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树-21

间，很快就要搬到那儿住了。事实上，就是下个星期。她们已经说好可以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塞尔玛·帕克坐上了电车。如果说她的生活已经开始定型，现在还没有必要去谈论它。那是她自己的事情。在那位医生遗孀的浴室里，在白檀与紫丁香的香气中，在一个很好的郊区，她昏昏欲睡。　　斯坦·帕克继续着回家的旅行。那出现在眼前的熟悉的地形使他感到一阵充满负疚之感的轻松。他对于这一带景物的轮廓比对人们的面孔，特别是他的孩子们的面孔还要觉得亲切。他说，研究孩子们是当妈的事儿。他就喜欢事情是这个样子。但是，火车上的旅行表明，他的不幸还不甚突出。他在班加雷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翻山越岭，开到杜瑞尔盖。他在那儿下车，走过一块块围起来的牧场。有时候，他喜欢独自一人向家走去，从枯黄的草和黑乎乎的树木间慢慢地走过去，四处张望着，就像一个陌生人。看着那一卷卷跌落下来的树皮。这树皮永远是一个奥秘。这时，男人的无知便转换成知识。阳光下，他那粗糙的皮肤仿佛也是透明的。　　　　　　　　　　　　　　　　第十七章　　艾米·帕克只得对儿子不在这个事实认可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在家和他在家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每一次想起他，她总是把他想成个婴儿，或者是个跑不远的小男孩，要嘛是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然后，她总是把他吻得晕头转向，还要啃一气他脖颈那条弯弯的曲线。他只能挣扎着，抵抗她的爱。这种思念的方式使得过去的事情比现在还要具体。　　不过有一次，雷确实从奥尔班尼寄回过一张明信片。他的笔迹她已经忘了--如果先前还一直记着的话。那似乎是出自一个陌生人之手。她怀着敬意戴上老花镜看。就好像那是一瞬间出现的明亮的闪电。他说，他在做买卖。她很骄傲，总算收到这么张明信片，尽管她不爱这个“陌生人”。她爱那个挣扎着的小男孩。夏日，她把自己丰满的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她擦干一双手，把那张卡片拿给别人看，拿给那些来她家的人们看，不无骄傲地接受他们的祝贺，而且怀着一种自然而然的钟爱之情，谈起她那出门在外的儿子。但她并不爱这个“陌生人”。　　她本来也想爱他。想到她还从来没有把儿子当作一个大人去爱，一种恐惧便袭上心头。有时候，她把一双手绞在一起，那是一双柔软的、相当丰满的手。手掌很宽，并不干巴。但是，这样绞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于巴巴，像纸一样薄。然后，她便强迫自己没事找事做，或者对她那位好丈夫温情脉脉地说些什么，给他拿东西吃，料理他的衣服。她爱她的丈夫，甚至在经历了那爱情的劳碌生活之后，仍然爱他。可是有时候，她侧卧着对自己说：我还没爱够他呢！还没呢！他还没看到爱的证据呢！如果她能转过脸，指一指那个男人--他们的儿子，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可她不能。　　她经常觉得好像没有孩子似的。因为除了断断续续地做出些爱的表示外，她还没学会爱她的女儿。那时，她就常想起乌龙滩发大水时，他们拣的那个小孩儿，那个用皮博迪家的大车拉回来，又很快跑了的小孩儿。她觉得，如果她制服了他，这个男孩本来可以成为她的儿子。这很可能。发洪水的时候，他们生活中所有那些没能发生的事情，如今在她开始变干瘪了的时候，怀着一种思念之情，她觉得什么都可能了。　　在我们这个岁数，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女邮政局长说。