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钟鼓楼（刘心武）-10

艿降牡胤剑绕涫俏遥桓孟衷诓爬础墒牵∨耍奔涑ち四憔兔靼祝颐且患易佣际鞘党尤耍换峥鞔愕摹勖峭沤崞鹄矗凳翟谠诘毓兆樱缓寐穑勘矶耍勖强梢栽俾蛞豢椋凰米锪怂勖强梢耘饫竦狼浮鍪赂陕锿ο肽兀可畹穆罚淼煤苈铮⌒∨耍郎厦挥惺赖娜撕褪拢挥邢殖傻男腋＃肯氲每肯嗷チ陆猓空。糠芏贰Γ乙菜挡缓茫凑阈牧炀褪橇耍　? 潘秀娅毕竟是个本性淳朴的人，她对生活，对人和事，本无过分的苛求，听了大伯子这番恳挚的话语，她停止了抽噎。孟昭英端了一碟鹌鹑蛋进来，连筷子一起递到潘秀娅手中，对她说：「吃吧。外院荀大婶送给咱们家的。特为你煮的。吃了补精神。要嫌淡，我给你拿盐去！」薛纪徽和潘秀娅都抬眼望著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纪徽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她还是竭诚地尽她的义务。难道他今后不该加倍地怜爱她么？……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同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每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五块钱，此外，他们的儿子才三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因此还得多给姥姥三十块钱。他们象许多类似的北京市民一样，过著一种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屋里只安了一个六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量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未见过他家来过客人，更不消说从未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每月他家的电表顶多只走一个字，逢到海西宾来收水电费，他们一听说因为总电表中有多出的度数，需得各家均摊补齐，便会一遍又一遍地诅咒「偷电的耗子」；因为除了张奇林家，其余各家都合用一个水龙头，由一个水表显示总用量，他们在用水上倒不那么节约；但是倘若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使水管上冻，不得不在烧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时，他们也总要久久地生气、抗议、痛心…… 这天他们上完早班，拿著工会发的电影票到圆恩寺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两部短片，回到家里，便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著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她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储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腾著重新码过。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为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里面盛两桶水；他们储存了一百斤一级菜、二百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三两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就是菜帮子，也尽量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们具有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他们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时，开上那么一阵；平日晚上他们宁愿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八毛钱！回来时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十二万分的满足。但是这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提水，水管子竟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便将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恃著中午比较暖和，便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下午四点钟一过，气温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来接水时，便出了问题！梁福民跑回厨房，对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著用缸里的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今儿个他们也不知用了几吨水，下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烧开！」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他叹口气说：「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水管子上了冻，我跟詹姨说，她那么个热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理我，扭头走人了……」郝玉兰便停止码白菜，站起身来，气恼地说：「敢情他们各家刚才家里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著急……你这个『杵窝子』（在家里气壮，出了家门在社会上懦弱无能的人。），你不敢去找，我去！」说著拍拍围裙，甩著手走出小厨房。刚迈出去，恰可好薛大娘从新房出来，郝玉兰气呼呼地冲著薛大娘说：「嘿！你们家得负责啊！你们光顾自个儿得用，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这会儿冻得梆梆硬，让我们到哪儿接水去？」薛大娘这天遇上的窝心事本已一大笸箩，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还没露面，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见。薛大娘脸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坎，斜刺里却杀出了个郝玉兰！薛大娘一楞。闯入她眼廉的郝玉兰，瘦小乾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使她从胃里泛出一股秽气。