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_白岩松_着-3

当然，自己经历过一场和疾病的战争，也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中有很多事情，转折往往就在最后那一下坚持之中。有时候想起来会后怕：如果我提前在生命的战场上退下，结局还用设想吗？无论怎样的磨难，只要自己不彻底绝望就总有希望。在这方面我只能算是个反面典型，因此我还想感谢一下最好的医生，那就是时间。平日里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伤痛，都会在一瞬间，以为世界的未日到了，在这样的心情下，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立即医治你的创伤和疾病。但当周围的人们和你自己都手足无措帮不上什么忙的时候，时间还可以。它用从容的流逝慢慢地帮你抚平创伤，直到很久之后你再回首，突然发现，在时间的帮助下，你已经走出了那个曾经把你困在其中的泥潭。因此大多数时候，面对各种各样创伤，我不相信自己，但相信时间。　　经历过一次生命的挣扎，看重的当然不只是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从恶梦 走出，你会把平日拥有的亲情和友情看得更重。生活中有些有些看似很大的东西变小了，而有些属于生活常态的东西却变得珍贵起来。在我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刚刚和我相识相恋，她一直呆在我的身边，那时的我绝望、消沉，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未来，但她相信。虽然因为我的沉默她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也话语不多，但在我身边执著着不走就是一种扶持。我当然知道，之所以自己能在绝望中走出，她近乎固执地相信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并不相信爱情，但共同走过那一段日子，我不得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和情感在平日里隐藏于角落，却在危机时刻显现身手。于是这种落魄时的感情让我不得不相信爱情直到今天已经变成坚信。　　我本就不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经历过这一次的“战争“就更不是，但悲观并不意味着我每日都是消沉和绝望。过于乐观就会把世界和人生看得很美，而结果往往十有八九不如人意，于是受的打击就大，挫折感就多；可先把人生看得悲一些了，就知道这条漫长的路上，总是会有或大或小的苦难在等着你，遭遇了也会以平常心去面对，躲过去了更会窃喜。以这样的心态走长路，苦，才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打击，我们才会有更多赢的机会，生命之路其实才真正走的乐观。　　因此先把人生看透了，活着才有希望。〓〓〓第四节·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近来，经常有人问我：怎样的口才才是最好，口才的训练应该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在各种和口才有关的词汇里，我一直认为出口成章是最高的评价，其它如“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等等都让我听出一种贬意来，只有“出口成章“似乎一直是种高要求，我之所以认可这四个字，恐怕是因为最后的那个“章“字，文章的“章“。　　其实，古人用出口成章这个词来形容某人口才之好，并不是偶然的，我一直不认为口才在于技巧，而是来自于结构和内容，因此口才的训练并不是天天练绕口令和猛背字词发音就能够大功告成的，口才的功夫应该在诗外，一个文章的章字透出个中的奥妙来，也许每一个以嘴为生的人，都应该在训练舌头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灵、大脑和手的训练，多用心灵感悟，多用大脑思考，多用手写文章，时间久了，如有一定语言发声的基础，那才可以把口才当成一个目标。　　六年多的时光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以嘴为生。对于我这个非播音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字正腔圆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补这一弱点的同时，对自己的长处就更加注重：一是语言的内容二是语言中思考的含量，除此之外，我想自己一无所有。　　而之所以在语言表达方面还有一点点长处，回头看，是当初几年的报纸编辑生涯给自己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能有几年报纸生涯并非当初自己所愿，一系列的偶然，制造了这个结果。但恰恰是这一结果最后给予自己的训练，帮助自己在走上新路以后有了一些底气，尤其值得感谢的是，正是当初不情愿的报纸生涯最终给了自己改变的机会。所以感谢是要在回头的时候首先脱口说出的，同时也感慨命运的神奇和“塞翁失马，安知祸福“这句话的深意。　　出乎意料的岗位　　从周口店回来，经过极短的调整，工作就要开始了。　　对于前途的设计，此时虽不是很乐观，但似乎也不悲观。对于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来说，到中央电台能分到新闻部自然是门当户对，更何况下乡锻炼之前，到新闻部帮忙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彼此感觉不错，因此早就约好下乡后再见。　　于是，我是以一个新闻部工作人员的心理感觉回到台里的，退一步说，去不成新闻中心，去其它专题部门都算不错，至少并不是专业不对口，因此怎样变化也不太会令自己失望。　　但万万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人事部门的同志找我谈话，在我猜完台里的15个部门以后，他们才出乎意料地告诉我：你的位置，是《中国广播报》。　　晴天霹雳，我一时有些懵了，其实《中国广播报》我并不熟悉，但印象中，似乎那是一张以刊登节目表为主的报纸，自己学了四年新闻，难道刚一上路，就要和播出时间等数字打交道吗？怎么也想不通，莫非，自己获得这种结局正好和一年前那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有关？　　