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就像他把这个书店改名为“翔升书店”一样。路大勇当即否定,随后质问王美生,既然是一条革命的地道,为什么在他那天发现后,你连夜把书架钉死,这样做,不就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你现在坦白,隐蔽这条暗道的目的是什么?王美生说怕被发现后,影响书店生意。路大勇不相信,同时对王美生的狡辩生气了,大喝道,有啥证据能够证明潘翔升知道这条地道?另外还有,用牌位纪念潘翔升,那是对革命烈士的侮辱。王美生说,潘翔升使用地道这件事,陶淑媛是知道的,因为陶淑媛当年曾经看见一位长发女人进了书店后在里面消失了,现在看来,就是通过这条地道走的。路大勇不信。于是,陶淑媛被叫来,询问是否有这件事。陶淑媛证明确有其事,她曾经跟王美生讲过。王美生说,正是因为陶淑媛讲过,所以他在接手书店后,就留意寻找,后来果然发现了。由于有陶淑媛的证明,王美生避免了被打成“特务”的悲剧。但也由此,更多的人都知道了陶淑媛和王美生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一个共产党的副区长,为一个“美国、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去证明—尽管事后证明王美生不是隐藏很深的特务,但这件事本身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点,因为陶淑媛的证明,不是仅仅一次简单的证明,是带有极强的个人情感的证明。凡是看见那天情景的人,都会猜疑两个人的关系—陶淑媛去了公安局,一下子就推开门,脸上流着大汗,说是“乱弹琴”,随后要求马上见路大勇和公安局长,见到后,就像竹筒子倒豆子一样,站着说起来。当时,路大勇和公安局长劝她不要激动,坐下来,慢慢讲,可是陶淑媛偏不坐,就要站着讲。所有看见那天场景的人都说,陶副区长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情绪一直都是激动和亢奋的,一点儿都不像平日稳重的样子,更不像一个副区长。通过这件事,大家全都看出来了,就连路大勇都看出来了,“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关系很好。尤其是像王美生这样背景的人,即使没问题,都还躲远点呢,可陶淑媛这样一个将来还有可能更加进步的区领导,却是不管一切地上前帮助,可见二人的关系真是不一般。但也正是这次陶淑媛不顾一切地拯救王美生,使朱小米逃脱了和王美生的干系。朱小米听说后,心里踏实下来。对于陶淑媛和王美生的关系,最不解的人,就是路大勇,这个白面郎王美生,竟让陶淑媛这么为他说话,还有自己的老婆朱小米,也对他如此好感,这家伙到底有什么本事?路大勇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琢磨出来。由于有陶淑媛的强力证明,王美生终于从公安局走出来,继续经营书店。但是在路大勇建议下,地道被封死,里面的牌位也拿走了。陶淑媛也不同意王美生用立牌位的方式还纪念潘翔升,对此也批评了王美生。闹了这场大风波,王美生心情非常沮丧,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也遇到危机,店里的那个小店员走了以后,再雇新店员,尽管待遇很好,但没有人来了,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王美生感到失望,一气之下,把夜校也取消了,这一次是王美生主动要求取消的,因为听到有人说,他是借着夜校之名搞反动俱乐部,而留着暗道的目的,就是将来为反动俱乐部服务。陶淑媛知道了王美生主动取消夜校的事,不由得叹了口气。她在心里想,王美生胆小了,学会了保护自己。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暗道风波”,又使陶淑媛想起了那个身材修长的长发女子。其实,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不曾见到过正面的女子。这件事,一直纠缠着陶淑媛,她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和查找,但无论她怎么查找,始终没有任何线索,那个女人就像风一样,飘过后再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越是这样,陶淑媛越是发誓,无论到何时,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要知道这个女人跟表哥潘翔升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件事不搞清楚,她和任何人都不会走进婚姻。前段时间,也就是在曝光她跟王美生亲近关系之前,有许多人要给她当“红娘”,还有许多进城干部向她“抛绣球”,但都被她婉拒了。