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_白岩松_着-8

了直观的感受。距离这次飞行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经常会想：没有了水的威胁，现在那些灾民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吗？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尤其是几个江边城市的人们更应该时常想起，为了保卫城市，我们多少农民兄弟失去了家园，难道在危机解除之后，我们不应该为此伸出援手吗？　　大水过后　　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大水从南到北慢慢退去，大家开始有了一种胜利的感觉，不过在欢庆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我们开始有更多痛定思痛的东西。　　对于这次南北大抗洪，钮茂生部长在八月十六号接受我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是个很好的评价：“我们是硬件太软，软件很硬，结果是硬件不够软件补。“　　这次抗洪的胜利，是人的意志发挥到极限后．的胜利。除去沿江民众，十八九岁的军人用他们刚从少年走进青年的肩膀担起了这个国家的危难，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们不该自责吗？　　对水利的投入一直不够，虽然表面上每年的数字在增长，但和国力增长的速度比起来，对水利的增长速度是慢的。我们怎能依靠人员的来填补我们金钱投入的不足呢？　　在很多人心里，一直对洪水有侥幸心理，象赌徒一样，总认为洪水也许明年才来，今年就先这样吧！而洪水今年真的来了，就只有在慌乱中驻一道人堤。　　更何况还有腐败。九江的堤防在没出事之前还被当做固若金汤的样板工程而被媒介宣扬，表扬的话音未落，九江大堤却率先决口，原来“固若金汤“的大堤是一个“王八蛋“工程。这豆腐渣一样的大堤里埋藏着怎样的腐败和渎职呢？而这还仅是九江一地，长江堤防中，还有多少这样的蚁穴呢？因此当我们都同意98洪水是天灾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在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这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祸因素。面对98抗洪，还有一种经验值得总结，由于各种媒体得到授权全面介入抗洪报道中，全中国人的心才凝聚到一起，成为战胜洪水的决定因素，无论怎样的灾情，人们应当有知情权，这样救助才会及时，胜利才会来得早一些。在1999年，其实长江的洪水也不小，但由于媒体忙于法轮功的宣传，水情的报道多少有些被忽略，这似乎有些危险，因为水火从来无情，让人们更早的知道水情，也许会有更多一些人的生命被保全。但愿以后新闻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能有更多的自主权，以便好心的中国人能及早的伸出援手。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这场洪水的面前暴露无疑。上游的滥砍乱伐，中游的围湖造田，行洪区成了人们的家园，这一切都使得98洪水加重了太多，而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一日之功，是在人们只顾眼前利益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最后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洪水结束之后，我一直向很多的被采访者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难道还要相信人定胜天吗？“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11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来到水利部，在充分肯定了钮茂生部长的工作成绩之后，宣布，为河北省的领导班子，钮茂生调任河北省省长，而原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汪恕诚调任水利部部长。　　汪恕诚是个老水利，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这个履历让我们知道，他和胡锦涛是同学。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又多了一个水利出身的干部，尤其是在洪水过后，一个老水利出任水利部长的位置，更让人感觉到，水利工作已经纳入到更科学的轨道。　　在汪恕诚部长上任不久，我采访了他。汪部长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任的，却表现得非常轻松和直率，这一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问了他关于“人定胜天“的问题，汪部长的回答让我踏实一些。　　他说：“和大自然的斗争，应该这样来认识，努力地去掌握客观规律，掌握以后运用这种规律为人类服务，但一定要顺应历史的发展，顺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违背了这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98一场洪水，虽然最后是人的胜利，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人定胜天“口号可以在中国自然消亡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以人的主观意志去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之后，我又问了汪部长一个问题：“在你和钮茂生部长交接的时候，有没有沟通一点什么？“　　汪部长说：“有，我对钮部长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想起你在党校的一次讲话，当时我是学员。你在讲话中讲水利工作是如履薄冰，胆颤心惊。我现在到了你这个位置，我也要过这样的日子啦！‘“　　在我们采访汪部长的时候，大江南北的水利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而汪部长刚刚从那儿视察回来，我就问他：“看到的情况比你想像的好还是……“　　汪部长坦率地回答：“从群众发动的人数，从出工的人数，从机械的台数，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是发现一些问题……作为我的位置，可能问题发现更好。