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老头做事自有他刻板的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苟且和纷乱。但在端午看来，这也未尝不是强迫症的某种症候。 “你是抽烟的吧？”冯延鹤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条装在塑料袋里的“苏烟”，推到端午的面前，“拿去抽。我不懂烟，也不晓得这烟好不好。” “您这是干吗？这怎么好意思？”端午慌忙道。 “我们都是南方人，你也就别跟我您您的！听了让人别扭。庄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藏，这烟也是旁人送我的，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不过呢，烟你也不能白抽，得帮我点小忙。” 冯延鹤笑了笑，将茶缸里泡着的假牙拿出来，甩了甩水，塞到了瘪塌塌的嘴里，猛地一下，那张脸又恢复了往常的尊严。端午忽然明白过来，刚才冯老头唱歌跑调，除了天生的五音不全之外，大概也与他没带假牙有关。 “是不是最近又写诗了？”端午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的领导。 他想起冯延鹤曾经给过他几首古体诗，请他帮忙介绍出去发表。那些诗在好几家诗刊社转了一圈，最后又给退了回来。最后，端午只得求徐吉士帮忙，后者从中任意挑出两首，替他登在了《鹤浦晚报》的娱乐版上。 “最近可没心思弄那玩意。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最近刀鱼刚刚上市，我听说，人民路上有家天天渔港……” “不了不了。我昨晚一宿没睡。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端午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话。他担心，假如他们真的去了天天渔港，就有撞见老鬼和小史的危险。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冯老头想了想，笑道，“是这样的，我呢，在乡下有一个儿子，去世好几年了。几天前呢，我那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女找到城里来了。我知道她们大老远来找我，准是没什么好事。果然。孙女去年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不说太好吧，也在十名之内，排名在她后面的好几个人，都上了重点中学，我那孙女呢，竟被分到了一个野鸡学校。这倒也不去说它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她就被学校高年级的几个捣蛋鬼带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将她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摸了去。你说什么事啊！我那小孙女平常胆子就小，经这么一吓，就再也不敢去上学了。我那儿媳妇，就带着她找到鹤浦来了，让我无论如何，在鹤浦一中替她想想办法——”“你原来不就是从鹤浦一中出来的吗？”端午不解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冯老头苦笑了一下，又接着道，“都以为我是鹤浦一中出来的，还当过语文教研组组长，如今呢，不管真的假的，又被返聘到市政府工作，好像我有什么通天的能耐！其实呢，你知道的，我有个屁办法！鹤浦一中的校长是新调来的小年青，我觍着这张老脸，去找他求情，你晓得那畜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也是做教师的出身，竟如此为老不尊，带头坏了学校的风气。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谈什么公平公正？谈什么教书育人、师道师德、和谐社会？这畜生，呸！也配跟我谈师德！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排比句，刀刀见血，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后来就有那晓事的跟我说：这事也怨不得校长，找他通门路的条子，装了满满一抽屉，他也没得办法。这事要能成，你这张老脸没用，非得有狠人出面不可。” 说完，冯延鹤眼巴巴地看着端午。 端午被他盯得莫名其妙，尴尬地低了头，不无讥讽地对老冯道：“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够得上你说的‘狠人’的级别吗？” “这个我自然清楚。”冯延鹤忙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不过，若是尊夫人肯出面帮忙，打个招呼，也就一两句话的事。” “要说狠人吧，她平常在家，对我倒是挺狠的。”端午其实已经提前知道，冯老头要说什么了，甚至也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说。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勉强笑道：“她不过是一个律师，你让她跟谁去打招呼？” 冯延鹤的眼神飘忽不定，渐渐地就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笑道：“你懂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太多的皱褶需要展开。像松松垮垮堆在腹部的脂肪，藏污纳垢。仿佛他略过不提的那个名字，是一个人人都该明了的平常典故。笑容像冷猪油一样凝结在端午的脸上。 这一类的话端午倒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徐吉士曾收到过一封蹊跷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检举家玉为了让儿子进入鹤浦实验学校，“用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向教育局的侯局长行贿。这封信当然被吉士压了下来。不过，同样的话，被这个成天嚷嚷着“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的冯延鹤暗示出来，似乎更为秽亵。端午不免惭怒交加，没有理会冯延鹤递过来的饼干桶。 略微定了定神，端午还是故作轻松地向他的上司表示，他可以给家玉往北京打个电话。 试试看。 片刻的沉默过后，冯延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在他办公室睡一会儿，还是回资料室去睡？ 这个问题，倒是很容易回答的。 回到资料科的办公室，端午拉上窗帘，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在脑袋底下垫了两本年鉴，躺了下来。可他一分钟也没能睡着。满脑子都是家玉一丝不挂的样子。 他想起了那年在华联百货再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的一只手，插在别人的口袋里，脑袋撒娇般地靠在那人肩头，在一种静静的甜蜜中，打量着玻璃柜中琳琅满目的珠宝。她的脸比以前红润了一些。马尾辫上扎着一条翠绿色的丝绸缎带。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长得十分彪悍，即便是背影，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也许正在挑选结婚用的戒指。男人搂着她，手里举着一枚铂金戒指，在灯光下细细地察看。家玉忽然就僵住不动了。她从墙上的一块巨大的方镜中看见了端午，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那个男人缓缓地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他。他的块头那么大，而家玉的身体却是那么单薄。 一种他所谙熟的怜惜之感攥住了他的心。 端午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看着她那疑惑、明亮而惊骇的眼神，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玄奥、诡秘和壮丽。 他装出没认出她的样子，迅速转过身去，消失在了自动扶梯旁拥挤的人流中。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对这个邂逅的场景很少提及。端午还是忍不住会让自己的回忆一次次停留在那个时刻。因为正是在那一时刻，他的世界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倾斜、错乱乃至颠倒。