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让我先汇报吧。” 也就这么一句话，直让李高成心里阵阵发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却仍然还是以前那副对他总也恭恭敬敬、说一不二的样子。大概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只要你作过他的上级，你就永远会是他的上级，即便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他已经成了你的上级，在他的心底里还依然会把你当作他的上级。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领导一旦上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提拔起来，于是乎这些下级就会永远在心底里对你感思戴德，会刻骨铭心地感激你一辈子。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报乃小人。谁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级闹矛盾，谁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这个人的人格就算彻底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来。而发生在我们干部阶层里的种种弊端，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团团伙伙、圈子山头也越来越多，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拔？事情还刚刚开始，就先自手软了、心软了。看来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这样，那还怎么能彻底公正的解决问题？又怎么能让全厂的职工和干部心服口服、畏威怀德？ 一定要冷面如铁、公正严明，绝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几个人而冷落了几万工人的心。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 郭中姚汇报得非常认真，也非常仔细，虽然是逐一反驳，针锋相对，却显得是那样得体、那样中肯。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浮躁的牢骚，没有辛酸的委屈，更没有火爆的情绪。大概是早就有了准备，一条一条的都是那样充分、那样圆满，而且有理有据、有条不紊。 郭中姚的汇报和解释看来是代表了公司整个上层领导的意见和观点。郭中姚首先认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些年来的亏损和负债，公司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公司领导的观念这几年越来越老化僵化，市场意识太弱太差，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步伐太慢。一切都还是照老章程、老规矩办事，体制上是这样，管理上是这样，行为方式上依然还是这样。想变又不敢变，往前走一走，又往后退一退。老是想盼着上边下文、下指示，等着领导来说话。要是没了这些，就会觉得什么也不牢靠。所以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远远没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跟。郭中姚说，公司的许多领导，也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总是只想着往母亲的怀里躲。什么时候也是等靠要，等财政、等拨款、等投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子，党和国家还真会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种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种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子。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管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蛋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管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出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管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子，李高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点儿道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按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出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子的角色，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就是苦水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就说买棉花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花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干部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不产棉花，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棉花不好。这个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实也是在别的地方买下的二手货，但这是人家早就定购下的期货。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有钱，于是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咱们身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为了把棉花的价格压下来，我们先后同他们协商了七八次，最后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吨的价格，购回了2000吨棉花。同当时各地的价格相比，每吨便宜将近300元左右。棉花确实不好，但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二级棉占到15％以上，三级棉占到20％，四级棉占到10％，五级和六级棉各占25％左右。在最后签订合同以前，我们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和棉检人员都请了去，我们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买，再不买谁知道价格又会涨到哪里去。要是再买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尽，没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务就全得泡汤，几万工人干什么，又吃什么？棉花质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着，完全可以用，怎么着也比没有活儿干强呀。还有的人说，既然知道棉花不好，为什么第二次又在人家那里买回了几百吨？这些人说话也不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搞了鬼，我们还会第二次去买吗？我们真的就会那么黑，真的就会那么傻？实际情况是，我们提走2000吨后，人家说他们那儿还有一千吨左右，如果我们想要，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当时全国的棉花行情我们清楚，确实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答应再买一批。回来后，我们一方面稳住人家，一方面赶紧试用这批棉花，发现这批棉花的质量确实还行，于是又咬紧牙关，倾其所有，又买回了450吨，想想也真是寒酸，没有办法，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我们这个公司这么穷呀。采购员一见到我们就哭鼻子，也数不清有多少回了，什么价格也给人家谈好了，就是因为钱到不了位，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厂家把自己早已订好的棉花提走。一次次地催公司，一次次地给人家说好话。什么事也不顶，如今是市场经济，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牌子管什么用，人家就认钱。这几年大中型企业的信誉又不好，牌子越大人家反倒越怕你越躲着你。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心虚呀，人面上，都还是个厅局干部，都还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比人家一个个体户、一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都远远不如呀。住房住不过人家，请客请不过人家，送礼也送不过人家，坐车也坐不过人家，连身上的衣服也比人家差得远。人家一看你这寒酸样子，在心底里就早已把你看低了几分，我们又能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小会议室里此时此刻静悄悄的，所有的人好像都被冯敏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也一样陷进了这种由语言造成的情绪和气氛里。他本想插话说点什么，但好像没机会能插进话去，而冯敏杰好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并不想让你插话，他只是想让你听，只是想给你表白。他就是想打动你，想把你的情绪彻底地扭转过来。 冯敏杰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如今要做点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难。在外头低三下四，回到家里依然还得卑躬屈膝。出门往头顶上一看，谁也压着你，谁也管着你，都说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企业摆脱束缚、自由自主。可这会儿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感觉上反倒是越捆越紧，越管越严，婆婆妈妈越来越多了。就说1995年的那笔贷款吧，这是国家和政府早就决定了贷给我们的，银行也并不是没有这笔钱，可为什么就是迟迟到不了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是这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会这么做吗？他们舍得这么做吗？