她的一张脸从一开头就皱巴巴的了。但是她看起来对此并不介意。　　艾米·帕克挺讨厌这个女邮政局长。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友好往来的习惯，她去镇上的时候，常停下来跟她聊一会儿。再说，在山坡总得歇歇脚。　　她总是说。“在家吗？盖奇太太。没有我们的信吧？”　　盖奇太太便会冲出来。　　“我还没看呢，亲爱的，”她总是这样说。“是电话。真能把你忙死。倒不是对人没有好处，可我得整天待在这儿听电话。今天早晨，就有里斯沟来的电话，你会感到吃惊。可我，当然，是政府官员，不是普通老百姓。”　　盖奇太太就是这样，用她那双枯黄的手，操纵着人们的生活。因此，除了难以理解而又印象深刻之外，帕克太太加倍地讨厌她。　　但是终于有一天，盖奇太太不能操纵那些电话线了，或者有一根给切断了。她陷入一片混乱，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双眼睛瞪得像两个玻璃球。　　“帕克太太！”她喊道。“我在等你呢！天呀！太可怕了，我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是盖奇先生。”　　艾米·帕克踌躇不前了。跟大多数人一样，她早把邮政局长的丈夫忘到了脑后。但是局长用她那只滚烫的手一把抓住她，另一只干燥的、结实的手指指划划，领着她就走。　　“他自杀了，亲爱的，”她宣布道，因为她的处境，语气令人哀怜。“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用两条带子。有一条带子很旧，我以前没见过，一定是他从哪儿拣的。他就吊在那儿。天呀！那情景真可怕，他慢悠悠地晃来晃去。不过那张脸还很平静。”　　艾米·帕克并没有准备去看死人。可是就这样被牵着鼻子走，那副样子看起来既滑稽可笑，又显得焦躁不安。　　“是亚当斯太太帮我处理尸体的，”女邮政局长说。“还挺体面。看一看役关系。这几位太太刚看过，还跟我坐了一会儿，表了表同情。”　　事实上，只有霍布森太太、玛尔万尼太太，和一位戴面纱的女人在那儿。　　“至少，你已经有伴了，”艾米·帕克说。这时候，她可一点儿也不想看死人。　　玛尔万尼太太咂了嘴。　　“这可是丢下个寡妇的好法子，”霍布森太太说。　　“是啊！”盖奇太太尖叫着。“是啊！”　　大伙儿都吓了一跳。因为直到那时，她一直显得轻松自在，听天由命。　　盖奇太太被她生活中那些漫无边际的事情噎得说不出话来。突然间，她又非得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她是一位学校舍监的女儿，在靠海岸的一座城里安家。他们居住在一座几乎被绣球花覆盖着的别墅里。她的父亲很为那些花儿骄傲。但那些花儿把他们这家人映衬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简直是在那些植物下面生活。要透过很大的叶子，看外面的情景，呼吸着潮湿的、似乎变绿了的空气。她是在她的丈夫坐在一道防波堤上手执鱼竿垂钓的时候跟他认识的。她看见鱼被他钓上来的时候闪闪发光。他虽然胳膊很细，钓鱼的动作却十分熟练。那是条很可爱的鱼。他们俩一块儿看着，她很怕自己说出什么让他扫兴的话来。因为那条鱼简直把他给迷住了。当他由于一阵令人惊骇的冲动，违背自己的意愿要把那条鱼给她的时候，她简直不敢接受。回家后，他们用自酱油把那条鱼清炖着吃了。邀请这位年轻人去分享时，他拒绝了，声称他对已经煮熟的鱼不感兴趣。这以后不久，他就跟这位鱼的领受者结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那令人敬畏的、不可避兔的命运使然。以后，他们开始互相了解了。他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谁都知道，盖奇先生身体很弱。他下巴很短，一双眼睛如果还算文雅的话，眼神却不济，也不怎么看人。