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序曲 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地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个30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无需我亦步亦趋。可临了，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但是，我一出机场，刚要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我父母给我起名麦家，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话说回来，“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像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到“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我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通过得还算利索。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是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的。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入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于是，心存不安。于是，想“亡羊补牢”。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而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飞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踅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2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一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的。我不能想像，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艺，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居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的，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邀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让我上车。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的，已经坚持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3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701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字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监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监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要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安，人们当面都喊他安院长，背后则称安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趟”。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就像五个手指一样伸长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山城。这一条山沟也是最宽敞的，701的家属院就建在此，院子里有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运动场地等，几乎是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的，进出也不难。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经常来采访，一来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几次下来，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老戴墨镜（我自23岁起，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不休，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人们都喊我叫墨镜记者。 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就进出的难度言，也是越来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而第四条，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此外还有一个701培训中心，是个副局级单位，建在山沟的左边，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呈扇形张开，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据说，行动局其实没几个人，他们的人大概都是“出门在外”的。 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监听局，再一个是701机关，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和培训中心，是面对面，相对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后。前者为701机关，后者为监听局，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都是公用设施，如球场、食堂、卫生所等。 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年复一年地，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兽成群结队，驱车前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路都是盘山公路，发黑的沥青路面，看上去挺不错的，只是过于狭窄，弯又多，很考验司机的手艺。据说，山体里还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我第二次去监听局时，曾提议安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老头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似的。 也许吧。 不过，说真的，在我与包括安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难想像，如果只有害怕，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的。 好在还有“希望”。 当然，更好在每年还有“解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4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很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但职业本身具有的严格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连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有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仅是一睹而已，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是无权留存的。再说，如果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解密日”。 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而是始于1994年，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安院长离任的年头，也是我初步有写作此书打算的年头。由此不难想见，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为结识了两位乡党，而是因为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密日”。因为有解密日，我才有权进山，去“里面的山沟”看看。因为有解密日，701人，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说，若没有解密日，我写作此书的愿望将无从谈起。 5 我的身份无关紧要，我说过，这里人都叫我墨镜记者。我的名字叫麦家，如此而已。生活中，邂逅一个人，或者邂逅一件事，这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形态，一种经历，一点趣味而已，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和创造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现在，我忧郁地觉得，我与两位乡党的邂逅，属于后一种，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我不觉得这是好的，但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选择。 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遗憾的是，最支持我写此书的安院长，已经去世，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他的死，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有变成了无。如果说，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 此书谨献给安院长并全体701人！ ·1·上部：听风者——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安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701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时，安院长还是安院长。就是说，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当然还是“密中之人”。再说，那时候，也还没有“解密日”之说，即使现在，他依然没有被列入解密的名单中。