眼看着企业一大笔一大笔地损失钱，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们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请了多少回客，再说句难听点的话，他们吃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可就是拖着不给你办，有些人我们就是想不明白，他们的心为什么会这么黑！有多少才算够！李市长，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了，其实每年都是这样，每一回贷款都是这样，假如要不是他们这么拖着压着，假如要不是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管着卡着，中纺公司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吗？到这会儿工人们闹起来了，公司也即将破产了，这好像才急起来了，可他们从来也不想一想，平时都对这些企业干了些什么？又什么时候真心实意地帮过关心过这些企业？是，我们的体制上有问题，我们的管理上也有缺陷，我们的观念也有些陈旧，但仅仅只是这些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假如我们真正拥有权力，假如我们真正能够自己做主，假如这个公司真正能让我们说了算，我们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李市长，我们今天说这些，一点儿也没有借机想给领导发牢骚的意思。说真的，我们在一块儿议论过好多次了，要不是因为市长是我们的老上级，说不定我们早就不干了。我们干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受罪不可。今天的情形李市长也看到了，要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黑锅可就真会让我们背定了，别的我们什么也不怕，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我们这些人反倒都要成了公司的罪人，累死累活地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什么也没落下，临了倒落了个腐败分子…… 末了，冯敏杰向李高成毫不含糊地做了保证，今天讲的这一切，如果有失实之处，他将完全负法律责任。他说他欢迎任何监督和司法部门到这儿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调查，他将尽一切力量积极配合和协作，如果查出什么严重的腐败问题来，他将立刻引咎辞职，甘愿承受司法部门的一切处罚和严惩。 应该说，冯敏杰的这一番话，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深思之余，还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冯敏杰的有些话虽然不无刻薄和愤懑，但他相信他的这些话都是真诚的，至少他没向你说谎话，说大话，说废话。而且等冯敏杰讲完了这一切时，李高成那颗悬着的心似乎也渐渐地落了地。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棉花问题，看来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相信这些公司的领导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捅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漏子来，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经济问题呀，就算他们不想干了，莫非也不想活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他也明白，这种直觉基本上是来自于对老部下的那种难以扯断的情感和信任。 他常常很坚定地认为，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感情和理智应该是一致的。 《抉择》 第九章 公司领导的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中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休息。晚饭也没有离开过会议室，一人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总共用了不到一刻钟，吃完了又接着汇报。 虽然是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却使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被冲淡了许多。党委书记陈永明吃火腿肠时，怎么咬也咬不开，惹得大伙都哧哧哧地笑了起来，连李高成也止不住地笑了一笑，于是大伙更是前仰后合地笑成一片。 情绪缓和了，汇报也就轻松了许多。 党委书记陈永明接下来谈了谈公司这几年提拔和起用干部以及党委组织工作上的一些情况。 陈永明说，干部的比例过大，这是事实，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一种普遍情况，并不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一家是这样。同全省全国相比，中纺公司的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中纺干部的年轻化程度，也是比较突出的。这几年，中纺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提拔的对象80％是中青年。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制订了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意识地增强了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我们的这一套办法，省委市委组织部曾进行过认真的考查，并作为先进经验在全省全市予以推广，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嘉奖和表彰。要说我们这几年提拔的干部没有一点儿问题，那也是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凡是近几年提起来的干部，我们都有言在先，一旦发现问题，该撤的撤，该查的查，该处理的坚决处理，绝不姑息，绝不手软，而且是谁提拔起来的也一样查谁。自1990年以来，只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查处过二十多个新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而问题的症结，就是这几年我们干部的后备力量越来越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流失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好的人才，往往是怎么留也留不住，其实我们也没有条件能留住人家，工资上不去，待遇跟不上，住房没住房，前途没前途，一个年轻人，谁愿意长久地留在这里？要是我我也不干呀。所以近几年来，我们提拔干部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找不下、选不上、用不住。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这几年在提拔干部上有腐败行为，真是笑话。去年我们看中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好话说了几大车，人家就是不干。后来人家对别人说了，他来这儿就是为了锻炼锻炼，根本就没想着要在这儿长期呆。当时听了挺气人的，但事后一想也就不气了。这能全怪人家年轻人吗？你凭这就能说人家的觉悟低吗？这样一个外债几个亿的公司，连工资都发不了了，你就是给人家一个总经理人家也未必会干呀！我们提拔一个干部，翻来覆去地要给人家说那么多好话，做那么多工作，就算你想腐败你能腐败得起吗！ 说到最后，陈永明不禁有些愤慨地说道：“还有些人说，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在人事上搞腐败，而且在作风上也有腐败行为。说什么领导们把自己的姘头一个个都安排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上，连秘书都换成了年轻姑娘。我们实在难以想像这些人说话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话说白了，这些人散布流言蜚语的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这个班子，就是想给领导的脸上抹黑。总经理郭中姚离了婚，这是公开的事实，郭经理家庭不和，妻子脾气暴躁，这是公司里人人皆知的事情。连郭经理的儿女也都劝自己的父母离婚，想想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离婚以前，人人都同情郭经理，然而一离了婚，却好像人人又都怀疑郭经理。过去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如今是经理门前是非多。莫非离了婚的男人，只要一接触女人就肯定有那种不正常的关系？而离了婚的男经理一旦提拔一个女性当领导，就能说明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中阳纺织集团公司70％以上的都是女性，要都这么看，那还怎么让领导开展工作？是，这两年，我们中纺公司也确实起用了一批女性干部做公关工作，但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是工作的需要呀，如今社会上就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性，不论是搞采购还是搞供销，也不管是上项目还是签合同，那确实要比男同志强。再板着个脸像过去那样一本正经地去办事，这会儿谁还吃你这一套？社会风气就这样，凭我们就能改变得了吗？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他们无非就是想在这上面达到什么目的罢了。在我们国家向来就是如此，你要想搞垮某一个人，首先就是在作风上搞臭他。说什么郭经理女秘书换了一个又一个，还给女秘书分房子、安排职务，胡说八道也得有个谱么！要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还能算是个人吗……” 如果不是郭中姚制止了他，陈永明也许还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老实说，陈永明的这番话，心情可以理解，但却是很令李高成反感的。令他反感的并不是这些话的内容，而是陈永明说话时的那种态度和情绪。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公司的党委书记，首先不应该以一种对立和定性的口气来谈论这件事。这是群众的意见，至少是一部分群众的看法，你如何能以这种敌对和蔑视的态度来对待？立场没站对，情绪自然就歪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误解、一种偏颇的看法，但决不能说这是在散布流言蜚语，是在搞阴谋诡计，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要是这种话传了出去，那同群众的紧张关系还能缓和得了？其实陈永明刚才的那番话根本就不必说，郭中姚的婚姻问题，我李高成还会不清楚，还会比你了解的少？