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4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r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糖！”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一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比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拿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采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