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首席女官-12

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一方面，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他当了几十年兵，打了几十年仗，从没投过敌，从没被俘过，从没掉过队，一句话，没有一天离开过军队，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忠诚者。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色。父亲十分迷恋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那种吃穿用住行一切部队提供的日子使他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感觉。父亲宁肯将自己的薪水寄去老家，或者资助亲戚和战友的孩子念书就业，也不愿用来添置一件不属于部队的家当。1974年我的母亲托人买了一部黑白电视，这件事让父亲十分不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看电视，宁肯守着组织发的那部老式红灯牌收音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黄昏。可另一方面，父亲又时常表现出对军队和军队历史的不屑。他时常用一些十分粗鲁的语言来评价有关军队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大院组织观看一部著名的大型历史歌舞片，父亲看了一半就甩手而去。父亲离去时说了一声'扯鸡8淡！' 　　父亲在他的如此评价中甚至没有丝毫顾忌。父亲对历史演绎出来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感兴趣，不看电影和戏剧，不读小说和回忆文章，也不参加座谈会报告会一类的活动。 　　文革期间，从我们家抄走的东西全是父亲的，其中有不少证章、信件，还有一支王树声大将送给我父亲的二号加拿大橹子。文革之后，母亲多次催父亲去要回那些私人纪念品，父亲却毫无兴趣。父亲说：'要那些破东西有什么用？有用吗？真是扯淡！'父亲明显对那些属于历史的纪念物无牵无挂。等我参加工作之后，父亲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为他收集各类战史。父亲整天整天地读那些由集体创作组整理出的书籍和图例，读得非常起劲。 　　父亲因此而荒芜了他的菜地。读战史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既不张狂欣喜，也不感慨叹气，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出来吃饭，坐到饭桌前二话不说操起筷子大口嚼红烧肘子。 　　父亲一辈子没忌过嘴，他喜欢吃肥肉，喜欢吃动物下水，在肉食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享受部队提供的每月二十斤猪肉或牛羊肉，此外他还有办法从偷偷摸摸的小贩手中弄来蹄膀和猪耳朵，他丝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全部吃掉，对此十分的满意。父亲读完那些战史之后便把它们统统交给小阿姨去升火。有一次我从炉子旁边捡起一本由军事学院写作组编写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简编》，我看见书上全是父亲用红蓝铅笔粗粗画出的勾勾和叉叉，笔划恣肆汪洋，淋漓尽致。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把手中的书丢回炉子边还是怎么办，心里充满了为那些浸透编写者心血和思想的著作被如此不恭地毁掉而产生的遗憾。 　　父亲自己这样，还影响他的子女们。他坚决反对他的孩子们当兵，在这方面，他丝毫没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在父亲失去了他的军职之后，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渐渐瓦解，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们都在顽强突破父亲的铁幕统治后穿上了军装，远走高飞，这一度让父亲心神烦乱。父亲在那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开始关心他当兵的孩子，比如入党、提干，在部队的各种表现，但真正关心的实质是最后一项－－他们的转业。 　　