薛大娘在这天里本是立誓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的，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她想到院里别家对跃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宾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詹丽颖和慕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乾，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唯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一九八三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给他们的…… 薛大娘一口气堵在喉咙口，不能不吐出来。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对郝玉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地商量？干嘛那么横鼻子竖眼的？」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著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著，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著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著！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象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著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著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著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著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著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著，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象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著一个纸包发楞。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老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窜著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著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著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２９．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著说：「呵，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著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著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著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著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著，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著弄什么呢？」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著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廉，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象你，有那么多稿费！」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著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来人笑著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 or tea？Which do you prefer？（英语：咖啡还是茶？你喜欢哪一样？）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葛萍一拍巴掌：「呵！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著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乾渴著，忍著……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著？知道得这么清楚！」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著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元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著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著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韩一潭皱著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著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著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著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这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著工作人员的名，享受著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著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夥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晴，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著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著我呢！再说他自己好象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象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义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义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著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著……」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晴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韩一潭一楞：「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难道现在还有用？」龙点睛坦率地说：「不光是歌颂『革命样板戏』，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可丢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韩一潭心里一震。他说：「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我们刊物上就发过不少，有的相当知名的诗人也写过，我还编过哩。那时候有时候的具体情况嘛。你何必把这事放在心上？何况你的还不过是手稿，并没有发表出来。」龙点睛越发坦率：「如果发表出来了，那倒也就算了。不过既然没发表出来，我何必还让它飘在外头呢？你给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韩一潭望著龙点睛，心里打颤。他费好大劲才抑制住了心里的厌恶感。他嗓音发涩地说：「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搁在哪儿了，还有没有……」葛萍在他们说前几句话时，去厨房提开水壶去了，这时走回来给他们的茶杯添水，她觉得韩一潭不该怕麻烦，便发话说：「稿子？这十来年咱们什么时候扔稿子？你那书架底下的柜橱里，不全是稿子吗？小龙当年的那稿子，准就在那里头……」龙点睛忙高兴地说：「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细！老韩，就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韩一潭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著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老韩，我瞒你干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看起来我这人才能有限，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可要想独立创作，写出名篇，得奖走红，恐怕没多大希望。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别看我比你资历浅，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有党票——这是政治优势！虽说我是『文革』中入的党，可经得起调查；我不是『造反派』头头，没参加过『打、砸、抢』，象我这样在『文革』中入党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数？我还有作品——这是业务优势，『内行领导内行』，我够不上后头那个『内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我今年才四十出头——这是年龄优势！总起来说，我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条件，我看我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韩一潭脸色发白，哆嗦著给他补充：「你还有更大的优势——能走上层路线……」龙点睛欣然赞同：「对。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汇报动向、提供建议、跑腿张罗……老韩呀，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鼻子眼前工作，可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一点儿也不活泛……」韩一潭冷笑著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诗稿呢？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乾乾净净嘛！」龙点睛爽性把话说到底：「当然！当年发了也就发了。可既然没有发出去，我也就没有必要让它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我就爽性让自己更完美一点——我要一点渣儿也不留！」韩一潭瞪著他说：「我要是不给你呢？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龙点睛满面不屑的笑容：「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不难排除的！你拦不住我上去，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你能安心过日子吗？……咳，说到底，我对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来，要那么做，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在一旁的葛萍直到此刻，才意识到她的爱人正被人极其残酷地侮辱和蹂躏，但她的醒悟为时已晚。韩一潭突然跳起来，冲进里屋，扑到书架前，跪在地上，使劲拽开两扇橱门，把里头的一叠叠稿件疯狂地往外抛撒，一边狂乱地叫喊著：「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葛萍吓得心惊肉跳，她赶紧过去惶急地劝阻他：「一潭！你别这样！你干嘛？别激动！……」可是龙点睛极其冷静，他走过去，弯腰细心地辨认著，他竟很快认出了他那一摞手稿，并且立刻抓到了手中。他把手稿塞进裤兜，从床铺上抓起他的大衣、围巾和鸭舌帽，从容地微笑著说：「老韩！嫂夫人！别生气嘛！我不过是开开玩笑……我这么块料，能当什么文艺官僚？就算在我们那个破单位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又怎么能管到老韩这儿来？我不过是想把这几首破诗，拿回去当个纪念罢了……快别激动！小心身体！我先回避，改日再来负荆请罪！」说完，他竟抱著大衣，拿著围巾和鸭舌帽，径自飘然而去…… 可怜的韩一潭！他当了一辈子老黄牛般的编辑，三十年来提出了无数次的入党申请，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却遭此一劫，心力交瘁！葛萍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韩一潭扶到床铺上和衣而卧，使他在假寐中平静下来；望著扔满一地的稿件，以及龙点睛在散乱的稿纸上所留下的「蛋饼纹」脚印，她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居然又有人来敲他家的屋门！葛萍简直要晕倒过去。她走到外屋门边，烦躁地问：「谁呀？」她决定不管谁来，一律要严拒门外。「姓荀的住在这儿吗？我找荀磊同志！」她听见门外的人这样说。「错了错了！」她近乎粗暴地回答说，「荀家住在东边那个小院！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事后回想起来，她感到愧疚，她干嘛对这位无辜的陌生人发泄她的满腔怒气呢？３０.以往一帆风顺的人也终于遇上了顶头风。杏儿在厨房里拌饺子馅。荀兴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藤椅上，抽著叶子烟，同她说话。饺子馅是茴香鸡蛋的。杏儿一边搅合著一边往里洒精盐，她说：「爹说过，他跟您都口重，别人觉著齁咸的东西，爹跟您吃著正可好。」荀兴旺微微点头。他咬著烟斗，喷出的烟雾罩著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不知为什么，杏儿受不了枣儿抽烟卷的气味，可荀大爷抽烟斗的这气味，她一点也不讨厌。