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失事飞机很明显地写清楚是‘中国民航256号’，这是所有到现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这是一架具体的飞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提出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文件。我不理解上校同志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同意写上?” 许大使讲到这里怕引起对方争辩，马上转了话锋：“现在，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两天来我们同上校、司长、同志们一起友好合作，我们很满意，我也愿意继续同你们一起工作下去。但是，中国22周年国庆节很快要到来，我作为国家全权代表，不能长期离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此，我请你们谅解，我今天就准备回到乌市去，我委托我们的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蒙方看到许大使话已说尽，去意已决，桑加只问了一句：“大使是否计划今天走?”许大使回答：“是的。” 高陶布接着说：“刚才我们上校答复了大使昨天提出的十个问题，大使对上校的答复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理解到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意见?” 许大使表示没有什么了。高陶布宣布：“这样就休息吧。”看来蒙方需要研究一下对策。 我们回到住处，等待蒙方的下一步动静，并做大使返乌市的准备，分头誊抄有关文件和资料。许大使向我交待了继续会谈应注意的事项。之后，我同小王带了礼品，在饭店二层的回形走廊里，分别约见蒙方卫生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小沈乘车受伤，他给包扎)和民航专家云登少校，向他们赠送礼品，表达对他们友好协助的谢意。本来想向云登了解一下他对飞机失事的看法(15日下午第一次视察现场时，小沈曾发现他在画坠机现场和尸体位置图)，但交谈时古尔斯德从旁边走过，云登马上局促不安，起身告别，并说他有腰痛病，希望到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去看医生。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说欢迎、随时恭候，并重重握别。可惜不知何故，后来他没有来友谊医院。第五轮会谈，双方激烈争论 午饭后，蒙方通知下午双方再见一次面。第五轮会谈遂于15时20分至17时10分举行。预计会上可能会有一番激烈争论，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详细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 高陶布（以下简称高）：午饭后我们研究，需要再见一次面。关于许大使今天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从中央接到通知，我们组的同志们在乌兰巴托也有许多事要做，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回去。 我们对大使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看大使对我们的答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这里主要工作之一是安葬死难者，这已经完成了。另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希望走前把这个文件完成好。昨天大使提出过希望尽快把工作完成，因此，我们最好是把这一工作结束一下。 许大使（以下简称许）：我很高兴蒙古政府方面同意我的意见，今天让我回乌兰巴托。同时，我也能正确理解同志们在乌市也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我内心来说，也希望把这一工作结束。 上午我曾讲过，许多方面进展很顺利，只是在这《纪要》上还有些不同意见。虽然我提了10个要点（按：包括索要现场示意图），我坦率地讲，我们之间要是能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情况的话，这些问题是会很快解决的。我看关键问题在两点上，一是飞机的问题，一定要讲具体，不要抽象讲。比如说，我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发生了事情，必须讲明是哪一个儿子发生事情了。对于我们来讲，是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发生了事情，所以我主张讲具体。也就是说，失事飞机对于我们是具体的飞机，不是抽象的飞机，正像蒙方自己有很多飞机一样，出了事的飞机是哪一架就是哪一架，而不能抽象地讲蒙古飞机失事了，引而申之，也就不能只是说中国飞机发生了问题。我想，如果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同意这个观点，问题很容易解决。 其次，是飞机上的乘员问题，这对全部事情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架飞机失事，蒙古政府已采取了明确的友好的态度，根据我的理解，蒙方不认为这架飞机对蒙古有什么不好的行动，因此，这架飞机乘什么人、做什么用，那是很次要的问题。你们方面提到这架飞机上有军事人员，一般说我不反对，但另一方面，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我认为这是很细小的问题。我曾跟司长讲过，我们的民航有的是军人驾驶的，我不知道蒙古民航是否也是军事人员管理和驾驶的，但我知道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因此，这个问题大的方面已解决，再提是什么飞机、什么人乘坐都是次要问题。你们顶多想说明这架飞机上有军人乘坐，或者说是军事人员使用的。这个话，从蒙古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讲，我们认为没有说明的必要。事实上，现场观察判断，我们不否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也有非军事人员，例如，那名空中小姐就不是军人，军人是不会穿白皮鞋的。所以，为了照顾同志们的看法，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简单地讲，以上两点就是彼此不同意见中的主要问题，如果能按我这样想，问题易于解决。 高：我们准备随时听大使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回去之前，希望把安葬这些人的文件完成好。 我们已听了大使同志对第一个文件的意见，大使同志对我们今天上午的答复做了一些解释。现在主要解决一下安葬那些人的《纪要》。我们已经提过一个文件，现在讲讲已改写的序言。 桑加（以下简称桑）：我谈一下改写的序言，“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飞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名军事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高：序言之下第一、二段文字同前稿完全一样，但昨天的稿子只建议大使和上校签字，现在可以把参加制定文件的人名字都写上去，大家都签字，日期还写昨天。 许：这个稿子修改后，同我们的主张又近了一步。还有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因为256号是中国民航飞机的机号，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第二，括号中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八男一女”。 