其实，不论是庞家玉，还是从前那个羞怯的李秀蓉，他都谈不上什么了解。前者因为熟悉而正在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而后者，则在他的脑子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暗影…… 一阵劣质香水的气息，飘浮在午后滞重的寂静之中。他知道，小史回来了。她捏他的鼻子。歪着脑袋，望着他笑。 她告诉他，单位又发食用油了，她刚才路过工会，帮端午也领了一桶。 “怎么样？全身而退？”端午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她道。 他让小史赶紧去把窗帘拉开。要是老郭冷不防闯进来，感觉就有点暧昧。 “暧昧一点怕什么？”小史咧着嘴傻笑，“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 这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喜欢跟他逗闷子。她跟端午几乎无话不谈。比如，在一次关于伟哥是否有用的争论中，小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得意地向端午炫耀说，她的第二个男朋友，绰号叫“小钢炮”的，因为服用伟哥过量，一个晚上与她“亲热”的次数，竟达六次之多。她这样说，多少有点让人心惊肉跳，从而生出不太健康的遐想。虽说她有口无心，但这一类的谈笑，使本来轻松无害的调情，有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怎么这么高兴？不会是老郭又给了你什么新的许诺了吧？” “你还别说。”小史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在补妆。镜子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在墙上跳动着。她侧了一下脸，又抿了抿红红的嘴唇，接着道：“我问老鬼能不能借钱给我开饭店，他说，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能把饭店开起来，我就辞职跟你去端盘子，怎么样？” “端盘子这样的事，哪舍得叫你去做？”小史道，“不如跟我合伙吧。你出一半的钱，坐地分赃怎么样？我在大市街还真的看中了一间店面，月租金只有四千多一点儿。我想把它盘下来，可以先开一家鱼餐厅，你晓得我爸爸……” “端盘子还可以接受，”端午打断了她的话，笑道，“合伙当老板就算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吗？” “这年头，做个小老板，基本上跟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啊。” “那你在这个单位死耗着，就不是无期徒刑啊？” “那不一样，”端午成心逗她，“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还是自由的，可以随时辞职啊。” “你是说，从一所监狱，跑到另一所监狱？” 端午一时语塞，倒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她。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小史或许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自从来方志办上班的第一天，小史就嚷嚷着要在鹤浦开一家饭馆。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她的家在江边的渔业巷。父亲是个打鱼的，每天出没于长江的风波浪尖之上。如果能开一家餐厅，至少鱼是不用发愁的。开饭店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曾发誓赌咒般地对端午说，如果哪位有钱人愿意给她的饭店投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可在端午看来，她显然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弄反了。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嫁给他”，早已不是一种恩惠，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而且，嫁给一位有钱人，要比在鹤浦开一家饭馆困难得多。 “噢，对了，冯老头今天早上那么着急上火地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小史剪完了指甲，用指甲刀的反面挫着手指的棱角，不时地用嘴吹一下。 “一个老鬼还不够你烦的吗？别管这么多闲事行不行？”端午沉下脸来，语调多少有点生硬。他抓起电话，让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他送外卖。 包子。油条。还有豆浆。 “你说冯老头那个人，这么大岁数了，真能干出那样的事来？”半晌，小史又道。 端午一愣，转过身去，吃惊地望着她： “你是说什么事？” “妈的，你也有好奇心！是不是？”小史冷笑道，目光有点锋利。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他病恹恹的，连撒泡尿都费劲，真不信还能生出儿子来。” 端午被他一激，终于没好意思再问。不过，他对于正在单位风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也并非没有耳闻。 12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中旬。阳光并不是很炽烈，太阳被云层和烟霾遮住了。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视太阳而不必担心被它灼伤。 天气仍然又闷又热。 大概正是麦收时节，郊区的农民将麦秸秆烧成灰做肥料。烟雾裹挟着尘埃，笼罩着伯先公园，犹如一张巨大的毯子，悬停在旱冰场的上空。伯先公园内仅有的鸟类，乌鸦和麻雀，在肮脏的空气中飞来飞去，坚忍不拔地啁啾。蝉鸣倒是格外地吵闹，在散发着阵阵腥臭的人工湖畔的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假如是在冬天，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蒙古草原和江淮平原，驱散了鹤浦化工厂那肮脏的空气，扫荡着数不清的灰尘、烟霾和悬浮物，送来清冽的寒风，伯先公园的天空将会重新变得高远，将会重现绿宝石般的质地。 现在是夏天，他能指望的，只有天空滚过的雷声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暴雨过后，烙铁般的火烧云会将西山衬得轮廓分明，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那个时刻，即便站在自己卧室的阳台上，端午都能看见山上被行人踩得白白的小径，看见上山烧香拜佛的老人。 每当这个时候，端午总会贪婪地呼吸。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换气。他的内心，会涌现出一种感激的洪流——那是一种他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既羞愧，又令人庆幸。 这天傍晚，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对他说，他们的班主任鲍老师想请他去学校做一次演讲。 “这么说，你们的班主任也知道我？”沉睡在他心底的虚荣心，再度苏醒，泛滥，令他感觉良好。 “那当然！”儿子此刻已经把佐助脚上的铁链子解了下来。他让鹦鹉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打着他那绿松石一般的羽毛，“是暴君亲口对我说的。” 他们的班主任姓鲍，学生们都管她叫暴君。 “那么，什么时间呢？还有，你们老师让我讲什么题目？”端午想搂住儿子亲一下，却引起了佐助的嫉妒心，它的尖喙毫不犹豫地啄向端午的手背。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给暴君打个电话问问？”有一种亮晶晶的光芒，在儿子的眼中飞快地闪了一下。 可若若并不知道鲍老师的手机，他只记得办公室的电话。 因担心老师们下班，端午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往办公室打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头。他说鲍老师正在隔壁的会议室，给参加全省奥林匹克竞赛的队员们作报告。不过，他还是决定去隔壁叫她。 “您哪位？”