对群众的意见就是再有看法，也不该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没有别的，就因为你是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则是一线工人。这是工人们应有的权力，也是我们党自从成立自从执政以来就赋予工人的最神圣的权力之一，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和蔑视它！ 再下来是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吴铭德概括地谈了谈公司里的经济情况。 吴铭德认为有些人说公司里的财务混乱，胡支乱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造成公司干群关系紧张的最直接的因素，公司这一阶段群众情绪的不稳定主要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引起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怀疑的看法和态度，那你就是长上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怎么汇报也不起作用。所以吴铭德认为，目前要让群众的情绪能安定下来，关键的关键就是希望上级尽快能派下来一个财务工作组，把所有的账目全部审核清查清楚，给群众一个圆满的交待。不要以为我们害怕这样做，而恰恰是我们盼着这样做。只有把账查清了，结论公布了，我们就没有压力了，群众也就放心了。 吴铭德接着说道：“现在群众意见最大，我们也有必要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个请客吃饭的问题，一个出国考察的问题。请客吃饭，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这几年在这方面的开支确实很大，但并不是没有账目、解释不清，也绝不像一些人传言的那么多。说是一年光请客吃饭就要花几百万，完全是凭空猜测。公司有上百个推销采购人员常年吃住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包括公司所有出差人员的旅差费和补贴，再加上公司全部的接待费，一年的开支也就是二百多万，即便是这方面开支最多的1992年，总额也没有超过300万元。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只要一查就清清楚楚。问题是我们的有些饭究竟应不应该吃，有些客究竟应不应该请。其实这些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都是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实情，摆在桌面上说不过去，可在桌子底下谁也在做，你不做行吗？你找人家办事，只在办公室里谈谈就能办了？如今的事，你能把人家请到饭桌上，能把人家请到舞厅里，能把礼送到人家家里，那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这几年衡量一个人的办事能力，首先就看你请得动请不动那些头面人物和要害人物。明知道违纪违法，可你就是不能不做。咱不说别的，就只说这几年的贷款，哪一年不求爷爷拜奶奶地请上人家几十回上百口，才能把这些钱真正到了位？你以为我们愿意整天陪着人家吃饭吗？低声下气的陪着人家不说，我们看着也心疼呀！那都是工人们的血汗钱，那都是公司的救命款呀…… “至于像出国考察，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也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工人们没奖金、没工资，你们却还出国考察，花费上那么多的钱，那怎么会没有情绪，怎么会没有意见？尤其是这几年一些单位的出国考察，纯粹就是瞎扯淡，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工人们的怀疑和反感可以理解，但工人们的意见和情绪，主要还是因为目前的考察没有结果。一旦有了结果，上了项目，群众的意见和情绪马上就烟消云散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目前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状况来看，出国考察有没有必要，引进外资和技术有没有必要？我个人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要想让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尽快扭转局面，从目前的困境中尽快摆脱出来，这是最有效、最有希望的战略决策之一，所以现在花钱出国考察是绝对有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出国考察去的地方太多，而且还带着老婆，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但引进外资，想找到合作伙伴，以我们中纺的情况，哪有一次两次就能成功了的？是，美国我们去了，俄罗斯我们去了，法国英国我们也去了。美国是个富有的国家，而且是对方邀请的我们，俄罗斯虽然很穷，但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又是我们的邻邦，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能找到机会。至于英国和法国，是因为我们那儿有关系，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至于说什么都带着妻子一块儿出国考察，这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在领导里头，唯一同妻子一起出国的只有总工程师高双良。而高总之所以同他的妻子一同出国，因为他的妻子本身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这根本就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也是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后同意了的。事实证明，我们出国考察的举措并没有错。像我们这样一个债台高筑的亏损企业，不主动去找去跑，外资和合作伙伴还会自己找上门来吗？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的考察已经有了成效，我们同尼日利亚已经草签了合作意向书，我们同尼日尔的合作也快有了眉目，尼日尔派来的代表，已经在我们这儿进行过考察。这两个国家都是产棉国，他们出原料，我们出产品。具体方案，目前我们正在洽淡之中，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和难题就是我们的外债问题，人家都愿意同我们合作，但都对我们的巨额债务感到担忧和犹豫。即便是这些债务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以他们的看法，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其实早已破产了，哪还有存在的理由。欠着这么多的外债，还有什么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每年的利润远远不够偿还利息，还怎么发工资、发福利，还怎么进行管理、进行再生产？同他们进行合作，岂不是想骗他们的棉花么？就算不是欺骗，等到年终结算时，利润全被银行提取，那实际上还不是等于给骗了个精光？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同人家解释我们两国国情的不同，不管给人家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人家仍然忧虑重重，不敢决断。” 说到这儿，吴铭德小心翼翼地看了李高成一眼，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说道：“李市长，对方这两个国家，都有个相同的要求，他们认为既然是相互合作，那就应该把那笔债务剔除出去，至少也应该让我们的银行给他们出具一份担保证明书，以说明这个新建的合资企业同这些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保证和答应了这一条，双方的协议立刻就能签订。李市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同银行谈过好多次，我们也同市工业局和市经委大致谈了谈，但他们都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件事情，必须要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详细汇报，只有征得上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才能答复我们。我们也感到此举事关重大，但中纺能否走出困境，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对此事曾做过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估算，如果我们答应了这个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的条件，中纺也就彻底搞活了。中纺这几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买不到优质原料，从而影响到产品的销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中纺的包袱越背越重，以至于停工停产。如今我们一旦同国外合资，这些问题全能迎刃而解。对方都是优质棉产国，由他们给我们提供原料，不仅解决了我们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们的原料来源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大部分产品都将销往对方国家，这也等于解决了我们的销路问题，同时还可以给国家换来急需的外汇。真是一举数得，我们为什么不做？只要中纺活了，能运转开了，一切都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赚下的钱还不是国家的？这个企业最终也还不是属于国家的？其实让人家合资方还没同我们合作，就背上几个亿的外债，这既不现实，也绝不可能。这些外债迟早也还得由我们给国家偿还，如果我们现在就咬住这一点不放，那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再找到合作伙伴，就是傻得不能再傻的合伙人，也决不会先给你承担上几个亿的债务，然后心甘情愿地同你合作。从商业道德上讲，也绝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李市长，今天我们同你讲这些，其实并没有想让你答复的意思。我们只是先把情况给你汇报一下，究竟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还是听你的。“ 吴铭德的话早已不知不觉地让李高成陷入了一种沉思之中，以至于吴铭德讲完好久了，他还在那里沉默着、思考着。李高成对吴铭德的话和思路都很满意，这些话也确实很有说服力。说公司的领导有经济问题，那就派人来查帐好了，他们希望这样做，也欢迎这样做。说厂里请客吃饭，开支很大，他并不否认。而且有理有据，说得明明白白，反倒让你无懈可击。说厂里的领导纷纷出国，名为考察，实为旅游。他据理反驳，也一样讲得头头是道，毫无破绽。尤其是最后谈到同外方合作的障碍和问题时，居然把难题给他甩了过来，而这个难题也确实让他动了心。是啊，让人家背上五个多亿的外债，还要让人家同你合作，这岂不是做梦想好事？不就是那么一个徒具形式的条件么？