孙秘书（以下称孙）：大使的第二点意见，在文字上也可写成“乘坐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其中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因为我们写的是基于实际情况之上的，从我们方面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民航飞机，所以只把号码写上去。 高：这个号码在衣服上有，机翼上有，但是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大使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法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穿的，而不是放在飞机上的。我们从里面找到的东西，没有能证明是民航飞机。我们改写序言时已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掉了。 许：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我刚才说到，中国民航的飞机有的是军人驾驶的，正像有的国家由军人管理一样。因此，不能说有军人就不是民航。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有一个驾驶员穿着皮夹克，而不是穿着军装。 高：他里面穿着军装。 许：他没有领章，他的衣服我都看了。 桑：我们的材料证明他们都是军人。 许：我们说里面有不少军人。 桑（冲动起来，大声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说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我不反对说里面有军人。为了能结束这一工作，我建议两点，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 孙：补充一点意见。现在问题比较清楚了，大使一再讲，不反对说里面有军人。但是大使声明两点：第一，这里面有非军人。第二，不能说军人驾驶的飞机不是民航飞机。 我想就大使讲的补充一点：许多国家的民航是由军队管理和领导的。我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的，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有肩章的军人。假设一种情况——也可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假设蒙古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别国说这不是民航飞机，因为是军人驾驶的，所以就肯定不是民航飞机，尽管你们的飞机上有民航标志和号码。我试问，蒙方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你们会同意这种看法吗？ 高：但是飞机上没有证明（是中国民航）。 孙：飞机上写着很大的“民航”字样。 高：这大字在什么飞机上都可以写。我们把看到的号码、型号都写上去了。没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许：现在是个理解问题。为了结束我们的这个工作，你们对我的修改建议还有意见吗？ 高：还有你提到的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你曾提到军人也驾驶那种飞机，因此我们今天也改了一下，把“解放军”一词去掉了，希望相互接近。 许：加括号同意吗？ 高：即“八男一女”。 许：一个女的不是军事人员，穿皮夹克的不是现役军人，因此要写上有非军事人员。 高：穿夹克的里面也有军人穿的绿色衣服。 许：女的穿的鞋子证明她不是军人。 高：皮鞋没有穿在脚上，而且军人也可以穿那种鞋。 许：中国军人没有穿那种鞋的，同时，穿夹克的没有穿军装。我们认为应该反映实际情况，而不是因为写上军人就不好。 高：我们写的符合实际情况。 许：你承认不承认穿夹克的人没有军人标志？是否你们再考虑一下。 高（开始有点沉不住气，急躁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穿夹克的，里面穿的军衣是否是有标志？ 桑：我们认为他穿着军衣，不是普通人。 许：他穿着夹克，下面烧了，上面没烧。 桑：但是他有军人的腰带。 许（笑）：我们有很多青年人穿军衣，但不是军人。 高（怕涉及到红卫兵）：今天不谈青年了。就只谈这个文件，您赞成哪些，不赞成哪些？ 许：我刚才讲了，有两点修改意见。这样修改符合实际情况。 桑：刚才讲的都是这些人的外表，我们有文件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那好，可以看看你们的证明。两天来看到的，有两个人就不是军人。假若你们有材料证明这两个人是军人，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意见，同意你们的意见。 桑：我们有这样依据的材料，所以这样说。 高（带威胁地说）：我们有那样的证件。如果互相不相信的话，那个材料可以公开出来。 许（冷静地说）：我们从实际出发，现在只能从这两个人的外表看，证明他们是非军人，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你们的意见。 桑（避开要公开证件的问题）：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八支（按：原话如此）手枪、一支自动枪，刚好是九个人的，证明他们都是军人。 许：也许一个人可以带两支枪。我们不是怕承认军事人员，而是因为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事实。看到的两个迹象证明他们中间有非军事人员。我再说一遍，说是军事人员很容易，但要从事实出发。 （蒙方提议休息5分钟） 高：经过短时间休息，我们又改了一些地方，尊重你们的意见。 桑：我们再次做了修改。我们友好地隆重地把遗体安葬了，为此必须写个文件。这样改写：“……失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飞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许（想改道易辙打破僵局）：我们回到乌兰巴托还要继续谈第一个文件，是否这个文件也带到乌兰巴托一起谈？第一个文件谈通了，第二个文件自然解决了。 还有一个办法，把这一段序言再简化，比如写成：“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九人（八男一女）按下述情况安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两条，一是民航飞机，二是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因为这两点在第一个文件上没解决，因此在这里解决就很困难。 高：现在不讲是什么人，只讲是九名中国公民。 许：飞机是中国民航，孙秘书还做了解释。我认为第一个文件达成一致了，第二个文件自然解决了。我建议到乌兰巴托继续谈。在蒙方的协助下，遗体很好处理了。为使双方满意，暂且不急，到乌市继续商谈。你们如果同意，就这么办。 高（带威胁地高声说）：为尊重死者，我们应该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许：那也可以，你们签了字送给我们，我们注意这件事就可以了。 桑：我们单方面签字，是否要把中方人员的名字也写上？ 许（带讥讽地说）：如果在你们国家这样做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蛮横的命令式口吻）：我们签字，你们在场。 孙（气愤地高声说）：你们单方面签字，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场。 许（仍然非常沉着地说）：我建议不要急，争取双方满意地解决。 高：我不明白有什么不满意的。 许：至今你们还不同意是民航飞机。 高：现在我们提出最后意见，序言还是按原来的写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驾驶的飞机……”，我们单方面签字。 