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倪萍-13

老师的来信，我心中一直担心她迟早会有一天离开三盘小学，因为在第一封信里她曾告诉我，她仅是一名代课老师，而且她曾经见过大山以外的世界，我有什么理由要求她，一个年轻人，一辈子待在山沟里？我的心情复杂极了，既希望三盘小学有小郭老师这样的如同母亲的人教育他们，又希望小郭老师离开那里，有一个比乡村代课老师更好的出路。那些日子我既盼着小郭老师给我来信，又希望别收到她的信。我相信三盘小学还会有别的老师来教孩子，我盼望我寄去的那些书籍能替小郭老师帮帮可怜的孩子们。我是个受过许多老师教育的人，我曾经有一个理想，就是去学校里教书当老师。如今这种理想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实现了，所以对老师的这份感激之情就一直深埋在心里，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对方说他（她）的职业是老师，我的情感上就又多了一份敬意；无论哪个朋友，只要向我介绍他的老师，我就如同见了自己的老师一样，油然而生一种亲切，一份热情。在我看来，天下的所有老师，无论是乡村教师，还是大学教授，他们身上都蕴含着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神圣使命。我曾在“文化视点”的第十期里介绍过宋祖英的老师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那位老师个子小小的，样子长得很奇特，你如果在北京的街头上遇到他，肯定以为他是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当我们导演刘铁民从距离北京几千公里的湘西大山里找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好像在做梦，他不相信还有人记得他。当年他教宋祖英唱歌的时候，宋祖英只有六七岁。后来宋祖英出名了，上电视了，他在县里开会时和别人说，宋祖英曾是他教过的学生，大家听了都不相信，说他吹牛，从此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那位老师几十年都在大山里教孩子们音乐，他有生之年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这一次到首都北京，他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导演为了拍出真实感人的场面，特地把宋祖英所有的老师都请来了，而没有告诉她本人，录相的前一天夜里我和那位音乐老师进行了以下的对话：的学生，大家听了都不相信，说他吹牛，从此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那位老师几十年都在大山里教孩子们音乐，他有生之年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这一次到首都北京，他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导演为了拍出真实感人的场面，特地把宋祖英所有的老师都请来了，而没有告诉她本人，录相的前一天夜里我和那位音乐老师进行了以下的对话：边的运动裤）老师：（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嗯。倪：这套西装多少钱？老师：一百八十块。倪：你一月工资多少？老师：一百多块吧，有时也发不上一百块。倪：见自己的学生，其实不用这么破费，干嘛非买这么好的西装？老师：我想，来北京嘛，这里都是宋祖英的同事，我穿太破了，给她丢脸，让人家笑话她，怎么还有这么穷的老师..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分明是一颗母亲般宽厚仁慈的心，只有父母才会事事替孩子着想，穿的好一点是为给孩子争脸，老师如父母啊。那一晚我同老师聊了很多，他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手不停地颤抖。他告诉我，其实，他在山里教孩子音乐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有时一天要翻几个山坡去几个年级上课。他并不指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宋祖英那样的歌唱家，他只觉得大山里的孩子太寂寞太可怜了，他们大部分是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的。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既然命运已经把他们安排在贫瘠荒凉的大山里，人们会唱歌，生活就会变得轻松一些，世界就会开阔一些。当年宋祖英在山里的时候还没去过县城就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就知道北京有个毛主席，这不就是教育为她打开通向新天地的大门，音乐带她走向希望之路吗？我很吃惊，我所认识的这些乡村教师竟是那么相像，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也是那么一样。我相信我们能够相遇，因为我们心灵相通。老师们质朴的话语显示了他们博大的胸怀，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净化。我的内心涌动出一种愿望，我愿意为中国的乡村教师竭尽我的全力！