听民间疾苦,善于接受贤达劝谏。第二,我们看孔子年表,60岁前后,他在干什么?原来,55岁到68岁,他正在周游列国,到外国找工作。孔子一路颠簸,很不顺心,但他很虚心,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什么挖苦话,他都听得进去,就连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点头称是(《史记?孔子世家》)。我想,60来岁的人,阅世既久,毁誉置之度外,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可能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分寸最难拿。小孩倒是从心所欲,但大了,就不许撒泼打滚。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从心所欲,但大闹,还有什么规矩?受戒出家后,规矩倒是有了,不听话,还有紧箍咒,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从心所欲?两全其美,太难。人活着,就有规矩管着;死了,才彻底自由。孔子活了73岁,和今天中国的平均寿命比,好像算不了什么(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2岁),但按过去的标准,已经活过梭儿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抽象标准,人之将死,离自由最近,或许近之。豁达的人,活明白的人,不只耳顺,心也顺了,物我两忘,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这叫“从心所欲”。“从”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如本字,指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是读为纵,什么都放得开,放胆放言,想干啥干啥,意思差不多。“不逾矩”,是无法中有法,怎么干怎么对头,处处合乎规矩,虽有规矩,不碍自由。人,只有活到头,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孔子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他这一辈子,从“志于学”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学习;从“知天命”到“耳顺”,主要是求仕。然而结果怎么样?晚境孤独而凄凉。孔子以68岁高龄回到鲁国,几乎每年都有伤心事:69岁,儿子死了;71岁,绝笔《春秋》,颜回病逝;72岁,仲由死于卫。然而,最奇怪的是,过了70岁,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却说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死亡是最大的解放。 大家读这一段,不妨对比一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讲“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寻找目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穷追不舍;“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如愿以偿。 孔子是赍志而殁,并非如愿以偿。王国维更惨,跳了湖。 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人生借鉴译丛》,就是按孔子的话编译,外国的名人在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上有什么感受,大家可以看一下。(孔子的一生) 注:〔1〕古人,很多有成就的人,都只活到50岁左右,王国维的绝命辞,也说“五十之年 ,只欠一死”,他们的感觉是,50岁,差不多就活到头了,该考虑收摊了,所以活得特紧 凑,50岁,成就就很大。 孔子对于孝的看法(1) 2.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此章和以下三章都是讨论孝。“孝”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是为人的根本,也是为政的根本。孝,包括孝顺、孝养和孝敬,首先是孝顺。顺,就是无违。“孟懿子”,是鲁国的大贵族。“孟”是氏,“懿”是谥,“子”是尊称。这种称呼是死后的叫法。此人也叫仲孙何忌。孟氏,即孟孙氏。孟孙氏是鲁三桓中的一支。下文的“孟孙”就是指他。孟孙氏也叫仲孙氏,何忌是他的名。三桓是鲁桓公的后代,除孟孙氏,还有叔孙氏和季孙氏,称呼是以行辈分。他们世代为鲁卿,春秋中期以来,地位最显赫。孟孙氏,孟是庶出的长子,有别于伯。伯是嫡出的长子。嫡出的长子,照例当鲁侯。孟孙氏,地位在伯之下,不能即位,只能和叔孙氏、季孙氏当卿大夫,地位是老二,也叫仲孙氏。〔1〕孟孙氏或仲孙氏是老二的后代,叔孙氏是老三的后代,季孙氏是老四的后代。孔子生活的年代,鲁国的权力一直在季孙氏的手中。老二不如老四。孔子34岁,孟僖子卒,死前,他留下遗言,说孔子是“圣人之后”,要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当时,孟懿子只有13岁。司马迁说,随后,孔子到洛阳见老子,就是带着南宫敬叔(《史记?孔子世家》)。这两位,全都不在司马迁的学生名单中,但既言“师事仲尼”(《左传》昭公七年),有人把他俩也算成孔子的学生。如果他们算学生,就是孔门中地位最高的学生。子贡是大富,他们是大贵。但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拜老头,认黄金荣为师,他当总统后,黄金荣把帖子退还,不再以师生相称。这种身份很高的徒弟不是一般的徒弟。孟懿子即便拜孔子为师,恐怕也不同于随侍左右的那些学生。“樊迟”,樊须,字子迟,这是以字称。他喜欢种庄稼,挨过孔子骂。樊迟是孔门三期的学生,比孔子小36岁。我们从樊迟的年龄考虑,这是孔子晚年的事,当时,孟懿子的父亲早已去世。