鲍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为自己的报告被打断而露出明显不悦的口气。 “我是谭良若的家长，我叫——” “您有什么事？”她的声音明显更为严厉，而且不客气地打断了端午的自我介绍。这清楚地表明，她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兴趣。 端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由得回过头去，打量起自己的儿子来。若若此刻正在用一种崇敬而期盼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眼珠黑黑的，亮亮的，眼神中半是畏葸，半是狡狯。端午只得硬着头皮和暴君周旋。一心盼望着，尽快结束与她的通话。 “没有哇，我们何曾请你来演讲……这孩子，没影子的事，怎么能胡编乱造？再说了，现在学校都快放假了，我这边又要忙着送孩子去南京比赛，没有时间安排你来演讲。我忙得，唉，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 “大概是孩子弄错了。”这一次轮到端午打断他的话了，“那就算了吧。鲍老师，再见。” “哎，你等等——”在电话的那一端，暴君试图阻止他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她的声音也变得稍微柔和一些了： “你孩子无端说谎，这可不是小事！这学期，我们的确邀请了几位家长来学校演讲，可那都是成功人士。你不在被邀请之列，也许你儿子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希望你到学校来露露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无中生有。我明天会找他来办公室谈话。如果有必要，他还得写检查。关于这一点，希望家长配合我们。不过，虽然我们事实上没打算请你来讲演，既然您自告奋勇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倒不妨给你安排一场演讲。我想问一问，你是学什么的？” 尽管端午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既羞愧又愤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儿子的班主任。他必须克制自己，忘掉他那个自命不凡的自我，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我是学文学的。”他嗫嚅道。同时，他龇牙咧嘴，使得整个脸部的肌肉彻底变形，借此自我解嘲，缓解压力。 “我的意思是，你能讲什么？您来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怎么样？等等，让我再想想，孩子们都喜欢张晓风和郑渊洁，你选一个，给孩子们谈谈你的阅读体会可以吗？喂，可以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十点半，我把我的一节语文课让给你。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只能给你一节课的时间。” “可是，我，鲍老师，本来——” “您就别谦虚了。明天上午见。我这里正忙着呢，对不起，我先挂了。” 晚上，庞家玉打来电话检查儿子的家庭作业，并让他在电话中背一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端午跟她说了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事。 “那多好啊！”家玉兴奋地对他喊道，“你终于肯出山了。太好了。正好借机与鲍老师沟通沟通。几次开家长会，你都不肯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太好了。颜颜的爸爸刚去过，他是个大画家，上星期去讲过人物素描；淘淘的爸爸是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使压岁钱增值的报告；丫丫的爸爸是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讲解青铜器；露露的爸爸是国资委的……哎，他们请你去讲什么呀？不会是诗歌吧？这至少说明，你还是有点影响的，是不是？” 端午只得将傍晚与鲍老师通电话时极为尴尬的情景，向家玉说了一遍。 他不想去。因为这种自己找上门去的感觉太过恶劣。更何况，他既不喜欢张晓风，也不喜欢郑渊洁。没什么道理。就是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连一个字也没读过。家玉半天没说话，她在想什么，端午并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既然鲍老师跟你说定了讲演的时间，你得去。无论如何都得去。俗话说，宁可得罪十君子，不能得罪一小人，宁可得罪十个小人，也不能得罪孩子的班主任。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礼还没送，我担心等我回来，学校大概早已放假了。趁着明天去演讲，你快想一想，给老师带点什么礼物好？” 庞家玉提到了几个化妆品的名字。CD。兰蔻。古奇和香奈儿。可她又担心，像鲍老师那样死抱住韩国品牌不放的人，不一定能知道这些化妆品的真正价值。既然鲍老师那里要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不能怠慢。否则的话，万一穿了帮，就不好办了。可数学老师是个男的，送他香水和化妆品，显然不合适。所以，还没等端午发表什么意见，家玉自己就把香水方案否决了。 那么，送加油卡又如何呢？ 鲍老师开着一辆“奇瑞”，送加油卡倒是挺合适的。可问题是，另外两个人是否开车却不很清楚。如果他们没车，加油卡还得设法变现，这等于是给人家添了一堆麻烦。他们心里一烦，礼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当然，直接送钱也不太好。因为，在这三位老师之中，假如有一位道德感尚未最终泯灭（家玉补充说，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小），那么，在面对赤裸裸的金钱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犯罪感…… 家玉提出了她的最终方案：去家乐福超市购买三张购物卡，每张卡充值1500。“家乐福超市九点钟要关门，你得赶紧去。如果你放下电话就打车去的话，应当还来得及。” 既然端午已打定主意不去家乐福，也不打算给暴君他们带什么礼品（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演讲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借口，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她。 吃过晚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晓风和郑渊洁的作品。儿子竟然不用人督促，自己就去洗了个澡。还把自己最喜欢的SNOOPY图案的T恤衫从衣柜中翻了出来，穿在了身上，对着镜子，梳了半天的头。 好像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正是他本人。 端午的感受正好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瘦弱的儿子。想象着儿子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小小希望和好奇心，像泡沫那么璀璨而珍贵，他只能徒劳地期望这些泡沫，至少晚一点碎裂。 当他坐在电脑前苦读张晓风的作品时，儿子早已歪在床边睡着了。他张着嘴，鼾声应和着海顿四重奏的节奏，使一种神秘的寂静，从潮湿而闷热的夜色中析离出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海顿的音乐再好听，也比不上儿子在黑暗中绵延的呼吸让他沉醉。 他觉得自己为儿子付出的所有的煎熬、辛劳乃至屈辱，都是值得的。 这样一想，就连张晓风或郑渊洁的文字，仿佛也陡然变得亲切起来，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般不可卒读。 直到海顿的那首《日出》放完，端午才意识到，自己在床边看了他多久。 第二天上午，下起了小雨。他乘坐16路公共汽车来到儿子的学校，在门口接受保安礼貌而又严格的询问和检查。 这其间，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约他在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见面。