太行断想太行断想——太行山。——自题生长在海边的我，却格外向往山。大山小山有名山无名山我都喜欢，只要有起伏，有绵亘，有透迤，有蜿蜒。山给予我的是一种力量的气势，一份依托的情感，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任。遗憾的是我见过的山不多，掐指细算三三两两，所以山在我心中的那种神秘感就越来越重了。我曾去过山西的太行山，就算你驱车绕山十天，也只能算是走了一段山脚而已。但就是在太行山的山脚，我亲临的那一幕，让我揪心至今，我不想指责谁，我更不想怨恨太行山，但无疑太行山之行破坏了山在我心中的美好，打碎了我这个海姑娘的梦。1983年我随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山西采撷《流泪的红蜡烛》影片的外景，导演之所以要带上演员，是为了让我们充分地体验生活。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路上我兴致勃勃，睁大了双眼尽收着太行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丘。距离是一种美，或许想象的远比现实更美，太行山在我头脑中的全部印象就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歌中唱的那样：“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山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庄..”汽车载着我们剧组的主创人员从河南的林县开始进山。林县是当年农业学大寨最著名的“红旗渠”所在县。那里的人们由于常年吃腌酸菜而成为全国食道癌发病率最高的县。我们去的时候，全国的医学专家正在那里进行普查，到处是人心惶惶。饭桌上依然是酸菜当家，因为除此之外，可吃的东西太少了。酸菜又苦又难闻，我们摄制组许多人宁可饿着也不吃，我们每天都是馒头泡白开水，我不知摄制组其他人如何，我的状态挺好，精神特别高昂。“红旗渠”确实是当年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劈山引水，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你简直不敢相信，人们就是靠着一双手，一身创业的精神在那贫瘠的山梁上，架起了一座座空中水渠。许多水渠完全是从悬崖上走过的，站在山下抬头望去，数十条的水龙银链般地盘伏在太行山上，那么有气魄，那么不可思议。似乎你只有看到了红旗渠，你才能认识到人是创造历史和自然的伟大动力。于是，你也就懂了，为什么愚公可以移山。当然你在震撼之余也有悲哀。从林县往北上，就进入太行山的南山山脉了，那里的山路已经不能叫路了。不知是什么年代，也不知是什么人从半腰挖出一些石土，露出一些比山平坦一点儿的地方就算是公路了。我们的汽车勉勉强强地在那上面爬行，除了司机之外，人人都是屏住呼吸坐在那儿，生怕一使劲儿，车轱辘一偏，车就翻下万丈深沟里了。在这样的山路上行驶，你最盼望的就是能遇见行人或是村庄，哪怕是看见一只飞翔的麻雀，只有看见了他们，你才相信你还活着。车上的人个个都要吓死了。而在那样的地方，山以外的人很少，山以外的车就更少了，只要我们的车停下，不大的工夫就会有人神奇般地出现。他们并不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你，他们也似乎是因为看见了我们，才能相信自己是活着的人。平坦一点儿的地方就算是公路了。我们的汽车勉勉强强地在那上面爬行，除了司机之外，人人都是屏住呼吸坐在那儿，生怕一使劲儿，车轱辘一偏，车就翻下万丈深沟里了。在这样的山路上行驶，你最盼望的就是能遇见行人或是村庄，哪怕是看见一只飞翔的麻雀，只有看见了他们，你才相信你还活着。车上的人个个都要吓死了。而在那样的地方，山以外的人很少，山以外的车就更少了，只要我们的车停下，不大的工夫就会有人神奇般地出现。他们并不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你，他们也似乎是因为看见了我们，才能相信自己是活着的人。“你说这山上根本就没有水，那山下的‘红旗渠’当年从哪儿引水呀？”我问摄影师。摄影师想了半天：“大概是从北京引来的水吧，弄不好那是中南海的水。”我自然知道他逗我，但我又觉得从意念上讲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毛泽东思想，林县人会想到修“红旗渠”？太行山盛产优质煤，我们所走过的那些山路几乎都是深灰色的。路边的树、草也被黑灰常年裹着，远远看去灰蒙蒙的一片，毫无生机，难怪画家画太行山一般都是画国画，水墨是那里最标准的色彩。在这样的山景里，偶然见一眼红，就觉得分外妖娆。车子行在半路上，不知是谁在车上先喊了一声：“快看，结婚的，停车，停车！”美工师要求停车下去拍点资料。于是我亲眼目睹了那桩至今让我想起来都心酸情涩的婚礼。这是一个不到二十户的村子，村里竟有十五户是不出五服的亲戚。由于山里穷，男儿家娶不上媳妇，到了年龄，长辈们就相互托媒，把邻家的表妹娶过门来，一辈儿一辈儿的近亲繁殖，许多后代都有残疾，但是他们并不痛苦，贫困使人麻木，女人家更不知道如何能挡住孩子的降生。在那里一家几个孩子是普遍现象。在这里，人类繁衍处于最原始的自然状态。结婚的这家姓董，住在村头的一个山坡上，新娘是这个村里头近年来唯一的一个从外村娶来的媳妇，所以，婚礼格外的隆重。我们下车的时候正赶上董家摆喜酒，不大的院子放着四张八仙桌，每张桌子周围有四条长板凳，院子中央拉了一条绳子，绳子上挂着各家送的彩礼，有毛巾，有扁担，有水桶，有袜子，有笤帚，有饭盒，有筷子，还有布料，绳子最中间挂着一团约有一斤半的红毛线，大概是在这些礼物中最值钱的一份了，主人很看重它，故而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上。