“无违”,照下文2.9“不违”的用法看,应指不违父母之言,不逆父母之志。(孟懿子问孝)注:〔1〕伯是嫡长,孟是庶长,下面的仲、叔、季怎么排,还不太清楚。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又称仲孙氏,但孔子的哥哥叫孟皮,他却叫仲尼,似孟、仲仍有别。也许,庶长比嫡长年纪大,要特别标明是孟;年纪小,则顺排为仲。 2.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孟”是氏,“武”是谥,“伯”是行辈字,他的名叫彘,也叫武伯彘,或仲孙彘。此问也是孔子晚年的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子女唯恐父母生病。《淮南子?说林》“忧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医”,是年代较早的证明。马融说,孝子从来不让父母操心,除了生病,说法太绕。朱注也绕。他们都说反了。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能不能伺候久病在床的父母,才是对孝子的最大考验。(孟武伯问孝)2.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古人有孝养和孝敬两个词。孝不光是养,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敬。只养不敬,不算孝。“子游”,言偃的字。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长于文学。此问也应是孔子晚年的事。“养”,养活、伺候,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17.25),其中的“养”也是这个意思。养是教化的生物学基础,当妈的最明白。动物都是因为养,才忠心耿耿,听人使唤。但光养还不够,还要敬,除了养老,还要敬老。孔子认为,光把老人养起来,不敬老人,和养狗养马有什么两样?养爹养妈,不同养狗养马。(子游问孝) 孔子对于孝的看法(2) 2.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的年龄也比较小。此问也是孔子晚年的事。 “色难”,上一章是说内心,这一章是说脸色。孔子说,脸上有没有孝敬也难。光是替长辈办事,有吃喝先紧着长辈,内心不敬,脸上不恭,也不算孝。 “曾”,音zēnɡ,是乃、竟之义。 以上四章,都是问孝,但孔子的回答不一样。宋人指出,孔子施教,往往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特别是缺点,如程颐(此章《集注》引)、张栻(《雍也》6.21《集注》引)都指出这一点,后人叫“因材施教”。 中国人喜欢讲孝道。孝是周道,伯夷、叔齐投靠周文王,就是“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史记?周本纪》)。李逵落草,宋江上山,也要先考虑老爹老妈怎么安置。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绝对优越于其他民族,不一定。 司马迁讲匈奴人,说他们“贵壮健,贱老弱”(《史记?匈奴列传》),好吃好喝紧着青壮年,老弱病残只能吃剩下的。我们觉得太不像话。其实,这是由生存环境所决定,并不是说,人家的小孩就不爱父母。同样,现代西方也有类似问题,他们,小孩很早就离家,自强自立,闯荡天下,不靠父母,老两口,只要能动,也不要人养,实在不行,才上敬老院,晚境凄凉,但很自尊,未必道德比我们差。 现在的中国,孝道在解体,原因是环境越来越像西方,时过境迁回不去,非要回去,那也是纲常倒转:有了儿子就变成儿子,有了孙子就变成孙子———光读《论语》有什么用?(子夏问孝) 孔子如何看人(1) 2.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颜回,字子渊,孔门二期的学生。他从不顶嘴,最讨老师喜欢。孔子经常夸他。这里是夸他大智若愚。 “不违”,参上2.5,本来是讲孝。颜回拿孔子当爸爸,像孝敬父母那样孝敬老师,也是以“无违”为特点,而且有点傻乎乎的劲儿。孔子最喜欢,就是这样的学生,孝子贤孙一样的学生。颜回从不顶嘴,有什么想法,全憋肚里,退而反省,通过反省,提出新见。孔子说,颜回不傻。 颜回,孔子总是夸他。夸来夸去,无非说他道德好,安贫乐道,勤奋好学,比较空。他的最大优点,是听老师的话,绝不顶嘴,其他事迹,嘉言懿行,一点没有,历史记载,一片空白,学都不知道怎么学。仲由,和他相反,冒失鬼,总是惹老师生气,挨老师骂。《论语》这书也怪,他的学生,再不济,也是半拉圣人,却什么难听的话都往里搁。孔子骂仲由,简直是骂不绝口,在《论语》中,他出现最多,也挨骂最多,和颜回没法比,但他是事迹有事迹,言语有言语,快人快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论语》,从文学效果讲,颜回太苍白,子路很生动。我更喜欢子路。 现在的学生特会拍老师,很多都是“回也不愚”。(回也不愚) 2.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 观察历史,都是以现在为观察点,由这个点,逆溯过去,顺推将来。人也如此。 “视”是看;“观”是粗看,看全景;“察”是细看,看细节。三个字,都是察看的意思。“所以”,是现在怎么样。“所由”,是过去怎么样。“所安”,是将来怎么样。合起来,是说知人要知根知底,有彻头彻尾的了解。 此章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训“以”为“用”,训“由”为“经”,训“安”为“乐”(《集解》),即知所凭依,知所经历,知所乐处;一种是训“以”为“为”,训“由”为“从”,“安”字的解释相同(《集注》)。他们解释为“所乐”的“所安”,是指最后习而处之之地,其实也就是《尔雅?释诂下》说的“安,止也”,是其归宿之地。程树德说,朱熹“语盖有本”,他所本,是《大戴礼?文王官人》的“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逸周书?官人解》有“考其所为,观其所由”,无“察其所安”,也是类似说法,可见这是古代的成说。上述两种说法,主要不同是:前说,“以”指过去,“由”指现在;后说,“以”指现在,“由”指过去。我取后说。 “人焉廋哉”,“廋”音sōu,是藏匿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说,你对一个人有彻头彻尾的了解,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地方?什么都在眼跟前,藏都藏不住。(如何看人) 2.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孔子认为,老师不能光给学生灌输死记硬背的东西,而是要启发他们,让他们学会开动脑筋,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果学生不能主动提问,可以启发一下,如果启发过,还不能提问题,这样的学生,不堪造就。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正好相反,是听老师传授,在师说的基础上,能够提出新的想法。这样的人才能当老师。(温故知新,可以为师) 2.12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是博通之人。博通是为了追求道,避免像现代人一样,陷于学术分工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我把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群叫残疾人协会。 器是用来载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饭,不是饭碗。器,各有各的用途,知识分子的毛病是泥于小道,不知会通,因为追求器,自己也变成了器。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器) 孔子如何看人(2) 2.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这是讲言和行的关系,即先干后说,并且能继续干下去。简本无“其言”。(子贡问君子) 少来这一套 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济。北京人、东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较豪放。前者喜欢说,后者斤斤计较,什么都事儿事儿的,特别矫情,特别孙子。但这种豪放,有时很可怕。他说,咱俩谁和谁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钱包里了。中国,要命的问题就是拉拉扯扯。 中国人和西方人比,最大不同,就是我们人多,喜欢扎堆,传播是非,制造矛盾,彼此的界限分不清。西方人特别认同上海人,上海人在待人接物上和他们有相近之处。在道德问题上,我对西方有敬意,主张进口道德,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这一套。 读这段话,大家可以参看《述而》7.31的“君子不党”和《卫灵公》15.22的“群而不党”。“比”是朋党,小集团,小宗派。欧阳修有《朋党论》。小集团不好,我不参加。大集团,我也不参加。人,只有独立才有自由,但独立和孤立分不开。(少来这一套) 2.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讲学和思的关系。学像吃饭,思像消化,一样不能少。光吃饭,不消化,不行;光消化,不吃饭,也根本不可能。“殆”有危殆之义,有困乏之义,有疑惑之义,学者有不同解释。杨伯峻说,以《诗?小雅?节南山》的“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为例,主第一义,翻译成没有信心。何注主第二义,王念孙、王引之主第三义。这里,罔是迷惘,学而不思,会越学越糊涂,问题不大。思而不学,当然很危险,也会穷竭,也会糊涂,说起来,好像都通。但这两句既然是互文见义,似乎还是以第三义为长。学而不思,顶多是不明白;思而不学,是脑子空转,自己把自己绕在里面,那可是大糊涂。(学与思,一样不能少) 攻击异端是有害的(1) 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段话,历来有争论。旧说,研究杂书杂说,异端邪说,都是非常有害的,“攻”是攻治之义(《集解》、《皇疏》、《集注》),但宋孙弈认为,“攻”是攻击的攻,原文是说,攻击异端,则害可止,他是把“已”理解为止(《示儿编》)。程树德说,《论语》中的“攻”都是攻击之义,“异端”只不过是君子不为的小道,和异端邪说无关,“已”是语词,也跟停止的意思无关。〔2〕〔2〕程书,第一册,108页。如果照程氏说,原文就是说,攻击小道很有害。(攻击异端是有害的) 2.17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也是“因材施教”。 “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子路是孔门一期的学生,大师兄。他的优点是直率,缺点是莽撞。孔子呵斥他,意思是说,什么叫“知之”,我不是讲过了吗?你难道忘了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叫知道。话有点像绕口令。我估计,子路肯定是说了什么冒失话,所以孔子才这么讲。 治学之难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特别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有一段问答,啮缺问王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万物是不是有一样的标准?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问题,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三问三不知。他说,我也想试着讲一讲,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知道的呢?孔子也喜欢说“不知”,但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借以表示不满(参看《八佾》3.11)。 老师是干什么的?