许：我刚才讲了，如果在蒙古这样做是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感到了许大使的讥讽，蛮横地回答）：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就可以决定，我们单方面签字。 桑：我们欢迎中国同志在场。我们单方面签了字，并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许（仍然沉着冷静地说）：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是否认为承认中国民航飞机是不合法的？我建议改为“载有中国公民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失事”，这样行不行？ 桑（对着高陶布问）：就这样结束吗？ 许（做最后的争取）：到乌兰巴托以后继续商量。 高（把手一挥）：我们拿去打字，单方面签字，并结束这一工作。 许（努力缓和气氛）：我们这几天合作得很好，就是在文字理解上有分歧。我是很愿意取得一致共同签字的。 高：我们也是为了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 许： 我想个别的办法，可以在上面写我们的修改意见，在“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地方你们加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签字。不要因为写法不一样，就阻碍签字。 桑：还是你们加注解比较好，我们坚持原来的写法。 许：我想上校同志理解我的心意，我是愿意在上面签字的。我想，如果愿意在乌市谈定第一个文件的话，那时再签第二个文件怎么样？ 桑（暴躁地说）：我已说过，以后不谈这个问题了。 高（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们单方面签字。悻然遄返乌兰巴托 最后一轮会谈到下午5时10分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在会谈中，许大使显示了他沉着冷静的外交风度，而高陶布和桑加最后有点失态。 在离开克鲁伦旅馆去机场之前，突然接到使馆吕子波参赞从乌兰巴托打来的长途电话，问何时返回乌市。他在电话中不便多讲，但从其口气中可感到一种急切心情。 9月17日下午6时05分，双方人员怀着激烈争辩后的悻悻心情，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原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和省府责任秘书到场送行，许大使向他道谢告别。 飞机在暗绛色的硬土跑道上，没有滑行多远就腾空而起。在飞机上双方人员都沉着脸，没有一个人吭气。 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来缺眠的疲惫。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我不禁暗暗喟叹，那九位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抑“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 我认为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内通知使馆是，中国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没有讲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驻外机构的代表必须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的口径进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飞机残骸上明明是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的性质一目了然。况且，中蒙之间多年恶化的紧张关系刚刚开始缓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双方在会谈中的思想状态和言谈表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在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蒙方一再强调飞机坠毁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在躲闪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对于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这架军用民航机无端地进入蒙古领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还是有着搞侦察破坏活动一类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死死咬住“军”字不放。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抓住“民”字来应对，才能避免留给对方什么把柄。当然，由此而失去了达成协议要回死难者遗物的机会，是比较可惜的。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9月17日7时10分，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吕参赞和办公室的小刘到机场迎接我们。吕参赞告诉许大使，外交部已经多次通过“热线”电话催问现场视察情况，昨晚23时半，还特意来电询问，为什么在现场停留一天多而没有音信?要大使返馆后，先用电话报告简况，然后用电报做详细报告。 返抵使馆，许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一(20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从当时的中苏关系看，这样既费周折又不够安全。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一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个小时，星期二(21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比乘飞机虽然晚到一天，但却安全可靠。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自从蒙方撕毁两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以后，回国人员都要事前申请签证，办理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至十天。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回国干什么。 17日当晚，我和小沈、小王顾不上极度的困倦，通宵赶写视察现场的报告，许大使也一夜未眠，我们完稿一个他审批一个，有关同志也紧张配合，到18日天明，一连发出了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三个报告。上午稍事休息，又赶写发出了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即转入为回国汇报准备材料，精心绘制了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所处方位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苏布拉嘎现场位置图，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稿子等。为了检验现场拍照的效果，还试验冲印了一个胶卷。高度紧张的工作，神经极度绷紧，驱走了几天缺乏睡眠的怠倦。 