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2

第一辑 空山依萨卡庄园的主人一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 Droogenbroodt)是比利时诗人。他经商多年，主要是把德国汽车倒卖到台湾，加速了那儿的现代化和空气污染。十二年前他把公司卖掉，在西班牙亚利山大港附近的小镇阿尔梯亚(Altea)建起庄园，君临地中海。庄园叫“依萨卡”(Ithaca)，这名字来自希腊的一个小岛，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家乡。奥德赛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沧桑，终于回到依萨卡。杰曼自比奥德赛，下海二十年，没回比利时，而是在他的精神家园——西班牙定居。自诩为艺术家的商人我见多了，个个都有这样的梦想。但钱这玩意儿跟权力一样，欲罢不能。杰曼是个例外，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真正买到了自由。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国际笔会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Masstricht)开会，我参加了在那儿同时举办的一个朗诵会。散了会，杰曼开车带我和罗青去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ge)。那是个古老的小城，运河纵横，石桥勾连，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保存完好。我们坐在遮阳伞下，喝比利时黑啤酒，看过往游客。杰曼很健谈，问这问那，看来他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他面色红润，眼睛很亮，下巴蓄着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傍晚，我们来到布鲁塞尔，罗青飞回台北，杰曼住朋友家，我在一家小旅馆过夜。那房间在二楼，紧挨公路，车一过，玻璃窗叮当作响。六月在柏林，一场噩梦。我整夜死盯着CNN的新闻，喝得烂醉。我极度苦闷，给杰曼打电话，他第二天就从西班牙赶来，在我那儿住了三天。他一到，我又有点儿后悔，英文不灵，再说也没聊天的心思。当晚他请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点过菜，他提到某个意大利葡萄酒的产地和牌子，把侍者吓了一跳，赶紧叫老板。老板过来先用意大利语攀谈，然后下地窑，找来一瓶六九年的陈酒，亲自开瓶，先给杰曼斟上。只见他不慌不忙，先闻闻，再晃动酒杯，呷一口，摇唇鼓舌，良久，随喉结翻滚落肚。还不坏，他终于说。老板吐了口气，喜上眉梢。杰曼的庄园有个酒窑，藏有五千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说明此人有理性，懂得节制和积累，要是像我这样的酒鬼守着酒窑，还不喝死？他告诉我，酒是可以赚钱的，关键是懂行。他看中一种普通的法国葡萄酒，味道醇厚，买进四百瓶。两年后这酒晋升成一级，价格飙升，出手，海赚一笔。杰曼天生是个享乐主义者，全世界的享乐主义者都一样，都有共同的主题——美酒佳肴爱情。他本来该好好活着，却偏偏爱上了诗这苦涩的玩意儿。他有时跟我抱怨：“你看，我躺在地中海阳光下，喝意大利酒，吃法国菜，就是写不出诗来。”依我看，干写诗这行的，要不命苦，要不心苦，两样都不沾，难。除美酒佳肴，他还满世界自费旅行。哪儿有诗歌活动，哪儿就有杰曼的影子。1990年夏天，我和杰曼参加了汉城的世界诗人大会，艾伦·金斯堡和俄国的沃兹涅辛斯基也在。艾伦风风火火，一到就拉上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南韩当局释放被关押的诗人。我口拙，英文差，只能急流勇退。杰曼在一边眯起眼睛，摇着山羊胡子，好像在练书法。他认为艾伦对南韩的政治缺乏了解，这样做太草率。他们俩刚认识，就争起来。杰曼有相当固执的一面，和艾伦这样的人争论需要勇气。艾伦嘴一歪，气得眼珠子鼓起来。我们还是一起去见了一个地下诗人。那人蹲过多年大狱，说话声音很低，好像随时防范跟踪或窃听。在一家饭馆，他告诉我们更多狱中诗人的情况。我必须得在国际诗人大会上发言，可会务组不负责提供翻译。没辙，我结结巴巴把大意告诉杰曼，他连比划带猜，加上他的语气和观点，竟用英文写了满满两篇纸，并代我在大会上宣读。英文中有句成语“瞎子领瞎子”(A blind leads a blind)，没错，一个比利时瞎子领着一个中国瞎子，穿越光明。我对杰曼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我流浪的路上，特别是在北欧的冰天雪地，杰曼的信，总是带来地中海温暖的问候。他几乎每次都在信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记住，依萨卡就是你的家，欢迎到依萨卡来!”二九二年冬天我住在荷兰，从那儿来到依萨卡。事先跟多多约好，他带荷兰女友先我一步，早到了两天。荷兰的冬天凄风苦雨，没有阳光。我们常去室内游泳池，在太阳灯下烤烤，其实那跟烤鸡没多大区别。塞足硬币烤上半个钟头，把自己烤得半生不熟。我一下飞机就咧嘴笑了——地中海遍地是阳光。杰曼开着奔驰车来接我，在亚利山大港兜了一圈，上了付费的高速公路。由于收费高，车辆稀少。丘陵起伏延伸，仙人掌在太阳下打盹儿，一片被雷电烧焦的树林闪过。到了阿尔梯亚，沿盘山道三转两绕，来到依萨卡庄园。铁栅栏门自动打开，女主人利丽安(Liliane)大呼小叫，拉住三条黑狗。只见她忙上忙下，把杰曼侍候得像皇帝。看杰曼时，她的目光充满了崇敬。享乐主义者除了有钱有闲，还得有这样的老婆才行。三只狗属于最凶恶的那类，脾气暴躁，翻脸不认人，当地人一见就筛糠，有效地阻止了贼对杰曼财富的惦念。它们相貌丑陋，对眼，腱子肉在皮下抽动。最好别多看，否则对上眼，上来就是一口。这里的确需要恶狗看家护院。依萨卡庄园占地十多公顷，光各种果树就有好几百棵，包括中国的荔枝。花轮着班开放。杰曼在信中说，任何季节，随手可摘到果子吃。非妄言也。房子是根据杰曼的意图造的，以西班牙风格为主。到处是真假古董，有希腊柱头，印度佛像、中国花瓶、非洲木雕，显得有点儿杂乱。没关系，这就是杰曼的风格，他全世界旅行的结果。在山坡上有个巨大的鸟笼，环绕着一排椅子。杰曼每天早起爬坡，坐在鸟声中看报。倒是挺浪漫，倘若鸟屎落在头上，岂不败坏了一天的心绪？地中海的冬天，中午到摄氏25度。我光膀子趴在阳台上晒太阳，驱赶骨头缝里的荷兰潮气。正昏昏欲睡，杰曼笑眯眯地出现，拉我去干活。他管我叫“八月的梦游者”，这是我一本诗集的名字。杰曼又是个工作狂。除了写作翻译，他还办了个小出版社，每年出五到十本诗集。杰曼的书房是依萨卡的“正殿”，面对湛蓝的地中海。我们合作把米戈尔·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andez)的一组诗翻成中文。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身世悲惨，病死在佛朗哥监狱中。杰曼通晓多种语言，他把原作和英文、德文、荷兰文翻译对照比较。有时为了一个词，我俩在屋里转磨，直到夜色流淌出来。利丽安做了一桌好菜，银器和水晶杯相辉映。杰曼搓搓手，到酒窑选来几瓶好酒。待三杯酒下肚，他痛斥当代诗歌的无病呻吟，提及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所倡导的“感觉主义”(Sensationism)，嚷嚷着要搞一场新的诗歌运动，多多和我齐声响应，于是“新感觉主义”(New Sensationism)在依萨卡庄园诞生了。说干就干，杰曼准备宣言，找来笔墨和日本纸灯笼，让我把这旗号写在上面。一激动，他又奔向酒窑，拎回两瓶二十多年的陈酒，举杯祝贺。我有些不支，周围的菩萨天使旋转起来。第二天一早，杰曼开车上路。我们先去奥尔威拉(Orihuela)——赫尔南德兹的故乡，离依萨卡不远。这多少有点儿祭祖的意思。他的故居家徒四壁，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照片显得突兀。他只活了三十二岁，短促的一生充满苦难，却写出辉煌的诗篇。一路往南，我们直奔哥拉那达(Granada)，那是洛尔迦的故乡。“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由于戴望舒的翻译，洛尔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启蒙老师，对我们一生都有重大影响。他和赫尔南德兹是同时代人，命运相似，一九三六年被右翼长枪党杀害。他的故居是个小博物馆，有很多实物、照片和音乐。洛尔迦的目光敏感而忧郁，越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苦难盯着我们。在那儿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奇特融合。哥拉那达是来自北非讲阿拉伯语的摩尔人于八世纪建立的，他们统治长达五百年之久。代表摩尔文明的阿尔汉巴拉(Alhambr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之一。有多少摩尔幽灵绕开游客，穿过回廊水榭，消失在秘密的石门中？弗拉明寇(Flomenco)民间歌舞，服装艳丽，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是吉卜赛、摩尔和安德露西亚文化的结晶。我们混进一个社区俱乐部，舞蹈者在台上旋转时，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的节奏。“看，我为什么要搬到西班牙？”杰曼得意地说。他鼓动我也搬来，在依萨卡附近买栋小房子。我还真动了心，掰指头算了算自己的经济实力。“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不能就此罢休，杰曼有更多的计划，盘算着在依萨卡办个诗歌节。他把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圆形小广场，台阶环绕，惊涛拍岸。这就是舞台，听众在前，夕阳在后，加上音乐伴奏，怎么样？典型的杰曼式的浪漫主义。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没想到这位老兄拿出推销汽车的本事，敲开所有官僚的门，哄骗他们掏钱。三年后，即九五年春天，我再次来到依萨卡，“海岸国际诗歌节”(La Costa Poetica)真的由杰曼自己拉开了帷幕。这回可把利丽安忙坏了，她身兼秘书、会计、司机、采购、厨师、导游。由两口子办的诗歌节，恐怕全世界绝无仅有。诗歌节结束了，利丽安两眼发直，杰曼笑声空洞。杰曼总是花样翻新。去年他发起了所谓“行星意识”的国际诗歌计划，并建立了“反污染”诗歌网站，我眼看着跟不上趟了。如今这年头，能把诗歌看得这么重的人还真不多。我刚收到杰曼的信，他告诉我去年是个诗歌的丰收年。他六月去了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接着是意大利。八月在捷克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一位爱尔兰诗人请他去都柏林诗歌节。他的诗集《道》(The Road)及配画，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书展上展出，十天内他朗诵了七次。然后又去了维也纳……信的结尾处他谈到美国克林顿公司的蛮横，并引用了自己的诗句：“没有影子/比它的光线更长。”他最后写道：“依萨卡的太阳在等待你……”第一辑 空山马丁国王一头一次见马丁(Martin)是八五年六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一九七○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了。漂泊海外，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八七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Durham)，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Joke)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八八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龇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着了。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敢走得太近。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Mighiel van Crevel)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惊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二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丁国王的基本国策。