他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知”与“不知”,界限在哪里。他常常不能告诉你最终答案是什么,却往往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什么,有经验和没经验,就是不一样。美藏在石头里,砍去多余,就是美丽,这是雕刻家的话。但我们常常无法知道什么是多余。(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此章与上一章有关。 “子张学干禄”,“子张”,颛孙师的字。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孔门十哲无子张,但古人却说,他是孔子“四友”之一,“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和颜回、仲由、端沐赐并称(《尚书大传?殷传》)。“干禄”,是谋求官职,挣俸禄。他性格外向,为人豪爽,是个小子路。这种性格和官场不合。他向孔子请教吃官饭,孔子劝他慎言慎行,多看多听,少干少说,说话干事都要留有余地。这是针对子张的性格,叫他别冒冒失失。现在在官场混,孔子的话也灵,可惜他自己没混出什么名堂。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阙疑”是留下疑问,“尤”是过失。 “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阙殆”是留下困惑,“悔”是后悔。 上一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这里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和“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子路》13.3,孔子骂子路,也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有趣的是,孔子教学生干禄的办法,后来也被当做治学方法。王国维给容庚的《金文编》作序,说古文字考释,用的就是孔氏“多闻阙疑”之法。宋明讲义理,动言错简,妄改古书,有思而不学、思之过甚的毛病,清学矫之,提倡阙疑,非常必要,但矫枉过正,也有学而不思、过于保守的一面。过去,容庚先生说,铜器真伪,或在疑似之间,一时半会儿分不清,最好保留,因为假的东西被当做真的东西留下来,以后还可以往出择,但如果把真的东西当假的东西淘汰,再往回找,可就麻烦了。〔1〕 攻击异端是有害的(2) 这个道理,对辑佚也适用。这是学风的一种。另一种是强调思考、假设和推测,如郭沫若,他提到古人的另一种说法,“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管子?内业》)。〔2〕 有人说,越是不知道,才越要想,不能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子张问干禄) 注:〔1〕容庚《秦汉金文录》序,北平:1931年。案:但清以来的辨伪,却是继承宋学,目的只在废书不读,反而缺乏阙疑存异的精神。 〔2〕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收入《沫若文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386页。案:思、学都有明白和糊涂之分,可能通神,可能见鬼。 当领导要有当领导的样 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措)诸枉,则民服;举枉错(措)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鲁哀公是前494年即位,孔子是前484年返鲁,他们的对话是在前484—前479年之间。 这是讲用人之道,好人不能放在坏人之下。参看《颜渊》12.22:“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诸”,等于“之于”,后面有宾语。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很多,下面不再说明。 如今的学校,多以官兼学,以学兼官,大官必为大教授,大教授必为大官。专让没学问的当学术带头驴,带大家学驴,这叫“冠履倒置,斯文扫地”。(用人要用正直的人) 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此章似与上一章有关。 “季康子”,即季孙肥。孔子生活的时代,鲁国贵族,三桓最显赫;三桓之中,季氏最显赫。孔子年轻时,是季平子执政(襄、昭之际);中年,是季桓子执政(昭、定之际);晚年,是季康子执政(定、哀之际)。季康子是前492年执政,孔子是前484年返鲁,他们的对话也是在前484—前479年之间。 季康子问孔子,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敬上、忠上,为上卖力。孔子说,摆出庄重的样子给他们看,他们就会敬重;提倡父慈子孝,他们就会忠诚;让有本事的教育没本事的,他们就会卖力。“庄”是为上者的仪表、容貌,肯定很严肃,端着股劲儿。“敬”和“忠”,这里都是下级事上的态度。参看《先进》11.21的“色庄者乎”。(当领导要有当领导的样) 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是孔子还没当官时的事。当时,有人劝他出来做官,孔子说,《书》上都讲了,孝友就是为政,我在推行孝友,这也是为政,何必非得当官,才叫为政。这也是推亲情为政治的想法。朱注说,此章所记是定公初年孔子还没出来做官时的事,有道理。我们估计,其讲话时间大约在前509—前502年之间。 孔子引《书》,见《书?君陈》。《君陈》作“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君陈》属于《古文尚书》,大家不敢信,所以把它称为《逸书》。(孝也是政治) 孔子的预测学(1) 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历史观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生于春秋晚期,正是周道衰落的时期,他的历史观察范围主要是距离这一时段较近的夏、商、周三代,在他看来,唐、虞最理想,但太远,想学也学不来;第二,三代当中,他更看重周,周像三段论的合题,是更近的目标。