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树-34

就这样，两个老人渐渐恢复了原先的样予。只是他们的骨头越发僵硬了，从受到这次打击以来，一直没有恢复。他们那块菜地还是乱糟糟的。斯坦·帕克种的冬白菜都长到了一块儿，连成模模糊糊的一片紫色，一直漫延到他的脚边。然后，它们以一种真正的壮美绽开--那金泊般的菜叶舒腰展背，在蓝色的浅盘上托出晶莹的、珍珠般的水珠。她经常到白菜地里找他。那时，他们便十分快活。他们用些平淡无奇的话和相互间的亲密来温暖自己。　　在这种宁静、恬淡的心境中，艾米·帕克确实想如先前约定的那样去看看她的朋友和邻居。但是她没去。她好好的，她心里想，现出满脸的皱纹。总之，她想去，却没去。她的女儿塞尔玛给她买来一辆挺小的双轮轻便马车和一匹矮种小马。她很想坐着这辆车在田野里逛逛。这也是一种变化。她可以在膝盖上搭一条绿颜色的旧毯子。那匹小马啪哒啪哒地跑着--那是它的蹄子叩击大地和粪便落下来的声音。因此，去看欧达乌德夫妇，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可是她没去。尽管想起他们心里就暖烘烘的。她没法把他们置于脑后。他们似乎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经常浮现在她眼前。　　然而，后来竟是欧达乌德太太本人出现在她的眼前。一定是在某一年的后半年，霜花已经覆盖了大地，欧达乌德太太又来了。她沿篱笆走着，就好像一直在找树枝，手里晃荡着一个线绳编织的网袋。　　“帕克太太，”女邻居轻声说，然后又立刻努力提高了嗓门。“看起来，我们相互之间都把对方给忘了。这可真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不能善始善终。”　　“这事怪我，”艾米·帕克低声下气地说。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日子，什么样的责怪她都可以忍受。她手搭凉篷向四周张望，所有东西的轮廓都那样和善。　　“真是这样，”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直想来的，以后也还会来的。”　　“是呀，”欧达乌德太太清了清嗓子说。　　她晃动着手里那个网袋，那里面装着她从铺子里买的一包什么东西。　　看起来她们好像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两个人都看着地上枯草的草茎。　　欧达乌德太太自己就是衰草的颜色。她舔了舔嘴唇，说；“你知道，我一直生病。”　　艾米·帕克很同情。太阳太温暖了，不可能不在形式上表示一下怜悯。　　“在床上躺着？”她问。　　“啊，”欧达乌德太太一边晃着网袋一边说，“我躺在床上干吗？除了黑夜，我从来不上床躺着。当然，有时候，如果他提出要求，下午也躺躺。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总算过去了。我的两只脚要带我出去走走。如果脚不愿意，上帝也愿意。”　　“这么说，你病得不轻？”帕克太太问。　　站在灰色的篱笆前面，她们的心又贴近了。　　“是不轻，”欧达乌德太太说。　　那个小包从晃来晃去的网袋里甩出来，落在地上。她们眼巴巴地望着。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　　她们望着落在枯草上面的小包。　　“不会是癌，”帕克太太说。　　她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那是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抗争。　　“不可能，”她说，“欧达乌德太太。”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看起来是。”　　她自己满腹狐疑地张望着，看着那个小包。包躺在那儿，现在必须拣起来了。　　“会有什么药的，”帕克太太一边弯下腰，一边说，“人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治癌的什么药。”　　她俩都弯下了腰，手碰到一起，上面戴着金黄色的结婚戒指。她们甚至傻呵呵地碰了脑袋。　　等她们直起腰，欧达乌德太太弄好帽子，装好小包，说道：“他们不会为我找到什么药的。得了这病我就完蛋了。现在我知道，它就是打算这样折磨我呢！”　　可是艾米·帕克还是竭力反对。“不是的，”她说。“不可能是。”　　她握住自己那双已经开始发抖的手，因为不管她对自己的朋友寄予多大的爱和同情，她自己也在经历着痛苦。她被自己那种与生命并不牢靠的关系惊呆了。　　“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安安稳稳地死去，”欧达乌德太太说。