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著,于海生 译 或许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少有人走的路》这样,给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仅在北美,其销售量就超过七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三种以上的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它停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毫无疑问,本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而且,至今长盛不衰。本书处处透露出沟通与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时代限制,帮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而丰富的生活;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职的、更有理解心的父母。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少有人走的路 中文版序 很抱歉,我们奉献给你的不是一本时髦的书,它甚至还会让你感觉到一点点的不舒服。不过,请不要回避,你也无法回避,因为回避这一问题的结果是:你不得不承受更多的不舒服、甚至是痛苦。 有人说,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能亲眼看见身边心智不成熟的人是如此之多。如果说以前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温饱问题,那么,今天,中国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而心智不成熟又是心理问题中最大的问题。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用奶瓶喝水,这是时髦、反叛,还是在逃避成熟? 应届大学毕业生选择考研的动机仅仅是:害怕毕业。他们是害怕毕业,还是在拒绝成熟? 无数大龄青年不愿结婚,他们真的是没选择好伴侣,还是害怕承担婚后的责任? 数不清的成年人一遇到难题,就双手一摊:“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果真技不如人,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 …… 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拒绝成熟,实际上就是在规避问题、逃避痛苦。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不及时处理,你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承受更大的痛苦。 心智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艰苦的旅程。 二十多年来,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上,《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陪伴着亿万读者,也帮助过千千万万痛苦的人走出困境。毋庸置疑,这本书创造了美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难道不是吗?有哪一本书,没做任何宣传,仅凭口耳相传,就达到了三千万册的销量;有哪一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排了近二十年;有哪一本书,出版以后,作者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如此之多。难怪《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会说:“这本书是出自上帝之手。”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著作,也是一本伟大的心理学著作,它出自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斯科特的杰出不仅在于他的智慧,更在于他的诚恳和勇气。他第一次说出了人们从来不敢说的话,提醒了人们从来不敢提醒的事,这就是: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只不过得病的时间不同而已。 斯科特激励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要逃避。直面问题,我们的心智就会逐渐成熟;逃避问题,心灵就会永远停滞不前。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逃避问题的人比比皆是:你是老板,你一定会知道你的手下有几人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你是父母,一定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你是公务员,你一定会知道,面临问题时,你是在积极主动解决,还是在消极回避……所有逃避者,都在阻碍自己心智的成熟;一切心智成熟者,他们的人生之旅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渴望成熟的人、一个正在成熟的人、一个因拒绝成熟而导致心理障碍的人,那么,请你勇敢地翻开这本书吧!只要你有勇气翻开这本书,你就一定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只要你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就踏上了心智成熟的旅程。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1)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1)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会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我的信仰》 《少有人走的路》出版以后,我收到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读者之所以被感动,并不在于我提供了多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因为我的勇气,我说出了他们长期思考和感受的东西,他们自己却因缺乏勇气,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不清楚“勇气”为何物,它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无知无畏吧?