杏儿请求说：「大爷，您再讲点您跟俺爹的事，俺听不够呢！」荀兴旺想了想，才慢慢地说：「你爹水性比我好。那时候还没你磊子哥，没你，我跟你爹刚进厂不久，逢到礼拜天，就骑车到远处玩去。那高碑店水闸跟前，水深四丈七，闸上有个人，不小心把手表掉底下了，我跟你爹潜下去，帮人家捞。我下去没多大工夫就眼睛发酸、耳朵发紧，只见著底下净是打上游冲下来的水泥构件，露著钢筋钩子，挺让人发怵……我没找著表就浮上来了。你爹可是过了好一阵才从水里钻出来。嘿，他那胸脯可不象我那么大起大落，光咧著嘴乐，手里举著人家那块表……你说他能耐不能耐？」杏儿滗著馅里冒出的水儿，听得出神。她觉得能听荀大爷给她讲爹的这些事儿，是她这回进城最大的快乐。荀兴旺在这种零碎的回忆中，心灵也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慰藉。他又想出一段，沈静地说：「我们哥俩进了厂，开头都当木工。你爹可比我手笨。我头一天就打出了个四脚八叉的长板凳，扛著去办公室给厂长看；他忙活了一天，还对不上榫儿，急得满头冒出豌豆大的汗珠子……可他有股子强劲儿，晚上他不睡觉，偷偷地又跑去干，第二天他那板凳也对出来了……」杏儿听得咯咯地笑，一双眼睛成了弯弯的月牙儿。荀兴旺又说：「我们哥儿俩都喜欢鲜亮好看的摆设。记得我们哥儿俩都娶了媳妇以后，从工棚里的临时住房往排房的宿舍里搬，两人一人一条扁担，一头是被窝卷衣服什么的，一头是个玻璃大盆景——是打东便门外头的白桥小市上买的，半米见方，里头是玻璃烧的菊花，买下的时候才花了两块来钱——你娘跟你磊子哥他妈，跟在我们哥儿俩的挑子后头走。那时候你娘怀里抱著个包袱，你大妈手里抱著个娃娃——还不是你磊子哥，是你莲大姐……」杏儿不禁问道：「那盆景咋都不见了呢？」荀兴旺感慨地说：「咳，还不是你们小孩子们淘气，给打坏了……你们倒都忘了，我还记得真著哩！……」杏儿和荀大爷在厨房里这么聊著，荀磊和冯婉姝却在荀磊屋里谈论著完完全全不同的话语。冯婉姝手里拿著本翻开的杂志，她刚看完那上面慕樱的文章，不由得问荀磊：「她就住你们里院？你见过她？」荀磊说：「照过面，点过头，可没说过话。她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没想到却有这么激进的观点。她的观点你接受吗？」冯婉姝思考著说：「她这文章写得挺漂亮，富于雄辩。可她这『屋子里』、『田野上』、『山顶上』的比喻，其实是站不住的。爱情，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和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风景，对于物品，我们可以这样做——比如看腻了小桥流水，我便去欣赏高山大河；用腻了这只茶杯，我可以乾脆把它砸碎了事……总之，有了更好的，自然可以立即舍弃旧的取用新的；可是，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另一个人呢？爱人，或者说爱过的人，不是一件穿旧了的衬衫，可以象脱衣服那样一脱一扔了事。人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条活鲜鲜的命，有著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灵魂；既然爱过，相互享受过，那么，即便现在不爱了，不想维系原有的关系了，也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尽应尽的义务……」「按你这么说，夫妻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离婚，都是不道德的了？即使一方爱情已经消失，也应当继续尽夫妻间的义务？……」荀磊争辩说。「我当然不是那么个意思。」冯婉姝打著手势，寻找著最恰当的表述方式，「一件衬衫，甚至不脏不破你也可以弃之不顾，可是一个活人，尤其又是爱过的人，缔结过法律关系的人，即使你觉得他脏了破了，你也必须慎重……啊，这样说不合适，不是对方脏了破了，而是双方的关系上有了裂痕，痛苦的裂痕……那么，我认为，适当地克制自己的反方向感情，更多地为对方著想，做出恢复原有感情的努力……便都是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或者说，都应当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可是倘若克制不住、恢复不了呢？那么到头来不是还得离异？而拖拖拉拉的离异，会给双方——尤其是被动的一方，造成更大的痛苦啊！」荀磊显然是同意冯婉姝的见解的，不过，他觉得要使这见解成立并胜过慕樱的观点，还必须从多方面对其进行锤炼…… 荀大嫂这时候从薛家回到了自己家中。自从听到那边吵闹起来，跑去劝解，她已经几去几回，这次她送去了鹌鹑蛋，回来对荀师傅说：「薛师傅老两口真可怜！新娘子闹别扭离了席，再也不回新房，闹不好没准还赌气回娘家——这可怎么了啊！没有比他们老两口更重脸面的了，要是闹大发了呀，薛师傅倒好说，薛大娘指不定会怎么著呢！我看她这就快晕死过去了……」荀师傅从嘴里取出烟斗，认真地说：「那新娘子究竟是闹个什么？要是一心想著那块小坤表，以为是老薛他们诓了她，那——乾脆咱们先拿出钱来，让磊子这就给他们再买块来，让她先戴上，不就结啦？」荀大嫂一楞。可她立刻也就从老伴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准在想：如今的这号新媳妇，真够呛！你究竟嫁的是人，还嫁的是表？……可他也准在想，老薛老两口不容易！当年老薛在隆福寺里当喇嘛，逢上阔人家有丧事去念经，一大早去，上午三遍，下午两遍，天黑才散，他管吹那两米来长的「刚咚」，你当是轻松的事儿？也分不著多少的钱，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拆了东墙补西墙，捱过一天算一天！……好不容易熬到解放，又撑过了那乱烘烘的「文化大革命」，正经八百地给跃子办喜事儿，偏遇上了这么糟心的事儿！咱们能眼见著撩开不管么？…… 荀大嫂便说：「你这主意不错。可咱们今儿个手头有那么多活动钱么？头几天不才把你这仨月挣的存了死期？」荀师傅说：「把活期摺子里的全提出来，不够，乾脆就破了那死期……」荀大嫂说：「银行也得干哪！人家准得说你们这不是瞎折腾吗？刚存上死期，没三天又后悔！……说不定还得让单位开证明，才让破……」杏儿这时便说：「大爷！大妈！不就是一块坤表吗？多少钱？五百够不够？俺先搁上，有了再还俺就是！」荀大嫂说：「哟！哪有让你掏钱的理儿！你大爷这本是管闲事！我们管下来不成问题，就是今儿个银行快关门了，折腾证明什么的来不及……」荀大爷却说：「就先用上杏儿的，明儿个我给杏儿补上。你去悄悄把老薛请来，我让他给磊子形容一下，那表究竟什么模样儿，好让磊子依著葫芦画个瓢——我的意思，是先让老薛一人知底，先甭让薛大嫂知道，跟他们家别的人就说，那表让咱们给找著了。」荀大嫂一拍巴掌：「对，就说是我打门洞里拣著的——显见是那顺手牵羊的临出门害了怕，给扔在那旮旯里了！」荀大嫂便去请薛师傅，杏儿去取出了三百块钱，荀师傅叫出了荀磊和冯婉姝。偏这时候，那错找到韩一潭家的人，被葛萍指点到了荀家，敲著他家的门。荀磊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年纪比他大不了太多的年轻人。瘦高个儿，瘦长脸儿，皮肤黑黑的。来人一见荀磊便说：「你就是荀磊吧？找著你真不容易！你在家，这太好了！」荀磊把他让进自己屋，请他坐定，问：「您是——」来人忙对他自我介绍：「我姓赵，我是出版社的编辑。你不是给我们寄了一部译稿吗？」「对。」荀磊自信地望著他，心想，总算有结果了——大概是来通知我已被录用，或者已由他们送专家审阅过，有些地方还要请我再加修订…… 冯婉姝闻声进了屋。她也确估这编辑是来报喜的。荀磊翻译那本书的全过程她都清楚，并且是他们两人一块儿到邮局寄出的——他们确信：不走后门，不拉关系，不靠取巧，不凭侥幸，而全以荀磊敏锐而适时的选题、通达而流畅的译笔、必要而准确的注释，便能使这部译稿被出版社欣然采用。