根据以往惯例，701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10年左右，如果以10年计，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常识问题。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 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之前私自将阿炳故事告诉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所谓艺高胆大，他是艺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时处701众人之上，比众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冲冲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性理由，决定性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另一个，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的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的，夜里还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疯狂的52个小时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像，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侦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因为它们远远比我的生命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侦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在1969年的那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侦听的苏联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系统突然静默了52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一例外的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记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52个小时会发生多少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52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52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全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的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机关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钱院长亲自挂帅，四号人物吴副院长（兼监听局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7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监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28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十分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荡荡数十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它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至于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3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招贤纳才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钱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头头”，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我们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是最无可指责的，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天上飘去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钱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到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罗三耳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过的，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不说了，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一动不动的，像个死人，直到我跟他道过别，准备离去时，他突然喊了一声“首长”，然后这样对我说： “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 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 他说是个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着又向我解释说：“这无所谓的，等你去了，问村子里任何一人都行，他们都认识他。” 瞎子阿炳 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 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的。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呶，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像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的外厅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他说在的，就在外面，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来到外厅，孩子左右顾看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的。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支吾的口吻对他说： “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经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发现是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地，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了一样地发作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你是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人的东西！骗子！骗子！……” 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掴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不情愿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我看到的他，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诞。 傻子中的天才 世界有时候很小，那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原来是罗山一个单位的，几年前才退休回来村里养老。不用说，罗山是通过他知道阿炳的。 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3岁还不会走路，5岁还不会喊妈。5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可以这样断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着这双耳朵，他虽然双目失明，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 老人认为，凭阿炳出奇的听力，最合适去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谋碗饭吃。但罗山来村里看见他这样子（又瞎又傻），断然不肯，阿炳母亲，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对他现在的结局（我告诉他的），老人没有幸灾乐祸，但也没有一点悲伤或者惋惜什么的。 就在我跟老人聊谈期间，有人抱着个小男孩又来“考”阿炳了。孩子才一岁多点，还不会说什么话，只会跟人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从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村里人，说的也是普通话。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一边引导孩子喊“阿炳叔叔”，一边要阿炳“耳测”他是谁家的孩子。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阿炳叔叔”后，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就这时，阿炳用一种没有丝毫犹豫的语调一口气这样说道： “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是个男孩。我不会记错的，关林出去已经九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了，在福州××××部队上当兵，出去后回来过四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的端午节，是带着他老婆回来的。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我记住的，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结巴，感觉像在背诵，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这些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它们就自动淌出来了。 