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军《食色男女》-2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皇储，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人。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萨克森军，共六万人，驻在美因茨。此外，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师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地利边界。毛奇的估计很正确，他认为面对他的三十八万一千人，法国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而且因为受到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迫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附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被孚日山脉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附近，第三军团在兰道和拉斯泰德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与诺伊基辛之间，作为前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如果法国企图在动员完成之前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很有可能——那么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被孚日山地所分隔，所以他对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毛奇对自己的意图有下述说明：“不过最主要的是，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决定对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保持优势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使用什么特殊方法来完成，那却应该临时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面对他的就是法国皇帝的计划，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式的计划，因为尽管从纸面上看来似乎头头是道，可是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无异于自杀。法国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十五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十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增加到三十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多出十万人，所以他决定不等自己动员完成就先发动突然袭击。他设想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突击，就足以强迫南日尔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甚至意大利都支持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十五万人，在斯特拉斯堡集中十万人，在沙隆集中五万人，使前两支部队前进，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诸邦保持中立，然后与奥地利联合，取道耶拿直取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一切都可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法国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人知道帐篷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部队没有火炮，有些部队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是空的，要塞缺乏补给。八月十日，巴里柯伯爵奉召前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原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随皇帝上了前方），他接到前线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如下：“在补给仓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设备。截至八月七日还找不到一个骡马抬架以运载伤员。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手中，毫无后送准备。如果说四天来我们军人都靠老百姓的仁慈赏饭吃，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垂死的饥饿士兵，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八月六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包括工兵和炮兵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因为如此混乱不堪，所以侵入日尔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舰队驶往易北河口而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能会合。其分布如下： 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在斯特拉斯堡；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德，在弗尔巴赫；第三军，军长巴赞，在圣-阿沃尔德；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在比奇；第六军，军长坎罗伯特，在沙隆；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在贝尔福和科尔马；近卫军，军长博巴奇，在梅斯。 因为各军过于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将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共三万五千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十二万八千人，被称为莱茵军团，位于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三万五千人，由坎罗伯特元帅指挥，留在沙隆担任预备队。第七军的其余部分留在贝尔福以监视黑森林的出口。当七月二十八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完成战备。犹豫不决又使巴黎的群众开始干涉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呼立即侵入日尔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八月一日，他命令巴赞元帅向萨尔河进攻。除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德·费利）向前推进，八月二日，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吕肯遭遇，这支部队立即向后退却。毛奇命令斯泰因梅茨把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拢，同时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将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往洛林。八月三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杜埃的师占领了维森堡，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在宿营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杜埃被击毙，他的师退到沃尔特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这样麦克马洪在那里可以集中大约三万二千名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八月五日，普鲁士第三军团，有步兵七万二千人和骑兵四千五百人向他逼进。因为对敌军实力只有含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八月七日进攻，而普鲁士皇储因为自己的军团还是分散的，就决定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发动攻击。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在八月六日清晨，双方前哨发生了冲突，使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都被卷入，触发了沃尔特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场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很零乱，而法军也表现出传统的勇敢精神，但还是抵挡不住优势敌军的压迫，被迫后退，匆匆通过孚日山地退往新堡，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麦克马洪的军团从那里用铁路送往沙隆，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在这次并非预计的会战中，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没有追击。在沃尔特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是让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于八月六日集中在萨尔河后方，然后在那里待命，等第三军团占稳了弗斯格斯通道时再行动。但是当性情急躁的斯泰因梅茨听说萨尔布吕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腓特烈·卡尔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前进了。此时，萨尔布吕肯肯由法国第二军占领，当军长弗罗沙德得知杜埃在维森堡被挫败的消息之后，就认为他的地位过于暴露，就在八月五日撤退到该地西南数英里的斯比希林高地。八月六日清晨，普鲁士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德前哨的火力，不久，卡梅克将军的第十四师也赶到。因为卡梅克感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所以不等上级命令，就派一个旅去攻打位于弗罗沙德阵地中央的罗瑟堡。又和在沃尔特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当之前，会战即已展开。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所以卡梅克能够坚守罗瑟堡不放，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德却相信自己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很远。在斯比希林会战中，法军死伤共约四千人，而普军约为五千人。这两次挫败——斯比希林和沃尔特——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发生了惊慌现象，下令向沙隆退却。当消息传到巴黎之后，皇后摄政的法国政府宣称：假如军队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八月九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奉命停止撤退，而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这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赞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继续撤退。同一天，奥利维尔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交给巴里柯将军，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担任第四军军长。第二天，即八月十日，他开始负起战争指导责任，此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把戏。他的《忏悔录》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指出一个领导力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合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每天上午八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八月九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五十万新兵，可是到十日，他们又害怕这些新兵获得武装之后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到十一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法夫尔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此后，左派人士就一直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政府。这是当时政治方面的情形。八月十二日，法皇本人虽然仍留在军中，但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行使。这种改变是在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八月十三日，普军右翼的第一军团已在梅斯以东到了尼德河；第二军团在摩泽尔河上的穆松桥也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和伦内维尔。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同时向巴赞的部队作向心推进。虽然当时对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缺乏粮食时，就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一线，退到凡尔登附近的默兹河上。为了便于撤退，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到八月十四日，部队还有大部分留在梅斯以东。在科隆贝和波尔尼，法军受到普鲁士第七军攻击，但利用黑夜掩护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占领了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西南的阵地。这就是说，除非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必须撤销，因为现在唯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就是梅斯－布里埃－蒙梅迪道路，其终点将为勒泰尔或色当。事实上，巴赞早已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此时并不知道，若不挺身战斗，就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梅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支胜利的敌军面前侧进，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巴赞正在集中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的第五骑兵师在穆松桥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八月十五日与法国骑兵在维昂维尔和勒松维尔附近发生了接触。到夜里，第十军在穆松桥，第三军在诺费昂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九时，冯·阿尔维斯勒班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就展开了维昂维尔会战，亦称马斯-拉-图尔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受到了强烈压迫，虽然结果不分胜负，但对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具有决定性。因为这迫使巴赞完全放弃了撤向默兹河上的想法。相反，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瓦与格拉沃洛特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这一战双方的损失各约为一万六千人。八月十七日，巴赞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扰。毛奇正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全部兵力，其中第二军团尚缺第四军，它已奉命向托尔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联系。第二天就进行了伟大的格拉沃洛特会战，亦称圣普里瓦会战，参战普军为二十万人，法军为十四万人。正如一七九二年瓦尔密会战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就是说失败的一方将无路可退。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了将近黄昏时候，普军攻入了圣普里瓦，迂回了法军右翼，巴赞被迫撤入梅斯要塞，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就完全失去了联系，麦克马洪于十六日已与法皇会合。在这次战争中，格拉沃洛特会战是流血最多的会战，普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法军约为一万三千人，但另有五千人被俘。 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估算到法军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所以本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使普军必须组成一支围攻军团，于是第一军团全部，加上第二军团大部，一共十五万人，交由腓特烈·卡尔亲王指挥，奉命把巴赞困死在要塞内。如今兵力共计八万五千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皇储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萨克森第十二军，共十三万八千人，另外组成默兹军团，由萨克森王储指挥。八月二十日，默兹军团在布里埃与科梅尔西之间采用宽广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在伏瓦渡过默兹河，向利格尼和巴尔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地区接受会战。二十三日，默兹军团在凡尔登附近到了默兹河右岸，虽然进行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这个要塞，就命令前卫骑兵向克莱蒙和圣曼胡挺进。此时，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军团，称为沙隆军团，他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部队，其中包括第一军，军长迪克罗，共三万二千人；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共二万二千人；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共二万二千人；第十二军，军长勒布伦，共四万一千人；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人员，从沃尔特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这些人正处在叛乱状态之中。这个军团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步兵营，一百个骑兵中队和三百八十门火炮，总共有十三万人。其中有许多部队毫无训练，所以勒布伦将军说，他给每个士兵发了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瞄准射击。在沙隆，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在这一点上他也获得了特罗胥将军支持，特罗胥于八月十六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军长。八月十日，特罗胥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赞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取消了这个行动。八月十七日，即法皇从梅斯回到沙隆的次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皇帝既已把统帅权交给巴赞，那么他本人就应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特罗胥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特罗胥先返回巴黎，他随后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前进。于是特罗胥先行启程了。八月十八日夜，特罗胥到了巴黎，皇后立即接见他，当她知道了解了其任务的重要性后就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别想回到巴黎，不，将军，皇帝决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沙隆，你应该保卫巴黎，不要皇帝，你要独自完成你的任务。”经过一番犹豫，特罗胥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巴里柯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此后，特罗胥觉得到处都是障碍。特罗胥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八月二十一日他退到兰斯，他的部下到处骚扰，百姓叫苦连天。二十二日，军团仍留在兰斯，这时，参议院议长劳尔率领一个由巴里柯派出的代表团来到皇帝的大本营，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前进。