“　　洪水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想必几年部长生涯当中，汪恕诚不仅要面对年年的洪水警报，还要把很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一解决，否则还会有用人去胜天的场面。　　中国人常讲：“好了伤疤忘了痛“，但98洪水这道伤疤实在太大，疼痛应该让人难忘。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暴露出荆江大堤修补款项被截留三分之一的消息，我们总是无法乐观，因为总是有些人伤疤未好也可以迅速忘记疼痛。　　在98大抗洪之中，有一句经典呼吁：“我们能不能多买些药少买点棺材。“这是一句形象的比喻。如果在灾难未到之前，我们把很多工作做好，犹如平时多买些药，让孱弱的身体慢慢地强壮起来，这总比灾难面前，我们多买棺材强得多。　　是多买药还是多买棺材，这是一笔谁都算得过来的账，也是一九九八的南北大抗洪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警告！〓〓〓第十四节·面对贫困：新世纪我们会司空见惯吗〓〓〓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富裕，而今贫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惊讶而新奇地面对。　　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过去普遍贫穷，由于都穷便没有了参照物，大家都穷得心安理得，面不面对贫困都无足轻重，反正每日的生活就是和贫困作斗争。　　但是今天不同了，改革二十年象一个巨大的搅拌机，轰隆隆地一转，等大家从搅拌机里走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昨天相依为命的邻里，而今一个仿佛在天堂而另一个仿佛在地狱，过去一样贫穷时还可以相对哀声叹气，今天由于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竟连相对说上句话都困难……　　一方面是城市中高楼大厦林立，高级轿车穿梭往来，《精品》、《时尚》等报刊引领着高尚人士的生活格调，几万元一桌的晚宴天天有人光顾，超过万元一平米的别墅与公寓卖得很好……改革开放二十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富了起来。　　但另一方面呢？　　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下面，被生活抛离出来的人们衣着寒酸地伸手向富人们渴望施舍。午夜时分，地铁门口，大马路的地下过道里面，睡在报纸上的人们夜夜可以见到；一家三口，父母双双下岗，老人要抚养，孩子要上学，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家庭越来越多。　　贫富差距在改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飞速拉大，而正是在这种差距中，贫困成了全新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相比较之下的贫困是改革的后果，是改革的代价，但更是继续改革道路上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贫困。　　贫困就在我们身边，但面对时，竟又觉得有些陌生　　1996年春天，为了创办《新闻调查》这个栏目，我们在北京开始了《宏志班》这个片子的拍摄，没想到这次采访使我深深地介入到城市贫困人群的生活之中。　　北京的广渠门中学，为了让那些贫困家庭中的孩子有高中可上，特地设立了一个叫“宏志班“的班级，考上这个班的孩子，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将减免一切费用，还有适当的补助。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而这个班面对全市招生，专招那些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而学习又很优秀的孩子。　　宏志班的老师向我们介绍：招生那天，报名地点人山人海，然而这一个班毕竟才五十几个名额，因此有相当多的家长是失望而归的。不过这种火爆的场面其实是在悄悄提醒我们：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富裕而繁荣的城市中，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却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要想把《宏志班》这期节目做好，我们当然得走进这批孩子的家中，于是以下一幕幕场景开始出现。　　在北京城的东南角，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小区，当我们在一个宏志班学生的带领下走进这个小区时，我们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怎么住的楼比我们想象的高级？　　然而进了他家，我们就知道了这家人的生活真相。几乎没有一点装修的痕迹，水泥地就那么直率地面对着我们，家具很简单而且少得可怜，式样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由于没有钱交暖气费和煤气费，因此房子正中是一个烧煤的炉子，烟囱极不协调地从窗户中伸出去。　　这家的主人是当年的知青，由于受伤致残加上回城晚了几年，现在只好以拣破烂收废品为生。他们住的这套房子还是由于祖上留下的老房拆迁后分到的。　　接着我们又去了一家，这家的贫困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居住条件上。　　孩子的父母都是知青，回城后一无所有，只好在亲属住的房子边上接了一个不到6平米的小房子。　　在这个小房子里是不能集体行动的，因为房子摆完一个双人床后，剩下的地方已经不多，而在这不多的地方里，又必须给孩子摆一个箱子，装东西的同时又能当桌子做作业，可以想像，人在里面行动该是多么不便。　　由于居住条件，家中四口人是很难见面的，父亲和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在外值夜班一个在外找地住，家里就母子俩相依为命，更何况这样的房子还是在违章建筑之列，因此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加强烈。　　随着采访的进行，北京这座城市已经让我越来越陌生，喧闹和繁荣开始在我眼前消失，城市的另一面开始真实地显现出来。　　有一个孩子的家里，母亲跑了，孩子和老人是这家的主人，白天也得点上灯才有光亮，屋里那股潮湿的气味让人很难忘记。　　还有一家，住在郊区一个垃圾场里，不大的屋子里简单而整洁，两个儿子接连要向大学冲刺，看得出来，父母在儿子优秀的学习成绩面前那种兴奋而又焦虑的心情。是的，两个儿子如果都上了大学，那负担恐怕要比现在还要重得多。不过看着他们一家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团结和乐观，我知道，这家人的困难一定会过去的。　　