老人向我解释道，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有300多户人家，大大小小近2000人，村里人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惟独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只要你是这村子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好事坏事，他都能如数家珍的报说出来，无一例外，少有差错。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知根知底。 我惊诧不已。 我想，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里没电话。当天晚上，我赶回城里，要通我们局长的电话，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该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我们局长犹豫再三，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院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 “俗话说，十个天才九个傻子，十个傻子一个天才。听你这么说，这人可能就是个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带回来吧。” 带阿炳走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陆家堰。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 游艇在码头等我。 我第二次走进了屋密弄深的陆家堰村。 离祠堂不远，门前有7级台阶，走进去是一个带天井和回廊的院落，里面少说有七八家住户。村里人告诉我，30年前的一个夜晚，这个院子曾接待过一支部队，他们深夜来凌晨走，这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部队。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中肯定有一人让这儿裁缝家的女儿受了委屈或者欺骗。10个月后，裁缝家没有婚嫁的女儿无法改变地做了痛苦的母亲。30年后的今天，这里一家敞开的门里依然传出缝纫机的声音，就在这间屋子里，阿炳母亲接待了我。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从没有真正笑过。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还没有50岁，但我看她更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妪。靠着一门祖传的手艺，母子俩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不过也仅此而已。 开始，阿炳母亲以为我是来找她做衣服的，当我说明是来找阿炳时，母亲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每天上午阿炳总是不会在家的。因为耳朵太灵敏的缘故，每当夜深人静，别的人都安然入睡了，而阿炳却常常被村子里“寂静的声音”折磨得夜不能寐。为了睡好觉，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园里过夜，直到中午才回村里。看管桑园的老头，是阿炳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每天他总是给阿炳准备一小捆桑树杆，让他带回家。这是他们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需的柴火，也是儿子能为母亲惟一效的劳。那天，阿炳被我临时喊回来，匆忙中忘记给母亲带桑树杆回来。一个小时后，阿炳已随我上了游艇，就在游艇刚离开码头时，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焦急万分地朝码头上高呼大喊： “妈，我今天忘……忘记给你带柴火了，怎、怎么办……” 游艇才离开码头，我还来得及掏出20块钱，塞在烟盒子里，奋力抛上岸。 阿炳听到我做了什么后，感动得滴出泪，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 这件事让我相信阿炳并不傻，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 说真的，那天村子里起码出动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他们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码头上。当他们看见游艇一点点远去，确信我不是骗他们，而是真的把阿炳带走了（去培养他当调音师），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也跟阿炳一样是个傻子，要不就是个大坏人。在乡下，老人们都说拿什么样人的骨头烤干，磨成粉，做出来的药可以治什么样人的病。换句话说，拿阿炳的骨头做成药，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样的傻子都变成聪明人。而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想用阿炳骨头做药的大坏蛋。 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想陆家堰的村民们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就是：他们认定的傻子阿炳即将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大英雄。 雄狗雌狗 尽管钱院长，还有我们吴局长，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 由于旅途的疲劳——一路上阿炳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他在嘈杂的人声里怎么睡得着——和旅途中造成的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就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对我来说，最担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到701后会变得不灵敏。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时间——等首长们来看他时——一定要给他们“露一手”。事后看，我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认定我是个好人，对我的话绝对言听计从，我这么一交代以后，他时时处处都不忘“露一手”。结果来的人，不管谁开腔说话，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说，他都当作在“考”他。于是正常的谈话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只听他左右开弓地在“应试”—— “你是个老头子，少说有60岁了，可能还经常喝酒……” “你是个烟鬼，声音都给熏黑了……” “你还是那个老头子……” “嗯，你比较年轻，顶多30岁，但你的舌头有点短……” “嗯，你的嗓子好像练过，声音跟风筝一样的会飞……” “嘿嘿，你还是那个老烟鬼……” 说话间，院子里突然传来两只狗的叫声，阿炳一下子屏声静气的，显得十分用心又使力地倾听着，以至两只耳朵都因为用力而在隐隐地动。不一会儿，他憨憨一笑，说： “我敢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其中一只是老母狗，少说有七八岁；另一只是这老母狗下的崽，大概还不到两岁。” 狗是招待所养来看门的，这会儿招待所长就在首长旁边，首长掉头问他： “是不是这样的？” “也对也不对，”所长答，“那只小狗是雄的。” 阿炳一下涨红了脸，失控地叫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你……骗我！你……是个坏人，捉、捉弄我、我一个瞎子，你……算什么东西！你……你、你是个坏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跟我在陆家堰见到的如出一辙。 我赶紧上前安慰他，一边对所长佯骂一通，总算把他哄安静下来。完了，我示意大伙出去看看。一边出门来，一边听所长嘀咕，说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他眼皮底下，雌雄他哪能分不清。但当我们走到院子里，看见那两只狗时，所长愣了，原来他所说的那只雄性小狗并不在现场，在场的两只狗中只有那只老狗是他招待所的，另一只是机关食堂的。而这只狗和他们招待所的那只雄小狗是一胎生下来的，而且的确是雌的。 听所长这么一说，大伙儿全都愣了。 完了，局长拍拍我的肩膀说：“看来你确实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回头，他又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所长说，“按干部待遇安排好他吃住，另外，给他找副墨镜戴上，晚上我再来。” 听力测试 这天晚上，首长亲自带着我们局长等一行人，这行人又带着20部录放机和20个不同的福尔斯电码来到招待所，在会议室摆开架势，准备对阿炳进行专项听力测试。测试方式是这样的，先给阿炳听一个信号，给他一定的时间分辨这信号的特征，然后任意给他20种不同的信号，看他能否从中指认出开始那个信号。这感觉就好比是在阿炳面前坐上20个人，他们的年龄和口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都是20岁左右，都是同一地区的人，首先安排张三随便地跟阿炳说上几句话，然后再让这20人包括张三，依次跟他说话，看他能否从一大堆口音中把张三揪出来。 当然，如果这20人都是中国人，说的都是国语，我对阿炳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阿炳对福尔斯电码一窍不通，也许听都没听过，就好比这20人说的都是外语，那么我觉得难度就很大。何况事实比这个还要复杂，还要深奥，因为再怎么说外语总是人在说的，是从人的嘴巴里发出来的，这里面自然还有些共性可循。狗也是这样，在陆家堰的很多夜晚，阿炳正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破解流贼入村的机密的。这也就是说，阿炳对狗叫声是熟悉的。而电波这玩艺对他来讲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他可能想都从未想过，更不要说打什么交道了。所以，对晚上的这种测试，我基本持悲观态度。我甚至觉得这样做是有点离谱了。 但阿炳简直神了！ 也许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事怪情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同时这也成为证明你现在不是、今后也难以当上奇人或者富豪的最直接证据。 测试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结果很简单，就是阿炳赢了。不是一局一胜制的赢，也不是五局三胜制的赢，而是全赢。全赢也不是五局五胜的赢，而是十局十胜的赢。期间，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烟，似乎并没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 要说清楚测试情形是困难的，但又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不说。你也许知道，福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讯语言，不管明码还是密电，电文均将译成若干组电码，而每一组电码一律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俗称“千数码”。