他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闷热的、黑乎乎的城市里住过，在散发着腐烂气味的农舍里住过，在帐篷里、甚至在树皮搭成的窝棚里住过。丈夫干一样差事丢一样差事。他是修理工，一双手却没劲儿。他干木工活很有几分天才，偏偏锯末影响他的呼吸。有时候，他会一连好几天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这简直是对一个女人的侮辱。他常常坐在那儿瞅着一个空盘子，就好像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玩意儿。要嘛，穿件背心，坐在木兰树下那个破铁床架子上面。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就那么干坐着。当然，从这位妇人于邮政工作，已经过去许多年了Z那是由于生活所迫。也因为她的勇敢。她已经在杜瑞尔盖待了好多年了。那以前是在另外一个小镇。她还想给她们讲讲她跟这位已经死去的人共同生活的许多别的细节，甚至夫妻生活的细节。以后大概还会讲的。　　“只是叫你们看看，”她说，“一个女人都能忍受些什么。”　　她的头发已经乱得拢不起来了。　　艾米·帕克想起女邮政局长的丈夫双膝跪在蛛网似的丛林旁边的样子。她希望他不要被别人这样毫不留情地说长说短。　　“现在他已经死了，盖奇太太，”她说。　　“可是我呢？”邮政局长尖叫着。“我还活着。或者说还算活着。”　　她发出一阵于巴巴的响声，就像一株棕榈树。　　“我从来没有被什么去中，或者劈开，但是我渐渐懂得，我并不理解我自己，”她说，“也不理解任何别的东西。”　　玛尔万尼太太又咂了咂嘴。　　“来，”邮政局长说，把她那缕不听话的头发拢到额头上面。那头发已经在那儿浸得湿漉漉的了。“我要请你们诸位太太看几样东西。这些东西会把我的意思解释清楚的。从这儿走，请，”她说，动了动她那件黑衬衫的腰带。“会说明问题的，”她笑着说。　　大家都有点儿害怕，可还得在后头跟着。玛尔万尼太太、霍布森太太、帕克太太，以及那个戴面纱的女人。　　面对着一个人的灵魂也许关在一个盒子里或者附着在一张纸上的可能性，大家都忘记有个死人正躺在这幢房子里。邮政局长推开一扇门，女人们都急促地呼吸着。在那间谁都知道会是一副什么样子的小屋里，乱七八糟地摆着几件家具，一只呆笨的钟，钟摆晃动出时间的韵律。那屋子还散发出一股也许是一个男人关在里头沉思默想的气味。这股气味在这个男人出去甚至死了之后，依然顽固地盘踞着。　　“瞧”邮政局长用一种更加不带感情的甚至是官气十足的腔调说。“这些玩意儿！我当然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泄露过。在我们家竟有这种事！但是，现在他既然已经死了，”她怀着一种敬意说，因为不管死去的是怎样一条可怜虫，死亡本身还是必须尊敬的。“看在我们大家都是朋友的份上，我第一次，而且但愿是最后一次，公开这个秘密。”　　“那是些啥玩意儿？”霍布森太大问。　　“是油画，”邮政局长用同样平静的官腔说道。　　她用脚趾指了指靠家具竖着的那些画。它们或者堆在一起，或者单个儿摆着。然后，她像个小姑娘似地，十分轻捷地冲过去，开始怒气冲冲地、不无羞愧地排列那些画。她要把她生活中最隐密的东西，暴露给她带进来的这些女人看。因为就要把这一切完全彻底地公之于世，她显出一种病态的兴奋。　　“瞧，”她说，双膝跪在地上，转身望着她的朋友们，一张黄黄的脸正对大伙儿，等着挨石头砸或是受到饶恕。到这时，她已经全然不管了，反正她自己那种渴求的心理已经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故事。”　　玛尔万尼太太咂了咂嘴。　　“他疯了吗？”霍布森太太说。她根本就不懂这是干什么。　　“我不知道，”邮政局长用一种很庄重的口气说。好像完全是直抒胸臆。而且与其说是跟她的听众们说，还不如说是对她自己说。　　戴面纱的女人走上前，更加自在地看那些画。她用舌尖润嘴唇的时候，触到了面纱，便干脆把它撩了起来。这块面纱要嘛是旧式样，要嘛是放的时间太长，又变得时兴起来。　　她说：“很有趣。不过，当然，美术作品并不能真正证明什么。