吴铭德说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想想也是。企业是国家的。债务也是国家的，迟早也是国家的企业来偿还国家的债务，这本身就是一回事。只要能答应了这个条件，这个濒临绝境的企业说不定真的一下子就活了，企业有救了，工人们稳定了，国家也没了负担，这样的事情为何不做？而只要企业活了，有了盈利，那债务还一点就会少一点，就算还不了，国家至少也不再往这个无底洞里垫钱了，成为合资企业，国家也就没有包袱了。这个问题真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应很快让他们拿出可行性计划并打出报告来，尽快提交市委市政府进行磋商和研究。 想到这里，李高成没再说别的，只是对总经理郭中姚问道： “老郭，谈谈你的想法，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郭中姚大概是走神了，像吓了一跳似的，愣怔了好一阵子才有些懵懂地问：“什么事？” 李高成没想到郭中姚真会走了神，看来他好半天都已经没有听进去了。真成问题，这一阵子他都想了些什么！不过他立刻就原谅了他，也许是太累了太困了，别说他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就是一个小伙子，在这神经紧绷的几十个小时里，大脑也肯定会时不时地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瞅了瞅郭中姚那张满是皱纹。眼袋凸垂、憔悴而又惶惑的脸，不禁又有些心疼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当经理，也真是不容易。末了，他轻轻地说道： “公司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依你的看法，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用个什么办法，才能使企业尽快地运转起来？“ 郭中姚默默地瞅着李高成，良久，才慢慢地说了一句： “李市长，你是不是要让我讲实话？” 李高成也不禁愣了一愣，他依然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他忍了忍，但仍然没有好气地说道：“公司都到这步天地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李市长，我并不是想给你出难题。”郭中姚有些木然地低下头来，再也不看李高成一眼，一边说，一边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个办法能靠得住。李市长，已经欠了五个多亿了，再有通天的本事也还不了这笔债呀。只这一年的利息就得多少？就算我们所有的车间都动了起来，所有的产品也都能销得出去，那每年的赢利也远远不够偿还利息的呀。我们的包袱又有多重，在职的几万，离退休的几千，吃喝拉撒，全都得靠这个企业，一年得往里垫多少。即便是现在整个公司都停工停产了，什么也不干，每个月的管理费都还得上百万元，公司成了这样子，谁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没办法，真的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李高成再次愣在了那里，总经理郭中姚对公司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暗淡和绝望，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不禁有些气愤地说道： “按你所说，这个公司已经完蛋了，早该散摊了是不是？” “李市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你把我撤了我也要这么说，“说到这里，郭中姚已是泪流满面了，“这个公司确实已经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破产……” 李高成最担忧最不想听的话最终还是出现了，他有些茫然地呆在那里，脑子里顿时成了一片空白。 这时候他听到副总经理冯敏杰也插进话来： “李市长，有些话我们都不敢给你说，这会儿就是想再开工也不可能开得了了，工人们把车间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连机器零件也都偷着拆掉卖了，人心乱了，人心也都变坏了。要是这会儿宣布破产，资债还可以相抵，再拖下去，可就真的是资不抵债了，到时候只怕真的就要闹出大乱子了……” 党委书记陈永明这时也插话说道：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原本也不想给你说，别看昨天晚上出来了那么多工人，其实真正闹事的并没有几个，他们至多也就是凑凑热闹、袖手旁观。有不少工人在闹事前，都暗中先给我们打了招呼，说我们出去闹一闹，其实也是给你们公司的领导帮忙说话，国家的公司，国家的工人，国家凭什么就不管了？我们出面一闹，你们的责任也就小了，负担也就轻了。如果闹得国家重视了，投资有了，贷款也下来了，你们当领导不也就好干了？“ 副总经理吴铭德跟着话茬也说了起来： “李市长，其实在闹事的那些人里头，大都是一些同公司领导有意见的人，或者都是一些让公司的领导处分过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挑头闹事的，其实大都是一些痞子、恶棍、赖小子，本分老实的职工干部，又有几个是真正参与闹事的？比如挑头闹事的里头，就有一个被公司给过留厂查看两年处分的财务处副处长。当年他儿子在外头办公司，急需一笔资金，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挪用了公司的一大笔款项。事发后，公司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公司。这位副处长对此心怀不满，多次跟领导寻衅闹事。而如今，他儿子办的那个公司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很有势力，省里市里也找了不少靠山，还有中纺的不少工人在他那里上班。这次闹事，他们父子俩便是最活跃的一对。这位副处长就到处给人宣扬，他们就是要报复，就是要给公司的领导一点儿颜色看。还说他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后台有后台，这回非把中纺的这几个狗官闹到牢子里去不可……” 李高成仍然怔怔地坐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中纺公司的问题，早就该下决心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脑子里突然又冒出市委书记杨诚的这句话来。 《抉择》 第十章 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做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11点以前回来过。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11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42岁的生日。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30，而她却才19岁。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唯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54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60，43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吴爱珍读师范时，学校举行学工学农活动，她便被安排到了李高成所在的纺织车间，天撮地合，两个人便成了一对。三个月后，当李高成成为吴爱珍的入党介绍人时，他俩似乎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半后，他们便极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 在结婚后的好多年里，吴爱珍总时不时地爱说一句：那时候咋就会看上个你！即便是到了现在，这句话也常常动不动地就从妻子的嘴里冒了出来。妻子还有一句口头禅：你有今天，还不是因为我的福气！ 对此他从不争辩什么，一来是妻子的玩笑话，二来也确实是自从他们一结婚后，他的位置就突突突地往上顶。不管是什么沟沟坎坎，总是一越而过、顺顺当当。每一次提拔和调动时，他从来也没跑过什么关系找过什么人。所以有时候他也觉得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妻子不仅给他带来了温馨，也确确实实给他带来了运气和机遇。 在婚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深深地爱着妻子，也时时处处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妻子。平日里不管在外头多么的叱咤风云、说一不二，一回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让着妻子三分。当然，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过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差别，再加上他大了11岁的年龄，以及妻子的娇柔和温润，使得他们之间很少会为什么事情产生争执、别别扭扭。 在柔和幽静的灯光里，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在大学读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好的计划生育了。也许是生孩子的年龄较早，也许是平时保养得法，妻子的身材体形几乎没什么改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些纳闷，妻子工作那么忙，休息那么少，有时候还背着那么大的压力，为什么却一点儿不显老？ 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女儿，每逢回来时，也总要时不时地戏谑他一句： “爸，注意你的形象，你跟妈妈越来越不般配了。” 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于是妻子就常常说，看来我的智力一点儿也不比你差。 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气氛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这两年，两个孩子都相继上了大学，家里除了保姆外，就只剩了他们夫妻两人。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已到了事业和工作的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时期，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见面的机会反倒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孩子在，两人再忙也要赶回来在家吃饭，如今孩子不在，有事打个电话也就不必在家吃饭了。因而大多时候，竟是保姆一个人在家吃饭。 这似乎也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两个人都是领导干部呢。一个市长，一个反贪局长，都是忙得不能再忙的要职，想躲都没地方躲去。 他默默地瞅着妻子，没想到妻子会在这时候走进他的卧室里来。 妻子一边轻轻地在他的身旁躺下来，一边有点心疼地瞅着他说： “事情都过去了？” “唉，哪有那么简单。”