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肯定是海香亭那个小老婆刘玉翠。海香亭在徐州被解放军打死了。刘玉翠也没个男人。”他叉小声说：“过去他俩就不大清楚。海香亭为这件事，把四圈赶出来了。听说这个女人手里钱不少，海香亭那些年贪污的粮食都买成金条了，恐怕现在都在这个女人手里。”徐秋斋摇了摇头说：“我就不信。她这样的人能跟着四圈去咱乡下开荒种地?她能吃了这份苦?”长松说：“这也难说。‘人对脾气，狗对毛尾。’前些年四圈穿着大衫小礼帽，嘴里不离洋烟卷，据说都是她贴的钱！”杨杏在一边说：“不会是刘玉翠。”长松说：“你怎么知道就不会是她?”杨杏说：“我也说不出个道理。反正我看刘玉翠不会跟着他走这一步。”其实，在两个月前，四圈确实去找过刘玉翠。四圈听说海香亭死了，也确实高兴过一阵子。他想起刘玉翠当年在东关大石桥下，送给他耳环时的情景，他清楚地记得刘玉翠说的话：“四圈哥，我们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你早晚有困难，就去找我。”他仿佛又看到了刘玉翠眼角上流出的两滴眼泪。……四圈的心怦怦地直跳，他真想马上见到刘玉翠。他好几次在刘玉翠的住家前转游着，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敢走进去。他希望“碰巧”遇到刘玉翠从大门里走出来，可是那两扇大门却总关得紧紧的。“吊！只管去一回。反正海香亭也不在了，谁还敢把我推出来？”拿定主意以后，四圈到“卫生池”澡堂洗了个澡，又借了车行会计先生一件大褂穿上。可惜这件大褂短了些，四圈只好把腰猫了猫。他鼓足勇气，敲着黑漆大门的门环。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老妈子开了门。问：“你找谁?”四圈说：“找……找……找玉翠。她是俺们掌……掌……掌柜婆。”“你来吧。”老妈子把他领进前客厅。前客厅的摆设全变了。两张太师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不见了，换成几个软乎乎地包着布的矮椅子，中间放的一个就像一张小床。四圈没有敢往上坐。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一阵皮鞋响声。进来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梳着飞机头，穿了一身花条西服，脚上是一双红得发亮的大眼皮鞋，胸前小口袋里，还露出一角粉红色的手绢。一阵浓郁的雪花膏和发蜡的香味扑进四圈的鼻子。他上下打量着四圈问：“你找玉翠儿有什么事?”他把刘玉翠叫做玉翠儿，这使四圈大惑不解。他不知道面前站的这个男子到底是什么人?他说着：“我……我叫四圈。她知道。我想见……见见她。"那个人说：“她知道你来了。她昨天夜里打了八圈麻将，身子累了。她说，她不想见你。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四圈有些伤心了。刘玉翠居然不愿意见他一面，他后悔自己来得太莽撞了。“你是不是要点钱？”那个人又问。四圈觉得自己的头变得“大”起来了。他愤愤地说：“我不是来打饥荒，我不缺钱。”“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十点钟我们还得去照相馆。”再愚笨的人，在嫉妒方面总是敏感和聪明的。就在这一刹那间，四圈似乎明白了这个穿西装的小白脸和刘玉翠的关系。他歪着脖子问：“您……您……您这位先生，贵姓?”那个人脸皮略略红了一下。眯着眼说：“我——姓王。”“台……台甫?”四圈学着官场的称呼，问着他的名字。“王韵笙。”“这王韵笙是谁?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走出刘玉翠家的大门，四圈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他似乎听谁说过这人……拐到“大五条”的家里，他问“大五条”说：“你……你知道，这王……王韵笙是干什么的？”“王韵笙！？不是在‘民乐剧院’唱花旦的王韵笙吗?可有名了。他爹就是‘玻璃脆’。”“啊呀！就……就……是他？怪不得……这么面熟哩！”接着他大声骂着说：“吊……吊……吊毛灰，穿……穿着洋装．烧……烧的‘五脊六兽’！你跟我当年一样，都……都……都是‘炕上的长工’！王八羔子，老子如……如今还不干呢!老子回去分地。老子也……也是个户。”“大五条”说：“四圈，你怎么骂人了?人家和你无怨无仇的，你凭什么……”四圈说：“×他娘！做……做贼的遇上截路的了！”接着，他老老实实把去找刘玉翠的前后过程讲了一遍。“大五条”笑得闪腰岔气，擦着泪花直不起腰来。四圈却不笑。他歪着头思索着说：“刘……刘……刘玉翠不是东西!”“大五条”说：“‘是脚不是脚，你就要往鞋里搁。’人家是有钱的太太，现在又是拿着一串钥匙的当家人。她能跟你四圈吗?你也没有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模样：你那一张脸和马脸差不多，人家稀罕你?”四圈又回忆着说：“可不，就是给她当马当驴干了几年，我……我……我真亏了。”四圈又发起愁来。他想，回老家连个做饭的都投有，还不如在城里混着，买着吃个现成。“大五条”劝他说：“要我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城市里像个没尾巴的风筝，有个啥结局?回家开几十亩地种着，打下粮食往囤里一放，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乡下可有意思了。我小时在乡下过，干点活，风吹着，瓜果菜蔬，什么新鲜东西下来吃什么。可惜我老家在扬州，老家也没有人了。我要是有你这个老家，我早回去了，何必在这儿半死不活地苦熬着。”四圈眼睛一亮说：“原来你……你……你不怕农村啊!”“大五条"说：“我在这儿有啥过头?在那火坑里过了半辈子，作践得不像个人，到老来还不是乱葬坟里一扔。”她说着低着头说，“我投个亲人，谁是我的亲人？”四圈这时拍着腿说：“嗨！我……我还真没想到！你……你……你……你跟我走！”“大五条”含着泪兴奋地问：“四圈，我跟你走，算怎么回事？”四圈说：“嗨呀!那……那……那还用说吗，咱俩就是两……两口子。”“大五条”给四圈跪下来。她流着泪说：“四圈，你要我吗?”四圈把她抱起来了，他说着：“你……你……你比刘玉翠强得多！咱俩过……过到底！谁……谁……谁反悔天……天打五雷轰！