父亲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先是以身边无人照顾为由将在成都当兵的姐姐弄回了家，很快让姐姐转业到了地方，接着'绑架'了两岁的大孙子，再以此要挟逼迫我的大哥在天津脱去了军装，回家来当了一名技术员，最后一个是我在新疆当兵的弟弟，父亲干脆地说，弟弟根本就不是一块当兵的料，如果他只知道一个劲地写信回家里诉苦的话，他还不如干脆回家来做他的老校父亲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整个计划，他使他的子女们在满腔热情地穿上军装之后并没有成为无所牵挂的军人，他用他自己强大的思维制约着他们，他设计了一个个圈套，然后从容不迫地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钻进了他的圈套，他向他们证明了，无论他们怎样的聪明和有文化，在他面前，他们永远都是嫩得能掐出水的新兵蛋子，他坐在他那间全部由部队营具布置出的房间里，深邃的目光坚定地穿透砖墙投向看不见的遥远之处，显得沉着而冷静，直到他最后一个孩子穿着摘掉了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行李推门而入时，他便告诉自己，这个战役结束了。 　　对于父亲如此作为，我的母亲非常有意见。母亲是蒙族人，大漠草原的骁勇血流使我的母亲一直认定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只有挽弓挽缰、驰骋疆场的汉子才算得上真汉子。母亲当然是组织上的决定才嫁给了父亲，成为我的母亲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开始她没有被伟岸的父亲骑在高头骏马上的威风所诱惑得怦然心动，花烛之夜父亲噔噔而至的脚步声肯定使母亲满面红霞，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嫁给了一个职业军人，她的大哥是军人，小弟是军人，她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她把军队看得无尚崇高便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母亲希望她的孩子能成长出几个好军人来，母亲坚信龙生龙凤生凤的理论，母亲关于好军人的概念十分简单，那就是当大干部指挥大队伍的军人，可是母亲的美好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不能不让她伤心难过。母亲也曾竭力反对过父亲对子弟兵的策反，但成吉思汗后裔的母亲却最终没能战胜由农民而军人的父亲。母亲在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大声地对父亲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自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不求进步，难道还不让孩子们求进步吗？！' 　　我知道，母亲的这句话肯定是重重地刺伤了我的父亲，它像一柄钝而沉的矛，直接刺中了父亲伤痕累累的心创中最不该被触动的那一部分，我的父亲在那一刻肯定是在流淌着鲜血，并且疼痛得止不住地痉挛。但是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说，他转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 　　父亲在接到休息命令后不久就和我的母亲分室而居了。 　　山海关战役之后父亲被行政撤职，调去合江省和土匪们打交道，这也许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事。父亲继续被作为强有力的杀手，带领一个加强团在冰天雪地中到处游荡。从虎林的阿察河到西克林的库尔滨河，所有派系的土匪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他们对父亲和他的剿匪部队咬牙切齿，视为眼刺。他们之中不乏绿林高手，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中，无论是老毛子，张府二帅、关东军还是鲜人敢死队都不曾把他们怎么样，管你天上飘着什么颜色的旗，他们腰里插着一水新的喷子，胯下骑的膘肥体壮的压脚子，身上穿着暖乎乎的山神爷毛叶子，进屯就嚷嚷着搬姜子、飘洋子，酒醉饭饱后还要去玩上一个俊俏的海台子，要多乐有多乐，可他们最终还是栽在了父亲残酷无情的剿杀之中。 　　父亲率领着他的剿匪队伍在北满的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着，所有的马匹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吐着白色的热气，时刻不安地撩动着挂满冰凌的四蹄。父亲的胡子乍立如矛，目光凶狠，脸色铁青，身上长满了虱子。父亲大口啃着冻得嘎吧脆的猴头菇和肥硕的大马哈鱼，将带血的狍子肉整块整块地填进他的胃里。父亲灌凉白开水似地大口灌着劣性老白干，然后摘下熊皮帽子，硕大的头颅上开锅似地冒起大片热气。两只装满弹匣的大镜面匣枪挂在马鞍两旁，父亲就那么晃荡着双枪策马疾奔。大雪纷纷扬扬，部队在雪原中就像一捧滚动着的雪粒子，除了马匹偶尔发出的响嚏和脚步踩出的嘎吱嘎吱的雪响，没有人说一句话。父亲带着他的剿匪部队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走，固执地追逐着每一股土匪，恶狠狠地咬住他们，然后眼不眨心不跳地把他们变成冰冷的尸首。 　　熊熊的篝火在日本军用帐篷外面哔剥地燃烧着，松脂能使篝火彻夜不熄，父亲在帐篷里紧裹着虎皮酣然大睡，身下冰雪悄然无息。