“我要跟它搏斗一番，就像先前那样。”　　就像她曾经拧断鸭的脖子，撂倒一个牛犊，有一次还在一口猪的脖子上捅了一刀，紧要关头又骑到猪背上，直到最后一点生命的力量从猪身上喷吐出来。她曾经释放了这生命之力，现在轮到她被宰割了。　　两位妇人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吸着冷漠无情的空气，都有几分尴尬。她们不愿意分开，但又不能永远待在一起。　　“我把那匹小马套到马车上送你回家，”艾米·帕克说。　　人们常常拿微不足道的行为和十分重大的事实相抗衡。此外，看别人死比自己死还难。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欧达乌德太太说。“我步行来这儿也是为了溜达溜达，消遣消遣。我还这么回去。这一路上，有不少太太会趴在她们的篱笆上跟我聊天呢！现在，这段路走起来容易多了。还记得从前我们要想跟人说说心里话，或者听到别人的回答有多么困难吗？”　　就这样，两个黑不溜秋的老女人，踩着松软的泥土，在清冷的阳光下一起走了一小段路，最后分手了。她们的脸色像枯黄的树叶一样。　　”艾米·帕克进屋后，说：“我心里很不自在，斯坦。欧达乌德太太得癌症了。”　　老头回答：“胡说。”　　他的脑袋埋在报纸里，只有两个耳朵露在外面。他开始想自己青年时代的事情。一日之计在于晨，事实上，早晨几乎就是一整天。该发生的事情，早上便都发生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在默认了生命令人吃惊的短促这个事实之后，他这样问道。　　“刚才，”妻子说。“她看起来病得挺重。”　　她自己的皮肤有时候仍然显得容光焕发。为了看看这个奇迹还会不会发生，她从镜子旁边慢慢走过去，以便延长映像在镜子里出现的时间。可是只看到一张脸，因为她那双昏花的老眼正向内心深处张望。　　这天晚上，他们在里面坐着的那间屋子对他们来说真是个谜。两人都希望对方能明白他们的处境。　　后半夜，天下起雨来，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将这幢小屋包”裹在灰色的雨雾里。然后，当雨停了，浑黄的水不再在大路两旁流淌，周围的田野开始试探性地、毫无色彩地浮现出来的时候，老太太打开了喷嚏。显然她感冒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不能去看望她的邻居，而且必须保养她自己了。她围了条厚厚的黑羊毛围巾。这条围巾是她先前织的，后来竟然忘了。她喝加了洋葱的稀粥，心里总觉得自己那么可怜。　　这样，她便多多少少有理由不去履行看望欧达乌德太太的诺言。尽管过些日子她当然要去，还要带点儿好吃的，汤，或者一盆好吃的小牛蹄筋。与此同时，她为人类而慨叹，特别是为女人而叹息。当黑色的、几乎是深黑色的阴影布满在水源周围，当负鼠漂亮的爪子在烟囱里发出阵阵响声的时候，夜晚是那样地悲怆。那时，对于自己无能的认识变成一种活跃的、反叛的力量，使艾米·帕克在她这幢房子里坐立不安。她变得神经紧张，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有时候大声打嗝儿。不过因为经常是一个人待在那儿，倒也无伤大雅。有一次，她甚至想到她的朋友死了以后的情形。她想象着某些细节，心里想，她要是死了，我们也用不着去谈论那些因为太糟糕或者太美好而难于启齿的事情，我们不会涉及过去的生活，也决不谈受苦的事。她总要死的，活着的人却不会平静。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天，她刚感到一阵宽慰，就被门口站着的一个小姑娘叫了过去。这孩子说，欧达乌德家要她去一趟。帕克太太认出，她是小马营·肯尼迪。她的母亲泊尔丽叶·布莱特曾经因为别的事情叫她去欧达乌德家。　　“她不行了吗？”帕克太太抓着那扇来回晃荡的门问。　　可是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吓得要命，拔腿就跑。她跑着，人们看得见她那两只光脚板和内裤里紧绷着的屁股；她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帕克太太没多耽搁，很快就把那匹小马套到了轻便马车上。　　她赶着马车迎风而去。风是从西面刮来的，直往她颈子里灌。一股一股的大风把她吹得在那辆轻便小马车里直晃荡。她的面颊很快便显得丰满起来。风从她喉咙里直灌进去，直到她觉得自己因为这次使命而变得举足轻重。她还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妇人。在车子平稳地奔跑，或者车身突然倾斜碾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提高了勇气。看起来，她所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多的是--都可以被忽略不计了。