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春尽江南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春尽江南格非　　格非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7）、副教授（1994）、教授（1998）。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蒙娜丽莎的微笑》；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论著有《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人面桃花》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　　　　第一章 招隐寺　　　　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霍霍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地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的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了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5点20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的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儿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么？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他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他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2500算，一年下来就是3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25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就让出租车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秽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　　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1962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1966年至1976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1988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1976年10月，14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8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这座殡仪馆仍在原先的位置。它位于鹤浦至梅城高等级公路的正中间。高大的烟囱依然摄人心魄，只是记忆中的彩虹不再出现。在殡仪馆的正前方，一座现代化的妇婴保健医院正在拔地而起。虽说殡仪馆早已废弃不用，但尚未来得及拆除的烟囱仍以一个睿智而残酷的隐喻而存在：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孩，刚一来到人世，就直接进入了殡仪馆的大门，中间未作任何停留。　　刚过了五月，天气就变得酷热难当了。出租车内有一股陈旧的烟味。司机是个高邮人，不怎么爱说话。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　　金西纸业。梅隆化工。华润焦化。五洲电子。维多利亚房产。江南皮革。青龙矿山机械。美驰水泥。鹤浦药业。梅赛德斯特许经销店……　　虽然是晴天，端午却看不见太阳的位置。它在，你却看不见它。也看不到一只鸟。他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却未马上接听。他在心中反复斟酌，艾略特那首广为人知的《TheWasteLand》，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好像这事真的很要紧。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了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进，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讥讽道：“你可不要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听他这么说，家玉在电话那头立刻就不做声了。短暂的静默过后，家玉问他房子被占的事有没有进展。端午说，他前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唐宁湾，那个脸上有雀斑，长得像孙俪的女人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再去敲门，她就立刻报警。　　就好像那房子原本就是他们家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别忘了去梅城接孩子。早晨要看着他把鸡蛋吃完。还有，你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仔仔细细地检查，尤其是奥数……”　　端午告诉她，此刻他就在赶往梅城的出租车上。　　　　若若的肩头站着一只虎皮鹦鹉。绿色的羽毛像铜锈，红色的冠顶像鸡血。它叫佐助。端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若若正在给它喂瓜子。小魏手里捏着一把香葱，从厨房里出来，朝他怯怯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来自安徽的无为，是家玉从家政公司雇来的保姆。端午不能容忍在写作时有人在他眼前晃悠，就在张金芳七十大寿的那一天，将她作为生日礼物转让给了母亲。每次见到她，端午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怜之感。她伺候母亲还不到两年，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而锋利，小动物般的眼神既警觉又卑怯。　　母亲在卧室里用扑克牌算命。