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_白岩松_着-12

食指在1968年写成的《相信未来》可能到下个世纪的68年依然会当作经典。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但可惜的是食指相信的与热爱的都以相反的方式回报了他。　　写完这首诗后不久，他和很多同龄人一起去上山下乡。短短几年以后，在他的同龄人面对残酷的现实依然用他的《相信未来》支持温暖自己的同时，食指坚持不下去了。七十年代初，他因精神分裂回到北京，从此住进北京市郊的北京第三福利院。这是一个收养无依无靠、无经济收入及复员退伍军人中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　　不要以为我们从此就可以一眼看出食指与我们有什么不同。让他换下病服，和你交往一段时间，你一定会觉得他很正常，并时常会为他精彩的思考而激动不已，但熟悉他的人知道，当他设想未来和描绘身边现实的时候，他说的是一种美丽的谎言，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他现在会继续喜欢崔健，会在吃饭时尽量不剩饭菜，会出席签名售书，会听说旧时的朋友回来了，就急切地上门询问人家又写了什么好诗，然后听说人家根本好久不写了也不失望立即开始念自己写的诗，会比过去还深刻地说出：“艺术应当是璞而不是玉更不应该是精雕细琢的玉器。“　　但不管怎样，食指依然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精神的世界，虽然让人看着有点辛酸，但谁又能知道，是他不正常值得同情还是我们都已不正常值得同情呢？　　在上一个世纪里，有一个叫食指的诗人，由于《相信未来》，而住进了精神病院，至今没有痊愈。　　⊙张岱年　　采访张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轻时的为人与处世方式给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毕业时就写下了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　　19岁考上清华大学，因不愿意军事训练而退学，后又上北师大，喜自学，不爱听课。　　20多岁时，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一棵参天大树，但张岱年先生敢于对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全面批判，让人看出后生的勇气来。　　带着这些年轻张岱年留给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积很小，书占去了大部分空间，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家具陈旧而不讲究，中秋时的月饼时至寒冬还在家中放着。由于家中无洗澡设备，因此必须去公共浴室，但年已过八旬，腿脚不便，洗澡成了他们老俩口最担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当年后生可畏的张岱年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历尽坎坷，性格早已外圆内方。　　有时老先生一句话要重复个两三遍，对人的态度多少有些谦恭，早年的那个张岱年是不见了。面对这种变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为我知道，变化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步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只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　　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但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当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时，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面容。　　当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时，邓稼先已经去世很久，我陪着杨先生和夫人去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当然所谓的扫墓只是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杨振宁先生却做得极其认真，当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细心拂去后，我觉得，拂去的还有由于历史原因而在他们两人友谊之间的一种距离。　　