麦克马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回电巴黎政府说：“我怎么能向巴赞运动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厄运，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又收到两个电报。一个是巴赞发来的，说他想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是：“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赞，对巴黎将产生极恶劣的影响。面临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梅迪进发。”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全军移到了贝希尼维尔，人员到处搜刮粮食，二十四日到了勒泰尔，在那里停留到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麦克马洪前进到了杜尔特洪，第二天又到了齐斯尼，在那里接获情报，得知萨克森王储已经越过孚日山地，前进到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就命令在二十八日中进行如下行动：第十二军前进到拉比卡斯，第五军前进到努阿尔或巴泽耶，第七军前进到斯东尼，第一军前进到罗库特。当麦克马洪这样向东绕着大圈子希望溜过敌军右翼而与巴赞会合时，默兹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维特里－圣曼胡一线。普鲁士骑兵在先头到处搜索，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进入沙隆，发现这里已经撤空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兰斯还有十五万人。这个消息使毛奇大为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这使巴黎完全没有掩护，并且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其左翼紧靠比利时国界。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他在二十六日命令这两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总部从巴尔移到克莱蒙。八月二十七日，领先的一军——默兹军团中的萨克森第十二军到了斯特奈，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到达。两天后，普军俘虏了一个法军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带着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使普军当局完全了解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背后。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格朗普雷，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其渡过默兹河。默兹军团以博蒙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与齐斯尼之间。第三章：色当会战（下）麦克马洪得知巴赞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趋向他的交通线，就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梅济耶尔。八月二十八日，巴黎又有急电，促使他再向蒙梅迪继续进行。到这时，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使他的部队完全丧失了士气。八月三十日，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德·费利的第五军在博蒙，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普鲁士第四军的突袭。这使麦克马洪损失了五千余人和四十二门火炮。他觉得不可能再前进了，就在夜里八九时之间，命令勒布伦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对勒布伦说：“这是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还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他们若敢向我们攻击，那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可以把他们赶进默兹河。”因为对敌军兵力估计错误，所以使他受到了惨败。那天夜间，毛奇下达了如下命令：“明天上午应尽早继续前进。如果敌人在默兹河西岸不动，无论何地都应加以猛烈攻击，应将他们向默兹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越压越紧。”“萨克森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把两个军推进到默兹河右岸，向面对着穆宗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和背面攻击。”“同样，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加强，以扰乱敌军在右岸（从穆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如果敌军进人比利时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应毫不容情的加以追击。”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指定由他为法兰西送终。德·温普芬将军本在奥兰指挥法国部队，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五分钟收到巴里柯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巴黎去。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坐小船启程，二十七日在马赛上岸，晚上八时到了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忙碌不堪，直到第二天凌晨一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巴赞正攻击腓特烈·卡尔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打击在他的后背上！巴里柯又说特罗胥将军不孚人望，要求德·温普芬接替他。德·温普芬拒绝接受，于是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德·费利。他拿到了一卷地图，位置都是不正确的，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他正要上火车去前方时，有个使者匆匆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如下：“当麦克马洪元帅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规定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变化来使用它。”中午，德·温普芬到了兰斯，因为铁路线已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七时乘马车前往梅济耶尔，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泽耶，那里却已混乱不堪。下午九时，他听说麦克马洪正在向色当撤退。三十一日凌晨一时，他到了色当，发现这里已经被运输车辆堵塞，他于上午九时向麦克马洪报到，麦克马洪对他极为冷淡。接着又与德·费利争吵了一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德·温普芬接管了第五军，但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当普鲁士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计划向前推进时，沙隆军团缩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的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梅济耶尔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色当之后，第十二军（勒布伦）奉令扼守巴泽耶和面对拉蒙塞勒和戴格尼的山地，第一军（迪克罗）在它左面，面对吉瓦尼，第七军（费利克斯·杜埃）则占领依里，第五军充当预备队。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储存口粮不足二十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八十万份口粮，因为遭到敌炮的射击，未及卸载就奉令驶回梅济耶尔。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弗尔德对色当的情形这样描写道：“城镇本身好象置于一个托盘上，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眼，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在它四周。在该镇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从山顶上一直向左面平原延展的是一片森林。再往后还有远山的背景。”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泽耶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默兹河，但却被勒布伦的第十二军击退。这些桥梁中的第二座并未被炸断，很显然麦克马洪的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下午五时他才命令勒布伦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不等色当城中火药送到，该桥又被敌军重占。在杜希和顿切利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情形。杜希的桥梁虽有命令要加以炸毁，但却无人执行。而对于顿切利的桥梁，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他们正在察看时，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梅济耶尔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杜埃将军正拟对他的阵地挖掘工事加固时，麦克马洪却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被封锁在这里，象梅斯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杜埃回答说：“他们会给你时间吗？”麦克马洪不吭气骑马走了，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要的事情，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将领们都已经深感失望。下午八时，杜埃将军问多特里莱耶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已经完了。”杜埃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多特里莱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进行最后的努力吧！”那天夜里，法军的一个士兵保罗·德罗勒德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母亲：“色当，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吻你和爱你。保罗。”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甘心接受会战，所以认为他或许会趁黑夜退回梅济耶尔，或是前进到加利格朗，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那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三十日的训令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鲁士皇储对第三军团决定进行如下部署：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切利向弗里格尼前进。符腾堡师在多门渡过默兹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杜希之南，其余兵力则前进到费里诺瓦到瓦德朗库尔之间。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勒米里，并与默兹军团的左翼合作。萨克森王储对默兹军团下达的命令如下： 近卫军的一个师前进到维勒尔-塞尔雷，其余兵力则前进到法兰西瓦尔。第十二军取道拉米库尔进到蒙塞勒。第四军派一个师前往米里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充当预备队。沙隆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默兹河，弗罗因和吉瓦尼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隆、巴泽耶、蒙塞勒和普拉提尼里。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分为第一军，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老营作为预备队。对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八月三十一日夜里，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命令，已从默兹河和巴泽耶撤回。这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冯·德尔·塔恩将军能在九月一日上午四时，趁着浓雾掩蔽越过了铁路桥，并深入到巴泽耶。在那里才遭到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终被击退了。此时，萨克森部队也到了拉蒙塞勒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八时，萨克森炮兵摧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销声匿迹。当战斗进行之中，大约在上午七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负了重伤，他就交出了指挥权，并指派迪克罗将军代理。大约在八时左右，迪克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在这样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了望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头对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不能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到那里当退路可以确保之后，才能决定作进一步行动。”参谋长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迪克罗却向他怒吼道：“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在这种困境之中。”他立即命令自己的第一军和勒布伦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也是向梅济耶尔撤退的准备。勒布伦先是犹豫不决，到了上午九时才开始撤出巴泽耶。到上午十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前进了。在十一时以前，这个村庄已经落入他们手中。现在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怪事。从会战开始，三个小时之内，沙隆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出现了第三个。德·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第五军在老营充当预备队。上午七时十五分他听到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听到迪克罗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没有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去访问勒布伦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又听说迪克罗已经下令撤退，不禁大怒。他从口袋里拿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自己才是总司令，然后对勒布伦说：“停止执行迪克罗将军所给与你的命令，我决不退往梅济耶尔。假如这个军团要退却，那就应该退向加利格朗，而不是梅济耶尔。”接着他又匆匆通知迪克罗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迪克罗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立即赶往与德·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中发现他对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依里在那里都不知道。德·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皇帝已经很惊恐，所以他说：“陛下，您无需害怕，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入默兹河。”萨克森王储正在吉瓦尼河上作战，上午七点三十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已经到了费里诺瓦西南的小山上，了望第三军团前进。这个军团在上午三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在顿切利渡过默兹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很好，其前卫一路未遇抵抗，通过了圣亚尔培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斯。上午十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依里构成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高地上布置了六十二门火炮作为支援。他们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于是法军的马格里特将军命令加里维特将军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虽然英勇，但却因为受到重大损失而被赶回来了。当这些进展被报告给德·温普芬将军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普鲁士皇储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着六十门火炮到了哈托森林，以支援第十一军已在那里作战的八十四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于默兹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小时之后，第三军团左翼与默兹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法军被包围了。普王、俾斯麦，毛奇、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诺瓦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沃克上校和美国名将谢里登也都在一起。布歇在《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大约在上午十一时，要塞中有道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面是黄色的。在要塞后面，法军正在进行猛烈射击，夹河森林中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清楚，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哒哒声。”第三军团正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支已在上午八时进入维勒尔－塞尔雷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将一百二十门火炮的火力，倾泻在吉瓦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火力显出了压倒性的效果，把法军步兵赶入了加伦森林，那里面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十时，萨克森军攻占了戴格尼，接着又有二十九个炮兵连疾驰上去。对这个阶段的会战，霍恩洛厄亲王有下述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十分可怕。屠杀之惨烈简直景象惊人；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炮兵在射击时好象演习一样。”布歇继续写道：“现在是下午一点，到这时，我们的火线扫过了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份。照我的表，在下午两三点之间，国王走过我们站立的地方，用望远镜向郊区了望了一会儿，就转身对周围的人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他的猜测一点都不错。马格里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准备攻击弗罗因。大约在下午两点，迪克罗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跑去找马格里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马格里特立即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负了重伤，于是加里维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进行了三次冲锋。虽然充分表现出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都失败了，只有加里维特由少数军官和骑兵伴随，一直冲到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其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尔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虽然沙隆军团已经命中注定要被毁灭，可是德·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真正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攻击依里十字路口时，他还给杜埃将军送去了下述命令：“我已决定冲破敌军战线以达加利格朗，然后再进到蒙梅迪。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加伦森林中的所有部队。”