电视机开着。桌上的茶盘里放着几块饼干。看到端午走进来，她就用遥控器调小了电视机的音量，立即向他抱怨起自己的肚子来。她的肚子涨得像一面鼓。敲上去咚咚响，拉出来的屎一粒一粒，硬硬的，就像羊屎豆一样。还得小魏一点一点地替她往外抠。除了便秘之外，她也健忘得厉害，刚说的话，一眨眼就忘记了。　　“家玉怎么没一起来？”母亲问道。　　“她去北京了，还得有一个月才能回来。她刚刚给我打电话，还让我代她问你好。”　　“那就多承她这份好心。”母亲不冷不热地道，“你去看过元庆了吗？”　　“过阵子就去。”端午说，“这两天太忙了。”　　“总是忙。也难怪，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前程。我不妨碍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活一天，算是两个半天，迟早是个死。你们不用放心上，就当是家里养了条老狗。有人定时喂点食，我就知足了。”　　端午见她越说越不是滋味，眼见得又要哭哭啼啼，只得赶紧找话来打岔。“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元庆了。”母亲说，“真是日鬼。他不是你爹亲生的，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人站在地上，脑子却飘在云头里，真是日鬼。当初我就不高兴他出钱去修什么精神病院，结果呢？精神病院盖好了，他自己头一个住了进去。”　　母亲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朝正在门口探头的若若招了招手，“快过来，你老子要带你走了，过来亲亲奶奶。”说着，她扶着桌沿，艰难地站起身来。　　若若朝她跑过去，一头扑在她怀里，差点把她撞倒。母亲俯下身子，搂着他，将脸侧过来让他亲了一下。　　“不行！两边的脸都要亲。”母亲笑着又把脸转向另一侧。　　　　出租车开出去很远了。坐在后排的若若隔着防护栏，用手指捅他的肩膀。　　“老爸，恐怕我们还得原路返回。”　　“为什么呢？又要作什么怪？”端午扭过身去。若若肩头上的那只虎皮鹦鹉，正在威严地望着自己。　　“我的PSP游戏机忘在奶奶家了。”儿子说。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过几天我们还要过来。你正好收收心。”端午不假思索地说。不知为何，他害怕再见到母亲。　　“可是，老爸，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一趟吧。”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因为，PSP是装在书包里的呀。”　　“你是说，你把书包也落在奶奶家了？”　　“本来就是。”　　端午只得叹了口气，苦笑着，吩咐司机掉头。　　当出租车来到母亲家小区的大门口时，他看见小魏正提着儿子的书包，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6　　1985年7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辨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辨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离奇的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屄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1700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等待着她双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了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12块零8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蕙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作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策难！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呆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　　矿山机械厂位于鹤浦市三十公里外的一个荒僻的小镇上。到处尘土飞扬。除了每天陪厂长喝酒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向吉士抱怨说，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陈守仁和徐吉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的档案关系转到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端午来到鹤浦之后，并未立即去找她。甚至也不想这么做。吉士尝试着要给他介绍新的女友，端午也没有拒绝。直到一年后，他与秀蓉在华联百货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再次相遇。　　那时的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了。　　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7　　这是周末的一天。吃过晚饭，端午将儿子叫到餐桌边坐下。一边抚摸着他那柔软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会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勇敢地”呆在家中。　　“那我能玩PSP吗？”儿子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能不能看《火影忍者》？”　　“看吧。”　　“那，我能不能带上佐助，去戴思齐她们家……”　　“不行，绝对不行！”　　谭端午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你不能出门，也不能让任何人到家里来。爸爸带着钥匙。无论什么人按门铃，你都必须装作听不见。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小区13号楼发生的灭门案吗？一家五口，包括不到两岁的……”　　端午没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儿子下意识地搂紧了那只鹦鹉，眼睛里早已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　　徐吉士下午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在“呼啸山庄”有一个聚会。