如此密切的一对朋友，却有着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而赢得的尊敬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先生一生都在面对鲜花和掌声，而邓稼先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终了之后才面对永远的尊敬。　　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真正永恒的是友谊。　　⊙孙恂　　我们绝大多数人活着，理想如万花筒般复杂变换，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能活着，本身便是生命中最大的理想。　　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三十八年的孙恂就是这样。　　十九岁的时候，如花一般的年华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一种叫做“重症肌无力“的病把她击倒。所有她身边的人们都从医生那儿知道，她这种病最多只能活五年，然而，38年过去了，孙恂依然活着，而且越活越好，并开始帮助一些健康的人活得更好。　　数字是枯燥的，但枯燥数字的背后，是一种生命中艰难的抗争。　　病后九年能顺畅呼吸，十七年后能自由翻身，二十五年后吞咽不太困难，二十七年后能洗衣做饭。　　然后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活着。　　现在的她依然在床和轮椅之间两点一线，每天一包感冒冲剂，因为小小的感冒对于她都是致命的。原来住平房的时候，用四年的时间学会了从房间到大街上晒晒太阳，后来搬到楼房，虽是一楼，但房间到外面的八级台阶，却把她重新困在屋中。打官司，要求落实《残疾人保障法》，赢了，但九年过去了，楼梯依旧，阳光，对于孙恂仍然奢侈。　　不过，孙恂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她绝不满足于活着，她的力量也正是因此而产生。　　1981年，她就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病残青年俱乐部“，宗旨是“自立互助“，同时，她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之友》节目中主持着“孙大姐信箱“，有了网络，孙恂又迷上了电脑，散发自己的光和热，她拥有了新的渠道。　　以爱为生的孙恂自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多年以来，她那间清冷而略有些灰暗的小屋从没有真正寂静过。但与其说，走进走出的人们是在帮助孙恂，不如说，正是在靠近孙恂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得到了救助，帮助孙恂就是在帮助自己。　　孙恂会活得更好，而一些健康但活得不太好的人，在经过孙恂身边之后，开始学会活得好一点。　　⊙曹春生　　有些做了大好事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好事，比如说河北的曹春生。想当年，曹春生做企业家的时候，过的是一掷千金，饭店舞厅之间转悠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曹春生陪一个客人到公园聊天，买的易拉罐饮料放在脚边，可聊着聊着，几个小流浪儿把易拉罐偷走了，这让曹春生大为生气，臭骂了一通之后，问小孩：怎么不上学？孩子答：穷。曹春生一冲动：我给你们出钱。　　没想到，这一简单的冲动，就把曹春生今后的生命之路改写了。捐完钱后被学校尊敬地请上主席台，这阵势，曹春生以前没见过，于是头脑一热又拿出更多钱，再到后来，没人养的穷孩子几声“爹“，就让曹春生心头一热：“我办个儿童村吧。“于是就有了邢台东方儿童村。　　“穷“这个字，曹春生原来是没有太多感悟的，但收来的孩子在他这儿吃冰棍，半夜查房，睡着的孩子们依然叼着冰棍的木棒，这个场景让曹春生泪流满面。从此他在行善的路上“在劫难逃“。　　曹春生当然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儿童村慢慢地壮大，竟让他原来的生意一天天惨淡下来，终于有一天，儿童村里孩子们的脸色红润起来，而曹春生的钱袋却干瘪下来。这个过去不太拿钱当回事的人重新知道了没钱的苦处。但身边孩子一句又一句的“爹“，让曹春生背负起沉重的责任，想轻松地一个人走回经商之路不太可能了。　　