考虑到阿炳对电码不熟悉，第一次测试，工作人员让他听了10组码，算时间的话大概有近半分钟。这就是“听样时间”，如果在这时间内不能对“样品”留下足够的特征记忆，那么以后你必然无法将它从一堆电波中指认出来。听完样品后，工作人员开始制造混乱，相继打开8部录音机，也就是放出8种不同的电波声，每一种播放10组电码。阿炳听罢，均一一摇头否认。第九次播放的就是他刚才已经听过的样品，依然有10组码，但才播放到第4组时，阿炳便果断地摁灭烟头，说： “就是它。” 没错，就是它！ 阿炳赢了第一回合。 后来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样品码在依次减少，如第二回合样品码已减至9组，然后逐一减少，到第十回合时，样品码只剩下1组。毫无疑问，样品码越少，听样时间就越短，相应的辨别难度也就越大。但对阿炳而言似乎都没有难度，都简单。从第一回合开始到第十回合结束，没有一回叫他犯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胜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练兵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1.虽然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的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操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惟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得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责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说的，我们不能把阿炳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地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忍耐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首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是对他练兵有利的。”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眼见为实 一个星期等于7天。 7天等于148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我成为侦听员是接受了8个月的培训，要算课时大概在两千节之上，而且大多数侦听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开始在我们总机班当接线员，然而一个月下来她居然把701那么多人的声音都认清并牢记了。有这个本事当然应该去当侦听员。于是在我们毕业前3个月，她成了我们队上的插班生。当时教官们都不相信她能随我们如期毕业，但毕业时她各科的成绩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福尔斯电码的速度（这绝对是我们的主课），遥遥领先于全队所有人，达到每分钟抄收224个电码的高速，几乎是当时我们全队平均成绩的双倍。一年后，在全国邮电系统举行的福尔斯电码抄收比赛中，她以261码/分钟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一度被系统内部人誉为“天兵神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礼拜是训练不出一个侦听员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将”的10倍之上，这个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是不可能增加时间的，谁也不可能。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不指望把阿炳训练成真正合格的侦听员，而只是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灌给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福尔斯电码，他起码要听得懂；另外，对我们已经找到的敌台，他应该反复地听录音，听出它们的特征和差异。前者是常识，后者是感觉，两者兼而有之，他上机才不至于莫名其妙。只能这样。但就这样，7天时间也只够点到为止。 一天。 两天。 三天。这天下午，我来到我们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阿炳练兵情况。我说，阿炳现在练兵达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在“林神将”之下。局长要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为实。”我说，“局长，你不妨请院长一同去看看。” 局长当即抓起电话向院长汇报情况。院长听了，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要局长重新说一遍，局长便把我刚刚说过的请他去看看的话照搬了一遍，说： “院长，眼见为实，你要有时间不妨亲自来看一看。” 701的宣誓仪式 还是几天前的会议室。 如果今后有人问阿炳是在哪里完成侦听员学业的，那就是这间简陋的会议室。 为了不叫院长和局长产生任何嫌疑，我关掉所有录放机，请局长亲自拟定至少8组“千数码”。然后，我要求发报员对着局长拟定的报文，以每分钟100码的速度发报。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 ×××× ×××× ……” 8组码。 32位数字。 一组不拉。 只字不错。 跟原文一模一样！ 一般讲，手写肯定是跟不上耳听的，一边抄录，一边把听到又来不及抄录的码子记在心上，这种技术行业内称之为“压码”。让两个一流的抄收员在比赛场上比高低，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压码技术，谁压得多谁就可能胜出。我记得“林神将”在那次全系统练兵赛场上压的就是8组码。虽然由于速度不一，双方不能绝对等同，但由此我们不难想见，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已经滚瓜烂熟到了何等地步。至于已有的50多套敌台“样品”录音，他根本不需反复听，只要听个一两遍，他便把它们间深藏的共性和差异全挖得有眉有目，可说可道的。总之，虽然规定的练兵时间尚未过半，但阿炳已经出色完成练兵内容，完成得尽善尽美。完美得有点假。 一个小时后，我陪同阿炳走进机关大院，在政治机关的小洋楼里，举行了阿炳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的宣誓仪式。仪式是庄严的，对阿炳来说又是神秘的，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并为此半是激动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负责宣誓的干部处长问阿炳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阿炳“悲壮地”提了两个要求： 1.如果从此他不能回家（陆家堰），希望组织上妥善解决他母亲的“柴火问题”； 2.如果他死了（战死沙场），决不允许任何人割下他的耳朵去做什么研究。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但作为701志愿者提出的要求是仪式的一项内容，组织上必须庄严地向他承诺，并且记录在案。 宣誓完毕，有三份文书需要当事者签名画押。考虑到阿炳不识字，组织上只叫他按了个手印，名字委托我代签。这时我才想起该问他真姓实名，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我就叫阿炳。”阿炳说，“我没有其他任何名字。” 然而，我知道，阿炳决不可能是他的名字，喊他阿炳，是因为有个著名的瞎子叫阿炳，就是那个把二胡拉得“跟哭一样”的瞎子，就是那个留下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因为有了这个瞎子，阿炳几乎成了后来所有瞎子的代名词，但不可能是某一个瞎子的真姓实名。 不用说，这又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最后，根据他母亲姓陆和他家乡叫陆家堰的事实，我们临时给他冠了一个“陆家炳”的名姓，并立刻签署在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文书上。 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 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带阿炳走进了我们监听局高墙深筑的院中之院。院门的左右两边，挂着两块一大一小的牌子，上面的字分别是： 陆军第×武器研究所 军事重地无证莫入 当然都是掩人耳目的东西。 老实说，这是一块从人们的感知和足迹中切割下来的区域，包括我们701机关的某些内勤人员，如卫兵、医生、司机、炊事员等，也休想走进这里。这里的昨天和今天一样。这里不属于时间和空间。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谁要步入了这块院地，谁就永远属于了神秘和绝密，属于了国家和人民，永远无法作为一个个人存在。 下面的一切是空洞的，但请不要指责我。这里的所有，房子，草木，设施，设备，甚至空中的飞鸟，地下的爬虫，我都无法提供。因为言说这里的任何词语都将无一幸免地被放到聚光灯下精心琢磨、推敲。这就是说，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这些全都休想敲开我缄默的嘴巴。 因为我宣过誓。 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 听不见枪声。 闻不到硝烟。 阿炳问我这是哪里。 我说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战场其实是上好的机房，木头地板，落地窗户，进门要换拖鞋，因为机器都是很昂贵又娇气的，比人还要干净，怕灰尘。阿炳进屋后，我安排他在沙发上坐下，在他右边是我们监听局一位最在行的机器操作员，男，姓陈，科长职务；左边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放有一只茶杯，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只烟缸。我把陈科长介绍给阿炳认识，并对他说： “阿炳，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一只手，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愉快。” 根据事先要求，这时陈科长及时给阿炳递上烟，点上火，并讨好地说他很乐意做阿炳的助手什么的。阿炳由此得出结论：陈科长跟我一样，是个好人。要知道，这对发挥阿炳的天才是很重要的。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阿炳是抖抖索索的，而且很容易发怒，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情况，更害怕阿炳的智力有一天下降后再也不会回升，就像烧掉的钨丝。对阿炳这么个神奇之人，我们应该想到，什么样神秘怪诞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说真的，阿炳的天才也不是那么好使用的，从发现之初到现在他愉快地坐在机器前，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运气。 