她赶着马车奔跑着。显然，她从来没有把朋友忘到脑后，只是在等待一个以这样的机会表现她们情谊的时刻罢了。就这样，她向欧达乌德家驱车而去。一路上，那充满英雄气概的风折弯了粗壮的树。马车上的老太太真正被期望、焦急和受感动了。　　她到那儿的时候，欧达乌德家刚刚进入一个坍塌破败的“新阶段”。凤摧残着房顶，刮起一块铁皮。这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响着从院子里飞过，重重地打在一头猪的屁股上，然后掉进一个水洼里--或者是从哪儿溢出来的一摊黑乎乎的脏水，像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样，惊起一群鸭子。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家禽、家畜的呱呱呱、吱吱吱的叫声，就好像出了人命案。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些。屋子周围停着几辆装配得松松垮垮的汽车和几辆根结实的单座两轮马车。小孩在玩耍，几条青灰色的狗抬起腿。房子里面则进行着另外一些活动。　　帕克太太拴好马之后，进了屋。那里面已经散发出死亡和许多还活着的人体的气味。为了减轻这种气味，人们已经洒了一瓶从班加雷买的科隆香水，还烧了点什么东西，结果冒出一团烟，把这群人也给笼罩了。帕克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满腹疑虑地站在屋里，终于看见她的朋友，或者说她的躯壳，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躺在床上。　　欧达乌德太太瘦成一条儿，陷在床里，正在等死。这天她可受苦了。是最受折磨的一天吗？她还不清楚。她尽管身体虚弱，但疼痛还是逼得她咬紧牙关，直到咬出血来。她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眼睛倒还挺大，精神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像是罩了一层阴云。那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了，或者说，那已经是人们生活中认不出来的那部分东西了。　　在场的人有的拿她当陌生人对待，或者当已经去世的人对待。不管怎么说，灵魂已经离躯体而去。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来，我们把她扶高点儿，她又滑下去了，”有位妇人说。“扶住她，肯尼迪太太。这儿，托住她的胳肢窝。可怜的人儿，喷喷。病成这样了还挺重。”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多会儿能来？”她问。　　“这又是问谁呢？”大家问，把一块钩针编织的被子放在她的下巴下面，以便托住她。　　“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了，”她说。“如果我不能割断那条绳子，不到星期二我是不能回来的。不过，那个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稍稍碰一下就成，而且那样子很可爱。我从来不步行。我总是飞快地跑。”　　“是说医生呢！”大伙儿说，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史密斯医生，”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布朗医生，”人们说，若是换个场合就会笑起来了。　　“史密斯医生是过去那位老大夫，”一个长着黑痣的小个子女人说。她俯身向前，紧挨病人站着。因此，她看见了她的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醋栗。“这位新来的年轻大夫是布朗医生。”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些小鬃毛从猪背上一烫就掉。”　　“接下去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话呢！”那个小个子女人一边悄悄地笑着轻声说，一边带着她那毫无顾忌的黑痣从人群中挤出来。　　“已经派人叫布朗医生去了，欧达乌德太太。道盖特先生去‘了。医生到芬格兰顿给一位年轻太太接生去了。”一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夫人说--因为她的家族的缘故，现在成了夫人。　　“我不信你的话，”欧达乌德太太说。“太太们不生孩子。她们还是懂点儿事理的。”　　真让人失笑，人们心里想，唉，可怜的人儿。　　