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倪萍-14

一个人如果内心不平静，走到哪里也得不到安宁。与其说忙，还不如说欲望太多了。我真感谢母亲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敲响的这声警钟。谁说母亲仅仅是溺爱，我的这位党员妈妈在政治上一直非常严格地帮助我。写到此，我又想起了母亲刚入党那会儿哥哥说的话：“都是要退休的人了入党有什么用？能为党做什么？退休在家就意味着社会不再需要你了，你还占这个名额干什么？”谁说退了休，党员就失去了作用？母亲她不一直在为党工作吗？母亲是离我最近的一个党员楷模。她用她的行动告诉了我：一个人可以离开一切，但不能离开信仰，信仰是与生命同在的。爱花爱花相传说：紫罗兰的紫色，秋牡丹的艳色，玫瑰的红色，都是花神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我相信这类悲壮的传说中蕴含了人对大自然，对人类在生命与生命的辉煌中那份更深刻的哲理。少年时，那首“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像一幅画，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浮现，在一个被如此想象的世界里，我对花的想象也蒙上了感情的色彩，我是从对花的认识中更深切地感知这个世界的。花以它独有的灵气浇灌着我的灵性，与花在一起，我感到一种难得的踏实，花实在是给了我太多的慰藉。小时候，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很大，据说这里当年是一个姓木的大资本家的宅子，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他被赶走了，从此音信渺茫。院里只留给木老太太一间半地下室的屋子，其余的大部分被街道派出所占用。后来我们几家是怎么搬进来的不知道，但邻里之间相处和睦，是那个院子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至今，我都非常怀念那个大院子，怀念院子里那各式各样的花。大院内筑有石头墙，墙内砌成木头的花栏。冬天，当山海连成一片灰暗的时候，当你叹息秋高气爽已不再的时候，我们院子里却有着葱绿的冬青和开着红花的“耐冬”。“耐冬”树很大，立在院子中央，天气最冷的时候也是它的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我们院儿的孩子都爱护花儿，即使树上的“耐冬”花开满了，开烦了，我们也决不伸手摘一朵，只等它开透了，开累了，自己落在地上了，我们才捡回家，泡在水里。我们管这叫“水花”。春天一过，我们院儿的花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捧接一捧地紧挨着开放。先是那白色的玉兰花，叶子还没长出来，花就先怒放了。海风中，白玉兰摇曳着它那圆润肥厚的花瓣，孤傲典雅地挺立着。玉兰的香是香中之香，它就像20世纪音乐界最响亮的托斯卡尼尼一样，它香得浪漫和富有传奇。我常常在树下转圈儿，幻想着忽然有朵花飘落在我的头上。或许玉兰花嫌我太小，还没有到爱美的年龄？它始终不肯在她最丰满的时候落向我。玉兰是对生命的准则强调得最准确的花，它开得大彻大悟，它开得像海浪一样气势磅礴。它尽着自己的性子开放。就算偶尔有花落下来，只要一着地，即刻就变得面目全非，忽儿就蔫了，萎了，让你无法再捡起它。现在我想，莫非玉兰花生性烈骨，活是玉兰花，死是玉兰鬼？可那时我不懂，只知道树对花很重要，花在树上，花是活的，花离开树，花就死了。我们院里最漂亮的花是紫藤萝，藤萝树攀附在院子的西大门上，这是一个黑色的雕花大铁门，门很高很宽，却常年关闭着。门外是一条由几百磴石头台阶连成的“路”，我们叫它信号山支路，那是通往山顶的一条近路。从外面看，紫藤萝自由自在地骑在铁门上，像骄傲的公主一样任意地舒展着四肢，仿佛天下都是它的。每到夏天，我和哥哥洗海澡回来，我们都先不回家，买一支冰棍坐在藤萝架子上歇会儿，藤萝架子很软，很有弹性，坐在上面像摇篮一样。哥哥常常推着我在上面晃，我晃，花更晃，一串串，一片片的紫藤萝像荡秋千一样，在空中和我们一块儿欢笑。常推着我在上面晃，我晃，花更晃，一串串，一片片的紫藤萝像荡秋千一样，在空中和我们一块儿欢笑。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在雨的哀伤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戴望舒在诗中把“丁香一样的姑娘”寓为美好理想的象征，同时也道出了丁香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情深而不轻佻的品格。在我的心目中，丁香又是顽强的花朵，是让人敬重的花朵。我真是偏爱丁香树。放学回来，围着丁香树绕一圈，嗅嗅它，看看它，摸摸它，再回家做功课，心里就踏实了许多。我也曾在作文中多次写过我家门前的这两棵丁香树。