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与大师对话-3

这张报纸会发生改观，但是你不能失去读者的认同感，不能把报纸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又必须有新意，这并非易事。　　过去5年里，全球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新闻业兴奋的大事件，如dot-com泡沫破灭、安然丑闻、“9·11”等等。那么，在你看来，对新闻业来说下一个最值得报道的大事是什么？　　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我希望战争可以得到避免。　　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颇为丰富的采访经历，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能谈谈你对自己采访过的这些政治家的看法吗？谁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想想，嗯，我得尽量从记忆里搜一搜……在政治领袖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满胆魄的以扎克·拉宾。　　很多商界领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访的诺基亚的约玛尔·奥利拉。还有好多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却让人尊重。你不觉得吗？人道主义组织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资本主义团体，只是工作逼使他们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　　那么你的个人经历会怎样影响这张报纸呢？你会往《金融时报》里加入更多的国际政治报道吗？　　很有可能。首先，我从事新闻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加入了路透社，没有什么职业会比路透社的记者更国际化了。他们对你做完培训后，会先让你在伦敦呆8个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去认识很多人。　　你年轻的时候，哪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对你的影响最大？　　在小说方面是狄更斯，在戏剧方面是哈罗德·品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则是君特·格拉斯。还有斯威夫特，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到了他怀疑一切的眼光。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安东尼·吉登斯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　　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共获得了13个名誉学位。　　吉登斯是当代倍受关注和引用最多的社会学者，其观点极大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吉登斯所编教材《社会学》已印刷了60万册，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已成为标准的基础读物。该书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本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　　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     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1）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尽管自始至终，它的气氛都不够愉快。在约定时间的15分钟后，安东尼·吉登斯大步地从门口走进来，身着灰黄色的风衣，他有一张比大学教授更为世俗与紧张的面孔。他礼节性地与我们握手，引导我们进入他的院长办公室。室内简单甚至有点简陋的装饰让我们大吃一惊—四墙几近空空，挂着再简单不过的装饰画；沙发与书架似乎带着20年前的气息，以至于我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的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办公室。　　我无法压抑自己的紧张。简单的寒喧之后，我该问些什么？这位口音很重的英国人今年（2002年）65岁，他很可能是过去30年间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一直是“几代大学生课本的生命线”。他还是社会学领域中构造理论的创建者，是他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使“全球化”这一名词占领了学术与公共探讨空间，以至于现任欧盟贸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说，是吉登斯，或者说是人们愿意相信是吉登斯，发明了全球化。而自从《超越左和右》在1994年发表以来，他又进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谁都知道他与托尼·布莱尔的亲密关系，他的“第三条道路”帮助塑造了新工党，并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而在1997年，他成为创办于1895年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的第11任院长。这是全球最令人尊敬的领导职位之一。这所既拥有哈罗德·拉斯基、卡尔·波普尔、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这样的伟大教师、又培育出乔治·索罗斯、迈克·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这样别具一格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与现实政治间的关系。一个时常被遗忘的角色是，吉登斯还是一位重要的出版人。他参与创建的政治出版社如今是人文社科出版界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对了，他还是超过35本书的作者与编者。　　总之，不管我们对于他的理论存在着多么大的争论，我眼前的这位安东尼·吉登斯先生，拥有显然并非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能量。他从属于一个更伟大的传统，他对于社会理论的雄心勃勃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他们因观察工业革命影响下的新社会的诞生而创造了社会学的概念，而吉登斯则试图捕捉在由高科技、信息、全球资本主义构成的新时代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对于政治的热忱与参与度，则令人想起拉斯基与凯恩斯，尽管他坦承，知识分子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对于他们的诱惑。　　采访当日，身处伦敦闹市区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周围正聚集着大批消防队员及其支持者，他们罢工以抗议布莱尔政府拒绝给他们增加薪水，就像《新政治家》杂志主编彼德·威尔比所说：“布莱尔的工党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工党。”这场罢工的原委仍需考察，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盛行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却越来越像一桩陈年旧事，而在1998年时，它看起来是如此前途无量。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都成了中左派的政府。至少看起来，大西洋那边的比尔·克林顿也像布莱尔一样欣赏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经过时，而新的政治应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这听起来有点空洞是吗？它实际上也的确很空洞。吉登斯先生在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与两年后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将他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的积累都转化成了某种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论，他幻想出这样一种政体，既能够拥有自由市场的效率，又能够拥有福利国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能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不，第三条道路没有失败”，吉登斯显然不同意我们的假设。