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中篇小说集-4

2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31师仍守台儿庄大寨内外；外围的30师、27师、44旅以及卢汉的部队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刘家湖、南洛。三里庄等地攻击日军部队，以减轻31师在台儿庄所承受的压力。但由于濑谷的赤峰和福荣两个联队自峄县源源南下增援，攻势凌厉，使我守军倍感吃力，同时第5师团从临沂方向驰援矶谷的坂本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向城和爱曲，而这个时候孙连仲的第2军团官兵已经伤亡过半，台儿庄岌岌可危······在庄寨内31师已经血拼了7昼夜，死伤累累。池峰城看到剩下来的的弟兄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再打下去势将全军覆没了，于是电请孙连仲准予转移阵地。其实孙连仲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直接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第2军团伤亡已达七成，可否请长官准许暂时退守运河南岸，好让西北军留下一点种子，这也是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李宗仁算就汤恩伯的援军第二天午前就会赶到庄北，于是很坚定地回说：作战之胜负往往决定于最后五分钟，你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拂晓，我明天会来，这是命令。孙连仲感觉到了司令长官的坚决态度，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整个军团打完为止。当池峰城得到孙连仲传来的消息之后，便下令炸掉通往运河南岸的便桥，下定决心，背水一战，与台儿庄共存亡。显然，台儿庄这一仗不能只靠池峰城的31师、田镇南的30军、甚至孙连仲的整个集团军的血拼狠斗苦苦支撑下去的，我们要做的是切断源源而来的日军动线，堵绝他们的后路，再回过头来形成反包围，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本来是李宗仁当初运动战的构想，现在由20军团汤恩伯来执行了。其实，汤军团打开始就一直扯着濑谷后腿不放，象王仲廉和关麟征的部队就不断由东西向侧击枣庄和峄县。31日，眼看着52军已经快杀到北洛了，但板垣的增援部队却攻陷了向城，汤恩伯发现苗头不对，马上令52军和85军的第4师来个南北双向大包抄，在鲁坊和爱曲集结。4月1日起，5师团的坂本支队一窝蜂往岔河杀去，想在台儿庄外围和10师团会师。汤恩伯开放了台潍公路任其深入，而事实上日军正一步步落入20军团的口袋！184团在台儿庄已经苦守了10天了，庄内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4月初。日军见力拼无功，便施放毒气来逼出躲在阵地壕沟中的守军。王嘉琳：“一得病，这个人哪就是发烧、发冷，可是啊，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喝水，一喝水这个脸哪就变得黑的了，都发肿、发胖，就肿了，过不了一天···就···死了···”不过，到了3日午夜，汤恩伯的大口袋已经成功地把坂本南来的部队完全击溃。4月4日，汤部分3路回援台儿庄，他们分别是第一路关麟征从兰陵向西往回杀和第二路从大良壁出发的王仲廉一样，目标都是峄县，第三路由后进战场的周碞75军从岔河往张楼走，以为其他两路呼应。这一天孙连仲也发动了攻势，30师冲到了北洛，110师杀到了泥沟。4月6日，关麟征和王仲廉在陶墩会师，北进攻克甘露沟，我军各线都有斩获，日阵全军松动站不住脚，矶谷不得不面对现实下令撤退，坂本的5师团也跟着再一次认输收兵回窜。我军在这个战场上前后足足血拼了一百天，终于打赢了。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也是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场苦仗致胜的几个关键所在：一、在序幕战中，所谓“杂牌军”的攻势防守成功，使三路日军从头到尾都没有达到会师的目的。二、第2军团孙连仲所部苦守台儿庄，任轰、任炸、任熏，坚持到底死不退让。三、20军团汤恩伯在外围的运动战可圈可点，有效切断敌军后路，完成反包围的优势。四、由于军纪整饬厉行，致使全军将士用命，每一条壕沟、每一寸土地都能死守到最后。可见，胜利是由顶顶点点的坚持累积而成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复榘之伏法也不无功劳。如果从影响上来看这一役它是极为深远的：一、从战果上来看，根据日方所公布的伤亡数字为11918人，我方宣称歼敌2万4千余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台儿庄是“七七”、“八一三”以迄南京沦陷之后的一次空前胜利，因此，台儿庄已不再是一个小寨子，而是全国的台儿庄，甚至扬名世界的台儿庄！二、参与这次战役的国军可以说是集全国各派各系的部队于一炉，这些部队在7、8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都还是兵戎相见的敌手，其中大部分的西北军便是一例，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当年也被列为“叛将”，开除过党籍。