它们的价值必须由其自身决定。”　　霍布森太太和玛尔万尼太太怀着一种仇恨，看着这个陌生人，琢磨着这几句她们根本不懂的话。说这话的人面皮挺黑，更糟糕的是，她也许是个外国人。　　“对于你，当然无所谓，俾瑞伯太太，”邮政局长说。她跪在那儿，膝盖很不舒服，便站起身来。“处于你的地位，当然可以对那些你不曾为之受苦的东西做一番判断。可是我为这每一笔都洒过血呀！”她叫喊着。“为这些破玩意儿！”　　她朝一幅画踢了过去。　　玛尔万尼太太和霍布森太太被她这种蛮横无礼的行为惊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因为她正好踢在已故的丈夫画的那个读神的耶稣的身上。这画显然画在一个茶叶箱子的侧面。这时，那木板已经有点儿弯曲变形了。那画上画的是贫穷的、骨瘦如柴的修理工耶稣--一个仿佛煺光了毛的鸡似的男人。他好像没有吃尽被侮辱、被损害的苦，还乐于忍受更多的苦难。直到用所有武器中最低劣的东西--破玻璃瓶子割破肌肤，躺在铁路旁边，在一堆褐色的苍蝇下面化脓。　　“啊--”玛尔万尼太太和霍布森太太惊叹着，”太可怕了。”　　她们被震惊了，也很害怕，想转身从这间仿佛是疯人院似的房子里跑出去，再也不要想起它。　　这当儿，艾米·帕克一直沉默不语。因为她正在从中体味一种巨大的柔情和美。对于邮政局长的丈夫画在耶稣手上的血珠，她也没有丝毫的怀疑。然后，他的肌肤开始感动她了。那畏畏缩缩的、铜锈般的皮肉，冒汗的蜡黄的脸。她都曾相识，就好像梦境告诉过她似的。重要的真理在清醒时只能了解一半。　　她看着这张耶稣画像，并且理解了它。她役怎么挪动，又看了摆在四周的、邮政局长的丈夫留下来的另外那些画。他似乎画了许多许多树，各式各样的姿势。它们的枝干在睡乡或者沉思中交叉着压在一起，或者痛苦地摇动着。还有死树。它们白色的躯干不像牧场上扔着的骨头，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干巴巴、高深莫测。如此说来，一支画笔也可以表达爱。以前，她还从来没见过能够充分表现美的画笔。这引诱得她爱她的邻居。　　后来，那些看画的女人们都笑了起来。　　“这画的是什么？”玛尔万尼太太笑着问。　　“哦，啊！这是什么？”霍布森太太用那根戴结婚戒指的手指捂着嘴笑着说。　　女人们开始尖叫起来，在她们结实的胸衣里扭动着，挣扎着，连胳肢窝都变黑了。　　“是啊，”邮政局长极力忍耐着，说，“这张最让人讨厌！”　　她情愿背上挨一棍子，在那令人痛苦的笑声的边缘踉踉跄跄。在艾米·帕克看来，这个矫揉造作的女人几乎就是用颜料涂抹出来的。　　画上画的那个女人刚刚睡醒。她那杏仁似的眼睛里，小小的瞳仁闪着聪慧。瞳仁变幻着，似乎很快就要铺满绿茵。要不是那卷须似的毛以一种天真无邪的诗情保护了身体的那几个部位，这个刚睡醒的女人就一丝不挂了。她朴素得如同静寂与石头。两只乳房亦如两块石头。她抬起那双有点笨拙但又十分动人的手，伸向太阳。这轮太阳要不是带着近乎野蛮的炽热，熠熠闪光，其自身也就是一块石头了。　　这当儿，玛尔万尼太太和霍布森太太一直笑得浑身颤动，大加嘲弄。“还能再画什么呢？”她们喊着，眼泪顺着皮革似的面颊流了下来。　　她们这种欢笑造出来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　　艾米·帕克一直仁立在哄笑声中。这时，她注意到在那幅画的拐角，女人的脚边，邮政局长的丈夫用什么尖利的东西蘸着油彩，涂抹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只蚂蚁的躯壳似的东西。从这个躯壳里冒出一股摇曳着的火。那火用明亮的油彩涂抹而成，堪与那女人所追求的太阳争辉。　　啊，艾米·帕克在心里喃喃着，想起了山坡上的往事，脸红了。　　“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女邮政局长向大伙儿转过身来，“我已经没什么可隐藏的了。我总得让什么人看看，”她说。“不过，有时候，我们也很快活。我给他做他喜欢吃的东西。他非常爱吃腰子。傍晚，我们一起坐在外面乘凉。