如今,“暗道风波”出现后,人们以为她跟王美生最好,人们猜测,由于现在两个人身份的原因,陶淑媛才没有和王美生结婚,暂时不能走到一起。其实,只有王美生自己知道陶淑媛心底的那个人是谁,根本不是他王美生,而是牺牲的潘翔升。也因为“暗道”这件事,王美生对路大勇意见大了。他没有想到,共产党里还会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干部,在心里更加想念潘翔升,他想要是潘翔升还活着,肯定不会是这样子。但是埋怨过后,他又转而安慰自己,路大勇倒不是不讲道理,他就是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他要是在夜校肯学下来,不至于这样糊涂。王美生在埋怨过后,又为路大勇遗憾。但从此以后,王美生开始躲着朱小米,他是怕给自己惹上麻烦。开群众会,只要是路区长讲话,他就连头都不抬,或是请假不参加。王美生发现自己特别不会解释,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远离一切。4朱小米的父亲朱大律师,被调离了法院,去了一家做铆钉的街办小工厂。朱小米得知后,急忙来看父亲。她怕父亲受打击,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刚刚流产,又和路大勇吵了架,所以朱小米脸色惨白,尽管抹了一些胭脂,但还是被父亲看出来。问她是不是和路区长吵架了。朱小米急忙解释,说过得挺好的,没有吵架,就是最近工作太累,休息不好。朱大律师这才放下心来。朱小米坐了一会儿,发现父亲犹豫,好像要说什么事,但又不好张嘴,于是就让父亲讲出来。朱大律师犹豫半天,这才讲了,原来是要恳请路区长出面,帮忙说个话,让他去个大一点的工厂,因为这家小工厂,全是老大妈,整天家长里短,他听着头疼。工厂车间里,有时还跑着孩子,那些老大妈都是六七个孩子,家里有事,孩子就来厂里找娘,这样的环境哪里像个工厂,就跟幼儿园一样,真是没法干了。朱大律师小声地说,不住地看着女儿的脸色。本来朱小米来,是要安慰父亲的,可是父亲这样一说,她却不好受了,眼圈立刻就红了。现在朱小米跟过去真是大不一样,过去从来都是今天的事、明天就忘,可现在不一样了,好多天都不会忘,而且还会挂在脸上。当然,这也只是在父亲面前,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陶淑媛面前,她是不会这样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不高兴。朱大律师见女儿脸色异样,似乎猜到了什么,急忙问路大勇是不是出事了。朱小米只好告诉父亲,路大勇是出事了,被撤了区长的职务,现在是区武装部的部长。降职的原因,是因为路大勇工作能力太差,不识字,有时还乱指挥。下面的人意见很大,所以组织上做了人事调整。朱大律师非常惊讶,好半天没有说出来一句话。朱小米见父亲吓坏的样子,却扑味笑了。朱大律师不解地望着女儿,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怎么还能笑出来。朱小米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说道,大勇他哪里用得着安慰,他高兴得很,一来服从组织决定,二来他愿意到武装部,说是武装部才是最适合他的地方。大勇是一个能上能下的干部,他说跟他一起战斗的同志,许多人都牺牲了,他还活着,让他做啥都成,就是去当士兵,他都毫无怨言。朱大律师感慨地长叹一声,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呀。随后又是一番赞叹,但也言语间流露出来对女儿未来的担心。朱小米无奈地说道,人家升官高兴,他降职高兴,我当初怎么看准他了,要是知道当初,何必现在呢。父亲问朱小米下一步怎么办。朱小米说,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您的工作,我再问问路大勇,看看他能不能说上话,毕竟他还是领导嘛,不过依我的想象,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不会为家属打通关系的。朱大律师倒是理解女儿,赶忙解释说,没关系的,调换不了,那就算了,其实这家铆钉厂还是不错的,那些大妈们待人热情和善,知道他一个大男人过日子,什么都不会,经常有人给他带饭来,还替他缝缝补补的,家里的被服拆洗,都是厂里大妈帮助的,也是不错的。朱小米见父亲情绪好一些,心里也踏实了,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实际上,朱小米没有跟父亲讲实话,怕父亲为她担心,因为她现在已经和路大勇分居了,她一个人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分居的原因,还是出在朱小米身上,她喜欢看见自己的丈夫不断进步,哪有不断退步的,跟着这样的男人,以后不会有太大的前景。她现在准备依靠自己的能力进步,不能让自己落后。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来了。