作为一个荷兰人，这无疑是对的：从西方人道主义出发，关怀人的声音，与禁锢这声音的势力作斗争。可惜并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是在被营救者看来，真正的反抗也许恰恰是让诗歌疏离政治，疏离国家话语，从而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方的错位有时候是一种默契，有时候又是个残酷的玩笑，曾令双方都很尴尬。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篇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Poets of All Nations)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三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这职位是专为流亡作家设置的，马丁是推动者之一。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记得九三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渣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废黜。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的诗句。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Derek Walcott)。“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Marc)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六九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彭 刚一年多前，国内的朋友来信求证一个消息：彭刚自杀了。可无人知其行踪。只知道，他八二年来美，就读于匹茨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再无下文。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七三年年初，彭刚和芒克在北京街头，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团体。彭刚家和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一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去洗把脸，然后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就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的疯狂需要个容器。他把日记给我看。他父亲是个工程师，死于迫害。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他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另一篇是他两年前自杀时写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字体变得歪斜，描述却极其冷静：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看来死亡就那么回事……日记中断，他突然想活，挣扎着冲进附近的医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岁。时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杀冲动，不得不让人佩服。一天回家，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过电话，吓我一跳，赶紧打回去。他嘿嘿笑着，听起来绝非在阴间。因为他多半用英文，谈的又都是美国现实：钱、电脑和工作压力。你知道，这儿，钱就是权力。他是从图书馆的电话簿上找到我的。自杀？谁？我没功夫自杀。他住的离我不远，开车只要两个小时。见面？当然，哎，最近太忙……想当年我们三天两头见面。他是个恶作剧的天才。在饭馆吃饭，他顺手把盘子和茶壶塞进书包；或旁若无人，从副食店牵走个西瓜。我们去白洋淀的小镇赶集，只见他拎着篮子，沿一个个摊子晃过去，边跟老乡攀谈问价，边把蔬菜瓜果装进篮子，让对面的老乡看得目瞪口呆。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入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今年春天，一位当年的老友来访。我们给彭刚打电话，他用英文惊呼见鬼，开着红色的尼桑新车，带来法国香槟和爱尔兰啤酒。他从毕加索的蓝色阴影中走出来，比以前宽了一倍。脸上多肉，很难再召唤早年的嘲讽。眼睛也已倦于瞄准，说话照旧很快，夹杂英文，像散弹，射向噩梦般的工作压力。要说他在美国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转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电脑，在硅谷找了份不错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没回过国，十五年了。彭刚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疯子。除了生活放纵，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诡谲多变的画风，和官方控制的艺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有一回，他也试着参加官方的画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画的是个菜市场的女售货员，丑陋凶恶，一手提刀，一手攥着只淌血的秃鸡，池子里堆满了宰好的鸡鸭鱼肉。负责选画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问：“这是你画的？”他点点头。“念你年幼无知，这回就饶了你。还不快滚!”他擅长讲故事，不少是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第六棵白杨树》，他讲了一个半钟头，连比划带口技，加上即兴配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其实他并没看过，也是听来的。据说前边那位更绝，讲了两个半钟头，比电影还长二十分钟。我来美国到处找这片子，竟没人知道，它说不定只是汉语口头文学的一部分。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入狱，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风声紧，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找到彭刚，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拉我到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帮我分析案情，传授他两次入狱的经验。出来，北风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黯然走开。拖了几个月，竟没警察上门，我又开始活动。我和彭刚之间出现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厌倦。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从朋友处出来，搭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器上，我们随之颠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此后我们很少来往。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创办时，彭刚已考上北大化学系。他偶尔到编辑部坐坐。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别忘了那次喝酒时的承诺。他咧嘴一笑，说：“有个人跟每个朋友许愿：我要有条船，一定把你带走。后来他真的有了条船。但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他只好上船，向众人挥挥手，再见啦。”不久，彭刚只身来了美国。十八年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次提醒他别忘了给《今天》写稿。他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太太刚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开了个公司。没辙，有项专利嘛。老实说，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嗨，过日子，得还清房子贷款，得给儿子攒学费。以后吧……”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波兰来客飞机着陆一小时了，仍不见影子，让我捏了把汗。美国国会刚通过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电脑网络输进所有机场移民官员的大脑，映在脸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刘终于从自动门探出头来。八年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让我想起他父亲。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黄色羽绒服，领子很脏，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设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旅客们正由此飞向未来。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烟缕在风中急剧抖动。屈指一算，我们认识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 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老刘在工厂当钳工，但文质彬彬，像个旧时代的文人。他刚从大狱里放出来，仍像个犯人，缩在双层铺和小书桌之间，给我讲狱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写出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先锋派”的“猴子”——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又通过“猴子”认识了彭刚，其实“先锋派”也就这两位，再加上联络副官，三人行。第二天，老刘系上围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给我们做饭。他在波兰开了家中国饭馆，生意兴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转战波兰。诗人一平，跟我讲起在波兰的奇遇。街上问路，他正好问到一家中国饭馆。有人应声，从地下推开扇窗户，爬了出来，满脸烟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刘。先有免费打工的铺垫，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攒钱，在大学区盘下家小馆子，当起厨师、红白案、采购、会计，兼老板。老刘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们这帮人里，顶数他日子过得滋润。他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纪录片，赚些外快，购置了电器和罗马尼亚家具。要说不在钱多少，而是一种态度：人生难得几日闲。他经常备上酒菜，请朋友聚聚。他说话和时代节奏成正比。起先慢条斯理；商业浪潮来了，带有间歇性停顿；他卷起铺盖上路了。