对于杜埃的第七军此时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有下述记载：“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军团剩下来的残部就要被吞蚀了。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的乱窜。”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勒布伦的第十二军挺立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透过巴泽耶。为了突围到加利格朗，德·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以将敌军赶进默兹河。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命令送达杜埃，同时又训示迪克罗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塞勒前进到巴泽耶。下午一时三十分，他向皇帝送上了这个签呈：“陛下，我决定从面对勒布伦和迪克罗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是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你的军人之中，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更能奋勇战斗。”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他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他已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当他正考虑最后行动时，迪克罗的军已经自动崩溃，纷纷退入色当及其四周。迪克罗进城时，有一位军官高呼道：“白旗已经升起了！”此时，迪克罗才接到德·温普芬的命令。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踩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楚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我们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把我们出卖了！”迪克罗去谒见皇帝，皇帝惊问道：“为什么还要开枪？我已经扯了白旗。”于是命令迪克罗草拟全面停火的命令。迪克罗照办了，但他拒绝签字，因为总司令还是德·温普芬，此外参谋长福尔将军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勒布伦，要他送给德·温普芬，但是温普芬却拒绝拆阅。勒布伦指着白旗叫他看，德·温普芬却高声喊道：“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德·温普芬冲进色当，不是为了要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斗志，他高声喊道：“巴赞来了！巴赞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起来，但大部份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一千二百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他们向巴隆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狂行为。这队疯狂的勇士遇到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中。德·温普芬就对勒布伦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勒布伦自然不肯接受这个光荣使命，下午六时，皇帝对迪克罗将军说，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迪克罗拒绝了。然后他又请杜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德·温普芬感情冲动的大喊着：“陛下，如果说我打输了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迪克罗马上跳起来怒斥他的错误，双方发生了一场争吵。最后，德·温普芬接受了无法逃避的厄运，同意向敌人投降。在此之前，早有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疾驰回到费里诺瓦山上——这里是普王驻扎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六点半时，有一队骑兵仪仗队在远处出现，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勒，缓缓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上前来，脱下军帽，把路易·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普王与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了一封回信，仍由莱勒将军带着，在暮色苍茫之中，持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正在燃烧。在巴泽耶也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第二天上午大约六点钟，在顿切利，有人在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前往色当。过了默兹河，距离桥头约八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单独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德·温普芬安排。日尔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军官四百六十人，士兵八千五百人；法军的损失为战死三千人，负伤一万四千人，被俘二万一千人，加上投降被俘的八万三千人，以及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三千人，总共为十二万四千人。此外还交出野炮（机枪）四百一十九门，要塞炮一百三十九门，车一千零七十二辆，战马六千匹。德国官方历史说：“色当的胜利是日尔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伟大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话并不夸张。它又说：“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就第三次垮台了。胜利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日尔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度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没有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后果，而只想赶快攻入敌人首都。”在决定命运的那天，巴黎的情况又如何呢？上午十时三十分，驻梅济耶尔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晚睡在克莱蒙，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上面说：“麦克马洪于今晨已经击败普军，而巴赞也正在向色当追击。”九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接着德·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到了，开头写着：“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已被击败”。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九月四日，国会受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特罗胥代替他做了政府首脑。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到九月底，巴黎被包围了。可是梅斯、贝尔福、斯特拉斯堡、托尔、凡尔登和梅济耶尔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除贝尔福外，所有要塞都被逐一攻陷，十二月十七日，普军开始炮击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巴黎投降。两百多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的政治中心，现在却被柏林取而代之，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在巴黎投降前十一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尔曼）皇帝。二百四十年前华伦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间，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于是教皇的佣兵被意大利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维里就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们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三月八日，巴黎公社成立，在疯狂的斗争中，男女老幼一共死了三万多人。最后在五月十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十八日为法国国会批准，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意味。（一）赔款两亿英镑。（二）法国给与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日尔曼的一个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从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那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了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的隐忧。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又怎样呢？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永远无法清洗的，法国的屈辱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由于德国的强盛，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的和平”挑战。这次战争没有发展成全面性的欧洲战争，主要还是靠英国的力量。第三，英国为了对抗德国并重建欧洲均势，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德国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了世界市场，无法避免与英国的冲突。从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两个真正的军事和商业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和拿破仑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就都有足够的空间，但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都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没有足够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发了军事化，到十九世纪末期，所有欧洲国家都已走上“全国皆兵”的道路，不过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可以互换，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战争艺术的影响也有加以讨论的必要。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唯我独尊，加上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如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被步兵时代所取代一样，现在炮兵时代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成了军事基础。第二是铁路对军事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迅速发展大规模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直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火车头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陆军是个过于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好处极为明显。可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注意而己。费里罗在《和平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过去掌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与和平制造权，现在却分开了，战争制造权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和平制造权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当新的制造战争的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已使战争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失去了制造和平的艺术。因为既然不能制造和平，外交家反而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来为战争作准备。两个强国在一八七一年签订了休战协定，到一九一四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也就是说当战争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在政治上也就越难加以限制，最后终至于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场全球性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战争终于会演变成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个同盟中的一员，否则其资源决不足以单独进行一场战争。因为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到了有关指挥艺术的问题。毛奇的著名格言：“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如面对的是一位正常的将领，辅之以一个正常有效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出许多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所以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象斯泰因梅茨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个“流血狂”；象斯比希林，沃尔特和科隆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两个会战，韦尔努瓦说过：“这两个会战都极为特殊，都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很坦白的供词。毛奇似乎可称之为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个超级的伟大战争组织家，他依赖的主要是逻辑而不是机会。要使他的指挥艺术成功，必须坚守某些静态的教条；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他而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次“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军事天才不如进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战争有彻底的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各自为战。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对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萨尔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没有再下达任何其他命令。他也从来没有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要原因是法军自身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的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的优良运用。作为一个将领，对毛奇不应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非常优异，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部下去各自为战。最后，象提耶尔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在一场民族大决斗中，除非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上占优势时，一定能够得胜。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是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直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大事记（四）：日本的兴起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当美国和普鲁士分别为自己的帝国奠定基础时，日本也从竹幕后面钻了出来，不久之后居然也步其后尘。造成这种激烈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为生物因素，另一个为工业因素。日本是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所生产的粮食不够供养其人民。而在工业方面也生产过剩，使其贸易关系丧失了平衡。这两个原因都要求向海外扩张：一方面征服国外土地来容纳其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征服国外市场以消化日本产品。因为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所以无需多长时间，非西方化的日本就被吸入了资本主义漩涡。一六三八年以来，除荷兰在对马岛上还保留着一个小规模的贸易据点以外，所有在日本的基督教和对外贸易均被幕府禁止，一切与西方的接触都被切断。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派佩里准将率领四艘军舰去日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与日本天皇谈判友好条约。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第二年三月，佩里又带着七艘军舰来了，因为幕府抵挡不住他的大炮，所以终于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岛田和函馆做为与美国贸易的商埠。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被打破，竹幕被刺穿了，缺口就越扯越大，英国、俄国、荷兰、法国和普鲁士都纷纷向日本援例要求，也都获得了同样的特权。要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首先应对日本当时的政府制度略做解释。从十七世纪开始，日本的最高权威已经由天皇移到了幕府大将军的手中，他成了这个封建国家的独裁者，这些封建诸侯就称为“大名”。每个大名都有自己的武士（藩士），都是职业军人，遵守一种武士规律，就是所谓“武士道”。他们都生活在古老传统中，激烈反对任何与欧洲人的接触，但是商人阶级却欢迎外国人，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结果日本人民分成两派，一派要求与西方自由交往，一派则断然拒绝。一八五八年，驻日美国总领事未经天皇同意（他仍具有批准条约的权力），就强迫幕府与他签定了一个新的商约，于是这些大名和他们的随从就开始杀害欧洲人，结果换回了更多的耻辱。这种情况日益恶劣，直到一八六七年二月天皇逝世，由他十五岁的儿子继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这些大名抓住少主当国的机会，发动叛乱，并强迫幕府大将军退位，结果就是一八六八年的革命，终于取消了幕府制，使天皇亲政。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形，就可明白日本的变法维新的确是个奇迹。这主要是因为遭受外国侵略的反应。如果白种人在火炮支援之下可以强迫日本与他们缔结商约，并给予种种特殊权利，那么素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日本为什么不能照样模仿呢？火药带来的前途远景才是日本维新的主要动力。一八六九年，所有二百三十七位大名都把自己的藩地归还天皇。一八七〇年，在横滨出版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也修通了横滨到东京之间的第一段铁路。一八七一年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两百万名武士都被资遣。接着又有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一支国家陆军。在过去，军事职业是武士阶级的专利，现在变成了全民义务。征兵制建立了，陆海军都开始进行现代改革，陆军师从德法，海军则以英国为楷模，同时天皇也成了军队的神圣元首。虽然在一八八九年，日本也开始采取一种表面和有限的代议制度，但是陆海军却在国会的控制之外。此时，由于欧美资本家愿意慷慨的供给财源，而且又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力来源，所以日本很快由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国家收入迅速增加，其中一半都用在军事方面。人口在一八六八年为三千二百万，到一九〇三年就增加到四千五百万。英国的造船厂为日本建造军舰和商船，并为其兵工厂提供机器工具；德国出售军用品，澳洲供给羊毛，南美供给肥料，马来亚供给锡与橡胶，斯堪的纳维亚供给纸浆，印度与美国供给棉花和废铁。西方成了日本的乳娘，日本在一代人中完成的成就，相当于欧洲二十代人的成就。日本原有的封建社会和十四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可是当它踏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装备的工业、陆军和海军强国。