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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吟-莫应丰-6

作者:莫应丰 字数:14723 更新:2023-10-09 12:12:35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团,这还是首次采用。  邹燕和文工团其他一些造反男女共十多个人一齐冲上台去。由邹燕站在话筒跟前领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胡连生!”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  范子愚走去在胡连生头上踹了一脚说:“胡连生,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这时的胡连生,脸上红得发紫,由紫变青,只听见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还要顽抗到底?”  “叫他向毛主席请罪!”  “向毛主席请罪!”  于是,四名勇士把他的胳膊一扭,揪住头发转向台内,用脚踩着他的头,对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连续叩得地板咚咚地响。叩完了头,又提回原处,范子愚揪住他头发把头提得仰起来,吼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广大于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你这条老狗,竟敢狂犬吠日,用尽畜生的言语来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低毁群众热爱毛主席的‘三忠于’活动。我们按捺不住阶级义愤,广大干部、战士今天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你敢不老实交代,决不饶你!交代!说!”  台下的干部战士此刻究竟怎么样呢?是的,他们很气愤,你看,只要有人领呼口号,几千个拳头一齐举起来;他们的脸绷得铁紧,没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没有一个人为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辩护一句,没有一处在交头接耳。操场的空气好像固化了,人们都被压在这固化了的空气底下。也许正是因为对胡连生的仇恨才使空气固化的,正是需要在他的身上发泄义愤才能使空气重新复原?  怒吼声此起彼伏,仇恨的火焰从四面八方喷向胡连生。在这仇恨的火海当中,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  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千万个病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承认,他内心的病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那些掀起这种仇恨浪潮的人。  赵大明不就是那掀起浪潮的参加者吗?他是头头之一,当然也是策划人之一。当范子愚提出要在今天的公审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时,赵大明有过犹豫,但毕竟没有站出来阻挠——谁也不会阻挠。而当形成决议以后,他也就发现自己心中有病了。是什么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侧隐之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一想起那个老红军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他的心就在微微发颤。他总是注意着那个席地坐在队伍当中的胡连生,一些零乱的思绪忽闪忽现:  ……这个可怜的倔老头,几十年戎马生涯,多少回在潮湿的荒野里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真是生就的苦命人,直到如今还得跟年轻人一起坐在地下,不久还将把他一脚踩住……  ……过去钻进他身上的那几颗敌人的子弹全都长了眼睛,有意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他欠下了魔鬼的债,必须在老来受一段比死还痛苦百倍的熬煎,然后才准他归天去……  ……他是那样的可恨,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自以为是,与新的革命风暴抗争。