“我就没孩子，”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挤了挤眼睛，以便再次睁开。“我也不是什么太太。差他妈的远了。可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少了。我总是傻呵呵的。”她叹了一口气。“就这方面说，我对生、对死都一无所知。直到死到跟前才相信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盆里泡着要洗的东西，洋铁罐里发着面，那些小猪息吮着妈妈的奶头。”　　“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最不相信别人的人，”一位客人说。他坐在那儿，黄色的衣领很大，是那种硬领。　　这家伙名叫库沙克，据说是从丹尼里昆来的一位什么亲戚。他还是许多年以前，从海边码头到内地经过这儿时，见过欧达乌德先生一面。最近正巧又到了这一带，而且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于是就来了。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了，而且给了他一瓶啤酒，想堵住他的嘴巴别让他讲话。可是不起作用。他最喜欢谈论动物和金钱，对这两样东西既好奇又尊敬。对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一样。特别是鳄鱼，他曾经仔细研究过它的眼睛。至于钱倒是躲得他挺远。可是他以毫不吝啬的崇拜和神秘主义抬高了它的身价，甚至美化了它的颜色。　　“还是回到关于我父亲的话题上吧，”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人说。“或者从他开始谈吧。因为我深信，这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位老先生。他是在对病因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死于心绞痛的。各位注意，其实人家事先警告过他。可他就是不信，就像不信灌木丛里会长出先令一样。他还喜欢花，爱在玫瑰花丛中散步，摸摸花瓣--用他的话说，那是抚摸它们的肌肤。那是最妙的。有些讨厌鬼甚至对他说他疯了。可是他并不相信，而是从熙熙攘攘的生活中走过，朝那些他并不认识的人微笑。这一点就被人当成一个标志，说他肯定是个疯子。倒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些事差点儿发疯。她无法理解他对人们表现出的这种爱，特别是对那些上嘴唇汗毛很重的、黑不溜秋的姑娘。她呀，你知道，老是在缝补东西她总是坐在那儿，瞧着围裙上放着的那只袜子皱眉头。因为我母亲缝出来的活儿总是那么漂亮，既没有缝到一块儿的针脚，也没有剪断过的痕迹，她简直成了个织补家。我的父亲却喜欢让别人快活，用抚爱，或者别的不具形态的方式，或者向人们阐明他们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某个道理。由于他具备这样一种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天才--这种天才就连母亲也不得不承认--也因为妈妈那种因爱而生发出的恨，他无法相信死神就在科莱根大街那幢房子的二楼上悄悄地等他。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作为最近的亲属，他们派人来找我。这事自然不能告诉我母亲，而且她正患头痛病。他们说，我的父亲死了，那些太太们像魔鬼似地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特别是拉·陶克太太。‘什么太太？’我问。”我还是个怯生的小男孩。‘啊，’他们都笑了起来，有好心肠的人还为我涨红了脸。‘是那些妓女，’他们说。‘你父亲已经蹬腿归西了，现在请你去跟我们把他弄回来，要不然那些太太可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我当然得去，因为有些场合你是无法逃脱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简直是被他们抓着裤裆推出去的。总之，我去了那儿，有的人正在大哭，因为她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却在大笑，因为从妓院里硬邦邦地抬出个男人也还是件稀罕事儿。只有这座妓院的老板拉·陶克太太为她这幢房子的好名声受到玷污大声骂了起来。关于这件事，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捏我一把，有的人亲我一口。因为我是个挺漂亮的男孩。