今天这些“杂牌军”在日军的炮口下团结起来，在这一场战役中他们的表现是令人感动的，此一团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抗日胜利的远景，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三、这一役对我国抗日整个策略的贡献也是关键性的，（战略学者）蒋纬国将军说：“因为我们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使徐州的国军很迅速地、及时地完成了他要拖延的时间，造成我们长江下游的应该要撤退的政府人员、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原料，能够及时地撤出作战地区而先通过汉口，他们先通过汉口就有机会向西撤退。”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纪录仍叫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当地居民说，谢登友：“浮桥呢就是在这儿的，在这儿设备好的浮桥准备退下去啊，打不过啊，打不了就得退下去，下的命令绝对不能退，死守台儿庄。在历史上日本鬼子失败在这里失败一次。”运河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流洗衣服的村妇当不知道当年池峰城为了死守他们的家园自断后路炸毁便桥的故事正发生在她们的身边吧。往寨北走去，当年三进三出，战况最为激烈的大北门如今已经修葺一新，一点也看不出战斗的痕迹，只有几个刻意保留下来的火口可以供后人去联想了。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邻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台儿庄庄寨里原本都是些泥砖砌成不堪一击的房子，所以比较牢固一点的建筑物便成了双方争取的基地，象城隍庙、关帝庙、清真寺和文昌阁都成了战斗最为激烈的据点。城北的城隍庙已经不见了，西北角的文昌阁今天仍保留在枣庄二中的校园内，也许经过重修，他们竟把惜字炉的石碑当作了墙脚，看起来虽很突兀，但想想也不无道理。比较完整的建筑是清真寺，这里的管理员马老先生也是少数身历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回忆60年前的往事说：“我现在是80岁，台儿庄大战是目击者、目睹者，战前的军事调动、部署亲眼所见，譬如说徐州带领大军是30万，川军、云南军、西北军等等啊，亲眼目睹，战后全省一片焦土是我亲眼目睹啊，我们这儿是186团（口误，应为184团）的军事指挥部，敌人从后面炸开缺口进来把我们团指挥部打出去，剩余的一百多个中国军队（人）退守这个屋，这个屋叫沐浴室，退守这里头顽强抵抗，不投降，走不了，最后敌人用毒气毒死这些人。我们这棵松树有接近五百年的维护古迹，现在遗留在东边的这一棵，这一棵也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地方，也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那个枪眼子那么多。那个墙壁呢，地址是我们团指挥部所在地，打的那些弹痕呢，完全是跟敌人冲锋打的弹痕，那一块弹痕就接近一百个枪眼子。其他人命呢，那军队的牺牲，不知我们中国军队要牺牲多少换来那些枪眼子······”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几都是真迹。60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一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台儿庄的一战对日军而言可谓颜面尽失，不论在国人、世人面前丢脸都丢到了家了，就连裕仁都咽不下这口气，因而推翻了1938年不发动新攻势的原议，令杉山元调集华北、华中两方面军的精锐部队13个师团朝徐州集结，准备大举进攻报一箭之仇。这个时候我军前前后后聚集在徐州周围的部队已多达60多个师，约60余万人，加上邻近的第一战区驻军，可以说全国的筹码全都在这儿了。武汉军事委员会，我国最高军事统御当局现在正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抉择，打，还是不打？在极为冷静的全盘评估之后，蒋委员长下令五战区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李宗仁根据电令立即把部队分成五路，并由刘汝明的68军掩护分别突围。这些部队到5月下旬按命令路线先后撤到河南和安徽一带，这便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战略性的大撤退。5月19日，日军浩浩荡荡进据徐州，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只是一座空城。一寸河山一寸血（15）1938年5月，由寺内领军南下的日军终于打通了津浦线和北上的畑俊六在徐州会师了，他们本想在这个古战场上捕捉国军主力，进行一场歼灭式的会战的，但中国军队却先此一步成功地避开了决战，兵分五路突围成功，徐州会战到此也告了一个段落。这一役日军虽然占据了徐州，但却不如他们的预期：彻底击溃“支那”，一举结束所谓中国事件的企图。而中国这一方面却保住了珍贵的筹码去面对往后的战斗！战争虽然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战争中没有一块土地、一个人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甚至比战场上更为凄楚、残酷！第十五集 大迁徙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14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离家”中，江陵写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无处逃亡！