回到宿舍自然是闷闷不乐，其它的同事由于结束了乡下无所事事加上又分到了意料之中的部门，因此大都是一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只有我，低头不语，似乎又一次遭受打击，同伴也在兴高采烈之余为我鸣不平，但都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干着，再说。　　工作之路，就将注定从《中国广播报》开始了，前途是什么？郁闷中的自己并没有太多设计，那一阵的北京天气，虽是盛夏的阳光灿烂，但在我心中，却一直阴云密布。　　嗨，先上路吧！　　初闻报香　　用上这个小标题似乎多少有些不妥，因为报香并不是这个时候才闻到的。　　上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报纸是自己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报纸的竞争虽没有现在这样激烈，但一些极有价值的文章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又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和忧国忧民的记者名字被我们熟知。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成了我那时精神引导之一，并从他们的文章和忧国忧民之中，读到了舆论监督最初的味道和媒介要成为社会良知的最初感召。这其中，《中国青年报》居功至伟，很多记者的名字我张口就能说出来，甚至多年以后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见面时，我都还有着诚惶诚恐的尊敬感。这种尊敬主要来自于他们手下的一些文章，比如大兴安岭火灾后的《三色警告》，《西部大移民》等等，这些文章中的批判现实色彩和深藏其中的新闻人良知，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正是这些文章，奠定了我今日做新闻人的严肃，虽然年龄和他们相差一些，但心灵该是相通的。　　还有《人民日报》上的一些好的思考性文章和经济类文章，后来的《中华工商时报》新颖的版式风格都对自己这个新闻准专业人士产生过很大的冲击，这些报纸上一些优秀的文章也都被我在几年间细心地留下来，贴成几大本，成了珍贵的资料。　　制作这些资料只是为了借鉴，但没有想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排，竟使我也成了广播电台的报纸人，当初的报纸情结竟奇迹般地在自己生命中上演。　　缘份是有的，但要成为专业人士，重新补课还是必须的，当初在广播学院，虽是新闻专业，但偏重于广播电视，报纸还是陌生领域。这次走进了陌生领域，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先修炼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走进报社后的第一天，在看完了近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广播报》，对报纸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就上街买了一本人大出版社的《报纸编辑》，回来后临阵磨枪，了解了相关ABC之后，开始了报纸生涯。　　进了报社才知道，一切并不象我想像的那样糟糕。八个版面中，只有两个是节目表，余下的版面还是大有作为的。报社内其它人员，总的结构是年轻人少一些，因此作为年轻人，也该更多做些工作。反过来说，也能比其它部门的同龄人拥有更多机会。　　报社内人手并不富裕，于是实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成了负责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这也就意味着，我像一个年富力强的农民，终于拥有了一块自留地，种什么，怎么种，自己都将拥有很大的权力。这种局面，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要是分到类似新闻部这样的重要部门，这样的机会要在几年以后才会获得的，于是不情愿的位置开始给自己出乎意料的机会，只是在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不懂感谢的。　　自己能有这种权力，还和我们的“一、二把手“有关，一把手很年轻，非常有开拓精神，敢于让年轻人挑大梁，同时也能处好和老同志的关系。这让我干起活来，有种“士为知已死“的愉快。而二把手年岁虽大但却宽容为怀，年轻人只要出色肯干都会被他鼓励。加上报社里年轻人数量不多，其它老同志都比较惯着我们，连我在办公室里每天放流行音乐都慢慢被他们接受。于是，我又奇迹般拥有了一个对干活最有利的小环境。很多过来人知道，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在大环境一般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宽松的小环境，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这样，我就只剩下快乐干活，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是那种心情不好就不好好干活的人，虽然这个位置最初来时并不情愿，但既来之，则安之则好好干之是我的毛病，而正是这一点，让我在把一件又一件小事做得还算不错之后，拥有了改变的机会，如果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活就不好好干，或因为事小而不为，那也许直到今日，我还会在最初的岗位上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从这一点来说，命运的改变与机遇的获得，是从一件又一件小事开始做起的。　　负责一个版面，其实最先拥有的就是一张白纸，而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张白纸被几篇文章和图片填满，自己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易。