由于我们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新娘新郎格外兴奋，特别是新娘有意无意地在我们面前走了好几趟，惹得我们那位美工师拿着相机围着她直转圈儿，吃喜酒的人们看看新娘，再看看照相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惊奇，他们弄不懂这位美工师在干嘛？新娘子很大方，到底是外村来的，见过世面。“这叫照相机，把我照下来，我就上相片了。”她向村里人介绍着。我注意到新娘竟然是一个烫了头的摩登山妞，那头发烫得实在吓人，估计是电烫的，已经烧焦了，头上抹过很多油，也许路上是坐拖拉机来的，反正头发上足足沾了一斤黑土，本来那已经烫开了花的头上又撒上了那些灰不溜秋的尘土，简直像个狮子头，新娘子不断地用五指拢着头发，那副得意样真是由衷的。此时，她一定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女人了。新娘子确实不丑，年轻的脸上有一对儿乌黑的大眼睛，个子不高却很灵秀。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包括她的得意样子都是那么自然。溜秋的尘土，简直像个狮子头，新娘子不断地用五指拢着头发，那副得意样真是由衷的。此时，她一定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女人了。新娘子确实不丑，年轻的脸上有一对儿乌黑的大眼睛，个子不高却很灵秀。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包括她的得意样子都是那么自然。喜宴一共有六道菜，最后一道是鱼，我暗暗担心，大人们千万要小心，别让鱼刺扎着孩子的喉咙，只见桌子上的鱼迅速被脱去了一层皮，里面竟是一条木头假鱼。原来，当地人从不吃鱼，但又希望年年有余，所以结婚生子就一定要有鱼。风卷残云，一阵烟的工夫，喜宴就结束了。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当吃喜酒的客人离开桌子的时候，每个人的脖子上，后衣领上都沾满了这六道菜的菜汤儿，实际上，大人们肚子基本上是空的，孩子们也饱不了，但他们都一脸的满足，一脸的愉快。我试探着问我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这儿生活那么苦，你想不想到城里干活？到我家帮我做饭，我给你钱。”女孩像我真要带走她一样，跑着离开了我。给我们带队的那位县里的同志说：“这儿的人死活也不走出这个山沟，你说山外面多好，他都不信。”“那真可怜！”“一点儿也不可怜，这儿的人最懒，山里到处都是煤，他们放着钱不去挣，往外运煤就比种地强！关键是一种观念，山里人鼠目寸光，没法子。”县里同志越说越气愤，内心分明可以看出对乡亲们的爱怜，对乡亲们如此低劣的生活现状忧心如焚。我们的汽车又上路了，望着那根本走不出的大山，我又想到了这里的乡亲，这么远的路，他们运出一车煤要走多少天呀！他们要想彻底救自己，或许只有举家迁走，离开这太行山！或许真的要改天换地，让太行山给予他们收获。那一段行程是静默的，我们车上的人谁也没说话，婚礼的情景已经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了。晚上开碰头会的时候，导演激动地说：“咱们这部片子首先要生活化，演员不要化妆，我们不能总在银幕上粉饰我们的生活。”编者不同意了：“我剧本描写的不是这里，我写的是河南一带富裕后了的农村..”导演和编者的争论就像太行山一样遥远了。我低头沉思，心里已开始了我的案头工作，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将要塑造的这个“白雪花”未来呈献给观众面前的是什么样，我内心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离开太行山的最后一站是住在一个镇上的招待所。终于结束了这段感慨万端、沉重艰苦的采访，就要回家了，心里轻松得像要飞起来。收拾行装的时候，我把那双已经张开了口子的皮鞋扔在了墙角，换上一双新鞋，我们返回了。将要塑造的这个“白雪花”未来呈献给观众面前的是什么样，我内心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离开太行山的最后一站是住在一个镇上的招待所。终于结束了这段感慨万端、沉重艰苦的采访，就要回家了，心里轻松得像要飞起来。收拾行装的时候，我把那双已经张开了口子的皮鞋扔在了墙角，换上一双新鞋，我们返回了。打开邮包，霍然看见了我那双扔掉的皮鞋躺在了一个纸盒里，原先开口子的地方被黑线缝上了，因为又涂上了黑鞋油，所以看上去很新。抱着邮包我站了很久，太行山那黑色的行程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太行山人那善良淳朴的样子让我忘不掉。我的心再一次被触动了。十四年后再写这段往事，已经不那么沉重了，我坚信人们已经走出了那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大山，那祖祖辈辈没有给他们吃饱过的土地。我也坚信三中全会那强劲的风一定会吹进山里，吹开那山里人的心田！我更相信那个烫头的董家媳妇会有不俗的表现，一定会的，我坚信。太行山，我真的对你有了一份说不出的感情，每次山西那边来人了，我都会仔细打量他们，穿得怎么样，头发烫焦了没有？每次小香玉来北京我都问她，太行山那边怎么样了？有考你们豫剧学校的山里娃吗？