社会各界开始伸出援手，于是容易激动的曹春生经常泪流满面。我相信，当年经常和钱打交道时，老曹不会这般敏感和脆弱，但和人，尤其是和孩子打交道，泪腺就慢慢发达起来。　　虽是一时冲动慢慢走上行善之路，而且自己也由过去向别人施舍到向别人伸手，但老曹没有多少悔意。只是老曹在这几年间，头上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起来，当初还多少有点企业家的派头，现在在他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了，看到的形象是非常职业的一个爹。　　他的生命故事有了这么大的改变，不能不让看演出的人感慨万千，如果当初陪朋友进公园，没有买那两罐饮料，今日的曹春生　　⊙武和平　　当年一部《9．18大案》让破获了这起大案的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武和平被人熟知，绝不仅仅因为电视的影响力，还应该加上武和平身上那种强烈的儒警味道。　　在《9．18大案》中，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是罪犯抓到之后，武和平和他面对面如同围棋一局终了胜负已定之后的复盘。没有高声调，一切都是心平气和的讨论，这样一个场面让我知道，武和平是一个喜欢斗智的人，斗力对于他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因而不够刺激。　　由于这个案件的轰动，武和平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在他过去生活中不太为人注意的故事开始显现出来，让我明白了今日的武和平从哪里走过来。　　当年武和平非常想进有围墙的真正大学，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个机会他并不拥有，于是有一天，年轻的武和平在郑州大学的围墙外哭了半个小时。我在想这半个小时或许对于武和平来说是人生重要的半个小时。　　有过这样的眼泪，书本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从1975年起，他每天5点起床，啃各种书本，直到成了作协委员，拥有了各种文凭。　　但学问并不是帮助武和平与众不同的唯一原因。在武和平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是别人很难经历的。　　有一个和武和平一起长大的兄弟，本是很好的一个人，但由于意气用事，走上了犯罪道路，最后在执行枪决的现场，武和平作为公安系统的人在喊口号。这真实而有些残酷的场面，一定在武和平心里留下了一种剧烈的震荡。　　一个姓武的人偏偏喜文，一个和罪犯打交道的人偏偏叫和平，从古老的开封走出却被人认为是极具现代感的警察，这一系列的反差很协调地出现在武和平身上。以至于到了今天，武和平已经是公安部宣传局局长，但在我心中，他依然是一个文化人，否则他怎么会坚决把儿子送到开封书法家那里去学很少有人能写好的魏碑呢？　　在庞大的一个标题“生命故事“下，只写了八个人的故事，不知您看过以后会怎么想？　　生命与人，是我思考最多却是最不敢触碰的命题。在我采访过的四百多人当中，让人激动与深思的故事有很多，但对于我这个刚过三十不久的人来说，自己的生命还需要发掘。我总是固执地相信，这篇“生命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头，那过去一些年中我阅读过的生命故事和未来将观看到的人生舞台上的演出，一定会以一种更精彩的方式在将来一个安静的书桌上等待着我的笔。　　我也在等待着那之后我们的再次相遇。〓〓〓第二十一节·阅读体验：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一〓〓〓　对幸福的理解，每人各不相同，陆陆续续的采访中，问过很多人关于幸福的理解，也听过不同的人给我描绘过所谓幸福的那种画面，时间长了，也难免问一下自己，回答之前，眼前先有一幅画面出现。　　大约是头一天刚刚完成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效果还算不错，而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工作需要自己介入，有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这段时间最好是在初秋，日子总是晴的，却依然有些风，最好微凉，然后在打开门窗的家中，让背景音乐若有若无的响着，手中终于拿起一直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书页有时是自己翻的，有时是被风翻的，看一会儿，投入进去，又看一儿，走走神，困了就打个盹，醒来再回忆：我看到哪儿了？　　