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警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嚣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端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 “能不能转快一点？太慢了。” “还是慢，再快一点。” “还可以快。” “再快一点……” 几次要求都未能如愿，阿炳似乎急了，起身要求亲自上机示范。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了一个转速，并要求陈科长以这个速度转给他听。当时陈科长和我都愣了，因为他定的那个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五倍之上。在这个转速下，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所有电波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倏忽即逝的“滴”音或者“哒”声。换句话说，转速快到这个程度，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变成了一样的噪音。打个蹩脚的比喻，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无线电里找电台，感觉就如同你想在录像带里找个什么东西，由于要找的东西是夹杂在一大堆貌似相同的群体中的，以至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带子你都不一定轻易找得到，可现在有人却要求按下“快进”键，快放着看。当然，这下走带的时间是节省了，可所有影像都成了转眼即逝的影儿，你去哪里找你要的东西？ 这简直是胡闹！ 陈科长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想了想，与其让他发怒，不如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是胡闹，他可能不呢。就这样，陈科长按照阿炳刚才示范的速度转起来，一下子我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全变成了奇音怪声，置身其中，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而阿炳却照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吸着烟，依然是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然不时点击着沙发扶手。 10分钟。 20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突然，阿炳猛喊一声“停”，然后对陈科长吩咐说： “往回转，就刚才那个滴声，让我听一下……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 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 阿炳听了一会，会意地点点头，说：“不会错，就是它。”嘿嘿一笑，又说，“这可比在我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 电台正在发报，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只好先抄下电报，拿去破译再说。陈科长抄完一页丢给我，继续抄收着。我拿上这页，直奔破译局，要求他们尽快证实是否是失踪的敌台。我一回来，就接到了破译局打来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兴奋地冲到阿炳跟前，简直无法控制地抱住他，大声说道： “阿炳，你太伟大了！” 完了我发现我流泪了。 侦听敌台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不过，我们家还好，多亏父亲消息灵通，预先安排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回无锡乡下生活了一年多。我们住的村子就在太湖边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鱼为生，我有个堂伯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好手。到了冬天，鱼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鱼的人经常空手而回，惟独我这个堂伯，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的竹篓里总是装着你想像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鲜物。究其缘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鱼有个绝活：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鱼吐出的，哪些不是；对着“鱼泡”一网包下去，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阿炳侦察敌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不但能从众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鱼泡，而且还能从各式各样的鱼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样的鱼类。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面有鱼，而且还知道是什么鱼，鲤鱼，鲫鱼，还是其他什么鱼。 无疑，阿炳比我堂伯还技高一筹。 我说过，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进机房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赢得胜利，然而自阿炳进机房的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这一天，阿炳在机房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敌台3部共51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3套，也相当于之前那么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 令人惊叹的兴奋又难以置信！ 以后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机房，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刷新由他自己创造的纪录，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敌台5部、频率82套。奇怪的是，这天之后，他每天找台（频率）的数量逐日递减，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上午下来又是这样，劳而无功。下午，阿炳已经不肯进机房了，他认为该找的电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墙上挂有进度统计表，一目了然，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对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其中阿炳一个人找到的有73部电台，共1309套频率，占电台总数的86%，频率总数的87%。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至少还有12部电台还没有找到，而且这都是对方军界高层系统的电台。 一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敌台都找完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局长临时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分析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显形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否则阿炳不会一下变得束手无策的。 但到底是什么形式呢？ 无人知晓。 会议无果而终。 神奇到底 第二天，我没有带阿炳去机房，而是要了部车，决定带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园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没见着，最后去了一个果园。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果园的，因为写成书后，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缩小我们701的地区方位，是南方，还是北方？是东南，还是西北？在那里，就是在果园里，我们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闲聊着。阿炳像个孩子一样的高兴，而我则更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父亲。结束游园之前，我跟阿炳讲起了我堂伯捕鱼的故事，故事的下面这部分是我有意编造的，很神话，而阿炳却听得如醉如痴，信以为真。 我说：“有一年冬天，我堂伯照常去湖里捕鱼，但接连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鱼泡’。我堂伯由此认为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于是就呆在家里，靠吃鱼干过日子。但有一天，他孙子去湖边玩耍，看见成群的大鱼在岸边浅水区‘游来游去’。这就是说，湖里还有很多的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狡猾了，它们知道沉在湖底总有一天要被我堂伯识破，所以都离开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岸边虽然寒冷，但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就不会冒出气泡，不冒气泡，我堂伯自然就找不着它们。” 我就这样让阿炳明白：我们至少还有12部敌台尚未找到，为什么找不到？是因为它们“像狡猾的大鱼一样”躲起来了，躲到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躲去哪里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它们，但这个办法很难，我问阿炳想不想试一试。阿炳说，那我们回去吧。 就是说，他想试。 在回来的路上，我专门找了家邮局，给阿炳母亲汇了100块钱。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而是701很多人的钱，他们和我一样希望他尽快把那些电台找到。我相信我这么做和这么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阿炳是个孝子，而且十分重情义，知恩图报的。 回到山上，我从资料室调了整整8大箱录音带——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的12部电台以前的录音资料，我把它们往阿炳面前一放，对他说：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反复地听，仔细地听。