二第二天，四圈领着“大五条”到长松家来了。大伙一看不是刘玉翠，却是一个三十多岁面黄肌瘦的女人，都有些奇怪。四圈把她领进门．就指着徐秋斋说：“这是咱……咱徐大爷，叩头！”“大五条”急忙跪下叩了个头。四圈又指着李麦说：“这……这……这是咱李麦婶子，叩头！”“大五条”正要往下跪，李麦一把拦住说：“可别这样，现在不兴这些老俗规矩了。”“大五条”和大家见面以后，从腰罩掏出一包“金鸡”牌大包烟，向每人让着，徐秋斋和长松各吸了一支，“大五条”也点了一支自己吸着。四圈吸着烟说：“长松，……那年找小响，就是她……她去说……”长松心头一热说：“她大嫂，小建回来跟我说过你，多亏了你……”这时小建也进了屋，见是“大五条”，赶忙叫了声：“姑！你来了。”“大五条”说：“小建，你又长高了。”李麦是个热肠子人。她看着这个女人风尘满面，表情矜悯，知道这是一个受过大罪的人。又听说她心地好，为了赎回小响出过力，便亲切地拉着她的手问道：“他嫂子，你姓啥！”“我姓皮。……”还没等“大五条”说完，四圈急忙说：“她……她叫皮柿花！”四圈不愿意别人知道她那个“大五条”的外号。徐秋斋又问着皮柿花：“你老家是哪里?"柿花说：“扬州。整年遭水灾的地方。”徐秋希说：“唔，吃大米的地方。咱们老家可没有大米吃啊，你能过得惯吗？”皮柿花说：“大爷，我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来洛阳已经十多年了，前几年红芋干做的馒头，还不是照样吃。你们放心，我什么苦都能吃．地里农活我也能干。”李麦说：“他嫂子，你能给四圈做个饭，我们就放心了。咱赤杨岗的人可实在了，一点也不欺生。另外，咱们那里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咱穷人可好了。……”小响给皮柿花端来一碗热茶。她说：“婶子，你喝茶。”皮柿花当了一辈子妓女，还没有人管她叫过“婶子”，当她第一次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呼时，她的眼睛潮湿了。四圈没有发现。他在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着说：“别看她瘦，她没有病。要是得着好茶饭，一个月就吃过来了。……”三洛阳城里的雄鸡刚刚唱过了头遍，洛河板桥上的晨霜，已经踏满了行人的足迹。这几户农民默默地离别洛阳，向着黄泛区出发了。他们推着车子，挑着筐子，拄着棍子，挎着篮子，他们的篮子里盛着痛苦，盛着眼泪，也盛着人类这一段历史。在历史的天平上，痛苦和坚强，忍耐和信心，眼泪和鲜血，愤怒和斗争，都是同一重量的砝码。它们互为因果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他们翻过巍峨的嵩山，走过灰尘飞扬的黄土大路。第九天中午，来到了黄泛区边缘的吕潭镇。他们在吕潭镇吃过午饭，开始向黄泛区腹地进发，只见到处是一人深的野草，到处是荒榛荆棘。黄河水已经向东流去了，它把沙丘、淤泥、水荡和池沼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草丛里，野兔瞪着红宝石的眼睛，悄悄地看着陌生的人群。它们来回奔逐着，惊起一群群熟睡的野鸭。李麦在前边领着路，带着大家往前走着。有些地方小车无法推了，几个人抬着车子走。有些地方还是一片沼泽，大家脱了鞋中堂了过去。小响离开家乡时，才六七岁，现在已是十五六岁的姑娘了。她问着李麦：“奶奶，咱村在哪儿?”李麦说：“快到了，前边有两棵大杨树就是。”就在这时候．徐秋斋忽然大喊着：“看见大杨树了！那不是咱村的大杨树吗？”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抬头向前边望着。只见在一片草丛苇海中，赤杨岗那两棵高大的杨树，在灿烂的阳光下，万片枝叶闪烁着金光，一阵风吹过，树叶哗哗地响着，好像它也在拍着手欢迎他们的归来。到了村口大杨树下，大家有些茫然了。当年几百家房屋全被湮没在黄水里了。有几家瓦房的屋脊还露在地面上。当年祠堂前的高大石碑，只露个弧形圆顶，变成了人们休息时坐的石凳。村子里已经零零散散回来十几家人家了。王跑一家，陆胡理、裴合和前街几户人家都回来了。王跑看到李麦、徐秋斋、长松、春义、四圈等都回来了，高兴得流着眼泪哇哇直叫。他抱住徐秋斋的肩膀说：“徐大叔，想不到你也回来了。真是命大啊！恐怕咱村就剩你这一个老寿星了吧！”徐秋斋说：“阎王爷不要命，小鬼不来传，我还要狠活它几年哩。我要和老蒋熬一熬，看谁活得长。”王跑家和裴合家几个妇女，围着李麦、梁晴和杨杏，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吵，又是嚷，她们互相喊着、说着、比划着，谁也听不清楚谁说的什么话。小建和小强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他们和毛蛋等几个半大孩子互相笑着、看着，谁也不认识谁。进村的路上，徐秋斋看了陆胡理一眼说：“老陆！你咋也回来了？”陆胡理苦笑了一下说：“唉！这几年我算是吃了苦头了。到哪儿都不是老娘舅家，不是叫汉奸队欺悔，就是让有钱人讹诈……”四圈心眼实，说：“老陆，不……不是说……说你进了褚元海的……的汉奸队了？”陆胡理的脸红了，“四圈，你这话是哪里听来的?我早就看透了褚元海是个孬种，我能跟着他？”陆胡理确实早就离开了褚元海。他觉得跟着褚元海受憋，不如在外头自在。正好那一年，他认识了石印厂的一个雕版工，便偷偷离开了汉奸队，两个人合伙仿造起“关金券”来。没有多久，案发了，那个雕版工先被抓了，一听到这个消息，陆胡理剃光了头，换了衣着，连夜逃跑了。他提心吊胆过了好长时间。在外头实在混不下去了，听说难民们开始还乡，他也跟着难民队伍，溜了回来……四第二天，李麦带着梁晴，到红柳赶集去了。她要去县里和秦云飞联系一下，给同来的人贷一些农具和粮食。红柳集这天正好逢集。由于附近各村陆续回来一些农民，这里临时起了一个农村贸易集市。农民们把柴草、柳棵、苇子挑来集市上卖，换回去些红芋干、粮食和由周家口运来的日用品。红柳集已经成立了区政府。徐中玉任区长，宋敏任区妇联主任。李麦找到徐中玉，和他商量贷借麦种的事。梁晴就自己跑到街上逛集市。梁晴还没有见到天亮。她听王跑说，天亮如今在区武工队。她也不知道武工队在什么地方，只好在街上来回走着，对每一个穿黄军服的人都注意地看着。在十字街口一个小土墩上，有几个战士在向赶集的人进行宣传——说快板。四周围了一大群人。梁晴忽然发现那个说快板的人，声音和动作好熟悉。她赶快挤了过去。那个说快板的人大约有二十多岁，宽肩膀，长胳膊，四方脸，高鼻梁，下颚向前突出着。