谁能使他清醒而免遭厄运?他愚蠢地坚持着自己的耿直、光明……  ……可怜他是一个粗人,没有文化,不理解当前的伟大革命。凭心自问,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他的心还是好的,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人民减轻负担;也许他想得正对,红海洋真会永远保持下去吗?难得有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而不顾自己的死活……  ……他呀,他也是一个人,假如即将到来的厄运是落在自己身上呢?不堪设想,可怕的,令人战栗的……  ……但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填平他罪孽的深壑……  这些零乱的思绪一直持续到把胡连生揪上台去的时候,也是病患者们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治疗——通过蹂躏那同情的对象来麻醉自己的心。这也是一种改造,把那同情敌人的、属于普遍人性的错误的感情压下去。通过自己点燃的这仇恨和愤怒的火,把斗争对象烧弯,像烤炙虾子一样;把自己烧得挺直,像焙熟一条肉虫一样。这是痛快的,麻木的,轰隆轰隆如在冶炼炉中一样的。  为了掩盖心中那不愿意承认的侧隐之心,他把口号喊得最响,把样子做得最可怕,藉以表示在斗争中改造自己那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决心。为了能在敌我分明的斗争台上,光荣地站在革命一边,专政者一边,而不是敌人一边或旁观者一边,他感受到一种受宠者的骄傲。  ——也就在这时,赵大明发现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原来也有那样复杂的、不光明的一面!  顽固不化的胡连生任你呼口号也好,揪起头发来亮相也好,在背上重重地踩也好,拎起耳朵来命令他老实听着也好,他始终是一语不发,像一个死了的人,死了而未曾僵硬的人。斗争会陷入了僵局,造反者们把要讲的话几乎讲尽了,下面不知该怎样推上新的高潮。这时,江醉章部长从侧幕里从容地走出来,做了他宣传部长该做的说服工作。  “同志们,停一停,停一停,同志们,听我讲两句。”他走近话筒,“今天,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对胡连生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抱着极大的阶级义愤,采取了这个行动,是对的。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你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都应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虽然没有打他,但是这样架起来,踏上一只脚,不利于他老老实实交代他的罪行。我建议现在放开他,让他站在这里讲。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让他讲话嘛!讲的不对,我们就批判嘛!这样好不好呢?”他转向造反者们,“范子愚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放开他。”范子愚命令部下说。  江部长从容地走下台去。  罪犯胡连生被放开了,他趴在地下,半天没有动弹。怒吼声又起,仍旧不动,等吼声平息下来以后,他才慢慢地撑着地躬身站起来。他紧闭着嘴唇向全场缓慢地扫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东席台,把目光停留在他的两个老战友——司令员彭其和政治委员陈镜泉身上,眼里冒出愤怒的火,久久地盯住,把牙咬得紧紧的,突然抬起手指着他们两个,大骂着扑了过去:  “你们这两个没有心肝的家伙,坐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娘卖X的!要死一起去!”  主席台上的首长们惊愕地一齐站了起来。胡连生扑过去,隔着条桌伸手要抓陈镜泉,被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他这时力大如牛,猛地一甩,参谋长的手被甩在桌面上,痛得触电一样缩回来。幸而文工团的造反勇士们冲上来了,架的架手臂,抱的抱腰,拖的拖脚,才把他制服住。  他在四个大力士的绑架下破口大骂:“我反,我反,我什么都反!老子生成一副反骨,十六岁就反了土豪!反来反去,我成了反革命!娘卖X的!我是反革命,你们革命,我就是要反你们这个革命!你们革得好啊!