这是九一八之后风行全国，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由于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正陷于“安内”、“攘外”先后的纷争与矛盾之中，这些对单纯的老百姓而言，有如坠入五里雾中，他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只是无助与彷徨了，这种情形直到1937年七七之后才有了显著的改变，虽然他们同样跋山涉水，同样背井离乡，但却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标——“到大后方去！”因此在心态上他们已不再是流浪、不再是逃亡，而是一种凝聚。这种凝聚虽然是在敌人炮口之下形成的，却也造成了数千年来民族史上第一次族群的大融合。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七七之后从全国各地先后涌向大西南川、滇、黔三个省份的“外地人”多达一千万人以上。他们有的是来自关外的，诚可以说万里迢迢，在交通运输设备十分落后的当年，大部分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和一份坚韧不拔的意志，一步又一步走向几乎遥不可及的目的地。大致来说，向西南迁徙的路线有三条，以长江来界分，江以北和江以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分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的。先说陆路，北方来的大致是沿陇海路过西安到了宝鸡左拐南下走川陕大道越大散岭入川。南路比较复杂，民国27年6月以前还可以汇入长江行船上行，武汉沦敌后，就只能切过赣南、桂北，跨过粤汉路朝西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这条线到四川了。水路是以长江为主的，但这条水道到了宜昌江面变狭小了，而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招商局的大船过不去，必须靠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小火轮来接驳。卢作孚在杨森任四川省主席时代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转营航运。抗战初兴，他将所有船只46艘悉数投入抢运军公物资的工作，对政府当时西迁具直接贡献，后来民生公司又赶造了一批5、60吨的白木船，以人力与风力逆流而上。从宜昌到重庆有1000多华里路，沿途险滩不下70多处，单是一个巫峡就长达80华里，滩水落差约在2公尺左右，一条船要雇200个纤夫来拉，1小时只能前进2丈地，其艰苦的情状是很难言喻的。其实对陆路而言北入四川也非易事，李白写的《蜀道难》讲得正是这条路。韩愈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指这里。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政府已决定西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基地。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南京启节登永丰轮西上，花了10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据记载当时有十余万人在码头上欢迎他，从此重庆便成为战时的陪都和万民鹜趋的精神标的。全国大迁徙的壮丽行列我们很难去区分他们的从属，所谓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就这么走着，但从整体战的角度来看，除了军事之外，还是可以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几个方面来叙述。有关政、经、文教部分我们都将以专辑来介绍，本集所要谈的只是概略的部分过程。也许您还记得抗战初期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我们在淞沪抛头颅，在台儿庄洒热血，为的都是争取时间。那么换来时间做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抢着把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机器设备运到后方去以为大西南发展军需、民生工业的种子，这个担子落在当时资源委员会的肩膀上，而居功至伟的则为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林继庸和上海的一些爱国商人们。当时任职实业部的顾毓瑔回忆西迁筹备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193···几啊，翁文灝就是派我们一个调查团从重庆开始沿长江流域的工厂，重要的工厂进行调查。那么由实业部，实业部是我代表的，还有这个资源委员会，重点还是在京沪一带，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我们这个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可是这个原稿呢，文化大革命抄家都抄走了。那个时候准备要···要迁厂了，就拿我这个报告为基础，有一个迁厂委员会，迁厂委员会当时有个姓颜的，颜耀秋，是上海有一个什么机器厂（即上海机器厂）的总经理，他带领这个上海的一般机器行业里的人啊响应这件事情，我们就请他来主持迁厂委员会，这个数字我记得，32万吨，32万吨机器要运到重庆谈何容易啊，那个时候又是碰到枯水的时候，冬天了，水运嘛，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工作啊需要好几个月，而正是台儿庄之战啊，台儿庄的一战，血战台儿庄嘛,就是这仗帮了我啊，帮了我们中国争取了5个月的时间。”