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章诒和: 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ofexposing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