丁香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无论是谁，走到它身边都会停下来，那样的时节，我只要有空，就拿小板凳坐在树下看着花，生怕被人折断枝子，我忠诚地护着它，我天真地以为花开在谁家门口，就是谁家的花。有天夜里，我被窗外的风啸声惊醒了，又是那讨厌的台风，虽说住在海边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但那一夜，我痛恨台风，我诅咒台风。因为它把我家门口那两棵丁香树害苦了。风太大，妈妈不准我出门，我只有趴在我们家门上透过两片玻璃望着我的丁香树受罪。狂风夹杂着暴雨，肆意地摧残着那瘦弱的丁香树，它没有哭声也没有喊声，只是一阵狂风过后又悄悄地挺起了树干，继续等待着下一阵狂风的肆虐。丁香已经熟知了台风的秉性，天不亮太阳不出来，它的本性是不会收起来的，黑暗勾结着狂风暴雨，在无人知道的夜晚吞食着我家那两棵丁香树，扫荡着那盛开的丁香花。我对妈妈说：“要早知道今晚有这么大的台风，咱不如天黑之前就把花全摘下来，用瓶子、脸盆生在咱们家，免得让它们受这么大的苦。”妈妈说：“孩子，你错了，花生在树上长在大自然里，它有天生的抵抗灾难的能力，抗不住风雨的就不是丁香了。你要是把它摘回家，就等于把花的血管砍断了，血流完了，花也就死了。”我相信妈妈说的话，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花生长在家里就活不长。全摘下来，用瓶子、脸盆生在咱们家，免得让它们受这么大的苦。”妈妈说：“孩子，你错了，花生在树上长在大自然里，它有天生的抵抗灾难的能力，抗不住风雨的就不是丁香了。你要是把它摘回家，就等于把花的血管砍断了，血流完了，花也就死了。”我相信妈妈说的话，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花生长在家里就活不长。好像我昨夜只是做了一场梦。丁香树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只是树下落了一些叶子，而多数也都是快要脱落的黄叶子，只有靠近墙的一个不大的枝子被折断了，我和哥哥用胶布为它包扎了伤口，又抚着它回到原处。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我开始佩服我的丁香树了，我也开始懂得了为什么妈妈总说：“风使树的根扎得更深。”它们比我强多了，丁香树给我做了榜样，这些年，每当经历人间的风雨，我就常想起我家门口的丁香树。长大了，离开丁香越来越远了，心里对丁香的思念也就越来越珍贵了。我爱花爱得出奇，最初的审美意识几乎都是花给予我的。我生长的城市曾是日本、德国的殖民地。殖民地意味着城市的风物有些畸形的美丽。的确，青岛的许多建筑，街道的走向，花草的品种无不显露出当年侵略者的阴影，他们一边践踏着人的血肉之躯一边充当着欣赏风花雪月的行家。随着年代的久远，德国那古堡式的尖楼顶上的红瓦开始脱落，那石块铺成的马路已被今天的人们踏平，唯有那年年怒放的樱花向人们昭示着这座海滨城市与日本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复杂矛盾的历史现实。据说青岛的樱花是当年日本人带进的种子，树的主人是想和这树一样永远地、世世代代地霸占着这块地球上最美丽的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宝地。甚至更想在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抢占一席荣耀。爱花的我独独不爱樱花，我受不了樱花的矫揉造作，甚至有些许轻贱模样。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可能正是因为樱花象征了日本，日本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整个中华民族对那一段历史在骨髓里难以抹去，于是，樱花无辜也只好无辜了。我不喜欢樱花，还因为它性格中很有些虚张声势的缺陷，樱花的所谓“佳讯”，显出的迫不及待也是我所反感的。它开得没头没脑的，一点都不含蓄。也许樱花占据了我家乡最美的八大关，占的地方太多，太显赫了；也许花开得太娇艳，太繁茂了，太碎，太拥挤了，总之，我是真的不喜欢。那年到日本访问，日方专门安排我们代表团去赏樱花，我没去。可能我太陕隘，太小气，也不啊，梁实秋比我还要讨厌青岛的樱花！他对樱花都达到憎恶的程度了。和郭沫若先生的《樱花赋》相比，我真是一个小女子。但郭老先生写的《樱花赋》是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是做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一种贯有的客套罢了，我不相信“卢沟桥事变”后的郭老还会喜欢什么樱花之流的东西。即便是从纯粹花的意义上来说，我不喜欢樱花还因为颜色太嗳味，既不红又不白，那么不明朗，我很少穿粉色的衣服，都可能与我不喜欢樱花有关。