在向国内发去了四个报告以后，许大使让小刘起草请示电：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使团去，使团有人问我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以后，收到外交部复电：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后来得知这个答复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由于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曾讲到：“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收到周总理嘱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孙秘书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19日上午，还收到国内发来的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这个山沟颇深，是乌市倒垃圾的地方，使馆司机去倾倒垃圾时，早就发现山沟以西高坡上建有蒙军的导弹发射架，但没有见过导弹。这次，我和小王开了眼界，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像是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本来想去乌市以东那来赫附近看看苏军机场有什么动静，因为没有时间而作罢。经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 转瞬之间两天过去了，9月20日上午9时，我和小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心情既因能够回国一趟有点兴奋，也因不知能否把任务完成好而感到没有着落。列车员热情地接待我们，列车长还特意到我们乘坐的车厢打了招呼。一节软卧车厢，只有小贺和我两个人。虽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苏蒙当局严厉限制其本国旅客乘坐此次列车，客流已大为减少，但今天少得出奇，我们俩开玩笑地说，这次坐上专列了，够上了副总理级待遇。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的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一百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以上情景，与我一年前乘火车路过时所看到的有了明显不同。 下午2时左右，列车驶抵离乌兰巴托二百四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的乔依尔车站，这里属于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这个车站以北二十多公里，有苏联空军一个大型机场。它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看不到跑道和地面的飞机，但在其不远处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据说这个机场加上巴彦机场共部署近一个空军师的兵力。这里的飞机也在不断起降，轰鸣声在密封的列车厢里也感到非常刺耳。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过了乔依尔，我和小贺开始午餐，一面吃着从使馆带来的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喝着青岛碑酒，一面闲聊。他说人们都讲沙漠戈壁多么可怕，我看没什么，你看窗外不是风平浪静吗?我说你别小看这沙漠戈壁，翻起脸来那真正可怕。去年我胃溃疡回国疗养，就在前面那个哈腊艾腊格车站，遇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列车被刮得直晃，车窗玻璃被沙砾打得劈里啪啦，几乎要敲碎，本来这个站不停车，也不得不停了半个多小时。他听了吐了一下舌头，又摇摇头，醉醺醺地躺了下来。 傍晚，列车开到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这里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扎。过去，他们的行动尽量避开国际列车到来的时间，今天却一反往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军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我摇醒了小贺，告诉他今天有点反常，嘱咐他务必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穿上大衣下到站台，与乘坐这趟列车而来的几个苏联陆军校官擦肩而过，他们提着行李箱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没有发现我这个中国人。据列车员讲，苏联军官尤其是穿着军装的，过去几乎没有乘坐中国列车的，今天的确异常。 夜间9时58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我担心在这里蒙方是不是会制造点麻烦。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我几次往来过境而结交的老朋友、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我不便多问，就告辞去餐车，趁列车更换底盘的时间饱餐一顿。餐车灯火通明，吃饭的人不少，原来他们都是在二连登车回内地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紧张气氛。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21日凌晨1时43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闷头熟睡。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他离开招待所前，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部值班室徐主任联系。我连连点头称是，保证按要求去做。符主任走后，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但是年久失修，外间有处墙皮脱落一大块，里屋卫生间与楼道之间的小窗户没了玻璃。 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了改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10点多钟，和衣躺下■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11时30分。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我听说王海容在外交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她同毛主席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毛的妈妈同王海容的爷爷是亲姐弟，王是毛的表侄女。因此她可以随时进出中南海，俗称能“通天”。她在外交部的司一级干部中，是惟一参加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坐在车后排，瞅着她有些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个人一定架子不小。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他们是同事。我同老李多年不见，他来不及叙旧，就带着紧迫的神情对我说：“赶快去吧，等着你哪。”他显然知道我这次从蒙古回来干什么，却没有讲谁在等着我。