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革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革得个军营变成了马桶铺!你们革!革嘛!革我的命!赶快把我枪毙了!彭其,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把我枪毙我要毙了你!你赶快下令,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彭司令员全身发抖,抡起拳头往条桌上一捶,喝道:“胡连生!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还没有说完!”胡连生跺着脚说,“我就是要说,我不像你,不像你陈镜泉,怕死!怕丢官!怕当反革命!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们丢了红军的脸!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几千个烈士都在哭!你们害得他们哭!那个扭着颈根死的彭四保在哭!你们也把我砍了吧!我也要扭转颈根看着你们砍!你们砍了我的脑壳吧!四十年前团防局没有砍成,如今你们砍吧!砍吧!”  彭司令员命令法院院长说:“先把他关起来。”院长把手一招,上来几个年轻干事,从文工团员手里把胡连生接过来,蚂蚁抬螳螂似地把他抬走了。  狂叫声还在远处传来:“砍了我呀!砍了我呀!你们快点砍了我呀!砍了我呀!……”  台下的干部、战士有的流出了眼泪,但巧妙地利用挥拳呼口号的机会,用衣袖擦去了。就连文工团那些造反勇士们也呆若木鸡池站着,许久不知道动弹。邹燕则完全忍不住了,偷跑到露天舞台后面去,紧急擦了擦眼眶,还不行,进而走进厕所去。胡连生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口号也没有人喊了,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这时才想起来应该散会了,便重新来请陈政委讲话。走近一看,陈政委脸色苍白,用他那惟一的右手捂住响口,喘不过气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上来好几个,扶着陈政委上了车,开往医院去。  政委不行了,只得请司令员讲话。司令员恼怒地把政治部主任瞪了一眼,不置可否。假如不是在这个主席台上,他也许会大发雷霆,把桌子掀翻,把茶杯砸了,把政治部主任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太烦躁,太伤心!是什么魔鬼闯进了这个庄严肃静的军营,而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兵团司令员丧失了掌握一个会场的权力?他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底下,不能够动弹,眼睁睁看着那惨剧发生。他早就料到了!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胡连生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当文工团的人把他架上台来打翻在地的时候,彭其的脑子炸开了,但他还有理智,知道是不能硬碰硬的。胡连生遭受的全部折磨都痛在他的心上,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死去了的人。真是寒心啊!那时候热血沸腾,一声喊,就都拿起了武器,奇迹般地在偌大一个中国建立起了今天的政权;绝大多数最初革命的人,把尸骨铺平了通向今天的道路。假如他们真有灵魂并且真能显灵的话,今天这个大操场要不黑了天才怪哩!但愿真能来那么一下,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崩地裂,让一切都跟着见鬼去!他想不通胡连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就算他思想反动,是的,非常反动,可以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降他的级,罚他做检讨,也用不着从精神和肉体上将他这样折磨吧?哪怕是犯了死罪,也不该遭受这般待遇呀!把他枪毙就是了,何必这么残忍地作践他!  政治部主任见司令员情绪不好,只得自己走到台前,简单说了两句,宣布散会。散会以前,照例要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还必须喊一阵口号。歌声一停,最先呼响口号的是警卫连,领呼人刚喊完一句,全场骚动起来。  “什么事?”刚走到台口处的彭司令员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主任答道:“喊了一句反动口号。”  “什么反动口号?”  “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他把亲字喊成了拼。”  司令员气得脑门暴起了青筋,指着警卫连的队伍说:“把他带来!”  政治部主任叫人到警卫连队伍里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连连长把正在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战士带到台口来。战士早已吓得半死了,一来到司令员跟前,便畦的一声哭了,跪在台阶上。司令员走下去,骂一声:“混账!”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上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轻轻地落了下去。打完,他走向自己的轿车,回头对警卫连长说:“把他送到我那里来,我要亲自处理。”  黑色的轿车开走了……  第九章 做人难  彭司令员回到家里,走进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倒在藤睡椅上出了一口粗气,不动了。  他的办公室很安静,除了电话机有时要响以外,其他如办公桌、沙发、椅子、保险柜,这些东西都是不吭声的,同他一样,一动也不动。但司令员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想吃一片安眠药睡上一阵,但懒得起身,手和脚都像棉花一样松软无力,又像是被人驾着“飞机”,想动也动弹不了。他假定那安眠药已经吃了,便闭上眼睛。眼一闭又出了怪事,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活动起来,有腿的都在走动,没有腿的便在空中浮动。那些家具不断地向他撞来,撞得他头脑一阵阵疼痛,每撞一下,嗡隆嗡隆的声音就强烈地响一下。他只得又把眼睛睁开,望望办公桌,望望沙发,望望保险柜,全都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抽一支烟,一摸衣袋,烟盒己经空了。房里有烟吗?茶几上没有,办公桌上没有,保险柜里更没有。找许淑宜要烟去?可还是懒得动弹,忍受着吧,静卧一阵再说。这时,耳里听到的声音变了,原来是钢琴的声音。是湘湘又在弹琴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敲得人烦死了,老在那个低音区滚上来,滚下去,滚上来,滚下去。讨厌!安静一下不行?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从睡椅上站起来,怒气冲冲拉开门,朝女儿的房间走去。捶了两下,女儿开门了,惊愕地望着爸爸。  “你又在弹琴?”  “我什么时候弹琴了?”女儿奇怪地反问。  “是谁在弹?”  “谁也没有弹,钢琴还锁着呢!”  彭司令员朝钢琴望了一眼,琴盖扣得严严的,连琴凳都不放在跟前,他自语一句:“出鬼了?”  离开女儿的房间,又想到抽烟的事,便去捶另一张门。许淑宜开门望着他的脸正要说话,他劈头就训了她一顿。  “你怎么那样好的精神?把我的烟东藏西藏,又藏到哪里去了?”  “谁藏你的烟了!不是在办公桌上吗?”  “哪里有?”  许淑宜费力地挪动步子,领先走进办公室去。在桌上明摆着一个中华牌的罐装烟筒,她揭开盖子亮给彭其看。  “这不是?”  “真是奇怪,连眼都瞎了。”他接过烟筒,又躺到睡椅上去。  “你怎么啦?脸色那样难看。”许淑宜走过来问他。  “出去!出去!”  他也不回答,连连向门口挥手。脾气很好的许淑宣只得走了。  他点了一支烟,使劲抽了几口,放在烟缸边上,重新闭目养神。钢琴的响声小多了,房里的家具也不动了,只是头脑还在胀痛。他做着深呼吸,企图使自己平静一点,也许就不会痛了。  在这个环境优美的院子里,有一株大凤凰树正好长在司令员办公室的窗外。这种古怪的树,一到冬天就长出一种鲜红的叶子,远看像是盛开着鲜花。树上常有小鸟来嬉戏,彭司令员已经习惯于和它们相处了。今日不知怎么忽然飞来一对喜鹊,看来是正在谈恋爱,因而很快活。一只停在较高的枝上,另一只停在较低的枝上,对叫几声又把位置颠倒过去,卿卿我我,嬉笑不停。窗户猛然间往两边一扇,吓得喜鹊腾地飞起,逃到远处去。彭司令员烦躁地站在窗户跟前,嘟哝一句:“吵死人!”  见喜鹊已经飞走,他走到办公桌前坐坐,又到沙发上坐坐,再回到藤睡椅上躺下。不久又起身去抓电话机,抓起来又放下。那对喜鹊偏偏爱上了这棵树,在别处转了一圈又飞回来,老远就互相喊喊叫叫,十分高兴地在原来玩过的枝条上站住。喳喳喳!喳喳喳!有唱不完的歌,说不完的话。彭司令员恼火已极,恨它们恨得咬牙切齿,忽然从身上掏出那支自卫的五九式小手枪,指着树上骂一声:“我叫你见鬼去!”砰!枪响了,那对情人当中的一个,乱扑了几下翅膀,斜飘到哨兵的跟前坠地,另一只逃得无影无踪了。  