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刘心武）-4

蛑勇ド先∠吕吹摹４筇右裁桓鐾ぷ哟嫔恚湍敲幢┞吨盟踔上АＫ醇酥勇ァＫ醯弥勇フ嫘闫２恢裁矗醯每梢园阎庸穆ケ茸饕欢苑蚱蓿穆ナ欠颍勇ゾ褪瞧蕖Ｋ怯涝赌敲唇舭ぶ环掷搿Ｋ艘桓鼋小敢黄废恪沟男⊙叹频辏柿撕眉复温罚樟撕眉父鐾洌胖沼谡业搅塑鞔笠〉哪翘鹾? 当她走进那条胡同时，她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么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著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个孩子用一根竹竿挑著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她很快便看见了大门两边贴出的红喜字。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心下意识地一紧，一路上她都没觉得手里的东西沈重，刹那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贺喜来的吧？」挑著鞭炮的小竹主动跟她搭话，「快进去吧，新娘子这就快到啦！」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早已到达，并站在了等候迎亲小轿车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来这位姑娘不象城里人，而且薛家亲朋中并无这样一个角色，便走拢前去问她：「姑娘，你找谁呀？」 杏儿回过神来，对她说：「俺找荀家，荀兴旺是俺大爷……」 「啊，你是荀师傅的侄女呀？对对对，是这个院，你进门往右边拐，你大爷就住右边那个小偏院。」 杏儿便进院去了。她仍未从误会中解脱出来，但她已经恢复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丝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她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 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纤秀的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此刻却又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的乡村来到的粗壮的郭杏儿，右手提著沈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著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头掀动著凤风雨雨…… 劈劈啪啪，门外猛地响起鞭炮声，迎亲的小轿车到了。 １３．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 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一九八二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份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象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著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著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沈下脸说：「你别嘴里不乾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噗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著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铮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著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著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还打著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著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沈」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物件。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著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著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 「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上就群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大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一九五七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著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著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帐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叠出，直到门外来宾及闸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帐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未、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物件，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 「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 「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著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著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著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凤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 （下肢残缺，以烂布系著膝盖、护著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著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著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成亲，直到一九五○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一九五二年他奔四十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著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分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沈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夥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著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著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入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沈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著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著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份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著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永胜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著——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呲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著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著，微闭著眼，分明是在享受著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著大不相同。 卢胜七一九八二年已经六十九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慢等器物，前者养著为听鸣唱，后者养著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 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著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北京人把特别健壮称为「奘」，音???a?），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著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象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著脚尖研究著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著！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吣！」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著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著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著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著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二十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日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著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放开胃口吃别人请叫「足撮（??o）」。）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著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嗝儿屁』（「嗝儿屁」，死的鄙称。又说成「嗝屁潮凉」；旧时代北京小市民认为人死时先要打一个嗝，再放一个屁，然后七窍流水（潮），最后全身冰凉。）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著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著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著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著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著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著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十八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般，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著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著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 长大以后，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诫，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莱肴，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喜字，周围用火腿、虾片、蛋卷丝、猪头肉、黄瓜盅、番茄花、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这冷盘上了桌子，是应当「一看」、「二品』，之后才「三报销」的，但你怎能保定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唉！ 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他油腔滑调地命令著：「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你『丫挺的』（「丫头生的」的快读，即私生子之意，骂人话。）把你的本事全给咱倒腾出来！」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著——原不是生人，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卢宝桑母亲家，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 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著个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来，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著。