他知道天上那些星星的名字。　　她用手扫了扫窗台。几只死苍蝇和一点尘土落了下来。　　这时，已经没有谁特别注意听她说话了。她们要嘛看够了，不想再看；要嘛急于爬回到自己思想的空间。总之，她们开始从这间小屋退了出来。　　“感谢你的好意，斯瑞伯太太，”盖奇太太用一种带着哭腔的声音说。这种声音经常是为有钱和有权的人装出来的。　　而斯瑞伯太太--她是个外国人--也很有钱。她在这一带买下一份产业，有时候也做牛汕，为的是体验一下手搅牛油的感受。　　“很有意思，”俾瑞伯太太用她那沙哑的、阴郁的声音说，又拉下她的黑面纱。“要是我的话，就把它忘掉一段时间，盖奇太太。然后再想起来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　　“可是它不会离开我的，”邮政局长大声说。戴面纱的女人思想已经溜号了。　　别人都在往外走。　　“帕克太太，亲爱的，”邮政局长喊道，裙子急促地摆动着，发出窸窸的响声。“我再也不和别人说起这些画了，”她请求着，“不要和任何人讲。”　　艾米·帕克垂下脑袋，答应不讲。　　回家之后，丈夫问道：“你上哪儿去了，艾米？这么长时间。”　　“在邮政局长那儿，”她说，“盖奇先生自杀了。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吊死的。”　　斯坦·帕克像别人一样不认识这位邮政局长的丈夫，可是感到惊奇，死神居然会把他只知道名字的某个人给吞噬了。　　“说下去，”他说。　　他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脱口而出，问他为什么要自杀。　　艾米·帕克拿来杯子和盘子。　　“盖奇太太让我们看了些他画的画，”她终于说。　　“什么样的画？”丈夫问道。　　“油画，”她说。“不过，她不让我们提这事儿。”　　她把茶壶茶杯放上来。她开始为自己这幢房子里的那种陌生感而颤抖。她的一双手像陌生的鸟儿，在茶杯之间碰撞，慌乱地扑动。　　斯坦·帕克心里纳闷，为什么他从来没想到过自杀。产生这种必要性的关键在哪儿？他切着面包，思索着。早晨，清新的空气在屋里流动，抚摸着糊了纸的墙壁，触动着它们。坚固的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便可以被软化？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尸体埋到公墓旁边的矮树丛之后，斯坦·帕克便把这事忘了。但是他的妻子仍然想着这桩事情。倒不是总想着死亡本身，而是想她与那位故人之间所谓的关系。她总想起那天他跪在乱石之上时那张灰暗的脸。那张脸一直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她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有些细节她大概忘记了？她在心底狂热地搜寻着，但还是不得要领。直到她终于意识到，事实上那个向往太阳的、体态丰满的女人很有点儿像她自已。那女人的身体便是照她画的。　　这样一来，她坐卧不安了。她想套上一匹马，手里握着缰绳，赶着马车出去。湛蓝的天空，只有一丝丝螺纹状的云彩不耐烦地飘动。一大块玉米地带着要人猜测的秘密喧闹着追逐她。然后，她会生起气来，吓唬她那匹文静的马。在这种情形下，她便用皮鞭抽打着马背，心里说：我总得去看欧达乌德夫妇，我知道我会这样做的。她赶着马车继续向前，一双手变得更有力量了。现在，既然这个坚定的目标已经具体化了，她便高兴起来。不能把自己心烦意乱的精神状态带到欧达乌德夫妇面前。于是，她赶着她现在所拥有的一辆很灵巧的双轮轻便小马车和一匹挺结实的褐色小马，一路叮当奔驰着。树木向身后甩去。她说，我不再想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了。　　当艾米·帕克把车赶上通向欧达乌德家那条小路上的时候，她挺直厚实的腰板又充满了信心。没有主人的影子。那幢房子在那儿，还有猪。