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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墨迹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目录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真话的魅力　　2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3“超一流”推荐信　　4“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5万里之外的援助　　06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　　07“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08把羞怯、谦逊抛到九霄云外　　09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10与“恶人”斗法　　11“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12渴望忙碌　　13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热切）　　14决心说No！15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16疯狂的Bullpen生活　　17被“铁人”妈妈折磨　　18邻座神秘人物　　19显赫小人物　　20新浪争夺战　　21吾友志东　　22龙凤呈祥一家人　　23“浪一浪，叫新一浪。”　　24不可思议的选择　　25走进凤凰　　26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27李小琳　　28年轻老头——曹景行　　29一对活宝——梁东、嘉耀　　30名字真话的魅力(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但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ave you done any community service？If so，please describe them. (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 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Nancy，到底什么是Community 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Community Service？”Nancy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Nancy解释，我才明白Community Service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还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10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超一流”推荐信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象中，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老师推荐学生，目的只有一个：以权威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但是，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我却愣住了：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这也算是推荐信吗？　　接受了十几年中国式教育的我却无暇也无法领会这样一封特殊的推荐信意义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记着，不知道朋友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几天后，四五个好友聚在宿舍里。小卫因为英语最好而当选了执笔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闹声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领导姿态地说：“曾子墨同学是个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荐信里，我们决定全部采用褒义形容词，让老美看到刘胡兰秋瑾一般伟大的中国女性。”　　子墨外表文弱秀气，惹人怜爱，却时常透露出巾帼英雄般的气概，令男同学既敬佩不已，又自叹不如。　　高中时，大家经常一起游泳。子墨基本是个旱鸭子，每次只能滥竽充数地扑腾几十米，就开始和大家在水里嘻笑玩闹。一次，学校的游泳冠军碰巧也在。为了显示他非同一般的高超技巧，这位男同学在三米跳板上表演了一次动作标准的“冰棍入水”，令大家啧啧称赞。他于是表示，如果谁能超过他，他就替超过他的人做一个学期的卫生值日。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边，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阶梯。大家不禁暗自纳闷，难道子墨要做个307C或者1052B，来战胜刚才的“冰棍式”？　　没想到，子墨对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径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奋，期待她一跃而下，但此时，她却转过身去，走向阶梯。有人开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没有胆量，要打退堂鼓了。　　正当游泳冠军暗自得意时，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走到阶梯口的子墨并没有往下走，反而是坚定、优雅地继续往上爬。最终，她站在十米跳台上，变成了一个晃动的小红点。游泳池边鸦雀无声，大家抬着头，张着嘴，瞪着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子墨毫不迟疑地像冰棍一样地跳了下去，飞溅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欢迎英雄一般的雷鸣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游泳冠军走向子墨，满脸惭愧，说：“我算是服了你了！”　　还没等我看完，小卫就得意洋洋地问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绝对属于超一流推荐信吧？”　　那时，我们都没有受过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国校园里，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小卫杜撰的如果是小说，我给他评A+，但作为推荐信，却让我本能地感觉“不对”。　　多年后，当我遇见同在美国留学的小卫，提起少年时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然而在当时，面对我的沉默，他却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后很长时间，小卫一直不和我讲话，任凭我怎样解释、道歉，他都全然不听也全然不顾。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遇到他，他还是一言不发，却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荐信的草稿，平淡、朴素，但是，很真实。“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万里之外的援助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 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 at the 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is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 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　　通俗点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借”一身套装去面试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帐、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第二部分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把羞怯、谦逊抛到九霄云外(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蹬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　　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11年前，国人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十分匮乏。没有多少人懂得投资银行里的副总裁其实多如牛毛，这不过是一个下有分析员和经理、上有董事和董事总经理的普通职位。　所以，可爱的副市长先生也错把“副总裁”当做来自华尔街的大人物了！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k，tell me about 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留下了什么呢？没想到的是，4年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我却突然发现曾经让我叫苦连天饱受摧残的军训竟然变成了面试时的制胜法宝。　　面对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短暂军旅生活中被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掩盖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急行军”……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彩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据说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与“恶人”斗法(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这位是我的同事，Merchant Banking的经理，Rob。”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作“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倆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那位分析员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渴望忙碌(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 are you staffed 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 Book，也就是收集资料。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2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 the 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 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第三部分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决心说No！(1)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 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谢你过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够和你一起做项目是我们的荣幸，没有你在，我们的庆功晚宴会少很多乐趣，不过Adres会负责把纪念品寄到你手上。我们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严肃深沉的Gordan，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欢快过。　　的确，Gordan怎能不开心呢？BP和Amoco的合并价值560亿美元，超过了3个月前刚刚宣布的Daimler和Chrysler380亿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时最大规模的工业合并。以交易价格计算，新公司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不仅能够迈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还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作为Amoco的顾问，摩根斯坦利也将从中获取巨额的顾问费用。　　短短的留言让我思绪起伏，我的心仿佛飞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纽约，而记忆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刚结束了一个内部会议，随身携带的呼机便“嘟嘟”地响了。屏幕上显示着7251，我知道，这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Sanjay Swani的号码，。　　9年前的美国，手机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在许多投行里，呼机却是人手一个。火急火燎的传呼，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项目。早已经忙得晕头转向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No！　　“可别告诉我又有新的项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了，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踏进Sanjay的办公室，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统，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员，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后，又以经理的身份重回公司，并且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与他后来的太太，一个比我早两级的M&A分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级别相差五年，Sanjay在工作上却对我特别偏爱，所以和他讲话，我从来都是“没大没小”。　　“至少先听听是什么项目再决定吧？”Sanjay神秘兮兮地关上门。　　“我现在绝不可能再接任何项目了！”我摇摇头，态度坚决。　　“Bob马上就要离开了，Amoco小组需要一个新的分析员。你知道，Amoco一直在寻找并购机会，另一方很可能是Mobil（美孚），如果成功了，将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我当然知道你现在超级忙碌，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项目，也是最优秀的小组，所以我让你选择，做，还是不做？”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Amoco小组确实是M&A的超级小组。　　Bob是二年级分析员中最抢眼的一颗明星。两个月后，他将会加入Tom Lee这家著名的股本投资基金。投行分析员在工作两年后，都会重新选择去留。有人回商学院念书，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分析员。后者当中最优秀的，在第三年结束后便会直接升为经理。　　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 Dyle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 Lee，也是M&A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 Rubio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翘到旁边的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骛(wù)的项目上。我想，正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小组里光荣的一员。疯狂的Bullpen生活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 Club。席间，M&A和Corporate 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被“铁人”妈妈折磨连载:墨迹作者：曾子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dú)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 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