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一会有两桌华侨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 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你看！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昨几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著，你不干，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搁屋外头瓶子要裂，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儿个怎么样？人家不认帐了吧？……」 薛师傅遂说：「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今儿个都没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麦精露』……」 「那玩意儿哪行呀！」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 薛大娘心里象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严重危机！ 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卢宝桑宣布说：「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他妈的糊弄大爷。你们等著，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大爷，给我钱，给我装酒的家夥，我这就去！」 薛大娘心乱如麻。她跺著脚说：「秀娅怕这就要到了——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著，放鞭炮、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 大姑便赶紧带著薛纪跃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门外去。 这时薛师傅把二十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 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乾净，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 没过一会儿，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娘扽扽衣裳角，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 １４．新娘子终于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货员为什么故意冷落顾客？ 迎亲小轿车的司机很不高兴。干这类差事他可不是头一回，也遇上过不少「格涩」（形容人脾气古怪，不好相处。）的顾主，但今天这趟可真把他折腾得够呛。 潘秀娅家住在一条挂有「此巷不通行」标志的小胡同中。那胡同相当狭窄，小轿车开到胡同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丽颖便下车走进去迎新娘子。 潘秀娅家满屋子都是人，也来不及细认，但很快孟昭英和詹丽颖也就看出来，这一群人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娅叫她「七姑」的乾巴老太太。 七姑是特意从广安门外赶来，充当女家的「送亲姑妈」的。潘秀娅的两个姐姐出嫁时，都是她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回潘秀娅出阁，她不仅当仁不让，而且大有戏曲舞台上的名角儿出演「封箱戏」的气派。除了新娘子潘秀娅，人群里就数她穿戴打扮得整齐。她人过六十，脸上的皱纹是无法掩饰的，但她把尽管日渐稀疏、却还不露头皮的短发细心染过，又施以不知多少的头油，并从上到下弄出一点似有若无的波纹，这样一来，便顿收奇效——离远点看，你会以为她不过刚到五十。孟昭英和詹丽颖到达时，她正给新娘子检查装束。新娘子潘秀娅这天穿著一身近似苹果绿的带隐条的西式女服，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装店定做的，上身翻开的斜领里，露出水红色、大尖领的化纤衬衫，斜领下端插著朱红的绢花，绢花下缀著烫有「新娘」字样的燕尾签。七姑认为那绢花的花瓣张开度不够，正在细心地一瓣瓣调整。 孟昭英和詹丽颖进屋后，大家闹嚷嚷地见礼完毕，詹丽颖便大声感叹说：「新娘子好漂亮呀！我要是小夥子，都巴不得要娶你！」 七姑闻声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迎亲？张嘴就没个分寸！不过，她暂不动声色，只是问：「『小轿子』在门口了吗？」 詹丽颖满不在乎地说：「晦，你们这条死胡同！汽车开不进来，车在胡同口外面等著。就走出去上车吧——新娘子，我们可要把你拐跑罗！」说著便伸手去挽潘秀娅胳膊。 七姑把詹丽颖伸出的手给挡了回去。她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格外重大。这位「詹姨」竟如此无礼！什么「死胡同」、「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辞！再说，迎亲的「小轿子」不开到门口，那怎么能行？于是，她脸上现出极其严肃的表情，语气坚决地说：「得让『小轿子』开到门口来，这胡同够宽的，能开进来。」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著。孟昭英说：「开倒能开进来，可胡同里没法子掉头呀！」 七姑坚定不移地说：「就得开进来！能开进来就能开出去！告诉你们说吧，就是拆几座房子，也得让它开到门口来！」她嘱咐潘秀娅：「秀丫，你坐下候著。我去给张罗去！我就不信他开不进来！」说完便气度轩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丽颖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随她到了胡同口。 司机本来不肯把车开进胡同，但七姑一张利嘴，把理、利、情熔为一炉，不由司机不照办：「我说师傅，你甭强调客观，你们那章程，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该开车到户，要不我找你们领导反映去……你多开几步对你有啥坏处？不还能多收点钱吗？你服务到家了，我们给你写封表扬信寄去，你这月奖金不就稳拿了？……我说小夥子，你怕自个儿还没办过事吧？人一辈子就办这么一回事儿，到你办事的时候，你愿意含糊吗？帮衬帮衬我们，赶明儿你办事的时候，准能逢凶化吉，遇阴转晴……」当然，在七姑说这篇话时，潘家的人也就给司机递过去了整包的好烟，司机虽然没接，但他们把那烟扔到司机座椅边上的「小斗」中时，司机也便默受了。 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同，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她肃然起敬。唯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同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 小轿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喧声中开出了胡同。