当梁晴第一眼看到这张脸庞时，她觉得很陌生，这个人根本不像她在梦中多次见到的天亮；可是她从那两只大眼睛射出的眼神中，却断定他就是天亮。因为这一双眼睛太熟悉了，这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已经在她的心中刻上了十年。天亮在说着快板：今天乡亲们来得早．先向大家问个好。逃荒八年咱回到家，看见土地就想叫妈。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外乡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八年的苦情说不完，共产党领导咱建家园。开垦荒地把家安，又发镢头又发锄。开了荒地种庄稼，种了绿豆种芝麻。…………天亮在打着竹板微笑地向大家数着，群众们哈哈地笑着。梁晴却一句也没有听见。她只顾往里挤着。一阵掌声响过后，台上的那个人向群众敬了个礼，随着几个战士又到南街去了。梁晴不顾一切地在人群中跑着追着那几个战士。她一面跑着一面喊：“哎！当兵的！当兵的！……”天亮猛地扭回头，看见一个青年妇女从后边跑来，他们虽然离别了七八年，但是，天亮从她的身材、模样和说话时的表情，便立刻断定，来的这个人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梁晴。他的心怦怦地剧跳起来。梁晴这时已经飞快地跑到他的面前。他们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互相都说不出话来。眼泪从梁晴的眼睫毛上滚落下来了。她低下头问：“你，……是不是天亮哥？”768“晴！……”天亮高兴地喊叫一声，一把上去抓住了她的胳膊。梁晴拉掉她头上搭的毛巾去擦眼泪，头上露出来梳的髻髻。就在这一刹那问，天亮呆住了，浑身的血液好像停止了流动，他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手慢慢地松开了。梁晴还没有感觉。她几乎是偎依在天亮的胸膛前，流着眼泪笑着说：“我看着像你又不像你，我只管喊！跑得太快了，还把人家一篮子红薯撞翻了。我不管，谁叫它挡住我的路！天亮哥，你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回来吧？”梁晴像个小姑娘似的热情地诉说着。天亮强作镇定地笑着听着。可是这个笑容是有礼貌的，也是痛苦的。“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昨天后晌。我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就是盼着天亮了。”梁晴幽默地说着向他撒娇。天亮大方地说：“晴，回来了就好。家里有什么困难，咱们分区政府可以帮助。我妈回来了没有?”“什么?”听到这个刺耳的冰冷的“官腔”，梁晴呆住了。“是不是天亮已经成家了？”一丝阴影掠过了她的心头，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说：“你说是俺婶子？……她回来了，她今天就是和我一道来红柳集的，她在区里和区长说话。……我们是一道从西安回来的。"天亮犹豫了一下，客气地说：“晴，天晌午了，到区上吃饭吧。下午玩玩再走。”梁晴怀疑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眼泪又流在面颊上了。她说：“我不去吃了。我不饿。”天亮却用手推了一下她的脊背说：“走吧，我们这个伙上，平常亲戚朋友来，都在这儿吃饭。”梁晴的背上还留着他手掌的余热。她勉强地跟着他走了。天亮领着梁晴到武工队宿舍里坐下，他去打饭。梁晴看着他床上摆的铺盖行李十分简单，床下还放了一双破了个洞的旧鞋子，她从各方面观察，都找不出天亮已经结过婚的痕迹。她心里又产生了一丝希望。她在西安时，曾经给天亮做了一双漂亮的黑礼服呢布鞋子，今天也带来了。她把包袱解开放在床上。天亮端了一大碗稀饭，拿着四个馒头进来了。他说：“晴，吃吧！”梁晴鼓足勇气说：“天亮哥，我给你做了一双鞋子，你试试。"天亮却没有敢接。他为难地说：“哎呀，我们发的有鞋子啊。”接着他又解释说：“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还是拿回去吧！”梁晴几乎要哭了。她低着头，把鞋子包到包袱里去。天亮把筷子递给她说：“晴，你吃饭吧，看汤快凉了。”梁晴说：“我们老百姓也有纪律，不敢吃你们新四军的饭!”天亮看她生气了，自己心里也很难受。他劝她说：“晴，你才从外面回来，生活一定很困难。一双鞋子拿到街上能换十五斤高粱，你就换点粮食吧！”说着他又从床头拿出五十斤粮条，二十元冀南票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五十斤粮条，二十元冀南票。你拿着吧，看该买什么就买点吧……”他说着．眼睛忽然涌出了泪水。他又嗫嚅说着：“以前我们都是小孩子，况且这么大的灾难，一离别七八年，多少结过婚的夫妻还被拆散了，还差我们！……我不埋怨你！今后，我要把你当你亲妹妹看待，我还要照顾你。”接着，他擦净了脸上的眼泪问：“你家里几口人？”梁晴惊骇地问：“谁家？”“你家呀！”天亮说。梁晴这时全明白了。她的眼泪“哗”的一下又流在面颊上了。不过这两行泪水却是热的．热得把她的脸都烫红了。她眼睛中闪出一种奇异的表情。她说：“俺家四口人。俺婆子，妹妹，还有他！”“他是哪个村的！”天亮忧郁地问。“他就在你们区里工作呀！”“在区里！”天亮惊叫着：“谁呀?"梁晴站了起来，狠狠地擂着他的肩头说：“海——天——亮！……你呀！……”天亮喊着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梳了个婆娘头!”梁晴一把把头上盘着的髻扯了下来．她兴奋地笑着说：“你呀！你这个排长，比你妈差得多！咱妈在西安第一次见我时，我也是梳着髻。人家一眼就看清楚是怎么回事，还说，兵荒马乱的年月，梳个髻好。可你呢，叫我到街上去卖鞋！……我在外边姓了八年你海天亮的姓了！”她说着，一头扑进天亮的怀里，用牙齿狠狠地咬着他的衣服。天亮急忙关住了房门。……五月亮掀开了飘浮的面纱，把水银似的清光洒满了大地。夜，显得更宁静了。风已经停住了，杨树枝上叶子低垂着，它好像拍了一天手，唱了一天歌，现在疲倦了，要休息了。芦苇也纹丝不动了，它只把暗暗浮动的阵阵清香，送向归来的流浪者。鸟儿睡了，青蛙也睡了，蛐蛐和金铃子也都睡了。但是回到家乡的难民们却没有睡。他们的身体疲乏极了，思绪却静不下来。