本书问世后不久,我的一个病人去参加一次鸡尾酒会,恰好听到我的母亲和一个高龄女士的对话,谈到这本书,那个女士说:“你一定为你的儿子斯科特感到骄傲吧?”我的母亲随即回答说:“骄傲?不!根本谈不上!那本书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也清楚,那都是他的想法,是他得到的一份礼物。”母亲认为这本书和她没有关系,我想她错了,不过有一点她说对了:就《少有人走的路》的来源而言,它的确属于一份礼物———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 这份礼物的一部分,还要追溯到过去。记得我妻子莉莉和我本人,曾认识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汤姆和我一样,是在同一处“夏日度假区”(美国富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居地)长大的,在以往许多个夏天里,我和他的哥哥一起玩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熟悉我。本书出版的几年前,汤姆曾和我们共进晚餐。就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汤姆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明天晚上,我要同斯科特·派克一起吃晚饭,您还记得他吗?” “啊,当然了!”他的母亲说:“我记得那个小男孩,从他嘴里说出的东西,都是大家忌讳的话题。” 瞧,你都看到了,这份礼物的一部分,应当追溯到我的过去。想必你也可以理解,在过去的主流文化背景下,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怪人,是个“童言无忌”的异类。 我是个不知名的作者,所以本书出版以后,没有任何大吹大擂的宣传。它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它1978年出版,五年后才出现在全国最畅销图书榜单上。假如它一夜走红,我一定很怀疑自己是否足够成熟,成熟到可以对付突如其来的名望和声誉。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而且出版界公认,它是经众口相传而获得成功的畅销书。一开始销售速度很慢,不过人们经过不同的渠道,都在纷纷谈论这部书,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中一条渠道就是“嗜酒者互诫协会”,譬如,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这样开头:“亲爱的派克博士,你肯定是个酒鬼。”写信的人显然认为,除非我是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长期成员,并且一度因酗酒而潦倒,不然就很难想象,我会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 我想,假如《少有人走的路》提前20年出版,它可能无法取得多么像样的成就。须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嗜酒者互诫协会才真正行使职能,而在此之前,本书大多数读者还都不是酒鬼呢!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治疗当时并未成为一种趋势,而到了1978年,当《少有人走的路》初次出版时,美国多数的男人和女人,在心理上、精神上日渐复杂,也开始反思人们极少讨论的话题。事实上,他们一直翘首企盼,等待有人大声说出这些事情。 就这样,本书的声誉,像滚雪球那样迅速积聚,口碑越来越好,为很多人所熟知。我记得在职业巡回演讲后期,我有时会这样对听众们说:“你们还算不上典型的美国人。不过,你们有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在你们当中,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心理治疗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你们可能接受过戒酒训练,或者得到过传统治疗学家的帮助。也许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在侵犯你们的隐私,不过我还是希望,所有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人———请你们举起手来。” 在听众当中,95%的人都举起了手,“现在,你们朝周围看一看”,我对他们说。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2)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2) “这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我接着说:“一种启示就是,你们已经开始超越传统观念的限制。”所谓超越传统观念,我的意思是说,长期以来,无数人都思考过(只是思考!)别人忌讳的事情。当我详细解释超越传统观念的含义及其重大意义时,他们完全赞同我的看法。 有的人称我是预言家,这个似乎有些夸大其辞的头衔,我倒也能够接受,这仅仅是因为 他们认为,所谓预言家,并不是那种能够看清未来的人,而是能够阅读当代各种信号和特征的人。《少有人走的路》能够畅销,主要是因为它完全适应时代潮流;是读者的广泛认可,才使它获得了成功。 25年以前,当本书刚刚出版时,我天真地幻想着它的命运,我认为全国各大报刊都会对它做出评价。感谢上帝的眷顾,事实上,它最初仅仅得到过一篇评价……但是,那是一篇多么重要的评价啊!我想说的是,本书能获得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菲莉斯·特洛克丝。菲莉斯是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评论家,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编辑办公室,她在一大堆图书中间,意外发现了一个新书样本。浏览了该书的目录之后,她就把它带回了家。两天之后,她要求为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书评编辑勉强同意了。菲莉斯马上离开他的办公室,临走前还亲口对他说:“我会精心起草一篇书评,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成为畅销书。”她没有食言。她的评论问世还不到一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就登上了《华盛顿邮报》“最佳畅销书书榜”。几年之后,它开始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大畅销书榜上面,后来几乎全国任何一家畅销书榜上面,都会出现它的名字,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时间长达近二十年。 我感激菲莉斯,还有另一个原因。