是的，”他说。“顺着楼梯转了老半天，我们把可怜的父亲抬到这幢房子的顶楼上，谁也没想到是应该把他搬到楼下去。就连那位很喜欢跟人聊天的拉·陶克太太也吃了一惊。于是我们只得又行动起来，抬着我可怜的父亲的尸体，又推又拉，而且大家都在冒汗。你们必须记住，那正是夏天。有个姑娘说起桶里的鲜牛奶来，她总是忘不了母牛的气味。她是个块头很大，好打呵欠的乡村姑娘，浑身是肉。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我可怜的父亲抬了下去。天正破晓，他的两只脚从大门口经过。‘哦，’我说，‘我该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蒂姆，’他们笑着说。‘这就像我们不能给孩子喂奶似的，不是我们能管的事情了。或许你该叫一辆出租马车，’他们说，然后便关上了那扇登亮的大门。我的可怜的父亲跟我待在一起，甚至死了以后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似乎对这最糟糕的事情还不相信。他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天总要亮的，这时天正在亮，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会出现在眼前，就如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样。后来，终于来了一辆洒水车，在晨光中给大街洒水。我身上的汗水这时已经变得冰凉。我一定是沉着脸站在那儿发楞。‘孩子，你这是拣了个什么玩意儿？’洒水的男人问道。‘是我父亲，’我说。‘他死了。’洒水人又说，‘嗯，他要是能跳上车来，下面这段路我可以拉上他。’于是，我们就帮父亲好歹往车上‘跳’。虽然差点儿把我们累死，但勉勉强强总算把他弄上去了。洒水人赶着马车走过大街，洒下一片水花。那情景可真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细碎的水滴落在灰色的大街上，发出悦耳的声音。‘这个职业不错，’洒水人说。‘最后审判日过后，大街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我们也已经受过审判了？’我问道，就像一个趾高气扬的男孩。可是洒水人没有听见。我没有介意，许多事情经不住第二次盘问。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水珠闪着微光，我们愉快地聊着。直到许多铜号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伸出两个胳膊肘，躲避着那些老大的铜喇叭，我们差点儿从车上摔下去。而且欢呼声四起，叫喊的人大部分是妓女。她们倚在街道两旁大多数的窗口，屋子里摆开长长的桌子。这时，一位年轻的小姐嘴巴张得老大，我明白，在她眼里，我大概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双腿叉开站在大车上，躲闪着，同时紧紧抓着我那已故的父亲。这时，他坐了起来，说道；‘儿子，往下掉的时候，你就伸开胳膊伸开腿，像锯末一样，这样就摔不断骨头了。’父亲就这副样子从大车上倒栽下来，我也紧跟着他滚落下来，脑袋撞在地上。我是在离我们家两条街远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的。‘你搞到一具可怕的尸体，’洒水人一边说，一边低头瞅着。这时，太阳已经升起，人们都出来看热闹，男人们穿着背心，太太们头上有许多发卷。还有些人是我们的熟人。‘怎么了？’他们问。‘这不是库沙克和他爸爸吗？他又醉得死过去了，这个老家伙。’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评价。因为我心里还比较清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并不想把真情泄露出去。”　　“喷喷，”那个黑痣上长毛的女人说，“这故事讲得多神呀！”　　“消磨时间嘛！”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男人说。他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正从内心最深处很悲凉地升起。　　欧达乌德太太一直在睡觉，或者是被一把仁慈的钳子夹着拉跑了。现在她又痛苦地睁大眼睛，说：“因为太太们太多，桑葚酱不够了。”　　“是这样的，帕克太太，”她对她的朋友说。她坐在床跟前放着的一张椅子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你一直爱吃桑葚酱，还有腌野猪肉。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野猪肉，就像记得我自己的脸一样。