但那编辑带来的却是噩耗——他从提包里取出了那本墨绿色布面精装的原著，和荀磊那一大摞抄录得整整齐齐的译稿，以同情的口吻宣布说：「我们编辑部主任，让我写封信，通过邮局退给你；可是我觉得还是应当自己亲自来一趟……」荀磊两颊的血色顿时消失了。他自从考上这个部门，各方面都一帆风顺，他自己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年他颇有点「娇生惯养」，包括院里邻居们对他的赞誉和钦慕，实际上是促使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同玻璃般晶莹坚硬——然而同时也蕴含著可怕的脆弱。他不禁颤声地问道：「难道是这个选题不合适吗？」冯婉姝抢上去说：「说实在的，这个选题再好不过。目前国外这种『非小说』的纪实性作品，不仅进入了『畅销书』行列，专家们往往也予以很高评价。这本书对国内几个方面的人员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要是你们出版社，我一定抓住不放……」那位赵编辑一望而知，这位姑娘是荀磊的物件，她跟荀磊是「两位一体」，便对她说：「你们事先不同出版社打招呼，也不了解一下各有关出版社的选题计划，自己认准了就开译，译完了就寄出去——这气魄和勇气我很佩服——可这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象这类翻译书，我们一般是早在去前年就订好了今年的约稿、编发、出版计划，外稿是很难挤进来的……不过即便这样，你们的选题也还是命中了靶心——这本书属于无论如何应当及时翻译介绍过来的，哪怕是挤掉原来计划里的选题，也该把它安排进去……」「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用呢？」荀磊觉得胸膛里象梗著一根筷子。他很久没有这么烦躁过了。「难道是嫌译笔不行？你们可以找专家鉴定嘛！」冯婉姝激动地说，「你们找不到，我可以帮你们找！」赵编辑说明了真相：「我们主任并没看译稿，他不敢说这部稿子译得不好，那他凭什么行使了否决权呢？说穿了吧，他是看了我提供的关于译者的材料——他说：『二十二岁？不行，太年轻了嘛！』——他仅仅是凭著一种思维习惯，就枪毙了这部稿子。就这么简单。他不相信二十二岁的人能翻译好这本书。或者说。即使你翻译得不错，他也觉得还轮不到由你来翻译这本书。这样的书他不能让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夥子来署上译者名字。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原是编辑部内部的事儿，似乎不该跟你们说。可咱们是一代人。我觉得不能不明不白地把稿子退给你，我想我还是该来一趟，在退稿的同时把我个人的态度亮清楚——我认为我们主任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思想，是不对的，是扼杀翻译人才的，也是对『四化』不利的……可我眼下无能为力。我跟他争也没用，因为我在他眼里也是轻若鸿毛的——我也还不到三十岁，而且，并非持有正式文凭的大学毕业生，我不过是个『工农兵学员』而已。」赵编辑一番坦率的表白，使荀磊心里淤积著越来越多的愤慨。年轻竟成了他成功的障碍！这怪诞的打击让他如何承受？他一时哑口无言。冯婉姝不平则鸣，她高声说：「你们主任叫什么名字？我去找他当面辩论！再不然，我就到出版局去告他！哪有这么压制年轻人的！再说，难道仅仅因为译者年轻，这个选题也就弃之不顾吗？」赵编辑苦笑著说：选题他倒不想放弃。对了，他还让我在写退稿信时跟你撇谎呢——说我们早已将此书列入选题，已经联系好译者，所以不得已将你的译稿『璧还』。其实他是在命令我给你退稿的同时，才布置我去找×××约稿，请他来翻译这本书的。这位×××先生你们当然知道，资历辈分都是过硬的——」「可他未必能翻译好这本书！」冯婉姝截断他的话说，「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在大学里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他是系里的副主任——学问不用说是有的，人也很好，可他自从三十多年前从国外回来，几乎再没有出去过。他所熟悉的，是古典的英语，或者说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英语，对于这本书里所反映的生活、情绪，以及这本书所使用的当代英语，他肯定不如荀磊熟悉！」「他自己也这样说。」赵编辑证实，「主任不让我告诉他，已经有人拿出了译稿。所以我只拿了原书去。他说他看过这本书了，他不喜欢，而且他最近身体不好，如果动手来译，起码要译上一年，我们再印上一年，等书出来，已经是一九八五年了，而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到那时恐怕起码得打七折……你们看，主任迷信他，他却并不领情！」荀磊和冯婉姝不禁冷笑著摇头、叹气。赵编辑便给他们打气：「不过，好在现在出版社很多，『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不妨再拿到别的地方试试，象我们主任那样的人物固然到处都有，可毕竟也有开明的领导，敢于起用、支持新人。碰巧了，也许他就从此把你荀磊推上译坛，使你成为新时期的傅雷！」荀磊正想把胸中淤积的情绪倾吐一下，忽然听见父亲从厨房中高声呼唤自己：「磊子！」他便只好朝赵编辑道声「对不起」，赶紧去厨房。厨房里不仅坐著父亲和杏儿，还有薛师傅。父亲的脸色不知为什么很难看，荀磊还没进入情况，便听父亲闷声闷气地质问自己：「怎么叫唤你几次，你都不出来？」杏儿一旁为他解释：「磊子哥不是来了客（读 qie）吗？您叫的时候，他们正聊著，没听清楚也不为怪……」父亲嘴里咬著烟斗，并不谅解他，「噗噗噗」地喷了几口烟，依旧闷声闷气地对荀磊说：「你架子就那么大？见了你薛大爷，叫唤一声都不会？」薛师傅忙说：「磊子一进来就冲我点头……」说时荀磊已经叫了一声「薛大爷！」他便笑著说：「这不，院里的孩子们就数磊子懂礼，您可别冤屈了他！」偏这时候冯婉姝探进个头来招呼著：「荀磊！你来！」荀师傅威严地咳嗽一声，命令荀磊说：「你给我站住！」冯婉姝吃了一惊，她一吐舌头，头缩回去了。薛师傅便亲热地招呼荀磊说：「磊子过来，坐我身边！你大爷有话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你爹你妈真是如来的心肠，见我们家为著一块外国坤表闹炸了窝儿，给我们想了个救急的法子，还得让你劳动一趟……」薛师傅向荀磊形容那丢失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的款式时，冯婉姝把赵编辑送出了院门。当她回到荀家，进入厨房时，她发现荀师傅脸色仍旧阴沈，便过去解释说：「大爷，刚才来的是出版社的编辑，关系著荀磊的事业，所以我们多说了一会儿……」荀师傅冷冷地说：「事业！你们那事业就那么了不得？……我当过兵，我当兵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要当总司令。能那么想吗？……」荀磊赶紧给冯婉姝递眼色，冯婉姝便不再说什么。薛师傅道谢著辞去了，他还要赶回婚宴，去把替他临时张罗的荀大嫂换下来。荀磊说了声：「爸，我去买啦！」也便出屋。冯婉姝赶紧过去跟杏儿说：「咱俩这就开始包吧！」杏儿心里忽然非常可怜冯婉姝，便亲热地说，「来，俺杆皮儿，你包，俺俩合包的准好吃——不让有一个下锅散馅的！」荀师傅噙著烟斗，走出了厨房，到自己屋里，坐到沙发上，靠著，想心事。他想起前些日子，磊子和小冯在他跟老伴面前，叽叽喳喳地议论著什么「事业」。小冯说起外国从前有个大人物——对了，说的是法国的名叫拿破仑的那么个皇帝——说过那么一句话：「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磊子跟小冯对那话简直崇拜得不行。老伴觉著新奇，跟他们打听，磊子跟小冯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掰开了揉碎了解释给她听。老伴听了光是乐：「哟，要是当兵的都成了总司令，那谁还能指挥谁呢？」荀师傅听了心里却老大的别扭。