他拉开被子，很细心地给妻子盖上。 “是不是特别难办？”妻子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再难办也得办，中纺的事情没法再拖了。” “那些工人真的闹得很凶？” “要是晚去两个小时，说不定真的就闹出事来了。” “郭中姚他们真的已经管不住了？” “不是管不住，而是已经呆不住了。工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怎么会这样？郭中姚的威信不是挺高的么？“妻子满脸都是担心的神色。妻子同中纺的领导们一直很熟，因为这些人都是家里的常客，妻子对他们了如指掌。 “看样子已经彻底垮了，连他自己这会儿也绝望了。”不知为什么，看着妻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突然对郭中姚这个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真的非常严重吗？这两天人们对中纺的事情吵翻了天，还说你被那些工人们整整围攻了七八个小时，还有的私下传说你差点挨了打。后来紧急从市防暴队调去了好几百人，才算把你从人群中解救了出来。“ “瞎说八道。要真成了那样，我还咋有脸当这个市长？”李高成觉得有些好笑，但却没能笑出来。 “可当时还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给小吴连着打了好几个传呼，他也没给我回一个。你那秘书也真是的，怎么连个电话也不回？”妻子很生气的样子。 “就没有电话。整个中纺就只剩了一个总机还能通话，其余的电话因为欠费全给卡了。你让小吴在哪儿给你回电话去。“ “……是吗？”妻子一脸的惊愕，也许只有到了这会儿，她才真正知道了事态的严峻。 “因为欠账，电也不正常了，水也开始定量供应了，都成这样了，想想工人还能不闹事。” “怎么会是这样？”妻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重起来。良久，她才接着问道，“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就这么让它垮了吗？“ “现在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欠债五个多亿哪。” “那些闲事的工人们都是怎么说的？” “你想也想得出来，要求开工，要求发给工资，还要求查帐，要求追究责任，要求严惩公司里的腐败分子。” “你都答应了？” “当然得答应，这些要求并不是无理取闹。” “那你就准备去查吗？” “你是反贪局长，你说说该怎么办？” “让我说，能不查就不查，最好别查。” “……为什么？”他不禁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么说。 “这会儿的事情，查谁查不出问题来？要是一查，这个班子可就全完了。要是班子完了，这个公司你可是想救也救不了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若要一查起来，说不定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带就是一大片。到了那时候，只怕连你的位置也稳不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在反贪局干这么多年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哦？”他一下子怔在了那里。他虽然想过这些，但没有像妻子想的这么严重。 “最好别查，宁可撤掉一个两个，也别去查。中纺是你起家的地方，查中纺其实就等于是在查你。一查中纺，即便是查不出问题来，你在市里的威信也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若一旦查出什么问题来，你可就全完了。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一定得顶住。“ “要是中纺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呢？就这么一推六二五，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吗？这让我们如何给工人们交待y' “你是市长，如何交待的责任并不在你身上。你应该让别人去负责交待，让别人对你负责，而不是要你对此事负责。就算有责任，那也只能是大家的责任，是整个市委市政府的责任，同你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像如此重大的事情，永远都应该让一个整体去做决断，去承担责任。“ 原来妻子竟也这么想。”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推卸掉责任，永远也别让自己去承担什么责任？” “这并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像中纺的问题，其实你个人又有什么责任？还有郭中姚他们又有什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政府就没有责任吗？国家就没有责任吗？让个别人来承担这一切，这合理吗？这应该吗？市委书记杨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那恰恰是由于他可以推卸掉一切责任，因为他刚刚来市里不久，他对此事可以不必负责。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把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头上。“妻子的两眼闪闪发亮，像是在面对着一个小孩子一样地看着他，“你呀，我们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个你。你这个人就是责任感太强，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致命的缺点。你现在已经是市长了，也该长长心眼了。趁着年龄还不算大，再想办法往上走一走。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 他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妻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妻子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更没有想到妻子的变化竟会这么大。 他仿佛有点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像往常一样，妻子乖巧柔顺地依偎在他身旁，很快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在妻子微微的鼾声里，他却久久无法入睡。 整整一夜他都在想着妻子的那些话，如果现在的领导都像妻子说的那样去想，那样去做，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如果要说腐败的话，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腐败意识？如果把个人的责任、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全都像搞经济那样谋算来谋算去，那这个国家和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又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把搞经济和搞整治人的行为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是最最腐败的事情。假如说这才叫成熟的话，那么这种成熟可就太让人恐怖了。 妻子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甚至都已经开始在“纠正“和“引导“自己了，而这种家庭的“纠正“和“引导“，也同样是令人恐怖和极具诱惑力的。 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你不一纠正“和“引导“他，他就要“纠正“和“引导“你。 《抉择》 第十一章 早晨刚过六点，李高成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是秘书吴新刚打来的电话，说是中纺的几个职工代表，很早就等在了市长办公室门口，想给市长再谈一谈中纺的事情。他们说昨天人太多，情况太特殊，时间也太仓促，有些问题没能谈清楚。他们觉得市长很可能今天就会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所以想在这之前再把一些问题彻底谈透，以免在市长汇报时再出现什么偏差和反复。 李高成本来就没想到今天要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也觉得昨天的事确实太匆忙了些，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只有等把中纺存在的关键问题找到了，或者说是把问题的症结真正了解到了，这才有可能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以及市委常委们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今天只是想先和市委书记和分管工业的市长交换一下看法，或者是先征求一下他们对中纺的意见。然后才能拿出下一步的决断来。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昨天刚去了一趟，今天就给市委市政府汇报，这岂不是大草率太随意太不负责任了？ 不过他们来得也正好，因为给市委书记交换看法，也得拿出自己较为成熟的观点来。尤其是市委书记杨诚对中纺向来就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含糊不得，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拿出自己的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来。所以在同市委书记见面以前，他也确实需要同他们认真地再聊一聊。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决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的那句话。他觉得妻子的话给人的印象竟然会如此深刻，以致你时不时地都会以她的话去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妻子，没再惊动她。有些事他觉得应该同妻子谈一谈了，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两人真有点生分了。 胡乱吃了两口，等赶到政府办公室时，还不到七点。至少可以同他们谈一到两个小时。 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昨天在职工代表会上发过言的老厂长原明亮、老总工张华彬外，还有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一位会计师，另外还有两个职工代表。 今天的表情和气氛同昨天相比已经有了截然的不同，也许是因为没了昨天的人多势众，也许是因为市长办公室的威严，几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显而易见的微笑，说话举止也都变得那么容客气气。 老厂长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市长，真是打搅了。” 李高成不禁为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人家找上门来，结果还要说打搅了自己。