不过时至今日，没人怀疑吉登斯开创了9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尽管它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政体解体后，在占据了世界舞台50年的左右之争示弱时，还有什么比“第三条道路”这样宣称“旧政治思维已经死亡”的新理论更能打动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新型政治家”呢？　　比起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勃勃与备受争议，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拓展才更具标志意义。他在BBC久负盛名的莱思讲座的题目暗示了这种意义—“失控的世界”。他以“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为引言作为讲座的开头。在弥漫于90年代上空的种种终结理论中，吉登斯说：“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前几代人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质问，疯牛病、尼克·里森事件、全球变暖、男子精子数下降，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什么共同点？而现在这串名单中还应加入非典型性肺炎与伊拉克战事。吉登斯相信这种混乱是我们面临的全新事物。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的社会，两项根本的转变促成了它的到来，自然界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传统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得到控制，而新的风险往往是我们自己今天行为的结果。于是，这就引伸出了吉登斯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反射性”，即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依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行事，我们的行为决定着结果，从而缔造现实的世界。这种反射性在这个传统终结的年代愈发明显。     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2）好了，我还是就此结束吧。试图在一篇短文中总结吉登斯先生的思想充满风险，尤其是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过分强烈的开放性，你会经常迷失在他的行文中。2003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吉登斯将结束他的院长生涯。尽管一些人批评他像经营公司一样领导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但没人否认他赋予了这所伟大的学院以新的活力。他所涉足的宽广领域，使他倍受争议地成为这个高风险时代的知识领袖。　　采访最终以并不礼貌的方式结束，吉登斯匆匆打断我们的问题，不由分说地在他新出版的两本小册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塞到我们手中。     访谈（1） 大约5年前，你说布莱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政治家，他也是你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现在你怎样看待布莱尔？　　我想你们有点夸张了，我没有说过布莱尔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政治家。我说的大概是，他是一个不错的政治人物，现在我仍然认为是这样。在他上台以前，工党在英国历史上已经连续18年没有执政了。他现在已经连任了两届，极有可能会连任第三届。他获得了很好的改造英国社会的机会。布莱尔是一个非常好的首相，尤其是在西欧的政治领导人纷纷陷入各种难题时。　　那你怎么看布莱尔在“9·11”之后的反应？那次惨剧发生后，布莱尔成为了美国的积极支持者，并称英国应该更主动地干涉国际事务。　　我更倾向于认为，布莱尔对“9·11事件”进行了深思，而不像其他政治领导人那样仅仅是表了一下态。显然，“9·11”是冷战的延续，阿富汗则是“基地”组织的中心。历史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势力向全球拓展的恐怖主义组织甚至能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所以，布莱尔将此事件视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布莱尔与美国结盟，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　　从长远来看，你认为“9·11”惨剧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是历史出现的新变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反映。因为通讯方式的进步，全世界正变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网络，从而也为不同于以往的、以新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活动的可能。双子塔遭袭，就是自17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第一次受到非工业化组织—即所称的“非国家行动者”—的袭击。我们对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商业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非国家行动者包括的不仅仅是暴力组织，还有一些深藏恶意的非政府组织（NGO）。所以我说，世界力量系统正在发生转变。　　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你也能看到，我们正在告别领土战争。从欧洲、拉美，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了征服别国领土的野心。但是领土争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日渐式微的问题。　　因此，我们有希望不再看到20世纪所常见的领土战争，只有地方性的冲突。暴力网络最有可能和这种地方性冲突发生关系，比如车臣问题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但是这种冲突在规模上仍然很小，不能与传统的领土战争同日而语。所以不要夸大这种冲突的负面效应，它不过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　　在20世纪年代初，全球化还不像今天这样广受关注。但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你认为，对于全球化最主要的误解是什么？　　不仅仅是反全球化主义者在误解全球化，就连IMF、WTO内部的人也在误解全球化。后者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将其等同于全球市场的增长或金融机构日益递增的影响。我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驱动力来自于先前我所说的那些事物。　　也许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讯的发展，而非1989年的苏联解体，亦非全球市场的兴起，而是通讯革命，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通讯革命和电脑革命的联姻。所以我说，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更全球化、更加互相依存的时代的起点。通讯媒介的易用化，成为了其他许多变化的基础。　　因此，你需要探讨更为复杂的全球化，而非仅仅局限于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确也很重要，但是认为将社会向市场开放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想法显然是有误导性的，一切都指望某种经济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没有将经济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市场化。　　在19世纪人类进行工业化革命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创造了现代的社会学观念。而今，我们正在进行另一次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社会科学正在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中复苏。