虽然如此，日本在外表上虽然已经西化，可是内心中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回忆。这种以军事权力为重点的惊人改变，必然会导致向外膨胀。毫无疑问一定会引起中日两国冲突，同时也注定要与欧洲国家发生摩擦——它们好比兀鹰一样，都在争食大清帝国的死尸。在这些欧洲国家中，俄国是最可怕的，因它与中国接壤。此外，俄国大部份是个东方国家，在一五六七年就已与中国发生了接触，当时恐怖伊凡在北京开设了使馆。到一六八九年，即彼得大帝初年，俄国又与中国签订条约，使莫斯科帝国发展到了中国满州边界。到一八四七年，俄国向东扩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一年，俄国的伟大行政家莫拉维耶夫伯爵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一八四九年，他在堪察加半岛东岸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克里木战争中曾被轰击），次年又在黑龙江河口建筑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要塞。一八五一年，他又企图进一步获得黑龙江之线，在河岸上建立海兰泡和伯力两个镇市以后，一八五六年又利用《瑷晖条约》，使中国割让了黑龙江左岸上的大量土地，总面积为七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有三个半法国那么大。中国当时正为太平天国的内乱所困扰，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利用这个机会——这也是俄国的惯用伎俩——他利用中国政府的恐惧心理，又获得了十七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满州的滨海省，加上其六百英里长的海岸线。不久又建筑了海参威港。其次，俄国又想侵占库页岛，虽然该岛南部早已属于日本，可是当时的日本却太弱，不足以对抗俄国的压力，一八七五年，双方签署协议，把全岛都割让给俄国，交换条件是俄国在名义上承认日本对千岛列岛的主权。这时，日本也开始踏上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因为有少数遭受海难的日本水手在台湾受到土著虐待，日本遂入侵该岛。一八七五年中国政府答应赔偿损失，并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日本才撤兵了事。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朝鲜事件，一个朝鲜要塞向一艘日本军舰开炮。因为现在日本也学会了白种人的把戏，知道如何利用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所以一八六七年，日本派一支舰队到朝鲜去，迫使其政府签订赔偿条约，并对日本开放三个商埠。这是一个重要收获，因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天然门户，而日本一向担心它会被俄国夺占，他们知道俄国想在朝鲜海岸获得港口，而腐化无能的朝鲜政府也决无抵抗俄国侵略的能力。第二次朝鲜事件发生于一八八四年，在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受到攻击。事件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因为俄国对朝鲜已经垂涎三尺，所以英国决心出面干涉，于一八八五年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即哈米顿港——达两年之久。但当英国将该地交还之后，一八八八年，俄国又与朝鲜签订条约，将济物浦、汉城、釜山等港口开放为对俄的贸易商埠。六年后发生了第三次朝鲜事件。从一八八四年起，朝鲜即已陷入混乱之中，到一八九四年酿成了革命，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两千士兵到汉城去，日本也照样派兵，结果造成了一次中日战争。日军每战皆捷。九月十五日，清军在平壤被山县有朋将军击溃，两天后在鸭绿江口的会战中，伊东海军中将也击败了中国的舰队。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大山元帅进攻并占领了旅顺港，迫使中国求和，这就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都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二亿两白银（合二千五百万英镑）。但是条约墨渍未干，俄德法三国即有干涉还辽之举，日本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抵抗三个强国的联合压力，只好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其交换条件为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俄国驻北京公使即与李鸿章签订了一个条约。从一八九一年起，俄国已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到一八九五年就已经达到了中国边界。因为其终点为海参威，若能取道满州就可以节省六百英里路程。俄国以此理由向中国提出要求，李鸿章同意了。接着在一八九七年，俄国又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获准修建一条铁路，从哈尔滨延伸到旅顺和大连。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获得了胶东湾的租借权，英国获得了威海卫的租借权，法国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不久又发生了祸乱，由于西方强国的竞争使中国的利益蒙受了极大损失。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九〇〇年爆发了所谓拳匪之乱。中国人开始杀洋人，并包围外国使馆。到七月中旬，经过八个星期的围困，八国联军（包括日本在内）才进入北京，救出了各国侨民。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才恢复和平，中国又被迫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个事件有两个附带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为日本有机会发现俄军缺乏效率，以及他们在远东维持巨大兵力的困难，因为困难是如此巨大，所以俄国虽然强大，但实不足惧。其二为英国对日本的能力颇感欣赏，为了保障远东的和平，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英国打破其一贯的孤立政策，与日本缔结了防御同盟。两个月以后，中俄两国也签订了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军应分批撤出满州。但是沙皇却没有撤兵的意图，一九〇三年他又设立“东亚大总督”来控制远东，并宣布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日本得知朝鲜也被包括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时，就向俄国提出交涉，表示愿意承认俄国在满州的地位，但也求要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并且建议所有国家在这两个地区应享有同等的商业权利。谈判进行之际，一位名叫别佐布拉佐夫的俄国观察员却迫使朝鲜政府让步，获得了鸭绿江和图门江上的伐木权，这个计划与沙皇的宠臣们有利益关系。为了保护其私利，他们压迫俄国政府增强驻满州的兵力。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政府命令其驻俄大使努力交涉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到了这一天仍无结果，次日日本即与俄国断交，并下达动员令。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上）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是西方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一场对西方在亚洲优势的巨大挑战。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日本吹响了战争号角，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沉睡中惊醒了。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似乎再没有比满州和黄海更遥远的战场，而这里对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也是极不理想的战场。满州是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有着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是高梁，高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会把整个平原变成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二度，但冬天极冷。七八月份，甚至于常常到了九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泥淖。索罗维夫上尉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说：“泥泞深度可达马腹，重载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雨季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十一月到三月之间则是封冻期。虽然如此，对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在远离主要基地五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口的距离。主要交通线是西伯利亚铁路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铁路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二百六十二英里。铁路的工程极其劣质，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担负大规模军事运输。更糟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有一个长达一百英里以上的缺口，而湖本身的宽度达三十英里。从十一月到四月之间，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就必须使用原始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何其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海上交通线。控制海洋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直达满州，另一方面一旦战败，也可使日军有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所以这个地区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在朝鲜之外就是旅顺港，只要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就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必须向旅顺港进攻，因而必须分散陆军兵力不可。对俄国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在满州集中足够的兵力来迎击敌人。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价值，足以象征日本的优势，这与俄国舰队的毁灭同等重要。一八九四年，日本本已占有旅顺，但因力弱终于不能据守。所以若能失而复得，不仅显得战争师出有名，更重要的却是表明日本要比俄国优越，也就是说亚洲要比欧洲优越。因此，不管战略上是否需要，攻克旅顺对日本而言是此次战争的精神枢纽。决定战略的主要因素可以综合成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缺口和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存在，那么俄军在满州的增援就无法加速。因为海参崴是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不冻港，如果日军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那么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将被切断，而且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来之后，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不封冻的作战基地。贝加尔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其在海上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占旅顺，就可以集中全部陆军兵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会战，一旦俄军战败，就可设法诱劝他们放弃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妥协而非总体性胜利——这是超出其能力限度之外的。当日本决定其战争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达到此项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方法。第一点至为明显，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上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部队。第三点，如果这两支部队都以日本为基地，那么必须确保控制黄海——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二月十日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有如下表所列：| 舰船种类 |俄 国|日 本|| 一级战舰 | 七 | 六 || 二级战舰 | 一 | 。 ||一级巡洋舰| 九 | 八 ||二级巡洋舰| 。 | 十二 ||三级巡洋舰| 二 | 十三 || 驱 逐 舰 |二十五| 十九 || 鱼 雷 艇 | 十七 |八十五||炮艇及小船| 十二 | 十六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驻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但由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有一支强大舰队，若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据决定性优势，日本在装甲军舰方面并无一艘预备舰，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厂有能力制造这种军舰。所以必须抢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达之前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也就是说要加速陆上攻击行动。虽然俄国有训练军人的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日本不过八十万人，可是现实却足以抵销这种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爆发时，日本就能将其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大部份以及火炮八百七十门都迅速投入战场；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到八万三千人和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另有要塞部队二万五千人和铁路守备队约三万人。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载能力太低，所以对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双方陆军都是征兵制。日本的征兵制为三年期，而俄国为五年期，此后，俄国的军人就转为预备役，直到四十三岁。自从日本采取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为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甚。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人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说过：这些人都长着大胡子、胆怯、愚蠢、懒惰，好吃懒做，根本就不想打仗。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用小口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被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现在进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而不仅是局部危险中。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掩护，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是过去战斗中所未有过的，任何正面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河之战，南非军在七千七百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三千人；在马格尔斯芬坦之战，一万一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五千人；在科伦索之战，一万三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四千五百人。尽管人力如此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于是步兵正面攻击从此告一段落。对于布尔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有扼要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子弹与刺刀的决斗，而且也是用机械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的决斗。在一支军队中，若所有人都能不为死板的形式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乎常识，这才是国家之福。”除了用弹夹步枪以外，一八七〇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为许多改良型式所代替——有加特林，加德勒，诺登费尔德，霍克齐斯，科尔特和马克沁等。马克沁机枪是由马克沁在一八八四年设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战场的女王。也许它杀伤人员的总数比任何其他兵器加起来都多，可是当它面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自从有了来复线火炮之后，野战炮也大有进步。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地位上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德国的威里将军和法国的朗格鲁瓦上校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决定性步骤。几年后又发明了高速发射的野战炮，采用无后坐力炮车，并且加上了前部装甲，这是装甲再次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武器，以后速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因为不仅炮的射程较长，而且射速可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方式，也使它成为不可见的敌人。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军并无太大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俄国却根本没有这一套。所以结果日本军人是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被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象征。反之，克鲁泡特金对俄军却这样评论：“在这支陆军中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权威毫不尊重，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部下。”关于精神方面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也非常有意义。他说：“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是我们对其精神因素却估计得太低。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日本的教育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小学中，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国家和做英雄。整个国家对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一般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成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俄军不仅在精神方面处于真空状态，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军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成洗衣工和苦力，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没有分别，所以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后，有支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二百英里以外的某处以调换军服。两军的战术和训练方面的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日本是亦步亦趋的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德·尼格列将军在《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对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最大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一切手段鼓励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他们经常引用苏沃诺夫的说法：“子弹是疯狂的，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在火力方面，他们的思想也很奇怪。