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牠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牠在做什么?牠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牠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 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一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眼。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啰。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XX,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疾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一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①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