车上，詹丽颖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后面当中是新娘，新娘左边是七姑，右边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娅的心情不能用「激动」这个词来形容，她处在一种平静的满足感中。孟昭英虽说握住新娘子一只手，微笑著，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著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 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著新娘子，照例毫无顾忌地评头论足：「咳呀，你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错，可就是颜色嘛——跟你里头的衬衫太不协调！干吗非这么桃红柳绿地搭配？该有点中间过渡色的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她这人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处地方，她招呼司机说：「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得办件急事！」司机以为她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是怎么个碴儿？不能停！不能停！」 司机不能不心烦。你们究竟有没有准主意？究竟听谁的才对？他车子既然已经靠近马路边了，那里又正好是准停车处，也就不顾七姑的抗议，停了下来。詹丽颖麻利地开门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对司机说：「三分钟！保准回来！」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声抱怨起来：「这是怎么著说的？迎亲的『小轿子』怎么能中间随便停下？这可有个不好的讲头，可要不得！」她质问孟昭英：「你婆婆是怎么搞的？找了这么个著三不著两的人物来迎亲？他们院里就再没有合适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释说：「原先请的是澹台智珠，您听说过吧？唱京剧的名角儿，可不象她这么风风火火地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兴出个什么怪来呢……」 七姑只是咬著牙叹气，心想扔下她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儿，那讲头可更不吉利…… 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影儿，不光司机抱怨，七姑愠怒，孟昭英著急，新娘子潘秀娅也沈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她拉开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就要冲她发作时，她却笑吟吟地把一样东西递给七姑，解释说：「我上下班总路过这家百货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瞧这花样、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处……」 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著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遂转怒为喜，赞叹地说：「哟，敢情您买这个去啦？真不赖呀……」 七姑便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孟昭英也夸赞说：「詹姨说得真对，秀娅别上这个，西服跟衬衫就不那么显得扎眼了。这别针就是『中间过渡色』吧？单看著似乎不那么艳丽，往领口这儿一别，呵，电影明星似的！」 潘秀娅便由衷地致谢说：「詹姨，这少说也得好几块吧？您不是早就送过礼了吗？又买这个——真让人过意不去！」 詹丽颖爽朗地大笑著：「那有什么！快别说这个！小跃子是我眼瞧著长大的，他跟你办事，我当姨的有什么舍不得？我要早想到这个，还能从从容容地给你挑个更好看的哩……」 小轿车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一个喜幸、融洽的高峰。但是詹丽颖这人既能在一个举动里让人对她敬爱有加。也能在一句话上使人对她生烦生厌。 小轿车加速向钟鼓楼而去。詹丽颖想到刚才的即兴采买，发议论说：「算我这回运气好，进门走拢柜台就买上了……可真是千载难逢——以前我去商店买东西，不是遇上售货员在柜台里头光顾互相说话，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儿来回来去数一叠钞票、单据，硬不抬头……真讨厌死了！」 潘秀娅低下了头。不是害臊，而是不快——这詹姨是怎么回事儿？她难道忘了，我潘秀娅也是站柜台的嘛！ 潘秀娅在照相馆里属于营业组。她并不会照相，也不懂暗房技术，她们营业组就是在柜台里头接待顾客，或给要照相的顾客开票，或收验底片、开出冲洗加印的票据，或根据顾客递上的票据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时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潘秀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娅就常常是顾客站拢柜台外面，已经开始向她发话，她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扭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式的语气，接著刚才的一个什么话碴儿，当著顾客的面絮絮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散发完的电影票：「……你瞧多缺德！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给咱们的全是后排的边座儿！我这张更倒楣了，我就知道这座儿紧挨著厕所，味儿著呢！我要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著，他冲我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了，也不怕寒渗……」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门叫唤，有的更乾脆指责起来：「嘿，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哪？」她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确也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单据大大地怠慢一番顾客——她点款点单据时就专爱站在柜台边上、最接近顾客的地方，顾客来了必然要同她搭话，希望她停下来予以接待。她呢，则越发点得起劲，故意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顾客不免就要嚷嚷起来，追究她的服务态度，先是她，后来又必然有其他同事凑拢来，向那顾客理直气壮地申明：「这是我们的业务，你懂吗？不清点行吗？清点的时候就没必要理你！」有的顾客或者还要质问：「你们既然清点的时候不接待顾客，那干吗不到后头清点去？」她和同事们照例是反击曰：「我们爱在哪儿清点就在哪儿清点，你管得著吗？」