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他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用肘部受过伤的右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立即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说完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当然总理这个指示也传达到二连边防站，无怪乎我回国路经二连时，王站长不敢询问蒙古境内的情况。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hushi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1948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总理穿着一件灰白色的中山装，相当多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手指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部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的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碗热汤面劝总理吃一些，说从早晨一直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总理说现在顾不上，听完汇报再吃吧。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又鸟)，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I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他们奔往山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好啊!但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赶快退出厅来。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又鸟)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这时，我才感到真正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在同王海容的接触中，我不得不纠正开始时的印象，事实证明她挺平易近人，架子并不大。 抄完《纪要》稿子，又呆了好大一会儿，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军代表把我叫过去参加。韩副部长提笔开头写：“请许大使即约见蒙古外长”，我插话说蒙古外长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不在乌市，是否写约见副外长?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大使会知道的!”李代表立即建议：“还是按孙秘书意见写比较确切，另外是否提一下孙和译员都已回到北京?” 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电报还对继续会谈《现场调查纪要》问题做了指示：如蒙方不同意写“民航飞机”，可同意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如蒙方坚持“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可改为“失事飞机是有中国军事人员乘坐的中国飞机”；在“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待运回国内”；在“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部门保管着”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将由蒙古政府归还中国政府”。如果上述改动取得蒙方全部同意，即可在《纪要》上签字，否则不应签字，继续交涉。关于《安葬纪要》，因已要求运回尸体，可不再谈。 在电报开头，写上了“孙一先二秘和译员于昨日到京”，末尾加上：“交涉情况望即报部。” 电报起草完毕，韩念龙给在坐的同志读了一遍，然后他重返厅内请总理审阅，总理改定送毛主席过目后，批示：毛主席已阅，姬、韩、符阅后照发。 在韩念龙起草的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做出了这个判断?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做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让符浩也参加。杨、符持照片和资料到东大厅，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北空司令李际泰、gonganbu长李震等一起进行分析。首先，符浩根据我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李际泰解放前是38军123师师长，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表示赞同。符浩还建议，看同类型飞机时，最好把孙一先也带去。 研究完，杨德中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从而得出了“自行坠毁”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初步的，总理同意杨德中和符浩的建议，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一下，让我也参加。 9月22日凌晨4点多钟，李耀文要大会堂警卫负责人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在被“隔离”状态下工 9月22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军代表，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是解放军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工作者，抗战后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某旅的政委，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是抗战时期干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几名出色人物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军的政委，“文革”中调到外交部当军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也是胶东人，一口家乡话使我尤感亲切，在他面前我毫无拘束之感。他对我说：“凌晨你回招待所之后，总理曾问你还在不在，听说你已经走了，总理感到惋惜，要我转告你，关于那个‘讲用小册子’的批评过头了，表示歉意。”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近三十年的工作中，吃过领导多少次批评，有的明显不符合实际，却没有人向我道过歉。我对李代表表示，这怪我没有一开始就说清楚，总理的批评，关于舍身保卫国家机密的话，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李代表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上送。他问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得一些。他亲自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孙秀娟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暗室的设备是一流的，除了选底片对焦距是手动的，其他放大、洗印、烤干全是自动的。