随着本书声望日隆,她可能是想提醒我,应该保持谨慎谦虚的态度,脚踏实地,继续做好工作,所以对我说:“你知道,它可不是你写的书。” 我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不是想说《少有人走的路》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想说这本书写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声,就像是出自上帝之手。尽管如此,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一切缺点亦应由我负责。尽管它可能还有某些缺憾,但因其独有的价值,至今仍为无数人所需要。我也始终清晰地记得,在逼仄的办公室里,当我一边忍受孤独,一边为它倾注心血的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我得到过一种帮助,一种神秘莫测、犹如来自上帝的帮助。当然,我不晓得帮助究竟来自哪里,但我坚信,那种奇特的体验非我独有。实际上,帮助,帮助,帮助———它是这本书最终的主题。少有人走的路 前言少有人走的路 前言 该书的观点和思想,大多来自于我的从业经历。在日常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亲眼目睹过许许多多逃避成熟的人,也目睹过许多人为争取成熟而努力奋斗的经历。因此,书中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心理治疗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为患者保密,所以,这些案例的人物姓名和其他细节,都经过一定程度的改动,原则是在不扭曲我和病人相处真相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 但是,本书对患者病情的描述大都十分简略,掩藏了部分真相,想必在所难免。事实上,心理治疗是复杂的过程,极少能够立竿见影、一蹴而就,而我也不得不集中笔墨,描述若干重点部分,这可能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即我对治疗过程的叙述不仅戏剧化,而且简洁。戏剧化倒是事实,叙述简洁的情况,也许同样存在,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句:在大多数治疗中,我经受着长期的困惑和沮丧,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出于可读性的考虑,个中详情和感受,几乎被我统统省略了。 提及“上帝”,本书一概使用了传统的男性形象,我也要为此表示歉意,不过这么做,只是为叙述的方便,而非我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 身为心理医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交待本书的两大基本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我没有把“心智”和“精神”加以区分,因此,在“精神的成熟”和“心智的成熟”之间,我也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实际上它们是一回事。 另一个前提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而且是毕生的任务。心理治疗可以给心智成熟提供绝好的帮助,但它永远不是速成的、简单的治疗过程。我不属于任何精神病学或者心理治疗学学派,也决不单纯地拥护弗洛伊德、荣格、阿得勒,或者行为心理学、形态心理学等任何一家的学说。我不相信通过单一的治疗方式、单一的解决方案,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单一的心理治疗形式或许有帮助,因此我们不应予以轻视,不过,它们提供的帮助,显然不仅肤浅,而且乏力。 心智成熟的旅程极为漫长,对于我的那些忠实的患者———他们伴随我走过这段旅程最重要的部分———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的旅程也是我的旅程,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我们共同经历和学习的一切。我也要向多位老师和同行致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妻子莉莉,她兼具配偶、父母、心理治疗者的角色,她的智慧和慷慨,给了我莫大的帮助。问题和痛苦问题和痛苦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然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正视它。在他们看来,似乎人生本该既舒适又顺利。他们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抱怨自己生而不幸,他们总是哀叹无数麻烦、压力、困难与其为伴,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命运偏偏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社会阶级、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他们的人种吃苦受罪,而别的人却安然无恙,活得自由而又幸福———我熟悉类似的抱怨和诅咒,因为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面对它,你是哭哭啼啼,还是勇敢奋起?你是束手无策地哀叹,还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并慷慨地将方法传给后人呢? 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缺少了这一环,你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困难。局部的自律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完整的自律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生活中遇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就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问题结队而来,使我们疲于奔命,不断经受沮丧、悲哀、难过、寂寞、内疚、懊丧、恼怒、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的打击,从而不知道自由和舒适为何物。心灵之痛,通常和肉体之痛一样剧烈,甚至更加难以承受。正是由于人生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问题;正是因为各种问题接踵而来,我们才觉得人生苦难重重,悲喜参半。 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问题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为解决问题而付出努力,能使思想和心智不断成熟。