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无妨存以备用: 「咱们拉回了佟、赵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来。 《木兰从军》的成绩当更巩固,《卓文君》一炮打红自不待言,此外还可再接再励,另排新戏。今天路过钟楼,倒勾起我一段回忆。鄙人当年在辅仁大学就读,辅大校址,离此不远——就在什刹海前海西边的定阜大街。什刹海前海北沿,昔日有『会贤楼』饭庄,我少不得常去随意便酌。在那饭桌之上,听得一段『铸钟娘娘』的故事,煞是动人。话说乾隆年间,重修钟楼之际,铸钟匠姓邓名金寿,有女杏花,年方二八,窈窕聪慧,侠骨香风。金寿连铸数钟,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将近,一筹莫展。杏花怕父亲误期获罪,奋身投炉,遂得精铜,铸出一钟,声洪音清。投炉时其父阻拦未成,只捉得绣花鞋一只。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为『金炉圣母』,民众遂在铸钟厂前建庙,叫她为『铸钟娘娘』。传说昔日每晚鸣钟时,阖城母亲尽对小儿女说:『睡吧睡吧,钟楼敲钟啦,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智珠,你看拿这故事,编上一出《铸钟记》,你饰杏花,岂不妙哉?……」 当时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不禁哄然叫好。连澹台智珠的公公也说:「确有这么一个传说。现在鼓楼西大街上,不还有铸钟胡同吗?鼓楼后身,还有钟库胡同。现在鼓楼后墙根下,还放著一口废弃的大铁钟,更可见那好钟非一次铸成。对了,鼓楼前大街上,后门桥往南,路东天汇大院和拐棒胡同当间,现在不还有条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吗?莫不是那杏花归天以后,存灵彼处?」 澹台智珠听了,虽然觉得不无可供考虑的余地,但兴致毕竟不高。她淡淡地说:「说起来容易,编排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杏花投炉』一场,唱腔身段谁给设计?」 濮阳荪却兴致勃勃,他手舞足蹈地说:「唱腔你自创嘛!身段包在我的身上。这『投炉』一场,你要边唱边舞,边舞边唱,幽咽婉转,满台扑跌。啊,清朝故事,水袖难用——我倒心生一计,何不学吾师筱翠花于老板,踩跷出场?想我当年,仿吾师筱翠花于老板出演《海慧寺》,过足了踩跷之瘾,博得了满堂彩声……如今我虽人老珠黄,少不得重作冯妇——智珠,我来教你跷功,你只要拜我为师,我是毫无保留,把手传技,包你一月速成!……」 濮阳荪说到这儿,李铠已经明显愠怒,一个人仰脖干了一杯白酒,布著血丝的双眼瞪著濮阳荪,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别人都只望濮阳荪,没有发觉这个「险情」,唯有澹台智珠仅用双眼余光一瞥,便已亮然于心。她便正色对濮阳荪说:「算了,别瞎扯了。这戏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去演那杏花吧。」 濮阳荪毫不知趣,仍旧滔滔不绝:「退回二十年去,我怕真还当仁不让。如今我甘拜下风,权作绿叶。你既饰那邓杏花,我便饰一穷书生,两人自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定姻缘,只待花烛……谁知杏花决意投炉,书生劝阻无效——呀,那『投炉』一场,可效『梁祝化蝶』,来个双人舞蹈,岂不令观众神迷心醉?……」 李铠忽然站起来,一下子走出了房门。澹台智珠忍不住想大声唤住他——但又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仅仅出去方便一下?何况李铠这一回的动作,竟毫无声响,饭桌边的其他人,因为都被濮阳荪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暂时谁也没有发觉…… 澹台智珠咽回了对李铠的呼唤,冷冷地截断了濮阳荪的谈话,劝大家多喝一点鸡汤…… 李铠竟一去不返。连濮阳荪也觉察出气氛不对。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来道谢,濮阳荪方知自己酒后失态。他们草草地告辞而去。临出门前,濮阳荪提醒澹台智珠:「明儿个下午,一准「萃华楼』会齐,不见不散啊!」 客人们走后,澹台智珠瘫在沙发上,仿佛不仅骨头散了架,灵魂也散了架。 公公耐心地收拾残局,又让小竹到胡同里去找他爸爸,却并不惊动澹台智珠——既不劝她回屋靠靠,也不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他知道眼前最好是让媳妇自便。澹台智珠仰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似睡非睡,就那样呆了好久…… 当公公洗刷完全部碗筷,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那间屋里,倚在床上歇息时,澹台智珠却忽然站了起来,她几下围好那条鹅黄色的拉毛加长大围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门,跑出了院子…… 她倚靠在沙发上的那段时间,大脑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好象一张同时放映著几部影片的银幕,往事今景,杂遝相叠;又如同公园中越转越快的大型电动「登月火箭」游戏机,幻化出许多「救急解危」的场面,轮番比较,莫衷一是…… 她不能坐待凋敝,她必须采取行动! 冲到了胡同里,她忽然又闹不清自己究竟是要采取什么行动。 李铠何在?薄幸郎!难道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对头,管他作甚!……那么,自己刚才想到的顶顶要紧的,究竟是干什么呢?啊,对了,打电话!事不宜迟,这就去打…… 澹台智珠朝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快步走去。公用电话在一个副食代销店里,她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小夥子正打著,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半老头正等著,便站也没站,转身出来。她走出胡同,另觅公用电话,于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鼓楼脚下。鼓楼斜对面,鼓楼西大街路南把口的地方,立著好大好高一幅宣传画,下面写著一行脸盆那么大的字:「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澹台智珠虽然常从那里经过,以往却从未注意过这幅宣传画,现在猛地扑入她的眼廉,使她陡然一惊……「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这对她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再定一定神,才发现那幅宣传画的主题不过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她苦笑了。 「哟,这不是智珠吗?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她听见一个声音呼唤著她,偏过身一看,原来是同院的邻居海老太太。海老太太住在院内北边的西耳房中,她过继的一个孙子海西宾住院内北边的东耳房中,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海老太太彼时正坐著自带的小马扎,在鼓楼墙根下晒太阳。那里每到晴和的冬日午后,便有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老头子居多,老太太较少,他们一般都自带坐具。有的还带著鸟笼,没有地方悬挂,便托在手中,累了,便站起来,垂下鸟笼前后晃动,原地「遛鸟」。也有带象棋来的,棋盘往地下一铺,便俯首鏖战起来,不仅交战双方聚精会神,就是观战的,也完全忘却了身后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更多的自然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也有兴致高起来,或扬声侃侃而谈,或执意抬扛不止的。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都有这种老人聚会的角落,类似西方的「老人俱乐部」,或「老人公寓」中的「公共起坐间」。他们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也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岛」。没有进入他们行列的壮年、青年、少年、儿童,虽然时常从他们的「岛屿」边缘驶过自己的「生命之船」,对他们却大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澹台智珠,就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鼓楼根下,有著这样一个定时浮现的「人海孤岛」。 「老人岛」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动招惹周围人海中的过客的,即便是路经的邻居;偶尔招呼,他们也并不改变原有的姿势,用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们辈分小。但这天海老太太却不但热情地招呼著澹台智珠,更破格地从马扎上站了起来。 澹台智珠只得打叠起精神,勉强微笑著应答说:「海奶奶,您在这儿歇歇?」 海老太太先不跟她对话,而是招呼一旁的一位乾瘦老头说: 「老胡,这不就是澹台智珠吗?」 那老头在海老太太招呼澹台智珠时已然从小凳上站了起来,听了这话,忙凑拢澹台智珠身前,激动地说:「咱们就住一条胡同,可难得见著你呀——又上什么新戏码呢?昨儿个我还跟『匣子里』听您的《木兰从军》来著,嗓音真脆!真有点子当年尚小云的味道!」 海老太太对澹台智珠说:「这老爷子是咱们胡同 7 号大院里的老胡,孩子们都管他叫胡爷爷……刚才我们扯闲篇还提到你呢……老胡当年不光听过尚老板的戏,还听过绿牡丹、芙蓉草的戏哩!都是在烟袋斜街口外头那儿听的。当年那地方叫『北城游艺园』,早先光有单弦、大鼓、相声什么的,曹宝禄、魏喜奎、王佩臣……都跟那儿唱过。王佩臣的『醋溜大鼓』,听著真跟吃『八达杏』似的……后来才有戏班子偶尔来露露。对了,于连泉于老板——筱翠花,当年也跟这儿露过;也有次一路的,象梁小鸾、黄玉华……咳呀,瞧我,一扯就扯个老远,成了『十八扯』了!」海老太太说话一贯虚虚实实,没准谱儿,这澹台智珠是知道的,她只「嗯」、「哈」地敷衍著。谁知海老太太意犹未竟,又冲著胡爷爷自豪地说:「智珠在我们院最仁义了,别看是个名角儿,一点儿也不拿大(摆架子叫「拿大」,「不拿大」就是没架子。);你以后想看智珠的什么戏,甭客气,给我递个话,我去找智珠,她一准儿不驳我的面子,准有你的票!……」说到这儿又转过头来向澹台智珠:「智珠,是不是呀?」 澹台智珠便对胡爷爷说:「您别客气,您想看就让海奶奶带话儿……您看了多给提意见!」 胡爷爷感激几至于涕零:「哟,那可——让我怎么说好呢?算我福气,遇上好人了呗!」 海老太太还要叨唠什么,澹台智珠忙对他们说:「我得赶著办点事儿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著,歇著!」 两位老人频频向她哈腰点头:「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横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她估计那二位老人一定还望著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脚步。 这场遭遇,冲淡了澹台智珠原来的烦恼。