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过这次摩擦后,老蒋却又对何应钦恩宠备至,视为心腹,令其感激涕零,从此鞍前马后,不敢再有丝毫懈怠。这就是老蒋的驭人术,一打一拍之间,愣是把何应钦这个前黄埔军校总教官给驯服了。经过老蒋的授意,何应钦专程赶到山西,告诉阎锡山:蒋主席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要是不相信你,平津这么肥的地盘怎么会平白无故交给你,而不给他的盟兄冯玉祥呢?明白了吧。老阎还在疑惑,何应钦已经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一顶官帽:编遣委员会下设的经理处主任。知道经理处是干什么的吗?管钱的!全国军费都归它分配。你要说别的官,老阎还不一定会有多激动,听说是管钱的官,两眼顿时直放光芒。何应钦走时留下话:这帽子大家都在抢,你快点动身,别让其他人给捷足先登了。还等什么,赶快走。快不了,足足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老阎才抵达南京。原因是他心眼儿很细,对要坐火车经过其他人的防区不放心,怕还没管上钱就挨人黑枪,所以特地选择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线路: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港包了一艘大客轮,乘船到上海,再坐车奔南京。时间已经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中旬,离召开编遣会议还差半个月。听说老冯、老阎都到了南京,老李也急了,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一桌麻将总算是凑齐了。第五章 削藩策 黄雀在后在编遣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老蒋让大家先进行讨论,并且对军队裁留给出了指标:原则上全国共编50个师(东北除外),不能超出这个额度。还没开始讨论,幕后运动就开始了。老蒋找到老冯,跟他咬了耳朵,让老冯弄一个哥俩好的提案出来,并鼓励他第一个提,说自己一定支持,后者乐滋滋地就回去准备了。为了做好这道算术题,老冯真是煞费苦心。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委屈的,兵员好,训练精,功劳大,排第一个绝对应该,大笔一挥:12个师。可是又一想,不对,我不能超过蒋弟弟啊,还得以他为中心呢,于是大家一般高,也是12个师。这样的话,老阎、老李自然只能少点了,一人8个吧。扳着指头算算,40个没有了,蒋弟说了,不能超过50个,“8”最吉利,于是其它跟这四兄弟没关系的,就被老冯留了8个师的名额。老冯拿着笔左划划,右涂涂,虽然辛苦,死了很多脑细胞,却能充分享受到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办主任才拥有的那种优越感。有做老大的蒋弟弟撑腰,我的提案肯定能得以通过。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到集体讨论的那一天,当他第一个提出他的裁留方案时,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炮轰。这方案也太欺负人了,哦,好事都让你们蒋冯两兄弟占了,你们尽吃肉,就扔几根骨头给我们?老冯会怎么分配,老蒋心里早就有数了。看到老冯几乎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顾头不顾腚,狼狈不堪的样子,老蒋偷着乐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冒冒失失地站出来发表意见。看到老蒋不表态,老冯急了,赶紧示意让老蒋帮帮他。老蒋像突然想起一样,说我们的确也有计划,让何应钦给大家说说吧。何应钦站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会,却始终切不到主题上,更没有赞同老冯提案的意思,让老冯大失所望。下一个提方案的是老阎。老蒋在亲自跟老冯说悄悄话的同时,也安排何应钦去和老阎做了事先的“沟通”。何应钦也要老阎明确拿出一个提案来,放在老冯的提案后面一道讨论,并且明白的把“蒋先生的意思”告诉了对方:四巨头编留多少,由你自定,但必须再加一个中央编遣区。老阎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明白,这实际上是老蒋自己要提方案,可是又怕别人反对,所以才让他代言。何谓中央编遣区,毫无疑问,就是把除四巨头以外的所有部队都圈给他老蒋管,成了老蒋的自留地。老阎一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亲疏之别,干脆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弄11个师,皆大欢喜。现在一看老冯的提案,明显把其它兄弟压了一头,当下赶紧把自己的提案抛出来讨论。假设老阎第一个提,先别说合不合理,光一个“中央编遣区”的概念就能把大伙给雷倒,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冯的提案在前,已经引起了公愤。李宗仁一下子增加了3个师,肯定是同意的。其他代表们能分到的也多了3个,能和老冯一样多,他们就高兴了,自然暂时顾不得老蒋以后会不会给他们念“中央”这个紧箍咒了。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赞成老阎的提案。老冯鸡飞蛋打,窝囊死了。12个变成11个不去说它,会后还受到了孤立,都说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1)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插进一根针去。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老蒋面有难色——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何谓四*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为何?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首破李军,毫无疑问。