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英寸，仍然非常清晰。李代表让她洗印一批照片，观看了她操作的过程。 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30日，我在被“隔离”的状态下，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代表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出来，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说，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后来得知，洗印照片批量最大的一次，是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开会用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九一三”林彪出事以来的各项工作做出初步总结，决定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组成新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另外，组成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开会时，李耀文送去照片并列席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看照片，总理要李对照片做些解释，并讲讲有关飞机坠毁的简要情况。此前，也就是在我向总理汇报后不久，总理让李耀文送去尸体照片，叫来空军司令吴法宪(那时还没有隔离审查)、参谋长梁璞，指认照片上尸体具体所属。当时，吴法宪紧张得要命，说有的照片看不大清楚。总理生气地批评他说：你到现在跟党还是两条心，谁跟林彪走的你会不知道?! 在我洗印、注释照片工作期间，李代表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仍然不解除“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古族译员贺喜在9月21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交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他蹲了“禁闭”。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被‘隔离’了?”他说：“是那个鬼飞机呗!”25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的王秘书通知小贺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从28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难过，李代表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对我的“隔离”逐步宽松，说明上面对“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重要人物，已经处理到一定程度。 9月24日，李代表曾对我说，总理要求写一个关于机翼大洞的专题报告，让我详细写明有关情况及个人看法。我在向总理当面汇报之后，虽然看到韩念龙副部长起草的电报上，已经肯定飞机系自行坠毁，但不了解总理已指示杨德中主持做过初步分析判断。对于这个大洞，联系到蒙古境内几乎遍布苏军基地，我一直怀疑256号飞机是被导弹打的，可是要我拿出更多证据却拿不出。我反复看了从不同角度拍的照片，觉得似乎更多迹象表明不像是被打的，特别是大洞朝上，机翼又没有穿透，防空导弹总不能从高空往下打吧。那么这个大洞是怎么造成的呢?考虑来考虑去，依然不得要领，只好把自己的怀疑和否定都写进报告里去。 9月30日上午，李耀文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打电话来，让我夜里11时30分在招待所门口等候，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忖着，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 深夜12点钟，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看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旁边。李代表叮嘱我在车上等着，有事时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总理住的西花厅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结束，在北京只不过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了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我已知道他是8341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去西郊机场干吗?我想问但没有说出口。杨德中的奔驰牌轿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十至九十公里，我们坐的上海牌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去西郊机场看飞机 10月1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门口。经杨德中政委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参谋长梁璞，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专机师的政委马兰藻。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服务人员都十分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惟一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这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李耀文代表指着我向这两位负责人说：“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他同驻蒙古大使一起去视察过飞机坠毁现场。”他们两人注视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杨德中冲着梁璞说：“你先讲讲吧。” 这位梁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9月12日傍晚7点40分，“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装油约十五吨，按规定“三叉戟”满载油量为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两吨半油。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前，未来得及加油，就是说，“256号”13日凌晨零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十二点五吨。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因飞行高度三千至四千米费油较多，总耗油量九吨半至十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二点五吨上下。 梁参谋长从机上油量讲起，而且讲得那么具体，却没有涉及乘这架飞机的人们，看来事前杨德中打了招呼。