他们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天空，他们发现故乡的月亮明极了。七八年来，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皎洁的明月，就连那白茫茫的天河，也闪耀出璀璨的光芒。徐秋斋躺在草地上铺的一条席子上。因为怕蚊子咬．他在身旁点了一堆青蒿。近几天来，他一直在拉肚子。在洛阳时，他曾经去药店买了二两黑山楂，熬了喝了喝，可是还没有止住。照他的说法是人老了，服不住外乡的水土，到老家就好了。他曾经对王跑蜕：“‘人老百没才，尿尿滴湿鞋，刮风眼流泪，咳嗽屁出来！’人老了，毛病都出来了。可是只要得住土气，特别是把你养大的土，身体就又会扎实起来。”因此，他在回来的头一天夜里躺下后，就抓了一把泥土，放在鼻子上使劲地闻着。泥土的气味是清香的，还夹杂着一股湿漉漉的草叶香味。大约是心理作用，徐秋斋嗅了一会儿，肚子里咕咕噜噜响起来了，接着放了一个长屁，肚子里顿时觉得舒服多了。他独自微笑了。他仰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又给自己编了一个快板：人老百没才，回到家乡来。田地遍荒草，房屋沙里埋。吃水没有井，烧火没有柴。感谢故乡土，除病又消灾。老头儿念着快板，慨叹了一番。不觉睡着了。……第二天，大家都忙了起来。长松、春义、四圈，各家都在砍柳棵、杀苇子，准备盖房搭庵，先建个住处。这里长得像胳膊粗的柳棵，到处都是。苇子、白草都长得一人多深。把柳棵砍了当作椽子，把芦苇编成苇笆当作墙壁，再用干草苫到房顶上。不到两天工夫，一间间草房茅庵出现在赤杨岗的荒地上。这些茅屋，有“鞍桥式”、“凉棚式”、“船篷形”、“土窖式”，还有前高后矮，像个卧着老虎的“虎座式”，还有像“蒙古包”似的“谷垛式”。黄泛区人搭草屋的技术，是他们多年逃荒生活锻炼出来的。这些原始的房屋建筑式样五花八门，错错落落地摆在街头上。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原始人的房屋式样展览。王跑和春义、梁晴等帮着徐秋斋搭了一座“瓜庵式”草房，他们砍了几棵大柳棵，搭成屋架。然后又苫了两三层苇草，光线虽然暗一点，住起来却是冬暖夏凉。庵子盖成后，徐秋斋满意地说：“多少年串人家房檐，如今落叶归根，总算自已有个窝了。我这个窝就叫‘安老窝’。”王跑说：“大叔，明年你在门前种几十棵西瓜，才像个瓜庵子呢。”说到西瓜，徐秋斋问王跑：“你们平常就吃这苇塘里的水？”王跑说：“吃了两年了。咱村的井都让黄水淤平了，一眼也找不到。”徐秋斋说：“让我来找。一个村子没有水井，怎么能算有人烟？俗话说‘美不美，泉中水’，苇塘里的水不干净，咱们得找水井。”下午，徐秋斋带着一群小伙子找起水井来了。他以祠堂瓦房的房脊作起点，然后回忆、步量、测算着距离。最后步量到一片荆梢地前，他指地下对小伙们说：“挖！”小伙子们拿着铣镐、镢头挖了起来。挖了不到一个钟头，果然发现石头砌的井台。第二天又挖了一上午，一眼砖圈大井被淘开了。大家吃上清澈的井泉水，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又让徐秋斋找当年的石碾子和磨面的磨。两三天里，挖出了三盘石磨和一盘石碾，关爷庙的大钟也挖出来了。祠堂的石碑和一副锡做的香案，也挖出来了。当这些“出土文物”摆满了街道的时候，村子里当年的轮廊也显出来了。四圈在村西头挖出了一个水缸和两个坛子，大家挖掘旧物家具的劲头形成了高潮。有的挖出水缸，有的挖出了犁耙、瓶瓶罐罐和一些碎铜烂铁。徐秋斋也捡了些砖头。把自己的茅庵铺成了砖铺地。夜里，陆胡理来找王跑，他说：“跑哥，我已找到海骡子家的房基了。临街房子埋在泥里好像还没有坍。”他又小声地说：“他家堂屋里那些东西，好像当年搬到城里时，都没有带走，咱们今晚上去把它挖开怎么样？”王跑听他一说，好像蝎子蜇了一下一样，忙说：“我不去，我不去。”陆胡理笑着说：“这怕什么，埋在泥里的东西。……”“你要去你去吧。我是不去。外财不发穷命人。我在上边摔过斛头。”他又想起了白马寺那段痛苦往事。老气这时候也笑着说：“老陆，你要挖，你去吧！你跑哥这几天搭屋子，累得腰疼，弯不下腰。”“其实我也只是说说，谁有那闲力气去挖那些破烂砖头?”他说着扬长走了。夜里，王跑听到一条沙岗上响起镢头挖地的声音。他思摸着这肯定是陆胡理下夜挖海骡子家的东西了。他偷偷猫着腰去看了看，果然看见陆胡理在一个坑里站着，向外撂着土、扔着砖头，他正看得出神，忽然背后有人拉了他一把。他吓了一跳，扭回头看时，却是自己老婆老气。老气把他拉到自家的茅屋里说：“你去看什么？哪有什么看的，我说你啊，还是贼心不死！”王跑说：“我看看犯什么法?我又不要他的东西！”老气说：“看也别看。在洛阳时．那个陈老先生对我说：‘知人隐私者不祥，察见渊鱼者……遭殃’，像这种事，看也不应该看。”王跑佩服老婆的见识，只好点头称是。过了两天，他见陆胡理端着把白铜水烟袋在吸烟。那烟袋擦得锃明发亮，还带着两条铜链子。他听见陆胡理在对裴合说：“昨天在红柳集，五斤高粱换了这杆烟袋，回来我擦了擦，还能吸。”王跑认得这把烟袋。他心里明白陆胡理是从哪里弄来的．鉴于老婆的告诫，他没敢对别人说。……六当赤杨岗的还乡难民，都在挖掘着盆盆罐罐和旧家具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对这些挖掘旧物的事情不屑一顾。这个人就是长松。他亲眼看到自己家里的房子，在黄水冲来的时候倒塌了。他知道，家里除了几个破缸烂盆，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些天来，他一直在找寻着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他失去的土地1。多少年来，海长松逃荒在外，一直惦念着当年用血汗换来的七亩地，回到村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测算自己那块土地的方位。他终于在一片红淤土上，丈量推测出自家这块土地的地方。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因为这一片土地，全是黄河留下的淤积土，肥得一脚能踩出油来。他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吃罢早饭，他对小建和小强说：“走，咱也去挖点东西！”说着，父子三人扛着镢头到荒野里去了。长松在荆棘丛生的淤土地上，挖了十几个大坑，终于找着了他当年埋在地上的镰刀和黄铜烟袋。他的眼泪又滴进这个散发着泥土香味的土坑里。