由于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到处都在“除四害”,空气比过去大为转变,环境也改观了,许多滋生蚊蝇的地方,区里都组织干部做了大清扫。“翔升书店”周围也是特别干净,过去不远处修房子剩下来的一堆废土,堆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清理,王美生找过区里,提了意见,不几天就来了好多人,带着小推车和大扫把,很快就打扫干净了。王美生心情特别好,又花钱把书店重新做了一次大扫除,还油漆了店面,书店焕然一新。既然不开夜校,王美生就把精力放在阅览业务上,好多人买不起书,可书放在那里也没有用,干脆就利用起来。王美生干得兴致勃勃,他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就是婚姻问题,他也不想了,他已经三十九岁了,一个人过日子已经适应了,他真的不再想了。只是心里惦记陶淑媛,希望她能够找个适合的人,把家庭问题解决了。他知道现在陶淑媛很忙,所以尽量不到区里去找她,因为李玉珍的缘故,他也不再去她家里,只是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这一天,陶淑媛来书店找王美生,主要就是问一问他,对于“公私合营”的态度。王美生见到陶淑媛,自己都觉得眼睛闪亮了一下,心里高兴,是呀,好长时间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了。但很快,王美生就控制住了自己高兴的心情。陶淑媛倒是看见了他眼睛中短暂的闪光,心里感慨着,但也是控制住自己,现在她不想跟他谈其他的事情,主要的是劝他跟上时代的步伐。原来,现在开始搞“公私合营”,前几天区里开会,好多私营业主都在会上表了态,可是王美生一句话没说。她今天来,就是要私下里劝劝他,让他思想快点觉悟,不能掉队,跟上时代。王美生很坚决,不想合营。陶淑媛愣了一下,问他为什么。王美生说他赞成合营,但应该按照个人意愿,不应该“一刀切”,这不是成了强迫别人意志的行为。陶淑媛说,不是强迫,就是自愿。王美生倔强地说他看不出来哪里自愿,那样的大会,纯粹就是……王美生不想说「.去,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了。陶淑媛替他着急,做他思想工作,耐心地说,什么叫革命,就是要跟上时代,不能落后,你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冒着随时丢掉优厚银行待遇的风险,还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为革命工作,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我们人民大众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吗?现在你躲在小屋里,看不到外面的形势,你已经落后了,我告诉你吧,北京的老字号“同仁堂”已经给国家了,四川的“猪鬃大王”把驰名中外的“虎牌”商标也交给国家了。美生,你算什么,不就是一个小书店的经理吗?说到底也是一个店员,现在你雇人来书店,有人来吗?你这样一个人吃住在这里,会把你累垮的。我劝你,快点站出来表态,早点进步,不要再因循守旧守在这个小书店里啦!王美生一直在望着窗外的光明菜市场,陶淑媛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说话,他却在想着过去和她第一次在菜市场前见面的情景,还有他们俩一起在潘翔升领导下干革命的往事。现在革命胜利了,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他觉得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了,现在经营这个小书店,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理想,他已经心满意足了。陶淑媛见他望着外面发呆,生气了,再次说道,你快醒醒吧,不要再在这个小书店里做梦,你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王美生突然站起来,像疯子一样大声喊道,你现在看不起这个小书店了,是呀,是小,没有你那个副区长的舞台大,可它在我心里很大,因为潘翔升牺牲在这里,别人对这个书店没感情,我相信,可是你也没感情,我不相信。王美生继续追问,我问你,你天天忙,潘翔升的遗体你寻找到了吗?都已经九年了,还是没有找到!我在书店为他立个牌位,你说我封建迷信,可现在我们连祭奠他的地方都没有,你对得起他吗?你是不是早已忘了他?陶淑媛哗的一下眼泪流了下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浑身颤抖着,似乎整个身子倏忽间就要散掉。王美生看得害怕,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猛了,正要上前扶她,陶淑媛却忽然转身踉跄地跑走了。