我爱花不分贵贱，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我更爱那无名的野山花。和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相比，这一点上我比他们更幸运些。我从小就在大自然里土生土长过几年，至今，我也叫不出那些本来就没有名字的山花。但童年留给我的却是根深蒂固的山花烂漫，那时候，山上一年四季都有花，花和草生长在一起，谁也不嫌弃谁，有时一片花地里竟没有一朵花是重样的，也从来没有人给它浇水，给它松土，它就是那么自然地活着，不争名份，不争位置，自然谢落，自然生长。着，不争名份，不争位置，自然谢落，自然生长。我爱花。即使在十年动乱那会儿，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色彩，我依然爱花，我会动手自己做花，五颜六色的绉纸常被我做成各种各样的牡丹花。长大以后开始挣工资了，生活上一贯比较节省的我，对买花却出手大方。但是什么样的花只要是从店里用钱买来的，在我眼里鲜色和味道就差多了。我喜欢大自然里的花，喜欢自己从泥土里看到的花。许多人问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都说：“今生若能有一个房子是带花园的，早起能让我拿着剪刀从自家花园里剪上一把鲜花放在我的餐桌上，死而无怨了。”1994年在洛杉机我曾住在友人一个带有花园的房子里，我一度有过这种感觉。早起她上班了，陪伴我的就是那满院子的花。花很细心，只要你安静下来与它交谈，她一定会和你推心置腹，有时周围安静得使人害怕，花就会悄悄地随风给你送来一丝清香，一阵骚动，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生命存在。离开洛杉矶的日子，除了思念那如同姐妹一般的友人，也非常思念那一园子的花。花带给我的不只是好看，也不只是香，花是我生命的颜色，是我生命的祝福。199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远征巴塞罗那，在为他们壮行的《奥林匹克风》的晚会上，服装设计师郑增霞为我专门订做了一件特殊的旗袍，旗袍上面除了醒目的五环之外，我要求绣上一串花朵，我有一个“情结”，这就是鲜花会带去我的祝福，保佑为国争光的兄弟姐妹，我相信在巴塞罗那的体育盛会上，这串花的神灵一直都会替我为他们加油。我喜欢花，却不喜欢穿花衣服，或许是个子长得太高了，或许是花在我心里都装满了。我爱花，我视她如生命。前年夏天我难得有空，便约了哥哥、嫂子、侄女、表弟、表妹，七个人回了一趟姥姥家。如今的水门口变化得让你都认不出，山不再像从前那么宽了，河也变得窄小了，姥姥家的五间大瓦房如今塌得像一堆小草房，村前村后都盖起了二层楼，唯独山上的野花儿不曾变，黄的依然是黄的，红的依然是红的，站在山顶上我泪水盈眶，是啊，只有这些小花懂得我回故乡寻找的是什么。现在山里的地已经全部分给个人了。舅舅家人口少，只分了一片在西山顶上的地，舅舅全种上了花生。我们回去的时候，整个齐鲁大地正遭受干旱袭击，几个月滴水不见，舅舅家那片花生地刚开了花，地面就龟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干枯得让你心痛。花生是在地上面开花，地里结果，花生的花沁黄的一包，小得像星星，零零散散的，不那么茂盛。表妹、嫂子都是在城里长大的，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花生地，于是她们像在公园一样一会儿在花生地里躺着，一会儿坐着，拍了许多照片，小侄女更乐了，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不一会儿许多花生秧子就倒下了，我心疼之极又不好说，舅舅看出了：“不要紧，踩吧，这块花生地今年算瞎了，一粒也别想收了。”零零散散的，不那么茂盛。表妹、嫂子都是在城里长大的，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花生地，于是她们像在公园一样一会儿在花生地里躺着，一会儿坐着，拍了许多照片，小侄女更乐了，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不一会儿许多花生秧子就倒下了，我心疼之极又不好说，舅舅看出了：“不要紧，踩吧，这块花生地今年算瞎了，一粒也别想收了。”我决定救它们。山顶上的那片花生地距离山下的那湾水足有一里地，我们一行七人每天黄昏的时候就排起队用水桶往山上挑水、浇地，年龄小的用脸盆端，一直到太阳下山，我们才收工。那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行动成了水门口的一景了，大人孩子都围在山下看我们这七个城里来的人，舅妈一个劲儿地做好吃的，舅舅感动得不知说啥。山上那片花生地得救了，花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告诉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我以无比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水门口。