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但可惜的是：即使不难实现也难得实现，更何况一直找不到那种悠闲的读书心情。　　人过三十，再谈到阅读，早已过了功利的阶段，翻书，不再是为了拥有一种谈资，或是填补头脑中的哪项空白，除去工作中的翻阅资料，生活中的阅读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快乐。也因此便需要一种很好的心情，更需要拥有一段能让自己放松的时间，但痛苦的是：偏偏这两点我难得拥有。　　也因此才有了我幻想中的幸福画面，虽然简单却相距遥远。　　放松的阅读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对于现代人来说，这该算做一场悲剧。　　几年之前，读过一篇散文，是武汉女作家方方写的，由于她工作实在太忙，有很多想听的音乐没时间听，很多想看的书没有时间看，直到有一天，她住了院，谁想到，音乐也听到了，书也看上了，于是，开始喜欢上住院的生活。看完这篇散文，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医院如果都成了现代人精神的避难所和补养地，那我们平日的生活实在有该反思的地方。　　但必须承认，方方的感叹又是我们很多人共有的，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细节。《新闻调查》的王利芬是公认的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忙是她的生活特征，但是有一天，她走进电梯，却突然被电梯里放的音乐深深的打动。这位音乐素养较高的女士，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过音乐了。　　医院里看书，电梯里听音乐，然后感慨万千，再然后是继续原来的脚步。相信出了院的方方继续忙，而迈出电梯的王利芬还会有许多不听音乐的时光。现代这两个字，已经让我们的脚步不再受自己控制。　　在我的很多同事家里，大都有一个装满书的书架，然而正如我的同事张洁幽默地说到：“每一本书就象三宫六院里的嫔妃，而我象皇帝，不知哪一天我会高兴地去宠幸哪一位。“但悲哀的是，我们这些皇帝，每天奔波之后，回到家中，明知书架上的嫔妃很好，只可惜，回到家倒头就睡，早就没了和嫔妃亲热一番的热情。　　很多年前，听过台湾歌者李宗盛幽幽地唱过一首“忙与盲“的歌。“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如此地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方向／忙忙忙 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盲盲盲 盲盲盲／盲得已经没有主张／盲得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 盲盲盲／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　　当时听这首歌只觉得很有趣也还算好听，今天再听，才知道李宗盛多年前唱着他自己也唱给我们当预言。今天预言已成真，忙果真和盲紧密相联。如果搞电视的人，连捧起一本书的时间都由于忙而没有，那盲一定会在不远的前方悄悄地等着我们。　　而我不只一次听过电视同行和我诉苦：几年的时间我连看本书的时间都没有。每听这样的话，我都会自己紧张好久，暗想：我会不会也这样。　　当然也知道，这种忙着忙着就盲了的节奏不是电视人专属。在校园里读书的孩子都偷偷溜出校园参与这份忙，身在忙中的人又怎能清静下来呢？于是我才明白，那些装饰书店里为什么会有空壳书卖，而且还有很多人买。　　由自己的幸福谈起，没想到几笔过后就演变成了诉苦与担忧，一章本来关于阅读的文字竟悄悄变成对现代病的抨击。不过也好，忧字在先，之后就该是乐。言归正传，还是回到阅读体验中去吧！　　阅读过程中的三次蜕变　　十岁之前，除了小学课本，我没有和阅读有关的记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以教书为职业，但说自己出生在书香之家，这的确有些夸张。家中的书那时虽然很多，但真正可读的极少，那是时代造成的。我怎么也不会在童年时捧起毛泽东选集来体验阅读的快乐吧！但十岁过后，这一切都变了。　　可以说我的阅读热情是被我们母亲调动起来的。1978年过后，文学热开始席卷全国，我生活的那个边疆小城也同样。每天母亲下班，在她的包里，总会找到可阅读的杂志和重新露面的小说。那时的我们不象今天的孩子那样幸福，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年龄阅读的书籍，我们那个时候可是大人读什么书我们就读什么。哥哥上大学走了，我和母亲就以读书为已任，什么伤痕文学，什么解禁的文学名著，年少的我拿来就看，慢慢就上了瘾。　　