你大概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哲学理论，它认为历史是无法探究的。这种主张是错的。我们当然不能回到韦伯和马克思的时代，但我们理所当然应了解当下的历史趋势。对历史趋势的掌握将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所以，无论是知识分子、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者，都得参与到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去。这是现在进行着的、关于社会和政治最重要的一场讨论，它关心的是未来将会如何，我们的社会将会如何，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以及政治将因此而如何改变。　　马克斯·韦伯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冲击，以及社会的官僚化，到了今天都必被全球化的问题所替代。我们需要讨论的还有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效应。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也没有单一的起始点。所以我们讨论技术趋势，讨论通讯，讨论全球市场，讨论1989年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的消亡对全球社会带来的影响。就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为这些全球化力量影响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全球社会。比如说你们，留着长发，用英语和我进行交流，因此还会出现关于你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即使是十年前的中国也是没有这个担心的。     访谈（2） 所以，全球化进程重新建构了个人的身份、生活方式、个人理想。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家庭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是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时所遭受的冲击。全球化强调的不是依赖（dependent），它最简单的定义是“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我们的互相依存度变得前所未有地高。　　你最近在BBC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们自己人为制造风险的社会，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社会越将自己与过去剥离，科学技术越创造出一个远离自然的世界，我们就越是被迫去思考风险。因为我们面对的未来与过去是如此不相干，以至于我们无法对风险进行预测。我们身处的困境有很多，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你不得不相信它，因为它发生的几率很高。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等你知道的时候就太迟了。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新问题，都是我们一手制造的。　　你的主张是，我们应该更主动地参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重新设计这个世界，因为风险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未知的方面。社会学理论也同样如此。以市场为例，市场理论能够通行，是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动力。你无法剔除不确定性，因为这太复杂了。在今天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在揣摩别人在做什么，而其他人也在猜测这些人在做什么。不光市场主义是这样，环境主义也有类似问题。　　我们的问题头绪太多，混乱不堪。就拿政府决策来说吧，当人们的健康遭受到某种威胁时，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会让政府当局陷入困境：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说：你为什么无端地要吓我们呢？但如果政府不说出来，人们又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事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两难处境很难解决，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新的技术、新的食品制造方法、新的科学创新，许许多多都是你无法预知的。　　那我们是不是该更主动地去设计我们的未来社会？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主动设计往往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就要求你要承认自己有可能会犯错，因为你实在无法预知。比如说口蹄疫，没人了解这种疾病，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旦最初的办法不适用，疾病就会极大地蔓延开来。类似的风险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先对其加以控制，我们一开始也无法得知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你将太多的风险通告人们，人们反而会毫不在意。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尚未找到解决之道。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创立时，发起人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如罗素和凯恩斯都活跃在这里，那一代知识分子极大地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你怎么看如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衰落？　　是的，知识分子的位置正在发生改变，大学系统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因为随着我们所谈到的通讯革命的来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大学已经失去了以往所有知识生产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影响之一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媒体—的兴起。因为媒体正在固定地生产和传递大量的知识。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获得公众的认知，就必须参与媒体。而这，你也知道，会损害知识分子的表达。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我是不是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非与公众的交流？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仍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理解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变化。因此，知识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你是全球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你也影响了工党政府，你怎么看自己在学术界的位置？　　不，我感兴趣的不只是工党，而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大变革环境下全世界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建构。　　就拿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来说吧。这场争论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先前所谈到的这些变革，以及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中所有社会都在面临的问题。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可以出现在英国，也可以出现在中国。因为即使它们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历史，但却面临着相同的结构问题，全世界都在寻找解决之道。