而且，国舅也会到场。“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既然你找不到颐居公司，不如让国舅来弄她。”端午不知道国舅是谁，也不太清楚吉士为何要让他们见面。正想问个明白，吉士匆匆就将电话挂了。　　“呼啸山庄”是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离废弃的船坞码头不远。守仁总能窥见市政府的底牌。他知道五年后的船坞码头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以极低的价格从江边的渔民手里买下了大片的宅基地。凿池引水，盖楼圈地，忙得不亦乐乎。他和主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去了一趟意大利，就异想天开地要让江边肮脏的棚户区变成另一个苏莲托。前年冬天，别墅刚落成的时候，端午和家玉就曾去过。他也时常去那儿钓鱼。不过，那一带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灯红酒绿的样子。芦蒿遍地，荒草丛生，加上江风怒吼，野兔出没，让人更觉凄凉。　　端午在马路边一连拦下了三辆出租车，可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最后，在一旁窥望多时的一个摩的司机，推着摩托车来到他跟前，阴沉着脸对他道：　　“日你妈妈！来噢，五十块钱，阿去啊？”　　端午犹豫了一下，只得上了他的车，搂着他那肥肥的啤酒肚，朝江边码头的方向疾驰而去。　　与前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守仁的庄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呼啸山庄”这个名称似乎可以改成“画眉田庄”了。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只是刚栽的紫藤和茑罗还没来得及将它覆盖。凉亭与别墅之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旁甚至装上了蘑菇状的路灯。草坪大概刚刚修剪过，端午还能从草香中闻到阳光特有的味道。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紧挨着东边铁门的铁蒺藜院墙边，密密地栽了几排泡桐。虽说才一年多，泡桐已经长得很高了。吉士说，守仁当初栽下这些泡桐的目的，就是图它长得快，希望这些泡桐长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将他的别墅与不远处混乱肮脏的棚户区隔开。守仁崇尚病态的“唯美”和“虚静”。那些打着赤膊的穷光蛋，让他一看就心烦。这些人的存在，会严重地干扰守仁“静修”时的心境。　　园子的西边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延伸到过江的高压线塔的边上。守仁将他的乡下老婆小顾，从泰州接了过来，在那片空地上种植“绝对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蔬菜。黄瓜、大豆、番茄、扁豆、茄子、大蒜，应有尽有。除了供应他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分赠好友。家玉曾用小顾送来的韭菜做了一次春饼，结果由于吃得太多，反而拉起了肚子。　　小顾在灯光幽暗的门廊下迎候他。尽管端午再三表示自己已吃过晚饭了，可守仁还是执意让夫人给他下了一碗湾仔馄饨。　　下沉式的大客厅里坐了一屋子的人。烟雾缭绕。他们分成几拨在聊天。除了文联主席老田和几位鹤浦画院的画家之外，端午基本上都不认识。其中或许不乏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净说一些不着调的废话，末了还感叹：“现在的老百姓，真是不太好弄。”　　当守仁向老田感慨说，这年头还是保命要紧时，老田突然把身体向沙发上猛地一靠，笑道：“日你妈妈！这命，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吗？”　　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20%。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老田说，他每天都要服用一粒儿子从加拿大买来的深海鱼油，三粒复合维生素，还有女儿孝敬他的阿胶。　　端午问守仁，怎么没看见吉士？　　守仁大概是没听见，正向老田推荐他最近研制的养生新配方：用冬虫夏草、芡实、山药、莲子和芝麻磨成粉，用燕窝、蜂浆和骆驼奶调匀了，放在蒸锅里蒸。　　老田问他，是单峰骆驼还是双峰骆驼，旁边坐着的一个身穿开襟毛衣的女孩，“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她的脸上，有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　　守仁还是听见了端午刚才的问话。因为他此时笑着对那个女孩说：“绿珠啊，你到楼上去，把徐叔叔叫下来。”　　原来，吉士正在楼上打牌。　　很快，徐吉士醉醺醺地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此人长得又矮又胖，却十分的敦实。留着小平头，基本上没脖子。大概他就是吉士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国舅”了。　　吉士没有朝客厅这边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的一缸棕榈树下，向端午招手。　　那个叫绿珠的女孩没有跟他们下楼来。　　三个人出了别墅的大门，径直走到了对面的凉亭里。吉士让端午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向国舅说一说，让国舅带人“扑过去”，替他把那个长的像孙俪的女人轰走。端午倒不是怀疑国舅的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他犹犹豫豫地刚开了个头，国舅就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这种事情大同小异。你不说吾也晓得呢！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怎么占了你的房子，吾没得屌兴趣。这样好不好，你直截了当，你妈告诉吾，你想怎么弄她？”国舅手里捏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在鼻孔下面转动，手上戴着的那枚方方的大戒指十分显眼。　　端午瞅了瞅国舅，又求援似的看着吉士，怔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妈！这世上就没得王法了。