他当年为什么去当兵？不当兵，不投共产党，他就得饿死！他当年为什么去打仗？不打败那国民党反动派，穷人就翻不了身！他从来没想过他要有什么个人的事业！他想过当总司令吗？他连争取当连长的想法也没有过。当他进入工厂以后，时常有师弟问他：「你怎么打完仗就回家了呢？你要留在部队，现在说小了不也得闹个正团级？」那倒不假，当年一块儿参军，后来留在部队的，如今都有当上正师级的主儿呢；不过他荀兴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在战场上是个普通的士兵，在工厂里是个普通的工人，如今他在后门桥那块儿是个普通的修鞋匠；他的血和汗流得正当，他为国家和群众出了力，他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从来没为亏心事睡不著过觉，他自己看重自己，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看重。象他这样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可磊子和小冯他们，分明是不满足了。他们一天到晚踅摸著什么「事业」，总想拔尖儿，出人头地……当然他们倒也不是光为个人打算，听他们议论的那些个「事业」倒也都是国家需要的；他们也不是想使奸耍滑，去坑蒙拐骗，他们好学习，好钻研，肯下苦功夫，敢干大事情……难说谁是谁非；但他们跟自己，分明已经是两套心思！唉，看起来，倒是杏儿那样的孩子，心思更跟自己贴近…… 荀兴旺的估计并不准确。在厨房里，两个姑娘一边包著饺子，一边聊天，当冯婉姝把荀磊惨遭不公正的退稿一事告诉给杏儿以后，杏儿竟比冯婉姝还要激动，她诚心诚意地说：「印那么一本书，得要多少钱？他们不给印，把稿子给我，俺跟枣儿给磊子哥印！……」不是结尾申酉之交（下午 5 时整）０.怎样认识时间？它是一个圆圈？一支飞箭？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一只骰子？一架不断加速的太空船？它真的可以卷折、弯曲？……时间流逝著，而钟鼓楼将永存。钟鼓楼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在元代时名齐政楼，到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 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楼西边，还有一条「旧鼓楼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齐政楼的位置，并不困难。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嘉庆五年（1800 年）对鼓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镇守于全市中轴线北端的位置。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著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仅余一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钟楼在元代时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未动，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后，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钟鼓楼都履行著向全城居民报告时辰的职责。用什么来计算时间？最早，在鼓楼上置有铜铸刻漏，据说是宋朝传下来的国宝。所谓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漏，而度量出时间来的装置。据说当年的铜漏壶一共有四个，从上到下依次的名称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之间安有铙神，设有机械，能按时击铙发声，每次击铙八声，颇为准确。铜壶中自然需经常添水，冬天为了防冻，则注入温水。可惜如今的鼓楼上仅有漏壶室，铜刻漏已荡然无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来计算时间，从精确度上说，似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钟鼓楼怎样报时？白天，正午时分钟楼要鸣钟。夜晚，鼓楼要报出五个更次。第一更约在晚上八点，报这一更叫「定更」。然后每一更次击鼓一通，每次击十三下。二更约在夜里十点，三更约在午夜零点，四更约在深夜两点，五更约在凌晨四点。当年的文武百官听到三更鼓后便要准备起床，四更鼓后便要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鼓后便要鱼贯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称为「海墁」的地上「听旨」。「定更」时不仅要击鼓，还要相应地撞钟。到四更报「子正」时，又要再相应地撞钟，这一次报时活动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亮鼓」。在「定更」与「亮鼓」之间，每隔半个时辰（今天的一小时），钟楼还要独自撞钟一次。「定更」与「亮鼓」的击鼓、撞钟法，是这样的：两名更夫到时候分别在钟鼓楼上，手提「孔明灯」，遥相对照，作为信号（当年人们称之为「对灯儿」），然后分别进入楼内击鼓、撞钟。击、撞都采取「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并重复两遍，共计一百零八下。击鼓在前，撞钟在后，悠悠然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钟鼓楼沈默五十八年了，但在这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点来临时，它们却雄姿依旧，仿佛随时都可以发出新的讯号…… 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著。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著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著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与音响……而后人们便意识到还有著一种与空间并存的东西，那便是摸不著、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著不断流逝的时间，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乎喜、怒、哀、乐，于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地存在著。他必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便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便相争相斗，相激相荡，相斥相离，相轻相嫉……同时也必定伴随著相依相靠，相汇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但是，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各异的。薛永全师傅从荀家回到自己家，还没进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种晕眩。他扶住苫棚的撑架，喘起粗气。正好路过的海西宾看见这情景，忙过去扶住他，对他说：「薛大爷，您先到我屋里歇歇吧！」