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影响不同国家的中左派。他们正在考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才能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实现左派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演进，因为我们必须应对新的变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政治上的新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感兴趣的原因。　　一生中最令你感到受挫的经历是什么？　　哦，我这一辈子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希望自己写的书会更好，希望自己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不断的失败和挫折组成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     访谈（3）最让你兴奋的经历呢？　　也许是过去这六七年吧。我接触了许多政治领袖，不光有英国的，还有世界其他各国的，以及一些对全球政治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政治领袖都令人兴奋，但是与他们见面总是有趣的。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弗朗西斯·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福山的作品《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于1992年出版后，已发行了逾20种语言版本。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及繁荣的产生》亦有20多种外文版发行。该书被欧洲评为“年度商业书籍”，同时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商业书籍之一。　　福山所著作品重点关注于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早年间他撰写了关于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文章，近年来侧重于研究文化和社会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近作《大分裂》则探讨了社会秩序的起源。　　日裔美国人福山出生于芝加哥，分别在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了古典文学学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79年至1980年间，福山供职于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分部。1981年，他成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中东事务，并加入美国代表团参与了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1983年，福山回到兰德公司原职。1989年，复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担任负责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副主任。1995年至1996年，福山再度回到兰德公司。　　福山是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协会的会员、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编辑、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理事会成员。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1） 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的那一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紧张、双目惊恐的身陷书堆的漫画。《让我们去伊拉克》、《牛津邪恶词典》、《国家重建初学指南》、《伊斯兰的扩张》这样名称的著作将他紧紧包围。这期杂志的社论是《Taking on the world》。“他的脚底下，你可以看见《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讲演以这种自嘲开始。　　被习惯性地蔑视为缺乏教养的布什政府正在被迫学习理论来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吗？尽管对伊动武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但谁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战争很可能在短期内就结束，更多的探讨已转移至美国将伊拉克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进而引发一场重塑中东的连锁反应的问题上。新闻记者与半调子历史学家，已急不可耐地将之与美国在二战后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改造进行类比—它们都已从战争制造者的极权体制过渡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而一个遵循了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中东，将有效地消除它潜在的不稳定性—催化恐怖主义、油价的变数，乃至巴以冲突……　　“这是一场赌博”，尽管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前者曾任教于同一所大学，与后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职），并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福山仍对于这场行动保持某种谨慎：“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也没有答案。”福山分析说，伊拉克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像阿富汗一样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它拥有政府的根基，有现成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石油资源。尽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政府，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来，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学者与官员们花了过分长的时间来讨论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证已提供了一些明证，比如土尔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拥有典型的东方气质。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参与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他沉静得不无拘谨，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拥到演讲座位后，才看到那张著名的面孔。他的衬衫领子不太顺从地略微突出来。当讲话开始时，他的双手交叉起来，并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势。他的声音强度与速度也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维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式的讲演人，却不是个引人入胜、善于插入幽默的情绪调动者。　　福山安静的个人气质，与他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热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时代，很少有几位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比他遭遇过更多的攻击、引发过更多的争论。在过去的13年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桩新闻事件，总是触及到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的根本性转变。纯正的学院派可以攻击他的思维体系漏洞百出、过于通俗。