你发个话，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她，吾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是翻天覆地。你发个话唦！”国舅仍在那里催促他。　　徐吉士见状赶紧对国舅道：“你妈妈，事情还不曾做，不要先把人吓死掉。房子的事，就由你去摆平，让他们滚蛋就行，以不伤人为原则。”　　国舅道：“这个吾晓得呢，有数呢，没得事的。”　　正说着，忽然看见小顾沿着鹅卵石小径，朝这边急火火地走过来。小顾说，守仁请了两个评弹演员前来助兴，出租车在经过棚户区的沈家巷时，轧死了一条小狗，被村民们围住了。小顾让国舅赶紧过去看看，“多把人家几个钱，先把人给领回来。”　　“屌毛！”国舅一听，就从石凳上蹦了起来，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地跟着小顾走了。　　“国舅这个人，今天喝了点酒，有点激动。”国舅走后，吉士对端午道。　　“这事最好不要让他插手。”端午正色道，“家玉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平常最看不惯吆五喝六的人。她还有一个月就从北京回来了，此事等她回来再做商议。事情还没到那个火烧眉毛的程度。无非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万一火上浇油，国舅这边再生出什么事来，反而不好收拾。”　　听端午这么说，吉士又想了想，道：“那就先缓一缓？”　　“缓一缓。”端午道，“你们怎么叫他国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嗨，他本名叫冷小秋，是鹤浦一带有名的小混混，近来靠上了守仁这棵大树。平常手下养着七八十号人马。一旦房屋拆迁遇到麻烦，房地产商往往会来请他去‘主持正义’，他就指挥着手底下的那帮小喽啰，一哄而上，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当地百姓都怕他。去年，他还被全市的房地产行业评为‘拆迁能手’。其实，地方上有时候也暗中找他帮忙。”　　徐吉士笑了笑，又接着道：“他有个妹子，上高中时与我和守仁同班，人长得漂亮，有个外号叫‘杨贵妃’。她既然是皇妃，小秋不就成了国舅了吗？”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那个杨贵妃后来如何？”　　“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两口子都依着守仁，在他公司里做事。听说贵妃还给守仁生过一个儿子，也不知真假。”　　两个人在凉亭里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吉士起身，仍旧去楼上打牌。　　端午很想早一点离开，又苦于打不着出租车，只得回到客厅找老田，想让他的那辆破“奥拓”捎他一段。可老田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眯缝着眼睛，对端午道：　　“唱评弹的两个小妞，不是还没到吗？”　　不知什么时候，守仁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端午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硬着头皮听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有点后悔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没人接。他只得假设若若已经在床上睡熟了。　　国舅已经去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有立竿见影地把那两个评弹演员救回来。可见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通。　　　　8　　循着一缕幽暗的桂花香，端午把走廊墙上挂着的油画逐一看了个遍。不觉中，他已走到了大厅西侧的厨房。小顾正在指挥着两个厨子做夜宵。厨房里水汽缭绕。小顾竟然也听说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她熟练地搓着糯米小圆子，裹上白糖和桂花，放到油锅里去炸。随后，又将一只装有酒酿的玻璃瓶子递给端午，让他帮忙打开。　　端午一边和小顾说着闲话，一边装出对烹调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时问上一两个连他自己都深感无聊的问题。比如豆沙馅里为何要拌入猪油？这个季节哪来的桂花？等等。他看见厨房里有一扇通往北边花园的小门，就从那儿踱了出去，来到了屋外。　　“呼啸山庄”建在江边的一个平缓的草坡上。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草坡底端。那里有一片幽光粼粼的水面。它不过是长江的内江，为泄洪而开凿的人工河。河边有一把收起的遮阳伞，两张木椅。那是平时守仁钓鱼的地方。端午和吉士偶尔也来凑趣，在那儿垂钓，喝茶。　　内河中有一道被青草覆盖的拦水坝，通往对面的长江大堤。黑暗中，河水有一股难闻的腥味。他能听见鱼的唼喋声。　　端午拂去木椅上的露水，正准备在那坐一会儿，忽然看见对面的江堤上还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挥手。当他沿着拦水坝，朝对岸走去的时候，身后的别墅里终于传来了咿咿呀呀的唱评弹的声音。只是琵琶声听不太真切。拦水坝上有泄水漫过，水流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你带烟了吗？”那人蹲在大堤上，朝他远远地喊道。　　此时，端午已经认出她来，就站在水坝中央，对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我没有带烟的话，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绿珠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和守仁沾着点亲。她叫小顾姨妈，却奇怪地称守仁为“姨父老弟”，不知为何。平常聚会的时候，守仁也偶尔带她过来。端午和绿珠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有一点目空一切的矜持，不爱搭理人。她眼中的任何人都是另一个人。用守仁的话来说，仿佛一心要掩盖自己的美貌，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　　在点烟的时候，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眼眶红红的，似有泪光闪烁。端午只当没有看见。两个人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并排坐在江堤上，看着江面。地上散落着几只细长的白色烟蒂。　　端午问她为何一个人呆在这里，她也不答话。　　“据说这一带就是过去看广陵潮的地方。”绿珠忽然道，她的声音里还夹杂着童稚的清亮。　　