长松拿着发锈的镰刀对小建、小强说：“这就是我和你们讲过多少次的咱那块土地，七亩二分大，东西畛。如今它全变成淤土地了。为了这块地，我和你妈苦拼了半辈子，我没有到饭铺里买过一个烧饼吃。……”他说着又流下眼泪，停了一会，他又对两个孩子说：“别看他们挖出来个锅，挖出来坛子眼馋。对咱庄稼人来说，什么最主贵？地最主贵？什么是根本？地是根本。常言说：‘地是刮金板，有地就有脸’，咱在洛阳要有这几亩地，你大姐能失落在外边吗?你二姐能死在外乡吗?种庄稼是一本万利。我这一辈子，别的手艺不会，种庄稼还在行。我也要把你们教会。咱爷儿们只要肯下力，别看现在是荒草沙坡，明年夏天我要向它要三千斤麦子！”小建和小强也默默无言地落泪了。他们在城市流浪生活中长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这样兴奋、这样激动，也从来没有听过他能讲出这么长一段话。七李麦到区上跑了儿次，借贷麦种和发放农具的事，终于跑成了。按区里规定，每开一亩地，区里贷给麦种十斤，回来的每一口人，只要年满十五岁，不分男女，都发给农具一件。这天，李麦领着长松、王跑、四圈等人来红柳集领麦种。秦云飞正好从淮阳分区同来。他见到李麦问：“大婶，你们村开了多少地了?”李麦说：“开了二十多亩了。这不，今天就来领麦种。”秦云飞说：“不行啊，你们村回来了三十多户人家，才开了二十多亩地。进度太慢啊，是不是大家有顾虑?”王跑说：“有什么顾虑?现在人刚回来，干活不习惯，家具又不全。再说，茶饭也跟不上。七八斤重的镢头，抡起来可费力了。慢慢来吧！”秦云飞笑着说：“可别把麦种吃了。”长松说：“秦县长，你放心。麦种谁也不会吃掉。就是……”他说着又咽回去了。李麦说：“叫我说吧，要说没顾虑，那也不是真话。群众还是有点顾虑，俺村就有人说：赤杨岗海骡子家的地就有几百亩．他现在还在开封干着国民党的事。把他的地开了，他要是回来算个‘驴打滚’账，吃不清还得兜着走。有些人说，光说谁开谁种，谁种谁收，有啥凭据呢?还是找找自己的老业地开着稳当。”王跑笑着说：“秦县长，其实这就是我的话。”秦云飞笑了笑说：“我说你们还有顾虑吧；其实不光你们赤杨岗，各村回来的难民，都有这个顾虑。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党中央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下来了。在我们解放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坚决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永远归农民所有，咱们黄泛区因为人伤亡得太多，人少地多，实行谁开谁种，谁种归谁。只要一口人不超过五亩地，我们政府发给土地证。主要是鼓励开荒。”王跑高兴地说：“你们出个告示不行吗！把这些政策都写上，再把你们县政府红大印盖上！”秦云飞说：“这个你们放心吧！告示正在印哩！还要派干部去你们村。你们等着吧！”过了两天，宋敏和天亮带着区武工队的几个战士来到了赤杨岗。他们又送来些麦种和农具，准备发给大家。李麦悄悄地问宋敏：“小宋，告示带来了没有？”宋敏拍着背包说：“在里边，等会儿叫天亮同志给大家念念。”李麦说：“还是你念吧，‘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人家说我们天亮是‘土八路’！，他的话人家不信。”宋敏笑了说：“中。这一次倒用上我这‘南蛮子’了。”人集合在大杨树下后，李麦向大家说：“乡亲们，这是咱们区的宋主任。请她给咱们讲话。”大家没有开过会，还不知道拍手欢迎。王跑伸着脖子看着，心里想：“怎么来个女的？”小响在远处站着，看着这个女青年穿着一身黄军服，留着短头发，身上背个挎包，挎包上还挂了一个雪白的搪瓷茶缸，一举一动，从容自如，心里不由得羡慕起来。宋敏开始讲话了。她的心情有些激动。她先喊了声“乡亲们……”接着又叫着：“大爷们，大婶们，大哥们，嫂子们，小弟弟小妹妹们！……”就她这么挨着喊了一遍，全场的人，顿时鸦雀无声了。李麦急忙低下了头。她的两行热泪已经流在脸上。她理解这个在水窝里蹲了八年的姑娘感情。宋敏忽然大声说着：“……谁是这里土地的土人？你们是这里土地的主人！经过八年逃荒受难，现在你们回来了。我们把这块土地交给你们；现在我们政府制定了土地改革政策。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她说着从背包里掏出告示，“哗”的一下抖开说：“这是咱们政府出的告示，我给大家念念。”她一条一条念着告示上的条文，仔细地解释着。念完后，徐秋斋忽然站起来带头“啪，啪，啪，”地拍着手。群众愣了一下，紧接着都不约而同地拍起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鼓掌，也是他们最愿意鼓的一次掌。尾 声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了。赤杨岗村子周围，冒起了冲天的狼烟。荆棘和野草在火舌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变成了灰烬。它预示着一个旧的社会结束，一个新的社会将要在苦难中诞生。当人们抡起铁镢，把它刨进黑色的泥上时，泥土里发出了一种沉重的富有弹性声音。它好像也有生命。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遍了难民的鲜血和眼泪。一九五〇年时，一个银行的信贷工作者，到黄泛区这个村子作了一次社会调查。这个村于在一九三八年时，共有二百二十八户，五百七十六口人。经过这一场浩劫，截至一九五〇年秋天，从外省逃难陆续回到家乡的，共有九十六户人家，一百九十六口人。已知死绝的有二十八户。已知被黄水淹死和旱灾饿死的，共有男女二百零八口。没有音信和找不到下落的，尚有七十二人。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背负着两肩石磨生活，他们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药品“刮骨疗毒”。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它和一切事物一样，“物极必反”，“无往不复”。水是至柔之物，但聚集起来，可以穿透石壁岩层。弹簧压下去的力度和弹出来的力度是相等的。当黄泛区的人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牺牲．