秋天，舅舅把那片花生地收的花生，分成七份，分别寄给了我们。三斤花生的价钱和邮费也差不多了，但我懂舅舅的心，打开邮包看到滚落出来的那饱满的花生米，表妹说：“真好看，花生米都长得一模一样，个儿的大小也一样，真逗！”只有我知道舅舅和舅妈是一颗一颗拣出来的，一颗花生一颗心，花生怎么会都长成一样的哪！我爱花，她短暂的辉煌给了我许多的启迪，生命的色彩是否艳丽，最终要看是用什么来浇灌。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的这几年，得到的鲜花多了，鲜花在我心中的分量就更重了，得到了一束鲜花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份期待，久而久之，我开始远离花了，害怕被鲜花包围，更害怕的是当我被鲜花包围的时候会失去我那天然的嗅觉，失去那份天真的纯度，失去了花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愿花保佑我。扎耳朵眼儿扎耳朵眼儿——自题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两只好端端的耳朵上凿两个眼儿。耳朵一打穿，我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一定要戴上耳环才像个女人？才有女人味？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一定要有耳朵眼儿？这两个耳朵眼儿可把我害苦了，当然，这话只能这会儿说。如今高科技这么发达，也没人能研制出后悔药来。俗话说女人的不幸就是总以为想做的那件事是一次决不能错过的好运。于是一次次地做，一次次地错。女人哪，女人！我的这一对儿耳朵眼儿，从扎上那一刻开始就生疼，以后是不断地发炎。耳朵肿了戴不上耳环，好不容易用金霉素药膏消肿了，却又发现耳朵眼已经堵死了，没有了耳朵眼，这不挺好吗，索性不戴了。不戴？耳朵上留下了两个发黑的小疤痕怎么办？于是，你又得想法儿把耳环重新戴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遮挡那两个耳朵眼。我现在逢人就说，千万别扎耳朵眼儿，千万别扎耳朵眼儿！原原本本的、完完整整的一对儿粉红耳朵垂儿多好看哪！有了耳朵眼儿，无事便生了非，无忙便添了累，再去商店就一定要去卖耳环的柜台看一看，什么样的耳环最好看？最适合自己的又是什么耳环？真是挺挠头的。金光闪闪的肯定不要，太怯！但所有柜台上都是闪闪的一片，买几副造型独特的，戴上它照照镜子，却怎么看都不顺眼；造型简单一点儿吧，戴上去一点儿光彩也没有。买真货，几副可以拿得出钱，几十副呢？耳环是要根据不同的服装来配戴的，最根本的是，不是什么样的耳环戴在自己的耳朵上都会好看，耳环是最能针砭美丽与丑陋的。戴上不好看，耳环的意义就全没有了，耳朵眼儿就更没有用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去扎上两个耳朵眼儿？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好像很早就有这种愿望，要不就是天生的？随着年纪一天天地增大，这种愿望也一天天地逼近。直到扎耳朵眼儿前，都好像成了一个放在心头去不掉的事了，在我的记事本上常有这样几个字：“下星期要不要抽空把耳朵儿扎了？”“要不要”三个字说明我潜意识里还是犹豫的，还是斟酌的，但是这种事被我记在本子上又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这样的不甘心，把自己的两只耳朵害惨了。我一向主张女人尽可能地不要在自己的脸上做后天的修补，什么做双眼皮呀，垫鼻子呀，千万别轻易做，凡事就一定会有得有失。爹妈给的一副模样固然有丑有俊，但丑俊总是你独一个呀，你何必要去步别人的后尘，向人家靠拢哪！更何况审美的尺度大不相同，什么是美？哪样算丑？我看没有绝对的公式。萝卜白菜，燕瘦环肥，各取所需。扎了耳朵眼儿，我说自己犯了一回错误。错误看上去很简单，其实错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个性，主持人更是如此。我曾在电视上以朴实大方见长，初上屏幕，原本是随意梳起的长发，亮出了额头，并将头发在脑后自然地用卡子收起来，却从此有了自己的特征。人们觉得电视上的那个倪萍和我们许多生活中的女人一样，我和观众在外型上找到了一个衔接点。接着，是我那不太明显的化妆，没有耳环的耳朵，那没有项链的脖子，没有戒指的手指，没有手链的手腕，一切一切都自自然然，谁也没觉得我不像个女人，谁也没觉得我有多么难看，这不挺好吗？非要去扎个耳朵眼儿，人云亦云，跟着潮流走，这大概就是做女人的天性吧，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唉，甭提了，至今我那耳朵也不敢光着见人，总要戴上那对儿不明显也有几分光泽的珍珠耳环，当初，扎耳朵眼儿以最幼稚的幻想，企求那一瞬间的阵痛会给自己带来美丽，事与愿违啊！