他讲“256号”是从山海关起飞去蒙古的，这就说明了总理在听我汇报时，用手掌在地图上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猛画一道线的含义。虽然没有人对我明讲，但我已完全清楚了这架飞机是叛逃的。 杨政委要我讲讲“256号”的现场迫降的迹象。我简单讲了讲降落区情况，草皮被擦光成“S”形的痕迹和右边不远的浅沟，以及擦地痕迹消失，然后才是解体的飞机残骸和燃烧区。梁参谋长听说飞机是在蒙古草原上，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飞回来的。” 接着，我讲了一下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我的讲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强调：“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最后，梁参谋长还补充说，“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古境内无论蒙军或苏军的雷达站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蒙古一个边防站天亮以后才向边防总队报告说，凌晨2时曾发现一飞行目标在二连以东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境。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多架大型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套上机罩，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纳闷为什么陆军来警卫空军机场?没容得我多想，汽车已开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 杨德中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号”。梁参谋长说，这是“256号”的姊妹机，同批买回来的。他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起来，特别指明油箱的位置。我问可否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 来到机翼下面，我一看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同“256号”一样是总理的笔迹)写在右机翼，方向朝着地面，字的顺序是由翼尖往里排，“航”字正好在翼根处。那么，失事现场机头左边二十米远的那截残翼，自然是右机翼的内展部分，“航”字旁边那个大洞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而且，这还确证了飞机在爆炸前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身，所以右翼折断到左边。我高兴地认为找到了根据，并不排除飞机被导弹打了一下的可能性，尽管翼面没有打穿。我向李代表说明了这个“发现”，几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那个洞是在“航”字的旁边，洞口是朝向地面。可是，梁参谋长并没有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兜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说：“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路和油路用的，里面有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杨德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当然是白高兴了一番，李代表的分析看起来无懈可击。 接着，大家走到左机翼下面，仰头看到翼面上“252号”几个大字，是从翼根处往外写的，这使我弄明白，坠机现场一截翼尖上有“56号”字样的残骸，是“256号”飞机的左翼，在翼根处把那个“2”字炸没了。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灯光下十分鲜艳。这不禁使我心酸，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将永远孤独地斜卧在异域的沙场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10月1日凌晨5时。李耀文直接回家，杨德中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 车开过西长安街的府右街南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虽然前几天从上面传达下来，为了增产节约，今年的庆祝活动分散在各个大公园中举行，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但是，节日的气氛仍然是浓重的。 在车上，我计划早饭后去天安门广场漫步一番，可是回到招待所，倒头便睡到了中午。睡梦中，一会儿西郊机场，一会儿天安门，又一会儿似乎出现了“256号”那个机尾，……乱七八糟漫无头绪地搅和在一起。 后来得知，杨德中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之后，立即去向总理汇报了西郊机场看飞机情况和对“256号”机翼上那个大洞的分析。据总理的卫士高振普说，10月1日中午，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看了“252号”飞机，肯定了李耀文关于“256号”机翼大洞形成原因的分析。总理虽然在十天之前就做出了“256号”三叉戟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但他一定要究根揭底，弄个明白。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敬佩啊!震惊和思考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古使馆先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送文件怎么会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得这个谜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果。 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4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禁止)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57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只是注意了文件时间是9月18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视察现场的电报的第二天。 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正好在那里，问我： “这会儿清楚了吧?” “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 她说：“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谁能设想林彪会叛逃投敌呢!”她接着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个礼拜憋得够呛吧?现在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 我去见李耀文，他问我：“没有想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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