海西宾一个人住在里院北边的东耳房中，薛师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儿歇歇合适，便由他扶著去了。海西宾让薛师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过了殷大爷来。殷大爷行医虽挂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对其他一般内外科病症，也能诊断施治。他给薛师傅号了号脉，便说：「不碍的。高血压上来了，加上你那个哮喘的根子没断，所以头晕、胸闷。我给你推拿推拿，不一会儿准能松快。」说著，便解开薛师傅领扣，先给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海西宾已对殷大爷汇报过卢宝桑的动向，殷大爷判断说：「他进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让咱们给冤屈了。要身上真掖著雷达表，拽他进那儿他也不会去。」海西宾对殷大爷更加佩服。这会儿殷大爷给薛师傅推拿，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瞧著，他想，不该光学打拳，也该跟殷大爷学学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著眼，随著结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阵阵一片片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思绪…… 在薛永全当喇嘛时，他一度相信时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也就是说，时间是回圈不已的。他从师傅奥金巴所教授的佛经中得知，那回圈不已的时间是按「劫」划分为阶段的。每一次从开始到毁灭构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坏」、「室」四个小阶段，称为「四劫」，每到「坏劫」时，便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于是乎世界归于毁灭。人只有皈依佛门，潜心养性，求得解脱，才能超出这种时间的轮回。倘不能解脱，便要无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如车轮般旋转不停地生死相续。现在的年轻人到佛寺去游玩，看到寺门外山墙上写著「法轮常转」的字样，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无联想。当年的薛永全看见它，却必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既然时间是一个回圈不已的大圆圈，那么，一圈转完之后，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著一个来世。当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时，常常大声地嚷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嚷者有这种自信，围观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认为事乃必然。他虔诚地相信过「因果报应」。今世行善积德，来世必有好报。今世为非作歹，来世必为饿鬼、畜生。他的这种圆圈式的时间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动摇。他眼见著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饱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日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著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著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急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扳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那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纪徽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并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纪徽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猿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来。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呆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揉推拿著膻中穴时，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著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叠，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著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阴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即崇文门。「哈」应读成?a。）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著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辞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亲，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著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著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著棉袄，海西宾怕他冻著，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著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著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拴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糊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著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著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著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著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一九八二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著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标随时显示著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侯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现在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什么时间？