到后来，仅仅依靠母亲回来的书，我已经有些吃不饱，而在当时的海拉尔市，只有两个图书馆，我就利用母亲的借书证，开始每天在两个图书馆间奔波，书越读越杂，每天都在读书中充实着。　　这段日子里，书为我这个边疆的孩子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以为，世界就像家乡的小城一样大，而走进书中，才知家乡之小，于是幻想与好奇就开始萌生，越幻想越好奇，读书的渴望也就越强烈，少年时的读书生活，是极度的饥渴造成的，每一本书都帮助我消灭头脑中的一点空白。于是像很多不听话的学生一样，上课的时候，假装听课，却在书桌里藏着课外书，一边听课一边阅读，共被老师没收过几本我已记不太清，但正是在这种饥渴的阅读中，伴随着视力的下降心灵的视力就开始变得敏感起来，直到考大学的前一年，这种阅读的热情才开始稍稍收敛。　　上了大学，读书终于成了正业，那正是文化热的时期，但上大学时阅读，已和年少时的饥渴状态大不相同。读书多少与时尚有关，也多少和增加自己的谈资有关，不得不承认，大学时的阅读功利色彩明显增强，从尼采到萨特，从叔本华到老庄，我都似懂非懂地阅读过。不过驱使我阅读这些书籍的真正动力，是因为大家都在读，我不读，明天能和大家聊什么呢？　　整个大学期间，虽有三毛、金庸、古龙调剂着我们的阅读口味，但读书中的思想走向却不可阻挡。周围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讲座是最受我们欢迎的，文学持续坚挺，哲学红火，新思潮层出不穷，西风东渐的潮流不可阻挡。在这样的时期里，旧的被批判着，新的被争议着，校园里热情而不得要领的唇枪舌剑慢慢把我们逼逼进思考的空间，这是大学阅读中最大收获。更何况，这段时间的阅读还开始引导我们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为以后走进社会，走人生的长路做了最好的精神准备。　　从大学中走出，读书不再是生活的主业，年少时的阅读是因为饥渴，大学时的阅读是因为时尚，为拥有谈资，那走出校园后的阅读就开始是为了自己，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内容，也终于成为一种快乐。　　在现在我的生活中，一天中的阅读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靠近现实，那就是晚饭看当天的报纸杂志，这种习惯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搞新闻，我非常清楚，即使自己搞其它工作，这种关注当前社会的阅读习惯也不会发生丝毫的改变，谁也不想遗忘这个世界或被这个世界遗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向外的阅读是一种资讯依赖或者说是治疗社会性孤独的药方。　　而晚饭过后直到睡觉之前，阅读于我就是向内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的书很少和我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或是音乐家的传记，或是音乐方面的文章，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本可以连续的小说，这时候的阅读，才真正变成一种快乐，往往有音乐做背景，偶尔走走神，书开始真正的将我不停地放飞。　　当然，这是一种常态下的阅读，但做新闻的，生活可被自己掌握的不多，也许刚刚拥有了放松的心情，呼机响了，一切就都乱了，也因此，读书便常常在非常态下进行。　　从阅读的角度说，每次出差都是一次不错的机会，首先是来回飞机上的那几个小时，那是丝毫不会被干扰的阅读时光，也因此，每次出差前，往包里装书时，都有一种难得的快乐，面对备好的书，心里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失约。　　不过，飞上天空，从此地到异乡，一股也就两三个小时，虽然经常出差，可是这种难得的阅读还是不足以填补对书的相思，好在到目的地之后，阅读的时光也会比北京多得多，一来没有呼机的吵叫，二来每日的工作很单纯，闲暇就是闲暇，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即使没有采访，也常有的工作把它填满。　　在回忆中，出差都是一次阅读上的恶补，另外空中的阅读也多次留下美妙的记忆，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部小说，长度如此适合飞行中的阅读，于是从起飞到落地，我正好伴着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来了一次完整的起伏，然后在很长时间都回忆张大民和他夫人的那间小屋。　　除去出差与飞行，每年的春节也是一次读书的快乐时光，小的时候盼过年是过年时能从家中跑出去，不受约束的四处玩，而大了，盼过年，是能从外面的奔波中跑回家，不受干扰的过上一些日子。