他听徐吉士说起过这个地方，可从来没去过。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好”字，就把手机关了。 沿着空荡荡的走廊，端午探头探脑地来到了六年级五班的教室门口。鲍老师正在给学生训话。她梳着齐耳短发，脖子又细又长，可脸上的下颌部居然叠着三层下巴。时间已经过了11点。他站在教室门口，透过窗户，目光依次扫过学生们的脸。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若若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他。为了让父亲看见自己，若若从座位上猛地直起身子，可是他担心这一举动遭到老师的责骂，又迟疑地坐了下去。 他的脸，被前排的一个高个子女生挡住了。 鲍老师终于讲完了话，从教室里走了出来，严肃地将端午从头看到脚，眼神就有点疑惑。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抱着她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回办公室去了。 教室里一片静穆。因为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端午临时决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不乏幽默的开场白省去，开始给学生讲课。 儿子若若突然像箭一般地冲上了讲台，把他的父亲吓了一跳。 原来是黑板没擦。 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知道，孩子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可若若还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他不时得意地打量着周围的同学们，揣摩着他们对父亲讲课的反应。他不时地将身体侧向过道的一边，以便让父亲能够看到他——可在讲课的过程中，端午根本不敢去看他。 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等到他终于讲完了课，走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发现鲍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端午有些回忆不起来，刚才在他讲课的时候，鲍老师是否一直站在窗外，远远透过窗户，注视着教室内的一举一动。鲍老师说，因为这次演讲是临时安排的，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她无法说服财务科给他支付报酬，不过：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你就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她把书递给端午，端午赶紧夸张地道谢并佯装欣喜。 书名挺吓人的：《通向哈佛的阶梯》。 雨忽然下大了。 鲍老师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听她“汇报”一下孩子最近的表现。鲍老师原本打算请他去办公室谈，端午将手机向她晃了一下，抱歉地对她说，他约了一个朋友，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绿珠一连发了六个短信来催他。 “你见过驴拉磨吗？”鲍老师对他的推脱未予理会，忽然笑着问他。 “没有啊。”端午不解地答道。 即便这会儿没有短信过来，他还是不时地查看手机的屏幕，故意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驴在拉磨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给它蒙上眼睛？” “不知道啊。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你给驴子蒙上眼睛，他在拉磨时就不会犯晕。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其次，蒙上了眼睛，驴子在工作中就更为专注，一旦眼睛蒙上了，它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拉磨上，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驴子的工作就更有效率。你晓得的，一旦驴子发现自己是在重复地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它马上就会厌倦的。而蒙上了眼睛，它会误以为它在走向通往未来的富有意义的道路。只要它愿意，它甚至会任意地想象沿途的风景：山啦，河流啦，花花草草啦……” 端午发现，鲍老师的嘴角两侧各有一团唾沫，挤成两个圆圆的小球。浮在嘴角，但就是不掉下来。而且，据他观察，她的脖子特别地细长。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去掐它，很适合把握。 他揣摩鲍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也要像对付拉磨的驴子那样，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上？可又不敢问。 好在鲍老师马上就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也许不很贴切。但随后，她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做大人的，眼睛也应该蒙上。 13 “荼靡花事”是一家私人会所，位于丁家巷僻静的旧街上，由一座古老的庭院改建而成，大门正对着运河。店名大概是取《红楼梦》中“开到荼靡花事了”之意。 大雨将街上的垃圾冲到了河中，废纸、泡沫塑料、矿泉水的瓶子、数不清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的浮岛。河水的腥臭中仍然有一股烧焦轮胎的橡胶味。不过，雨中的这个庭院，仍有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荼靡花事”几个字，刻在一块象牙白的木板上。字体是红色的。极细。门前的檐廊下，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 庭院的左侧是一座小巧的石拱桥，通往西院。过了季的迎春花垂下长长的枝蔓，几乎将矮矮的桥栏完全遮住了。店中没有什么客人，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替他打着伞，领他穿过石桥，走过一个别致的小天井。 她看见绿珠正趴在二楼的窗槛上向他招手。 绿珠今天穿着一件收腰的棉质白衬衫——领口滚着暗花，衣襟处有略带皱褶的饰边，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看上去，多了几分令他陌生的端庄。那张精致而白皙的脸，也比以前略显丰满，添了一点妩媚之色。端午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她过去的那副随心所欲的慵懒样子。 桌上有一盆烤多春鱼，一块鹅肝。几片面包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桌子中央有一个青花的香碟，插着一支印度香，香头红红的。袅袅上升的淡淡香气，很容易让人一下子静下来。 “怎么，你要出远门吗？”端午瞅见她身边的墙角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尼龙登山包，便立刻问她。 “和姨父老弟闹翻了。”绿珠纤细的手指捏着一只柠檬片，将汁挤在多春鱼上。桌上的一瓶白葡萄酒已喝了差不多一半。“我们昨晚大吵一架。我以后再也不回那里去了。”“是不是因为，姨父老弟对你动手动脚？” 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端午就后悔了。刚见面坐定，就和她开这样的玩笑，不免给人以某种轻浮之感。好在绿珠不以为意，她冷冷地笑了一声，给端午斟上酒，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道：“他的伪装，甚至没能保持24小时。” 端午听出她话中有话，就不敢再接话。朋友间的秘密，总让他畏惧。可绿珠既然开了口，她是没有任何忌讳的： “跟你说说也无所谓。从雷音寺的僧房里遇见他和姨妈，到他在火车上要搞我，前后不到24小时。我晚上起来解手，他就把我堵在了厕所里。我谎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从那儿进去。