个耳朵眼儿，人云亦云，跟着潮流走，这大概就是做女人的天性吧，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唉，甭提了，至今我那耳朵也不敢光着见人，总要戴上那对儿不明显也有几分光泽的珍珠耳环，当初，扎耳朵眼儿以最幼稚的幻想，企求那一瞬间的阵痛会给自己带来美丽，事与愿违啊！自己扎了耳朵眼儿，也就开始留意戴耳环的女人了。其实，也真有戴上耳环特别好看的女人，这确实要看气质，有些女人因为戴上了一副耳环顿时就觉得她与众不同，满脸放光，熠熠生辉。戴耳环的女人有华贵的，有俏丽的，也有典雅的，你不能不承认，发明耳环的人是对人类女性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女性的一种偏爱。我总想，我大概上辈子是男人，今世做女人倍觉辛苦。常常觉得精心打扮自己很麻烦，很不理解那些每周都拿出半天的时间去美容院洗一次脸的女人是为什么。我最松心的日子就是一天在家不见外人，穿上随便的衣服，吃几口随便的饭，用清水随便洗几下脸，然后就是随便地翻书，随便地睡觉。最希望得到的往往是你生活中没有的。现在我的生活中真少有这样的时候，往往都是不能随便穿上什么衣服，因为要参加一个正式的社交活动，然后也不能随便吃上几口饭，因为那是宾朋满堂的宴会，自然你也就不能随便洗几下脸，你要做为公众形象出现，你就要认真地涂抹这张脸，回到家里你也不能随便翻几本闲书，因为你已精疲力尽了，最后你能随便地睡个觉吗？也不能，呼机、电话一个劲儿地响。如今可好了，再加上这一对儿耳朵眼儿，真要把人累死了，每次上床前都要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然后把那发红的耳朵眼儿抹上一点酒精消消毒，再用清水把耳环擦洗干净，等明早起床再戴上。我算是最不讲究的女人了，却也活得这么累，真不知讲究的女人怎么个活法儿！除去工作之外，生活中我尽量地给自己“放假”，不再打扮，不再化妆，舒舒服服地还一个本来的我，做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次，我去沈阳演出，在一条繁闹的街市上，有人认出了我：“这不是倪萍吗？倪大姐、倪大姐！”我笑了笑，低着头往前走，背后又有人叫：“倪大姐，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和电视上一不一样..”我继续向前走着，其中一个女同志大声地说：“唉呀妈呀，长相也太一般化了，我看就是个一般人吧..”浓重的东北口音把我逗乐了。她说得真对，我可不就是一般人嘛！有一般人的脸，一般人的心，一般人的苦，一般人的乐，所以，我也像一般的女人一样，去扎了一对一般的耳朵眼儿。体验巴黎体验巴黎——自题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巴黎看看。鼠年的除夕晚上，直播完春节联欢晚会，属于我的精力就全部耗光了。我简单地拿了几件衣服，带上旅行的银两，初一一大早我就从北京起飞了。十一个小时的亚欧飞行，基本上补偿了昨日的疲倦，这疲倦有一份是工作的，更有一份是向往的疲倦。我开始兴奋了，昨日的春节晚会现场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眼前即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法兰西——巴黎。“法兰西”是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法兰西”是勇敢，自由的意思。提起法国，我不禁想起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想起一代枭雄拿破仑，想起在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战后戴高乐的社会改良行动。可以说，世界历史的长卷中，法兰西的篇章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是我太想识得“庐山真面目”了，所以，当我走出机舱，面对佬大的戴高乐机场时，一下子被它宽阔复杂的布局搞懵了，我就像刘姥姥，连找个提取行李箱子的地方都摸不着。那一天，巴黎迎接我们的是鹅毛大雪，我满心欢喜。全世界的雪都是一样的洁白，纷纷落落的雪花飘到脸上、身上，让你倍感亲切，雪使我和巴黎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雪是不分国籍的，她是从同一天国走下来的，我似乎有了许多安慰，也不像刚出机场那阵子莫名地不安了。乍到一个地方，要是语言不通的话，你立刻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最初表现的通常都是不安。我心里其实知道这种不安源于何处，所以，我要求自己张开所有的细胞，去随意地呼吸，彻底放松地体验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