学校为孩子们设计各种问题,促使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恐怕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心灵渴望成长,渴望迎接成功而不是遭受失败,所以它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尽可能将所有问题解决。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痛苦,能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学习。美国开国先哲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惟有痛苦才会带来教益。”面对问题,聪明者不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而是迎上前去,直至将其战胜为止。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是聪明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害怕承受痛苦,遇到问题就慌不择路,望风而逃。有的人不断拖延时间,等待问题自行消失;有的人对问题视而不见,或尽量忘记它们的存在;有的人与麻醉药和毒品为伴,想把问题排除在意识之外,换得片刻解脱。我们总是规避问题,而不是与问题正面搏击;我们只想远离问题,却不想经受解决问题带来的痛苦。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有的逃避问题者,宁可躲藏在头脑营造的虚幻世界里,甚至完全与现实脱节,这无异于作茧自缚。心理学大师荣格更是明确地指出:“神经官能症,是人生痛苦常见的替代品。” 替代品带来的痛苦,甚至比逃避的痛苦更为强烈,神经官能症由此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不少人为逃避新的问题和痛苦,不断以神经官能症为替代品,导致患上各种心理疾病。所幸也有人能坦然面对神经官能症,及时寻求心理医生帮助,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正常的痛苦。事实上,如果不顾一切地逃避问题和痛苦,就会由此失去以解决问题推动心灵成长的契机,导致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而长期的、慢性的心理疾病,就会使人的心灵停止生长。不及时治疗,心灵就会萎缩和退化,心智就永远难以成熟。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也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通过自律,我们就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以坚毅、果敢的态度,从学习与成长中获得益处。我们教育自己和孩子自律,也是在教育我们双方如何忍受痛苦,获得成长。 自律究竟包括哪些技巧呢?如何通过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简单地说,所谓自律,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它们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正确地运用它们,你需要细心体会,广泛实践。它们其实相当简单,即便是十岁的小孩,也能够最终掌握。不过有时候,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会因忽略和漠视它们而遭到报复,自取灭亡。实践这些原则,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要敢于面对痛苦而非逃避。对于时刻想着逃避痛苦的人,这些原则不会起到任何 作用,他们也绝不会从自律中获益。接下来,我要对这几种原则深入阐述,然后再探讨它们背后的原动力———爱。推迟满足感推迟满足感 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分析师请求我的帮助,她想纠正在最近几个月里,总是拖延工作的恶习。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态度;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也谈到她对工作与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其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她同丈夫和同事竞争的愿望,以及竞争带给她的恐惧感。尽管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心理分析和治疗,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终于有一天,我们进入久被忽略的一个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 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我接着问,“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通常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 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才吃蛋糕的。”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她总是把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个钟头里,她就尽量规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钟头,要先去解决那些麻烦的差事,在剩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钟头计算,一个钟头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这样的计算方法,而且坚决照此执行,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早在小时候(通常从五岁开始),就可以学会自律的原则,避免只图眼前安逸带来的不利。例如在幼儿园里,有的游戏需要孩子们轮流参与,如果一个五岁的男孩多些耐心,暂且让同伴先玩游戏,而自己等到最后,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乐趣,他可以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玩到尽兴方休。