她指给我看：“瞧，这几个小个头，那几个傻小子都是从山里来的，山里娃嗓子特别亮。来，给倪萍阿姨喊一声。”“哎嗨哟哈哟..”听到孩子们脆亮的喊声，我又像回到了太行山，那些山里娃高亢明亮的喊声确实有睥睨一切困难的气概，我心里佩服极了，不由赞道：真是好样的，太行山的娃！入党入党——自题我和母亲是同年入党的党员，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母亲五十岁。那时，我一直不太理解党在母亲眼里怎么会那么重要，她不仅自己要求入党，而且一天到晚要求我和哥哥申请入党，多少次妈妈写信，好像只为这一件事，三张信纸有两张半要我如何向组织靠拢，如何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如何吃苦耐劳，认真工作。就连舅舅每次从淄博来青岛休假，妈妈都少不了要与他长谈关于入党的事，在妈妈眼里，入党是一个人幸福光荣所在，是生命真正付出了代价又能体现的一种尊严，是一个人社会位置最显著的标志。1983年11月6日，我在济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消息是我用电报的形式通知妈妈的。为了给妈妈增光，我把电报打到她的单位，我其实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母亲为什么把入党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政治面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的同义词。谁都怕精神面貌受到压抑，做为情感已经不幸的母亲，就更较之他人渴望精神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尊严。小学毕业那年，我们要向三十九中学交一份升学表，表格上要填写父母的政治面貌，我回家问妈妈：“你和爸爸是不是党员？”“他从前是，现在不是了。我，也算是个党员了。”妈妈说的声音很小。于是在那一栏，我填写了母亲一个人，政治面貌：党员。很快，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你是个一贯诚实的孩子，你不应该欺骗学校，据我们了解，你母亲不是党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回忆起来，当时写妈妈是党员，是因为虚荣心还是妈妈说的话我听错了。我思前想后，回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只告诉了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哥哥懂事地说：“你千万别问咱妈了，咱爸的事就够她心烦的了，咱妈不是党员就不是呗，咱俩长大了，使劲儿争取入党不就行了。”从那以后，我所有的表格上政治面貌这一栏是空的。我也就是从那时候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入党，省得以后我孩子填表那么难受，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妈妈，孩子是多么光荣。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多少次看见她在灯下写入党申请书，她从春写到夏，从秋写到冬，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写着。有时一边写一边哭，我和哥哥都不明白，写入党申请书，不是只要表决心就行了吗？怎么还要哭？妈妈一边哭还一边骂爸爸，说爸爸那说不清的问题害了她。那时，我和哥哥都盼着妈妈早点入党，入了党就再也看不到妈妈写入党申请书那份遭罪的样了，没完没了的泪，没完没了的忧伤。妈妈一写入党申请书，我和哥哥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的。也不知为什么，每天起早贪黑上班努力工作的妈妈，始终没有入党。慢慢我长大了，常劝慰根本没有希望入党的母亲别递交申请书了，母亲从来都是一脸的怒气回答我们：“你们懂什么！”现在的孩子决不会理解，父母不是党员在那样的时代意味着什么，我和哥哥在班上从来都特别老实，总觉得自己家里政治上不过硬，凡事都要格外小心。我曾一度被老师从班长的位子上撤下来，理由只有一条：你家庭有问题。那一年我被选上在市里代表红小兵讲演学习毛主席语录心得体会，也因为母亲不是党员而被刷下来了，这一切母亲都知道，莫非母亲要求入党是为了我和哥哥能在表格上填写家长的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我至今不知道。母亲从二十二岁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一口气写了二十八年，在女儿入党后的第二个月，她也终于入党了。为母亲不是党员而被刷下来了，这一切母亲都知道，莫非母亲要求入党是为了我和哥哥能在表格上填写家长的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我至今不知道。母亲从二十二岁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一口气写了二十八年，在女儿入党后的第二个月，她也终于入党了。妈妈终于入党了，也成了五十岁的老太婆了。妈妈的性格决定了她一定会这么要强。年轻的母亲曾风华正茂，二十四岁就担任了青岛工艺美术公司的团干部。