一头丢失了崽子的黑瞎子气鼓鼓地从林子里走来，与一群觅食的野猪擦肩而过，黑瞎子茫然无措地看了看篝火，摇摇头，笨拙地离去，它不知道，亮如白昼的黑夜之中，至少有两个暗哨都曾将顶上了火的枪口瞄准过它毛绒绒的心口。黑瞎子离去之后大雪仍然纷纷扬扬，在接近篝火之前便化成了水珠，给火焰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兴奋。高大的塔松支撑不住，轰然坍塌下一堆积雪，将帐篷砸得一晃悠。 　　父亲鼾声依旧。 　　浓睡中的父亲从来就不做噩梦。 　　赋闲之后的父亲为自己谋得的最后一个领地是一间唯独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光阴荏苒，母亲早已习惯了随军飘移和颠沛，自从1948年母亲在东北嫁给了父亲之后，她就开始不断重复搬家这类事情。早些时候没有什么家当，父亲将调令往兜里一揣，叫警卫员拎上唯一的皮箱，带上母亲就出发了。慢慢就有了些负担。从东北入关的时候母亲怀里抱着我吃奶的大哥。调离南京的时候母亲怀里换成了大姐，大哥则由秘书牵着。 　　> 进入湖南后我的二姐降生了，这就使调动的队伍变得臃肿起来。1956年，父亲调往四川时，我母亲怀我已足月，调动却并不因此而受阻。在长沙站，列车长知道母亲将要临产时说什么也不允许母亲挺着大肚子上车，他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我的母亲把婴儿生在隆隆开动的火车上。父亲在火车启动时开始大动肝火，他指挥警卫员把我的母亲硬从车窗口塞了进去，在列车员打算再一次把母亲抬下车时警卫员拔出了手枪，警卫员怒不可遏地用瓦蓝的枪口指住列车员的鼻子说：'你想活不想活？！'这样，我母亲和我才一路无虞地被'运'到了四川。母亲像大部分随军家属一样很快学会了搬家，她甚至能奇迹般地将十几口巨大的泡菜坛子无一损坏地托运到千里之外的新家。搬家使母亲从父亲的家属一跃而成为行动的总指挥，怎样将父亲几十套各个年代发配的军装打包，怎样将一家人的棉絮装进八二迫击炮弹箱里，带上什么丢掉什么，这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管。父亲关心的只是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便自己挑选一间单独的卧室。父亲长久地坐在他那间紧闭房门的屋里，默不作声，有时候家里没有别的人，有外人在院子里叫门，他也一声不应。他的目光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骁悍，花白的鬓角和松弛的两颊使他显出莫名其妙的慈祥，一双被火药燎灼得面目全非的大手安静地搁在老式藤椅的扶手上，只有他的腰，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挺得笔直，即使他坐在那里，也从不塌陷下去。 　　父亲守着他的房间，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进入，有时候连小阿姨进去叠被子拖地板他也要大发脾气。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自己不求上进，他还要怎样呢？'母亲这么说，但母亲仅仅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是要我们真的附庸她。如果我们不懂事，把母亲的意思弄拧了，表现出对父亲怪异性格的不满，那我们可就是自讨没趣。 　　母亲会瞪着惊诧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弄不明白她和我们的父亲怎么会生下我们这一群不肖的犊子。母亲斥责我们的口气比她说父亲的更激烈。母亲大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你们的父亲？你们难道有吗？嘿，别看你们一个个长得骡高马大的，也只有这点你们才多少有点像你们的父亲，别的任何地方，你们半点不如！你们配吗？还自以为什么似的，你们，连他的一个小拇指也够不上！'母亲这样说。母亲双手叉腰，高高地扬着下颏。母亲在这种时候绝对像极了一头护卫自己伴侣的骄傲的母豹，她的瞳仁闪闪发光，她站在那里训斥我们的样子美丽动人。 　　1967年秋天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天父亲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回来之后便去翻衣柜。父亲把十几套充满樟脑味的军装扔得满床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军装立刻就使父亲呆板的房间充满了生动。父亲在那一大堆压了多年箱底的军装中翻找着，像个小学生一样拿不定主意，他的举动使母亲感到蹊跷。母亲弄不清父亲在干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呆在由花园开垦出的菜地里，种白菜或者萝卜，父亲挑着晃晃荡荡的粪桶在菜畦里穿过，往手心里吐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锄地，他仍然穿着军装，那是用结实的卡其布做成的，上面满是黄泥、汗渍和粪水。锁在衣柜里的军装他原来是用不上的。母亲不明白，母亲便问。父亲抓着一件军装怔怔地盯着母亲，仿佛没明白母亲问的是什么。好半天父亲才哈哈大笑起来，把军装往母亲怀里一塞，洪亮着嗓门说：'什么事？