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开工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林继庸几经奔走，蹉跎了不少时间，等第一批工厂拆迁的时候已届8月中旬沪战正式开打了，因此这些商家等于是在炮火中抢运的，当时有人搬着搬着，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就此一命呜呼，后面的人只是“唉呦”一声便接着扛起溅满了鲜血的机器继续往前走，如此景象就如同战场上作战一样。娇生惯养的大老板并不以此为苦，他们抹一抹脸上的油灰，只是彼此笑笑，相期“武汉再见”！从上海启运的物资都是走水路的，所以武汉便成了西迁路上的中途重镇。当时在汉口负责运输调度工作的喻伯刚回忆说：“那时候我在船舶运输司令部当征调股长，做很久···比较有···很麻烦，那时候动员很多人喔，各方都是有军事机关啦，汉口的警备司令部啦，船舶运输司令部啊，动员很多人，那时很多船哪，有时十几二十几条商船啊，也有海军的船，日本飞机拼命轰炸，那个船嘛又···炸沉了很多只船，炸沉了很多只商船，所以以后一退到汉口过后啊，那么船只就感觉到很少了。”（川湘水陆联运处）杨鲁林：“那么到重庆嘛，重庆招商局那个时候没有生路啊，那船舶太大啊，‘江兴’、‘江安’都是4千吨的，重庆只有民生公司的船，小船800吨，什么‘民本’啊、‘民权’啦，什么‘民族’啦···，民生公司就是卢作孚是老板，在四川只有他的船可以走。“喻伯刚：“这个时候四川川江的水很流的，你假使有许多什么小船啊，这个马力不够啊，你要把它弄到四川啊要费很大力的，费也是费很大的力量，那么要以人工啊拉纤，把它们拉上去那些小船。”杨鲁林：“水一冲下来，这个···这个片板无存，一点生路都没有，这种情形差不多···，最危险就是酉水，它上游的驼背滩啊，什么青澜滩啊，这个滩你不能经过，一经过就···就碎了，你有运气就过去了。”（湘潭电厂工程师）孙运睿：“湘江电厂两部机器，政府决定一部运到四川临江，一部机器运到云南的昆明，我负责云南的昆明，可是由于长沙大火，陆路交通拥塞，逃难的人很多，所以只好用船，用两条木船啊，沿着湘江往上游走，运到广西去。走到祁阳附近有一个县城，水很快很危险，船家就讲水下来我休息一下，好，我们就停下来休息。半夜，忽然外面喊着：救命呀！哭啊、叫啊、救命，我跟船主讲，哎呀，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办法救救，帮他忙。船主讲，水涨，不可能，不可以。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看，看到船翻了，对面船中在那儿烧纸烧香，祭着他的太太小孩，都死了，我心里很难过，到现在不忘。”在北方，物资后撤大多是靠陇海铁路西行，但到了宝鸡转向南就只有步行了。当时负责把山东电厂走北路西撤的年轻工程师孙运璿回忆说：“台儿庄战斗以后，政府决定把连云港电厂运到内陆去，连云港我做过，所以要我去负责运输，非常困难，宝鸡再往里头都是高山，我们想的办法，没办法运，后来我一个工头，河北人，他给我建议，‘我们家乡里有搭车方法，你愿不愿意试试？’我说‘怎么样搭车啊？’‘就是首先你做个拖车，我再训练一批骡子拉这个拖车。’我说‘你有把握吗？’他说‘我有把握，让我试试看。’我就跟他说：‘好，我做拖车，你训练骡子，我们俩试试看。’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个办法，晓得有困难。我这个工头很有办法，他训练18匹骡子，他自己用鞭子训练骡子一起用力，结果就从宝鸡出来了，爬高山爬到四川，我还编个歌给大家加油：‘爬！爬！要穿过秦岭之险，穿越大巴之巅，大巴山脉，高山，伙计们，加油吧！前面是五丁关哪，过了五丁关就是广元，快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想起非常兴奋，好苦喔，好险哪。”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80年代当上了蒋经国时代的行政院长。在作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自是优先要务，接下来的便是经济的需求了，至于第三顺位，才会轮到文化与教育，但由于知识分子对这一场民族绝续殊死之战的体认最为深刻，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处境也更能谅解，这些人几乎全在自动自发一肩承担的精神之下，克服万难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象故宫博物院的播迁便是个例子，那志良（前故宫博物院驻陕办事处主任）回忆说：“不是七七事变前运的，所以七七事变运的是从南京往后跑，从南京往后跑呢···起初，这个上海也起了战事了，我们就说呀，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装了80箱运到长沙湖南大学，湖南大学有个图书馆，就搁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这80箱都是故宫的最好的东西。后来呢，政府有个令，把古物尽速地往出运，所以又一次又运，抢运，分两条路，一条路走水路，一条路走旱路，走水路的就运到长江啊，顺着长江倒着走，走上来。”（留学剑桥归国学生）李国鼎：“杭立武先生就是主持运送古物的，后来他啊，还颁奖给他，我们等于都是他底下的这个子弟兵啊，那么他就说我们现在缺少押运的人，就是由南京朝天宫运来故宫古物摆的地方，装了箱之后就运到下关，然后上船。”那志良：“这一批呢，从这个南京到了汉口，到了宜昌，到了重庆，后来就到了乐山，这是一批，这一批东西有九千多箱，另外一批呢就是走旱路，就是从南京装火车往西北跑，目的地就是陕西，也不知道运到哪儿去，就装车了。我那时候正在长沙，就调我到西北去，找这个西安行营给我们找地方存，那么西安行营很帮忙，就说啊，运到宝鸡，可是运到宝鸡，宝鸡这个地方是城啊，从城东门走到城西门，大概3、4分钟就到了，你看这城多小了。那里只有两个庙子，一个关帝庙，一个城隍庙，这两个庙一个现在是军火库，一个是公路局的这个修车厂，那么西安行营就有力量了，叫他们马上搬，腾出来存古物，这陆陆续续五批啊，运到那里去，总共运了大概有七千多箱，就够两个庙，庙都摆满了。