“长江从这里入海，”端午道，“这一带，过去就叫海门。”　　江面上起了雾。江堤往下，是大片的芦苇滩和几块漂浮在江边的沙洲，似乎一直延伸到江中心的水线处。看不到过往的船只。噼噼啪啪的引擎声和低沉的汽笛，在暗雾中远远地传来。黄色的雾霭隔绝了对岸的城市灯火，甚至就连对岸发电厂的三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也变得影影绰绰。　　没有月亮。　　“你看见前面那片渔火了吗？”绿珠朝远处指了指，“会不会是江边的渔民正在下网捕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端午果然看见江堤的西边有灯火闪动。像夏夜的荧光一样，似有若无，闪烁不定。　　“想不想去看看？”　　“那地方看着近，实际上远得很。”端午道，“都说看山跑死马，说不定走到天亮，我们也走不到那儿。”　　“反正也没事嘛。”绿珠此刻已经站起身来，“你要不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　　端午听见她说话嘟嘟囔囔的，就问她嘴里吃着什么。　　“口香糖，你要不要？”她把口香糖递给端午的同时，顺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凉凉的。　　他们沿着江堤，往西走。　　绿珠的老家在泰州。父母都是生意人，分别经营着各自的电解铝和硫酸铜公司。父亲死后，她在十七岁那一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她到了甘肃的敦煌。她不想往前走了。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那年夏天，守仁利用他从德国拷贝来的技术，在西宁投资了一家生产塑钢门窗的企业。他和小顾处理完西宁的业务，闲来无事，就去了一趟鸣沙山的月牙泉。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雷音寺”的戈壁古刹，无意中撞见了绿珠，彼此都吓了一大跳。当时，绿珠正和一个从峨眉山来的“游方僧”，在香烟袅绕的天井里悠闲地喝茶。他们连哄带骗，将绿珠带回了鹤浦。　　当小顾喜滋滋地拨通姐姐的电话，向她请功卖好的时候，绿珠的母亲只说了一句“我没这个丫头”，就把电话给挂了。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绿珠囔着鼻子道。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废弃的船坞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的铁锈味。她随便就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让端午不由得暗暗吃惊。　　“你当时呆在雷音寺，是想出家吗？”端午拉着她的手，从巨大的钢梁的缝隙中穿过，以防她不慎掉入深不见底的坞槽之中。她的经历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出家没什么概念。”绿珠道，“我只是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死掉。我喜欢那里的深房小院，喜欢地上的青苔和大树的浓荫。院子的墙角有一丛木槿花，那不过是很普通的花。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用木槿来编织院子里的篱笆。正因为它太普通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其实它挺漂亮的。乳白色的花瓣，花底有黑斑，像蝴蝶的翅膀。那天下午，雷音寺里正好没什么游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傻看。一个光着脚的峨眉僧人打那经过。他老得不成样子，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哭了好半天。后来我就想，出家也许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那个和尚跟你说了什么话？”　　“他先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回头看看，发现他嘴里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嘴巴瘪塌塌的。他说，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我开始没听清楚，想让他再说一遍，那老头早已走远了。”　　她说，当她在雷音寺遇见“姨夫老弟”时，游方僧已经答应收她为徒，并给了她一个法号：舜华。她特别喜欢这个法号。因为在《诗经》中，舜华正是木槿的别称。　　绿珠跟着守仁回到鹤浦。没呆几天，冷静下来的母亲还是从泰州赶了过来。她倒没有执意将绿珠领回去，而是将她托付给了妹妹小顾。临走时，给她留了一张银联卡。后来，守仁就和小顾商量，用卡里的钱送她去澳大利亚的一所会计学校读书。绿珠在墨尔本只呆了不到半年，就去了欧洲。当她把银联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又回到鹤浦来了。她说国外也没劲。哪儿都他妈的没劲。　　守仁只得给她在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可绿珠从不去公司上班，有兴致的时候，就陪着她的姨妈，伺弄那一园子的花草和蔬菜。　　他的手机响了。　　虽然端午心里早有准备，可家玉的态度之严厉，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他不想当着绿珠的面与她吵架，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故作轻松地与她周旋。这显然进一步激怒了家玉。　　“你在哪儿？我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嗯？你竟然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什么是啊是啊！你别装糊涂。我告诉你，在美国，你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最后这一句话把端午惹火了。　　去你妈的美国。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家玉的怒骂答非所问地敷衍着，嘴里说着“好阿好啊，以后再谈”，随后就关掉了手机。　　　　他们已经沿着江堤走了好长一段了。当他们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刚才经过的船坞的铁塔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而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加浓烈。端午几次建议她原路返回，可绿珠却兴致不减：　　“就快要到了嘛！