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吃蛋糕时不把奶油一口气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小学的孩子正确对待家庭作业,是实践“推迟满足感”的最佳手段。孩子满12岁时,无须父母催促,首先做完功课,再去看电视。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们的实践更可以得心应手。到了青春期,他们处理类似问题,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或常态。 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不少青春期的少年,却缺少这种健康的常态。许多孩子懂得推迟满足感的好处,但还有的孩子显然缺乏能力和经验。有的孩子长到十五六岁,仍旧缺乏“先吃苦,后享受”的意识,而是恰好将次序颠倒过来,他们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他们的智商与别人相比毫不逊色,但不肯用功学习,导致成绩远远落在别人后面。他们说话和做事,全凭一时冲动。只要心血来潮,他们动辄旷课或逃学。他们不愿思考,缺乏耐心,这很容易危及他们的社会生活:喜欢打架,与毒品为伴,故意与警方为难并发生冲突,此类情形司空见惯。“先享受,后付费”,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他们最需要心理治疗,却往往为时已晚。意气用事的青少年,通常不喜欢被人干涉,即便心理治疗师能以客观、公正、亲切的姿态,慢慢化解他们的敌意,他们也难以积极配合整个治疗过程。他们的主观冲动过于强烈,经常逃避定期的治疗。心理医生的一切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终这些孩子离开学校,浪迹社会。他们的成年生活也极为糟糕———婚姻不幸,精神恍惚、神不守舍,容易遭受意外事故,而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可能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大部分人拥有足够的自制力,能避免贪图一时安逸的恶果,却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懂得推迟满足感,最终成为失败者?其中的原因,目前医学界尚无定论,仅有的答案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基因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他因素也有待科学论证,但大部分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父母的过错父母的过错 缺少自律的孩子,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不少孩子甚至经常遭受严厉的体罚,即便小有过错,父母也会劈头盖脸地打过去:掌掴、脚踢、鞭打、拳击,可谓花样翻新。这种教育不仅收效甚微,甚至反而使局面恶化。 父母本身难以自律,就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常常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去做,不过别去学我。”他们酗酒无度,或在孩子面前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他们缺乏起码的 自制力,缺少长辈的尊严和理性;他们形容邋遢、一塌糊涂,甚至偷懒耍滑、背信弃义。他们的生活毫无章法,却强迫孩子有条不紊地生活。可想而知,假如父亲动辄殴打孩子的母亲,那么母亲因儿子欺负妹妹而对其施以体罚,又有多少意义呢?如何又能指望儿子听她的话,控制好情绪呢?在年幼的孩子心中,父母就像上帝那样位高权重。孩子缺乏其他模仿的对象,自然把父母处理问题的办法全盘接受下来,并视为金科玉律。父母懂得自律、自制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心领神会,并奉之为最高准则。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任意妄为,孩子们同样照单全收,并视为不二法门。 父母的爱心至关重要,即便家庭生活混乱,倘若有爱存在,照样可以培养出懂得自律的孩子。父母身为医生、律师、企业经理、慈善家,即便在职业上得心应手,生活方式也相当严谨,倘若缺少爱和温情,他们培养的子女,就和成长在贫寒、混乱家庭的孩子一样,照样不懂得自律,照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爱,关乎心灵的健康成长。在本书后面部分,我将就此深入探讨。爱,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有必要了解爱的实质,以及爱同自律的关系。 我们爱某样东西,就会乐于为它付出时间。譬如,某个青年终于拥有心仪已久的汽车,你就会发现,他把多少时间用在汽车上面:擦车、洗车、修车、给汽车美容、不停地欣赏它、整理汽车内室……你也可以观察,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如何照料他的花园:浇水、施肥、修剪、除虫、嫁接、移植……对子女的爱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 让孩子学会自律,也需要时间。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就无法深入了解其需要,就不知道他们在自律方面,还需要哪些条件。遗憾的是,即便孩子明显需要纪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照样无知无觉,甚至不管不顾。“我没精力管你们,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最后,到了危机时刻,孩子的错误导致我们恼怒,我们就会把满腔怨气发泄出来。我们根本不愿去调查问题的本质,也不考虑哪种教育模式最适合。父母习惯用严厉的体罚教训孩子,本质上不是教育,而是发泄怨气和不满。 聪明的父母决不会这样做。他们愿意花时间了解孩子,对症下药地教育孩子。哪怕孩子犯了大错,他们也恰当运用敦促、鼓励、表扬,或必要的警告和责备。他们灵活调整孩子的发展方向,认真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吃蛋糕、做功课、撒谎、欺骗、逃避任务……他们也会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在对孩子的管教上,他们掌握分寸,张弛有度。他们给孩子讲有意义的故事,适时亲吻、拥抱、爱抚他们,及时纠正孩子的问题。 毋庸置疑,父母的爱,决定了家庭教育质量的优劣。充满爱的教育带来幸运;缺乏爱的教育只能导致不幸。富有爱心的父母,善于审视孩子的需要,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他们也可能在面临痛苦抉择时,与孩子一道经受痛苦和折磨。孩子也当然会逐渐意识到,父母甘心陪着忍受苦楚的一片苦心。他们未必立刻流露感激之情,却可以领悟到痛苦的内涵和真谛,他们提醒自己:“既然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忍受痛苦,痛苦就不见得那么可怕,而且未必是太坏的事。