…… 起码在北京，柜台服务人员的这两种表现构成了服务态度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顽症，不知有没有人从这类表现入手，探察过潘秀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表现的特殊心态？（这两种表现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青年柜台服务人员身上。） 倘若有人盯著潘秀娅问，「你怎么会有这两种表现呢？」她怕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再问：「那你们哪儿学来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说：「没有人专门教给我，是我看来的——在我没工作之前，我还在柜台外边当顾客的时候，人家就那么对待我的。」倘再紧盯著问下去：「那时你不会觉得好受吧？为什么一旦你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著学起这套做派来了呢？」她一定答不出来了，真地答不出来。因为她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习惯。换句话说，象她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著的人生，她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 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养，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她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 她同薛纪跃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中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如他曾吹制发卖过「吥吥登」——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儿童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气，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随气流的冲击「吥吥」作声；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儿童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儿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焙乾后研磨成细末儿，装入碎绸缝的荷包，卖给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照例吹嘘说拌入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中确有一点麝香外，其余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所淘汰。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东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潘秀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她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在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扛个褡裢，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们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鲜族」（即朝鲜族）妇女的头发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娅姥爷要跑那儿收购去。开春后，姥爷回来了，便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髻儿、纂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卖不出价儿，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吥吥登」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娅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地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沈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工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于自身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干部和知识份子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子女，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加入了服务性行业，但随著一九七七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涌进、调入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部门……留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进入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娅他们那个照相馆，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识份子子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性文章的（表扬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务性行业坚持工作），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著修版技术（特别是「开眼技术」——即在被摄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无法请被摄者重摄，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非象潘秀娅一样站柜台边「伺候人」。 把握住了这样一种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乾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著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结蒂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作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作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式的表现。