听什么？不是听它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发报的特点。我想你一定能听出这里面总共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每个报务员发报又有什么特点。”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认定对方高层12部（至少12部）电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设备特定的音质去想像和判断的老一套办法去寻找它们，要找到它们必须另辟蹊径。如果阿炳能够听出这些电台的报务员发报各自的特点，那么这不失为一条捷径。 但话是这么说，其实谁都知道，这比登天还要难。 当然，从理论上说，报务员用手发报，就跟我们用嘴说话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音，每个人有每个人细微的差别。但实际上这种差别微乎其微，是很难分辨出彼此的。可以这么说，世上没有比福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组建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哒”两样东西。因为它过于简单，再说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者都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一般人都会标准掌握。大家都在一个标准之上，差别自然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往往细微得会被人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计。在我近五年的侦听时间里，我只能听出对方一个报务员，这个人发报很油，而且有个明显的冷僻动作：常常把5个“滴”的“5”发作6个“滴”，即“滴滴滴滴滴滴”。在福尔斯电码没有6个“滴”的字，这是个别字，好在这个别字不会产生什么歧义，一般肯定就想到是“5”。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报务员，每次听到出现6个“滴”，就知道是这家伙在当班。不过，这样出格的报务员很少，尤其在高层电台，你要这样油条早给赶下去了。所以，我话是那么说，但心里也明白，要想叫谁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分门别类，给予一一区分，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不行。 然而，阿炳似乎决计要跟我们神奇到底。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招待所长给我打来电话，说陈科长喊我过去。我过去后，陈科长递给我几页纸，说： “阿炳已经把8大箱录音带都听了（当然是走马观花的，但阿炳需要仔细听吗），结果都在这几页纸上，你看看吧。” 我一边看着，他在一边又感叹道：“简直难以相信，简直太神奇了，这个阿炳！我敢说，要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把对方所有电台全部找完！” 说真的，我看到的跟陈科长完全是一种感觉，阿炳不但听出了8箱录音带里窝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迹”特征都一一作了“注册”，比如—— 1号：“3/7一起时喜欢连发。” 2号：“5/4相连时经常会发错码，要更正。” 3号：“发1时‘滴’音尤为短促。” 4号：“手法最为熟稔、流利。” 15号：“再见时有个冷僻动作，喜欢把‘GB’发成‘GP’。” 等等，等等。总之，1～79号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我们无法考证阿炳抓住的“辫子”或“尾巴”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12部电台出现79位报务员，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一般一部电台昼夜开通，起码需要6个报务员，6×12（部）=72。然后加上有人休假临时顶替的，在一定时间内出现79个报务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阿炳是不了解这些常识的，这也就排除了他瞎猜的可能。 完了，我对阿炳说：“现在我们去吃早饭，等吃过早饭，阿炳，我们就去机房，去把这些报务员找出来！” 我说的是“去找报务员”，目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次找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主要是“辨音质”，而现在主要是“识手迹”。然而，辨音质也好，识手迹也罢，殊途同归，找到的都是敌台。 比魔鬼还高一丈 大家知道，上次找台阿炳成功采用“快进”手法，使人大为震惊，这次快进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手迹”和听“音质”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加快速度并不改变音质本身，前者速度一快，以至完整的电码都不见了，还谈何“手迹”？所以，这次必须慢慢转。这一慢阿炳又觉得不过瘾，提出要再添一套设备，两套一起听。 两套还不行。 三套也不够！ 就这样，设备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时，他才觉得“差不多”。此时的阿炳，已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后左右地包抄着他，回绕着他。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9点1刻时，他突然“呼”地站起来，转过身，对他背后的一位操作手说： “你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0’字的‘哒’音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她）。” 对方正在发报。 把电报抄下来，虽然只抢抄了个尾巴，但对破译人员来说这已足够破译并做出判断：这确实是对方高层的一部电台！ 然而要没有破译人员的证明，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电台，因为这部电台发出的电波声太破烂、太老式了，任何人听它的声音都会没什么犹豫地肯定，这绝对是几十年前甚至是上个世纪的设备在忙乎。这种设备早已被淘汰，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会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讯设备。什么人或组织可能用？一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相应的协会，或者一些穷国家的私人社团，比如海上打捞队、远洋公司、渔业公司、森林守护队、野外动物园、旅游公司，等等。正因如此，侦听员听到这些电波声一般根本不予理睬就放过去了，而现在居然成了对方高层联络设备，这显然是诡计，目的就是要麻痹侦察人员，让你永远与它“擦肩而过”。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东西专门放在你身边一样，你找上寻下，挖地三尺地找，就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看看。一个道理，大家玩的都是魔鬼的那套，以疯狂、大胆和怪诞著称。 然而，神人阿炳比魔鬼还道高一丈！ 魔鬼的这套诡计一旦被破，等于机关被打开，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 3天后，对方高层15部电台（比原来增加了三部）全部“浮出水面”。 10天后，对方军事系统107部秘密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 破格提拔 阿炳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个月里所做的，比701全体侦听员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还要多得多，还要好得多。所以，他理应得到701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也理应得到属于701人的所有荣誉和勋章。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701工作的秘密性，荣誉等身的阿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又光辉的事迹将被人们兴奋又不知疲倦地颂扬。然而，由于701特定的工作性质使然，知道他的除了我们这些人外，恐怕只有陆家堰的村民们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对阿炳，真正有关系的始终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他母亲的“柴火问题”，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二是他耳朵的“权威问题”，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质疑。 不用说，这两个问题现在早已不成其为问题。 大功告成后的阿炳生活得很轻松闲逸，除偶尔被兄弟单位借去“解决问题”，其他时间他都在山沟里度过。组织上专门给他配有一个勤务员，那人曾经是我们局长的勤务员，管他的吃住行和安全。每天吃过早饭，勤务员就带他来到高墙深筑的院门前，然后由值班侦听员带他去机房。到了机房，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等同事们出险，他来排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学盲文和听广播。不过，总的说，他不太坐得住，到了下午他一般不爱呆在机房，喜欢去院子里一些公共场所打发时间。他去得最多的是卫兵队，坐在操场边，听年轻士兵操练、唱歌、比武、打闹，有时也跟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当时我因为发现阿炳并且“调教有方”有功，被破格提拔为监听局副局长，而卫兵队恰好是我分管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一个士兵心里都装着我的忠告：不能对阿炳失敬，也不能随便跟他开玩笑。 事实上，我的忠告是多余的，在我们局里，乃至在701，没有一个人不把阿炳当作首长一样敬重，也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开什么玩笑。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凡是阿炳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看不见。如此崇敬一个人，在监听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婚礼 日子一天天在山谷上空流逝。 冬天来了，阿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阑尾炎送进了医院。医院在一号山谷里的家属区，从我们这里过去有点路程，但有车也快。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搭车去医院看他。有一次，我走进病房，看见护士林小芳正在给阿炳换药。