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福特也用同样的方式去获得过去的归来,虽然他的情感和方澄敏的情感犹如天壤之别,不过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他在接受《ELLE》杂志记者访问时,说美国妇女很性感,可是很少有令人心动的姿色,他认为原因是她们的穿着总是过于规矩和正式。汤姆·福特接着说:“而在巴黎,罗马或马德里,只需看一个面容一般的妇女在颈部系一条简简单单的丝巾,就能从中看出她的祖先曾穿着花边袖口和曳地长裙。”让一个在今天大街上行走的妇女,以脖子上的一条简单的丝巾描绘出她们已经消失了的祖先,以及那个充满了花边袖口和曳地长裙的时代。汤姆·福特表达了他职业的才华,他将自己对服装的理解,轻松地融入到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理解之中。与此同时,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记忆出发时的方式,如何从某一点走向不可预测的广阔,就像一叶见秋那样。汤姆·福特的方式也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方式。《追忆似水年华》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名字就像是一片可以预测秋天的树叶。这个名字给普鲁斯特带来了七、八个迥然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又勾起了无边的往事。于是,一位女士的经历和一个家族的经历,在这个名字里层层叠叠和色彩斑斓地生长出来。那个著名的有关小玛德兰点心的篇章也是同样如此,对一块点心的品尝,会勾起很多散漫的记忆。普鲁斯特在他那部漫长的小说里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段落,这些段落足以说明他是如何从此刻抵达以往的经历,其实这也是人们共同的习惯。在其中的一个段落里,普鲁斯特写道:“只有通过钟声才能意识到中午的康勃雷,通过供暖装置发出的哼声才能意识到清早的堂西埃尔。”马勒为女低音和乐队所作的声乐套曲《追悼亡儿之歌》,其追寻消失往事时的目光,显然不是汤姆 ?福特和马塞尔 ?普鲁斯特的目光,也不是他自己在《大地之歌》中寻找过去时代和遥远国度时的目光,马勒在这里的目光更像是伫立在门口的方澄敏的目光,一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和一个失去了哥哥的妹妹时常会神色一致。这是因为失去亲人的感受和寻找往事的感受绝然不同,前者失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后者想得到的只是一个形象。事实上,这一组哀婉动人的声乐套曲,来自于一个德国诗人和一个奥地利作曲家的完美结合。首先是德国诗人吕克特的不幸经历,他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悲伤和痛苦使他写下了100 多首哀歌。然后是马勒的不幸,他在吕克特的诗作里读到了自己的旋律,于是他就将其中的五首谱写成曲,可是作品完成后不久,他的幼女就夭折了。悲哀的马勒将其不幸视为自己的责任,因为事先他写下了孩子之死的歌曲。吕克特的哀悼成为了马勒的预悼,不同的写作使诗歌和音乐结合成声乐,同样的不幸使两个不同的人在这部声乐套曲完成之后,成为了同一个人。只要读一下这组套曲的五首歌名,就不难感受到里面挣扎着哀婉的力量。“太阳再次升起在东方”;“现在我看清了火焰为什么这样黯淡”;“当你亲爱的母亲进门来时”;“我总以为他们出远门去了”;“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不该送孩子出门去”。是不是因为悲伤蒙住了眼睛,才能够看清火焰的黯淡?而当太阳再次升起在东方的时候,当亲爱的母亲进门来的时候,亡儿又在何处?尤其是“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不该送孩子出门去”,孩子生前的一次十分平常的风雨中出门,都会成为父亲一生的愧疚。曾经存在过的人和事一旦消失之后,总是这样使人倍感珍贵。马勒和吕克特的哀歌与其说是在抒发自己的悲伤,不如说是为了与死去的孩子继续相遇。有时候艺术作品和记忆一样,它们都可以使消失了的往事重新成为切实可信的存在。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往事的原因,因为消失的一切都会获得归来的权利。在文学和音乐的叙述里,在绘画和摄影的镜框里,在生活的回忆和梦境的闪现里,它们随时都会突然回来。于是诗人们,尤其是诗人热衷于到消失的世界里去寻找题材,然后在吟唱中让它们归来。贺拉斯写道:阿伽门农之前的英雄何止百千,谁曾得到你们一掬同情之泪,他们已深深埋进历史的长夜。再来读一读《亚美利加洲的爱》,聂鲁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礼服和假发来到这里之前,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雷鸣,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从古老的欧洲到不久前的美洲,贺拉斯和聂鲁达表达了人们源远流长的习惯──对传说和记忆的留恋。贺拉斯寻找的是消失在传说中的英雄,这比从现实中的消失更加令人不安,因为他们连一掬同情之泪都无法得到,只能埋进历史深深的长夜。聂鲁达寻找的是记忆,是关于美洲大陆的原始的记忆。在身穿礼服和头戴假发的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美洲大陆曾经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是自然和野性的生机勃勃。聂鲁达说人就是大地,人就是颤动的泥浆和奇布却的石头,人就是加勒比的歌和阿劳加的硅土。而且,就是在武器的把柄上,都铭刻着大地的缩影。人们追忆失去的亲友,回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或者回首自己的往事,寻找消失了的过去;还有沉浸到历史和传说之中,去发现今天的存在和今天的意义。我感到不幸的理由总是多于欢乐的理由,就像眼泪比笑声更容易刻骨铭心,流血比流汗更令人难忘。于是历史和人生为我们总结出了两种态度,在如何对待消失的过去时,自古以来就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历史的态度,像荷马所说:“神祗编织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另一种是个人的人生态度,像马提亚尔所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荷马的态度和马提亚尔的态度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人们之所以要找回消失了的过去,并不是为了再一次去承受,而是为了品尝。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