和老刘相比，实在惭愧。在国外，除了靠奖学金，靠母语在学校混混，我还能干什么？所谓先生存，后发展。文人自己种稻做饭，自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对美国，老刘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仔细比较价钱，从生姜到汽车；他收集饭馆的菜单，留意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终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欧洲过来，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语状态，知道那随经济浮动的排外情绪，也知道新大陆呈现的种种幻象。老刘想和他的美国梦一起留下，但美国移民局的答复是：您留下梦，走人。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命运。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吧，逼得他远离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线给远房亲戚们生火做饭。母亲病重，那些穷亲戚在路条上百般刁难，竟没让他回去见上一面。直到最后一刻，母亲仍盯着门口。“我现在是赎身。”老刘酒后伸出指头，“十万!只要攒够十万美元，就告老还乡了。”他脸色红润，一扫刚来时的晦气。挣钱赎身，回家，回乡下，买房置地，读书写作，过老秀才的生活。这倒是他一辈子理想。自打认识，他就一直叨唠这事。可何为以后？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就在老刘到的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电话。莫非是那个二十五年前“先锋派”的彭刚？果然，他来美国多年，前两年搬到圣荷西(San Jose)，离我这儿不远。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刘接过电话，自报姓名，悠悠然。彭刚惊呼见鬼，风驰电掣而来，拎着香槟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对年轻的不算什么，上了岁数就明显感到吃力。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别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胡金铨导演早上八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着，没有重大新闻。略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我和胡导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证被批准了。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份。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走红。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一九七五年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九五年初，我经过洛杉矶，住在老顾家。一天晚上台湾的资深记者卜大中要请我和胡导演吃饭。那天早上我刚醒，就接到胡导演的电话，要先过来和我聊聊。从九点一直聊到中午一点，接着胡导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馆点了面条、葱油饼和酱牛肉。连吃带聊到两点半，我有午睡习惯，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看这架式胡导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顿饭局。回老顾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恶习。“午睡？”胡导演吃了一惊，样子显得很失望。但接着说，“哦，那是福分。行，咱们晚上见。”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钟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拼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说起来，胡导演那四海为家，他乡当故乡的潇洒劲儿特别让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过，后来和我一样，流浪美国。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去年十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单线联络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来了气。邵飞问他现在何处。“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有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作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递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账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账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申请政治避难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的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设法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笔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邮。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编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账单担忧。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师 傅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我在建筑业干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铁匠，到了都没当上师傅。岁数熬够了，但技术不熟练，一直是二级工，连工资都没长过，谁管你叫师傅？当过我师傅的可不少。事实上，除了学徒的，几乎人人都是我师傅。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卡车，拉往河北蔚县的工地。我们的任务简单明确：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我头一个师傅叫向桂林，他是个六级木匠，领着一帮知青和当地的民工干杂活。向师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实，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牵动满脸善良的皱纹。他从前在矿上干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厉害。我们这帮知青，上班总是扎堆聊天。向师傅经过，一声不吭，自己动手干起来。下放的会计张胖子和“阿驴”跟向师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全班人马挤在他们小屋抽烟打盹儿。这回知青来了精神，轮流读书读报，声音高亢。向师傅不识字，在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前有点儿慌乱，两只粗手卷着“大炮”，一点火，脸顿时被烟雾蒙住。“阿驴”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眼镜厚厚的，个儿高高的，走起路来三道弯。那架式哪儿有防人之心？他带来一台红梅牌半导体。有一天被贴了大字报，说他偷听美国之音。向师傅知道了，跳着脚大骂，从未见他生那么大的气。工地来人调查，他作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阿驴”总算过了关。几个月后正式分工种，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见到向师傅，他带着“阿驴”放线。我挖沟，向师傅蹲在沟沿抽烟，背后是天空。他突然剧烈地咳起来。两年后，在宿舍聊天，突然听到向师傅死于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场的师傅们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阵风，是不留痕迹的。孟庆君，山东人，小个子，黧黑，金鱼眼，满嘴脏字。他那时候快五十了，可别的师傅都管他叫小孟。我们班长刘师傅整天拿他开心。他当年的笑话可多了。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来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在蔚县工地，小孟在洞里当安全员，后来转到我们班组。那天上夜班，我们把拆开的铁支架扛到另一个山坡上去。小孟突然来了气，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骂开了：“呸，三孙子，瞎他妈指使人，这活儿不是白干？”他往地上一蹲，罢工了。班长只好忍气吞声，绕着他走。这情况有点儿像政界元老，骂两句，皇上也得听着。不久我们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小孟正式成了我师傅。我们俩整天穿着大胶靴，拖着震捣棒，在刚浇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比赛，裁判是死亡，看谁在这样的行走中先耗尽生命。他对我的劳动评价挺高：“不怕脏，就怕累”。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楼盖多了，我们的住宅条件有所改变，从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进尚未装修粉刷的宿舍楼。我、孟师傅和另一个人住一屋。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工地开大会，指导员大叫大喊，挨家挨户砸门。我把门反锁，躲在屋里看书，孟师傅翻着金鱼眼帮我打掩护。他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朋友到水沟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孟师傅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孟师傅从内蒙弄来一堆生驼毛线，准备给自己织条毛裤。他先向女工取经，学习针法，回来再一点点儿琢磨。每天晚上我读书写作，他戴上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织起来。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从秋天一直织到第二年开春，冬天过去了，眼看着他老人家没穿上。更不幸的是，裤腿织到一半，毛线用完了。再细看，那毛裤又粗又硬，戳在地上能立住，像古代铁甲。我管它叫“孟师傅的毛裤衩”。七四年我调到三工区的铁工班，跟阎师傅打铁。阎师傅叫什么，我忘了。他又瘦又小，最小号的工作服也显得太大。一顶破帽子汗渍斑斑，帽沿耷拉下来。他少言寡语，有时咕噜几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师徒俩的对话多半都在那铁砧上。他的小榔头叮当一响起，我的十四磅大锤就得赶紧跟上，轻重缓急，声起声落。铁块转暗，不再迸溅火花，我一身虚汗，眼冒金星，正是两锤聊得更欢时。小榔头一停，阎师傅挥挥手，让我回宿舍。他知道我有个爱读书的毛病。这工夫，他忙着淬火、打磨、收拾烘炉。有时看书看忘了，他来宿舍找我，叫声“小赵”，转身就走。不久，给我调来个师弟。小王原来是架子工，从七步架上掉下来，把脊椎摔坏了。