不久，政府又命令运成都，这个路长了，而且这个路没有了西安行营的帮忙啊，这个车子很费劲啊，差不多运了一年哪才运到成都，运到成都以后忽然间政府又有命令了，限期运出成都，我们就找到了峨嵋，因为峨嵋这里庙多，到峨嵋找两个庙子，就运到峨嵋了。水运的那一批，就要在半路上啊，派这个木船去接，然后从那个河的支流啊再往库房里运，支流往上运的时候是倒着，水往这么流，船往那么走，这怎么办呢？拉纤你知不知道，前几个船都很平平安安的都走到了，第末一个船走到半路纤绳断了，纤绳断了以后这船就倒着走，这危险极了，就是这个乐山这事情很特别，如果是支流要运到主流上要照这个大的那个河流就这样一冲下去，冲到一个大佛啊，乐山不是有个大佛吗，如果冲到大佛，船也坏了，人也都死了，他们船倒着走下来了，这船上人就喊救命啊!不得了啊，在水里谁也救不了他们，而且还有好几个箱子在上面呢，很奇怪，这船走到出口，就这么一歪呀到了沙滩上头，停住了，船上大老板下来以后啊，跪在地上磕头啊，感谢上苍啊，这东西···要不然在这儿冲出去，命都没了，结果啊，很安静地就在这沙滩上停下来了，所以有人说是古物有灵，也是奇怪啊。”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当年那些人，数以千箱的无价国宝将会流落何方。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能否存在呢？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刻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孙运璿回忆西迁途中所看到的一些流亡学生的生活景象，他说：“我路上碰见许多流亡的学生，是山东中学，从山东一步一步走，走到四川，没有交通工具，每一个人后面背着被褥、衣服、书还有板凳，为什么只背一个板凳？走累了到树荫下面大家坐下来，老师给他们讲课。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说我们校长在前面领路，到一个乡村，他进去求饭吃。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临走了，家来拿出陕西馍馍给学生，说，‘唉呀！我儿子也到四川去了，到四川路很远啊，你慢慢吃，我家乡多得是馍馍，慢慢吃可以吃到四川。’我看了非常感动。”（流亡学生）张万照：“那么我当时是流亡学生，我怎么逃呢？我也没办法上车，车底下不敢坐，那太危险了，车子里面呢，连门口都站满了人，两手抓着那个把手吊在那里，一吊就吊几个钟头的，站到很多人，那么我们没办法啦，就爬到车顶上去，但是我那个时候，正是夏天，7、8月的天气，整个热得不得了，那个车顶呢，不能坐，那个屁股烫得简直是···皮都要烫掉的。”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当年的西南联大可以说造就人才无数，李政道、杨振宁只因诺贝尔名扬天下而已。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可怜的莫过一般老百姓了，他们只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但却不知道“大后方”在哪里，只是跟着一大群人餐风宿露，一天又一天地走着······（流亡难民）周玉云：“睡田边，白天晚上不晓得，一听到炮声就跑。”（流亡难民）王馨德：“我们先生到宝鸡，从宝鸡到重庆，他写封信给我，我就···在很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中，我们是一天走80里路，找到重庆找我先生，到重庆也是那个很机运的，我先生正好上街去买东西就看到了。”（流亡难民）陈德分：“走到要到遵义了，生孩子了，生下了孩子整个的摆下就走了，没办法，那个时候还是冬天，弄一个小箱子装起来，脐带都没剪我就摆在那儿，没办法带嘛，我还有病啊，那个时候没办法顾，谁都顾不了。那个妈妈岁数大了，儿女都走了，老妈都丢在那儿了，走不了了嘛，没办法，那才可怜哪。”千万人的大迁徙就有千万个故事，您刚才看到的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珍贵之处在他们确确实实走过那一段千辛万苦的路程，由于他们的传述，我们得能将这一段重要的史话面对面的留传后世。一寸河山一寸血（16）民国27年5月19日，满怀着报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进据徐州，当他们发现竟然已是人去城空的时候，一肚子的怒气是可以想象的，摆在眼前的事实，不仅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连如何向大本营将交差都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寺内和畑俊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追！至于国军这一方面，在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离心退却，按计划路线抵达了豫南和皖西一带，连负责掩护的68军刘汝明部队也巧妙地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徐州大突围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幅员辽阔的妙用和日军任有多少重兵也包不住的无力感。由于我方能充分掌握空间的优势并以此换取时间，进而累积而成了最后的决胜筹码。徐州的突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别忘了，那毕竟是5、60万大军和难以计数的老百姓在交通工具缺乏，满天都是日本飞机炸射之下运动的大行列，这番境况除非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当时《侨报》记者马树礼回忆说：“19号的傍晚我回到了徐州，见到···才知道敌人已经迈进徐州的郊外了，同我一同来的那15位菲律宾人他们已经在当天跟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跟他们一起撤走了。