而潘秀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浅思维」进入「深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下。比如说，潘秀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且不论近代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部电影《巴黎圣母院》她觉得有趣，但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的什么时代，她弄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照相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她这样的市民青年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甚至需要从普及天文知识、生物发展史和简要中国历史知识入手，因为归根结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一种高级的文化。 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在一些科技、生产发达的国家，电脑已经开始走向普及；在我们祖国，许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已进入紧张的全面施工阶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进，二环路上的立体交叉桥已经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筑象春笋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不能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灵魂，迈进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思想禁锢，一九七八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爱情以位置，但一九七九年便有人对爱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九八○年，报刊上、银幕上出现了一股爱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一九八一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而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著自己信服的理论，并大胆地付诸实践…… 但这一切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揄扬贬斥，潘秀娅都全然不知，回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杂志，而看电影杂志时又主要是看图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 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二十二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浅意识」就支配著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很简单：她要在够得著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物件。她缺少想象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绪，她绝不具备那种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这部英国影片，就在入睡时把自己幻化为「灰姑娘」的气质。她是非常实际的。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岁这两年里，她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份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份子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著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潘秀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著能成为他们圈子中的一员。她曾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眼术』的小夥子身上下过功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时，提著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从那小夥子的态度上看出来，更从小夥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来，她那个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及时地知难而退。她明白了她的两个姐姐为什么到头来都嫁给了工人。进了二十四岁范畴以后，她频繁地通过介绍人同国营工厂的小夥子见面，有见过一面、两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别人而别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别人愿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时地刹了车——那几个小夥子不是个子太矮，便是家里负担太重；要么就是刚进公园便想动手动脚，让她讨厌……接近二十五岁时，她才把选择范围降至与她平齐的行业中。她大嫂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三轮摩托卡车。）的驾驶员，经常往商场运送化妆品一类的小百货，因此熟悉了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们，薛纪跃便是其中之一。他总是自觉地帮著卸货，显得格外憨厚、质朴。潘秀娅的大嫂再细一打听，这小夥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著退休金，一个哥哥早独立了，家里没有别的杂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结婚，家庭条件可算相当不错；小夥子比潘秀娅大七个月，身高一米七五，脸庞长得相当水灵，跟生人说话时还有点爱脸红，显见脾气也不错——于是乎她便给小姑子牵上了线。潘秀娅在同薛纪跃逛了三次公园、到薛家去过两次以后，就明确地表了态：她乐意。 爱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辞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物件」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她同薛纪跃搞物件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子。