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7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失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的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煤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象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象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咬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个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呻吟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走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罢，”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象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罢。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象有疾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罢，”她为了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故的脸。仍旧是那样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他捱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略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罢，”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吃两付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拿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拿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罢？”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象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罢，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罢。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一九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宇，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夭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零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①。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出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①T．B．：（英文）肺结核。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容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采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二○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