用什么样的文章把它填满，这个版面会不会拥有自己的风格，人们爱不爱看，版式漂不漂亮，这一系列问题，对于责任编辑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　　首先，我这一版是社会性和故事性相结合的版面，因此，由哪些作者来完成这些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编辑，我就必须先了解电台的各个栏目，看哪些栏目适合给我们供稿，哪些人适合给我供稿。　　一段时间以后，我慢慢在电台里有了自己的一个作者群，他们的文章符合我的口味，同时，我对这些文章的修改、标题的制作、版式的设计，也大都让他们满意，于是，双方的合作就默契起来，慢慢的，我这一版的风格也就鲜明起来。　　努力开始有了回报，一段时间的低头走路之后，周围的人们看出这一版的变化，于是，从社内领导到周围朋友，偶尔也就会有表扬声飘过来，这给了自己很大信心，更重要的是，面对表扬声，人比较有成就感，一些不快与不如意也就淡化下去，并开始有了进一步干好的动力，总要对得起别人的表扬吧！　　做为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在我们这个不大的报社里，不仅要负责组稿和版面内容与风格，还要自己承担画版、校对、付印等一系列事情，在大的报社，这些活分给不同工种的人做，而报社小，我也就有了体验全方位报人的机会。　　由于我们的报纸是周报，一年生活开始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每到星期二的上午，看着刚刚印刷出来还带着墨香的报纸，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十天之前这些活生生的铅字还只是一个又一个创意，几天之前，这张报纸还是错字很多有许多修改之处的半成品，而星期二，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这种触膜得到的成就感，是干电视和干广播都比拟不了的。　　可能因为自己并不是学报纸的，因此禁忌也少，于是做起来，创意的胆子也大也更无所顾忌些。奇怪的是，这种大胆反而赢得更多人的掌声。自己毕竟年轻，对新东西的理解感悟的快，实施起来也快，于是，时间一长，我们这张报纸的脸孔由于我们几位年轻人的介入和其它同事的共同努力开始向人们接受的方向转变，而干活的人意识到别人对自己成果给予肯定后，干起活来自然心气更高，因此，那一段时间，大家的精气神都好，我也一样。　　我自己已不满足于总是为人做嫁衣裳，进了报社，自己的笔就没停下过，反而因为有了自己的阵地，领导也宽容，于是从评论到散文，从专访到年终回顾，一篇接一篇，成了我文字创作的高峰期。　　这其中，我以新风格写成的年终回顾文章《回眸九一》，被《新闻出版报》头版全文转载；连续八篇在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中国流行音乐现状》，被外地出版社看中，最后扩充成书。而一些散文和评论在同伴之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回头看，正是这些可保留下来的文章，让其它的人认识了我，认可了我，也把一些重要的机会给了我，于是改变产生。假设自己当初去新闻部值了夜班，永远没有白纸黑字留得下来的文章给别人看到，我是否也会拥有机会呢？　　四年报纸生涯，在回忆中飞快地度过，记忆中的画面总是先苦思冥想，版面的内容和创意有了之后就开始和作者磨合，再然后是画版校对付印，最后是手捧崭新的报纸的得意。当然在这样的画面中，还夹杂着自己伏案写作（需要声明的是，在报纸四年中，除了极少数文章是领导指令的外，大多是自己冲动之下的奋笔疾书，写作在那时，是种不得不为的过程）的画面，欢乐而忙碌。于是回忆也变得温馨起来，时常有种不愿意转过头来的留恋。　　我该真诚感谢　　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中开始，但短短时间过后，不情愿的位置就给了自己一种情愿的生涯，尤其要在内心铭记的是：这四年多的报纸生涯竟为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一个极好的基础，不说感谢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首先，四年报纸生涯给了自己四年编辑的生活，对于新闻人来说，编辑位置又是最重要也是必须经过的。　　年轻时认为干新闻，记者是最风光的，编辑的寂寞与为人作嫁衣，不是最好的选择，并且还固执地以为：那该是白发苍苍当不了记者的人才该做的位置。　　但当过编辑，就知道这是大错特错。在新闻的流程中，编辑该是最重要的一环，他能培养一位又一位记者，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通过巧妙的组合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他总能从就事论事的思维中跳出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此，我庆幸四年的报纸编辑生涯。虽然自己做得并孬，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编辑，但它让我知道了新闻人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所以我想，每一个年轻的新闻人，是该经历一段编辑生涯的。从某种角度说，当今中国电视的不够水准，是因为在大编辑思路方面认识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所以一个又一个节目才散兵游勇般被人轻视。　　四年报纸生涯结束后，对我本人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开始会写些文章并比过去更能看出什么是好文章。　　这种改变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想必不会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吧！但报纸生涯过后，自己动笔与看人动笔，都好象去了一层雾气之后般神清气爽。我想这一来自自己不停地动笔，二来自和不同作者的磨合，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慢慢也就入了道，这是对一生都有益的收获。　　在报社生涯中，第三个大收获就是友谊。大学四年生涯在眼泪与迷茫中结束，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结束之后，曾经悲观地以为：从此人在江湖，尔虞我诈多了，真正的友谊怕是要在回忆中才出现。