我说我不喜欢乱伦的感觉，他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还说什么，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我就只得提醒他，如果我大声叫喊起来并报警的话，火车上的乘警，是不会认得他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地方真不错。”端午环顾了一下这个幽寂的房间，有意换个话题，“树荫把窗子都遮住了。要是雨再大一点，似乎更有味道。” “这是鹤浦最美的地方。”绿珠果然丢下了关于姨父老弟的恐怖故事，忧悒地笑了笑，喃喃道，“深秋时更好。迟桂花的香气酽酽的，能把你的心熏得飘飘欲仙。完全可以和西湖的满觉陇相媲美。人在那种气氛下，就觉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常常来这儿喝茶，读点闲书，听听琵琶，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你打算去哪儿？回泰州老家吗？” “去你家呀！”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他以为绿珠是在开玩笑。可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似乎是期待着他有所表示。端午感觉到自己心房的马达正在持续地轰鸣。身上的某个部位肿胀欲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当然，我家也不是不能住。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他的声音很轻，带着让他自己都感到厌腻的羞怯。 “我不会白住的。”绿珠不依不饶。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她更加露骨地对他说，“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端午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话刚才你已经说过一遍了。”绿珠诡谲地笑了笑，提醒他。 端午脸憋得通红，有些不知所措。他将那本被雨水淋得湿乎乎的《通向哈佛的阶梯》朝他晃了晃，正打算换个话题，跟她说说去儿子学校演讲的事，手机滴滴地响了两声。 有人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端午飞快地溜了一眼，脸色就有些慌乱。当然，绿珠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老婆来的吧？” “不不，不是。”端午忙道，“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逗你玩的啦。你放心好了。我才不会住到你家去呢！”绿珠咯咯地笑个不停，给他的盘子里夹了一条多春鱼，“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订好了一家酒店，你不用担心。我最不喜欢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人。畏首畏尾，却又工于心计。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着的，都是肮脏的欲念，可偏偏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社会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搞坏的。” 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来上菜，端午就问她洗手间在哪儿。 “在楼下的花园边上，我这就领你去。”服务员朝他嫣然一笑，声音极轻，听上去竟然也有几分暧昧。 端午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楼上，看见桌上的酒瓶已经空了。绿珠正在吃药。她将抗忧郁的药片小心翼翼地抖在瓶盖里，数了数，又从里边捡出一粒，仍放回瓶中，然后就着杯中的一点葡萄酒，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就像阳光在草地上突然投下的一片云影，笼了一片灰暗的阴翳。 “我现在就靠它活着。”绿珠的眼神有点迷离，“早晨吃完药后，就一心盼着五六个小时的间隔赶紧过去。” “为什么？” “好再吃第二次啊。这药和毒品没什么两样。” “你吸过吗？” “什么？” “毒品啊。” “海洛因之类的，我没试过。”绿珠点了一根香烟，“我只吸过大麻，两三次而已。没什么瘾的。” “有没有想过试着练练瑜伽？”端午道。 “练过。瑜伽，静坐，泡温泉，包括什么饥饿疗法，我都试过，没什么用。” “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治疗忧郁症。” “你说的是森田正马？我试过两个月，确实有点效果。但我没耐心，坚持不下去。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有一步，你是万万不能跨出去的。跨出去再想收回来，那就难了。我本来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安全地把自己的一生打发掉。” “蒙上眼睛？” “对，蒙上眼睛。” 绿珠的话，听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端午几次想问她，所谓的第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在泰州那样的小地方，她与她的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对她其实并不了解。仅仅是在江边的大堤上散过一次步，发过五六封Email。如此而已。有过一两次，绿珠把她写的诗发给端午看，都十分幼稚。 雨似乎已经停了。不时有水珠从桂花树上滚落，重重地砸在地面的青石板上，每一声都那么的沉。 “以后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呆在酒店里吧？”端午心事重重地看着她，语调中的冷漠和敷衍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绿珠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直到依靠安眠药的作用昏沉沉地睡过去。脑子里一直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你知道的。” 绿珠的声音轻得让人几乎听不到，就如一声叹息。她的目光既哀矜，又充满挑逗。端午误以为她说的是性，其实他想岔了。 “当我把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死法，全部都想过一遍之后，才会安静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自杀的。最好的死法，就是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下，走着，走着，脚一软，随随便便倒在路边的什么地方，倒在垃圾桶边上，眼睛一闭，就算完事。” “那么，最不好的死是什么？” “死在医院里。”绿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的气管被切开了。里面插满了管子，食物通过鼻子流进胃脏。每隔半小时，让人吸一次痰。大小便失禁 ——哦，那是一定的。可问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知道你的亲人，哪怕是最亲的所谓亲人，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最糟糕的，当漂亮的女护士给你插尿管的时候，模糊的欲望竟然还能使它勃起……” “喂，我说你能不能不用‘你’这个词？”端午笑着提醒她。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你，而是我父亲。他当时只有四十三岁。我把他那温热的大便从长满褥疮的股沟之间用纸包起来，握在手里，它就像一段刚刚出炉的烤肠。尽管我愿意自己死上一百次，换回他的生命，但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在盼着他早点死掉。” 绿珠忽然不吱声了。 她那白得发青的脖子扭向窗外，回过头来，目光迅速地扫过端午的脸。眼睛中的疑惑和惊骇很快变成了燃烧的愤怒。 端午看见小顾和陈守仁各自拿着一把伞，站在楼下的天井里，正朝楼上望。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司机。 “是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的，是不是？” 