然而不管怎样，城市中的贫穷还是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贫穷本身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当我讲述着这此刚刚看到的贫困现状时，很多听者将信将疑：“不会搞错吧？这可是北京！“　　是的，这是北京，因此我看到的贫困现象恐怕在全国比较起来还算是相对好一点少一点。　　在东北，有一次和吉林省领导一起去拍摄，不知怎么讲起冬天取暖问题，从省长到其他领导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在长春分管取暖工作的那位领导。　　原来，在东北的城市中，相当的职工根本交不起每年一千多块的取暖费，但如果因此就不给暖气，谁心里也过不去，但给吧，这年年的亏空越背越沉。于是每年到了冬天，主管领导和贫困的百姓一样苦恼，原因一样：都是为了取暖。　　而且我们别忘了，“温饱“一词中，“温“可是排在“饱“前面的呀。　　在东北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下岗职工怀揣着珍贵的一百元钱去采购年货，行至半路遇到劫匪，一百元钱被抢了去，正欲哭无泪之时，劫匪发话：“你是哪一个单位的？“回答：“我是XX厂的。“劫匪惊呼并作同情状“你们那儿也开不出工资来了，得了你拿走五十吧，其实咱们一样都为一袋子面。“这位被劫的下岗职工连声谢谢，起身离去，没走多远，就听着刚才那个劫匪在后面喊：“别走这条路，前面还一拨呢！“　　我猜想这可能不全是虚构，回一趟东北，都能听到相类似的故事，然后是讲述者和听者忧心忡忡的表情。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的生活比故事中的还不如。　　这还只是在城市中，中国农村里的贫穷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离南方一个极其发达的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我们摄像机就拍到了好多贫穷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别说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带着感情和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些家庭，全部家当加一块都不到50块钱。　　江泽民主席去贵州视察贫困山区后，回来吃不下中午饭。　　好了，这一切和贫困有关的所见所闻，都足以让我们在一种富裕的幻觉里清醒过来。的确，城市的楼高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温饱问题上挣扎着。　　难怪曾经采访过多个贫困县的作家黄传会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从那些贫困县回来，再听到人们唱《黄土高坡》就觉得别扭。怎么能唱得那么潇洒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没有去过黄土高坡，否则那儿生活的沉重不会让他唱得这么潇洒的。“　　面对贫困：我们该抱怨谁呢？　　在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时，相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穷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也许这个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过来的路上，竞争环境公平吗？　　1998年5月1日，是《东方时空》开播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了这个日子，我们栏目准备在刚刚遭受地震灾难的张北地区盖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拍摄的纪录片需要一首歌，作词的任务给了我。　　我是在春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写这首歌词的，地点是在中国富裕的省份江苏。　　歌词的第一段出来的很快，“在一个石头比土多的山岗，我和羊群走进天亮，……我却听到心中的声响，山的那一边究竟有没有阳光？“　　后来，做这期节目的编导张朝夕去了张北回来后告诉我：没错，那儿就是石头比土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中的生活环境，很难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变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　　这就难怪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陈锡文会在每次从贫困山区回来，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出现：我们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这是在农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当多贫困人中的命运也不全是自己的过错。　　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的，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该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叉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一些人。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　　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只是一至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　　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的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象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的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180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位，夜幕降临没一会儿，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厢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像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都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就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　　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像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呢？　　