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家在农村，她哥哥原来是我们卫队队长，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以身殉职。她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来的，来了后又被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是烈士的妹妹，她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对701则有一种农村人朴素的感恩心情。看着她那么细心又热情地料理阿炳的情形，我突发奇想，并回头向局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局长说我的想法不错，但医院那边的人事，我们这边管不了，让我向院长汇报，看院长的态度。于是，我又专门去机关，向首长汇报我的想法。 首长听罢，干脆地回答我： “嗯，这个想法不错，是这样的，与其给他配勤务员，不如给他安个家。这是件好事，就看你能不能促成。” 我问：“如果不呢，我能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出面？” 首长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这样沉吟道：“如果我有个女儿，只要阿炳看中，我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女儿嫁给他的。” 我想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阿炳再造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的。这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林小芳有什么顾忌，我将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这在现在说来是无知的，可笑的。但在当时，起码在我们701，这样的事并不出格。坦率说，我的前妻就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后来感情很好，只是她过早病故了，去世前她还把自己的一个表妹介绍给我，做了我现在的妻子。我讲这些想说明什么？我是说，在当时，在701，我们把婚姻更多的看做是革命和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们拥有了无比真切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 作为701的外勤人员，林小芳并不知晓阿炳真正的工作性质，她一直以为阿炳的荣誉都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但这并不影响我张罗一场完美的婚姻。说真的，林小芳一听我的想法，几乎没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她说，如果她哥哥活着，一定会支持她这么做的——嫁给一位为我们国家研制出先进秘密武器的大英雄。至于阿炳看得到的缺陷，她认为这正是她要嫁他的理由：英雄需要她去关爱。 我为小芳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高风亮节深受鼓舞，然后我又找到阿炳，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他。我敢说，这是阿炳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耳朵发生怀疑，于是我不得不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完了，我听到阿炳这样自言自语道： “谁愿意嫁给我一个瞎子？在我们陆家堰，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 当我确凿无疑地告诉他小芳绝对愿意嫁给他后，他似乎很想抑制内心涌动的兴奋和激动，却又似乎怎么也抑制不住，“啊啊”地问我： “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们就这样反复地问答了好几遍。 这年春节，阿炳和林小芳在701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701的人，上至一号首长钱院长，下至一个炊事员，都由衷地赶来祝贺，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堆满了舞台，以至最后不得不出动一辆卡车才把它们拉走，拉到他们的新家（在一号山谷），又把他们的新居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的新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本来住着我和吴局长两家人，为安排阿炳跟“他最信任的人”住在一起，吴局长主动让出房子，给阿炳住。可以这么说，对这场现在看来有点什么的婚姻，当时的701人真正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足，大家似乎都觉得阿炳为701做了那么多，现在701终于为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了使这场婚姻尽可能的完美，大家似乎也都乐意尽可能地奉献自己的一点热情与爱心。 阿炳之死 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的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老实说，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她无怨无悔、日复一日的关爱下，人们明显注意到阿炳的穿戴越来越整洁，面色越来越干净而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岁月。两年后，小芳又让他幸福地做了父亲。 考虑到阿炳特殊的情况，组织上根据小芳的意见，特批她两年假期，让她回娘家去生养孩子，期间工资分文不少，还另加每个月10块钱育婴费。 小芳回家后不久，701邮局就迎来这样一封电报：“喜得贵子。母子平安。小芳。” 我跟阿炳是邻居，几乎每天都去对门看他。我听负责照顾阿炳生活的小伙子说，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从收到小芳电报的这天起，阿炳天天都用他抽完的空烟盒子叠鸽子，一只烟盒叠一只鸽子，一只只鸽子放在桌上，放在床头，放在可以摆放的任何地方。后来实在是多了，多得没地方可放了，小伙子就替他用红线串起，挂在楼梯扶手上，挂在墙壁上，挂在天花板下，挂在可以悬挂的任何地方。等林小芳带着儿子返回单位时，阿炳家楼上楼下几间屋子里，都挂满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鸽子，有人数了数，总共有543只。这就是说，在儿子降生第543日这天，阿炳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贝儿子。小家伙长得很漂亮，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更是令人万分欣慰。 我记得很清楚，小芳归队的当天下午，我亲自下厨烧了一桌子菜，给她们母子接风。也许是见到儿子太兴奋了，到了晚上，我去喊他们过来吃饭时，阿炳头痛得不行，已经吃过药上床睡觉了。少了阿炳，这桌接风酒自然有些遗憾，不过小家伙又给大家制造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笑料和快乐。 第二天早上，我正常起床，先散了会儿步，回来看对门有动静，就敲开门，问小芳阿炳的头痛怎么样。小芳说好了，还说他都已经去上班了，是半夜里走的，说是有要紧事。这么说，他是临时被机房召去排险了。这样的事以前也有，没什么奇怪的。等我转身要走时，小芳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我等一等，说着回去拿来一个布包给我，说是阿炳要她交给我的。我问是什么，小芳说阿炳交代过的，是工作上的秘密，不能看的，所以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里，我打开布包，先是一层绒布，后是一层麻布，然后又是一个牛皮纸做的大档案袋，里面有一封信和一部录放机。这种小带子录放机当时还很少，全701可能只有他阿炳有一部，是上头一位大领导送给他的。拆开信，我看里面装的是几百块钱，顿时有些诧异和不祥的预感。看录放机，里面还装着录音带。我摁下播放键，过一会儿，先是听到一阵呜呜的哭声，然后又听到阿炳带着哭腔跟我说： “呜呜（哭声）……我看不见，可我听得见……呜呜……儿子不是我的，是医院药房那个山东人的……呜呜……老婆生了百爹种（野种的意思），我只有去死……呜呜……我们陆家堰男人都这样，老婆生了百爹种，男人只有死！去死！……呜呜……小芳是个坏人……呜呜……你是个好人，钱给我妈妈……呜呜……” 天呐！我哪里还听得下去？！我紧急叫车，紧急上车，紧急驱车，从紧急通道，直奔单位。十几分钟后，我砸开阿炳办公室（机房），看见他蜷曲着倒在地上，手里捏着一个赤裸的电源插头，整个人已被该死的电流烧得一塌糊涂…… 阿炳！ 阿炳！ 阿炳——！ 阿炳的耳朵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声音了。 叫他们滚蛋 阿炳死了。 阿炳通过录音机告诉我：他老婆是个坏人，儿子是个野种，所以他自杀了。 阿炳的死让701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人们没有愤怒，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是的，我欺骗的。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及时把录音带交给组织。没有这盘录音带，谁又知道阿炳是自杀的？对阿炳的死，悼词中是这样说的：工作中不慎触电身亡。对一个盲人来说，会发生这种“不慎事件”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生得伟大的瞎子阿炳，死得也光光荣荣的。 请相信我，我这样做决没有个人目的，完全是为阿炳甚至是为701着想。说真的，自从阿炳来到701后，我们去外面开会什么的，人家常常不说我们是701的，而说是“阿炳单位的”。这就是说，阿炳在系统内的知名度已经无人不晓，这样一个人自杀的消息会比任何消息跑得都快。而这样一个消息传出去，对701和阿炳是多么不幸和丢人现眼。我正是为了保全701和阿炳的荣誉，才斗胆藏起了阿炳的“遗书”。 但事后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事情应该让组织知道，否则我无法替阿炳“雪恨”。要知道也很容易，只要把录音带交给钱院长听一听就行了。当然，为免于追究我的错误，我又编了个谎言，说是“刚刚才发现这盘录音带的”。就这样，首长成了第二个知道阿炳真实死因的知情人。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还听得见——仿佛犹在耳边——首长在听了阿炳留在录音带里的遗言后发出的咆哮声： “叫他们给我滚蛋！两个都滚！现在就拨！马上通知他们，明天就给我滚！滚回老家去！如果让我再看到一眼，老子就毙了他们！” 我敢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战争年代，大家腰里都别着手枪，说不定两人身上早钻满了失控的子弹。但是现在不会，而且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追悼会已经开过，阿炳的历史已经铸就，与其翻案，显然不如将错就错。这样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既然阿炳是“不慎触电身亡”，我们又怎么能叫他妻子滚蛋？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想到，由于我对阿炳和701的私心，以致我们无法对该受罚的人严惩不贷。