绿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你刚才接到一个短信，竟然骗我说是天气预报！那时候你已经打定了主意出卖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去了洗手间，你他妈的站在小便池上，一只手忙着手淫，一只手给陈守仁打电话，是不是？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出卖我，是不是？我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朋友，看成是大哥哥，你心里很清楚。陈守仁是一坨什么样的狗屎，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还是决定要出卖我，是不是？” 绿珠开始了呕吐，把刚刚吃下去的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药丸都吐了出来。端午赶紧去扶住她，一边帮她捶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纸盒里取餐巾纸，替她擦嘴。绿珠的脸靠在他肩头。在呕吐物的刺鼻气味中，仍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她脸上的肌肤凉凉的，像绸缎那样光滑。她轻声地朝端午笑了笑，“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小顾已经上了楼。她将绿珠像婴儿般地搂在怀里，哭道：“珠啊，就为这几句话的事，你就闹成这样！从早上四点到现在，你姨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人都急疯了呀！珠啊，有话我们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绿珠根本不搭理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端午。一缕乱发飘散在额前，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 “你已经忘了在Email里跟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这个犹大！你连西门庆都不如。西门庆乱搞女人，至少还有情有义，你呢？最多一个应伯爵，连陈守仁都不如。还有脸谈什么西比尔的笼子，什么艾略特，什么枯草的歌唱，水流石上的轻响，什么画眉鸟隐隐在松林里高歌，淅沥淅沥，沥沥沥，沥你妈个头！陈守仁至少还有勇气作恶，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一个漂浮在海上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跟在人家后面拣点吃剩的残渣。什么‘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妈放屁！” 小顾和司机一边一个，架着绿珠下楼，可她仍不时地扭过头来冲着端午大骂。两个穿旗袍的侍者傻傻地站在楼梯口，其中的一个用手遮住了嘴。脸上、心里都在笑。 “这丫头，有点不太好弄。”守仁望着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由于他带着宽大的墨镜，端午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跟你们说好，让我慢慢劝她回去，你们不要出面的吗？怎么还是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端午一脸木然。 “嗨，小顾的性子，你又不是不晓得。她甚至已经通知了公安局和刑警大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绿珠要是出了鹤浦的地界，这辈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得着你的信儿，就像房子着了火，拦都拦不住啊！”守仁用餐巾纸将登山包上的呕吐物擦掉，将它背在背上，对端午一晃脑袋，示意他下楼。 “到底因为什么事？你们又闹成这样。” “请你说话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又。”守仁字斟句酌地纠正他，“其实这丫头一直跟我们处得挺好。以前我们从没吵过架。唉，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我以后再找机会给你慢慢解释。” 他们来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他看见小顾和司机怎么也无法将绿珠弄到车上去。她拼命地用手捶打着车窗的玻璃。 “这车的玻璃，别说是用拳头，就是用锤子砸，也砸不碎。”守仁嘿嘿地笑了两声，朝门口站着的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努努嘴。他们立即会意，赶紧过去帮忙。 “这么一折腾，你这个青年导师的形象，可算是彻底破产啦。至少，犹大这个恶名，你这辈子就别想洗清啦。这丫头倔得很。” 过了一会儿，守仁又笑着对他小声道：“你也真是的，跟她吹什么牛不好，偏偏要谈艾略特！我提醒你，你这可是班门弄斧啊！这屁丫头，能把《荒原》从头背到尾，不论是查良铮版、赵萝蕤版，还是裘小龙版，都能一字不落，你信不信？” 端午的脑子里空空的。他还在想着绿珠生气时的样子。仿佛从她眼睛里不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的灵魂。他的心有点隐隐作痛。他看见那几个人已经将绿珠按在了汽车后排的坐垫上。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中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 他赶紧转过身去。 几个人已经成功地将绿珠塞进了车里。小顾褪下车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朝守仁喊了一声“鞋”。 守仁在端午的肩上拍了一下，走到车边，捡起绿珠掉下来的那只红色半高跟皮鞋。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前排。 凯迪拉克轰鸣着飞驰而去，溅起了一片泥浆。 端午茫然若失地站在“荼靡花事”的檐廊下，手里还捏着那本鲍老师送给他的《通往哈佛的阶梯》。 他经过运河边的街角，顺手将它扔进了一个苍蝇乱飞的垃圾桶里。 14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15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他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劝说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阴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哥哥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哥哥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在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哥哥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端午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治疗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的绿色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叠叠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翼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一连串打击，端午不甚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自己，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儿。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桔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滋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眨”。