怀着激动心情在日以继夜开垦荒地，重建家园的时候，准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为锯倒国民党政权的一把最有力的锯子。一九四八年，在决定历史命运的淮海决战中，黄泛区农民们的小车又推出来了。这成千上万辆的小车上，推的不是当年逃荒的锅碗瓢勺，而是一车车粮食、香油、军鞋和炮弹。这大约是一些军事家们没有计算在内的一种力量。他们只知道水可以载船，不知道水会变作巨浪还可以覆船。中国农民的独轮车，把历史推向了前进。“人心向背”是一颗最厉害的原子弹。茫茫的黄河向东流到大海里去了。几千年来．人们爱她，恨她，想她，怕她。一条黄河就是中华民族流动的历史。从“大河村文化”遗址的陶壶，到“殷墟”的甲骨，从西安碑林中的巍峨丰碑，到中原古战场荒草中的箭镞。人民创造着历史，同时，也为历史的前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通过这些“媒介”，看到了二十五个朝代的盛衰交替，也看到了三百五十多个皇帝的治乱兴亡。这些“数据”，几乎可以创造一部“历史交替计算机”。这就是中国农民在历次革命和改革中，总要显示出他们的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能够具有“历史的眼光”根源之一。在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庭。从那时起，“家庭”成为这个社会的最有生命力的细胞。它的“根须式”结构和不断丰富的伦理，使它变得如此完备而又顽固。他们把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人，都叫“外国人”。他们认为闻一闻本乡的泥土可以治病。这些观念是如此狭隘和落后，成为这个民族每前进一步中的沉重包袱。但同时，它又可能是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那么，历史又给予了人民什么呢?像黄泛区的农民，他们经历了一场洪水的浩劫，一场蝗虫的浩劫，一场大旱灾的浩劫。会不会有新的浩劫呢？答复是肯定的。但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向前进的，谁也阻挡不了，浩劫仍然会被战胜，困难仍然会被克服。因为历史不单是痛苦和牺牲的记录，她还给予了人们坚强、勇敢，智慧和信心。一个具有深厚道德精神的民族，不会在历史上消失，强烈的同情心、团聚力，和传统的道德力量铸成了这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坚强精神支柱。本书介绍了七户农民的“家庭”。而且是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以后，在死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由于作者学识浅陋，没有能力用这支笔去更深刻地发掘他所描写的对象。满纸荒唐俚语，最多不过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段生活罢了。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灯下于北京。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一《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二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三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四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园。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大悲歌中的民族灵魂——读《黄河东流去》孙 荪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列着一部大著《黄河东流去》。这不是一部轻易得来的书，而是作家李准呕心沥血之作。它脱胎于电影《大河奔流》，却又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全书五十五万字，原来分为上下两卷。1979年出版上卷，而下卷直到1984年才和读者见面。其间历时七八年，先后大改两次，最后合为一卷。即使不算长期酝酿琢磨的岁月，仅写作时间，也足可看出作家的惨淡经营了。不过，要是你细读了作品，你就会从心里说，作家的辛苦是值得的。中国文坛给予这部作品以最高荣誉和极高的估价，是应当的。史诗式的作品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黄河中下游变界的中原地带，发生了一桩中外震惊的大事：蒋介石以阻挡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为理由，演出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惨剧，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黄水泛滥，中原腹地河南、安徽、江苏四十余县沦为泽国泛区，百万人死亡，千余万人流离失所，四出逃难，生灵涂炭，酿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浩劫。这是一幅巨型的惊心动魄的流民画卷，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作家李准敏锐地意识到，历史提供了这一史诗题材，它为作家的大笔纵横驰骋回环往复准备了极其广阔的艺术空间。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史是旧中国人民苦难历史的典型缩影，是历史最惨烈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种历史大灾难大动乱中数以千百万计的黄泛区人民的大迁徙，本身又是史诗性的。