他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两个大锤和一个小榔头之间的对话，真是有些惊心动魄。小王一直惦记着用大锤换那个小榔头，借打铁和阎师傅讨论。大锤砰砰地追问：我何时才能当师傅？小榔头斩钉截铁：没门儿!淬火是铁匠活儿的关键。有时阎师傅不在，由小王执掌小榔头。结果刚修好的铁镐，因淬火不过关，卷刃断裂，很快退了回来。小王背后骂骂咧咧，怪阎师傅保守。师徒之间，既是权力关系，又有感情因素，技艺承传并不简单。阎师傅几次想教我，我没兴趣，他闷闷不乐，背手扬长而去。他准是这样嘟囔着：“读书，哼，读书管屁用？不好好学技术，喝西北风去吧……”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芥 末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我和芥末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做生意，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他占山为王，我满世界奔走。谁承想四年前，我们同时搬进这个美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芥末东北人，个不高，瘦，寸头，一对招风耳挺喜庆。他生长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那童年的贫困刻骨铭心，按他的话来讲：“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初中毕业后留在林场，开大卡车，在林区小火车烧锅炉。给他评工评成二级，少拿五块钱，开始闹情绪。那天早起上班，他说他病了，师傅不满地摇着头，拿他没辙，只好让副司机烧锅炉。他躺在火车头和煤车之间的平台上睡着了。小火车在过桥时突然出轨，车上的圆木冲向火车头，把两位师傅活活顶死。他小子命大，从梦中直接掉进结冰的河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报信，到了场部才发现右胳膊摔断了。后来当兵，父亲给连长打了个大立柜，换来为首长开车的美差。他在林场拉圆木拉惯了，可得小心点儿，别把首长颠着。七十年代末，他考上政法学校，毕业后进了公安局，成了跟踪和窃听专家。这可是门真本事，要不怎么能跟上七十二变的时代呢。他对数字过目不忘，车一过，他准能记住车牌号码。但他坚决不学英文，遇事手一比划，再蹦几个英文单词。去年他跟我去买辆旧车，人家开价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个指头，嘴也还跟得上：“Four dollar!”愣把车价还成四块美元。那卖车的墨西哥人差点儿气疯了。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要说芥末不会英文也不对，凡赌场用语，从钱数到纸牌的颜色等级组合以及比赛规则，他全都一门清。他的手势特别丰富：沮丧、踌躇、愤怒、咒骂，老美都懂，特别是凯旋时啪地一拍桌子，让输家心惊肉跳。芥末有一阵天天去赌场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开有赌场，我跟芥末去过一趟。一进门，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眯眯地挥手致意。发牌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赌场有自己的账号，吃喝免费。他有一种大家风范，输点儿钱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八百块，于是谆谆教导我说：“赌博其实跟做生意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钱。”去年开春，他在印第安赌场赢了五百，加上兜里原来揣的七百，回到我们小镇，欲罢不能，过家门而不入，租了辆车，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诺(Reno)——美国第三大赌城。沿途多是山路，赶上下雪，必须要加防滑链。这是美国法律。他一听六十美元，立马退货，对那工人说：“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这意思很简单：老子车开得棒，用不着这玩意儿。人家如数把钱退给他。可没开出多远，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可不管他怎么比划，刷，一张八十美元的罚单，还用步话机召来一辆吊车。那司机熟练地运用大钩子和钢缆，连车带人吊起，再绑在吊车平台上。芥末来美国还从来没这么风光过，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司机护驾，真有点儿国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车没开多远，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除了吊车费，还得照样花钱买防滑链，外加安装费。到了雷诺，又花钱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儿。还没进赌场，里外里已经被宰了两百多。苍天在上，眼见着芥末走背字，没过多久全部输光，只剩下九块钱。出门再去装防滑链吧，不够。他用手指头戳着皱巴巴的纸币，拍拍口袋，一摊手。人家在赌城干活，什么样人没见过，得，好歹帮他装上了。可这九块钱的安装有问题，回租车公司一查，防滑链把漆皮打坏了。没买保险？赔。没现金？好办。女职员押着他去银行提款。可这还没完，五百美元不够，又寄来一千二的修车费。更倒霉的是，芥末从此上了这家公司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赌博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冷不丁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激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正写到这儿，电话铃响，是芥末。我们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他在国内做生意做砸了。这边既要养家糊口，为了办绿卡，还得缴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于是两口子双双去餐馆打工。我约他过来聊聊，说到就到。他手上有刀伤，裹着胶布，再卷起袖子，胳膊上满是燎泡的痕迹。人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他在餐馆什么都干，洗碗、炸锅、红白案，有时还掌掌勺，每天干十二个钟头，能吃能喝，倒头就着。中午我请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馆子吃便饭。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进了餐饮业，他对诸如点什么菜干净，烹调程序以及什么样餐馆赚钱全都门清。来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办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去了。说到将来，他准备打工攒钱，自己盘下个餐馆，东山再起。他告诉我，他金盆洗手不赌了。有时半夜开车带餐馆的黑工们去赌场，每人收五块钱汽油费，他躺在车里睡大觉。偶尔跟着进去看看，支支招。赢了，问他是否会赌，他摇摇头走开。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如果天空不死我是临回北京时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黏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一九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怪人家楷我弟弟来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带来大大小小十来条精致的小鱼，由珐琅和金丝镶嵌而成，摇头摆尾，若不是重了点儿，放在水中多半能游走。这是他太太开的工厂生产的。七十年代初，我通过中学同学认识大中。他在中专教书，口才好，喜欢抽雪茄，满肚子学问随烟雾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学评论家，可惜那年头无书可评，只好就凑合着把他精心裁剪过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外衣套在样板戏《海港》和电影《春苗》身上。谁知道连这类文章也和地下文学同命运，无处发表，还得掖着藏着。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时透露，家楷是他中专同学，喜欢我的诗。一天夜里，我正钻被窝看书，有人敲门。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冲到我床前，满嘴酒气，唾沫星子乱溅。我吃了一惊，再细听，才明白来者正对我的诗赞不绝口，说我比他崇拜的当今大诗人吴三元(何许人也？)还棒。那时候年轻，哪儿经得住这么夸，夸得我直头晕。还没定下神儿，他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长我五六岁，眼见着奔六十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模样：个儿不高但结实，头发蓬乱，眼镜腿缠着胶布，笑起来嘴角朝下，似乎随时都能转成嚎哭。他爹惨死于文化革命中。说到此，他两眼发直，一脸杀气。自打我们认识，他已经是个酒鬼了，借酒浇愁，动不动酒后大哭一场。他管喝酒叫吃酒，可见其量。吃醉了，除了上天无所不能。当年跟人打赌，他光着脚头顶鞋袜，正步穿过王府井。他住什刹海，离我家不远。那是一栋破败的小楼，夹在当时体委两位高官的豪宅之间。他住二楼，仅一间半小屋，隔门缝可窥视邻居的姑娘。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技术员，泡病号吃劳保，嗜酒如命，只好变卖家当，最后连椅子都没了，仅剩一床一桌一锅一碗。有一回，我俩在地安门一家酒馆吃酒，隔壁桌子两男一女，年轻单纯，一看就是干部子弟，不知怎么搭上了话，甚是投机，转而坐到一起吃酒。余兴未尽，家楷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推开门，他大声说：“前面是李清川，后面是陈步雪，中间便是鄙人寒舍。”那三位来自豪门，被这一贫如洗的“寒舍”惊呆了，相视而笑。家楷实在好客，没椅子，就把客人往桌上让。待两男一女在桌上坐定，别说无茶待客，连个杯子都没有。主人和我戳在旁边依着墙，一聊聊到半夜。刘禹锡在《陋室铭》怎么说来着：“孔子云：‘何陋之有？’”有天早上我来找他。他光着膀子，枯坐床头。我约他出去转转，他执意不肯。何故？他指指挂在屋当中铁丝衣架上湿漉漉的破旧蓝制服——只此一件，无衬衫无背心，非等干了才能体面上街。我只好奉陪。那年头人有耐心。好在天热，我们等一缕缕无形的水气慢吞吞蒸发。过了中午，他终于穿上那件半湿不干的衣服跟我出门。家楷愤世嫉俗，但满脑袋糊涂思想，尤其吃过酒，更是谬论连篇。我想是恨毁了他。社会的压力过大，必怪人多，其内心世界苦不堪言。很多人受不了——疯了。得亏有酒，救家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单身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找到小骆，那真是他的福份。小骆通县人，纯朴宽容，否则怎么受得了家楷？他们结婚前不久，家楷来找我，声称他自己配不上小骆，极力劝我当新郎。气得我暴跳如雷，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这种事哪有先人后己的？我越是生气，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没辙。家楷终于搬进通州府骆家大院，做起小地主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酒醒了，磕磕绊绊也跟上时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经验，他竟成了裁缝，而且是好裁缝，特别是裤子，成了通州府头号权威。再进军北京城，开了裁缝店，当了某服装中心的顾问。但酒还是要照吃的，天还是要照骂的。我离国十多年，和家楷断了联系，偶尔能从亲友处听到他的点滴音信。只知道小骆响应邓小平号召，自己开工厂，先富了起来。家楷不再做裤子了，闲在家里吃酒。想当年，小骆还是县办工厂的工人，从厂里“顺”了几条归为残次品的小鱼，经家楷之手送给朋友。这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是建筑工人，拿两块砖回家当枕头那么天经地义。