从来就看不见那些细小的鬃毛混进猪肉里头。你还记得呜？”　　“记得，”帕克太太说，点了点她那顶整洁的黑帽子。　　她们相互间又认出了对方。尽管一个被流逝的时光装扮成一个胖老太太，另一个则差不多要被死神吞噬光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葚野猪肉了，”艾米·帕克说，就好像由那些她已经不再做的事情引出的推论把她吓了一跳。“你要是不再干，也就失去了那个习惯。”　　她说出来的话都很奇怪，因为越来越近的死亡使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她向镜子里面张望着。　　“我还记得有个男人养成一个每天早晨吃一品脱糖浆拌一磅麸子的习惯，”库沙克先生说。　　但是大伙儿都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艾米·帕克看着朋友那张脸，那脸又毫无表情了。她要死了，她心里想，我没法理解这一切，确实不能。我什么也不明自，她想。她开始点头，而且怎么也不能停下来。　　“这样还好些，”年轻的肯尼迪太太说。“到吃茶点时就该完了。”　　“生活中，我在什么事情上都不搞投机，”欧达乌德太太说。“啊--”她尖叫着，仰面倒下。“他们会收留我的，可是他们得先准备好呀！”　　艾米·帕克既然到场就强迫自己鼓足勇气，承担一点抚慰朋友的责任，而且她也确实愿意这样做。她俯身向前，握住朋友的手。生命的力量还在那手上慢慢流淌。她们俩生命的小溪在刹那间汇合到了一起。　　大邻居躺在那儿面色灰白，汗流不止。她的气色完全是自己的头发的那种颜色--头发早已松开，分成两股披散下来。这样躺了一会儿之后，她开始哺哺着说她看到的、或者曾经看到的什么东西。但是很难听清她说的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两者似乎都涂了一层同样灰蒙蒙的釉料。因为枕头越摞越高，鸭绒垫越堆越高，钩针编织的被子锁链似的花边愈加沉重，这间屋子显得更小了。屋子里，每一个人都开始感觉到欧达乌德太太的声音倾泻到这屋里所形成的那股灰色的水流的涌动。那水上下翻滚着，流淌着，有时漫过他们自己悲伤的梦的涌流，有时在欧达鸟德太太指出的那些物体周围旋转。只有艾米·帕克紧握着那只被水淹没的手，被这股生命的惊涛骇浪席卷着，两个人的灵魂在嬉戏与危难中航行。　　“因为我们一共是七个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如果我没有忘记还有第八个的话。那个脸朝下跌进泥塘的小姑娘被淹死了，或者闷死了。哦，我应当说，是在烂泥塘底下被吸吮着。她叫玛利亚。不过，我们都是马利亚，这是因为圣母马利亚的缘故。我们那些孩子们，或者所有能合得来的孩子们，有时候划着一条小船去玩。那是一条很漂亮的河，不少地方生着水草。这些水草仿佛把小河染成了棕色。·我们就这样顺流而下，摸着乌龙雅的座座石桥。那些桥都是大理石砌成的，摸上去冰凉，而且好像在移动。那是流动着的河水造成的假象，让你总觉得是大理石的缘故。那位要去市场的老太太赶着一辆很灵巧的轻便双轮马车，从这座桥上走过。她给了我这株花。你能看得见，帕克太太。别对我说你看不见。”　　“哪株花，亲爱的欧达乌德太太？”艾米·帕克问。　　让自己的神思又回到这间狭窄的小屋，她觉得一阵慌乱。　　“那株开红花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到了晚上可真漂亮呀！就在窗台上。”　　“哦，”帕克太太说，“你是说那株天竺葵。”　　“是的，”欧达乌德太太说。“是天竺葵。这是凯拉尼一位太太送的。现在我已经认不出她了。因为我想，她也死了。可是就在我们一块儿站过的那座桥上，我见过她。帕克太太，你该记得的。我们站在那儿看羊群从身边走过去。它们是一些懒懒散散的牲畜，却把我们挤得连钮扣都掉了。你还记得我们手上沾满了梦幻般的羊毛和羊毛的气味吗？那时，你说：‘我们可不是出来玩的，我们是有事来的。’我说：‘如果没有目的，我们也就不会出来了。难道还有什么比发洪水更好看的吗？’哦，亲爱的，你伸长脖子在人群中找你的丈夫。我却只喜欢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喜欢直勾勾地看陌生人的鼻窟窿。我看不够。我还能用双手抚摸陌生人的皮肤。你知道吗？”　　屋子里有些人刚才还因为发现自己的生命多么脆弱而备受折磨，现在又都从他们忍受着的痛苦的痉挛中挣扎出来，大笑起来。　　下面还会说啥呢？几个女人哼着鼻子说，不过声音很小，只从她们的鼻子下面传到下巴额也就算了。　　但是艾米·帕克知道。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知道，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知道。