王美生愣怔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去追陶淑媛,可是站在大门口,已经不见陶淑媛的踪影。王美生站在书店门口,觉得自己刚才把话说得太伤人了。同时他也更加明白,潘翔升尽管已经牺牲了九年,可是依然活在陶淑媛的心里,她是始终都没有忘记的。王美生后悔自己戳痛了陶淑媛的伤疤,也懊悔自己刚才错误的判断,心里满是愧疚。陶淑媛理解王美生拒绝“合营”的内心想法。但眼看着形势迅猛的变化,所以多次背着王美生,对有关部门做工作,她对人们讲,对于王美生这样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人,应该再给予时间,让他自己觉悟,不要强迫他去做什么。许多人对陶淑媛以一个共产党副区长的身份来庇护王美生,意见很大,向上级反映,还说他们俩关系暖昧。陶淑媛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早晚会出事,但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知道王美生用守护“翔升书店”这一方式来纪念潘翔升,令她大受感动,别人不会理解,所以她也不想去过多的解释。其实现在,她还在悄悄地忙着一件事,就是落实在烈士陵园安放潘翔升骨灰这件事,潘翔升是烈士,这一点已经无可非议,在民政部门也是有案可查,可是找不到潘翔升的遗体,哪里会有骨灰,又怎么能有骨灰盒呢。她非常着急,在没有更好办法来纪念潘翔升的前提下,她决定先把骨灰盒放到烈士陵园,以后再想办法。她把这个想法向上级汇报,上级很重视,会同民政部门,正在准备研究。因为只有一个空骨灰盒子放在那里,似乎还没有这个先例。这么多年来,陶淑媛始终没有放弃对潘翔升遗体的寻找。几年前,一位老人说过,在解放前夕,曾经埋过两个拥抱在一起的人。陶淑媛得知消息,立刻前去询问,最后证实不是。后来又在曾暂时放置尸体的那个小学校调查过,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当时正是解放军攻城的前夜,那么乱,很难找到了。这些事情,陶淑媛没有跟王美生讲过。她觉得自己做这些,都是应该的,真的没必要到处讲述,即使是王美生,她也不想讲这些。现在王美生整日忙着图书的借阅,因为他经常是无偿借阅,所以买书的人反倒是越来越少,借书的人倒是多了,这样书店的收人也不断减少,但王美生没有一点不高兴,相反更加有劲头,碰上一些上年纪的人来借书,他记下地址,下次就主动送过去,于是又由借阅变成了送书上门,所以劳动量比以前更大了。王美生没有怨言,看见有更多的人在看书,他比什么都高兴。原本不多的积蓄,现在就像流水一样慢慢地向外流去。但他高兴,觉得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教育救国、读书报国”。一年前,王美生在美国的大姐得病去世了,二姐和三姐给他来信,希望他先借道去香港,然后再去美国,在信里还暗示他,将来可以长期留在美国。二姐条件最好,住着花园洋房,小汽车好几辆。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给姐姐的回信写得简单,就是表示谢意,没有说任何理由。惹得两个姐姐非常生气,从此也不再跟他联系。王美生快乐地忙碌着。这天,书店对面的光明菜市场主任来找他,麻烦他写牌匾。原来光明菜市场又要改名字,要改成“革命菜市场”。菜市场主任是个大胖子,对知识分子特别尊重,为了这个牌匾,除了亲自登门拜访,还给王美生送了礼物—一套笔墨纸砚。王美生对尊重知识的人特别亲热,他不但没有收礼物,还要无偿写这个牌匾,就是为了遇到了一个懂他的人。胖主任又客气了一番,然后告辞回去。王美生却一把拉住了胖主任的大胖手,说是不太忙的话,就坐下来说会儿话吧。胖主任其实还有一大堆的事情,但看见王美生一脸真诚的面容,不好推辞,就欠着屁股,坐在了靠窗户边上的椅子上。王美生就是想说会儿话,他忽然发现,朱小米、陶淑媛来得少了,他竟然没啥朋友了。他又想起牺牲的潘翔升,心里涌上一丝酸楚。王美生摆上毡子,一边研墨,一边对胖主任说,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光明”两个字也是不错的吗?胖主任笑嘻嘻地说,是呀,都不错。王美生见胖主任没有心思说话,眼睛不时地望着外面的菜市场,于是就说,主任,您要是有事就走吧,哪天我们再聊天。胖主任也就顺坡下驴,说,也好、也好,那就听您的。胖主任走了,书店里安静下来。王美生看看表,发现已经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难怪人家坐不住了。他不想吃饭,一点都不想,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着写好的“革命菜市场”,对着这几个字,不住地看着。他在心里问着自己,革命是什么呢?他想要是潘翔升还活着,应该是能帮他解答这个问题的。但有一点,总不会一个菜市场也要把“革命”两个字高挂在头顶上,难道革命就是吃饭?吃饭就是革命?王美生写完了一张,放到一边,又接着写。