然而在报社这几年，可能由于工作不在主流关注之中，因此日子过得相对清静，人心也就略少浮躁，同时闲暇也多，于是友谊就又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有忘年交，比如和报社的同仁们，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激烈的牌局竞争或清静的闲谈都是一种值得留恋的时光，还有工作中的扶持以及他们对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宽容，都该算做忘年交的重要内容。　　当然更重要的是同龄人的相互温暖与扶持。报纸生涯时，我和周围的好友，都过着单身生活，那么多的八小时以外，那么多的周末，好在有同龄人在，于是，酒、麻将、录像、闲侃、足球、音乐就成了我们工作之余生活的全部。在那样的四年里，的确“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于是单身生活成了另一种快乐！　　收获当然还有很多，比如，由于工作量不算太大，正赶上北京经济广播电台招客座主持人，我就前去应聘，还真的考上了，于是，又有了一年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生涯，1026千赫也成了我非常熟悉的数字，或许，追寻自己主持之路，是该从1026千赫算起吧！　　四年报纸生涯，在其中，自己写了很多文章，为别人编辑了很多好文章，得了一场大病，收获陪伴自己到现在的爱情，经历了自己和社会的最初磨合，和一群陌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切，不都该让我好好对报纸生涯说声谢谢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想到，这四年报纸生涯只是我生命之路中的一段，很多梦想和遗憾，很多欢乐和心情灰暗的日子，都留在那一段路上，成为一种记忆，成为生命之路的一块路标。　　日子在报社一周一周地过去了，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找我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第五节·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逢〓〓〓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有些冷门，也因此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采编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身吧！　　1993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报社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转折，因此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日益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当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题，一起和其它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只觉得这是一个副业，更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二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作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有点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取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五月一号的正式开播做准备。　　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懵，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定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但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但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不是为采访或工作难度，而是怕电视一出图象，我在电台的同事一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象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一点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设想。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五月一日正式开播，因此我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初和电视的磨合于我不是问题，既然不懂电视我也就没了镜头感、摄像机在哪儿的顾虑，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很久以后再重新看第一次采访，大家都笑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在一段其他几位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就是我采访的东方之子，而我自己并没有看到，由于心里没底，家里也没通知，至今母亲还在埋怨我当初没打个招呼。上电视的路就这样偷偷的起步。　　在栏目开播前，要为自己的栏目设计一句广告词，当时没有多少精雕细刻的时间，编导在机房外我在录制间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第一句“浓缩人生精华“在我脑海中跳出的很快，大家也一致认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周折，一句一句地抛出一句一句地否决，直到“尽显英雄本色“，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从第一天节目播出起，“浓缩人生精华，尽显英雄本色“这句《东方时空》栏目的第一个栏目广告就开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见面。