可没想到赶上运动，厂方四处追查——事关国家外汇储备之流失，吓得小骆直哭。家楷疯了似地满城奔走，寻找小鱼。与此同时，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家楷大概总共给我五条，我转手送给女友表妹，她们再送人。几经转手，要想找回来小鱼就像追查反革命谣言一样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两条。家楷那阵子天天哭丧着脸。很多年过去了，小鱼又从茫茫人海中游了回来。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1)一刘伯伯是我妻子的继父，可自打我认识他，就管他叫刘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对象那会儿，他也正跟我岳母谈恋爱——我们像两颗行星同时进入一个家庭。今年三月，他们老两口来美国探亲。几年没见，他的背更驼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牙也快掉光了。他是个乐观派，只要有酒，日子总是美好的。他闲不住，要么在后院种菜浇水，要么骑车满城转悠，驮些减价的菜回来。在美国住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儿的大店竟和北京农贸市场一样，菜不新鲜也撮堆卖。他爱钓鱼。听说附近河沟里有鱼，我们先去视察了一趟。他手背在身后，像首长在河边溜达，笑眯眯的，可见心里有数。买了钓鱼证，备好鱼竿，我一早开车送他过去。头两回不是断线，就是连鱼竿都拽跑了，可见鱼大。换上粗线，那些美国傻鲤鱼可算遭了殃，一条跟着一条被拉到我们家的餐桌上来。他牙齿数目有限，只能抿些软食。待白酒下肚，眼睛生出些光辉。酒后他喜欢讲故事，多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爷爷是广东茶农。一个俄国商人想在高加索开茶场，把中国茶引进俄国。他到广州召募了七个中国人，包括爷爷在内。这班人马折腾到高加索，水土不服，全都得了疟疾，死了俩，跑了四个，爷爷奄奄一息。俄国商人把他接到莫斯科治疗，气候变了，竟又是一条好汉。否极泰来，茶场日见兴隆，爷爷种的茶还得了巴黎博览会金奖。沙皇红了眼，于是茶场易手。这茶刚沏上，赶上十月革命，沙皇升天，茶场归苏维埃政权，新官僚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爷爷获红旗勋章。刘家族谱上有格外荣耀的一笔。大儿子八岁来俄国，送到彼得堡读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一介书生，无党无派，竟成了第三国际的中国代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毛泽东还在橘子洲头长叹。他先行一步，是为了营救困在俄国的华工。列宁接见了他，并写信帮他疏通渠道。护送华工回国的途中，他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幸亏有中国驻俄武官作保才获释。他留在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很快升任监事长。他在两种语言的边界上搭过革命列车，其终点是他编的《俄汉大辞典》。小儿子即刘伯伯的父亲，一生没有这般光彩。他中学毕业后被爷爷留在身边，养马种地，照料茶场。十九岁那年，他和茶场的格鲁吉亚管理员的女儿堕入情网。在女方父母的反对下，他们秘密结婚。刘伯伯原名刘杰，一九二三年生在俄国巴统。他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这有好处，天生就是俄语教授；也有坏处，赶上文化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天生就是“苏修特务”。刘杰六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哈尔滨，父亲在中东铁路局做事。九一八事变，再搬到北京。父亲先在故宫抄写古老的俄国文件，东北大学内迁，他成了俄文教授。七七事变，书又教不成了，索性到兰州去做生意。刘杰跟同学一起去救护伤员，在死亡中翻滚。母亲不放心，凑了路费，让他去找父亲。那年他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开车上山，在聂华达山脉的太浩湖(Lake Tahoe)边野营。山顶积雪，烟波浩渺，红木参天。据说这是美国最清的高山湖，清得能看见水底的藻类。傍晚我们在帐篷旁边升起篝火，抵御阵阵寒风。刘伯伯负责管火，他拾来树枝和松果作燃料，烧水烤肉。夜深了，岳母、妻子女儿都睡了，只剩下我们俩，围着篝火，分享他那广口玻璃瓶里的伏特加。松果扔进火里，吱地冒出白烟，噼里啪啦烧起来，很快变成灰烬。火势变化无穷，百看不厌。刘杰辗转找到父亲，在兰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徒工。父亲常外出，为商行收购皮毛。那时，苏联的军事援助车队经哈萨克斯坦、新疆到兰州、西安，再奔重庆。车队一来就是一二百辆，前面车上架着机枪。沿途专门设了招待处，提供食宿翻译和向导。刘杰如鱼得水，常跟着苏联车队东游西荡。那些俄国大兵远离故土，听到纯正的乡音，惊喜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回他搭车去安西找父亲，途中得了盲肠炎。苏联车队的卫生员，只有止疼片。到了安西，疼得更厉害了。安西是个破败县城，只有一条街，既无药铺也无大夫。他整天躺着，疼痛减轻时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阳。安西有个苏联飞机加油站，有时飞机在去兰州途中停下来加油。站长保证，一旦有飞机，即使是战斗机也会把他捎到兰州。他每天盯着天空。三个月过去了，他只好忍着剧痛，搭长途车回到兰州。兰州刚经历大轰炸，到处是废墟和尸体，医院根本没床位。他找到打排球认识的苏联航空大队的人。俄国卫生员挠着头皮说，他原理懂，但从没做过盲肠手术，除非能找个有经验的护士。老护士找来了，可语言不通，还得找个翻译。他找来姑姑的同事，一个懂俄文的中年妇女。手术在一个被炸毁的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肚子刚一剖开，翻译立马晕了过去。刘杰只好自己翻译。可这位“蒙古大夫”怎么也找不到盲肠，翻来翻去，伤口越开越大。再加上吗啡是黑市上买的，搀了假，很快就过了劲。刘杰剧痛难忍，破口大骂，拒绝再翻译，只盼一死了之。“蒙古大夫”终于找到了盲肠，好歹和老护士齐心协力把伤口缝上。伤口整整疼了两年才完全愈合。那年秋天他再到安西，父亲出门了。离县城七里外的龙王庙改成俄国车队接待处，父亲的几个学生在那儿工作。正赶上中秋节，他们请他过去吃晚饭，有酒有肉。夜深了，主人们留他过夜，但他执意要回县城。外面很冷，他们找来件老羊皮袄给他。月光朗照，荒草瑟瑟，小路把他引向河边，河水哗哗地穿过一座木桥。走到桥中间，心里一惊，迎面一对萤绿的眼睛闪烁，显然是只孤狼，也要过河。听老人说，见狼不能往回跑，否则会从背后咬住喉咙。他急中生智，脱下羊皮袄反穿，一边向前跳跃，一边学藏狗吠叫。狼倒退两步，夹着尾巴逃跑了。二刘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没半斤白干，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按美国标准，他早该进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难时期，找不着酒，他什么代用品都喝过，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么滋味，那要打个酒嗝，可够吓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结婚，我岳母总是拦着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把酒藏在酱油瓶醋瓶里，一边做饭一边喝。嗨，那还挡得住喝？让他喝吧，一醉解千愁。刘杰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属他年纪小，英俊潇洒，被女同学们围得团团转。他喜欢运动，是校排球队队长。有一回比赛，他一记猛扣得分，发现小指头上的金戒指没了。裁判宣布暂停。队员们撅着屁股，在球场的黄土面里摸来摸去，一无所获。回到宿舍，在伙伴们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这个金戒指的来历。兰州由于是苏联军援的集散地，成了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兰州的警报系统相当完备。日本飞机从山西运城起飞不久，先是预备警报；一过平梁，发正式警报；待敌机迫近才是紧急警报。那天凌晨三时，响起预备警报，他跟着人流挤出城门上了山。防空洞多在半山腰，其实只是些三四米深的窑洞，无任何支撑。他躺在洞外。无风，几缕薄云，星星硕大耀眼。紧急警报如公鸡报晓，天蒙蒙亮，高射机枪射出红红绿绿的曳光弹，甚是好看。他刚退进防空洞，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突然一黑，洞塌了，哭喊声连成一片。依求生本能，他拼命用手向前刨土。哭喊声停了，空气越来越稀薄。他突然触到另一双手，一双女孩子的小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原来他和隔壁的防空洞挖通了。黑暗中，他们俩紧握在一起，喃喃地说着什么。醒来，刘杰已躺在防空洞外面，营救人员还在土堆里寻找生还者。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发呆，她粉袄绿裤，辫子又长又粗，手上戴着个金戒指。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是你？女孩子高兴得直蹦。她叫小芳，是跟姨妈去订亲的。你还订什么亲？干脆嫁给我吧。刘杰半开玩笑说。那敢情好，俺俩是生死之交。这婚事，俺本来就不乐意。硝烟弥漫，孩子哭大人叫，担架队正把伤员运走。他们俩竟不顾周围的战争，紧紧握在一起，海誓山盟。小芳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刘海整齐，眼睛充满泪水。她扑哧笑了，说：俺姨还躲在前面那片战壕里，俺去去就回来。那片战壕不远，最多四五百米。小芳刚消失在其中，第二批日本飞机来了，炸弹正好落在上面，硝烟腾起。他发疯似地冲了过去，在土堆里搜寻，最后仅找到一只戴金戒指的小手。他埋葬了小手，把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嗨，不说了，刘伯伯叹了口气。我们俩坐在“萨德沃”(Sudwerk)酒吧的后院喝啤酒。这是我们小城惟一一家自己生产啤酒的地方。现在客人不多。阳光绕开遮阳伞，落在刘伯伯脸上。他喝的是一种带苦味的黑啤酒。我的健身房就在隔壁，平时我去锻炼，总是把他拉到这儿喝啤酒看报纸。他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人在酒吧的钢琴上弹奏爵士乐，通过扩音器传到后院来。他在大学一年级认识了林琳，她是来自福建的流亡学生。学生宿舍是过去考试的贡院，紧挨城墙根，石阶磨损，廊柱褪色，高大的梨树飒飒作响。刘杰的小屋挨着医学院的停尸房，隔着个小过道。两边的窗户纸都破了，他常跟刚运来的死尸打照面。林琳是医学院的学生，常独自到停尸房解剖尸体。有一回，她坐在高凳上抱着尸体检查，不知动了哪根筋，那尸体的胳膊竟搂了过来。她高呼救命。就这样，他们在停尸房认识了。那是春天，梨花正在盛开，开得耀眼。这对他俩都是第一次。他们常常一起爬上皋兰山，追逐嬉戏，论天下而望未来。四三年二月，眼看快毕业了，双方都忙于应付考试，有一阵子没见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学，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赶到医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发着高烧。他把林琳送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找来最好的医生。烧了整整一个月，林琳的身体似乎从衣服中渐渐消失。昏迷了三天，她终于在刘杰的怀里醒过来了。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语。搬到哪儿？刘杰很诧异。搬到皋兰山上去。半夜她在刘杰的怀里咽了气。值班医生让他把尸体送到停尸房去。他抱着林琳，穿过医院幽暗的后花园。一个老头打开停尸房的门。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离去。老头以为他走了，当啷一声把门锁上，黑暗中，他握着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刘杰把她埋在皋兰山上。钢琴曲告一段落。人声嘈杂，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别好。