一头生了寄生虫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一直生病的小黄猪正心不在焉地用鼻子拱一个白菜帮子。艾米·帕克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她的朋友和邻居欧达乌德太太了。不是因为吵过架，而是因为她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需要相互帮忙。她向四周张望着，看着这幢陌生的房子。这房子她先前是熟悉的，可后来又忘了。它位立在那儿，似乎被某种特别的重心维持着。房子的木头墙壁显得支离破碎。有的木条已经被掀扯下来。那是为了方便、舒服。在下雨的时候生了火。省了那个人到棚屋里拿斧子劈柴的麻烦。　　现在，事实上院子中间就有一堆火，或者说是一堆阴沉沉、黑乎乎的死灰。一股肮脏的烟在上面缭绕、盘桓，冒着一股恶臭。那臭气散发开来，直呛鼻子。没错，那烟是从一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端受苦的头颅骨上的两个眼眶骨里冒出来的。　　艾米·帕克摸摸索索从这臭气中走过，把她那匹直喘粗气的小马拴起来。　　女邻居探出头向外面望了望，戴上放在厨房碗架子上的假牙，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神了神罩衫。艾米·帕克说话的样子就像昨天刚见她的朋友似的。不过，她还能怎么样呢？她已经这么久没见她了。她说：“你烧什么呢？欧达乌德太太。”　　“啊，”女邻居捂着嘴说，“点了一小堆火。”　　“是一小堆火。可这味儿太臭了，”她的朋友帕克太太说。　　“哦，”欧达乌德太太在捂在嘴上的手后面说道，“我是在烧破橡皮。”　　“什么橡皮？”　　“是我们先前拣便宜买的旧轮胎。”　　“这么说，你们自个儿有汽车了？帅白克太太问。　　“他是不开任何靠酒精之类的东西发动的车的，”欧达乌德太太捂着嘴说。“一会儿就叫他喝光了，”她说。“不是，这个旧轮胎是他买来搞投机倒把的。后来又看它不顺眼，我们就把它烧了。”　　“这倒也是个处理的办法，他克太太说。　　“脏玩意儿，”欧达乌德太太边说边把那堆火踢了一脚。　　她的假牙一下子从手掌后面掉了下来，被罩衫y字形的领口“仁慈”地接住了。　　“这是副新的，”她用牙床说。“是我写信邮购的。这没用的玩意儿就爱往外掉。”　　她又把那像闪闪发光的鞋扣似的假牙塞到嘴巴里。　　“这鬼东西，”她又捂着嘴说，“要是掉下来打烂，可就白花钱了。你一定奇怪，我为啥总把手放在脸前头，原因就在这儿。”　　“要我，就把它拿出来，”她的朋友说。　　“为什么呢？”欧达乌德太太说。“这算什么主意！我不是为了什么好看才戴它。仅仅因为这是花钱买的，你明白吗？”　　然后，她把那副假牙放进口袋，两个人都笑了起来。见面以后，她们很高兴能看到对方。她们俩都因为对方的出现而感到自己的存在。她发现，先前一直忍受着孤独的痛苦。　　就这样，她们一起很和谐地笑着，颇有些忘乎所以，直到那股烟飘到她们面前。　　“黑心肠的破玩意儿，”欧达乌德太太咳嗽着。“不过这怨不着我们，都怪那些警察。”　　“这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帕克太太连声咳嗽着，大概是被那黑烟呛着了。　　“我把你看作多年的朋友才告诉你，”欧达乌德太太说着挽起她的一只手。“还要领你去看看。可是，帕克太太，你能永远不对别人说吗？”　　艾米·帕克满口应承，因为她急着想听。她们一块儿走进那座摇摇晃晃的房子。　　“困为他们不愿意让体面的、爱自由的人们清清静静地生活。警察和他们那帮家伙，”欧达乌德太太说，“总是于涉别人的事情。‘喂，’他对我说，‘让他们多管闲事好了。我们给他们点好东西闻闻。’于是，我们很方便地拿旧轮胎点了这堆火。”　　这时，穿过一道为了什么原因用几条麻袋拉起来的帘于，她们走进一间贮藏食物的小屋。这个小屋以前也许有，也许没有。那里面一片昏暗，各种气味混杂着，越发污浊不堪了。艾米·帕克摸索着向前走，脚碰到一大块鼓似的羊油上。这块羊油放在这儿是为擦靴于或者这一类东西用的。