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居然已经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习惯了。 不过他也没再解释什么，很随便地让他们坐下，然后说： “来得正好，我也正想再同你们好好谈谈。今天你们就只管放开讲，关起门来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那句话，说错了也没关系。“ 第一个谈的还是老总工程师张华彬。 “李市长，听工人们说，昨天公司的领导们一直给你汇报到晚上12点多，所以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给你汇报的情况，也就好给你谈了。“ 李高成不禁犹豫了一下，他没想到张华彬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昨天他同公司的领导们谈的时候，也曾说过让他们敞开讲，不要有包袱的话，今天若把他们讲的那些全都告给眼前这些人的话，算不算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和当初的承诺呢？如果说出去，会不会使工人同公司领导之间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呢？这并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不应该把汇报的内容随便透露出来。 张华彬大概觉得他有些为难，于是便说道： “李市长，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要不就这样吧。我们先设想一下他们都汇报了些什么，然后再结合他们说的那些提出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设想的对，或者是我们猜测的对，你就说是，如果不对，你就说不是，你看这样行吗？” 还没等李高成回答，张华彬就已经说了起来： “他们说买棉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银行和其它人为的关系，致使贷款迟迟不能到位，所以就造成了价格高、棉花次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像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要不是及时制定对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到这儿，张华彬根本就没有问他说的对不对，话头一转，便直接开始反驳： “根本就没有的事，完全是在撒谎。这种说法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到处散布了，无非是想把问题的责任和工人们的愤怒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怨我们，是金融系统和有关部门的腐败造成了我们的损失。他们逼着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逼着让我们请客，这家送了还得送那家，那家请了还得请这家。你们当工人的怎么能知道这些，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现在的社会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些人这些部门我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别说反映告发了，就是连说也不能说，一旦惹了人家，咱们这个公司就再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 李高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华彬的说话声不高，语气也始终非常温和，但却再次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颤。张华彬的话太有道理了，也太有普遍性了。如今我们总说这腐败那腐败，腐败得像得了晚期癌症，不治还可以多活几年，一治立刻就完。干什么也得送钱送东西，升学得送，分配得送，看病得送，住房得送，调动得送，打官司得送，尤其是升官提拔更得送！似乎腐败得已经再不能腐败了，连根都烂掉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否认腐败，也不否认有些领域腐败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某些传闻所讲的那么可怕和厉害吗？而且这些传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知道的？就像这提拔升官，就像这大中型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实最知底细的往往只有领导们，如果要传出什么新闻的话，那也只能是从某些领导的嘴里传出来的，看来只有某些领导们才是始作确者！是他们在制造着社会的仇恨，同时也在煽动着社会的仇恨！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导，其实比败家子更坏，比蛀虫更具危害性，人人都应起而诛之！ 张华彬似乎并没有理会到李高成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着： “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想象出来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只要稍一调查就立刻会清清楚楚。1995年的贷款，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一笔救命款，是国家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硬性给拨划出来的，像这样的贷款，就等于是一条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在上面做手脚的。省长、省委书记，都在批件上做了最强硬的批示。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而且你也一样在上面做过批示。尤其是这笔贷款也得到了国家银行的同意，也同样是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的。试想，又有谁敢把这样的一笔贷款拖延几个月才批下来？据我们了解，这笔贷款是在1995年的8月25号批下来的，真正到位，也就是说，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的时间是在1995年的9月10号左右，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棉根本就还没有上市，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资金不到、合同作废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给你撒谎。其实也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只要一查就清楚。还有一点你大概并不清楚，在这笔款已经到位后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最最关键的两个月里，中纺的领导当时在岗的只有副总经理冯敏杰一人，其余的主要领导，有一个去了新疆，参加一个什么大型企业市场理论研讨会，然而却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又去了敦煌，去了兰州，而且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另外的几个领导，一个由总经理郭中姚带队，去了美国；一个由公司党委书记带队，去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而且都借机让自己的老婆也跟着出了国，除了郭中姚没有老婆外，没有一个领导的老婆没出过国的。他们给你汇报时可能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出过国，这正是他们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是，他们并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过，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导出国时带着那个领导的老婆，那个领导出国时，带着这个领导的老婆。比如，陈永明他们出国时，人员里头就有副总经理吴铭德的老婆；而陈永明的老婆则跟着郭中姚和吴铭德一块儿出了国。他们欺骗上级、欺骗群众，尤其是对国家的这样大的一个大型企业毫不负责，而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推在了别人身上。你让人问问他们，1995年9月份、10月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全国各地采购棉花去了？正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出国的出国，游玩的游玩，才延误了棉花的采购期，直到他们一个个回来后，才匆匆作出决定，加紧时间采购棉花。但那时棉花已经大幅度涨价，而且各地的棉花也已经被采购一空。唯一可以说自己采购过棉花的就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他当时并没有出国，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订购棉花。据他给别人说，他不能负这个责任，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所以有人就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冯敏杰的问题更大。第一他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第二他是留守的最高领导，第三他当时完全有权力进行决断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做。唯一做了的就是让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从几乎不产棉花的江西的一个县份买口了一千多吨劣质棉花。也许这一切正是冯敏杰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他什么来。是你们出国去了，凭什么怨我一个。其实那一次真正出国考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司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 李高成原来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到后来，就渐渐地僵在了那里。 怎么会是这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查就会清楚的，他感到张华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给他说假话。但如果张华彬说的是真的，或者最终查清这确确实实都是真的，那么昨天他所有的感觉就都是错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领导们彻头彻尾地欺骗了自己！