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12

走到老套子的门口，揭开蒿荐，低下头弯腰走进小屋。老套子驼了背，有点喘了。他扛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家屋。住着人家一间土坯小屋，土窗上插着两根横棍，糊上一张烧纸，风一吹呜呜地响。半截土炕上安着个锅，地上放着一个破席篓子、半截破水缸，炕上有个烂煎饼样的油被子。满屋子白蒙蒙的烟气，老套子正趴在灶火门口，吹火做饭。听得有人推门进来，在烟雾底下抬起头来，睁开泪湿的眼睫，说：“哦，我以为是谁呢，江涛！我可想不到你来。要知道，咱俩今日格得喝二两。你刚从府里回来？”说着他掂着两只手，柴烟熏得流出泪来，眼珠子也红了，不住地咳嗽着。江涛说：“唔！我来看你，大伯！”老套子弯着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咳！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呀！和你爹俺们短不了说话儿，和你说的话可不多。你是读书人，俺是老庄稼汉嘛！”他用棉袖头子连连擦着眼。酱色的脸上，皱起大深的纹路，弯弯曲曲象一条条小河。一身老毛蓝粗布棉裤袄，穿了十几年，边沿上绽出棉花套子来。他伛偻着背，对着江涛站着。脚跟蹬在鞋后跟上，棉鞋尖翘起老高，象是一对小楼子船。江涛坐在炕沿上说：“大伯，也该寻个人手，你缺手缺脚的，又没个做饭吃的人儿。”老套子冷笑两声，说：“哼哼！你看看咱这个家当，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穿没穿的。人手儿不能象铺盖卷，打起来背着走。咱快下世的人了，还寻什么人手儿？”江涛说：“又没个孩子，谁给你做饭？再说一上了年纪，不闷得慌？”老套子抹了一下鼻子，说：“看看你说的！没有人手儿，那里来的孩子！说是做饭，也不过年前年后这么几天。咳！这一辈子，净吃现成饭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很深的哀愁，不住地摇头。江涛实在同情他，觉得这位老人的一生太苦了。他说：“你辛苦一年，在当家的院里吃几天饭算了，还回家来安锅立灶，你会捏饺子吗？看你这冷屋子冷炕的！”小屋里也实在不暖和，冬天的风是尖戾的，隔着蒿荐，隔着窗上的缝隙，探着头钻进来。只是一小股风，吹在脸上就觉得很冷。老套子盛上岗尖一碗山药粥，说：“大侄子你先吃，我就是这一个碗。”江涛两手捧着，把碗递给他，说：“我吃过了，大伯你吃吧！”江涛拿起笤帚，给他扫扫地，又扫了扫炕。老套子冻得浑身打颤，两手捧着碗，蹲在灶火门前，拨出点火来烤着。一边烤一边吃。他说：“常说，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咱外族外姓的，怎么腆着脸去吃人家过年的饺子？”江涛说：“你自格儿又不会捏。”老套子吸吸溜溜地喝着山药粥，边喝边说：“咳，手指头这么粗。我想大年初一那天，和一斤面擀个大饼，把肉馅摁窝儿扣上，捏一个大饺子。盖上锅盖煮个半天，煮熟了两手抱着就吃。嘿！一嘴咬出个小牛犊子来，真香呀！”说着，咧开大嘴，似乎吸哈着肉饺子的香味。又说：“反正新年正月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做。”他又呲开大黄牙笑着，说：“还有个好法儿，把油搁在锅里，搁上点葱花炝炝锅。搁上肉和菜，拨上两碗面鱼，这和饺子是一样。饺子也不过是肉加菜加作料。”他左手端碗喝着，右手拿着筷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似乎对他多少年里体会到的这点人生经验，很觉得意似的。两个人说了会子话，江涛心里直发急。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他又说：“你风吹日晒地辛苦一年，连个痛快年也过不上。受一辈子辛苦，挣不上个土地、家屋、老婆孩子……”不等说完，觉得鼻子尖上发酸，想流出泪来，他实在同情这位老长工。老套子说：“这扛长工，就是卖个穷身子骨儿，卖把子穷力气，能不受风吹日晒？今年做不好活，来年谁还肯雇？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穷人们扒住个碗沿子，不容易着哪！自从十几岁，我一连给冯老兰扛了几十年的长工，后来他换了作派，把牛卖了买了大骡子大马。要不啊，我得给他干到老死。咳！咱也是老了不行了，才给冯老锡轰这两个破牲口。”江涛根据人愈穷，受的压迫愈大，革命性愈强的规律，今天越谈越摸不着门径。他这时才明白，农民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撼动了的。说真的，他还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时急躁得憋不住，索性开门见山，把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反对盐斤加价，反对验契验照的话，一股脑儿都搬出来，看老套子有什么反应。老套子一听，就不同意。喷着唾沫星子说起来：“看你说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惯例。不给利钱，算是借帐？没有交情，人家不借给你！私凭文书官凭印，文书上就得盖官家的印。盖印，就得拿印钱。地是人家苦耪苦掖，少吃俭用，经心用意整来的，不给人家租钱，行吗？人家不租给你！人家贩来的盐嘛，当然要加价呀，谁不想多赚个钱儿？车船脚价，越来越高，水涨船高呗！”