刘伯伯沉默不语，他眯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历史迷雾。我注意到一滴细泪停在他左脸颊上，不动。林琳死后，刘杰每晚一瓶烧酒，才能入睡。毕业后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织毯厂找了份差事，而他对一切早已心灰意懒。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对窗外明月，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竟是颗臭子，看来命不该死，他把手枪扔出窗外。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2)三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 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间小屋，常弄几个小菜，找刘伯伯去喝酒。他身体不好，极瘦，眼睛鼓鼓的。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临回北京的头天早上，刘伯伯又去河沟里钓鱼。我中午开车接他，他竟连一条也没钓着，这还是头一回。他显得有些困惑有些迷惘，收完竿，驼着背立在河边发愣。跟他一起去钓鱼的老关，原在建委工作，后来去了香港，现在退了休搬到美国。他以往运气不佳，这回竟钓到七条巴掌大的太阳鱼。我建议放生，而且得由刘伯伯来放。只见他把水筒一歪，鳞光闪闪，鱼扑通扑通跃入水中。他转过身来，嘿嘿笑了。第三辑 乌鸦乌 鸦一我住的小城名叫戴维斯。它实在没什么特点，看看这儿的明信片就够了：难看的水塔、大群的牛羊，农贸市场，要不就是城市的标志——老式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达·芬奇设计的那种，它用铁管焊成，戳在城市的主干道第五街上。要说特点也有，乌鸦多。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看天空。上班埋头苦干，开车跑步逛商店，视线都是水平方向，有个把漂亮女郎经过，也绝不会像夏嘎尔画中的那样升起。赶上刮风下雨，看天气预报，打伞出门。乌鸦叫声特别。开车的听不见，跑步的戴着耳机，拒绝接收自然频道。于是乌鸦拉屎，用墨绿灰白的排泄物轮番轰炸，人们终于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冬天的树上，骤然飞起，呼啦啦一片，遮天盖地，如地狱景象。我进城提心吊胆，尽量不把车停树下，还是免不了遭殃。若糊住挡风玻璃，用雨刷刮，视线更模糊。乌鸦粪腐蚀性极强，不及时冲洗，会留下永久痕迹。据说市政厅规定，杀一只乌鸦，罚五百美元。谁没事撑的，想吃乌鸦炸酱面？小城有小城的思路。铺开地图，当我们和乌鸦处于同一视角，即可看清。帕幽塔(Putah Creek)河代表历史，从城南流过；两条铁路交叉处构成等边三角，如文明的困境。市中心经纬分明，以字母ABCDE和数字12345交叉，像学龄前教育——识字和数数。随岁月向外延伸，思路趋于复杂。美国总统、印第安部落和树木加入街名。还有戴维斯最早的居民，他们纵横躺下，变成街道。查尔斯侧卧在铁路和八十号高速公路旁，不得安宁。查尔斯(J.B.Chiles)上校为什么决定迁移到加州来？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也许这是天性，有人像家雀儿，不愿意挪窝；有人像候鸟，永远在路上。自一八四一到一八五四年，在老家密苏里和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谷之间，上校七次横跨大陆。这么折腾，胃准有毛病。他极瘦，鹰眼勾鼻，像林肯总统。他的祖先瓦尔特(Walter Chiles)也是只候鸟，一六三八年驾多桅帆船从英格兰来到佛吉尼亚。这些天阴雨连绵，帕幽塔河一定涨得满满的。我很少出门，隔日去趟健身房，顺便借两盘录像带。我在研究我们小城的历史。起先很枯燥：年代、数字、面积、事件、生死，一旦深入进去，景致发生变化，人物由静到动，好像被冻僵了，在阳光下慢慢复苏。我和他们熟络起来，并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久而久之，要想区别事实和想象反倒很困难。我不得不在与想象有关的部分加上括号，以正视听。所谓卓克(Sir Francis Droke)爵士一五七九年首次发现加州的说法，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最新考证表明，早在公元四五八年，晋代高僧法显已在西雅图附近上岸，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一千年。另据徐松石教授的说法，印第安人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四五千年前由于黄河发大水，他们从中原出发，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千岛群岛、伊留申群岛，进入北美大陆。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印第安人的纯朴和中国人的精明成鲜明对比，莫非是在另一块大陆走出汉字的格局？不管谁是谁的祖先，直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印第安人逐水草而居。帕特文(Patwin)部落就驻扎在帕幽塔河两岸。若历史学家是法官，那么乌鸦就是人类迁徙的目击者。但再怎么过堂，也还是问不出来的。从一八四○年起，东部人开始向西迁移。那有点儿像现在的旅行团，三五十人，有人领队。查尔斯上校加入最早的移民行列。那时候旅行惨了点儿，乘马车，没道，颠簸不说，一上山只能弃车保卒。从密苏里出发，两千英里的路走了半年。没有人给上校写信。他长相凶，别人都有点儿怕他。一八四一年秋天，在路上跋涉了五个月，他们在险峻的聂华达山脊(Sierra Nevda)上过夜。他想念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女儿玛丽(Mary)，她只有六岁。妻子在玛丽出生后不久病故，抛下了四个孩子，上校决定不再另娶。出发时他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夜降临，他回帐篷，睡下。一夜风声。一个人变成一座城市，这事有点儿不可思议，我说的还不光是命名。J·C·戴维斯西行，是被地形考察队召募去的。要说钱不少，又开眼界。上路时，心情平静，没什么可留恋的。他在俄亥俄州的农场长大，厌倦了那里的冬天和地平线。身为长子，他很早“下海”，做买卖、开旅店。中西部的气氛保守，直到二十三岁他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他口讷、实干，对生活不存奢望。关于加州，有很多说法，比如遍地是黄金，他怀疑。戴维斯于一八四五年底来到萨克拉门托河谷，在帕幽塔河边定居。第二年秋天他服了两个月兵役。这一点，官方文件和家族记载有冲突。家人认为他从军的时间长得多，看来当兵光荣。那时候地便宜，一点二五美元一公顷，不到现在一盒烟钱。父子俩购置了两万公顷地，其中带围栏的占七千多公顷，有两千头牛、两百匹骡马，六百只羊和一百五十口猪，于一八五八年被评为加州最好的农场。(乌鸦开始落在他们家树上。)二我感到烦躁。我到B街的商会兼游客中心。铃铛一响，一位小姐迎出。我说明意图，她指着花花绿绿的架子，让我随便挑选。都是垃圾。再问。“问得好，”她打开电脑查找，很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本市的历史资料。”我回声般的作了删节：“没有历史。”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对戴维斯是个转折点：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在这里通车。最初在图纸上，铁路从戴维斯农场西边四英里处擦过。终成人间正道，除了父子俩施加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地势上的考虑，避开洼地。历史有时是由空间决定的，否则戴维斯只是人，而不会变为城市。J·C·戴维斯请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铁路公司的客人中，有个留小胡子的最讨厌，带纽约口音，不停地说下流笑话。戴维斯知道，他是决策人。小胡子喝得烂醉如泥。临走，戴维斯往他口袋里塞了个信封，其中数目他从未告诉任何人。我开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老城的火车博物馆。那些擦得铮亮的蒸汽火车头——现代古董，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两个留长辫的华人在山上搬运石头。但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有提及，华人是当年修铁路的主要劳力，历史学家在度假，多少悲欢离合，乌鸦看到了，不说。铁路给戴维斯带来迅速的繁荣，当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镇整齐，五百余人。橄榄街是主街，建得较密，木结构，多为一层。小镇有木料场，车铺铁匠铺，商店发廊，三家旅社，一个饭馆，还有马棚鞍具店和几处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小镇因J·C·戴维斯得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加州，粮食代替了黄金，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像戴维斯农场这么大块地，谁在上面干活？最初的劳力是印第安人，逐渐被华人取代。铁路修成了，赶上下岗，工转农，正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三万华人在萨克拉门托和圣华金河谷当苦力，占加州农业人口的87.5%。(J·C·戴维斯学会了几句中文“你好”、“吃饭”、“干活”，还有中式英文“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甚至会用中文点菜“炒碎”。)我注意到语言交换的结果。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常见到在青纱帐潜伏了好几代的华人来卖菜，除了不会说中文，他们跟北京街头的乡下小贩没什么两样。J·C·戴维斯开了全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在河上建起缆绳摆渡，如日中天。他付给船夫托马斯十六美元的夜班费，搭船从萨克拉门托过美国河到北岸的查尔斯上校家，这笔开销传出去，令人咋舌。去干吗？上校有三个女儿，戴维斯是众多的追求者之一。戴维斯头一次在上校家见到小女儿玛丽，她还是个孩子。没几年工夫，让人另眼相看。上校对女儿们管束极严，他很少有机会跟玛丽说话。在上校家的一次舞会上，他请玛丽跳舞。他多喝了几杯，动作笨拙，逗得玛丽直笑。他们溜到后花园。玛丽的笑声引起了查尔斯上校的注意。他对戴维斯的印象不错，话不多，精明强干。他派人调查过，仅摆渡一项，每月收入近万元。戴维斯于一八五○年和玛丽结婚。据一八五○年人口普查上记载，戴维斯二十七岁，来自俄亥俄州，乳酪制造商；玛丽，十五岁，密苏里人。其实乌鸦和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热爱人类，循其足迹，蹭吃蹭喝。有人类的弱点，怕孤独，呼啸成群。它们肯定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人对此没有耐心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从统计表来看，本市人口，一八九一年七百，一九一七年近千，一九四○年一千六，一九五○年突变到九千，现在翻了几倍，约五万。继铁路出现后，一九○六年开办农业学校，又转成加州大学的分校，这是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我贪杯，在黑暗中，像吞吃了烂果子的乌鸦，摇摇晃晃。我们的主角被遗忘了。我敢说，本市居民，很少有人知道他——J·C·戴维斯，他的一生，他的悲欢离合。(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阳光闪耀在帕幽塔河上，风车转动。)J·C·戴维斯和玛丽的独生女，三岁的阿美利亚(Amelia)，和父亲在磨坊玩耍时，摔成重伤，不治。心碎的父亲发疯似地拆掉磨坊。玛丽告诉别人：“孩子死后，我们做父母的再也没有成功感了。”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农场开始走下坡路，J.C.戴维斯把地陆续卖掉，搬到萨克拉门托。他晚年担任公职，官拜街道专员(相当于我们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他死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研究进行得不顺利。