这似乎是对我不该有的私心的报复。 不过，这不包括药房的那个山东人，这个混蛋第二天就被我像条狗一样拉上汽车，丢在了火车站。因为要确保阿炳死的秘密，当时我们没有对他言明罪名，也不可能言明的。正因此，他在被我丢在火车站时似乎有些理直气壮地责问我凭什么开除他。我哪有心思跟他狗日的啰嗦？我二话不说，从卫兵腰里一把抽出手枪，推上子弹，指着他鼻子骂道：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再放一声屁，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他狗日的完全给吓坏了，没敢放一个屁，就乖乖地滚蛋了。 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 后面的事情还是有你想不到的。 是山东人滚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刚回家，林小芳便找到我，见面就“咚”地跪倒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了一些我想不到又不敢确信的事。她告诉我，阿炳是没有性能力的，他认为——“阿炳像个孩子一样地认为”，只要跟老婆睡在一张床上，抱抱她，亲亲她，自己就会做父亲，他妈妈就会抱孙子—— “你知道的，他是个孝子，他那么想要孩子就是想让他妈妈做个奶奶。一年后，他看我还没有怀孕，就觉得我有问题，经常对我发脾气，不跟我睡在一起，还几次说要休掉我，重新找一个女人。我害怕他抛弃我，被他抛弃了我还怎么在701活呢？怎么对得起701和我死去的哥哥，就这样，我……我……” 最后，她向我发誓说，从她知道自己怀孕后，就再也没有让那个山东人碰过一下。 不知为什么，虽然我相信她流的泪，包括她说的话，都可能是真的，但就是无法打动我，哪怕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墙那边传来孩子恐惧的哭喊声，我厌倦地站起身，冷漠又粗暴地责令她离开我家。 第二天，有人看见林小芳抱着孩子离开了701，却没有人看见她再回来，也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直到有年秋天，我去上海出差，顺便去陆家堰看望阿炳的母亲，才知道林小芳离开701后就来到陆家堰，一直和阿炳母亲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我没看见那个小孩，问林小芳，她也不告诉我具体情况，只是说他不配呆在这家里。从她说话的口气和做事看，她完全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家，而阿炳母亲炫耀地说她是全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村里人都在夸她老人家福气好。 1983年，老人因糖尿病引发心脏衰竭去世。村里人说，在安葬老人后的当天，林小芳便离开了陆家堰，并且都说她是回了阿炳原来的部队。但我们知道，她并没有回来。她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她的下落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开始有人说她是回了自己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是去了山东了。但是后来证实这些说法都属谣传，于是又冒出新的说法，有人说她离开陆家堰后就跳进了黄浦江，有人又说曾在上海街头见过她。 总之，关于她的下落问题，我感觉似乎比阿炳出奇的听力还要神秘和离奇。 ·2·中部：看风者——有问题的天使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破译局历史上惟一的女处长——黄处长——充满了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安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其实就是瞎子阿炳故事中的钱院长。 钱院长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且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大多已相继辞世，他是惟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是有气有力的，只是浓重的湘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于1985年离休，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钱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上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有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了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犹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想请他开口决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过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是本书中的最好看的故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不能加进任何他人提供的说法，包括档案资料。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版本”，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和做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长大人的怠慢 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南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3个小时前，研究所王所长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所长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不顾雨淋，到楼外边向远处张望。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所长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地冲进楼里，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显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二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所长大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有点敏感的，我一进去，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转悠在我身边，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只是证明我不过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所长大人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软硬的介绍信函。当时，我首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临时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谢兴国和某省政府处长当然都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8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6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 本来，王所长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气派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处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属于“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冲了个澡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的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了它的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根独木桥一样吊在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我的态度有恃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所长大人，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只得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所长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所长大人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所长，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转换成拥抱，把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我是来要人的 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借此跳进我的房间，但说到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苏联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苏联，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真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出门，每次出来，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要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出来，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该所长不像我们首长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科学家”。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所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长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像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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