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从渔民手里买点活鱼带回去，说不定还有螃蟹呢！”　　他们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没有张网捕鱼的渔民。没有鲜鱼和螃蟹。想象中的渔火，就是从这个垃圾填埋场发出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在垃圾山的顶端，几十个人手拿电筒，穿着长筒的胶靴，挤成一堆，在那儿翻检垃圾。离他们不远的堤坝下，是一个用垃圾围成的场院，里面有一家小吃店。几个垃圾清运工正在露天围桌而坐，大声地说着话，喝着啤酒。　　绿珠并没有显露出大失所望的样子。她向端午要了一根烟，在江堤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正在喝酒的司机。　　端午也只得强忍着难闻的臭气，挨着她坐下来。不知道哪一个念头触动了她的伤情，绿珠的情绪再度变得抑郁起来。端午正想着找什么话来安慰她，忽听见她低声地说了一句：　　“妈的，就连这几个非人，也过得比我好。”　　“什么叫‘非人’？”　　“就是烂人。”　　“人家好端端的，又没惹你。”端午笑了起来，“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过得比你好？”　　“他们至少还能及时行乐……”　　“难道你就不嫌臭吗？”过了一会儿，端午像哄小孩一样地问她。“我无所谓。”绿珠说。　　“难道我们就守着这个垃圾场，一直呆到天亮？”　　“我无所谓。真的，怎么都无所谓。”她还是那句话。　　“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他开玩笑地对绿珠说。　　这时，绿珠抬起泪眼婆娑的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笑道：　　“只可惜，没有妙玉来请我们喝茶。”　　　　9　　端午从“呼啸山庄”回到家中，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了。　　守仁亲自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单元楼下。守仁还送给他两条“黄鹤楼”牌香烟，一袋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大米，当然，也少不了小顾为他准备的一大网兜新鲜蔬菜。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向守仁道别时，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　　他在灯下补写昨天的日记。开头的一句竟然是：　　　　美好的事物扑面而来。　　紧接着的一句话与第一句毫无关联：　　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　　　　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若若已经刷完了牙，正在给鹦鹉喂食。自从家玉从川西的藏区带回了这么个宝贝之后，儿子就一次也没有睡过懒觉。他担心佐助饿着。他给它喂松仁、葵花子、南瓜子、黄小米，给它喝蔬菜汁。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他还时不时在瓜子松仁的外面裹上一层烤化的黄油。　　“老爸，本来，我昨天想替你说谎来着。可惜失败了。”在餐桌上，若若把煎鸡蛋塞在面包里，讨好地对他说。　　“什么意思？”　　“昨晚老妈九点钟打来一个电话。我撒了个谎，说你正在洗澡。她说那好吧，就挂了。可问题是，她在十一点多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又怎么呢？”　　“我还说你在洗澡。”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妈就说，嗯？他两个小时都还没把澡洗完吗？”　　“然后呢？”端午摸了摸他的头，又替他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了拽，问道。　　“我说了实话，老妈发了飙。”　　儿子的话让他再度陷入到令人厌恶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向家玉解释昨晚的事。虚构故事，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当然，他也意识到，与绿珠相识所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出窍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迟钝。　　送走儿子之后，端午仍然毫无倦意。他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了会儿音乐。巴赫的平均律。自从换上了蔡连炮寄来的胆管之后，古尔德的钢琴声果然更加饱满，且富有光泽。他甚至能够看见遗世独立的古尔德，坐在一张母亲为他特制的小矮凳上，夸张而古怪地弹着琴，旁若无人地发出多少有些病态的哼唱。端午喜欢一切病态的人。他想起两年前，他曾和欧阳江河去蒙特利尔参加一个诗歌节。旅途中，同行的诗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古尔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白求恩的雕像。　　可他没能听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十点多，单位的同事小史给他打来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对他说：“刚才冯老头到资料室来找你。他来过两次了，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替你说了一个谎，说你去文管会了。”　　“别老说去文管会啊。我还可以去别的单位啊，比如文物局啊，计委啊，发改委啊，当然，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生病的。”端午笑着对她道。　　她说的谎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　　“冯老头刚走，老鬼就来了。他中午要请我去天天渔港吃刀鱼，你说怎么办？”　　“那就去呗！”端午笑道。　　小史“呸”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10　　地方志办公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色小洋楼，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它是各类小动物天然的庇护所：老鼠、蟑螂、白蚁、壁虎、七星瓢虫，不一而足。