在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他也很容易被视作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与大多数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不同，他一直顽强地活到今天，他的影响力几乎未受损伤。尽管这种影响力常常被简化成某种符号，就像人们常常在“文明的冲突”与萨缪尔·亨廷顿之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亨廷顿所要表达的具体观点与复杂的论证过程一样，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连的，也尽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复，“历史的终结”实际是由黑格尔而非他本人创造的。　　关于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这是他第二次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东事务专家的身份进入国务院，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当时的政策规划处主任是Paul Wofwitz。时年28岁的福山刚刚从哈佛政治学系毕业，他的导师之一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此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古典文学，遇到了给他影响至深的阿兰·布鲁姆。后者引领他进入了科耶夫的世界，而科耶夫因诠释黑格尔而著称。多年之后，他回忆说他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是源于布卢姆的。接着他来到耶鲁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并在巴黎进行了短暂学习（甚至像海明威那一代一样写作了一本小说，当然，它从未发表），那时是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年代。但这些形而上学并常常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一定让年轻的福山厌倦了。他来到哈佛学习，比起抽象的、过分学院化的概念，具体而真实的中东事物更令人兴奋。而在芝加哥大学与他相识的教授，却相信这种经历使作为政治学家的福山不同寻常—他是可以将文学与美学上的知识注入政治学著作的。　　好了，让我们回到1989年。再次进入国务院的福山先生，已经有了奇怪而眩目的教育背景，有了政府工作经验。他曾跑到巴基斯坦作调查，也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埃及和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独立问题的谈判，还在独立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做了几年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苏联与中东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许大多数见过他的人都不怀疑“这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至于有多么杰出，似乎还没有结论。1989年年初时，福山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了后来被不断争论的命题，“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雄心，宣称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义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2） 在最初，它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使这份杂志的主编欧文·哈里斯也说，他对于该文的观点，也持相当的保留意见。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的戏剧性展开，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这篇文章迅速赢得了爆炸性的声誉。在西方世界凯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声音听起来既赏心悦目，又充满了先知般的色彩。　　当然，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和3年后他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福山的理论被简化成一句时髦用语，流传于世。在每一次历史事件发生之后，比如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都会不无嘲讽的问道：“历史终结了吗？”这种疑问在“9·11事件”后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们却都忘记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强调的：“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基于所有人、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所理解的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就销声匿迹。确切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在持续了半个世纪、遍布了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大变局之际，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个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古老命题：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吗？福山指出的方向与150年前马克思所思考的社会发展进程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都坚信历史具有其指向性。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批评者有理由指责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本应具有开放性，但凭借这一点却似乎很难驳斥福山的观点。“历史终结”充满了与福山本人的谦虚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让很多批评者或明显、或隐隐地感觉到不适。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真正的反对论据。“9·11”发生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应的解释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报纸甚至以《福山的终结》作为标题。“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福山后来回忆说，当一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他正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采高级国际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当然，他首先担心的是在国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随后面临的大量质疑中，他仍相信，这一悲剧可能仍是历史的后冲力。一小群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举例说，在伊朗革命发生的23年后，大多数伊朗青年却更渴望现代化，他们更向往自由生活。　　“在更长的历史范围内，我可能仍是对的。”但性格温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却只能生活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因此，三个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困扰了福山的思考，“这也是我理论上的弱点”，他诚实地说。比起1989年，雄辩滔滔地论证“历史的终结”，这些问题已进入更为具体的细节。　　首先，什么样是好的政府治理，如何创建一个良性机构。经济增长、政治演变与文化改变往往是顺序发生的。但福山发现，一个国家发展与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能否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东亚的成功在于新加坡、日本与韩国等国拥有有效的政府与公共服务机构，而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得到了华盛顿的杰出经济学家的帮助，但由于缺乏现代政府机构的支持，而终究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重陷困境。