还有一个中学，老师在课堂上统计自行车的拥有量，“谁有自行车？“全班同学几乎都举了手，“谁没有自行车？“只有一个同学举手，没有想到面对这名举手的同学，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这位因没有自行车而举手的孩子该是怎样的窘迫呢？　　当我写下这两个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时，我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如果在同样一个国度里，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贫困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　　人们的遗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强，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一样，都生活在贫困的生活中，但是一转眼，相当多的人富起来，却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马上对自己身边的穷人采取了一种连同情都没有的态度。　　我去希望工程采访时得知，在几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穷帮穷“的事业。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业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就会有更多走进课堂的机会。　　因此，在我们身边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也许我们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如果这种心态是正确的，那社会将多出一些稳定，贫困人口也将多出一种感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会觉得：在人群中，他们并不孤独并没有受到歧视。　　在即将结束我这段文字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有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在那家眼镜店的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叠《北京晨报》在卖，从她的穿着上看得出来她的家境不会很好。一张报纸5毛钱，我顺手掏出一块钱说：“买两张报纸。“然后悄悄地只拿了一张就进了眼镜店，可是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进了眼镜店找到我，小脸胀得通红，对我说：“叔叔，这是找您的5毛钱，我妈说了，我不能多要别人的钱。“　　接过这沉甸甸的5 毛钱，面对离去的小女孩，我的脸开始胀红，不是因为窘迫，而是因为心里一种真实的感动。我知道，她们的家庭还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样一位值得尊重的母亲和开始学会坚强的孩子，她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因为靠天靠地靠别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对贫困，不是一个将要结束的话题，而是刚刚开始。不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士，还有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纪的地平线，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方法来面对贫困，都和中国的未来有关，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但愿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第十五节·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一段时间，以为我已经将故乡淡忘了。　　我来自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一处在地理上不及在人们心理上遥远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十几年，故乡的珍贵只是生活的场景因此还未能真切地感受到，然而当我成了异乡的游子，回忆之中，那故乡的一切才慢慢清晰而生动起来。　　天是高的，让人在地面上行走总会有一种通透而自由的感觉；天是蓝的，云是立体而纯白的，加上地平线上的那种嫩绿，更是时常提醒我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份。不像在北京，在钢筋森林中行走，常常觉得自己象是一部只会呼吸的机器。　　在故乡的时候，每日清晨似乎都是在鸟叫声中醒来，即使是在冬日，听不见鸟叫，也时常在睡梦中听到家人“又下雪了“的惊呼，然后看到窗外白茫茫的世界，沉醉一会儿才慢慢起床。　　这样的清晨在北京是不多的，总是闹钟刺耳的鸣叫才把自己从昏睡中叫醒，然后在脑海中盘点好今天要干的一二三件事，最后沉重而无奈的起床。　　故乡的景观是天然的，而都市中的所谓景致都是人造的，不过声光电而已，属于玩给现代城市人的一种视觉魔术。故乡的远处和近处都是绿的草和清的水，而都市中的视线总被奔忙的人群阴挡，缝隙中看见的颜色是灰。　　在故乡考大学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学习的背景也美的惊人。由于我的母校被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环抱，因此背书和上自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樟子松下坐在细细的白沙上你问我答。