自从有一天，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火赤练”的无毒花蛇被发现以后，原先在这里驻扎的妇女联合会决定连夜搬家，给正发愁无处栖身的方志办腾出了地方。　　端午刚来的时候，因单位没能提供宿舍，他被默许临时住在办公室过夜。那年冬天，他用电炉煮面条时，不小心烧穿了木地板。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个接着一个从焦黑的地板洞里钻了上来，一共五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端午的棉鞋上。那些肉色的、粉嫩的、楚楚可怜的小家伙，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于老鼠的不良印象。他还从中挑了一只最小的，养在笔筒里，每天喂以残菜剩饭，希望它像传说中的隐鼠一样，为他舔墨。明显是营养过剩，小老鼠被他养得又肥又壮。等到它有足够的力气顶翻笔筒上盖着的那本《都柏林人》，便逃之夭夭，不知了去向。　　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困扰着他的，是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那么，鹤浦市政府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常设机构？自从1990年8月他从鹤浦矿山机械厂调到这里的那天起，端午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有限的几本书之外，端午对于方志掌故一类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只是隐约地知道，过去的地方志通常是由个人编撰的，如被称为“淮左二俞”的俞希鲁和俞阳。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调入地方志办公室，是给地方上的某个“村野学究”当助手。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局级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十余名。不仅有主任、副主任，还下设编审科、编撰一科、编撰二科、档案科、资料科等诸多部门。　　一般来说，地方志差不多30至50年才会重修一次，这是惯例。可市政府最近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盛世修志”的设想，将修志的间隔缩短为二十年。但即便如此，在无志可修的年月里，这么多人挤在那座阴暗潮湿的小楼里，如何打发时间？　　好在还有“年鉴”一说。　　既然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新鲜事那么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统计数字，又那么的庞杂和激动人心，社会发展的成就，自然需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再说，年鉴的编辑和整理，也可以为日后大规模地重修地方志准备必要的资料。　　尽管这里的工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矿山机械厂；尽管除了他本人之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律在五十岁以上，且心理状态都有些不太健康；在小史调来之前，方志办竟没有一位女性；当他每次去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年鉴编写时，对方的神色既愤怒又不屑；尽管，每当家玉与他吵架时，都会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说实在的，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他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已换过三个。去年刚来的这一位，名叫郭杏村，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一件闹得沸沸扬扬又无法查证的风化案，他不得已同意了市里平级调动的方案。和他差不多同时调入方志办的小史，虽说人有点笨，但作为这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还是颇得郭主任的青睐。老郭经常来资料科，找她畅谈人生。有时候，据说半夜里还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去茶室打牌。　　小史在背地里叫他“老鬼。”　　老郭既然是主要领导，当然就有理由什么事都不做。真正业务上的负责人是鹤浦一中的一位退休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终审，名叫冯延鹤。这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性格古怪的小老头。他有一种病态的洁癖。为照料办公室里的几盆兰花，为毫无必要地定期清理他的房间，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他常年戴着一副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因担心别人将细菌传给他，从不跟人握手。他又担心别人说话时会将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走到他身边时，都必须自动后退两步，他才跟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话。端午还曾为他写过一首诗，题为《鹤浦方志办的古尔德先生》。　　可惜他不会弹钢琴。　　冯延鹤对下属的业务能力很不信任。他从来不屑与端午说话。半年前，趁着一年中最为空闲的夏秋之交，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见样学样地搞了几次“集体学习”。他从鹤浦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位研究古汉语的副教授，说是要给大家补一补古文字方面的课。没有人把这种小学生过家家似的学习当回事。第一次上课，就有超过一半的人趴在桌上睡大觉。冯延鹤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中断了教授的讲课，亲自走过去，把正在睡觉的人一一推醒，然后，他随手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一组古代的人名，诸如伍员、皋陶、郦食其、万俟卨之类，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说：如果有人全部正确地读出这些人名，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以后也无须参加这一类的集中学习……　　在小史的竭力怂恿和推搡之下，在恶作剧的掌声之中，谭端午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忐忑不安地把黑板上的那些名字读了一边。