还能有什么事？大喜事！告诉你老婆子，我要进北京见毛主席了！' 　　1967年秋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毛主席突然想着要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军以上干部，这对休息了多年的父亲无疑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毛主席是军队的统帅，统帅要接见他的兵了，父亲在如此巨大的喜讯面前无法抑止住他内心的喜悦。父亲也许还下意识地揣测过这次接见的重大意义，是毛主席要重新整顿军队了？是什么地方又要打仗了？是和苏联印度干还是要收复台湾？不管怎么样，不管和谁打，新兵蛋子总没有老兵好使唤。父亲激动得要命，他拿不定主意穿什么样的军装去朝见最高统帅，他吩咐母亲为他找出一副崭新的领章帽徽，他对母亲的针线活不满意得近乎于挑剔，直到母亲用尺子量好位置憋住呼吸缝好领章帽徽，他有满脸严肃地认真检查了三四遍方才过关。 　　第六章 　　从此以后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眠之夜，让父亲食不安睡不宁，他连一天也不愿等待，恨不得拔腿就去北京。好在晋京之前还有许多的事要做。有关部门组织老干部学习各种文件，大家畅谈对统帅的崇敬之情和幸福感受，回忆当年在统帅亲自指挥下不断打胜仗的革命历程；被服厂的老师傅来为每位晋京的人量尺寸统一制装，军医带着脸蛋红扑扑的小护士来为首长们检查身体，热情而有严格地写下诊断书，宣传队的男女文艺兵们送来了一台台文艺节目，让首长们大饱眼福。院子里那些日子就像过年一般充满了喜庆的欢乐。 　　父亲在那段日子里变化极大。他开始荒芜菜地，在更多的时间里待在家中。他开始关心报纸上的事情，报纸一送来，他就抢在手中，从一版一个字不拉地看到四版，然后锁紧眉头自言自语道：'台湾风平浪静哪？一个字也没提，会不会是计？要不真是和老毛子干？'他变得爱说话了，大声地像个饶舌的孩子，即便在饭桌上也喋喋不休，和送报纸的小干事也聊个没完没了。阳光在那个秋天出奇地温暖和漫长，蛋黄色的太阳在整个下午都耐心地悬在空中，风从安谧的院子通过，抚动开始泛黄的葡萄叶，娑娑作响的声音让人联想起密集的红高粱和挺拔的白桦林前仆后拥的情景。父亲送走了送报纸的小干事回到他自己房里，不一会儿，房里便传出父亲响亮的歌声：走上前去，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 　　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为父亲缝着衬衣上的扣子。母亲偷偷地抿着嘴笑。父亲在窗户里看见了。父亲越发大声地唱起一支小调：青年你想去。 　　妇女来拥护。 　　参加红军要吃苦， 　　后方享幸福， 　　青年你走了，吃苦又耐劳。 　　行起军来日夜跑， 　　红军士气高。 　　红军莫想家。 　　马上到黄麻。 　　占领地盘再请假， 　　请假看爹妈。 　　群众应关心， 　　要代家属耕。 　　他在前方把命拼， 　　为的是穷人。 　　父亲大声地唱着，他的嗓门直直地，丝毫未加修饰，但这并不妨碍他唱下去。父亲的心境就像没有一丝云彩的蔚蓝色的天空，他像孩子一样只有纯静的盼望和期待，在那片蔚蓝色的期待下，父亲似乎又有了一次生命的注入。 　　晋京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干部们一个个容光焕发，身穿崭新军装，脚蹬锃亮皮鞋，手拎一式黑色皮箱，依次蹬上披红挂彩的军用交通车。他们全都像新兵入伍一样的兴奋，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羞赧。人们在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就像当年他们打了胜仗参加庆功会一样，红花映红了他们的脸膛，使他们显得格外地英姿勃发。年轻的士兵们在车下拼命地擂动锣鼓，锣鼓声振聋发聩。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如果父亲真的去了北京，如果父亲参加了那次统帅对军队干部的接见，如果统帅和蔼可亲地告诉他的兵，天下大治，形势大好，没有什么仗需要你们打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如果这样，父亲会怎么样？父亲会感到强烈的失望吗？我之所以这样设想，纯属是一种好奇，因为最高统帅根本就没有对他的老兵们说这些话，实际上，父亲他没有去成北京。事情在最后关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事件的肇事者是休息干部老王。 　　老王是1932 年参加革命的，有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延安时期，老王在中央的警卫团干过三年，在站岗放哨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繁忙工作之余出来遛腿的中央首长，据老王说，毛主席当年还和他拉过家常。老王在解放以后戍守祖国的西大门，中印反击战的时候，老王上前线指挥战斗，被印军的一发炮弹从吉普车里炸了出来，丢了一支胳膊，从那以后他就离职养伤了。