近几年的春节，给我留下的都是快乐的记忆，一种渴望已久的安静使得读书真正成为享受，于是，我绝不会浪费这样的时光。在近几年的春节中，我重新在读书中找到少年时的那种迷狂和投入。　　除去出差与春节，逛书摊也是一种非常规的阅读方式，每隔几天，抽出时间，我都会在京城几处著名的书摊半条街上去闲逛，一家挨着一家的书摊在街边排得长长的，从这边的一家开始翻起，悠悠闲闲地逛下来，临走时买走几本，而更多的是翻过而没买的书，但正是在这隔三岔五的闲逛与翻阅中，好多不值一买的书也就不经意地简单翻过，这种蜻蜓点水式的阅读对于有些书来说是合适的，而对于生活来说，也平添了一种乐趣。　　不过这种乐趣现在是越来越少，随着北京城的治理与迎接建国五十周年的需要，几处有名的书摊一条街都被陆续拆掉，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总是急匆匆怀着一种喜悦去赴约，而到了，才看到一片废墟，顿时有一种怅然袭上心头。我知道书摊在街边可能注定应该消失，但面对真正的废墟，我还是多少有些怀旧，因为逛书与买书，我从不大而豪华的店，恰恰是在看似散乱而又小的店中，才始终拥有一种闲散的淘书与读书的乐趣。不过我想，这样的乐趣怕也被迫要减少，看样我也要尽早培养起逛大店的习惯。　　但遗憾的是，春节一年一次，出差与飞行也不是贯穿生活的始终，逛书摊时的阅读也如蜻蜓点水，平常的日子里，读书变得断断续续，看着书架上的书，时常有一种相思，慢慢地心里有些急，竟时常起工作的意义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买书的习惯一直保持，书摊与书店早就是一种生活内容。因此书架上的书是越来越多，相思也就越来越重，买进的和读过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相思就更变成了一种压力，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收藏，因此书架上的书越是多，心中的政治局就越多。时间，在书的面前，竟如此吝啬。　　在阅读中转换心情　　诗歌：在写下诗歌这两个字时，看书架上的几本诗集被翻得那种破旧样子，读诗的岁月与心情很快就回到眼前。还算幸运，进了大学校门，朦胧诗已经浮出海面，我们成了有诗读的一代人，那本云集了朦胧诗代表作的《朦胧诗选》被翻的早已发黑，和它旁边那些翻过一遍就放下的还比较干净的书比起来，诗集便显现出它的卓而不凡来。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诗歌是最为浓缩的，与其说它是由笔写成的，不如说是由诗人们的血和泪浓缩而成的，也因此，读诗便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心灵碰撞感。“卑微是卑微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这样的诗句早已该进生命中，思考也因此而产生，读诗的时候，血是热的，也因此，诗歌多属于青春岁月，但岁月沧桑，短短几年，让人热血沸腾的诗歌季节便悄然隐去。有的诗人浪迹海外；有的诗人美了别人却丑了自己，在荒岛上杀人；有的诗人在点钱的快感中重新找到一种让自己兴奋的节奏，而有的诗人在风景秀丽的城市里相夫教子……莫非，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热血沸腾，而青春也终于不再需要心灵的碰撞？　　由于和诗歌深深地结过缘，便时常想在新诗中找感动，但遗憾的是，可读的诗却慢慢没了。于是知道，读诗的快乐与震撼只能在回忆中寻找了。　　小说：读小说是阅读中最好的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拿起或厚或薄的一本，几页下去，生活的时空便与小说中的同步，然后和主人公同喜同悲，深深的投入后，还会时常感觉自己变成主人公，那种感觉就更加刻骨铭心。即使小说读完合拢，一时间还无法从虚构的情景中摆脱出来，要有好长的弯要转，好的小说一般都有这样的力量。　　九三年年底，有很长的时间，我是在唐浩明的《曾国藩》中生活着，进了书中便忘了身边的世界，曾国藩喜的时候我喜，悲的时候我悲，等到快读完的时候，竟开始有了一种依依不舍，读的速度明显故意放慢，希望和这本书的告别晚来一些，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书终于读完。掩卷之后，告别的感慨让我在空空的屋子里飞也似地写下几千字的笔记，然后空空落落好几天。　　不过，读长篇小说的时候毕竟少了，那种很长时间不知肉味的快乐也因此变少，但不长的小说却似乎精品更多。这几年中，以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最让我读后拥有再读的冲动。也许目前的中国作家，在不到二十万字的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功力最深，伤口的水平也最高，因此阅读这个长度的小说，自己最有信心，结果也往往是这样。