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底，俄国人还是与阿普拉克辛的时代（一六七二——一七二八年）一样施放排枪。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我们的人都不习惯各自为战，在一条长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俄国军官们大声的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说：“因为在进攻时，他们的火线展开得太宽。”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同样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以德国为楷模，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都缺乏独立指挥经验，而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尽管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三月二十七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直到旅顺失陷，始终维持着双重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克鲁泡特金这才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虽不懂军事，却又偏偏遇事干涉，所以为害甚重。（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担任俄军参谋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参谋军官，但作为统帅，却缺乏果敢冒险精神，虽然他自己说过：“在战争中最不怕死的人往往取得最后胜利”。）一九〇三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彼得堡担任军政部长之职，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就是撤出辽东半岛。八月六日他向沙皇提出备忘录，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若日本以其全部陆军兵力侵入南满，那么我们将无法守住该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达相当长时间，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土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入进攻。”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设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被击败，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前者是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折衷方案。一旦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克鲁泡特金即开始照他的计划作战。但因为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内，所以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他而言，正如困在梅斯的巴赞军团与麦克马洪的关系一样。本来他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兵力集中点，比较靠后。现在却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三百五十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部队向旅顺推进。这样的修改却并未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不可能获得制海权，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以待增援。他本来驻在旅顺，当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时，就于五月五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克鲁泡特金还在犹豫时，他又说服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身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识到在这场决斗中，一切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其本身也无法把俄军赶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赶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战争的胜利将殊少希望。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一）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如果它拒绝会战，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到达之前，先从陆地攻陷旅顺。（二）在舰队保护下，用三个军的兵力在朝鲜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三个军则向辽阳运动，作为第四个军的掩护兵力。等旅顺被攻占之后，第四军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者。目的为乘俄军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集中四个军以求赢得一次“色当”式胜利。照后来的事实看，他们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过低；他们以为还能象一八九四年一样，一鼓作气将它攻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列文的失陷一样——普列文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结束。日本人甚至不等正式宣战，一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就立即将计划付之实行。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前往济物浦。二月八日上午六时，东乡已经到了旅顺口外东面六十英里处的圆岛，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船只赶进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出海求战，双方交战达四十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宣布日本是有资格作为一等海军强国的，同时也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死亡。此后，俄国海军就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二月十二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攻击，从此直到五月三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系列封锁港口和布雷作战，其中有一次在四月十二日，结果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舰队的心脏和大脑马卡诺夫将军也同时殉职。（马卡诺夫是在三月八日接替斯塔克职务的。）二月九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为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建立了作战基地。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十四天后又占领了安州。五月一日，黑木与扎苏利奇在鸭绿江进行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会战，俄军被迫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这使俄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大大降低了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有如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这次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下一个步骤就是孤立旅顺港。五月五日，日本第二军在奥将军指挥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师团，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团，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个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东北面只有四十英里。但这一次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三星期之久。当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挺进，留下第五师团保护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团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支队遭遇。此时为五月十九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之间构成联系。（这个师团日后获得增援，扩组成第四军，由野津将军指挥，他是七月十六日接任的。）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突然袭击，而更糟糕的是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对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准备。四月十四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来过这个要塞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天，他就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独立指挥，斯托塞尔立即显出庸儒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的第一八七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今天我在教堂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这实在违反规律，因为照规律，退休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帽。”他重视的都是这些杂务。虽然他在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要塞中人口约有五万五千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货物堆积如山，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装着伏特加酒！在他下面的就是要塞司令施米诺夫将军，他倒是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六月十八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指挥权交给施米诺夫，然后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不去理会。照后来的事实看，这正与巴里柯的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斯托塞尔正这样糊里糊涂自寻死路之际，奥将军已准备进攻南山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糟糕，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坚强。其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在高潮时两岸之间的宽度只有三千五百码。从日军前哨看过去，似乎是不可通过的。假如俄军能在这里使用全部守军，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守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在下面的会战中却只用了三千五百人，对抗奥将军的三万八千五百人。日军攻击命令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依照诺京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面写着冗长的报告，一面做着与指示相反的事，在会战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理由。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上午五时，当南山的峰顶从云雾中露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金州湾参加炮击。到十一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炮兵的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四时，在日军右翼的第四师团，从齐胸深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左翼，直趋敌军后方。下午七时二十分，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恐慌气氛。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惊人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军乐队奏乐，军乐声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在攻打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相当惨重。死伤总数共为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以作战人数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观，共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人，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表示俄军单兵的战斗精神并不太糟。虽然日军为胜利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仍然完整无恙，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大连被占领之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即在那里登陆，与第一师团合组成为第三军，由乃木将军指挥，他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赶进旅顺港，而奥将军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团，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他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奥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击退。在一八九四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十八个人就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到达，他们在七月七日已开始在大连登陆。七月二十六日，他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经过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三十日占领凤凰山，这样一来，俄军的防线也总崩溃了，除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防线中的俄军都全部撤退。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结束。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下）旅顺已经完全被围，除非克鲁泡特金能够南下解围，或是欧洲方面有援军到达，否则斯托塞尔就只能坐以待毙。决定被围部队命运的因素有三个——人员、粮食和要塞工事。 在五月十四日，除海军船员，在他指挥之下共有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人，火炮五百零六门。他的对手在获得第七师团增援之后，兵力已增加到六十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中队，十七个工兵连，和四百七十四门野战炮及攻城炮，总数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俄军在数量上并不太居于劣势。补给情形则不太满意。对人员四万二千名，马四千五百匹的守军而言，储备的物资估计有面粉一百八十天份，雀麦粉三十七天，肉类十八天（咸肉十三天，马肉五天），腌渍品十五天，糖一百九十天，茶三百二十天，秣草一百五十天。但是经常有闯过封锁线的船只带来补充品。防御工事共分三道主要防线；（一）一条坚强的堑壕工事环绕着旧城，但却没什么战术价值。（二）沿中国城墙距离旧城中心约四千码处，是一连串永久性混凝土炮台，中间由辅助工事和堑壕联系。这条线一直延伸到龙河以西，并把新城和港口都包括在内。（三）在这两道主防线之外，是一连串的设防小山和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塞东面的大孤山和小孤山以及西面的一七四高地、生子山、赤坂山、二〇三高地和法尔斯山。 这些工事中有许多尚未完成，并为高粱地所遮掩。有刺铁丝网比黄金还要珍贵，而车辆也非常缺乏效率。乃木的任务就是尽量迅速消灭这些要塞的抵抗力以确保制海权，然后他就可以回师北上与大山元帅会合，大山已于七月六日受命担任日本登陆军总司令。 日军的围攻线从路易湾（一七四高地以北）直到大河湾（即大河口），一旦大小孤山被攻占，第三军的位置即很巩固，而不用担心任何方面的攻击。所以乃木决定首先攻占这两座设防小山。 为了给攻击开路——大孤山的海拔高度约为六百英尺——于八月七日（星期天）上午四点三十分开始炮击，一直打到下午七时三十分，步兵才开始前进。但因为大雨和天黑，他们仅能在低缓的山坡上站住脚。整个战场硝烟弹雨，天上的乌云有如怒狮一样可怕。头顶上的险山好象高不可攀，直接天际——甚至连猴子也爬不上去。这是那一夜的景色。 第二天大雨一直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于是日军再度开始炮击。这次炮击很有效，许多守军都被赶出其临时挖掘的堑壕，可是当日本步兵前进时，他们又回到阵地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在下午八时，大孤山终被攻陷，而小孤山也在次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陷落。 沙皇听说这些山地失守之后，即命维特格夫特将军——马卡诺夫将军死后由他继任舰队司令——率领舰队冲出旅顺港与海参崴支队会合。八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他开始执行这个命令，在云雾低垂中，他率领六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冲出了港口。十一时三十分，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到十二点十分，双方展开战斗。俄国舰队摆脱战斗企图逃跑；但是到下午四时十四分又被日军拦截，再度发生战斗，一个半小时以后，由于一颗十二英寸的炮弹爆炸，维特格夫特在旗舰“萨勒维奇”号上战死。他死之后，命令发生了混乱，结果这支舰队中有五艘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逃回了旅顺港，其余船只则乘着黑夜逃往中国和其他港口，最后均被扣留，只有“诺维克”号沉没，这是唯一例外。 这样就结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海战，使日本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对海洋获得了绝对控制权。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尚未准备就绪，所以乃木相信他能够在其出发之前先攻陷旅顺，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永远不能出发。因此他决定向要塞发动突击。 这样的决定固然有理，可是对一个由弹夹式步枪，机关枪和速射火炮防卫的要塞发动突击，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如此坚决的强敌，乃木将军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成功，实在是过份乐观了。 八月十六日，依照战争惯例，派军使到旅顺实行劝降，在遭到拒绝之后，乃木命令在十九日发动第一次总攻。选定的攻击正面是从七光炮台直达松树炮台，同时对一七四高地另作单独的攻击。多数战斗都发生在夜间，而且常常都是近战，情形异常混乱，下面是实际观战者和参战者的记载。 费里尔斯是一位随日本第三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于八月二十二日记录说：“已是凌晨一时，可是激烈的战斗仍未停息。俄军所有的九架探照灯有三架不断在战场这个地区中扫射，炸弹和火箭不断爆炸，火光烛天，月亮都显得黯然无光。深紫色的山映衬着碧蓝色的天，灰色的月光，探照灯的白光，炮口的红光，爆炸的黄色火焰，凡此等等形成极其特殊的景色。我观看过多次战争，却从未见过如此凄惨的场面。”第二天夜里，诺京从俄军方面对战斗有下述记载：“夜里十一时，乃木发出了进攻讯号，于是由活人构成的“山崩”向我们滚滚而来，从谷地和沟壑中，到处都有日本人钻出来。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纷纷发射，探照灯的闪光上上下下，火箭像金蛇一样飞舞，天空中挂着几百个大火球，使星月黯淡无光，也使英勇的日本步兵睁不开眼睛。他们前进，扑倒，跳起来又向前奔，然后再倒下来。在探照灯的闪光之下，炮弹的爆炸火光更显得血红。到处都是喊声，兵器的碰撞声和爆炸声。最后，逐渐归于沉寂，攻击还是被击退了。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到处都死伤枕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夜。” 凌晨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击，又失败了；隔了一个小时，进行了第三次突击。