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于是，她从桥上俯下身来，捧起漂浮在河水里的一张张面孔。有的嘴唇张开等待亲吻，有的则闹得很紧，但都在浑黄的洪水中上下翻腾，还有那些旧信和发黄的照片。　　“你最好能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她对欧达乌德太太说，“这样可以保存一点力气。”　　因为动来动去，把她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这屋里真闷！”痣上长毛的女人说，她打开窗户，“真让人发困。”　　那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库沙克先生一双眼睛因为屋里的烟而发痛，还因为喝了相当苦的啤酒，不住地打嗝儿。他本来想再讲个故事，讲点儿耸人听闻又极其真实的奇闻轶事，好把人们的注意力再吸引到他的身上，以便日后还能记住他。可是仔细思索的时候，这种故事又不翼而飞，他只得在后面坐着，眼窝深陷，下巴发青。除了替这个世界接收一具死尸之外，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来这儿干什么的。不过，此刻，几乎每一个人都想错了，只有那株天竺葵在窗台上发着光--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这时，丈夫回来了。他是被人们支出去换换空气，去消遣消遣的。在床旁边，他是个让人讨厌的人。有时候他对妻子的爱变得令人作呕。他像一条瞎狗，舔她的手，呜哇乱叫，露出仍然很白很尖的牙齿。　　对于欧达乌德，谁也不介意。他已经只是一个躯壳了。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还会有人给他吃东西、给他缝补衣服吗？同情和怜悯会渐渐变少。最好像一条狗，躺在一丛黑莓下面死去。他会这样的，只是还没到时候。　　这位丈夫摸索着从屋里走过，不时撞到那些已经变了位置的东西上，或者撞到他并没想到会来的人们的身上。他块头很大，蹒蹒珊珊，身上那套衣服就像是摸黑穿上去似的。欧达乌德衣服穿得很别扭。他的一双眼睛流着眼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他已经失去了对他那张脸的控制，那还只是一种他自个儿的痛苦，至少对他是这样。因为绝大多数东西已经被黑暗隐蔽起来了。　　他走过这间屋子。有的人带着明显的害怕的感情把脸转过去，以免被他那双多节的手碰到。另外一些人则更谨慎地溜到旁边，带着装出来的无忧无虑，隐没在一片朦胧之中。　　“欧达乌德太太在哪儿？”他毫无办法地询问着，似乎消失在人群之中。“她好一些了吗？你们能告诉我吗？”　　“欧达乌德太太还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好，”肯尼迪太太回答道。她的外甥女是个见习护士，这使她自己也感到抬高了身份。“在这儿坐下，但是要安静，你不要胡来。”　　她领着这个男人穿过他自己的房间，走到那张许多年来他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床前。在这张床上，他曾经在稍纵即逝的瞬息之间，捕捉到许多难以理解的诗意。　　“你又要干什么呢？”欧达乌德太太闭着眼睛嘟哝着。　　她已经不能再为她的丈夫做什么了。她的毛发已经长得很重了。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他说。　　他摸着被子，那上面的图案是凸出来的蜂窝状的花纹。　　为了某种原因，她不想让他摸她的手，也许是因为她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对于他，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她紧紧握着艾米·帕克的手。有的人希望自己有位新朋友，诉说诉说自己最为隐蔽的秘密。而艾米·帕克虽然是老相识，但因为长时间没有见面，便成了新朋友。因此，这两个女人紧握着手。她们之间还有许多话要说。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帕克太太，”欧达乌德太太嘴唇轻轻翕动着说。　　还微笑着。　　“什么呀，亲爱的？”帕克太太问。　　她弯下腰细瞅着，因为不一定能听见她说啥。　　“那些倒挂金钟，”欧达乌德太太说，“都砍倒了。”　　于是，艾米·帕克听见了那些红色小喇叭抖动的声音，觉得有一股早晨的热风吹过。她向欧达乌德太太那双眼睛的深处望去。这双眼睛变成浓浓的金色，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淹没了。　　“刚才，”她说，“我看见你的脸了，艾米，这还是头一次。”　　因为一辈子也没人对她说过这样体己的话，文米·帕克不由得脸红了。　　