黄泛区人民以自己的坚韧、智慧和血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这曲歌，既是黄泛区难民的，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既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也是整个历史的。李准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这个史诗性题材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内涵，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大浩劫、大迁徙所涉及的十分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构筑了一部长篇巨制的宏伟格局和结构框架：以蒋介石炸开花园口为开端，以黄泛区难民的流浪迁徙为线索，从纵的时间角度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难民“八年离乱”期间连续遭受的水、旱、蝗三大浩劫的苦难生活史，从横的角度像全景电影似的，镜头由花园口边的豫东难民，顺着陇海铁路沿线，从豫东到豫西，从洛阳到西安又到咸阳宝鸡，从乡村推向小镇，从小镇推向城市，从一个城市推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家庭。在农家茅屋，乱葬岗上，城市街头，黄土路边，破庙土窑之中，车站码头之旁，难民的足迹、汗水和血泪，踌躇于抛洒于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苦难大地。这是一幅巨型流民图。《黄河东流去》所展示的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义愤填膺的篇章，对于人们认识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了解特定地域人民生活的真相，具有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的面貌。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对这段历史铸成了铁案，作家所具有的史家识见和风骨，显示了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当代水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黄河流域中原农民(包括晋冀鲁豫等省农民)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闯关东，走西口，这在解放后多少年流行的忆苦诉苦、写家史村史活动中曾经有过大量的口头与文字材料，但在文学作品中，除了《红旗谱》曾经虚写过闯关东，鲍昌写过六十年代的“盲流”，其他直接描写获得成功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表现中原特别是河南人民的历史和命运，姚雪垠早年有此雄心，他“想从纵的方面观察和研究现实，而且总希望以比较熟悉的河南社会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纵深地反映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深深遗憾”。农民作家冯金堂写出了《黄水传》，但囿于眼界和艺术功力，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比较起来，应当说，《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独具开创意义。甚至还可以说，作家李准还有一层更高远的眼光。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黄泛区难民的经历和苦难遭遇与任何国度和地区的难民比较起来，都可以说是“惨绝人寰”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黄泛区难民生活的史与诗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具特色的。他们的独特遭遇和在非人境遇下所体验到的、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情绪、情感、心理状态、精神境界以及人际、人天关系状况，具有某种人类学价值。李准称自己的小说为“难民”小说。这表明作家在思考难民问题时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在思考历史题材时所具有的现代服光，和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所具有的世界视角。中原农民的群像在《黄河东流去》这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中，处在中心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中原农民的群像，甚至也可以说，是塑造了地道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在《黄河东流去》中，没有一个贯穿性的英雄人物矗立在读者面前，小说着力的是农民群像，三四十个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形象序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让真正的生活说话，追求自然的感情流露和无矫饰地描写“天籁”，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创造境界。这就使《黄河东流去》的人物，既有生活中的固有本色，又组成了具有更大概括意义的群体性格。这是说，既写出了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生活所造就的人物的独特个性；又写出在共同的地域环境、生活条件和精神气候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性格。