她的物件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于在外头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物件她找著了。就象四喇叭的答录机她置备了一样，虽然牌子软点，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 今天她正式结婚了。什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爱情的花儿将结出爱情的果实」、「生活的航船啊，从今你有了两个并肩的舵手」……这一类的哲理思考和诗意情绪，潘秀娅一点也没有。 可是坐在小轿车里，她心里还是高兴的。詹丽颖的某些不恰当的话语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来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来的喜庆之风吹走。这不是已经开进胡同了吗？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及时地响了起来。七姑小声地叨唠著：「怎么就挑著一挂炮？该在大门两边一边一挂才对头哟！」潘秀娅既感激七姑对她的维护，也满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软点，可总是四喇叭的呀！」 第四章午（中午 11 时一 1 时） １５．北京人这样结婚。 新娘子到了，亲友们也差不多到齐了，于是新房中的那张折叠桌便被抬至了中央，并且张开了翅膀（从方变圆），准备著承载第一次光荣的负荷。 当然，光是新房这样一个空间，一张圆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薛永全老两口的住房，自然也辟为了接待室，并且把那张陈旧的八仙桌，也同时抬到了房间中央。 这并不意味著，薛家这次的婚宴仅仅是两桌的水平——因为这只是第一轮，所请的，大都是至亲好友，或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两三点至六七点，还将有更多的亲友来贺，其中除执意不吃者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八桌左右。 参加第一轮婚宴的宾客，在新娘子到来前后己陆续光临。他们当中有：新娘子的「送亲姑妈」七姑；薛纪跃已故大爷的大儿子薛纪奎（即薛纪徽和薛纪跃的亲堂兄）；薛纪跃的大姑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即薛纪跃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薛纪跃二姑妈的大儿子（即薛纪跃的表哥，二姑一家现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纪跃他们售货组的组长佟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瘦弱男子，薛永全认为他对促成这门亲事发挥了作用，特意请来参加吃头轮婚宴）；介绍人吴淑英（潘秀娅的大嫂，她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她还要继续上班）；薛大娘原单位的王经理（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汉子，因薛大娘娘家无人，特请他来代表薛大娘方面的亲友捧场助兴）；薛永全当年的结拜兄弟殷大爷（他比薛永全大五岁，但看上去还相当硬朗），他还带来个十来岁的孙子；当然，还有头一个莅临婚宴现场的那位卢宝桑。 薛大娘只觉得眼睛、耳朵、嘴巴、腿脚都不够使唤。招呼著这个，又迎接著那个；心里纳闷著大儿子薛纪徽为何还不到来，嘴里却大声呼唤著不肯来就席的对门「詹姨」；刚对王经理的到场满脸堆笑，一瞥之中见到了卢宝桑又禁不住笑纹顿消……她真想清点一下究竟到了多少宾客，却怎么也算不准数儿，心里头真是又甜又涩、又喜又急。张罗中劈面遇到了孟昭英，遂发泄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耍我一个人哩，你们倒挺自在——都一边呆著看热闹！」孟昭英知道她这话三分埋怨的老伴，七分埋怨的媳妇，其实全是冤枉。公公何尝不在那里竭诚待客，自己更是手脚不停地忙碌，但在这么个场合也不好同她争辩，便淡然一笑，继续去尽自己为嫂的义务。 七姑以一双锐利的眼睛，衡量著眼前的一切。来宾中有富态的领导干部（王经理），有文质彬彬的知识份子（薛纪跃的表姐夫），有相貌温厚的老实人（薛纪跃的堂兄），这她比较满意，但那「楞头青」（粗鲁的人。）（卢宝桑）是怎么回事儿？那糟老头（殷大爷）又是哪门子亲戚……她心中不免为侄女抱屈——头轮喜酒，怎么就来了这号人物？新房中摆桌子时，她执意要「全桌全椅」，就是不能让桌子一边挨著床铺、以床当座儿，结果孟昭英不得不再临时去向邻居们借凳子。关于是铺著桌布摆席好，还是撤下桌布摆席好，她本来并无定见，但当薛大娘说了声「撤下那桌布吧，那塑胶玩意儿怕烫！」她便立时假笑著，扬声纠正说：「不能撤！瞧那桌布上的大朵红花多喜幸，铺著摆席吧！」她这天原是扮演站在女家立场「挑眼」的角色，这是北京市民婚嫁风俗中照例不可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她想到潘秀娅嫁了以后，她那个家族已无女可嫁，因此对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格外珍视，就如一位向观众进行告别演出的著名演员，她既有驾轻驭熟之感，也有「美人迟暮」之慨。「哟——」她又发现了男家一项本不应有的疏忽，立即向薛永全提了出来，「这俩果盘倒挺是样儿的，可那果子能这么摆吗？」薛永全一听就明白她的意思，立即调整五斗橱上的两个果盘——原来每个盘里都各有梨和苹果，无意之中竟隐含著「离分」（梨分）的凶兆；调整为一盘梨一盘苹果以后，似乎便合情合理了。七姑心里也暗暗计算著究竟到了多少人，可人们处于流动状态，她也总得不出个准数儿来。 倒是帮著弄菜的路喜纯，冷眼旁观中统计出了第一轮两桌婚宴的总人数，计：主方六人（应为七人，不过薛纪徽仍未到来），客方十三人；总共十九人中，成人十五人，儿童四人。 薛纪跃在这乱烘烘的场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头脑发胀，活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了水塘里，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他尽量透过一片聒噪的人声去捕捉答录机中传出的歌声，仿佛那是一根稻草，抓住它多少是个慰藉；但听来听去，不知为什么只有一句「幸福不是毛毛雨」粘在了心上，怎么也摆脱不开……幸福不是毛毛雨，那是什么呢？是瓢泼大雨？他倒宁愿是毛毛雨……唉，这时候要能一个人跑到什刹海去，静静地往湖边的栅栏上一靠，该有多好哇！ 潘秀娅却怡然自得。她的利益，自有七姑予以保障。这就好比一个向保险公司交纳了款项的人，自然不会惧怕火灾。面对著眼前人影交错、欢声喧腾的局面，她仿佛是一只飞入花丛的蝴蝶，她将在不动脑筋的情况下尽情享受这良辰美景……特别是她想到了那只即将戴到腕上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便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公公、婆婆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因此对丈夫此刻的局促，公公一时的疏忽，婆婆的过分忙乱，也就都一概予以宽容。 诸位来客的心情各异。