原因很多，比如缺乏史料，我英文不好。更主要的是，死者拒绝敞开内心。我的嗓音有点儿异样，带有乌鸦叫声中的烦躁。我自以为可以获得乌鸦的高度，那完全是一种错觉。第三辑 乌鸦猫的故事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杂院养过只猫，叫黄风。它总是居高临下，从房顶俯视我们人类卑微的生活，总是骄傲地竖着尾巴，像一根旗杆。记得那天我从办公室用书包把它带回家，洗完澡，它一头钻进衣柜底下，最后终于探出头来，我们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个世界上最小号的鬼。黄风祖籍不可考，必是野猫无疑。它从不恋家，吃完饭掉头就走，不饿绝不回来。我们住的说是五进院，其实早被自盖的板房挤压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厨房恰好盖在那胡同的顶头。夏天做晚饭时，只见黄风竖着比它高数倍的尾巴大摇大摆地回来，检阅着分列两边半裸着乘凉的人们，那些摇动的蒲扇让人想起古代的仪仗队。最终黄风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弃我们而去。我的女儿田田对巴黎的狗品头论足，都不甚满意。最后在一家美容店门口碰见条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着粉色蝴蝶结，让田田看中了。那狗边叫边打喷嚏，愤怒得像个摇头风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抚摸，竟被它咬了一口。我带田田从巴黎到美国，她妈妈也从新加坡赶来，我们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维斯团圆，安家落户。狗仍是田田的主要话题。我带她去宠物商店，查阅报纸，向朋友们打听。待我从英国出差回来，田田挡在门口，再让开，竟是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宠物商店的一张领养广告像命运，把这两只小猫带到这来。从狗跳跃到猫，大概就像从猿进化成人，总有某些连上帝也无法解释的疑点。这是孩子的特权，谁也跟不上他们的思路。这两只小猫虽是兄妹，却毫无共同之处。哥哥奇相，全身浅褐色，但小脸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里偷喝过墨汁。妹妹则是只普通的带黑色条纹的灰猫。我和田田给它们起名字，绞尽脑汁。最后把田田常挂在嘴边的动画片《狮子王》里的咒语“哈库那玛塔塔(Hakunamatata)”拆开并简化：哈库和玛塔。哈库生性敦厚，富于冒险精神。它对人很傲慢，爱搭不理，穷极无聊时也会蹿到你身上，纯属好奇，看看你怎么吃饭、写作或与人交谈。玛塔胆小、警觉，见人喜欢撒娇打滚，但随时准备逃窜。它的尾端有个弯勾，大概出生不久被门夹伤过，这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将伴其一生，可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跟它说清楚门是怎么回事。有了猫，我们租的单元永远门窗紧闭。哈库和玛塔天天闯祸，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纸篓，在新买的意大利皮沙发上磨爪，防不胜防。我只好充当警察，关门打猫，没有证人，总不至于被防止虐待动物组织告到法庭。每当我狂怒地向猫扑去，田田总是拦着我，又哭又喊，让猫儿们及时逃脱。有时转念一想，猫若大一百倍就是虎，田田得反过来，得为我求情。不久我们买了房子，哈库和玛塔获得解放。我们请人在大门上装了个小门，为猫。它们对自由的试探最初是谨慎的，转而变成狂喜。我们院子后面是一片开满野花的旷野，金灿灿的。哈库和玛塔在其中跳跃，像犁开处女地的最初的沟陇。自由当然也有代价。朋友说猫在户外一定要打防疫针。动物医院就在附近。哈库和玛塔对医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让它们战栗、哀号。回到家，它们的目光充满更多的敬畏和焦虑。几个月后又作了去势手术，这更加痛苦的记忆，让它们悄悄绕着我走。我像独裁者一样孤独。起初，哈库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常常失踪。幸好在它的脖子上挂着铜牌，写明通讯处。电话往往在我们绝望时响起，原来哈库走累了饿了，乞讨到别人的门下。哈库的路线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伤，它大概会像黄风一样消失。那天早上是田田发现的，它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块，露出渗着血珠的白肉。哈库一声不吭，舔着伤口，并领悟了那只狗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世界是凶险的，哈库从此不再远行。有时跟我们散步，只要闻出异己的味道，撒腿就跑。去势后，哈库和玛塔更加百无聊赖，除了每日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脚朝天，有时会突然对猫的生活充满嫉妒，恶意地把它们弄醒。它们眯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图，翻个身，又呼呼睡去。若把它们和黄风相比，大概还是黄风更幸福些。北京胡同独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风土人情都给猫带来无穷的乐趣。吃的也没有人造猫食这么单调。我们当年总是专门给黄风买小鱼，精工细作。而哈库和玛塔对鱼最多闻闻，然后转身走开……它们的味觉已经退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完全被剥夺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北京的猫大多不去势，夜半时分，叫春的声音此起彼伏。再有当年北京不许养狗，猫的世界安全得多。不过哈库和玛塔也会找乐，它们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鸟甚至老鼠，作为战利品向我们邀功。它们的叫声变得很奇怪。这残酷的游戏，得由我们来收拾残局。一天早上，我发现地毯上有只雏鸟，嗷嗷待哺。田田把它装在铺着毛巾的小盒里。鸟妈妈就站在后院的电线上像高音C凄厉地叫着。田田举起小盒，对鸟妈妈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呢。”我们找不到鸟窝，却又发现另一只受伤的雏鸟，身上有猫的齿痕。我们决定试着养活它们。它们的模样真可怜：翅膀秃秃的，尾巴上有几根毛，长腿紧缩，眼睛紧闭，但稍有动静，大嘴就像朵黄花盛开。田田惊叹道：“真丑啊，丑得太可爱了!”我们挖来蚯蚓，居然被吞了进去。看来确实有一线希望。田田的卧室成了病房，紧关着门，怕猫来骚扰。晚上，一只鸟呼吸急促，田田哭了。第二天两只鸟都死了。我们举行了葬礼，把它们埋在一棵小葡萄树下。那几天没人搭理哈库和玛塔。我从窗口看见哈库趴在后院的板墙上，向远处眺望。拖拉机平整着土地，突突的烟雾消散在空中。市政厅在修建公园。而公园必召来更多的人遛狗，那些大大小小的狗将一起转过头来狂吠，进入哈库的恶梦。第三辑 乌鸦女 儿田田今天十三岁了。准确地算，生日应在昨天，这儿和北京有十六个小时时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面条，给她斟了一小杯红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问，“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吗？”我看看表，十三年前这会儿，她刚生下来，护士抱来让我看，隔玻璃窗。她头发稀少，脸通红，吐着泡沫。十三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1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堕入情网。让父母最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心理学家认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岁左右——行动上独立，第二次在十四五岁左右——思想意识上独立。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变化已有迹可寻：她开始注意穿戴，打耳洞，涂指甲，留披肩发，和全美国的女孩子们一起，迷上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男主角。她们个个会唱主题歌。为了顺应潮流，避免沉船，我给她买来《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磁带。在音乐上的对立早就开始了。平时还行，关门各听各的。去年圣诞节开车去拉斯维加斯，她的范晓萱嗲声嗲气，磁带像丢了转，何止影响驾驶，简直让我发疯。倘若有一天警察用范晓萱的歌过堂，我立马招供。换上我的革命歌曲，她堵着耳朵，大喊大叫。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沟通。音乐是植根于人的生理本能的，我一听《春节序曲》，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五八年冬天志愿军从朝鲜回来。堆在我们家阳台上的白薯正发霉。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让《春节序曲》给连起来了：当我坐板凳上啃白薯，电台播个不停。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上没老人，下没弟妹，父母够不着，在中年云雾里忙碌。怎么办？放了学，田田旋风般冲进来，自己弄点儿吃的，就地卧倒，开电视，看脱口秀(talk show)。那是媒体用大量废话，变成笑料，填充人与人之间沉默的深渊。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那个电视上快乐的黑人小伙儿，眼见着成了我们家一员。田田一边做功课，一边跟着他咯咯地乐。她最爱看的还是《我爱我家》。这个一百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她至少看了几十遍，几乎都能背下来。这是她在寻根，寻找北京话耍贫嘴的快感，寻找那个地理上的家，寻找美国经验以前人与人的亲密、纠葛与缠斗。去年田田暑假回北京，那个地理上的家。回来我问她，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哪儿？她闪烁其词，我知道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在国外住久了，你爱哪个家？这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我带田田去宠物商店，让她选个生日礼物。她转来转去，竟看中了只小耗子。我坚决反对，理由一：她妈妈最怕耗子；理由二：耗子最怕猫，我们家有恶猫两只，隔着笼子，也会吓出心脏病。给耗子做心脏手术，我们负担不起。三个星期前，她妈妈回北京办画展，我跟田田在家。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她出门早，我还没起床；她放了学，我刚睡醒午觉；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我跟田田分开了六年，从她四岁到十岁。我满世界漂流时，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嚷嚷。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梦见过那幢石头房子。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事与愿违，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亲。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只能磕磕绊绊带她穿过历史。历史课本相当生动，我也跟着上课。最近我们一起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人口近三分之一；圣经译成英文前，仅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交五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跟着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们全都上了当。原来这与历史课本有互文关系。