他说着，不断抬起头来，想着他一生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认为那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它。总觉得，船走顺水比走戗水顺利得多，也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他唏唏哩哩喝完那碗山药粥，随手又盛上一大碗，说：“你是念书念醒了的人，要学明情察理，别学那个拐棒子脾气。”老套子有些火气，越说越紧，象急流冲过闸板一样。别看他嘴巴子笨，说起话来倒很连理，别人想说句话也插不上嘴，江涛只是呆着眼睛看着。象两个人打架，江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江涛眨巴着眼睛，叼着老套子大伯的烟袋，一袋一袋抽着。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民会有这样深刻的正统观念。做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说什么也摸不着老套子的心理了。他放下烟袋呆了一会，慑悄悄地走出来。老套子见他不声不响走出门去，掀开草蒿荐问：“啊，你走啊？”江涛说：“我出来了半天，家去看看。”老套子又说：“你常来玩儿。”江涛回到家里，躺在母亲的热炕头上，闷着头想了好几天。白天拿本《三国演义》，躺在炕头里读。夜晚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黑暗的夜色，听风声在门外大杨树上唿哨。这天夜里，他抬起头来看小窗上明亮亮的，坐起来穿好衣裳。一下子把严志和惊醒，问他：“你想干什么？”江涛说：“我想进城。”严志和说：“什么时候了？”江涛说：“天亮了。”严志和说：“不亮吧，我刚睡了一忽儿。”江涛有事情压在心上，一会也睡不下去，他坚持要进城。找了一根推碾的棍子，拄在手里，推开门走出来。雪停了天还阴着，他出门向北，顺着大街向西走，走上城里去的大道。走到千里堤上，看到开阔的河岸，一片大雪原，只有雪地上的树干，露出一条条黑色的影子。他拖着两条腿走过那座小桥上的雪地。越走天越明亮，抬头一看，月亮从云彩缝里钻出来。他又停住脚，想：“嘿呀！这到底是什么时刻？”走到城门底下，城门紧闭着。他伸出两只手推了推，一点也推不动。就蹲下来歇了一忽，听得有大车的声音走出来，城门开了，他才走进去。走到学校，贾老师正偎着炉子烤火。江涛说：“怎么，你今天起得这么早！”贾老师说：“我想下去看看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说完，他又弓着肩膀，斜起眼睛瞅着江涛，象是说：“这么早，你来干什么？”江涛把老套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贾老师拍着江涛的肩膀嘎嘎地笑了，又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同志！我说你甭吹不是，非愿吹！解决什么问题，组织什么队伍。抗租，发动佃户。抗债，发动债户。要反割头税，就得发动养猪的主儿。你想，文不对题，能做出好文章来？”说完了，又弯下腰，暗里发笑。江涛怔了一会，忽地笑了说：“象窗户纸一样，你这一点，我就透了。老套子大伯是个老雇工，既不使债又不养猪。他是吃现成饭的，不管盐价贵贱。他没有土地，税不着文书。抗捐抗税解决不着他的问题，当然觉悟得慢。我体会得怎么样？”贾老师说：“哎！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在乡村工作里，雇工是我们本阶级队伍，要努力帮助他们觉悟起来。这个运动，虽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要反封建嘛！一经发动起来，就可能是最积极的……”他沏上壶茶，给江涛斟上一杯，说：“忙来，先喝一碗热茶吧，着那么大急干什么？”江涛歪起头，两眼望着窗外说：“没的，是这么回子事儿？”贾老师又拍着头顶发笑，说：“想想吧！你是爱用脑筋的人；你学过辩证法，解决什么问题，抓住什么矛盾？”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地上，又沉默地点点头说：“领导工作，不容易做呀！要先找出问题，才谈得上解决。象劈木头，先看好骨缝插对楔，再下榔头。看不对骨缝，插不对楔，把榔头砸碎了，也劈不开干柴。”没等说完，江涛蓦地想起来，冯老兰是锁井镇上的大土豪。他和农民的矛盾针锋相对，和父亲、和明大伯他们打过三场官司……２８贾老师送走了江涛，走回来坐在椅子上。江涛这次进城对他有很多启示；过去光说要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这个运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如何下手？只说明依靠穷苦群众，这还不够，究竟要依靠那阶层群众，没有讲明白……想到这里，随手撕下一页日历，拿起铅笔，写着：一，要依靠雇、贫、中农。中、小地主愿跟着走的也可以。要争取合法斗争形式。二，组织宣传队，开展集市及街头宣传。三，集合广大群众进行请愿，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觉得问题重要，打算写个文件下去。可是怎样写法，在他心上还没有一定，运动在发展着。这时，他心上有些急躁情绪，在地上走来走去，低着头走了几遭，又扬起头来，转着眼珠看着屋顶。想得胸有成竹了，才坐在桌旁，开始写：“……目前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的主要关键，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写着写着，抬起头看了看日历，明天是礼拜六，又该上作文课了。