张奇林坐在波音 747 班机上，伸腕看著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标指著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什么是时间？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即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作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嘀嗒」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便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比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不是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计量时间系统——「平太阳时」、「历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何谓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便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计量时间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 9，192，631，770 周所经历的时间。这便是当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即是人们计量时间所应用的基本单位。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钟鼓楼般的报时，日晷般的显示，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机械元件的钟表也渐渐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性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确的活动，都越来越依赖于石英钟，目前人类已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 10 -9 的石英钟。即如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纪录，已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军快上百分之一秒，那么你便是新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百分之一秒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所以，张奇林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天上午十点钟，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十点整的蜂鸣音时，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著十点零三分，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十点零一分、九点五十六分、十点零八分和十点十三分！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著九点四十九分，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著十点零六分。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与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处的傅善读，他腕上的名牌手表便足足慢了十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时，根本就没把时间拨准。张奇林在十一点钟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十二点时，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后面，我们便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我们要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语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作出决策！该讨论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托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如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即习惯的惰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严格地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地做，而在于是否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资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 G.S 的最佳方案问题，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时间，便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其杉，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得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资讯的习惯！倘若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便能够在一天之内，或者几小时乃至十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才下决心将原来「聊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其杉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他真可谓是雄心勃勃。但是他从各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读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