诺京记载说：“在讯号发出之后，又有一阵新的人潮向前推进。这些已不象人，而象疯狂的野兽。我们的火力都失去了效力。人潮向前不断滚动，他们不断从中国城墙的缺口中向前滚动。” 虽然如此，日军还是被击退了，到八月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的第一次总攻终于结束。其战果为攻占了东西蟠龙山和一七四高地，其余目标还是完全保留在俄国人手中。这一场恶斗，俄军死伤三千人，而日军则死伤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使乃木认识到要塞的东北面是无法突击的，只好采用正常的围攻办法，那也许要延长几个月之久。这就是说大山元帅已经不再能等待乃木第三军的增援，所以在八月二十五日——即乃木最后一次攻击失败的次日——大山发动了他的三个军，进行了一次辽阳会战。假如乃木的八万人能够赶上参加，结果可能会使日本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事实上，克鲁泡特金于九月六日还是向北溜走了，俄军死伤共计一万六千五百人，而日军却损失了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五人。 从这次会战起直到九月十九日为止，在第三军的正面上没什么大事发生。日军向本土要求运送重榴弹炮来以便击碎永久性要塞。同时也开始进行有体系的坑道战。 这些工作进行之时，乃木又选定了下一次的进攻目标：东区的水塔要塞和寺庙要塞，西区的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若说乃木在一八九四年曾经有过占领旅顺的经验，那么他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上述阵地中的最后一个实在不能说不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从这个山顶可以看到港中的全貌，所以它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总枢纽。 到九月十三日，围攻工事已经推进到距第一个目标八十码以内的地方，于是在十九日实行突击，并于次日将其攻克，而寺庙要塞也在同一天攻陷。同时日军也向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发动突击，虽然生子山已于九月二十日被攻陷，可是对二〇三高地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击退，因为日军每次都固执地用密集纵队前进，所以损失非常巨大。即使这些攻击成功了，也往往得不偿失；假如失败了，徒然提升了敌军士气。如果不是由于月底运来了第一门二百八十毫米的榴弹炮，使围攻作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么也许只有等饥饿来逼迫这些要塞投降。 就象前文所说，炮兵现在已经变成了主要兵种——共有四百七十四门加农炮和榴弹炮，加上六英寸和八英寸的木质堑壕臼炮，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在这些火炮中，威力最大的还是二百八十毫米（十一英寸）榴弹炮——总共只有十八门，支援它们的有十六门五点九英寸炮和二十八门四点七英寸炮。所有炮兵与炮兵司令部之间都有电话联络，补给基地为大连。这种十一英寸的榴弹炮射程达一万码，炮弹重达五百五十磅。日军向旅顺一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颗炮弹，其中有三万六千颗是十一英寸的，被称为“火车弹”，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发生的响声就象火车驶过一样。第一门十一英寸榴弹炮是在十月一日开始轰击的，诺京有下述描写：“从七光山的炮台，有巨大的烟柱夹着沙石一同升起，好象一颗大树突然升入天空，然后再倾倒下来。象钟表般的有规律，沿着东北正面，在不同的方向上，每隔几分钟都有这种幻象式的大树升起，接着我们就可以听到可怕的爆炸吼鸣。这一天在二龙山和七光山的炮台中了八颗炮弹，使穹窖遭受到了巨大损毁。”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围攻战中的效力，可以与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轰击相比。俄军的永久性要塞马上开始崩溃，而对日本人也同样重要，因为从生子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港口的一部分，所以有几艘俄军军舰也被击中。对二〇三高地的坑道作业已经开始，乃木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东线，现在进行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在十月三十日进行第二次总攻。十月十六日，日军攻克二龙山的前进堑壕；二十六日，又攻克松树山的前进堑壕，同日又攻下了二龙山的斜堤防线。十月三十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在二龙炮台下有一颗地雷爆炸了；上午九时，日军对七光炮台到松树炮台之间的所有工事同时发动突击。日军又是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还是受到了重大损失，终于被击退。霰弹，手榴弹和侧射的机关枪使日军死伤枕籍。三十一日，日军再度进攻，还是被击退了。 尽管俄军拼命抵抗，可是旅顺内部的情形却在迅速恶化。粮食缺乏，病兵日增，高级指挥人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妒嫉和对立状况；当克鲁泡特金在沙河会战（十月十二日——十四日）后撤退的消息传来后，更使防御者感到绝望。这就是十月十五日的情况，在这一天，经过无数次延误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在罗热斯特文斯基指挥之下，终于离开里堡向东方进发。它包括八艘战列舰，四艘装甲巡洋舰，八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船只。虽然其中有许多船只都是超龄的，但因为日本的战列舰已由七艘减为五艘——两艘被水雷所击沉——所以假如这支舰队能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东乡就可能会被击败。因此日军遂有不惜一切成本击毁港内船只的必要，也就等于必须攻占二〇三高地，于是日军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在这一天，波罗的海舰队才刚刚离开达卡，向印度洋进发。 从第二次总攻失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总攻开始之前，在这个中间阶段，主要都用在地下战斗方面。巴尔特里特在《旅顺》中说：“整整一个月中，在狭窄混凝土地下室的混浊空气中，到处都有地雷爆炸的威胁，还有手榴弹，刺刀和子弹，日本工兵在世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顽强奋斗，想把同样顽强的对手赶出地下工事。” 第三次总攻选择的目标还是与第二次完全一样，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东方正面还是和上次一样，结果也是同样损失惨重。现在乃木将军决定不惜一切成本攻占二〇三高地。为了准备起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进行了连续炮击。 二〇三高地的阵地在天然和人工两方面都具有极高强度，有一个巨型堡垒，有两个核堡，完全用有刺铁丝网围绕，它与法尔斯山之间的空隙有几道障碍物掩护。在赤坂山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并由构筑优良的堑壕线保护，在它的右翼还有另外两个较弱的堡垒。这三个山头均由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指挥，共有兵力约二千二百人。 炮击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此时整个阵地好比火山爆裂一样。炮击停止了，日军开始向二〇三高地和赤坂山发动突击。在黑暗掩护之下，他们冲到了铁丝网边，在那里纠缠了一夜又一整天。诺京说：“他们疯狂的打下去，直到筋疲力尽，丧失知觉时为止，整个整个的营被从地面扫除。”在黑夜中又继续炮击，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日军又进行了另一次突击，但被特列季亚科夫上校领导的反击所击退。在赤坂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继续，一直打到十二月四日。天气晴明而又寒冷，诺京说：“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而是人类与钢铁，燃烧的石油、炸药和尸臭等的斗争。”最后到十二月五日，乃木已经完成准备，又向这些顽抗的山头再进行另一次突击。一个团攻击赤坂山，一个旅攻击二〇三高地。突击在上午十时与十一时之间开始，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有日军一个连攻入了二〇三高地顶上的堡垒，发现只剩一个防御者还活着。快到下午五时的时候，战斗中止了，在山顶的碎瓦颓垣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旗在尘雾满天的空中飘扬。巴尔提里特说：“这个山头对和平会议而言可说是个理想地点。自从法军攻击博罗迪诺要塞之后，还没再看见过这样多的死尸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日本人的死尸十分难看，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显出极不自然的样子。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碎片，破碎武器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骷髅。”这种血肉的成本有多大呢？俄军战死四百人，而日军的死伤则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虽然成本如此高昂，可是这场死亡投资的收获就是俄国舰队，从二〇三高地的山顶可以看见它们停在港内的位置。十二月六日，日军开始炮击这些船只，到第二天就全部击毁了。这样东乡的舰队可以返回国内进行整补，以便再出海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后者还只刚刚要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围攻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单靠饥饿就够了。一切捕鱼工作都已停止，四十镑还买不到一头猪，一个鸡蛋价值六先令六便士，三十六磅大蒜要六十四镑。十二月八日在旅顺的每天口粮配给标准规定如下：半磅饼干（在面包配粮之外），四分之一磅马肉和八分之一品脱伏特加酒。 粮食的缺乏和一般情况的恶化，使斯托塞尔将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结果大家决议认为尽管舰队已经毁灭，可是现在考虑投降似乎还是太早。所以围攻还是继续进行，现在这个阶段几乎完全是进行坑道和埋雷工作。十二月十五日，有颗十一英寸的炮弹打进要塞，击毙了康特拉坚科将军，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精力过人的军人，守军对他具有充分信心。他的死使守军的希望也随之消失。攻击军的主力现在指向七光、二龙和松树等炮台。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七光炮台下有两颗地雷爆炸了，炮台上涌起大量尘雾，把它完全笼罩起来。这在它的西北角上炸出了一个∨形的大缺口。就有好几百黑衣的人形往这个缺口冲击。日本步兵没有浪费一分钟，不等烟尘散尽就已经冲到缺口中。虽然如此，战斗还是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守军才投降。二十八日，二龙炮台也被炸毁；三十一日，松树炮台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有间屋子内储存着一千多颗手榴弹，爆炸之后炸死了全部守军。最后到一月一日，在七光炮台附近中国城墙上的守军也撤退了，他们退到万台，但不久就被赶出去了。 万台被攻占后，旅顺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斯托塞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与施米诺夫将军商量就致书乃木要求投降。在获得日军同意谈判的答复之后，一月二日上午，他就挂起了白旗。代表们在中午时见面，用英语交谈，到下午九点四十五分签订了投降条约。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大部分俄军都丢下武器开始抢劫。一月四日，所有尚未攻陷的要塞全部交给日军，此外还有火炮五百四十六门，炮弹八万二千颗，子弹二百二十五万发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八百七十八名俄国军官和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士兵走出要塞，变成了日本人的战俘。 这场围攻战的损失总数如下：俄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三万一千三百零六人，日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五万七千一百七十八人，还要加上病员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有一万一千零二十三人是脚气病患者。投降结果使乃木的第三军被放出来增援大山元帅，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大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三十一万人。二月二十三日在奉天（沈阳）展开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一次会战。正面宽度为四十英里，双方都挖了堑壕。一直打到三月十日，奉天城才被日军占领，克鲁泡特金向哈尔滨撤退。俄军死伤六万人，被俘二万五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为七万一千人。 直到此时，这个该死的波罗的海舰队才缓缓东来，带着一大堆补给船只。五月九日进入中国海，五月二十七日在对马海峡遭到东乡攻击，结果被全歼。克鲁泡特金说：“罗热斯特文斯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陆军，反而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的舰队在对马被击败了，所以才会当我们已经集中了百万大军，正要准备前进的时候，反而只能谈和了。”事实上双方均已力竭，日本是在物质方面，而俄国则是在精神方面——圣彼得堡早已发生暴动和罢工了。六月十日，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双方开始谈判，终于在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州，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和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此外更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若与这次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死伤数字和财富的消费作一对比，那么这种得失的份量实在太小。因为欧洲国家对这次战争的结果只作如此衡量，所以实在是不幸之至，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次战争的革命性。它不仅造成了战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世界事务的发展改变了方向。战争开始时，俄国的战术完全和十九世纪初期一样；虽然日本的战术是以欧洲最近的教范为基础，但从头说起，其陈旧程度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下面所引述的文章可以当作例证。 辽阳会战之后，有位日本军官对法国武官发表过如下谈话：“当你注意到这里的一切与我们平时在国内训练之间的差异，无疑会大吃一惊。我们自己所感受的惊异程度也差不多。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操典与欧洲陆军完全相同。在开始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依照操典行事，但是牺牲却极为巨大！我们学会了这个教训，感谢我们所获得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不应过于迅速的向前，而且还应尽量利用掩护。”原因在于枪弹和炮弹的威力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战场变成了弹丸的世界。于是无人地带日益加深，双方战斗人员相距越来越远，因此会战的决定性结果也就更难获得。进一步说，会战的时间日益延长，迫使攻击者和防御者都必须加深对圆锹十字镐的依赖性，结果又使双方在精神和体力上极易匮竭。若与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八年的战争作一比较，差异十分明显。虽然交战人员有数十万之多，可是战场上却好象空无一人，而战场上充满了子弹，每一发都足以打击战士的精神力量。所以，智慧的纪律变得比自动的纪律更为重要。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军人就不仅要服从，而且还要思考，知道如何生活和如何战斗，不是以小时来计算时间，而是一连许多天。为了求生，所以圆锹十字镐与步枪成为相辅相成的兵器，正如剑与盾一样。同时铁丝网、机关枪和手榴弹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增高。 虽然如此，在此次战争之后，机关枪又不再为人所注意，正如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的布尔战争后的情形一样。俄国人称它为“魔鬼的喷水壶”。《肉弹三勇士》一书的作者佐久里这样说：“弹带把枪弹送入枪膛，好比电影放映机换片子一样。请听它的声音！从近处听，只是迅速和连续的哒哒声，在深夜沉寂的远处听来，声音好象织布机一样。这是一种恐怖的声音！俄军把这种机关枪当作最好的朋友。当一支军队攻击敌方阵地时，毫无疑问，是机关枪使我们最感苦痛和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克鲁泡特金所说也与此大致相同：“机关枪的价值现在变得如此巨大，使我们感到不可一时无此。照我的意见，每个步兵班应有机关枪一挺，派六个人去背负它和它的弹药。”由于枪弹、堑壕和铁丝网使阵地正面逐渐变得无法加以攻击，所以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间接射击的方法完全打倒了直接射击的方法。特列季亚科夫将军对此有如下评论： “这里的事实明白的使每个人都认清了炮兵的真正价值。若能使敌方的炮声归于沉寂，就可以不经过特别困难的战斗而占领敌方阵地；因为一旦将敌方火力控制住之后，就可以任意选择攻击点，把自己的全部炮兵火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然后只要用相当少的人员即可以将其攻占。”这里应该记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野战防御工事都只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这是可以用大量炮兵火力来压倒的；假如是纵深防御形式，由于当时的野炮射程还不能够覆盖它们，所以也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国目击者霍姆少校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 “我获得的最大印象就是炮兵现在变成了决定性兵种，而所有其他兵种都变成了辅助品。炮兵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强调了，因为如果其他情形都相等，那么拥有最好炮兵的那一方面就几乎总是可以获胜。”“我深信炮兵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所以是否应裁减其他兵种以大量增强炮兵，也是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因为必要时，步兵大约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可训练完成，而炮兵却是无法临时拼凑的。” “由于炮兵发展的突飞猛进，开始使人感到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已不再能够超过六百码，超过这个距离之外，敌方的炮兵火力就可以阻止步兵使用步枪。”可是在战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野战炮兵的需要，机关枪与铁丝网合用所具有的迟滞能力，都为人所忽视。日本在对七光炮台进行的最后攻击中使用了砒质毒烟，可是以后却没有人注意，或是联想到它的含意。 比这些战术变化更重要的还是日本胜利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这使俄国国内的革命细菌滋长得更为迅速，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也使德国对其东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西，使欧洲的权力平衡终告破坏。这也使英国放弃了孤立政策，这也正是“不列颠和平”的基础，为了重建平衡，它与德国日益疏远，而与法国日益亲善。此外，战争也向白种人的优势发起了挑战，唤醒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这对所有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虽然在当时这些后果很少为人所认识，可是帕夫诺维奇在《民族政策与殖民政策的问题以及第三国际》一书中却有下述评论：“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对亚洲人民的生活具有极大影响，正和法国革命对欧洲人民的影响一样。它促成了土耳其革命，使哈米德因之倒台。它也使波斯人获得了强烈刺激，使它同时对内改革，对外独立。对中国也一样。但是在每个地区，都由于欧洲的干涉而使民族自由的梦想未能实现。”在非洲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狄赛是一位在非洲住过四十年的英国人，他在《埃及的前途》一书中有过下述的评论：“过去土著们都深信即令他们再勇敢，也还是注定会被欧洲人击败。可是现在却突然觉醒了。因为俄国一向被人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势力，现在却居然被日本击败了。陆军败逃，海军毁灭，要塞被攻占。日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管其他情形如何，他们既不是高加索人也不是基督徒。当然，这些非洲土著对日本还是一无所知，可是所有非洲人却都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了，在远东的俄罗斯入侵军已经被一个素不知名的非欧洲民族击败了。” 但是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却是在印度——不列颠帝国权力的枢纽——真正发展成形了。安德鲁斯在《印度的复兴》中说过：“甚至在极遥远的村庄，农民们都在纷纷谈论日本的胜利。一位在西亚有长期经验的土耳其领事告诉我说：在内地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亚洲已经在行动，几个世纪的迷梦终于被打破了。这是世界史中新的篇章的开始。亚洲的旧日光荣和伟大似乎又将恢复。”普拉德汉在《印度的独立奋斗》中也有同样的看法：“日本胜利对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的答案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印度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中坚份子。”