就在她即将入党的前夕，就在她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的时候，父亲出问题了，组织上不能原谅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二十六岁的煤建公司党委书记的父亲，母亲的入党志愿书也就随之被抽走了，所以妈妈会说自己“也算是个党员吧”，其实，妈妈的灵魂也早就是党的人了。这一口气妈妈憋了二十八年，这一口气用了妈妈二十八年的心血和祈望，我相信妈妈再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是不会激动的，因为心已被时间占满了。我相信妈妈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一定会感慨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信仰，这是人生的幸事啊。我和妈妈成了同志了，妈妈觉得她有义务教育我这个年龄不大的党员，只要有机会见到我，就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我身上的毛病，从前那些属于女儿的毛病，如今都变成一个党员的毛病了。妈妈会小题大作，认真得让人刮目相看，她太正统了，有时候我和哥哥都觉得她这样做太过分了。但是几十年形成的东西也很难改变。我们家很有意思，哥哥没有按照母亲的愿望加入共产党，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志愿成了民建在青岛市的一位年轻常委，母亲对此一直不表态。在她看来，儿女长成了，想管也管不了啦，不过，我倒是把妈妈当成了党内最知心的朋友，也曾很苦闷地对她说：“如今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人们对有些要求入党的人没有什么太好的看法，有时在公共场合我都不太愿意说自己是个党员，你看怎么办？”母亲当然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激动了，但她也确实为我的变化吃惊：“你以为入党是一件棉袄，你需要的时候穿上，不需要的时候你就脱了？有些党员有问题这也正常，你千万不敢随潮流，人总得有信仰。当今的经济建设不正是党在领导我们吗？糊涂！”和母亲这个同年入党的老同志相比，我确实感到羞愧。面对一位对政治信仰比对生命还要执着追求的母亲，我只有汗颜。在主持人的岗位上工作，母亲对我就更关心了。她总担心在这个追求名利双收的年代，我会发生质的变化，每次打电话都少不了罗嗦那些重复了几百遍的话语，许多时候我真是不耐烦，特别是在我忙的时候，妈妈长篇大论，苦口婆心，我常常敷衍她，心烦的时候我就会听不了两句话，谎称我要开会了，或找一个别的借口，而佳断电话。人在顺境的时候，那种自我膨胀是下意识的，每天生活在无数的赞美声中，全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人的仰视有薄云天，立足之处仍是尘寰。天地之距或许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尺度。我全身心地投入着我的工作，匆匆忙忙地过着日子。知名度越高被社会琐事缠绕得越厉害。我的呼机不停地响，电话不断地叫，做为人已经方方面面地超负荷了，我形容自己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既没有加油站，也不能随心所欲。在外人面前，我使劲儿地撑着，但在家里我常常控制不住地烦躁，感到极度疲惫。母亲离我最近，感受也最深，我们常常在灯下对坐着，她与我在思想上一次次相遇。寰。天地之距或许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尺度。我全身心地投入着我的工作，匆匆忙忙地过着日子。知名度越高被社会琐事缠绕得越厉害。我的呼机不停地响，电话不断地叫，做为人已经方方面面地超负荷了，我形容自己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既没有加油站，也不能随心所欲。在外人面前，我使劲儿地撑着，但在家里我常常控制不住地烦躁，感到极度疲惫。母亲离我最近，感受也最深，我们常常在灯下对坐着，她与我在思想上一次次相遇。“妈，你觉得我做了主持人后，这些年变化大吗？”母亲说：“变化不仅大，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像你了。”“好像我变得多不好了，你说说，我都哪儿变了？”母亲没有回答我。“说说呀，你们党员之间不是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吗？不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吗？”哥哥在一旁逗我们。“有你什么事？妹妹再不好也比你强，我看你就是入不了共产党，才要去加入你们那个民建。”母亲把气撒向了哥哥。哥哥不干了，他反驳说：“我看你们这些党员对我们民建太缺乏了解，我们入党比你们还严。咱别争了，其实，共产党、民建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咱们目的一样，还是说说妹妹的变化吧。”看来家人都对我有意见。我慌了，“那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快说出来让我听听呀。”我急了。母亲说：“瞧，就你现在这个态度吧，就是变化。急什么呀，这一年来，你什么时候听我们说完过一回完整的话，总是听一半就说知道了，你从前是这样吗？”母亲的话一针见血。工作忙固然是实事，更不能回避的是自己的心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