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儿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说王元庆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儿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第二章 葫芦案 1 庞家玉厌恶自己的婆婆。甚至在心里，暗暗地盼着她早死。从理论上说，婆婆每次生病，都隐含着某种希望。遗憾的是，她的那些病，或轻或重，她总有办法让自己康复。每当家玉被这种恶毒的念头所控制的时候，她都会深陷在一种尖锐的罪恶感之中，并为自己的不孝和冷酷感到恐惧。这种罪恶感在折磨她的同时，也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家玉会尽己所能，对婆婆表示善意和关心，来抵消自己内心的那种不祥的罪恶感。 这当然显得做作而虚伪。 饱经风霜、目光犀利的张金芳自然不会看不出来。通常的情形是，庞家玉对婆婆越好，她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就越深。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家玉又回到了她的起点——她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早一点死掉的好。 端午曾劝她将婆婆当成她自己的母亲来伺奉，所谓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对此，家玉完全不可接受。 她自己的母亲，在家玉五岁那一年就死去了。家玉对她的记忆，仅限于皮夹子中多年珍藏着的一枚小小的相片。母亲永远停在了29岁。一度是她的姐姐，近来则变成了妹妹。父亲嗜酒如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带着她搬进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后来，通过人工受孕，还给那寡妇生了个儿子。家玉是在呵斥和冷眼中长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碍事之感。她与端午结婚后，父女俩更少来往。每次父亲到鹤浦来看望女儿，仅仅是为了跟她要钱。后来，随着家玉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她开始定期给父亲汇款，父亲基本上就不来打搅她了。 与许多婆媳失和的家庭不同，庞家玉对婆婆的邋遢、唠叨和独断专横都能忍受，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婆婆的说话方式。如果与元庆或端午说话，婆婆通常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甚至不避粗口。而对家玉就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跟她说话，通常是以“我来跟你说个故事”这样的开场白起始，以“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来结束。她故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动物，最为常见的是狗。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婆婆那些离奇而晦涩的故事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领会。每次去梅城看望她，家玉都会像一个小学生面对考试一样惶惶不安。那些深奥莫测的故事难以消化，憋在她心里，就像憋着一泡尿。 端午对她的遭遇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因此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知道了吧，在日常生活中，法律和逻辑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在她和端午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婆婆就给她讲了一个公狗和母狗打架的故事，沉闷而冗长。根据端午事后的解释，这个故事尽管情节跌宕起伏，枝蔓婆娑，其中的寓言倒也十分简单。母亲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母狗要绝对服从公狗。 另有一次，婆婆跟家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角换成了公羊和母羊）：公羊和母羊如何贪图享受，生活放纵，如何不顾将来，只顾眼前，最后年老力衰，百事颓唐，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结局。这一次，家玉似乎很快就搞清楚了婆婆的意图，她喜滋滋地把故事向丈夫复述了一遍，然后得出了她的结论： “妈妈的意思，会不会是告诫我们，婚后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免得日后老了，陷入贫穷和困顿？” 端午却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她道：“你把妈妈的话完全理解反了。” “那么，她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对地球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她哪有那么高的见识。” “那她到底是个啥意思？” “她的意思，唉，无非是希望我们要一个孩子。” “妈的！” 家玉轻轻地骂了一句，只能又一次责怪自己的愚昧和迟钝了。 还有一次，家玉去梅城调查一名高中生肢解班主任的案件，顺道去看望婆婆。她将家玉叫到自己的床边坐下，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给家玉讲述了一条老狗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岭，“因心脏病发作”无人知晓，最终悲惨死去的故事。由于婆婆那时受健忘症的影响，她把这个故事一连讲了三遍。家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向端午求教。端午只听了个开头，就打断了她的复述，笑道：“这个故事同样没什么新意。她是想搬到鹤浦来，和我们一起住。这话她已经跟我提到过好几次了。” “想都别想！”家玉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果你不想跟我马上离婚的话，就请你老娘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话虽这么说，家玉心里其实也十分明白：在婆婆那深不可测的大脑中所闪过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不可能“打消”的，需要打消的，恰恰是自己脆弱的自我和自尊。婆婆的惩罚如期而至。这一次，她可不愿意多费口舌，讲什么羊啊狗啊一类的寓言故事，而是干脆对她不予理睬。婆媳之间的“禁语游戏”，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甚至在大年初一，家玉去给婆婆拜年时，她照样装聋作哑。 在这之后，庞家玉倒是确实考虑过与端午离婚的事，甚至为离婚协议打了多次腹稿。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了。当她试着向端午提出离婚一事的时候，令她吃惊的是，端午一点都不吃惊。他只是略微沉默了一小会儿，就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对妻子道： “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 家玉不得不再次收回自己刚才的话，找了个地方痛哭了一场。婆婆惩罚她的手段总是如此高明，往往还未出手，家玉就自动崩溃了。婆婆从不屑于直接折磨对方，而是希望对方自己折磨自己。庞家玉只能屈服。 经过慎重考虑，家玉主动向端午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鹤浦另外购置一套住房，把老人家和小魏一起接过来住。 事情总算解决了，可屈辱一直在她的心里腐烂：“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这天晚上，家玉蜷缩在端午的怀里喁喁自语。泪水弄湿了他的汗背心。 “亲爱的，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不感到耻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呀！”端午像对待婴儿一样，轻轻拍打妻子的肩膀。 他的安慰，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得要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逢双休日，夫妇二人就带着若若去四处看房。庞家玉一度沉浸在即将拥有第二套房子的亢奋之中，对儿子在学校排名的直线下降既痛心又熟视无睹。她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房，比较各个楼盘的交通状况、配套设备、容积率、升值潜力、与化工厂的距离、周边环境、有无回迁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用端午的话来说，好像她要挑选的，不是一个钢筋水泥建成的房子，而是她的整个未来。 的确，几乎没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能让家玉感到满意。什么“维多利亚”啦，什么“加州阳光”啦，“蓝色多瑙河”啦，“南欧小镇”啦，带有强烈的自我殖民色彩，让家玉感到一阵阵反胃；而“帝豪”、“皇都”、“御景”、“六朝水墨”一类的楼盘名称，与它们实际上粗劣的品质恰好构成反讽；至于“秦淮晓月”、“海上花”或“恋恋丽人”一类，则简直有点诲淫诲盗了。 一个月看下来，只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让她勉强可以接受，它的名字叫“金门寺小区”。比较中性。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徐景阳却不失时机地提醒她，金门寺三个字与“进门死”谐音，听上去有点吓人。“不要说长期住在里面，就是我到你们家去串个门，都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不吉利啊！”经过徐景阳这么一提醒，庞家玉再把那小区看了一遍，也发现了新的问题：那房子的屋顶一律是黑色的，怎么看都像是个棺材盖。她只得放弃。考虑到婆婆生活的便捷，考虑到自己对园艺的兴趣（婆婆迟早会故去的），特别是自己手头尚不十分宽裕的资金，家玉想挑选一个底层带花园的公寓房。因为她怕狗；因为她讨厌那些面目可疑的回迁户——到了夏天，这些人光着大膀子，在小区里四处晃荡，无疑会增加她对生活的绝望感；因为她厌恶楼上的邻居打麻将；因为她担心地理位置过于偏僻而带来的安全隐患；特别重要的，她害怕化工厂和垃圾处理厂附近的空气和污染的地下水会随时导致细胞的突变，因此，挑选房子的过程，除了徒劳地积累痛苦与愤懑之外，早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四个月之后的一天，她在大市街等红灯。一页刚刚开盘的楼盘广告，由一只油腻肮脏的黑手，通过她的车窗玻璃的缝隙，被塞了进来。她麻木地看着手里这张散发着难闻油墨味的广告，莫名其妙地动了真情。第二天傍晚，家玉下班之后，带着端午和昏昏欲睡的儿子，匆匆赶往这个名为“唐宁湾”的小区。急性子的家玉已经彻底丧失了耐心。 “妈的！难道这么大的一个鹤浦，竟然就找不到一处我中意的房子吗？”她飞快地看了丈夫一眼。 “恐怕情况就是如此。”端午道。 “那好，就它了！”家玉怒气冲冲地说，“无论这个房子事实上如何，就它了。他妈的。唐宁湾。就它了。我再也不想看什么狗屁房子！” 她就像是与自己赌气一样，驾着车在沿江快速路上狂奔。速度之快，甚至撞死了一只麻雀。 家玉决定闭上眼睛。 他们到了空荡荡的售楼处，也不要求看房，也不询问任何与楼盘有关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主动要求支付定金，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在一连问了两遍“你确定？”之后，脸上梦游般的疑云，久久不去。 在等待端午签约的间歇，家玉坐在一盆绿萝的后面，心情坏到了极点。四个月来对新居的美好憧憬，如今已变成了一堆冰冷的余烬。家玉忽然意识到，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次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 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 “总算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对着暮色四合的江面，端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过了很长时间，家玉猛吸了一口气，哀哀地低声敷衍了一句。 他们决定去汤氏海鲜酒楼吃饭，借此“庆祝”一下。端午点了昂贵的龙虾。可是，除了喜出望外的小东西之外，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2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的时候，家玉赤身裸体地从床上蹦了下来。她迷迷瞪瞪地从地板上那一堆衣物中寻找她的“诺基亚”。她随手用一件丝质的睡袍遮住了下腹，而忘了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她的腹部有一个因剖腹产手术而留下的刀疤。它像一条蜈蚣，藏在腹部两道隆起的沟壑之间。 刚才，陶建新对她说，除了这个刀疤之外，她的身体堪称完美无缺。他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喜欢她的丰腴，喜欢那种熟透了的杏子的味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化了。像一捧雪，化在了深不见底的水井里。 现在，他正靠在床头抽烟。 电话是端午打来的。他告诉家玉，房子倒是租出去了，不过，目前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很大的麻烦。 “等会儿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正在上课。”家玉不假思索地道。 她轻轻地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到外面的夜色，暗自吃了一惊。相当长的静默过后，手机中又传来了端午那潮湿而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吧，那你上课吧。我刚给你发了一个Email，你抽空看看吧。” “我已经到了走廊上，你说吧。” 端午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她当然感觉到了端午的声音里淡淡的讥讽味。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桌上的闹钟，觉得丈夫的讥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她刚才睡得太沉了。雁栖湖的四周已经亮起了灯。湖面上飘着一缕轻雾。对岸的山谷里，是一片农家小院薄暗的光影。培训部大楼外，有几个学员正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聊天。声音很大。 “谁来的电话？”建新笑着问她。 “我老公。” “你不该对他说你正在上课。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睡糊涂了。”家玉打了个哈欠，嘟嘟囔囔地道，“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么甜的觉了。不过没关系。” 建新此刻已经在床头柜上的烟缸里掐灭了烟头，精赤条条地下了床。怎么看都像是个大男孩。两腿间的棍子可笑地耸立着。他从背后搂住了她，手指夹着她的乳头。他笑着告诉她，从下午五点到现在，他连一分钟都没睡着。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精力的迅速恢复：“我一直在等你醒过来，你饿不饿？” “是有点儿。可在怀柔这地方，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弄吃的？我这儿有点曲奇，你要不要吃？” 建新没有说话。把她的脸扳过来，故意显出粗鲁的样子，吻她的嘴。 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我和他，谁好？”建新终于停止了亲吻，在她耳边悄悄地问道。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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