散文：读散文是一种最好的交谈，一个散字让写的人和读的人都放松下来，好的散文不是让人一口气读下去的，而是读一会儿乐一下或是读一会儿愣一下神，而且读散文时最好有音乐有好的心情，好的小说有一种麻醉的作用，可以让你不知身在何处，而好的散文却还会这样，它时常提醒你是在生活之中。　　不过现在读散文并不是件太轻松的事，散文一热，写散文的人就多了，而写的人一多，水平就参差不齐。时间本来宝贵，如果很多闲暇被劣质散文占了去，那享受就成了苦涩。也因此，我在读散文之前，选择时常是慎重的。那些好几个地方开专栏的作家，他们的散文我不读，小女人散文不读，过分风花雪月的不读，急就章的不读，太前卫的不读……虽然如此慎重，但也时常看走眼，不过往往读过几段，劣质的也就让你断了往下读的念头。比如有的名家，明明过去散文一直写得不错，可突然间，一整本新作读了却让你有买到假冒伪劣的感觉，那就只有把新书放上书架，让灰尘去和它靠近。但千万别因为遇到真货难就躲开散文，在诸种文体中，散文是最容易让人找读书乐趣的。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无论是深秋还是初春，一篇好的散文，读过之后，都会让窗外的平常景致变得美丽起来。　　纪实：读纪实文学读到的总是一种内心的忧患，歌功颂德的纪实作品少有优秀之作。近二十年来，打动人心的纪实作品都是拥有一种或悲壮或让人忧患的内在气质。　　九六年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在那一年的前后，我读了大量记录从反右到文革这一阶段的纪实作品，历史才隔了副省长的岁月，当初的真实在今天就已经有了荒诞的感觉。可怕的是，那样一段灾难岁月，正有着一种被故意遗忘的倾向，而阅读是如今唯一可以靠近那段历史的机会。　　读这样的纪实作品，心情总不会很好，与其说是带着乐趣去读，不如说是带着责任去读。这样的作品很多，读起来也让人感慨万千。如果说好的散文是读过之后让人有种灵魂升空的愉悦感，那好的纪实作品则会在读过之后有种双脚再次着地的沉重感：我们毕竟不能遗忘过去，哪怕无法提醒别人，但通过阅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　　不长的历史被尘封的人和事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读到的纪实作品还只刻画出冰山的一角，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等待，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更让人震惊与忧患的纪实作品等待我们去不轻松地翻阅。　　传记：读传记是体验不同人生的最好方法，正如有的演员说：“生活中我只想演自己，而当了演员，我就可以不停地扮演别人，找到另外一种人生体验。“这是演员的特权，我们无从体会，但多读人生传记，平常如我辈，也时常能在别人的一生中，找到自己所未能体验的丰富。　　可惜，读人物传记在我们国内并没有成为一种阅读的时尚，这一点和国外大不相同，杨振宁教授采访中就告诉我：闲暇时最爱读人物传记，而在国外图书排行榜上，各种人物传记也时常名列其中。　　可能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时常要采访东方之子，要和不同的人生打交道，因此各种人物传记也看了许多，看传记不是看人的一帆风顺，而恰恰是看传记中人物在苦难面前是如何走过的，人生最关键那几步又是如何定夺的。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重来，因此关键处也就那么几步。看多了别人的传记，关键时自己的主意也就好拿些，会避免一些错误和失误，当然这是一种实用性的作法，而更多的，在优秀的人物传记中，我们会读到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这正是开卷有益之处。　　不当演员也可阅尽各种人生，何乐而不为？　　走进孤岛，我会带上哪一本书？　　几年之前，黄集伟先生曾在电台办过一档人物访谈节目，来宾大多是知识界人士，访谈的内容很有趣，黄集伟先生会首先告诉来宾：你将走进一个孤岛，衣食无忧，但只许带一本书和一张唱片，请问你最想带哪一本书和哪一张唱片？然后访谈开始。　　广播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无缘听到，幸好这档访谈节目被结集成了书，使得我得以感受到这种奇妙而有趣的交流。　　这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都该思考的问题，走上孤岛，面对书架上的万千宠爱，我会带上哪一本呢？而在众多的音符中，我又会让谁陪伴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