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这一战的后果。这是在亚洲的最东面打的，四百五十多年以前，在欧洲的最东面也有过一次同等伟大的冲突。一九〇五年的旅顺陷落，与一四五三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都同样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真正重大事件。大事记（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美国崛起；中欧出现第二帝国；远东日本帝国的兴起；英法德三个海外帝国的扩张（从一八七〇年到这个世纪末，英国获得了土地四百七十五万四千平方英里，法国三百五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平方英里，德国一百零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平方英里，比利时四十四万七千平方英里、而美国则吞食了残余的旧西班牙帝国）和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从一八五〇到一八五三，世界黄金年产量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盎司，增到六百三十五万零一百零八盎司，以后一直稳定到一八九二年，然后在一九〇八年又迅速增加到二千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三百盎司），使世界进入了战乱时代。德法英俄之间的合纵连横使世界性的冲突迫在眉睫了。和历史惯例一样，冲突的近因通常都可以从上次战争（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结果中去搜寻。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俾斯麦被解除首相职务（一八九〇年）为止，他的政策都是稳定和确保德国已经赢得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设法孤立法国，另一方面则设法维持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他与奥匈帝国缔结了防御条约，就是所谓“两国同盟”。两年后法国占领突尼斯，又使俾斯麦获得了耍弄外交手段的机会。这一次的兼并使意大利大感不满，于是加入了两国同盟，而使其变成了“三国同盟”。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到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这一天，霍亨索伦王室的威廉二世（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成为德国皇帝。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由于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逝世，使他有了继承大统的机会。威廉二世性情冲动，头脑僵化，虽然勤勉、诚恳和具有爱国心，却是理想多于实际，爱慕虚荣，向以独裁者自居。他即位不久就宣布：“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他很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军阀，虽然他使自己的国家在二十六年中没有投入战火，可是他的许多荒谬言论却早已足够使他在国际政治中成了一只斑螫。一八九〇年，他罢免了俾斯麦；第二年法国因为害怕这位德国的新主人，开始与俄国谈判，终于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防御性的同盟条约。两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八年）访问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样就成立了两个对立的同盟，虽然如此，只要大不列颠能置身事外，那么欧洲和平所感受到的威胁还是不会太大，而且即使发生战争，若无英国参加，那也很难蔓延到欧洲以外。不幸这种僵局终被打破，因为从一八九五年起，德国开始向海外发展，其第一炮就是德皇在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他说德意志帝国将不仅限于欧洲，而是要变成世界帝国。若能不把话挑明似乎更加聪明，但是“凯撒”的新世界政策却是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后果。从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德国的人口已从四千一百万增加到五千五百万，其粮食供给已经逐渐要依赖国外贸易。为了支持其遍及世界的贸易商，所以德国必须以世界强国自居。很不幸，这就与大不列颠之间发生了商业冲突。其次在一八九八年，为了保障德皇的扩张政策，德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扩充德国海军，其附加说明中明白指出：“建立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必须使其自己的优势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这一炮正对英国而发，当时它正因为当年九月在尼罗河畔的法绍达事件，几乎与法国到了战争边缘。接着在一八九九年，布尔战争爆发，英国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它表示敌意。这场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海军扩建法案，决定其舰队的永久编制为战列舰三十八艘和装甲巡洋舰二十艘，每艘船每二十五年更新一次。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由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一九〇———一九一〇年）继位。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布尔战争中，德国对英国表示了敌意，加上其海军的扩张和德皇的“大吹法螺”，使英国也掀起了强烈的反德宣传，德国方面当然也不甘示弱。这种宣传却使两国间的真正争执原因反而被遮住了：德国其实无意向英国挑战，更不必说侵入英国——但这却是普通英国人的想法——可是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其商业船队的不断扩大，却使英国商业受到了极大威胁。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四年，德国的贸易总额从三亿六千五百万镑增加到了六亿一千万镑；商船吨位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这种贸易斗争到一九〇七年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当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怀特由美国国务院指派，到伦敦去探询英国政府对第一次海牙会议的意见。以下为他与英国外长巴福尔的谈话记录，见尼芬斯所著《亨利·怀特：美国外交三十年》一书：巴福尔（低声的说）：“我们真是呆子，因为在德国建造了许多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之后，我们竟找不到一个理由向德国宣战。”怀特：“在私生活中你是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政治上不合道义的事情，向一个完全无害的国家挑战？德国不是和英国一样有理由可以发展海军吗？如果想与德国在贸易上竞争，你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工作。”巴福尔：“那就是说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许对我们而言，还是发动战争比较简单。”怀特：“你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真使我大吃一惊。”巴福尔：“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吗？也许只是如何保持我们优势的问题。”对这段谈话应注意的不是巴福尔个人的思想，而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产生了一种经济方面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自保，人类只好回到丛林中的生活方式。原始斗争发生于人与野兽之间，现在这种工业性的斗争却发生于民族与民族之间——但充满兽性则完全一样。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揭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没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甚至一个小孩，会明白现代世界的战争种子就是工业和商业上的对立呢？这次战争是一场商业和工业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治战争。”差不多与此同时，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也这样写道：“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次战争及其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还是和过去每个世纪一样，英国又毁灭了一个贸易方面的敌人。”爱德华七世在一九〇三年打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孤立状况。那年春天他去访问巴黎，抵达时受到群众的奚落，而离去时却接受了他们的欢呼。他个人的优美风度，以及对他的外甥，德国的“凯撒”所表示的不支持态度，获得了法国人的好感。在他访法之后，英法之间即开始签订一系列协定，并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建立了英法“协约”。一个友好条约逐渐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于是英国历史完全改变了轨迹。劳合·乔治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条约签字之后，罗斯贝里勋爵对他说：“好呀，我相信你一定和其他人一样对英法协约感到愉快？”乔治就说不错，并认为与法国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罗斯贝里勋爵却回答说：“你完全错了，这就是说结果一定要与德国开战！”四年后，英国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更表现出他具有先见之明。他说：“我可以预言，如果英国为了应许法国的要求而使一支英国陆军在法国境内登陆并与德国交战，其结果将使英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这并非战败，因为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但是对我们的经济资源而言，却是一个致命打击，并且会使英国海军降级为‘辅助军种’”。依照这个协约，两国政府开始解决他们间的重要殖民地争端。英国在埃及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法国则在摩洛哥也获得了同等权利，唯一条件就是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完整。虽然如此，在十月法西两国却签定了一个条约，把摩洛哥瓜分了，并把这个密约的副本抄送英国外交部。虽然这与英法协议明显发生了抵触，可是英国外长兰斯道恩勋爵却无异议的接受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九〇五年三月，德皇因为对这个密约事前毫无所闻，还以为摩洛哥会变成第二个突尼斯，就出发访问丹吉尔。于是法国对他大肆攻击，为了阻止战争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建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一九〇六年一月，会议在阿尔吉西拉斯举行，各强国同意维持摩洛哥独立。虽然会议使风波暂时平息，可是却使欧洲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德国和反德国两个方面——为了加强反德国方面的力量，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爵士又同意英法两国陆海军参谋本部之间进行秘密会谈。早在一九〇四年，费歇尔爵士就说服英国政府把英国舰队的重心从直布罗陀移到北海方面。次年，当他为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安放龙骨时，他就把德国的全部海军计划都摧毁了，因为“无畏”级战舰使所有现存的战舰都过时了。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又与俄国之间获得了谅解，其中有一项即同意瓜分波斯——这又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三个区域，南北分别为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间则为中立区。这个解决方案又使俄国在远东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可以集中全力参加欧洲政治中更加危险的赌博。于是三国协约面对着三国同盟，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就必须在东西两面作战。当摩洛哥危机正使国际关系发生震动时，在英国又发生了一场海军恐慌症，这是考文垂兵工公司的穆里勒尔先生鼓动起来的，结果使英国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大为震惊。因为是如此不合理，所以费歇尔才决定把真实情况向英王提出报告。一九〇七年底，他向国王如此报告：“在本年（一九〇七年）三月中，这是一个绝对事实：德国既未建造一艘‘无畏’舰，同时在十八个月之内也未准备建造一艘战列舰或大型巡洋舰。德国战列舰的一半都只能与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提并论。事实上，现在英国有七艘‘无畏’级战舰和三艘‘无畏’级战斗巡洋舰（照我的看法，后面三者是‘无畏’级中最好的），一共有十艘已经建造完成或正在建造之中。而德国在本年三月，却还连一艘‘无畏’舰都没有。我们有驱逐舰一百二十三艘，潜艇四十艘。德国却只有驱逐舰四十八艘，潜艇一艘。德国海军部长蒂尔皮茨上将在其最近的秘密报告中说过，英国的海军实力现在要比德国强四倍。当然，我们将使英国海军永远保持这样的实力，但我们并不想向全世界公布。”以后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费歇尔又致书艾希尔勋爵说：“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水域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我们有着无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几年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德国并未疯狂造舰来与你作战！不，他们日夜担忧的是第二次‘哥本哈根轰击’，他们知道无论皮特或俾斯麦都会这样做的！”虽然反对党领袖巴福尔先生明知这些事实，可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的大选中却故意对德国展开了激烈攻击，以此促成人民的恐德心理，而为保守党争取选票。他宣称英国处于危险之中，海军实力不够充足。他说：“我可以向你们确证，多数国家一致认为英德之间的斗争已经无可幸免。”自由党的丘吉尔先生反驳说：“保守党对海军的态度简直可耻。这种政策是想造成不合理的恐慌现象，并且毫无理由的制造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海军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每个政府的政策都是促使英国人民只注意到英德两国间的海军扩张关系，而并未考虑德国除了对英战争以外，还有其他有关海军的想法。英国完全忽略了假如德国与法俄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时其海军情况将会如何，可是这种情况却正是一九〇〇年以来德国海军政策的支配因素。蒂尔皮茨说过：“我们应能把俄国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之内，同时又能阻止法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下数字是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各强国建造新舰的费用比较（单位为英镑），看完即可一目了然：| 年份 | 英 国 | 法 国 | 俄 国 | 德 国 || 1909 |11,076,551| 4,517,766| 1,758,487|10,177,060|| 1910 |14,755,289| 4,977,682| 1,424,013|11,392,851|| 1911 |15,148,171| 5,876,659| 3,215,396|11,701,899|| 1912 |16,132,558| 7,114,878| 6,897,580|11,491,187|| 1913 |16,883,875| 8,093,064|12,082,516|11,010,883|| 1914 |18,876,080|11,772,862|13,098,613|10,316,244|一九一四年，奥意两国建造新舰的费用分别为四百零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镑和三百二十三万七千镑。若加在德国的数字上，就可知道当战争爆发时，协约国花在造舰上的金钱要比同盟国方面多两倍半，而法俄两国的总和也比德国差不多大了两倍半。所以若说德国的海军扩建足以威胁英国，实在是无稽之谈。可是自从一九〇九年以来，这却经常成为宣传的对象。真正的原因并非德国海军威胁了英国，而是象巴福尔向怀特先生所抱怨的，德国的商业船队逐渐抢走了英国的生意，而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快要超过英国了。若这种情况听其发展下去，那么英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爱德华七世逝世，由他儿子乔治五世继位。但是在他加冕之前，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摩洛哥又发生了另一次激烈的意外事件。法国政府希望能完全控制摩洛哥，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而占领了非斯。虽然德国政府仍然不知道一九〇四年的密约，但却认为法国违反了阿尔吉西拉斯条约，于是立即派了一艘炮艇“豹”号到阿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侨民和商业利益。劳合·乔治此时还是英国财政部长，就在伦敦市长官邸中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几乎触发了战争。但是到十一月，终于还是获得了和平解决，结果法国在摩洛哥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德国分得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这却不能使意大利满足，因为担心法国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占领的黎波里，它就以保护商业和侨民的“正常”借口向土耳其宣战，侵入的黎波里，并占领佐泽卡尼索群岛中的罗德岛等岛屿。现在就从西欧再说到东欧，因为帝国的发展在那一方面也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自从在远东方面被日本挫败之后，俄国又回过头来向西发展，因为它现在是法国的盟国，是三国协约中的一员，所以向这方面的发展就要比一八七七年的情形有利得多。俄国的目的是在欧洲重建权力平衡，第一是清算土耳其，第二是在精神上削弱奥匈帝国，第三是进一步在物质上削弱德国，企图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一八七八年获得了独立，但保加利亚仍为土耳其的属国，这是保加利亚人所不满的。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斐迪南亲王公开宣称他的国家是个独立王国。接着，奥匈帝国又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州。这是俄国不能放过的好机会。俄国政府立即向巴尔干诸国发动宣传，告诉他们如再不停止内争，共御外侮，那么就有被奥匈帝国逐个吞并的危险。结果组成了“巴尔干同盟”，当意土战争发生时，它就认为这是牺牲土耳其以求扩张的最好机会。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当意土战争快要结束之际，黑山向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都陆续加入。马其顿被塞尔维亚攻占，希腊占领了萨诺尼卡，保加利亚在屡次击败土军之后，前进到君士坦丁堡以西不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十二月三日，双方同意休战，但直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才在伦敦签订了和约。可是和约签订之后，巴尔干诸国因为分赃问题而发生争吵。未经宣战，保加利亚就向塞尔维亚和希腊进攻。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还有土耳其——现在由恩维尔帕夏所统治——也乘机收复了亚德里亚堡。结果保加利亚终被制服，八月十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了亚德里亚堡和君士坦丁堡两座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虽然两次巴尔干战争几乎已把土耳其完全逐出了欧洲，可是对俄国而言第二次战争却是个挫败，因为它瓦解了巴尔干同盟。虽然如此，这却使欧洲处于紧张的情势之中，于是另一场危机又一触即发，从而足以使俄国当局可以继续执行其对奥政策。豪斯上校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无任所大使，他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一九一四年春天，他去访问柏林，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整个德国都象充了电一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只要一个火花即可引起全面爆炸。只要英国一表示同意，法俄两国就会与德奥两国打起来。”俄国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不同意。俄国驻英大使贝肯多夫写信给俄国外长萨扎诺夫说：“若不能离间英德关系，那么英俄协约就无法维持。”俄国担心的是时间的延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已经八十四岁，其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主心骨。俄国决心不惜一切成本使南斯拉夫倾向俄国而不是奥匈帝国。这就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时的情形，于是战乱时代终于来临。依照塞尔维亚驻德国代办波吉施维奇说明：“塞尔维亚早已获得俄国保证，说这一次它决不背弃塞尔维亚。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也告诉塞尔维亚说，对德奥的战争早已决定了，仅仅因为英法自愿被牵入战争，所以这个皇储被刺事件才能算是发动战争的有利借口。