老鼠一直在那上头咬着吃。　　“他说：‘这火能骗骗他们，”女邻居说道。“‘会冒出第一流的臭味，尽管不如那个气味大。’”　　当她们这样跌跌撞撞地向这幢屋子的厨房走去的时候，“那个气味”确实开始占了优势。那味儿透过上下颤动的地板到处弥漫，有几块地板简直能把你陷进去。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把你的脚抽回来。这儿有白蚁。真是些可怕的东西。等他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收拾收拾它们。”　　她们就这样走着，一直走进厨房。“第一流的臭味”直冲她们的鼻子。欧达乌德太太微笑着。　　“那么，是啤酒了？”艾米·帕克问。她被这股酒气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从来不提它的尊姓大名，”欧达乌德太太说，脸上露出一丝可爱的微笑。　　她搅了搅锅，一缕蒸汽懒洋洋地笼罩住她那张脸，涂上一抹暖洋洋的色彩。这种色彩在她的脸上是不常有的。她的脸色更接近于树皮、皮革，或者于透了的棕黄色东西的颜色，因为在太阳下晒了这么多年。　　“我们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喝这玩意儿的，”她解释道。“因为人家警告他不能再喝烈性酒了。再说，开销也是需要考虑的。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就坐下喝两杯。下午也喝，喝两瓶没害处。不过好像下午喝得更快。”　　“这么说，你也喝上酒了？”艾米·帕克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喝上酒了！”欧达乌德太太顿了顿。“如果一个可怜的人喝上了瘾，作为妻子至少也得陪陪他呀。我不喝酒，帕克太太。我只是用给他一点儿同情的办法减轻丈夫的痛苦。”　　这时，传来那样响的打嗝儿声，房子被那样剧烈地震动着，门铃那样急促地响着。她连手里的勺子也掉了下来。　　“是那个家伙来了，”她说。“他是来领中午那一份的。”　　铜制的门铃急促地撞击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老婆子！老婆子！”欧达乌德喊道，那声音阴郁而富于韧性。　　“他这是开玩笑呢，”她解释道，从先前酿造好的啤酒里拿出一瓶，拔掉塞子，把那给人以抚慰的液体，倒进正好放在手跟前的一个容器里。“他装了个门铃，你已经听到了，还会看到，相当巧妙。”　　即使艾米·帕克不想看，周围环境的力量也强迫她去看。她的朋友和邻居手里端着一个铁盘子，被这股力量带进一个过道，然后走进去，最后又出来。就这样，她们很快便到了这幢房子的那边。欧达乌德坐在走廊里，在一丛倒挂金钟旁边。　　“别拉你那个铃了，”他的妻子说。“这儿有位太太看望我们来了。”　　“什么太太？”他问道。他不拉那个铃了，不过还用拴在脚趾上面的一根绳子控制着，继续跳动着叮叮咚咚响了一会儿。　　“我从来不特别喜欢女客人，”欧达乌德说。“不过既然来了，就来吧。帕克太太，”他说，“跟我们喝一杯。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只要烧不坏你的肠子肚子，就能给你提提神。”　　“谢谢，我不需要这玩意儿，”艾米·帕克说。　　这时，她已经后悔不该一时冲动，来看望欧达乌德夫妇。她因为头脑清醒了，显得一本正经。　　“她不屑于喝酒，”欧达乌德太太说，她自个儿的鼻子倒柜愿意伸到杯子里头嗅一嗅。　　“我不会喝，这你是知道的，”艾米·帕克分辨道。　　“她是个头戴礼帽的了不起的太太，”欧达乌德太太穷追不舍，从她的杯子上赶走一两只苍蝇。　　“我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不过是不喝酒，而且愿意一直保持这样子。”　　“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这样，那可太可怕了，”欧达乌德打了个寒战。