我也应该承担责任,面对属于自己的痛苦。”———这就是自律的起点。 父母付出的努力越大,孩子感受到的重视程度,就越是强烈。有的父母为掩饰在家庭教育上的失败,就会不停地告诉孩子,说自己是多么爱他们,多么重视他们,云云,但真相无法逃过孩子的眼睛。孩子不会被谎言和欺骗长期蒙蔽,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爱,但父母一再出尔反尔,只会让他们渐失信心。即便他们表面不会牢骚不断,或大发雷霆,可父母的教导和许诺,近乎一钱不值。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父母,拷贝父母的处世方式,将它视为人生的标准和榜样。 那些沐浴着父母的爱的孩子,心灵却可以健全发展。他们也可能因父母一时的忽视表示不满,然而他们对父母的爱感激不尽。父母的珍视让他们懂得珍惜自己,懂得选择进步而不是落后,懂得追求幸福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将自尊自爱作为人生起点,这有着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价值。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有了这样宝贵的认知,便构成了健全心理的基本前提,也是自 律的根基。它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信须从幼年培养,不然成年后再作补救,往往事倍功半。孩子幼年起就享受到父母的爱,成年后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幼年培养的强大自信,也会使其鼓足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而不致自暴自弃。 自尊自爱的感觉,是自律的基础。自律的核心,就是学习自我照顾,承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性,并采取一切措施照顾自己,这是走向自立的关键。假如懂得自我珍惜,我们就会合理安排时间。那个拖延工作的财务分析师的问题,就在于她一度忽略和漠视时间的价值,因此郁郁寡欢,无谓地虚度光阴。童年时,她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亲生父母有能力照顾她,可是每逢学校放假,他们都会拿出钱,把她送到养父母家中,她从小就体验到寄人篱下的感觉。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她,也不愿意照顾她,她从小就觉得低人一等。她长大以后虽聪明能干,自我评价却低得可怜。所以,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自律做起。意识到时间有多么重要,她终于重新设定时间表,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到充分利用。 孩子童年时能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长大后内心就会拥有安全感。所有的孩子都害怕被遗弃。孩子到了六个月大,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彼此分离,这使他们感觉无助。他们知道,依靠父母提供物质资料,才能获得生存,遭到遗弃就无异于死亡,所以害怕任何形式的遗弃。父母对此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向孩子做出保证:“我们是爱你的,永远不会丢弃你不管。”“爸爸妈妈当然会回来看你,我们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父母做出保证并以切实行动配合,孩子到了青春期和青年时期,潜在的恐惧就会消失,就不会只贪图一时的安逸,甘愿以某种方式推迟暂时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需求最终都会实现,就像家庭和父母做出的保证一样。 很多孩子没有这种运气,从幼年起就遭受父母的遗弃、忽略、殴打乃至死亡的威胁,或者就像那个财务分析师,一向缺少父母的疼爱和关心。即便没有类似不幸,也会因为没有父母的爱的保证,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有些父母贪图省事,想让家庭教育更快生效,动用威吓性的“遗弃”手段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做,不然我绝不会爱你。你可以想象,你会落得什么下场!”———那当然意味着抛弃和死亡。父母把爱心丢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的专制,这使得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觉得世界不安全,甚至把世界看成是地狱,这种感觉会一直带到成年时期。他们不愿推迟满足感和安全感,更想选择当即透支快乐和满足。他们觉得未来遥远而渺茫,让他们缺乏起码的信赖感,哪怕未来要比现在好过许多倍,他们也宁可选择得过且过。 要让孩子养成推迟满足感的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学会自律;要让他们养成自律意识,对安全感产生信任,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这些心灵的财富,来自父母表里如一的爱,来自父母持之以恒的照顾,这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假如这些礼物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孩子也有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不过获得礼物的过程,必然是一场更为艰辛的奋斗,通常要经过一生的鏖战,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解决问题的时机(1)解决问题的时机(1) 谈到父母的爱对子女的自律,以及对推迟满足感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不能推迟满足感,对于成年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虽然多数成年人都具备推迟满足感的能力,他们可以顺利读完高中和大学,继而投身社会生活,没有锒铛入狱的不幸,但是,他们的发展仍是不完善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也不完善。 说来可笑,我到了37岁,才学会修理日常物品和器具,此前不管是修水管、修电灯,还 是根据复杂的说明书组装玩具或者家具,我都是一窍不通,偶尔为之,也总以混乱、失败和沮丧收场。尽管我从医学院光荣毕业,然后安家立业,并在心理治疗和行政管理上小有成就,可处理起机械来却笨手笨脚,活像个愚蠢的傻瓜。我自卑地相信缺乏某种基因,天生就不是解决机械问题的材料。37岁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我星期天在户外散步,看见邻居正在修理除草机。