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记忆与印象-2

“没错儿，丫老说你的裤子。”　　“真要是打架，我怕他？”　　“那你怕他什么？”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想来，那天我和八子真有点儿当年张学良和杨虎成的意思。　　终于八子挑明了。八子说：“都赖你们，一个个全怕他。”　　我赶紧说：“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跟他好。”　　八子说：“操，那小子有什么可怕的？”　　“可是，那么多人，都想跟他好。”　　“你管他们干吗？”　　“反正，反正他要是再说你的裤子，我肯定不说。”　　“他不就是不跟咱玩吗？咱自己玩，你敢吗？”　　“咱俩？行！”　　“到时候你又不敢。”　　“敢，这回我敢了。可那得，咱俩谁也不能不跟谁好。”　　“那当然。”　　“拉勾，你干不干？”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搭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他要不跟你好，我跟你好。”　　“我也是，我老跟你好。”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轰”的一声，电影院的门开了，人流如涌，鱼贯而出，大人喊孩子叫。　　我和八子拉起手，随着熙攘的人流回家。现在想起来，我那天的行为是否有点狡滑？甚至丑恶？那算不算是拉拢，像k一样？不过，那肯定算得上是一次阴谋造反！但是那一天，那一天和这件事，忽然让我不再觉得孤单，想起明天也不再觉得惶恐、忧哀，想起小学校的那座庙院也不再觉得那么阴郁和荒凉。　　我和八子手拉着手，过大街，走小巷，又到了北新桥。忽然，一阵炸灌肠的香味儿飘来。我说：“嘿，真香！”八子也说：“嗯，香！”四顾之时，见一家小吃摊就在近前。我们不由地走过去，站在摊前看。大铁铛上“滋啦滋啦”地冒着油烟，一盘盘粉红色的灌肠盛上来，再浇上蒜汁，晶莹剔透煞是诱人。摊主不失时机地吆喝：“热灌肠啊！不贵啦！一毛钱一盘的热灌肠呀！”我想那时我一定是两眼发直，唾液盈口，不由地便去兜里摸那一毛钱了。　　“八子，要不咱先吃了灌肠再说吧？”　　八子不示赞成，也不反对，意思是：钱是你的。　　一盘灌肠我们俩人吃，面对面，鼻子几乎碰着鼻子。八子脸上又是愧然的笑了，笑得毫无杂质，意思是：等我有了钱吧，现在可让我说什么呢？　　那灌肠真是香啊，人一生很少有机会吃到那么香的东西。3．看 电 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 。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 “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嘛去？” “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 “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象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 ，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颖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象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捱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吗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 。小不点眼尖，最先哧哧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颖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颖”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 “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 ）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 。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 ，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矇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 。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 “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4．珊 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杆，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杆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 ，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 ，不是“你们” ，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只见珊珊飞似地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糊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绉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吗？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帮你说说（情）。”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 。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 ，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 “她亲妈死了吗？” “谁说？” “那她干嘛不去找她亲妈？” “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 “怎么了？” “要问，我打你。”我嘻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吗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 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 “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 “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 “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地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惟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 “珊珊你跳得够好了。” “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5．小 恒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 “谁知盘中餐？” “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九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 。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6．老 海 棠 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 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 “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 “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7．孙 姨 和 梅 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 “其实就是当保姆。” “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 ，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 ，说得我心惊胆颤。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8．M的故事　　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 ，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唯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9．B 老 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 ，“表扬与批评” ，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 ，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 “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 ，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 、“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