古人研究历史,主要靠因果链,往是因,来是果,鉴往知来。占卜、赌博,靠归纳胜率,也使用类似的方法。孔子看历史,主要看三代损益,即后面的礼比前面的礼,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除去增加减少的东西,就是始终不变的东西。他是靠这种加减法预测未来。〔1〕战国古书,时髦讲三代损益,这一风气可能与孔子有关。我们都知道,王国维和陈梦家讨论过殷周制度的不同。 过去,大家觉得,商周很不一样,后来发现,还是有继承性。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自其变者而观之”是强调差异,“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是强调连续。孔子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的加减法,在连续中控制差异,就能做长程预测,不仅300年的事可预测,3000年也行。 三代加起来,大约有1300年。 “十世”,每世按古人的说法,一般是30年,十世是300年,“百世”,是3000年。孔子死,到现在,还不到3000年。现在的事,他做梦也想不到。(孔子的预测学)注:〔1〕历史,技术变,制度变,但人性未必变,或变化不大,这也许是孔子损益法的一种考虑。他更关心的是不变。2.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两句指什么?前人有不少猜测,他们认为,这是孔子在骂当时的事。古代祭祀,本来都是祭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祖先,不是,绝对不能祭。他们相信,鬼神对献祭的食物,不是用嘴吃,而是用鼻子闻。如果不是自己的祖先,祖先不接受,连闻都不会闻,这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但《左传》之所以强调这类原则,正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例外的事越来越多。前人举过很多例子,如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左传》隐公八年),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同化趋势的禘祫之礼,也是把不同族姓的祖先搁在一块儿祭。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非鬼而祭”,后来是拍马屁的代名词。“见义不为”,“义”是宜的意思,即该做的事。该做的做是勇,不该做的做,胆再大,连命都不要,也算不上勇。比如古人说,如果胆大妄为,危害君主,这种人的灵位,不准摆到明堂里。〔1〕相反,该挺身而出,不挺身而出,也不对。孔子认为,这是缺乏勇气。他老人家认为,当时的世界太不像话,怎么就没人出来,都死绝了吗?溥仪当伪满皇帝时,曾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祭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官兵,就是属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很愤怒,但日本有日本的解释,军人的天职就是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都是勇士、烈士,你们的冤魂孽鬼,算账算不到军人头上;算到天皇头上吗,美国又不让算。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韩战、越战,死了的都是勇士、烈士,他们说,Freedomisnot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响应国家号召,为保卫自己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为从不认识的人民打仗,是死得其所,和日本人的烈士观大同小异。我们的观念是,不义而死,就是再勇敢(日本的士兵很勇敢),也不配叫“勇”。 孔子的预测学(2) 现在,治安太坏,警力不足,怎么办?有人说,还等什么?见义勇为呀,赶紧。这就像假货太多,没人管,也管不过来,就劝大家多学点商品知识、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是一个道理。可是执法人员靠群众,群众靠自己,行吗?(见义勇为) 注:〔1〕《左传》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语出《逸周书?大匡》“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载道,明道惟法”。 丧家狗 里仁第四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 4.1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本篇皆短章,全是道德格言。它们几乎全是孔子的语录,只有4.15是讲给曾子听,4.26是子游的话。这些短章,按主题不同,可以分为若干小组,如4.1—7讲仁,4.8、4.9、4.15讲道,4.10—12、4.16讲君子、小人之分和义、利之辨,4.18—21讲孝道,4.22—24讲言、行。但其他,4.13讲礼让,4.14、4.25讲闻达,4.17讲见贤思齐,4.26讲君、友之道,则相对分散。 “里仁”,就是“处仁”。里,本来是古代的面积单位,即长宽各300步。古代计里画方,安置居民,很有传统,里是居民组织的基本单位。里的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没有一定,但一般比较小。现在有些小地名,仍以里为名。“择”,古书引用或作“宅”,作“宅”更好。前人注释此章,一般都是照字面理解,认为孔子强调的是,跟什么人做邻居,一定要慎重,不选仁人,不行。我们现在买房子,要看地点、交通、景色,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学校、商店、饭馆、医院怎么分布。