直到后来，随着《东方时空》节目“平视“概念的增强，加上栏目广告词一句才最好，终于有一天，“尽显英雄本色“这句和观众告别，《东方之子》栏目和“浓缩人生精华“紧密为伴，这句话也成了栏目的一个标志。　　直到今天，这句依然会提醒我们，也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短短的八分钟人物采访节目对人生的浓缩还不够，但至少是我们一个不停追求的目标。“画虎画龙难画骨“，无论怎样的文章，是文字的还是电视的，对人物的经典刻画都是难的，也正因其难，探求人物的性格走进不同的人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至今仍感幸运的是，当初接触电视走进的是人物栏目。如果说做其它栏目我更多的是一种付出，那么做人物节目我每次都是在获得，“东方之子“群体于我是一个大课堂，从第一天走进开始，前辈学者，时代精英便一一走进我的生活，注定了我在今后的电视生涯中，对人性和人生的关注成为每日的功课。　　有了第一次采访，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当时时间和我们采访记者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在采访中达到“平等智商的对话“,作为一个采访者必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者,而是要在和被采访者的问答之中，把每一位“东方之子“最该被浓缩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正因此，我们这些外表上感觉“歪瓜裂枣“者才有走上电视的机会。不过在当时，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我的压力还是有的，在几位主持人当中，无论学历还是资历，我都是最低的，“平等智商的对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也因此在最初的一些节目当中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品，不象胡健大姐采访张贤亮的片子，直到今天都被我们视为经典。难怪在多年之后，当大家又再次看到我在“东方之子“中的第一个采访时，都乐了，这种乐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外表和现在反差太大，还有很多的内容。　　最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想过《东方时空》会有日后的红火，大家颇有点只顾低头赶路的意思。节目开播不久，我们推销起自己的节目来都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到海南省采访，很多人的联系都颇费周折，不象后来“东方之子“这个栏目广为人知后，相对联系起来容易些。而在当时，每当有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心里都有一份喜悦。其实不光我们做节目的遇到很多困难，在经营方面好同样如此，现在《东方时空》的广告费很高也一般很早订完，可在最初，广告费很便宜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谁也不想让钞票在早间节目中打水漂。回头再看那最初走过的艰难之路，更懂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 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 的自己会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但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对我的认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制作了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来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却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但没有座位，多方交涉，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的两千多海拨的高度中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重，考虑再三，小崔不易向更高的海拨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进了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我的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　　一路疼痛，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免得开着开着他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拨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纯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是平静地叙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听着听着，我们都感觉这个片子有戏。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和其它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们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拨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也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账蓬，账蓬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