我在这个情形之下，一个人在那街上彷徨，我就碰到抗工部的范长江，他告诉我说，还有哇，一部伤兵列车要开出，我赶快跑到徐州的火车站，果然见到了一列列的伤兵列车啊，我就爬上了里面，铁壳子的装货用的车厢，只见到各节车厢里面，或者车厢的顶上，都挤满了难民。伤兵在车厢里面，在车顶上和这个货车里面差不多都是难民，我也在难民群里面跟着这个火车向陇海路上啊，向西开。第二天开始就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前后的车厢都中了弹，我见到，亲眼见到，这个好多的伤兵和难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一次最近的，离我只有十多公尺······”马树礼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的一己所见，但已足可以说明战时的突围、撤退是在何等惊险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了。战后估计，中国军民在整个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余万人，其中25%并非死于战场，也不是死于后方，而是死于跋涉逃亡的运动之中，就像此时的情形一样。这位年轻的《侨报》记者后来投入战地新闻工作，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在蒋经国时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东京日本统帅部这一边，这个时候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战场上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为了急于要消弭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他们决定“加注”了。日军大本营最新的作战方针是这样的：一、围攻徐州的部队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边打；二、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三、华北方面军南陷郑州走平汉路南下。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我国抗日的统帅部所在地——武汉。武汉大会战也由此展开了序幕。第十六集 武汉会战在谈到武汉会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时至1938民国27年5月徐州弃守为止，仗，其实才打了10个月，而中国方面则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也就是地图上这些画了红圈圈的地方。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成为他们的次一攻略目标。在中国这方面，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移的话，那么当初来自京沪的那一段努力就要付诸流水了，所以国军必须在武汉拼上一拼，就算保不住，至少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逞，这便是武汉战前的情势。1938年5、6月之交，华中一带天气炎热，在东起津浦路，西迄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五十余万中国军队正带着疲惫的身躯，在交通、给养状况极为窳陋的条件之下向西缓缓移动，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紧随在后一路追杀过来，保卫武汉的前哨战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分别在河南、安徽和江西燃起了战火。首先进入战场的是华北的土肥原第14师团，他本来是要驰援徐州的，这个时候掉过头来朝西逼近了陇海路上的兰封。5月底，南路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兵分两路，沿长江进袭安庆。6月6日，日军已经破兰封、下开封，向郑州推进了。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在平坦的原野上顺着平汉路南下，多则10天，少则一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信阳了，而我们从徐州撤下来的部队还在半路上呢。显然，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快速地南下，在武装部队无力抗衡的状况之下，彻底破坏交通变成了唯一的方法了，就这样，我军于5月下旬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这座桥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今天在老乔的西边虽然已另建新桥，但在原址还保留了一段桥身，以纪念昔日为国捐躯的壮烈。在枯水季节，残缺的桥墩仍会浮出水面，为当年的千钧一发与万般无奈作证。另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掘开黄河的堤防，以天然资源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其实，这个构想早在一个多月之前陈果夫就已经提过了，当时只是要掘开北堤，防阻日军南下增援徐州，后来，姚琮、罗仁卿、黄新吾、何成璞都做过同样的建议，但政府当局顾及决堤固可以却敌，但河水泛滥也必将殃及民众，因此迟迟未能决定，直到6月3日日军已兵临开封，军事委员会才批准了刘仲元和谢承杰的报告，令林蔚密电程潜决堤放水。