阳光照在书店里,亮堂堂的,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已经写了暄腾腾的一擦纸,眼睛都有些花了,他停住笔,伸了伸腰,把写好的那擦纸,又重新拿上来,一张张地翻看着,他在回味着“革命”二字的意义,还有革命和吃饭的关系。看着看着,他自己倒是笑起来,如今想来,自己爱好书法,写了那么多的字,最后却只有一家菜市场找他写牌匾,而且还写了不止一次,尽管前面的名称有变化,但后面“菜市场”三个字却是雷打不动。王美生想着这一切,又抬起头,看着外面—书店紧对着菜市场,彼此隙望,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王美生去区里开大会。这是全区所有服务行业的全体大会,他的书店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毕竟还是经理,所以也是要开这个会的。在会上,是一位新调来的副区长讲话。王美生纳闷,原本这样的会,都是陶淑媛讲话的,怎么换了人?王美生带着疑惑的心情开完了大会。开完会后,在政府大院里碰上了路大勇。王美生不是一个见面主动打招呼的人,正要装作没看见,转身就走,没想到,路大勇远远地喊了他。他只好转回身,站在原地,朝路大勇礼貌地笑了笑。路大勇走过来,对王美生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清高,见到我,不打个招呼,跑啥哩?我又不会吃了你。王美生笑着,也不说话。面对路大勇,他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路大勇变化不大,这么多年了,除了腰上不再别着手枪,还和以前一样,身板挺得笔直,完全一副军人作风。王美生知道,现在路大勇、朱小米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他明白,造成这样的局面,多少也是跟他有点关系的,起码那天被堵在书店的事,是一个导火索。所以他才躲着路大勇的,不想让双方尴尬。路大勇倒是看出来王美生的心思,指点着他说,小气,啥事过去就过去了,没啥了不起的,男人不要小肚鸡肠。王美生不说话。这时,路大勇告诉他,陶淑媛病了。王美生一愣,这才想起来,忙问什么病。路大勇气愤地骂了一句话,也不知道是骂谁,然后呼出一口大气,没有说陶淑媛得的是啥病,却说陶淑媛被撤了职。王美生大吃一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路大勇最后补上一句,都因为你王美生这小子,陶淑媛才被撤职的。王美生一时语塞,嘴巴张着。路大勇见王美生惊愕的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表扬说,你受到震动,就算陶淑媛没白和你好。王美生缓过来,问到底怎么回事。路大勇这才告诉他前后原因,原来正是受了王美生的牵连,陶淑媛才被撤职的,是有人向上面反映问题,说陶淑媛革命立场有问题。王美生问,陶淑媛现在去了哪个部门。路大勇告诉他,去了民政科,现在是民政科的副科长。路大勇又狠狠地骂了一句“奶奶的”。王美生这次听出来,路大勇不是骂他,是骂的别人。王美生像是被大棒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后脑壳,脑袋一下子就蒙了。过了一会儿,又问路大勇,陶淑媛得的什么病。路大勇急了,说,你这个弄种、软包蛋,问得这样细干啥,你去看看不就得了?人家可是为你倒霉的!王美生被路大勇骂得满脸通红,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直奔陶淑媛家。陶淑媛的确是因为王美生的牵连才被撤职的。除了她和王美生所谓的暖昧关系,主要就是立场问题,有人说她包庇王美生,阻碍公私合营。李玉珍得知女儿被撤职,而且还是因为那个可恶的王美生,更是又气又恨,正想着到“翔升书店”去问罪,没想到王美生上门来了。李玉珍见王美生提着一袋水果站在门前徘徊,像母狼一样“噢”地冲了出去,上来就把王美生手里的水果打在地上,吓得王美生后退了好几步。李玉珍咄咄逼人,说,你还有脸登门,就是因为你,我们家淑媛才被撤职的。王美生小声地问,淑媛得了什么病?去医院看了吗?李玉珍继续自己的思路,大声说,你过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干革命的,人家都“合营”了,就你还想着自己单干,跟共产党作对,你就是个大坏蛋,离我们家淑媛远点!正在屋里睡觉的陶淑媛被外面的喊叫声惊醒了,尽管听不到王美生的声音,但从李玉珍的叫喊声中,她还是一下子猜出来是骂王美生的。陶淑媛想要坐起来,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坐不起来。昨天她去医院打了退烧针,可她感觉还在发烧,浑身冷得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王美生被李玉珍骂得无地自容,周围好多人围了看。李玉珍又拿起了扫把,挥舞着要打他。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