学生作业，他还没有改出来。他咬了一下牙，猛地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咳！时间过得这么快，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看了看，写的也不太成东西，把两张纸抓在手里，放进嘴里嚼着。从书架上搬下那一摞作文簿，两手掂了掂，有四五十本。心里想：“又得一个晚上。”他坐在椅子上，开始改学生作业，睁圆眼睛，聚精会神地修改。他教课虽忙，工作也忙，对学生的作业可一点没有马虎过。上每一堂课，都有个打算：这一课叫学生得到些什么东西。讲历史，结合社会进化史。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熟读《社会进化史大纲》，读过一些现代史资料，什么太平天国啦，义和团啦，康梁变法啦，等等。讲地理，结合地方民俗，发生过什么历史事变，出过什么杰出的英雄人物，尽可能叫学生多得到一些课外的知识。他正在静静地工作，两个学生开门进来，一进门就粗了脖子红了脸地进行争论。大个的说，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势力。小个的说，不只有两个，有三个，是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两个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贾老师只好停下笔，歪起头问：“你们有什么根据？”大个的说是贾老师在讲公民课的时候讲的。小个的说，是贾老师讲历史课的时候讲的。他说：“你们说得都对。”他这么一说，两个学生都睁大了眼睛呆住。他仰起头哈哈笑了说：“可不是吗？封建势力是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也是封建势力，背着抱着是一般重。”小个的对他的解释不满意，慑起眼睛问：“哪，你为什么这一次这么讲，那一次又那么讲呢？”他心上烦躁起来，纥纠起眉头，说：“算了，算了，请你们包涵着点吧！我这里忙得不行，有了时间再给你们仔细讲。”小个的说：“这会儿给俺讲讲就不行？”他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不行，你们给我出去！工作夹着我的手，没有时间和你们聊天儿！”说着，伸开两只手把他们推出门去。两个学生又说又笑，斤斗骨碌地跑开了。他又觉得口渴，从茶壶里倒出一盅凉开水，伸直脖子喝下去，紧接着又喝了一盅，坐下来继续改作业。心思虽然烦乱，精神还好，舞动那枝笔，脑、眼、手，同时并用，加紧进行工作。当他正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校役推门进来，问：“贾老师！昨儿你来了几个客人？”贾老师停下笔说：“就是一个客人呀！”校役又问：“吃了几顿饭？”贾老师说：“就是一顿饭呀！”校役连着又问：“前天来了几个……”贾老师把笔在桌上一搁，笑了说：“这又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罗嗦事！”于是不再等他一个一个地问下去，说：“前天来了两个，吃了两顿饭。大前天来了一个，吃了三顿饭，你自己算去吧！怎么算怎么是。”他还没有说完，厨师傅也走进来了，说：“贾先生！咱这厨房里的事情真是难办，你今天来三个人，明天来两个人，弄得我们没有法子算帐。先生们光嫌伙食不好，这怎么能吃得好呀！”贾老师说：“咳！你着什么急？吃一顿算一顿饭钱嘛！”厨师傅说：“是呀，吃一顿拿一顿的饭钱，俺可也得算得过帐来呀！你的客人常来常往，今天保定的来，明天天津来，俺可得弄得清呀！到底算你多少钱？”贾老师又哈哈笑着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还不行？你是劳苦群众，我还能亏负你。去吧，帐房里去支，借我下月的薪金。”校役说：“你下月薪金早借光了，这个朋友走，借点路费，那个朋友走，借点路费。寅支卯粮，那里行！”他又哈哈笑起来，说：“反正不能叫你们劳苦群众赔钱，下月的不够，借下下月的。下下月的不够，再借下下下月的。我正改作业哩，明天还得发下去。你们是工农弟兄，别跟我打吵子。”说着笑着，张开胳膊把他们让出去，把门关上。他又坐在椅子上，可是再也修改不下去。这个工作真难做，你越是着急，越是抓挠不到手里。他回到家乡来，做了几年工作，真是费尽心血呀！学校教课忙，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上级下级都来找他，甚至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事情也来找他。虽然在学校教书，他还是常常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脸上胡子长了，也老了。如今年岁并不大，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了。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脸上老是从容不迫，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满面春风。他虽然生在城市，倒有一套农民作风，你一接触他，就觉得又和蔼亲切。他有一对好思考的眼睛，看他睒着眼睛呆呆地出神，眼角下伏着几条皱纹的时候，那正是他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呢。