她边走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的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象核桃壳儿,瘪著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著回忆,倚仗著从我澹台智珠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峰尖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达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经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多年了,听说他就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儿子,但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他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只听过我的唱,而没从电视上看见过我的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活跃,其实她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同别的老人平起平坐;对了,刚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杀象棋呢。吴局长现在不是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著区商业局局长时,不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柜中缘》,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好神气啊!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乃至于还捡著烂纸的胡爷爷一起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澹台智珠这么胡思乱想著,走过了「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义溜胡同边上了,才猛地清醒过来——啊,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啊,怎么竟把自己火烧眉毛的事情撂一边去了! 义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刊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智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邮迷」中。她早听说这二年兴起了「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排长队,刁钻鬼想出许多种办法「捷足先登」,竟有一买就买几十元上百元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大全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熟识时,买零票能得著「边票」(带印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谱边票」、「署名边票」、「编号边票」……也不知道都图的是什么?难道真是为了欣赏吗?为了艺术吗?看来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面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面总有懒得排队而获票心切的「邮迷」。真不象话!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个「邮迷」呢,难道她也会拿著个集邮本儿,站到这种人群当中,从事「现场交易」吗?想来不至于吧?她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志,搞医务的,怎么也迷上了邮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总这么新鲜!…… 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夥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著,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著「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著团长本人,晃著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夸搭」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楞。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象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达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著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乾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作,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著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著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著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著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著,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楣,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著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乾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阗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著,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著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沈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22.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 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著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著三十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著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三十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著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部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著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著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胶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楞。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著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沈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 「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著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著。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速食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沈,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 「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著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 「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著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著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著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著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啊,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份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楞了一楞:「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假货,不中用的意思。)!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著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三月,这一期一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五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六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七月的已经开始著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七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地就在北京那么等著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定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呆著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决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著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著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著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凯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靉叇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凯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象是纪元后十二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靉叇』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著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象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象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象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著怎么对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 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呆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著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夥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呆著?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乾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疯?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象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一九六八年。女儿十七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部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部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著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象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著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去到派出所的。他骑著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而女儿才刚刚十七。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象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著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著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象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五十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沈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沈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三十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六千首,精选出三十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三年左右的「干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 ——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八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垄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叠,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著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划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著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入情吗?合理吗? 答录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褛;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 「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十六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Fm 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资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齐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23.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茄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著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学。象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 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著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著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著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乾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 Em 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著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著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 Em 纶棉的穿著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著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著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茄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稚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 姚向东吵闹著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 Em 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著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著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著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嚷著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著穿。」说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著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十六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著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崩儿」(金属分币。)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般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著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呵,怎么那么多的人,坐著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著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象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著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的十元人民币。),那就更「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在这里「拽」要读??a?;「子」读如英文字母「Z」。)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著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顶剪绒帽子,穿著一件式样新颖的皮茄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拍婆子』去?」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著。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 「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