老王休息后并没有歇着，仍然时不常地被机关工矿学校请去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他自己起的，叫做《我为伟大领袖站岗放哨》，说的是他在延安当兵的那三年经历，为此他被好几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毛主席要接见军队干部的消息传出后，老王激动万分，逢人就说：'毛主席还记得我呢！毛主席要接见我了！'人要说，中国革命任重道远，世界革命方兴未艾，毛主席那么忙，怎么会记得你？他就急，一本正经说：'你以为毛主席是什么？他老人家心中装着全世界，怎么会不记得我！'院里的领导看老王那份喜悦的样子，不忍心告诉他，毛主席这回要见的是军以上干部，做为师职休息的老王不在圈圈里。老王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道，整天喜气洋洋的，巴心巴肝地盼着去北京见毛主席那一天。直到出发上京的前一天晚上，院里的领导才去老王家里通知了他。院里的领导懂得委婉，说主席很忙，那么多人一下子见不过来，这拨见了还有下拨，首长你就耐心一点，等。老王立时就懵了，话都说不出来，等到能说话了，反反复复只有一句：我要去见毛主席。我要去见毛主席。院里的领导怎么解释也没用，后来急了，说，你这同志怎么这样？我又不是毛主席，我就答应你又管什么用？管用吗？ 　　老王听了这话，明白是绝望了，以后再不说什么。等院里领导离去，老王就站到客厅的主席绣像前，六十岁的人，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载着晋京人们的军用大交通驶过院里的大白楼，交通车在人们一声惊呼中猛地刹住，车上的人都探出头去看，十几层高的白楼顶上，摇摇晃晃地站着一个人，那人是老王。 　　人们猛抽一口冷气，都憋住了呼吸。 　　老王迎风站在顶楼平台边上，他穿着五十年代部队发的蓝色军礼服，戴着大檐帽，胸前佩满了大大小小的战功章。强劲的风将他的礼服下摆掀起来，胸前的战功章不停地发出悦耳的撞击声。老王像一个梦游者，目光望着遥远的北方，凄楚地呼喊声随风而至:'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老兵想见你……'父亲原来是坐在座位上的，崭新的皮鞋和皮衣箱都发出悦目的光泽。父亲脸上的红晕突然消失了，他转过头来冲送行的院领导喊： 　　'快去把老王弄下来！没看出他要干什么吗？让他和我们一起进京！'院领导脸都白了，但是脸都白了的院领导仍然知道什么是原则。院领导说：'这是不可能的。老王他没有资格进京。这是规定，我说也不管用！'父亲的声音都变了形。父亲喊道：'什么他妈的不可能！打仗的时候也没订这么多破杠杠！'院领导说：'老邓，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这没有用！'父亲像一头狮子似地从座位上扑出去，一把揪住院领导，声嘶力竭地喊道：'你眼瞎了？！他说跳就跳了！'话音刚落，站在十几层楼高处的老王双臂大张开，像是要扑进谁的怀抱里似的扑向空中，在人们的一声惊呼里，老王如一片枯尽了的叶子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片刻之后水泥地上传来一记浊闷的响声。 　　车上的人全都惊呆了。在他们即将进京去朝见他们崇敬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却死了，是自杀而死的，因为他没有资格见他想见的统帅，这似乎是一场白日梦。 　　这些经历过太多死亡的老兵，此刻都默不作声。 　　父亲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不远处变成肉泥静静躺在那里的老王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在长久的寂静之后他推开院领导，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走到车门边，一脚踹开车门，跳下了车。父亲他一把拽下胸前的红花，仰头朝天吼道：'我见谁？我他妈谁也不见了！' 　　父亲回到了他一度荒芜了的菜地里。父亲换掉了新军装，依然穿上旧军装，即便如此，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密密。他挑着满荡荡的粪水穿过菜畦，放下粪桶，操起粪勺，将粪水泼出一片片均匀的水扇。菜地好些日子无人料理，已经生长出一些杂草了。父亲冲手心里吐一口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地锄地。秋天最后的时刻，大自然总是消瘦得厉害，青天红地，给人一种被大肆掠夺过的感觉。父亲在秋天最后的阳光里一声不响地埋头劳作，旧军装很快被汗水浸透了。 　　父亲把他的菜地收拾得十分出色。有路过的人看了，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来，和那个种菜的老兵闲呱几句，说上一些夸奖的话。父亲的菜地确实经营得不错。 　　但是父亲的脸上就是没有笑容。 　　父亲十六岁时个头就长得很高了，而且父亲的胆子也大，富有冒险精神。很多人都愿意在农忙的季节雇他去做短工。村里人有时候和我爷爷闲聊，就说，这娃要是不当兵，那就亏了。我的爷爷不喜欢听这种话，他很反感。我的爷爷已经有两个儿子在红军了，他才不情愿再多一个儿子舞枪弄棒呢。但是父亲并没有听爷爷的，他还是当了兵。我的爷爷为此一定伤透了心，所以他决定不等到父亲这个逆子衣锦还乡就先奔黄泉路而去了。 　　