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插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2)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插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理由,有了。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但是此时老蒋还有犹豫,因为如果一旦和桂系打起来,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稳赢,所以仍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武汉事变一起,老李就从南京跑上海去了,你要说他心虚也可以,不过多个心眼多条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没有坏处。这不,老蒋逮不住他本人,只能派何应钦等人去上海,向他开出条件:改组两湖,否则动武。李宗仁这才发现形势不妙,老蒋要玩真格的了,赶紧向北面的白崇禧求援。白崇禧却主张对条件“暂时忍辱接受”。理由和老蒋想的差不多:未必能操胜算。白崇禧一面计划以编遣为名,把部队调回武汉,以增强和老蒋叫板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两广李济深的支持,明确提示对方:粤汉唇齿相依,湘鄂一旦有失,粤桂必定难守。我们同在一个战壕里,缺不了你少不了我,所以千万不要光坐在岸上看风景。到底是小诸葛啊,这在兵法上就叫谋而后动,不打无把握之仗。白崇禧其实还有一个后手,那就是坐等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他预计到时不甘居人下的“马二”(指冯玉祥)肯定要“闹出点风波”来,到时老蒋手忙脚乱,自然顾不得再对付桂系了。可想而知,若用白崇禧之计,被动的那个人势必将变成老蒋。然而既然已经“动”了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收得住的。老李不仅没按照小诸葛的思路走,还使起性子,来了个破罐子破摔,在上海发了辞职通电,把他的国民政府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等一概辞了,同时拒绝再回南京。这样好了吧。我既不对你中央负责,也不领导武汉,让你们乱去。驻汉将领见有自己老大撑腰,更是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错什么,拒绝撤出湖南。见双方角力已无可避免,老蒋按照“军师”给他的锦囊,依计而行,迅捷出手。原先老蒋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联李制冯,杨永泰把它改为了远交近攻,连横冯阎张,以击破各诸侯可能形成的合纵之阵。对冯军要用经济。老冯不是整天嚷嚷着他的军饷少,养不活军队吗,那就加钱,加到比给老阎的还要多得多。当然,老蒋也知道老冯最爱面子,所以给钱的同时,还忘不了送高帽子:“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万难”。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3)老冯生起气来快,好起来也快,马上转怒为喜,表示这次要服从中央。对阎军须用政治。武汉事变一爆发,老蒋第一时间就给老阎发电报,让他来京面商。要商量些什么呢?准备在清除白崇禧之后,请他“负责北方大局”。有这种好事,老阎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会再与桂系搞什么合纵。对张军适用外交。老蒋派人去游说张学良,其用意不外乎是怕他和唐山的白崇禧搞在一起。传来的消息让老蒋安心不少:张学良对白崇禧没什么好感,而且有拥护中央之意。两下三下一鼓捣,桂系在北方已完全陷于孤立。据说在那段时间里,老蒋最爱读的书已经不是《曾国藩全集》或者《传习录》,而是《清代通史》,大约康熙平三藩的经验也给了他许多启发,因此智慧的火花乱冒,三十六计轮番运用,并尽得其中之妙——白崇禧所统之兵均为湘军旧部,是宁汉分立时靠“西征”打败唐生智才收过来的部队。老蒋就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天津挖了“小诸葛”的墙角。这些人一看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顿时都欢呼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此谓借刀杀人。未费一兵一卒,“首”已落地。李济深是过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威望很高,而且在老蒋看来,他和李白穿着一条裤子。两广若和两湖联手对抗,这是老蒋非常忌讳的。正好这时候国民党三大开了,李济深便带着一批广州代表到南京来开会。经过上海时,他来看避居在这里的李宗仁。李宗仁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南京啊,去了就回不来了。李济深很奇怪:为什么呢?那老蒋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人了,你去了无异把自己送入虎口。你想想看,要是他把你扣押起来,你还怎么调动和指挥粤军。李济深一想,对啊,那我不去南京了。李济深不来南京,老蒋急了。不行,骗也得把这老头给骗过来。看来得把信用透支一下了。他派出蔡元培等“*四老”去上海,劝李济深去南京做调解人。“四老”当着李济深的面,说老蒋亲口保证过的,只要去南京,绝对保证安全和自由。李济深信了,跟着“四老”去了南京。老蒋和他敷衍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扣了起来。这下好,安全固然还没有问题,自由却是没有了。此谓请君入瓮。扣住李济深后,老蒋马上放出空气,传话给两广将领:服从中央,官加一等。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竟然无人提出释放自己的老大。