我同他打过招呼,羡慕地说:“哦,你真是能干啊!我从来就不会修理这种玩意儿,还有其他别的东西。”他马上回答:“那是你没有花时间去尝试罢了。”我继续散步,内心越来越不平静,他这句简单而意味深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扪心自问:“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伙计,也许你真的没那么差劲儿,是吗?” 我铭记他的话,并提醒自己: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花时间检验一下。不久我就有机会亲自验证这个疑问。一位女病人的汽车刹车出了问题:被什么东西卡住而无法活动。病人告诉我:汽车仪表板下面有个刹车开关,不过她不知道开关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我自告奋勇地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躺在方向盘下面的地板上,尽量提醒自己放松。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耐心地观察了好几分钟。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电线啊、管子啊、杆子啊,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集中注意力,追踪与刹车有关的机件,弄懂了刹车的运作过程。我最终找到了症结———那个使刹车无法移动的小开关。我又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把手指向上一扳,刹车就可以被释放出来。于是我就那样做了:真是想不到,只要指尖给出一盎司的压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异常振奋:嘿,我真是一流的机械师啊! 我的专业与机械无关。我既没有机械专业知识,也不愿解决机械问题,我把时间用在非机械领域上。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求助于修理工。我现在知道,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基因有什么缺陷。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碍,不然只要花时间学习,就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许多人都没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知识、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就像我对待机械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得到机械修理启蒙之前,假如我那天缺乏耐心,就会把脑袋伸到病人汽车仪表板下,胡乱扯几根线头,见没有效果,我便会耸耸肩、摊摊手说:“对不起,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办法帮上你了。”许多人处理问题,不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前面提到的财务师,其实是一位充满爱心、相当努力的母亲,却怎么也管不好两个孩子。孩子的情绪出现异常,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她很快就会觉察到。她通常只会根据大脑的即兴反应,随意动用家长权威,譬如强迫孩子多吃早点,提前就寝等等。尽管这么做收效甚微,但她却极少考虑类似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她只好向我求助,懊恼地对我说:“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头脑聪明,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诿塞责,就会显示出极强的能力,但在解决家庭矛盾上,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问题的关键出在她对时间的利用上。家庭问题让她头昏脑胀,她只想尽快脱身,尽快缩短自己与问题接触的时间,而不愿花时间来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愿冷静地分析问题。虽然解决问题能给她带来满足感,而她根本不想去推迟这种满足感,哪怕是一两分钟也不行,最终她没有从问题中积累起任何有效的经验,家庭便因此长期陷入了混乱。解决问题的时机(2)解决问题的时机(2) 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面对问题时,也不会出现奇特的“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到,他很可能生意惨淡。那个销售员却认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使他很快渡过难关。二月份,他对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但当时看上去,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我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意味着推迟满足感,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如此才会得到回报。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而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高级军官,他们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 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 ,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 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 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逃避自由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 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 。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尊重事实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移情:过时的地图移情:过时的地图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