他读完了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小史低声地对他表达了自己愚蠢的担忧：　　“亲爱的，我怎么觉得你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错了呀？”　　当冯延鹤宣布端午全对，并询问他毕业于哪个大学时，小史的脸红得像发了情的鸡冠，恼羞成怒地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虽然端午获得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的权利，可他并不打算将它兑现，而是颇为谦恭地缩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乖巧地望着他的领导。这就给了冯延鹤一个错觉，误以为他是一个谦虚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并从此对他关爱有加。　　当然，通过这一次的集体学习，冯延鹤也确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仿佛握有别人案底似的，可以一劳永逸地从下属们自惭形秽的银行中，支取稳定的利息。　　其实冯延鹤十分健谈，也喜欢下围棋。虽说他自称是业余三段，可谭端午以业余初段的棋力，想要故意卖个破绽输给他，都要颇费一番脑筋。有一次，下完棋复盘的时候，冯老头让他“无所顾忌，直言无隐”地谈一谈对方志办工作的看法。端午头脑一热，就大发了一通牢骚，并认为方志办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取缔。　　冯延鹤皱起了眉头。他建议端午好好地去读一读《庄子》。因为“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他给端午讲了一番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大道理，随后，冯老头他开始大段引用庄子的语录。什么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啦；什么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啦；什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啦，诸如此类。　　尽管端午是中文系毕业的，对他的那些话也听得似懂非懂。但最后那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且悄悄地将它记在了心里：　　“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冯老头六十多岁了，可记忆力却十分强健。每次端午去闲聊，老冯都要跟自己谈上半天的《庄子》。奇怪的是，每次所引用的内容都不一样，绝少重复。这样一来，不到半年，他等于是将《庄子》重读了一遍。　　依照端午的观察，尽管他嘴上说得好听，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可圣贤的那些话对他做人的修养，却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效用。这也是让端午感到绝望的地方。下棋的时候，每当端午吃掉他三五个子，要将死子从棋盘中提去的时候，冯老头就会本能地去抓端午的手，不让他动，好像是挖了他心肝似的。至于悔棋，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端午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冯老头两个月之后竟然还记得催他还钱。　　不过，端午还是很喜欢这个精瘦的小老头。　　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冯延鹤从来不闻不问。而郭主任因为常常要去找小史谈理想，嫌他碍手碍脚，因此对他的无故旷工，也乐得视而不见。即便是碰到负责考勤的副主任来查岗，小史只要替他撒个谎，事情就对付过去了。　　每年的年终考评，端午竟然都是“优秀”。　　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就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　　　　11　　谭端午走进那座灰色的砖楼，正碰上小史和老鬼从楼上下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看来他们正打算去天天渔港吃刀鱼。老鬼拿着手机，正和什么人通话，端午就有了不和他打招呼的借口。小史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眼睛中露出了猎物落入陷阱时的那种恐惧的清光，仿佛在无声地央求他一块儿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上楼的时候，端午又回过头去打量了小史一眼。他发现，至少从她颀长而性感的背影来看，老鬼不惜花费巨资，请她去品尝刚刚上市的刀鱼，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没有去资料科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二楼的总编室。　　冯延鹤站在书架前，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书架上那些厚重的书籍取下来，用湿抹布小心地拭去灰尘。他听不清冯老头呜噜呜噜哼着什么曲子，反正十分难听就是了。似乎是淮剧，仔细一听又像是沪剧或扬剧，可当他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领导唱的，竟然是“洪湖水浪打浪”。　　端午担心吓着他，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没想到，还是把冯老头吓得直打哆嗦。　　“鬼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冯老头将手里的抹布向他挥了挥，“你先坐。我这里一会儿就完事。”　　他将最后几本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不紧不慢地将抹布放在脸盆的清水里搓洗，然后平平整整地将它摊在窗台上去晒。他在放了一个婉转的响屁之后，端起脸盆，拿了一块肥皂，去了盥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