这时，欧达．乌德因为不能理解在他自己的床铺周围说的这好几种语言，开始在空中挥动两条胳膊，而且又变得令人讨厌，大声叫喊着：“你们为什么不都滚出去，让我们悄悄地死在这儿？”　　可是人们还是把他按在原来的地方坐下。这些组织者们认为，谁家死了人都应当是一件大家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　　那个黑痣上长毛的女人走过来。俯身在欧达乌德太太的脸前，说：“你确实不要请神父来吗，亲爱的？”　　“我要神父来干啥？”欧达乌德太太问道。　　“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试一试嘛，”这位来帮忙的邻居说。　　这时，欧达乌德感觉到一阵可怕的冷风。他抓起被子，从肺部深处，从这个黑乎乎的屋子中间哭喊起来，震动了每一样东西：“啊！凯茜，凯茜，你就这样离开我吗？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　　欧达乌德太太很平静。　　“我不要请神父。我不害怕。我自己就可以说我想说的话。谢谢上帝。”　　屋子里吵成一团，有的人表示赞美，有的人却并不赞成。牙齿发出吮吸东西的声音，那个可怜的男人放声大哭。有些人却只顾听这撕心裂肺的号陶。因为人们并不是常有机会听一个男人哭叫的，尤其像他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因此，谁也没注意到医生进来了。他刚在芬格兰顿接完生就来了。　　这位医生是个受了惊而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轻人。他很少说医生的行话，因此谁都不相信他。尽管他们也照样请他，甚至还付他钱。有时候，手头拮据，他真希望自己是个魔术师。　　“大家好？”他问道，既像是问某几个人，又像是问大伙儿。　　或许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魔术师，用一串五颜六色的球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肯尼迪太太很郑重地说，她受了很大的折磨，尽管相当乐观。肯尼迪太太还说，刚才她还一直要打针来着。只要打一点儿。　　这位年轻医生十分高兴能有机会从他的出诊包里往外掏点什么。这个包已经有两个小孩正趴在那儿往里瞧。　　可是艾米·帕克因为一直坐在那儿握着朋友的手，心里明白，她已经死了。现在必须把这一点告诉大家了，她想。可是这难于出口的话，憋得她喉咙发胀。　　“欧达乌德太太，”她终于说，“已经死了。”　　她用一块手帕捂着嘴抽身走开，免得哭出声来。　　她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怎么哭过，现在也不。　　结果是，那些冲过去要看个究竟、要做一番比较，并且以那种承袭来的技巧将尸首抬出来放好，然后喝着茶表示大家共有的同情的人们，都说帕克太太一直是个冷酷的女人，说她毫无道理地骄傲，在这一带没人缘，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老太太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从那株仍然在窗台上光彩夺目的天竺葵和那个号陶大哭的人的躯壳旁边走过。她不知道该怎样表示她的同情。她走过那个院子，走到她那匹小马跟前，怕它着凉，在它的背上搭了一条口袋。在这春天的傍晚，天气还很冷。老太太赶着马车向家里驶去，树在就要停息的风中摇动着。车轮碾过枯枝败叶，她在那辆脆弱的轻便马车里端坐着。　　她回家的时候，老头--她的丈夫，正跪在地上用耙子把一堆火的余烬耙在一起。　　“欧达乌德太太怎么样了？”他抬起头问道。　　“她已经过世了，”她说，让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两个老人没有再谈这件丧事，而是很快就坐下吃晚饭，吃排骨和油煎土豆片。当他们擦掉嘴唇上的油，喝着一杯杯甜茶，谈论一些让人心里发热，但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情时，他们其实并没有想到对方的存在。　　直到后来，他们才开始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些。那也许是某种天命使然。当他们在鸭绒被子下面躺下来的时候，才敢想想那位死去的女人在墓地下面与沙土杂混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情形。那真是难以想象。欧达乌德太太会躺在一个窄窄的墓穴里--如果他们敢这样设想的话。她说过的话曾在耳边回响，而且还将继续回响，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