怪不得昨天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是由冯敏杰来汇报的，其他的人，包括总经理郭中姚对这件事全都在保持沉默。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大概是立刻就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1995年的9月、10月份，公司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在国外，都在旅游和观光！而且全都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老婆闹了出去，却一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带自己的老婆外出过！他们真会干！ 稍稍轻松了一些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起来。昨天听了公司领导的汇报，多多少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中纺的领导班子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只要在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它的问题就都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会陷到国家政府正在不断严厉打击的对立面去，他们同工人们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成为敌我矛盾。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最难过的恰恰就是经济和金钱这一关。 “李市长，还有一件事，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呀。”现任总工程师高双良这时轻轻地对他说道。 “什么事？”李高成好像有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 高双良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却戴着一副宽大的深度近视镜。他说话声音压得不高不低，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听到李高成问他，赶忙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他们说的那些搞什么合资的事，以我个人的看法，都只能是个设想。截至目前，他们吵吵的要同尼日尔、尼日利亚进行合作，这些我都清楚，根本都是没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这也同样是个骗局。他们的目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靠这个稳定人心，无非是为他们的出国找借口，或者想以此向领导和群众表白他们出国确实是为了公司，而且也可以以此把中纺找不到出路的责任推到银行身上。他们也确实同银行谈过同外方合资的事情，银行也确实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是你们不同意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可其实所谓合资的事，根本就没存在过。他们到美国考察，去的是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到英国法国，去的是伦敦和巴黎；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的是悉尼。想想在这些地方能找到什么？找外方的投资吗？人家怎么会把自己的钱投给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投到这么一个无底洞里来？这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一趟一趟地往外跑。一直跑得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花掉的外汇越来越多，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法交待了，这才派我和我妻子等几个人到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跑了一回。他们派我去以前，公司曾接待过一个尼日尔籍的黑人客商，据说是尼日尔一家公司委派的代理人，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就是搞棉花加工。这个外商代理人我们也详细调查过，他确实是尼日尔国籍，也确实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当然也确实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公司里十分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客人，住高级宾馆，每日酒宴相待。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后，说他要回去同他们的董事长汇报后再同他们联系。但此人走后就再无下文，虽然曾来过几份电传，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便决定派我们去了一趟尼日尔。我们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个公司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公司老板同我们谈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派出去的代理人，是想让我们在他们那儿建一个棉花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其实如果就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你自己的处境也会同他们一模一样，等到有朝一日你的进进出出都要被工人和老百姓包围了的时候，你的处境也许还远远不如那些公司的领导们！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听这种重大问题的汇报时，竟会时不时的走神，想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好半天不吭声的缘故，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当他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赶忙说： “说呀说呀，接着往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照刚才说的那样就挺好。说吧说吧，继续往下说。“ “李市长，就让我说说吧。”老厂长原明亮这时显得很谨慎。很小心、很恭敬地说道。这与昨天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厂长相比，几乎活脱脱地换了一个人。昨天晚上那种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气势和神态似乎一下子全没了，有的只是一种和善、一种仁慈。一种安分、一种依顺。李高成从老厂长的表情变化上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激动。昨天老厂长的那种神态，也许是因为他在心底里并没有真正承认你这个市长的位置，尽管你早已是一个市长，你早已有了那种与之相应的地位，但你在这个老厂长心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你虽然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你，也根本就没有认可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个市长对他来说也就不具备什么合法性。然而今天也许就不同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作出了一种姿态和承诺，你已经有所表示，也已经有所动作，所以他对你可能重新有所认识，重新有所企盼，于是他就有了今天这种截然相反、迥然不同的神情和心理。因为你准备真正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准备顺乎民心地真正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办好，所以老厂长，当然也包括公司所有的工人们也就变对立为拥戴，化愤慨为恭敬，也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敬重而又和顺的样子。人们打心底里顺从的并不是你的职位，也不是你所拥有的权力和显赫，而是你价值的取向和立场的定位。你一心一意为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为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就会认可你、敬仰你；反之，即使你拥有再大的权力，即便你拥有再显赫的位置，他也会在心底里蔑视你、憎恶你，也会把你视为他们的敌人！ 这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也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涉及到有关国家社稷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想到了这一点？又有多少人像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利益一样关心着这一点？ 就像眼前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厂长，昨天他可以对你疾恶如仇，今天则又可以对你忠心耿耿。那么他又为的是什么呢，仅仅只是为他自己吗？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吗？其实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在这个他们曾经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子里，在这个他们曾经付出了一生心血和劳累的地方，他们拥有什么呢？或者他们曾经拥有过什么呢？没有，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一无所有！即使是到了今日，即使是到了本该享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安详的晚年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金也没有保证！如果说他们有愤怒、有不满、有憎恨、有敌意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情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唯一还拥有的权力！ 李高成本想笑一笑，以安慰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老厂长的感情和尊重，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能笑出来。