很多年之后，父亲休息了，他带着一身的伤痕住进了干休所，做了一名穿军装的寓公。 　　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和干休所的所有老兵们一起脱掉了军装，成为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父亲整日在菜地里劳作，他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事情就这么简单。还剩下一些什么让父亲固守着呢？父亲在那片菜地里究竟能种出些什么来呢？据我所知，在父亲那口从不开启的老式樟木箱里，还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领章帽徽俱齐的新军装，军装是加大号的，不曾下过水，散发出染剂和樟脑的芬芳。 　　父亲已经不是一个兵了，对我们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他仍然是丈夫、父亲、爷爷和姥爷，任何时候都没人取消他的这个资格。父亲有一次对家人说：我要死在家乡。 　　我哪里也不死，要死就死在家乡。父亲说了这话后就带着我们全家搬回了湖北。搬家那天，院子里有很多人来送行，大多是像父亲一样的休息老头，还有父亲的亲家以及吃过父亲菜的人们，他们都和母亲握手，说：'恭喜乔迁。'有的粗鲁老头还说：'妈的，你们倒是回去了。回去等死呀？'父亲没有加入那个依依难舍的告别。我私下里想，这大概是我们在父亲意志下最后的一次搬迁。 　　父亲习惯性地走出新居，到四周荒野去寻找和开垦他的菜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父亲把地里的石头瓦片捡出来，把茂盛的野花野草深深地埋入地下，然后种上白菜萝卜。 　　新鲜的泥土气息弥漫在空气里，蚯蚓细致的鳞片在阳光的反射下闪着银光，这一起都使父亲有一种归来的真实感。只是父亲再也挑不动粪桶了，骨头老化和静脉曲张使他再不能健步如飞地从菜畦中穿过，更多的时候，父亲只能拄着长锄，站在菜地旁，忧心忡忡地看着菜叶渐渐黄去，心里充满了悲怆。有时候有几只黄嘴麻雀从远方飞来，它们在泛黄的菜叶旁边休息、吵嘴或者奇怪地打量一番身旁那个呆呆站立的老人，当它们发现这块地里并没有什么值得它们留恋之处时，它们便一起飞走了。总之它们一点也用不着害怕那个像稻草人一样的老人。 　　不管父亲过去曾经怎样过，他如今已经无法阻止地衰老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带着儿子过江南去父亲家度周末。黄昏时分，我和大哥陪母亲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乘凉，一边说一些关于工资物价方面的事。我的四岁的儿子先是爬在一丛蕙兰边津津有味地观看一队红蚂蚁搬家，另一队黄蚂蚁列队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就试图挑动两队蚂蚁打仗。蚂蚁被他用小竹棍拨赶到一起，互相用触须嗅了嗅，又迅速分开，各行其道。儿子对两队蚂蚁的怯懦大为不满，跑进屋里取出他的电动冲锋枪对着阵脚大乱的蚂蚁群猛烈扫射，其状英勇无比。母亲对我儿子的行为十分欣赏。母亲抛开我们去问儿子。母亲说：'笑笑长大以后干什么？'儿子收了枪，毫不犹豫地说： 　　'当兵呗！'我们都笑了。我们都觉得这个回答很妙。我们都觉得老邓家下一代再出一个当兵的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都停止了笑声。我们突然都停止了说话。 　　母亲、大哥、我、我的儿子，我们听到屋里传来的父亲苍老但情有独钟的歌声：走上前去，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父亲在唱，他的嗓子直直的，丝毫没有装饰。父亲真的在唱，他唱的是那支六十年前许多人都在唱的歌。在炎烈夏季的黄昏，父亲的歌声一直持续着传出很远。 　　我们愣在那里。我们就愣在那里。过了很久很久，当过兵的大哥才轻轻地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我没有转过头去。是什么东西使我无法转过头去。但是我知道，那个兵就站在他的卧室里。他是站在那里，挺着胸，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就那么情有独钟地唱着那支歌。 　　父亲原名邓声连，一九一二年农历五月廿七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麻县东冲村。十六岁那年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参加工农红军，入伍后作战多次，负伤数次，二等甲级残废。曾受红军随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党校整风等训练。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因反抗上级闹独立性，受行政撤职处分一次。1992年在湖北脱去军装，时年八十岁。 　　选自《上海文学》1995年第八期 　　《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六期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