如果在美国,还有一条最重要,就是邻居,富人和穷人,什么人和什么人住一块儿,绝对不能忽略。孔子卜宅,也很看重邻居。如果旧注不误,他是想跟仁人住一块儿。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我也想过,如果能跟自己要好的朋友住一块儿,多好。孔子的理想社区,全是仁人,还是有一两个就够了,不知道,反正为富不仁的人,绝对不接纳。有钱可以,必须捐出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他当校长兼教授,周围是莘莘学子,慕名者自远方来,他们买房赁屋,越聚越多,好像大学城,把曲阜阙里搞得和个君子国似的,多好。孔子说,不跟仁人住一块儿,太傻。(与仁为邻)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此章也是讲处仁,但不是择邻,而是自处。前两句,是讲不仁者。“约”,孔注训“困”。孔子认为,仁者都很安分,穷也好,富也好,都安之若素。不仁者是穷了不行,富了也不行。后两句,是讲仁者和智者。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仁者,特点在一个“安”字。安仁是安于仁,强调其静。孔子常以仁、智并举,两者有什么不同?仁是体,智是用;仁主静,智主动。前者像山,后者像水。这是两者的不同。参看《雍也》6.23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安仁”,对比上文可知,其实就是安贫,不但要做好精神准备,长期饿肚子,还要快快乐乐饿肚子。“智者利仁”,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大概是越来越聪明,把仁的伟大意义都发挥出来了。总之,仁者不动如山,安于仁;智者长流似水,利于仁。孔子说的境界,没准是饿着肚子而文思泉涌吧。(仁者安仁,智者利仁)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以仁为邻,谁是仁者?仁者以仁为标准,好恶以此定。其所好之人是仁人(或近仁之人),所恶之人是不仁之人。(不是仁人,不知好赖人)4.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是有心求仁,“无恶”是没有恶可被人恶。(有心求仁,不招人恨)4.5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人常以他们的富裕、文明和秩序给穷人做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他们却一直不明白,穷人爱钱,爱他们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却不爱有钱人。因为除了榜样,他们什么也不给,就连“以其道得之”的“道”,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2) 孔子说的君子,和小人不一样,小人恨贫贱,不安于贫贱,除了“彼可取而代之”,不知还有什么“道”。孔子说,道就是仁。君子所安,只是仁,要安仁守素。不合于仁,虽富贵不处;合于仁,虽贫贱不去。这个立场叫仁。没有仁,君子就无法成名;有了仁,才有名。孙钦善认为,第二次出现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字是衍文。 “终食”,是一顿饭的工夫,形容时间很短。“造次”,是急急忙忙。“颠沛”,是困顿挫折。 孔子的意思是,不管怎么忙忙叨叨,怎么焦头烂额,都不可离开仁,哪怕一时一刻。离开仁,君子就没法出名了。(君子弃仁,不能成名)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前两句,“好仁者”和“恶不仁者”是名词性的并列关系,一般都以逗号为隔,我点顿号。孔子说,这种好恶分明的人,他没见过,很悲观,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中间一段,“好仁者”,“好”是正面表达,“仁”最好,无以复加,一定要玩命追求;“恶不仁”,“恶”是负面表达,“不仁”最坏,一定要深恶痛绝,不让它加于己。这是讲心。下面讲力。他说,有人会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孔子说,他没见过,有谁心中追求仁,只因力不足而做不到,哪怕只花一天的力气;也许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吧?反正我没看见。参看《雍也》6.12:“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这话也许就是批评冉求。“文革”时期,是非颠倒,积重难返,大家总是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知道,但好事绝对不能干。我和孔子有相同的感受。(有心求仁,别说力不足)4.7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错误因人而异,有不同类型。孔子说,你要想知道什么是“仁”,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犯的错误是哪一类,只有知道什么是“不仁”,才能知道什么是“仁”。这也就是说,错误与真理是如影随形。我们常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错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错误有高级、低级之分吗?是不是大人物犯的都是高级错误,小人物犯的都是低级错误?我说不是。(观过知仁) 朝闻道,夕死可矣 4.8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卖油郎独占花魁》,卖油郎说,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1980年代以来,很多出国迷也是这样。他们说,到美国转一圈,嘎巴儿死了也值了。 孔子不一样,他说,早上听说真理,晚上死了也值了。 王朝闻的名字就是据此而起。(朝闻道,夕死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