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她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啸的黄河水中学会了坚韧，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她又象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决堤地点最初选在中牟县的赵口，6月4日早晨6点，53军派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挖不开，第二天又加了一个团，还是无功而返，程潜决定换人，这个任务最后落在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的肩膀上，他在和黄河水利会专家研商过后，决定改在郑州东边不远的花园口开掘。新8师也用了两个团的兵力连挖带炸，还用大炮轰，终于民国27年6月9日上午9点钟掘成了黄河的决口，这时正值桃汛，加上终日豪雨，黄河的水有如从天而降般汹涌咆哮，一泻千里，刹时间包括44个县市，5万4千平方公里，相当一个半台湾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一片汪洋，形同泽国。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像开在六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8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黄河决口形成了从郑州到蚌埠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障，黄泛区以西的日军尽遭我军歼灭，以东的机械化部队只好望洋兴叹了，至于水里的呢，更是载浮载沉，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力尽失，因而由北向南的计划完完全全泡了汤。东久的第2军不得不绕过泛区，由东北转向合肥集结再溯江西上，这一来足足耽误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1938年的“黄河决堤”事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但从事后国府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一事，可见当时的抉择是十分痛苦的，不过后人也许正可以由此去感受当时国家处境之恶劣、对日作战之艰苦吧。在当时对国军而言，这3个月可是要命的90天，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假如顺利地沿着平汉路南下，先驰得点攻陷武汉，那么从皖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势将被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歼灭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滨，但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善，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安营扎寨、构筑工事，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6月20日，军事委员会在行营举行武汉保卫战作战会议，会中决定了四项重要策略：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不惜与敌人决一死战。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并利用地形加强攻势，逐段迟滞日军进袭。四、在外翼争取主动，以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换句话说，武汉能保得住固属上策，万一守不住，也要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此一战略方针之下，委员长以长江为界，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仍由李宗仁负责指挥，统辖23个军，主力的部署北起大别山西北，蜿蜒而下止于长江北岸，依山傍水迎击来敌。江北战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 （白崇禧 代）1军 胡宗南 20军 杨 森 89军 韩德勤 57军 缪征流45军 陈鼎勋 59军 张自忠 71军 宋希濂 51军 于学忠77军 冯治安 7军 张 淦 31军 韦云淞 10军 徐源泉86军 何知重 68军 刘汝明 48军 张义纯 84军 覃胜芳67军 许绍宗 44军 章诚孚 87军 刘广？ 55军 曹福林26军 萧之楚 42军 冯安邦 30军 田镇南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共辖27个军，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战线长达400余公里。江南战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陈 诚53军 万福麟 60军 卢 汉 16军 董 钊 6军 甘丽初37军 黄国梁 94军 郭 忏 75军 周 碞 54军 霍揆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