绘制人物群像的长卷，作者着力的，仍然是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新的典型。李麦是特具魅力的一个。尽管小说中的李麦，没有电影《大河奔流》中的李麦那么“高”，那么“神”，那么“泼”了，有时显得粗鲁，有时显得缺少主意，不少场合没有处于中心地位。但是，英雄气少了，革命家的言词少了，领袖味少了，属于一个劳动妇女固有的本份的东西倒多了。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活起来了。李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亲切。她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了。一种从生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质朴感染着读者。李麦身上还有一种夺人眼目的东西打动着读者。这就是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民们最可宝贵的品格：刚强。这表现在，第一，她有着绝处求生的生活能力。她能在大家感到绝望的境遇中找到活路。在寻母口难民们生计无着，她领着各家妇女给客店拆被子使大家的锅灶冒出了烟；在西安街头，她又承揽一宗手工活，一个冬天奇迹般地收入几百元，顾住了几个人。在黄泛区的水窝子里，她和宋敏一起熬了五年，不仅学会赤手捉鱼，而且种的粮食还可以支援游击队。第二，她有强者的精神气质。她不信神，不信命，信自己。她的人生信条是“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她的人生哲学是：“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要刚强地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人一辈子长着哩，日子比树叶还稠，总有转好年景的时候。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日子“即使像一根带刺的树枝也要捋到头"。她敢同财主当面锣对面鼓地讲理，她敢向官府抗争，面对黄水滔滔，她精神不散架，需要的时候，她敢于“豁出命来"。第三，她具有一些大胆的超越农民传统旧观念旧意识的识见。在离开乡村土地到城市寻找务农以外的谋生手段上，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女性贞操观念上，在乡土意识上，她敢于直面人生现实境遇扔掉狭隘的“面子观”。这些在当时特殊的生活境遇下为了生存而“自发地”生长出来的“现代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一切，就使得这位在黄河岸边中原农村的土壤中生长的，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勤劳质朴而又豪爽刚强，有气魄而又有识见的劳动妇女，在新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序列中，成为又一个“这个”。同时，也是李准创作中引人注目的劳动妇女形象序列中，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又颇具立体感的一个。在这幅农民群像长卷中，最有艺术光彩的是乡村知识分子徐秋斋。这个人物形象既与作家的人格理想有“宿缘”，又是作家深存着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作家的笔一触到他就有出神入化的妙文出现。这是一位落魄秀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哺育的，在饱经沧桑穷困潦倒的困窘中磨炼出来的，农民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他有那样古怪的六不像的外表：山羊胡子刀条脸，一个大长鼻子，两只明亮好斗的眼睛，戴个旧的黑绒瓜皮帽，还穿着翠蓝布破长大褂，扣子上还系了个鲨鱼皮旧眼镜盒，眼镜盒下边还搭拉个黄穗子。不像农，不像工，不像商，不像兵，不像财主．也不像穷人。而他的语言作派也往往是文白相间、古今混杂、雅俗并存。他爱吃嘴，要面子，怕官怕事，但在骨子里却有一股正直之气，心中有一副侠胆义肠，脑子里颇有几分谋略。在难民流浪生活中，他是为人排忧解难的“智多星”，荫护患难情侣的人道主义者，传递民族优良道德情操火把的“教师"。这位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人物的智慧风貌、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北方乡村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道德水准。这是《黄河东流去》奉献给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和谁重复的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在《黄河东流去》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除了徐秋斋的机智，李麦的刚强，其他如海老清的倔强，海长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陈柱子的精明，蓝五的纯情，雪梅的痴情，凤英的要强，春义的固执，等等，既有把他们个人之间互相区别开来的各自独特的性格，又都带有中原农民式的共同的“侉味”，与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燕赵农民、关东大汉、南方村民、西部老乡区别了开来，在语气声口、行为方式上，以至情感方式心理特征上鲜明地区别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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