哨兵听见枪响,敏捷地提起半自动步枪准备应付意外,见有一只喜鹊落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司令员放枪以后,又产生了惋惜心情,便走到窗户跟前去看,在看到死于地下的喜鹊的同时,也看见警卫连长把那个喊了反动口号的战士带来了。他只当没有看见,走到沙发跟前坐下。邬秘书推门进来。  “司令员,警卫连连长来了,他问……”  “告诉警卫班,给他一间小屋,让他一个人蹲到里头。”  “要不要他写个什么……”  “写。”  邬秘书转身。  “等等,你叫他们连长来一下。”  邬秘书走后不久,门外有人喊报告。  “进来!”  警卫连长进门行了礼,等着指示。  “他平常表现怎么样?”司令员问。  “全连最老实又最勤快的一个兵,只是不爱讲话,不大暴露思想。”连长简短地汇报。  “好了,你去吧!今天晚上他不回去了。”  “是!”  连长又立正行了个军礼,向后转走出了司令员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就到吃饭的时候了。警卫员连续来请他两次,他都说:“等一等,等一等。”后来许淑宜来了,站在门口说:“你到底吃不吃饭呢?”  “唉!”司令员站起来,“去吧!”便跟着妻子进了餐室。圆餐桌上摆着四小碟菜,一碗汤。其中有一样是沤红辣椒炒烟熏腊肉,这是彭其司令员最爱吃的家乡菜。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在街上都是买不到的,为了让厨师学会做,他亲自动手做给他看,告诉他红辣椒要怎样才能沤得既不过酸又不太咸,到冬天拿出来吃,仍像新鲜的一样。这道菜只有他一个人爱吃,许淑宜和湘湘都不伸筷子。尤其是湘湘,她不但怕辣,而且很不喜欢那烟熏腊肉的烟子气味。  彭其和许淑宜侧面坐下,开始吃饭了。老头子手上还拿着烟,静坐着吸了几口,扔进烟缸,把桌上的菜扫了一眼,提起筷子,夹了一片红辣椒放进嘴里嚼着,便把筷子放下了。许淑宜叫湘湘给爸爸盛了一小碗米饭,放到他面前,他望了一眼没有动。  “你又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许淑宜发问。  彭其摇头。  “今天下午从哪里回来?”  “开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值得你那样伤脑筋?”  “胡连生挨斗了。”  许淑宜有点吃惊,湘湘也放下调羹注意着父母的谈话,她插了一句:  “他活该,谁叫他到处乱说!”  “你别插嘴。”妈妈制止她。  “文工团那些造反派,”爸爸望望女儿,“像土匪一样,把他不当人整。”  “那个小赵参加了没有?”妈妈问。  “参加了!”  湘湘听着,故意不动声色。  彭其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又夹了一点辣椒,放下碗筷说:“今天这个会尽是出鬼,临散会了,警卫连有个战士又喊错一句口号。”  “听人讲,地方上也常有这样的事,喊错口号挨斗的,个个单位都有。有些人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许淑宜近乎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有意无心!”女儿发表议论,“都是精神太紧张了,本来想表现自己积极,热劲儿一来就脑筋不清醒,想做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根本不到学校去,免得喊错了口号挨斗。”爸爸和妈妈都未就女儿的高论发表评论,埋头吃了一阵饭。彭其忽然想起,对女儿说:  “你吃完了吗?”  “嗯。”她点点头。  “你拿个大碗盛一碗饭,腾出一个菜盘来把各种菜都夹一点,多夹点我这个,”指沤红辣椒炒腊肉,“送到警卫班去,给那个喊错了口号的小伙子。”  湘湘应一声开始动作。  “要多盛一点饭,年轻人,能吃,四十五斤的标准。”  湘湘端着饭菜出门时,回头问:  “他在哪里?”  “你去问警卫班长,他晓得。”  湘湘走了,许淑宜就此事问彭其:  “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不把他带来,你晓得他们连里会拿他怎么搞?老老实实一个孩子。”  湘湘去不多久,把饭莱端回来说:“他不吃,在那里哭呢!我说服不了他。”  许妈妈说:“你这个大司令员,样子吓死人,他知道你要拿他怎么处理?”  “我还打他了。”司令员心有内疚地说。  “你怎么打人呢?”  “唉!你不晓得,你不晓得。”  他的晚餐就这么算吃完了,起身到盥洗室洗了脸,重新走回办公室,在藤睡椅上躺着。  “我还打他了,”他心里继续在想,“不打他又怎么行呢?我不光打了他,我还命令法院院长把胡连生关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把他关在哪里?有人给他饭吃吗?他会吃饭吗?”  警卫员给他泡了一杯毛尖茶,他让他放在茶几上没有去动它。  胡连生扑向他和陈政委破口大骂的那些情景又在眼前闪现。