后来考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四年校园生活之后，成为了北京工作人流中的一员，那一切和绿色和草香和鸟叫有关的生活都成了回忆，直到有一天我都以为将它们忘了。　　搞不清这种遗忘是因为忙碌还是因为麻木。　　这种遗忘似乎停留了好久，直到有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沉睡的故乡。　　那次是采访我的内蒙同乡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不知怎么搞的，这次采访后来成了一次内蒙人的聚会，腾格尔来了，舞蹈家敖登格日勒来了，我的同行斯琴塔娜也来了。　　有内蒙人的地方自然有歌有舞，腾格尔坐在钢琴旁，敖登格日勒站到了房间的中央。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什么，一直欢笑着，然而音乐一响，一切都不同了。　　钢琴上传出的是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敖登的精彩舞蹈也随之开始，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草香，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天上白的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　　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直到转成嚎陶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与声援的抽泣声。　　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现代人在城市中的奔忙会淡化和掩饰一些什么，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保持着童年时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份绿色。　　然而推开窗去，北京象很多城市一样，依然被灰色包围着，时常被三级四级的低劣空气环境围绕的人们，因此拥有的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今天的人们如此强烈的怀旧，不仅是因为童年的珍贵还因为从前我们都离自然更近一点。　　我们在城市中得到的越多，对这个城市越会产生一种反叛。也许今天我们在城市中忘情地拚搏，正是为了明天愉快地离开城市。　　我们毕竟是自然的动物。　　然而二十多年的改革，让我们拥有富裕生活的同时，环境保护这个词汇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之所以熟悉这个词，实在是因为环境已经到了不保护就无法生存的边缘。　　我们前进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富裕的生活。可什么是富裕的生活？难道是未来我们都要戴着口罩点钱，然后一起奔向少的可怜的青山绿水吗？　　环保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拚出来的明天会？难道我们非要用今日勤奋的劳作制造一个恐怖的未来吗？　　母亲河的乳汗开始有毒1996年5月底，我随《新闻调查》摄制组去拍摄《淮河水》这期节目。　　之所以拍摄这期节目，是因为国家规定，这一年的7月1日凌晨之前，关闭淮 河沿岸的所有小造 厂。　　出发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年来，淮河早已变了颜色，污染的程度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水质分为五类，一、二、三类，人类可以直接右或是经过净化之后饮用，而四类水为农田灌溉，五类水为工业用水，但可怕的是，在淮河的有些段落，经常性的水质是在五类以外，也就是说，连工业用水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调查结果，我目瞪口呆，对于生活在淮河两岸的百姓来说，这可是一条母亲河啊！然而母亲有毒的乳汁，做子女的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尤其想到，在全国，象淮河这样情况的河流还有不少，那里的百姓呢？　　我们的第一站是安徽的蚌埠，这是淮河中下游的一座中等城市，一进城，便看到传说中的一景，好多人的自行车后面都有一根粗粗的木棒，上面挂着两个塑料水桶。原来由于淮河水质的糟糕，自来水也自然不被当地人信赖，因此靠着大河买水吃成了蚌埠人无奈的选择。　　这就是淮河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沿着淮河进行的这次采访，触目惊心的事太多，我们看到由于上面排污，导致河里的鱼成千上万地快速死亡，看着渔民悲愤的表情，我不知道，这些以养鱼为生的人们，他们的明天会怎样？　　在一个村子里，由于小造纸厂和小皮革厂众多，因此污染严重，使得地下水遭到侵害，肝病开始盛行，肝炎此起彼伏。还有一个村子在几年的征兵活动中，竟没有一个合格的。污染已经如此近距离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在淮河的一条支流沿岸，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问孩子，河水是什么颜色的？孩子回答：黑色。这个答案令人心碎，然而面对孩子们生活中的那条河流，我知道，孩子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老师要接着问：河水是什么味道的，那答案就很难统一了，因为那样一种近乎到了极致的臭味，孩子们很难寻找到准确的形容词来描绘它。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我想够了。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计后果地自毁家园呢？　　其实小造纸厂也好小皮革厂也好，并不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质的提高。少数人可以温饱而已，但代价却是如此惨烈。说到底污染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　　淮河两岸的经济并不发达，当地人确实还没有想出其它致富的好招，加上穷怕了，于是利用身边的资源优势，就干起了小造纸厂小皮革厂的行当，短期的利益让他们忘了长远的隐忧，贫穷是这种遗忘症的原因。　　可怕的是，当上面三令五申要求关停并转淮河两岸小造纸厂的时候，这些小厂接到甘肃、黑龙江、宁夏等地的电话，问他们的设备可不可以低价卖给他们。显然在贫穷面前，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害的生产方式在其它地区还准备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