这时，他觉得实在疲乏。昨天晚上给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反割头税情况的报告，又睡得迟了。睡眠不足，觉得头有些晕，又走到澡堂里去洗澡。经常是这样，他身体疲劳过度，精神不好，或是失眠的时候，就到澡堂里去洗个澡，使全身的神经松弛一下，得到休息，回来再干。从澡堂里回来，天又黑了，浑身轻松下来，才点上灯修改作文。一直到天亮，才全部改完了。礼拜六上午没课，他蒙上被子睡到十一点钟。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农民的出路”，一个是“怎样做个现时代的好学生”。上完了课，又得回家，今天晚上是个接头的日子。如何开展宣传，如何组织队伍，如何把这个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还要重新做个研究。他封好了炉火，关紧窗户，锁上门就出城回家了。雪太厚，走起路来很费劲，走到村头，已经黄昏时分了。走了一身汗，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直冒腾腾热气。他把帽子在身上摔打了两下子，皱了皱眉头，沿着村边走回家去。一拐墙角，看见门上挤着一堆人，他机灵地一抽身子退了回来，扒着墙角看着。他想：“要是有巡警或者马快班来了，就撒腿跑开，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抓住。现在要是叫他们抓了去，这一大片地区的运动，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年前反割头税运动搞不起来，年后无法发动‘反对验契验照斗争’。听说统治者在明年要开始这种税收，那一笔勒索就比割头税重得多了。要是让统治者按照他们的计划把这批税款收上去，农民生活就更加没法过下去。”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会子，并不是马快班，也不是警察，是老爷爷跟邻家胡二奶奶吵架哩。他知道爷爷有点庄稼性子，连忙走上去看。老人嘴里喷着白气，两手拍着大腿，说：“你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说，你说，你来俺院里晃搭什么？”胡二奶奶听不懂上半句话，看着老人的脸色不对，兴许是在骂街，就说：“怎么？你家去不得，我要看看俺家那只大芦花公鸡到底跑到那个贼窝子里去了！”说着，呼天喊地骂起街来，吆喝谁家偷了她的大芦花公鸡。老人气愤愤地说：“你骂谁？骂谁？谁家是贼窝子？”胡二爷也走上来帮腔：“谁家要是偷了俺家鸡，就是贼窝子。”胡二奶奶翘起嘴唇，跺着脚跟说：“谁家是贼窝子？黑更半夜，蹓哒着风箱做饭吃，隔三过五儿地就有生人来来往往，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清早起，刮着冷风，起来扫雪，反正不是什么好……”他听到这里，不能再听下去。街上人很多，好象看变戏法儿的。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笑眯眯地说：“二奶奶！二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胡二奶奶一见他来了，立刻转了个脸色，说：“小子！你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今天一擦黑儿，我找不到俺家那只大公鸡，到你们院里看了看。你爷把眼一翻，说，‘黑灯瞎火了，上俺家里巴睖什么呀？’巴睖什么，难道我还给砸明火的看‘出水’吗？你家去不得怎么的？”他拍拍胡二奶奶说：“去得！甭说上俺院里看看，你上俺家炕头上坐个半天，跟俺娘叙叙家常，俺娘才高兴呢！”他这么一说，胡二奶奶喷地笑了，说：“小子！你说的倒是一句话。”她又拍着手说起来：“老街旧坊，父一辈子一辈的，有什么不好，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他说：“他上了几岁年纪，老年人了，你不要跟他一样，要看孩子我的面上。”胡二爷把脚一跺，说：“好！你要是这么说，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说咱怎么办，一辈子犯不着争竞。”他一手抓着胡二奶奶，一手抓着胡二爷爷，送到胡家门口，又用力向里一推，说：“忙家去吧！坐在你那热炕头上，喝红山药粥去吧！你看这刮着白毛风，天有多冷！”他走回来，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回到牛棚里一看，爷爷坐在炕沿上，正啃哧啃哧地生气哩。他问：“爷！那是怎么回子事？”他知道老人开通，向来不和别人打架斗气。老人一听，气得站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划着，说：“那天一早，她就站在街上瞎摆划，什么黑更半夜拉着风箱做夜饭吃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头，粮米是贵的，谁又吃得起夜饭哩！”老人捋了捋胡子，跺着脚说：“他妈的！俺家就吃得起，你管得着吗？那天胡老二又说，‘成天价人来人往，是什么好亲戚哩！’他妈的！上俺家来的，都是好亲戚！”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２９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又是他狗日的……”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