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2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第四章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三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　　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人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于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话会了，实在说不过去。第五章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　　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　　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　　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谠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213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投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　　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房问——冯效先的办公室。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　　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我找你谁通知你的老何”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卡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哗叽的。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又有多少资历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