“你们丢了红军的睑,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这个话像一块骨头卡在司令员心里。这个放肆的胡连生,当着那么多干部、战士的面就这么大骂起来,真是一条野牛,太粗野!太不成体统!但他那嘴巴你是封不住的。他这一生里吃了多少回嘴巴的亏!当然还有别的缺点,不爱学习,爱喝酒,喝醉了就更加胡说八道,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司令员和政委是老同乡、老战友,只怕连个管理处的处长都搞不成。这个人你说他不好?他也有他的好处,不怕死,不怕丢官,不怕当反革命,革命胜利了,还保持最初闹共产时那种脾气。只是也太不能适应新形势了,肯定要被淘汰。别的你可以不勉强来适应,文化你还是要学一点吧!六○年的时候,干部搞文化学习,总是看不见他的人,去找他,他就说:“我有这么多够了,认得自己的名字,几十年都过来了,如今就过不去?读书叫我的子女去,这么老了,读什么书!读了也记不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也不晓得读书的重要性,不晓得现在一些问题比那时复杂得多,没有点文化,不学着转点弯子想问题。就要倒这样的霉。唉!这个蠢家伙!该不会还在那里胡闹吧?  电话铃响,司令员走去拿起话筒:  “是我,……唔,……唔,……唔,他吃了饭吗?……要强迫他吃点饭。……不要带他来,我不见他。”  话筒放下了,正是法院院长打来的,胡连生在那里大吵大闹,要见司令员。这时候怎么能见他?他仗着跟司令员是老战友,异常放肆,不顾一切。他又从来不讲究什么策略和方式方法,一味地任着性子行动,这时候让他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处?若要救他就不能见他。  彭其把眼睛一闭,胡连生在拘留所大吵大闹的样子好像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司令员从来没有去视察过拘留所,他假定那里有一个钉了铁条的窗户洞,胡连生便在那窗户洞里对着外面大骂,把口水喷到看守他的战士的脸上来。他会骂些什么呢?无非是白天那些老话。不过,白天骂人的话里提到一个彭四保,是能打动彭其和陈镜泉的心的。那年在浏阳打土豪,彭四保也是他们一起的。农军要在文家市会师,开往井冈山去,而彭其、陈镜泉和胡连生正执行任务追捕一个大土豪去了,因此没有得到通知。彭四保与他们几个年龄相近,最是要好,自告奋勇要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再一同去赶队伍。找到以后,四人朝文家市方向奔去,哪知白军已到处设卡盘查了。走到一个叫作伏牛岭的地方,遇上了白军的暗哨,彭四保叫他们快走,由他一个人与白军纠缠,并约定在前面不远的一座山上等候。三个人一路疾跑,听见背后不断有枪声,到了约定的山上以后,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整整捱过了一晚。次日清晨,知道没有希望了,只得含泪离开,继续去追赶队伍。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上了井冈山。这三个人夜夜悬念着彭四保的下落,后来从浏阳逃出来的同志嘴里知道,彭四保被白军捉住,押到文家市牛马场杀头了。在砍头的时候,彭四保把脖子扭过来对后面的刽子手说:“快点!老子要看着你砍,过二一十年我又是一条好汉,夺过刀来再砍你们的头。”那刽子手吓得手一软,大刀落在地下。换一个刽子手又来,彭四保仍是扭着头,骂道:“胆小鬼!砍哪!老子变鬼了好上山去报信,明日杀下山来,一个还我二十个。”彭四保要是能活到今天,他的性子可能跟胡连生差不多。不过也难说,四十年里,风风雨雨,人是会变的。不要说别人了,就说彭其自己,要是去年那个空军党委会放到今年来开,他也不会那么傻里傻气去向吴法宪开炮。目前拿这个胡连生怎么办呢?这个蠢家伙,专门给你出难题。就这么关下去?给他戴一顶反革命帽子?给他判几年刑?可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呢?他无故杀人了?他贪污了?他抢别人东西了?当了小偷?他九死一生参加革命四十年,换一个讲话的权利都不行吗?是不行,当然不行,不要说他只当了个处长,你当了司令也不行。能行的只有像彭四保他们,变成鬼了,随便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去骂准就骂谁。今夜里,彭四保可能正在骂彭其,骂他没有良心,看着别人把胡连生不当人来整,你这个司令一个屁都不敢放……  司令员拿起了电话:  “给我拨门诊部。”他等了片刻,“门诊部吗?……找你们主任。……你是值班员吗?……你去把你们主任找到,要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是司令员。”