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杀人放火，照样可赦免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外带个跟班的家长体会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惟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田田还好，走开。我朋友一开讲，他儿子用英文惊呼：Oh, my God! (我的天哪!)下一代怎么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那天，午觉醒来，大雨撼动屋顶。看表，三点十分，田田正要下课。开车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开紧急灯，打伞冲进去。学生们正向外涌，一把把伞迎风张开。我到处找田田那件红绒衣。男孩子五大三粗，女孩子叽叽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楼空。我转身，雨停，天空变得明朗。第三辑 乌鸦夏 天醒来，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划不着的火柴，在夜的边缘不断擦过。鸟嘀咕，若有若无，破晓时变得响亮。白天，大概由于空旷，声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阳光的浊流。邻居的风铃，时而响起。今年夏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重新体验前些年漂泊的孤独。一个学习孤独的人先得有双敏锐的耳朵。大学生们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荡荡。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时光。酷暑只虚晃一枪就过去了。无雨。刚写完这一行，天转阴，下雨了。这是入夏头一场雨。我每隔一天去锻炼身体，三年来，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健身俱乐部在城东，我住城西，城小，开车不过十分钟。这家俱乐部设备齐全，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门。不一会儿功夫，我已大汗淋漓，环顾天花板上巨大的通风管道、四周的落地玻璃镜和锃光瓦亮的健身器械，还有那些在重力挤压下纵横移动的少男少女。看来人的精力总得有个去处，特别是在二十郎当上，否则革命、暴动或犯罪是不可避免的。我回到杠铃前，又加了十磅，连举几下。有人跟我搭话，是个高大结实的白人小伙子，他自我介绍，叫乔(Joe)。而我的名字太难，在他的舌尖上滚了几下，滑落。“你练了几年了？”他问。“三年。”“从多少磅开始的？”“一百。”我注意到他胸前的牌子：私人教练。“你现在只举到一百三十。”他摇摇头。“你想不想块头大点儿？”“当然。”“你闭上眼，”他作了个催眠的手势，“想象自己会有多壮。”我迟疑了一下，闭眼，想象变成他那样。我刚睁眼，他又说：“再闭上，把你想象得更壮些。”这回闭眼，我把自己吹得更鼓些，有点儿变形，像健美画报上的明星。“好了，你准能成为想象的那样。”他拍拍我的肩膀。“在这儿，我是最棒的，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训练。”我有一张不太严格的时间表。早饭后，读一小时的英文杂志，然后开始写作，到中午。午饭很随便，用冰箱里的剩菜煮碗面条，就着啤酒以及当天的报纸邮件一起顺下去。这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尤其是报纸上的那些坏消息。于是午睡。这在美国，是生活在“体制”外的人的特权。下午或去健身房。或读读英文小说。我正读的这本叫《坏的爱情》。那的确很坏，和爱情无关，讲的都是犯罪心理。带着这种犯罪心理做的晚饭，别有滋味。天黑前，得花点儿功夫在院子里，剪枝、浇水、拔草。玫瑰今年开得发疯，那似乎是一种抱怨，被忽视的抱怨。我小心绕开蛐蛐和蜗牛，别踩着它们。小时候令我癫狂的蛐蛐，如今横在路上，赶都赶不走。晚上最轻松，我几乎每天去租盘录像带，这是美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国人，只有经过充满惊吓、诱惑、欺骗、折磨的地狱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国。我按约定时间，在俱乐部转了一圈，不见乔的踪影。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堵车，你知道，可怕，总是这样……”没关系，再约时间，第二次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上学，你知道，没辙，得通过英文考试……”好，现在开始。先做准备活动，再赶鸭子上架。举重从一百二十磅开始，最后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个柠檬被彻底榨干。不停地喝水，无济于事。乔用尽英文中最美好的词来鼓励我，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警告我：“我最恨别人说我做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咬紧牙关，也没敢说出这句听起来挺有人情味的话。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行，看见没有？你举的超过了你体重的三十磅。”他把我带到用隔板隔开的办公桌前，问我对训练有何感想。我也用尽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词。他点点头，拿出一张训练计划，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我说当然没问题即使赴汤蹈火……我突然煞住，这玩意儿别又得掏腰包吧？他翻过训练计划，背后果然是价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经太晚了。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我鼠肚鸡肠，斤斤计较——最后达成妥协，他慷慨大方，在原订六次的训练计划上再加两次，这两次是免费的：我财迷转向，攥着一张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据出了门，半天才找到汽车。天空是一本书，让人百读不厌。我喜欢坐在后院，看暮色降临时天空的变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在一个老画家和他学汉语的女儿家做客。傍晚，他们突然把我领到窗前。天空吸收着水分，越来越蓝，蓝得醉人，那是画家调不出来的颜色。为捕捉这颜色，上世纪末在瑞典形成了著名的画派“北欧之光”。老画家很得意，似乎给我看的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人们经历漫长的黑暗与冰雪，对夏天有一种真正的狂喜。这狂喜让我感动，我拉开住处几乎一年没拉开的窗帘，面对那转瞬即逝的夏天。“准备好了吗？”乔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的选民。他告诉我，周末他的女朋友从洛杉矶过来。他们去Subway吃晚饭，又看了史泰龙(Stallone)的新片子《警察帝国》(Copland)。我告诉他，我去看了《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看来我们都是好莱坞动作片的爱好者，也许正是为了这，我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他再次跟我握手。他说话开始出现漏洞，小小的，无伤大雅。比如，他告诉我他家住在附近，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和上回堵车的托词有矛盾。不过总的来说，乔是个挺纯朴的美国小伙子，笑起来像这儿的夏天，毫无遮拦。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生物化学。靠打工养活自己。按他的说法：“像我这样的白人，年轻、健康、聪明，谁会给你奖学金？”除了在这儿当教练，他还在酒吧弹钢琴。他妈的，中学老师不是说他考不上好大学吗？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哪些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他接着承认，他一下好过了头，几乎无所不行。体育就甭提了，他有自己的爵士乐队，萨克斯管、双簧管、钢琴，样样精通。他天生有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甚至通读过百科全书。对了，他还会德文，他的“选民”中就有一位德国姑娘，他准是用德文中最美好的词鼓励她。从镜子我看到卡在器械中的我，龇牙咧嘴，头发被汗水浸透，贴在前额。我的教练正声嘶力竭，让我做最后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镜子一角是被俱乐部茶色玻璃过滤的天空，夏天正在那里消失。第三辑 乌鸦纽约一日早上五点，我被直升飞机吵醒。它飞得很低，擦窗而过。我想起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头，噩梦中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换成头顶的风扇。驾驶员怎么能在早上五点保持清醒，穿过摩天大楼中变形的黎明？直升飞机刚消失，警车又响起。先是一辆，紧接着第二、第三辆，好像独奏在召唤乐队。这音乐往往配在动作片的结尾处，警车呼啸，字幕升起。一声叹息，我起身，是狗飞飞，趴在我脚下。在二十七层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一只狗的叹息意味着什么？我拉开窗帘。早安，纽约。女主人咪咪正准备早餐。她和我同岁。离婚寡居，两个儿子在读大学，像撒出去的鹰，偶尔回来落落脚。咪咪在联合国工作，认识好几年，我都没弄清她打哪儿来的。总不至于生在联合国吧？后来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语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语便是湖北话，再就是广东话、普通话，“一捏捏”上海话。她在联合国做了多年的同声传译，除了英语法语，还会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想想都让我发疯，我学了二十年英语，到现在只相当于高小程度。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来了。迪马，莫斯科人，联合国临时译员。他挣足了美元，忙于采购，准备回家过圣诞节。咪咪家成了免费的国际旅馆，招待八方来客。吃中国饭，喝法国酒，又没语言障碍，何乐而不为？一线阳光钻过楼缝，经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钢琴上呈扇状，最后触到狗的眼睛，闪烁。传统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腌鲑鱼，加新鲜水果。迪马和我坐下，咪咪居间，这有点儿像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工作早餐。迪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间之显得烦躁，我表示理解。迪马上街采购，咪咪去联合国上班，飞飞激动了一阵，叹气，趴在门口。我给老A打电话。我们认识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传奇，情节曲折，且不断有新的进展。他十三岁成反革命，跳河自杀，得救。随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间，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为上——到处流浪，要过饭。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过事，当美术编辑。在海外，先风水大师，后军事专家。“我这些天睡不着啊，”老A叹了口气。“你想想，还剩下不到两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辉脑子有问题，不是傻，是脑子有问题。台湾独立，大陆绝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必然会介入。军中的少壮派可是主战的。那太平洋里的核潜艇头一颗就对准纽约，就等于对准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