有诚心诚意来贺喜，并将全始全终地呆上一天的，如薛纪跃的大姑妈；有本身并无感情可言，但主人盛情难却，所以也就抱「不吃白不吃」宗旨而来的，如王经理；有虽来真情祝贺，但患有胃溃疡症，对宴席望而生畏的，如佟师傅；有主要是冲著长辈而来，对薛纪跃其实非常隔膜的，如殷大爷，有一到场便感到腻烦，恨不能道完喜、撂下礼物就告辞，却又碍于情面，不得不坐下与宴的，如那位戴眼镜的表姐夫——他是薛氏姻亲中唯一的一位知识份子， 「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某设计院的助理工程师；当然，也有完全是为了足撮一顿、摆好了架式要大吃大喝到底的卢宝桑…… 冷盘摆上来了。新房中的一桌，当中是有红喜字的大拼盘，然后是四个中冷盘、四个小冷盘；薛永全老两口屋里的一桌则只有四个中冷盘。七姑对新房中的冷盘目验了一番，觉得大拼盘确实既喜幸，又漂亮，量也足，四个中冷盘是一盘肠子（买的现成货，有蒜肠、茶肠、蛋清肠，切得均匀，摆得也讲究）、一盘拌粉丝（看得出里头拌有黄爪丝和火腿丝）、一盘煎花生米（颗粒大，显见原是留种用的，煎得火候恰到好处）、一盘卸好的德州脱骨扒鸡（买的现成货，但看来鸡个头不小，颜色也正）；小冷盘是炸带鱼、炸素虾、松花蛋和黄瓜番茄。七姑大体上是满意的，只是指出黄瓜番茄量少了点，不过想到时令所在，这两样蔬菜的价格已远远超过肉类，便也不多挑剔。 经过一番骚乱，其中包括固请、谦让、挪移、调整……两屋的座次终于排定。新房中的一桌，除新郎新娘面南而坐外，靠著新郎的是薛永全，靠著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经理、佟师傅、吴淑英、表姐夫、殷大爷、薛宝奎、薛大娘（座位虚设，因她还得到苫棚中张罗），和本来不应在座而偏在座的卢宝桑。隔壁房中的那桌，由大姑主持，而孟昭英虚设座位，奔走于苫棚和两屋之间。 酒瓶子盖陆续被打开。有白、红、啤三样都喝的，有只喝两样的，有只喝啤酒的，有申明什么酒都不能沾唇的……但最后每人跟前还是至少都有两个斟满不同酒的酒杯。啤酒是卢宝桑从什刹海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弄来的，尽管只有五瓶，但他能马到擒来，确也很不简单——他一边给大家往玻璃杯里倒著啤酒，一边夸耀著自己刚才的「战功」，内心里洋溢著一种该他敞开肠胃吃喝的自豪感。 北京市民的家宴式婚礼，在解放前，不消说有著极其繁琐的仪式：女方一下轿，便要立即拜堂，早先都是先对著「天地码儿」（神像）拜，后来有的改为先对著大红喜字拜；此外还有拜高堂、拜姑嫜、夫妻对拜……等无数的拜（所谓拜，严格来说，是要跪下磕头的）；此后是入洞房、揭盖头、坐床、更衣……还要「吃饺子」（这是一种仪式，司仪喂一个饺子，问：「生不生？」要答：「生。」）、吃「长寿面」（一小碗，但面条极长，有只以一根煮成的）……待所有仪式过完，新郎新娘大都已经精疲力尽，但真正的婚宴，到那时方才开始——新郎新娘少不得还要打起精神，应酬与宴的亲友。解放后，北京市民的婚礼受到才入城干部们的影响，轿子、盖头、「天地码儿」之类的讲究不消说迅速消亡了，但婚宴上的仪式也并不简单，大体上分以下几个环节：一、鞠躬：对领袖像三鞠躬、对家长三鞠躬、对主婚人三鞠躬、对来宾三鞠躬、相互三鞠躬，最后司仪者还要得意地说：「给我三鞠躬！」这样一来，共计总要鞠十八个以上的躬；二、主婚人（一般是单位领导）致贺辞；三、家长讲话；四、来宾致贺；五、请新郎新娘「坦白」恋爱经过；六、闹堂。其中第五项，曾很使一些新郎新娘难堪，但对比于解放前的婚仪，最具革命性、新颖感、人情味的，恰是这个环节。新郎新娘闯过了这一环节，那么，下边的闹堂——如让他们共咬一块糖果啦、共争一只苹果啦（由一未婚小青年站在椅子上，用细线拴一只苹果，不断引逗，新郎新娘应欠脚、跳跃争夺苹果）……等等，就都不至于怯场了。这一格局大体上维系到「文革」之前。「文革」中，不少人采取「静悄悄」的方式结婚，就是除了父母、兄弟姊妹等最直系的亲属，旁系亲属和朋友一概都不惊动，关起门来吃一餐后，也不过分头向有关的人散一点糖果而已，所以人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惊叹：「怎么，他们已经结婚了么？」「你都办完事了？怎么事前连个招呼也不打？」当然，也有举行正式婚礼的，则一般包括下列几项仪式：一、对领袖像挥动「小红书」，「敬祝万寿无疆！」凡三次；一九七一年以前，则还要依样「敬祝永远健康！」三次；二、请「革委会」（或「工宣队」、「军宣队」）领导讲话（一般都鼓励新婚夫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由「革委会」（或「工宣队」、「军宣队」）赠送礼品——一般都是用红丝带扎结的「红宝书」，这可能已是新婚夫妇所得到的第四套、第五套；四、新婚夫妇表态（一般本著「三忠于」、「四无限」的精神，表示要「千万不忘……」、「活学活用……」）；五、余兴，或背诵「老三篇」，或演唱「革命样板戏」。这种婚礼当然是不设宴席的，一般只有糖果、茶水，更有只以「一杯清茶」而体现其「破四旧，立四新」的彻底性的。「文革」之后，北京市民的结婚方式趋向多样化，或旅行结婚，或集体婚礼，或餐馆包席，或家中摆宴，或登记后不搞任何活动，或先参加集体婚礼再家中摆宴而后外出旅行……但有一个动向是值得注意的，便是无论取何种方式办喜事，都大大精减或乾脆免去了具体的仪式，便是集体婚礼，有的也并不搞太多的鞠躬行礼，象这天薛纪跃在家中办喜事，就连七姑也不要求新郎新娘鞠躬行礼，只要开始喝酒后，小两口懂得按次序一一敬酒，大家便都心满意足。 正当薛纪跃在父亲的指示下，站起来给七姑斟酒时，詹丽颖忽然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刚才薛大娘一再邀她来同席共饮，她笑著摆手谢绝，现在却又忽然兴之所至，不请自来；她端来了一盘四川泡菜，乐呵呵地往桌上一放，宣布说： 「今天你们油水大，给你们端盘这个来，去去油、爽爽口！我自己泡的，比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的强，不信你们都试试！」 七姑不免吃惊——这个「孙二娘」，迎亲当中就给添了不少乱，现在又来搅合！泡菜也能往喜宴上端吗？而且原来桌上的冷盘恰恰是九份，九九归一，是个吉利的数儿，你这么胡乱端来一盘，破了「九」，岂不坏事？ 薛永全和薛大娘忙招呼詹丽颖坐下，薛大娘更站起身来，把她往自己的座位上按，詹丽颖却并不入座，只是笑得两眼眯成缝儿，命令薛纪跃和潘秀娅说：「快快快，新人双双敬我詹姨一杯，你们以后过日子，用得著我詹姨的时候多哩！」 薛纪跃没来得及给七姑把酒斟满，便遇上这么个局面，他不由斜举著酒瓶发楞；薛大娘赶紧把自己的酒杯递往薛纪跃那边，潘秀娅乖巧地接了过去，放在薛纪跃手中的瓶口边，薛纪跃这才明白，立刻往里斟酒，结果没控制好，酒溢了出来，詹丽颖哈哈大笑：「满出来好！满出来好！」潘秀娅把酒杯敬上去，她接过来，仰脖而尽，放下酒杯，抹抹嘴唇，说了声：「祝你们白头到老！我也有客，不奉陪了！」便象来时一样，风风火火而去。 七姑心里很不痛快。她想这节骨眼上，非给薛家指明礼数不可——直接责怪他们亲热「詹姨」不利，她放眼一望，恰有一个老大的题目好作文章，于是便嗽嗽嗓子，故作惊疑地扬声说：「哟——秀娅连对门的邻居都敬过了，怎么还不给大伯子敬上一杯呀？」薛永全老两口一听这话，脸就红了——大儿子薛纪徽也真是现眼，亲兄弟办喜事，怎么这时候还不见影儿呢？ 潘秀娅一时没明白七姑的意思，便站起来给薛纪奎斟酒点烟，薛纪奎连连谦让著。七姑鼻子里哼了几声，见孟昭英正好端来热菜，便爽性直截了当地问她：「我说大嫂子呀，难为你忙前忙后的一你们那口子哪儿去啦？也不来帮上一手。」孟昭英只好苦笑：「他帮我？什么时候钟鼓楼又敲起钟打起鼓来，许差不离！」 但因为第一轮的四盘热菜端上了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了菜盘上，七姑发动的攻势便未能取得更强烈的效果。 路喜纯为他们提供的第一轮热菜是：炒木樨肉，茄汁肉片，葱爆羊肉，海米菜花。彼时卢宝桑已经独喝了两瓶啤酒，两杯白酒，早已觉得冷盘下酒不够滋味，所以四盘热菜刚放定，他便一筷子戳进首先相中的茄汁肉片，因用力过猛，竟把那油腻的蕃茄汁弄得溅起老远，有一滴不偏不倚，恰落在表姐夫的袖口上。那表姐夫在席上本已烦腻不堪，面前的小盘中堆满了主人夹送的食物，他吃得很少，酒更是一滴不沾，只想著何时才能退席，求得在另一屋中与宴的爱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