“一直保持一种冷冰冰的状态。我这人如果不喝酒喝得热乎起来，就不能照镜子。”　　艾米·帕克看着那一簇倒挂金钟，心里生气自己干嘛要到这儿来。　　“众口难调，”欧达乌德太太说。“不过，跟朋友聊聊天还是很好的，她既然来了嘛。”　　她把手里的杯子晃来晃去，脚脖子也很自在地晃动着，还把脑袋偏向一边，像个贵妇人的样子。　　她说：“帕克太太，你们那个男孩，小雷子，我想还好吧？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艾米·帕克看见她在观察她。　　“雷，”这位母亲用轻松而又清晰的声音说，“他到西部地区去了。他写过信回来，做买卖呢！”她说。　　“做买卖？太好了。什么买卖？是百货，还是五金？”　　“他没说，”母亲用和刚才一样清晰、肯定的声音说。“很难用几句话解释清楚一种买卖，一种重要的买卖。”　　“这倒是真的，”欧达乌德太太说。　　但她还在观察着。她的一双眼睛眯得很细。她在找一个缝隙，好在那个下午没事可于，可以伸进一把刀子搅和一番。　　“哦，做买卖，”欧达乌德闷闷不乐地说。“要不是被我认识的一个从福勃斯来的家伙骗过，我大概也做买卖去了。那是为了几年前我想出来的一项发明--用机器拔小公鸡的毛。这个新玩意儿是这样的，”他边说边半群起来，分开五指，表演机器错综复杂的动作。　　“你要先这样抓住鸡脖子，拧它一下，懂吗？揪它的毛，直到除了脱落下来，再没有别的希望。你能听明白吗？就是这个最简单的设计，帕克太太，让那个家伙偷跑了。而且，人们跟我说，从那天起，他就没再露过面。”　　“什么破机器！”欧达乌德太太说。“你的塞尔玛呢？帕克太太。听说她混得不赖。”　　母亲清了清嗓子。“是的，”她直截了当地说。“塞尔玛已经订婚了。”　　“哦，”欧达乌德太太说，“是真的吗？塞尔玛订婚了？”　　“跟一个律师，”母亲说，“一位叫福斯迪克的先生。她先前是他的机要秘书。订了婚也还是。”　　“我真想把那家伙的脖子拧断，”欧达乌德说。“就好像他就是一只小公鸡。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真想不到，这个小塞尔玛，”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么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就是死了，我也不会惊讶。”　　“可她没死，”母亲说。　　她们在这条充满危险的友谊之船上颠簸着。　　艾米·帕克心里实在奇怪，她为什么要来这儿？或者原本清楚，现在又忘了。也许习惯是大多数行为的原动力。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在下午柔和的阳光下坐着。小鸟也在阳光下飞出飞进，在那丛倒挂金钟间飞来飞去。三个人或多或少地任凭相互间那个天平摆布。　　“要是有孩子，而且做买卖，我们就是坐着也蛮好，”欧达乌德说。他从牙缝里吐了一口唾沫。那牙齿倒是他自个儿的。　　“那得指望你赐福了，”他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把杯子里剩下的那点儿褐色的啤酒喝干。“赐福也好，不赐福也好，再过一个星期四，你还是老样子，长得也还是那个屁股蛋儿。上帝保佑。”　　她放下手中的杯子。　　“你简直是头母牛，”他说，“喜欢拿真理当武器用。照着你看见的第一个可怜的家伙那颗与人们的描绘相符合的脑袋上猛击。你真是头该死的老母牛！”他说。　　他从牙缝里吐出第二口唾沫之后，又在他的坐位上往下缩了缩。艾米·帕克看见他的牙齿还很白。她想起，欧达乌德能用这口牙咬碎核桃，而且把壳吐得很远。　　现在他却情绪低落。　　他的妻子开始哼什么曲子。她抬起胳膊--这胳膊还蛮粗壮的--把头上戴的那个仿龟背骨的梳子别了别紧，嘴里哼着那支从少女时代起便毫不悔恨、一直唱着的曲子。　　他们就这样神情呆滞地坐着，还不完全像几尊雕像。欧达乌德似乎直往下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