李宗仁虽身处上海,但形势的急剧变化还是看得见的:原先的“一字长蛇阵”,如今“首”先掉了下来,掌握“尾”的舵主被扣,要说再没危机感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坐不住了,他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这时候粤方留守将领尚未公开表明态度,对坐轮船来广州的李宗仁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这让老李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很差,因为一直下着雨,飞机飞不了。李宗仁干着急也没用,只好先回广西。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十万蒋军西进,老蒋本人更在九江亲自指挥。与此同时,由于李宗仁来不了武汉,在汉将领则陷入了军中无主的慌乱。这回杨永泰要亲自出马了,他秘密来到了香港。不是去玩的,而是找一个人。此人就是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桂系里面并非铁板一块,能算得上过命交情的也就李白等少数几个人。像俞作柏在里面就是受排挤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虚度光阴。送过去一个尚处于未来时的“广西省主席”,正闲得要命的俞作柏马上就被打动了。俞作柏来到武汉,他要策反桂军中的李明瑞。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难。因为在武汉看家的那几个很牛的军长,原先多属鄂军系统,他们视李宗仁带过来的桂军为“客军”,一主一客,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按说原来防守武汉外围的总指挥并非李明瑞,你说巧不巧,就在这节骨眼上,总指挥却得了急病,临时让李明瑞代理指挥。李明瑞随即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将与会指挥官全部拘留,同时宣布服从中央,向武汉反戈一击。此谓反间计。几天工夫,20万桂军已去了一多半,李宗仁纵有天大本事也徒呼奈何。不过,他仍然认为武汉这个“腹”还是可以守一守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湖南和广东可做“尾”之支撑。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老蒋在攻武汉之前,就派人到湖南与何健进行接洽。一开始老蒋对何健的期望值并不是很大,毕竟是人家李宗仁扶上来的嘛,他只需要对方在与桂系站一起时,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就可以了。未料这何健着实是个官迷,等到老蒋发来命令,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这厮马上一个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李济深原来的手下陈济棠、陈铭枢见桂系已明显处于下风,马上见机行事,一人去老蒋那里领了一顶官帽,分别是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主席。老大不在,我们自己做老大,岂不爽哉。他们既不会去做搭救李济深这样的“傻事”,更不愿冒着风险,跟桂系再坐在一条破船上(“粤省之财,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此谓釜底抽薪。“尾”斩“腹”破,李宗仁不得不命令残部放弃武汉,狼狈逃回广西。仅用一个多礼拜,原先敢在老蒋面前指指点点的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快得简直让人目不遐接。第五章 削藩策 阴沟里翻了船(1)当蒋桂军尚在长江边上对峙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调兵遣将。这个人就是冯玉祥。老冯将他最看重的“韩石二孙”中的三员虎将都部署到了前方,其中,韩复榘在京汉线南段,石友三在河南南阳,孙良诚本来已经在山东做政府主席了,仍然被冯玉祥紧急抽出来,到豫西去做总预备队。长江北岸,大兵压境,谁见了都不免要心慌气短。老蒋认识到,现在要想打动老冯,光增加点军饷已经不够了。据说他当时派了邵力子到陕西去找冯玉祥,当场给出了两个诱人的彩头:让老冯升任行政院院长,在湖北、安徽两省中由老冯任选一个,作为西北军的地盘。条件是通电讨桂,出兵湖北。老冯含含糊糊,王顾左右,始终没给邵老一个稍为正面一点的答复。他在观察风向。因为老冯看得出,蒋桂两军从实力上来说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不好好地打上一到两个月,根本难分胜负。聚集这么多精兵在前面,不能胡乱下注,非得看准时机不可。按老冯自己的说法,这就叫缩回拳头打人,非如此,如何能把对手打倒。也有人说,他这个叫卞庄刺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两只老虎正好在打架的话,千万别去劝架,让它们打,最后铁定一死一伤,到那时候你再拿把刀从后面砍它们就易如反掌了。很阴险是吧,可是你告诉我,三十六计里面,哪一招又不是阴招呢。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算得这么细,还是阴沟里翻船,栽了。由于李明瑞倒戈,战场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眨眼的工夫,蒋军竟然已经在那里打扫战场了。就这么打完了?完了。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按说现在已经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他帮什么忙了。但老冯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还来得及,马上就按照老蒋的要求,发了一个声讨桂系的通电。这种“马后炮”的表态,让老蒋哭笑不得:这种时候你还发什么鬼通电?需要你搭把手的时候,你看热闹,现在我把一切都搞定了,你才匆匆忙忙地说要来入伙。我那几个地盘是这么好拿的吗?想当年,老蒋也是在十里洋场做过股票经纪人的,算帐不糊涂。令人发噱的是,发完通电,老冯还天真地歪着脑袋等老蒋把赏格给他送来哩。等了一天,没来;等了两天,没来;第三天……老冯认为是老蒋把自己给涮了。发通电怎么说也把桂系给得罪了。现在老蒋你竟然一毛不拔,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