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随便走动走动,有点像当年在陆军当纵队司令的时候,正在考虑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那样。那时他要年轻多了,脑子的效能很高,虽然也常常沉思默想,但动作很机敏,从注视地图到叉手靠在椅背上,从静坐转变为走动,从吸烟到忽然扔掉烟头,都是很快的,断然决然的。现在却不然,他的动作慢起来了,使人感到是在敌人的地雷阵里建起的司令部,不能随便乱动。而他自己感觉到的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支了,脑子的效能急剧地低落下来,往往一件小事要做很长时间的思考。惟一保持了过去那种风格的是,一旦思考成熟,便果断做出决定,再也改变不了。  他在窗前看到门诊部主任方鲁通过了门卫,将要提步登楼时,遇上了邬秘书,被邬秘书挡住寒暄。司令员皱起了眉头。邬秘书带着方鲁来到司令员办公室。司令员叫方鲁坐下,问道:  “下午送陈政委到医院去,你去了吗?”  “我去了。”方鲁回答。  “他的情况怎么样?”  “是因为受了刺激,引起心脏病发作,大问题没有,在那里休息两天就可以回来。只是,他这个病,要尽量让他心情平静一点,不要经常受刺激就好。”  “是啊。”  邬中按照平常的惯例,掏出保密本来坐在一侧准备记下司令员布置的任务,便于以后协助检查督促。  “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事,”司令员向他下了逐客令。秘书只得收起保密本走了。  “你还等一等,还有事。”司令员对方鲁说。  “您身体不舒服吗?”方鲁主动发问,他以为司令员夜晚叫他来,除了看病不会有别的。  “不,不。”司令员摇着头说。  方主任一看不是为了治病,估计是要布置什么工作了,便拿出记录本来。  “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最不喜欢随便讲点什么都要去记。过去打仗的时候,哪有那样多笔记本!记多了还怕落到敌人手里去。无论布置什么任务,都是记在脑子里,脑壳一挨了炮弹就算了。”  方鲁被司令员的幽默言谈引笑了。  “你过去是学什么行当的呀?”司令员问。  “一直在部队工作,人手不够,有时要无牛得拿马耕田,什么都摸过一下。”  “那你会不会治神经病呢?”  “神经病……像神经官能症这样的病,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不是,不是,我是讲癫子,癫子。”  “疯子啊?那叫精神病。”  “对对对,就是你们讲的那种精神病。会吗?”  “我们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条件。”  “我不要治,我只要你看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疯子,这你会看吧?”  “这当然会啰!”  “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给谁看哪?”  “不要急,你不要急。”司令员说着,拿出一支烟来,他知道方鲁是不吸烟的,便没有给他。刚要点燃,又想起了别的,忙把烟放下,“慢点,我有烟抽,你一点吃的都没有,给你泡杯茶吧!”说完他自己起身泡茶去了。  方鲁怎能要司令员给他泡茶呢?连忙起身想去夺杯子,说着:“司令员,这怎么行!要泡我自己动手。”  “怎么不行?要是我到了你的家里,你给我泡茶不?”  “那当然哪!”  “坐那里去,你是我请来的客嘛!”  司令员把茶端来,方鲁起身双手接上。  “唉!”司令员坐下,“革命革到现在,上下级关系有点隔膜了。你们这些人呢,也总是首长首长,恭恭敬敬,其实那心里,不见得买我这老头子的账。”  “那不,”方鲁说,“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一些老首长,都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英雄,现在革命胜利了,应该尊敬他们。而且我还觉得,老一辈的人有一种朴实的本质,那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养成的。现在出来的人,就是缺那点朴实的美德,花花草草太多。”  “要是那个老头子有一天被打倒了呢?”  “就是被打倒了也应该客观评价他的一生,不能因为他今天倒了,前几十年都是反革命。”  “你这个话不见得是对的呀!”  “我反正跟司令员讲……”方鲁笑笑说。  “是啊,”司令员点点头,“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的。”  一个喝茶,一个抽烟,相对沉默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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