实际上，战争本身不过是奥塞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如果英国外相格雷爵士向俄法两国表示英国对冲突不感兴趣，并保持以后的完全自由行动权，那么这场欧洲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并且无须告诉德国。但是这些当然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英国并未受到严重束缚以至于完全无法退出。”很不幸的，不仅英国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已作茧自缚。在秘密外交掩护之下，一九〇四年的“协约”已经变成了无法解脱的秘密军事同盟了。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贝尔格莱德，时限是四十八小时，为了阻止俄国采取行动，英外相格雷力劝塞尔维亚政府全面屈服，但是萨扎诺夫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宣称这种最后通牒是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认为唯一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的方法就是使柏林当局认清其所面临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部分动员。德国方面表示说，这个问题应由奥塞两国之间单独寻求解决，任何其他强国的干涉都足以引起无法计算的后果。德国是夹在法英俄之间，形势极不利于全面战争，可是就象德国白皮书所指出的：“如果俄法两国继续帮助塞尔维亚以危害奥匈帝国的生存，其结果将是奥匈帝国的逐渐崩溃，以及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归顺于俄国的旗帜之下，条顿民族在中欧就会无法立足。在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压迫之下，精神上已经削弱了的奥匈帝国就不再具有同盟的资格，那么德国也更难抵抗东西两面日益增加的压力。”所以德国毅然决定支持其同盟国。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提出了答复，虽然措词恭顺，但因内容不完全，所以被奥匈帝国拒绝。于是奥匈帝国下了总动员令，并于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立即下了总动员令。二十九日，德国首相会见英国驻柏林的大使戈森爵士，说如果英国保持中立，一旦战胜法国之后，德国允许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拒绝了他的建议。七月三十一日，德国驻圣彼德堡大使奉命把最后通牒送给俄国政府，要求它在十二小时之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即将动员。因为俄国拒不作答，八月一日德俄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法国也下令进行总动员。八月二日，意大利宣布中立（奥匈帝国直到八月六日才向俄国宣战），英国外相格雷通知法国政府：如果德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攻击法国，英国舰队将出面干涉。此时，早在八月二日，德军的骑兵巡逻队已经越过卢森堡国界。下午七点二十分，德国驻比利时大使把一个通牒交给比利时政府，要求准许德国部队在比利时境内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如果比利时表示同意，战后德国将维持比利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答复期限为十二小时，结果被拒绝。八月三日，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私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德国向法国宣战，九个小时之后，又向比利时宣战。最后，到八月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才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这是有条约保证的，应该加以尊重。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八月四日午夜，英国向德国宣战。德国首相所说的话常被人批评，可是对一八三九年的条约而言，大致上却是正确的。这个条约即使不是一束“废纸”，也只不过是一张“灵符”；其中并未规定英国应负的责任，也未规定一旦任何国家侵入比利时领土时，英国就有派遣部队参战的义务。正如后来（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即使德国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的“荣誉和利益”也还是会逼迫它与法俄两国联合一致对德作战。如果该报编者再加上一个补充说：“以及国会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外交和秘密义务”，那么其说法也许会更加正确。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上）以奥塞两国之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场战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冲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强国都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在八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十九日加入协约国及同盟国方面。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本是三国同盟一份子的意大利也改变中立状态最终加入协约国方面。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向德国宣战。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球性战争，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来充当仲裁者（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也加入了，而保加利亚却加入了中欧同盟。希腊本想保持中立，但当联军占领萨诺尼卡之后，它就被迫加入了协约国方面）。对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冲突，本书限于篇幅，因此对所有周边性的战事都无法详述，虽然其中许多都有巨大的历史影响。此外，作者也特意保留相当的篇幅，在叙述第一场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在战前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那么下述事实即无法解释：尽管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星期之内德国即已遭到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引起许多并发症，终于使历史轨迹发生了根本转折。在此以前的四十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业文明有了极大进步，对现有的科学时代而言，工业文明虽非摇篮，但至少可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的无数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要算是布鲁赫，因为他探索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这是一位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现代战争问题的巨著，书名为《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研究未来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特德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可能发生吗？》布鲁赫认为，战争的起因就是文明，因为在十九世纪末，人类文明已经快要通过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性质当然也会随之改变。他说：“当你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思想，那么总是谈论过去又有何益？只要把一百年前的情况与现在作个对比，就完全清楚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发明之前，每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和谐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生活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与日俱增。所以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对方受到经济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家的地位却上升了。”所以战争已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荒谬不经。从今天来看，战争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产。他又说：“战争结果的表面象征就是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演化，军人们已经完成了屠杀机器，最后终于会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他对现代战争的描写可说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十七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这次战争本身的预测也同样准确：“最初是屠杀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无比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结果。他们起初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条件下作战，尽量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结果，最后才学会了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种企图。战争已不再是肉搏——在这种斗争中，作战双方互相考验物质和精神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都互不相下，彼此对峙，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进行最后而且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馑；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有人都会进入堑壕。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堑壕战争。对军人而言，圆镐将和步枪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武器。所有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性质，军人们可以随意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权却操在‘饥饿’手中。”他想象中的战争是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一千万人；战场是如此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作用，刺刀时代已经过去，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虽然他的预言对下一次战争有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鲁赫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他的分析是对的，进一步说，唯一不可能的就是战争决不会永远保持静止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必须使那个时代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连续出现了许多新发明，注定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整，这些要比公元前三千年人类学会利用骡马更重要。在这许多发明当中，有两个对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其他重要发明有：一八七六年贝尔发明的电话；一八八四年帕尔逊发明的蒸汽涡轮；一八八八年邓洛普发明的轮胎；一八八八年巴特尔发明的无限轨道牵引机。此外在本世纪的初期，卢瑟福和索迪开始研究原子核理论，这是原子弹发明的起源）。从商业应用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奥托博士首先发明了气体引擎。九年后，戴姆勒对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这是第一部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就用到四轮车辆上，到一八九五年就开始举行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到巴黎，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走完了七百七十四英里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大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伏魔山上，O.莱特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十二秒钟。六年后，布莱里奥乘一架单翼机，在三十一分钟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三千年时间，代达罗斯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注定可以改变战争的面貌。第二个重要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一八八七年由赫兹创始。他证明出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火花可以发生某种效应，使其变成电波从空气中传播出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工具，可以检测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一八九七年他发明了无线电报，传输了九英里，到一九〇一年，这个距离就增加到了三千英里以上。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巨大变化是火药和蒸汽的成就无法望其项背的。内燃机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革命，结果也使陆战方面同样发生了革命，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问题，使战争进入了第三度空间。至于无线电报则更使战争进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来说，无线电的传导能力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消灭了时间。这样就开辟了两个新的战场——一个是天空，一个是以太。这两大变化，加上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化学、电力、生物等科学方面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作一对比，那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非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精神和物质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注定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因为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节，所以军人们未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由于文明日趋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条路：因此下一次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不可能静止不动。即使是具有远见的布鲁赫先生也没有看清这一点。很少有几个军人象他那样具有远见，而就算能够象他一样有远见，但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已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武器，若能加以适当组合，则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战争。大多数军人都喜旧厌新，虽然如此，他们却对运动战思想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与布鲁赫的想法相反。譬如说，一九一二年，法国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杜尔少校这样写道：“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会战。象普列文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九二三年，黑尔将军在其所著《炮兵》中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促的，而且充满了快速运动，机动为主要部分，是一场运动战。会战主体为双方步兵间的决战。陆军应该是一支人力的而非物质的陆军。炮兵仅为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重要，让一支军队拥有过于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这一派异端的领袖为福煦将军，格朗梅松将军和朗格鲁瓦将军，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回教徒可以与他们相比。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子弹的唯一答案就是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杜皮克上校的《战斗研究》一书对这种思想的形成大有功劳。他过份夸张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对于短兵相接的古典战斗，他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对于使用火枪和刺刀的时代，还可以勉强应用，到了来复枪时代，就要误尽苍生了。可是一八七一年以后，他的书在法国陆军中却成了圣经）。福煦引证德·梅斯特里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自己认为会战失败了，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从物质方面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补充道：“所以只会在精神上失败。反之，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来求得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引伸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击败了，那么会战才会胜利。”（见福煦所著《战争原理》）。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结果都只会增强进攻方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可以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进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训：要想使进攻有利，一定需要炮兵。可是德国的总参谋长（一八九———一九〇五年）施利芬伯爵，对此却有一部分认识，为了使进攻能胜过防御，他增加了德国陆军的重炮数量。但是他却并未认清单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各国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问题，而且也并非模糊不清的问题。以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背景，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至于显而易见的背景则有这些：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在其内容中所表现出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进攻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进攻方法。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差异，主要是受民族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性格方面来说，德国人厚重而有条理，法国人迅速而谨慎。法国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进攻中为不使敌人发现，在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路线，在会战中达到选定地点，进行决定性打击。德国则主张在发现敌人位置之后，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进行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同时包围其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缺乏总预备队。法国的体系是罗马式的，用较重的后方支援较轻的正面。德国人虽然认识到正面是无法攻入的，但却还是要进攻，以将其固定。法国人相信侧翼的进攻总是可以先下手为强，而对正面的进攻则并不能如此。简而言之，因为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撑。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的配合地形。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计划上。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重大伤亡，并且会磨钝进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