末了，他只是轻轻地说道： “原厂长，你就永远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下级吧，可千万别老是市长市长的，在我这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可就太见外了。” 话一说完，自己立刻就后悔了。他感到自己的这些话真是要多虚伪就有多虚伪，要多做作就有多做作。就凭你这样说话，能让他们不见外吗？你对你真正的朋友、亲人，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即使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那些经理们中间，你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不管你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你还是见外了。 然而老厂长听了这话，却似乎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李市长，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大伙也就都放心了。冲你昨天对大伙说的那些话，大伙就早已把你还是当作自家人看了。我们今天来，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大伙只是想让你心里更有准备一些，想问题时能更全面一些，处理问题也能考虑得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情，你也应该是了解的，我不会背过弯去鼓捣人、算计人，更不会去害人、诬陷人。像郭中姚、冯敏杰他们，我同他们无仇无冤，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我老啦，活不了几天啦。孩子们呢，一个个也都大了，即便是这个公司垮了、破产了，他们都还来得及另谋出路，不怕找不到工作干。孩子也都劝我，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还要为这个公司卖命？老实说，像我这把年纪，也真的已经犯不着跟他们过不去。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不会当这个职工代表，也绝不会到你这儿来。李市长，我只是心疼这个公司，心疼这个厂，李市长，这个公司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么糟蹋下去了。“ 老厂长的话，听起来还是那样的让人心颤，但说话的口气和面部的表情同昨天相比，却已是大大的不一样了。显得是那样的温和和慈样，就像一个老人同他的亲人在倾诉衷肠一样： “李市长，不说别的，就只说他们成立的'新潮公司'，前前后后一共用国家的贷款投进去了几千万，然而三年过去了，究竟交回厂里多少？'新潮公司'下面一共有几十个分公司，遍及省内和全国各地，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和负责人，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亲属和亲信。他们打的是公司的旗号，用的是国家的资金，却在“为他们自己大捞特捞。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还挣着国家的工资，顶着国家的干部头衔，坐着国家的汽车，享受着国家的福利，然而所干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无本万利，却不担任何风险！你想想职工们心里怎么会没有气？李市长，我只是想让你听我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呀。你想我们那会儿离退休时，该移交的移交，该退还的退还，然后开上个欢送会，拍拍屁股也就回去了。而如今可真是不一样了，像前年郭中姚让公司里的总会计师退休时，去年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离退休时，每个人都拨给了相当于100万款物的投资，让他们去搞第三产业。名义上当然是为公司去搞。其实这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离休了退休了，干了一辈子领导，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总得让再找点活儿干干，说白了也就是明退暗不退。这在好一点的单位是可以的，但在我们中纺公司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拿着贷来的活命钱，给他们个人去干事，忍心呀？李市长，你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离退休的时候，讲过什么条件吗，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风气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不给条件就不退，就是退了也不交，弄不好还会处处给你闹难堪，说不定还会告你一状，因为你的底细只有我才清楚，你敢不给我再办一个实体让我来干？或者什么好处也不给就让我这么白白退了离了？所以这个'新潮'公司就越变越大。工人们就说，一只瘦马养了一身肥虱子，这样的马还能好活得了？市长，我这会儿就给你掏一句心底里的话，我在中纺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我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若领导干部有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不停地讲，要政企分开，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厂长和经理们真正拥有权力。说真的，这话并没错。可在咱们国家，这样做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你把权力下放给了厂长经理，可这些厂长和经理们又有谁来管理又有谁来监督？上边把权力下放了，下边又管不了他们，厂里公司里的事情还不全由着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想用什么人就可以用什么人，国家的钱和厂里的钱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他们要是个好当家人，是个过硬的领导干部那也没什么太可怕的，若要是碰上个又没本事、又没能力、私心又重的领导干部，又没人能管得了他，你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岂不是太可怕了？而把工厂和公司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等于是交给了一群败家子？就算一个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要是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没有新观念新思想，仍死抱着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工厂公司迟早一天也还不得毁在他们手里？也一样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市长，我说这些并没有想埋怨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更没有想借机发发牢骚的意思。公司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再有这种想法，那还算是个人吗？我说了这么大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最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干部问题。只要能下决心把中纺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也能着手去办了。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个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怕领导们心慈耳软，听他们说些什么，就什么主意也没了。拖来拖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等到把工厂拖垮了，把人心拖散了，再来收拾这烂摊子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既然职工们要求查一查，公司的领导们也希望能查一查，那就派一个调查组来查一查好了，只要能严肃认真、公正公开地查一查，就算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李高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原来他还有插话的意思，等到老厂长说到后来，他便觉得什么话也插不进去了。老厂长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算这些人没经济问题，没有循私枉法，但若只是一些庸碌之辈，也一样跟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老厂长虽然说他说的这些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李高成还是感到这些话其实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这些领导干部，如果实话实说，当初确实主要都是按他一个人的意思而安排的。当然也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但那仅仅都只是象征性的，他已经定了的班子，又有谁会反对，又有谁能反对得了？老厂长、老总工当初倒是反对过的，但不一个个都让他给否定了？甚至到了今天，一想起这事来，还不是让他有点耿耿于怀？要不是中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一辈子。他今天对中纺的问题一直犹豫来犹豫去的，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中纺眼前这个班子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顾虑那担心的，其实不都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你想否认就能否认得了的吗？ 也许是看到时间有些太长了，也许是感到市长的情绪有些不高，余下的人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临走时，几位职工代表留下了一份有一万多名工人签名的要求坚决查处公司领导腐败问题的请愿书，还有那个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会计师，给他留下了一份“新潮“有限公司近几年的帐目清单。 两样东西都很厚，掂在手里好沉好沉。 《抉择》 第十二章 看着眼前两本厚厚的东西，李高成的心里不禁感到越来越重。 万名工人签字的请愿书，足足有一百多页！他一页一页地翻了翻，几乎没有什么代签的笔迹，这一万多个签名，确确实实都是职工们自己签上去的。一万多个签名呀，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人数最多的一份签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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