而令人绝望的非洲不管接受多少援助，仍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正在于非洲国家在殖民者撤离后，陷入了权力真空。　　其次，军事技术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如果下次发生在伦敦、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悲剧是核爆炸，或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结果将会怎样？福山理解布什政府对于伊拉克政策的心理原因，却仍不能肯定这种反应是否足够明智。　　第三点，福山试图理解，如何重新理解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又如何处理美国与它正在分裂的昔日盟友—西欧间的关系？“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水星”，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卡甘在最近的《政策评论》上写道。不要假装美国与欧洲仍是盟友，冷战结束后，它们已开始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伊问题上的分裂不过是其开始。卡甘借用了福山的概念，他说欧洲已处于历史的终结，它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状态，传统的实力政治形态已让位于平等协商，超国家组织逐渐取代了独立国家。但美国却仍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需要运用传统的权力政治（军事）去对付伊拉克与基地组织。1989年为西方胜利而欢呼的福山，不无尴尬地发现，并且是在美、欧愈来愈烈的争吵中发现，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数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美欧分歧主要是由于风格上的不同—美国单边主义，而欧洲更注重协商机制。实际上，福山举出了相当多的例证来证明，欧洲往往比美国更为单边主义，尤其是经济领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为布什政府辩护，布什政府的作为并不比克林顿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顿对于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际协议的热心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　　“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分歧。”福山说道，不管来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反战情绪多么明显，他们显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情感，未能感觉到“9·11”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恐惧感。欧洲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捍卫西方文明的战争。事实上，他们都在想，这场攻击只是针对美国。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美国与欧洲都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信仰者，但是这两者在对民主的看法上却有本质的分歧。美国人相信，是公众赋予了民主政权以合法性，而欧洲国家则是相信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它将仲裁谁更有合法性……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3） 这个三个问题牵引着福山的新思路。在谈及新的写作计划时，他说他要写一部关于政府治理的作品。在过去的13年中，我们习惯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给我们带来的震惊与引发的争论，就像《纽约时报》所说，他总是试图去把握“大理念（big idea）”。有趣的是，当《经济观察报》试图询问他为何总是衷情于big idea时，他腼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历史的终结》呈现了福山宏大的叙事能力，它将福山著作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探索一个可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各个角度出击引经据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开放系统却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满阅读快感……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探讨了社会资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形态。1998年的《大分裂》，回顾了过去40年间西方社会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体问题，并将我们正在面临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深刻程度类比作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出版于2002年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则将注意力转向了逐渐浮现的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上。政府应该对克隆技术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我们不能任由科学家的好奇心与纯实用主义驱动这场变革，它同样需要新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与正在转变的社会思潮发挥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之前，我们必须防止激进的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与悲惨未来。福山写道：“这些技术发展将招致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将挑战我们习惯的平等观念与道德选择：它们将给予社会控制公民行为的能力；将改变我们对人格与人性的理解；将颠倒我们目前的社会等级，影响目前对智力、物质与政治进步的评估；同样也将影响全球的政治结构。”福山甚至暗示，我们的未来可能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结合体—某些技术改变了人性，最高当局也可能运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个体。同时，当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基因以消除人类弱点时，那些推动人类前行的伟大品质可能也会黯淡下来。当没有了沮丧、背叛、恶毒，我们还会有欢乐、忠诚与善良吗？　　无论他涉及的题材看起来相隔多么遥远，但总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主题紧紧相连。福山总是试图在理解，当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转型之时，人类自身的特性将会遭遇哪些改变。在阅读《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人们常常执迷于题目的前半部分，而错失了福山对于人类本性的畅快分析—即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荣誉。而现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巨大困境是，人们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感，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使人产生厌倦感。在这本书接近结束的第372页福山写道：“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拥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只有和平的国家来说，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但是谁又能保证可将一场战争控制在短暂的范畴之内呢？福山随后即写道，20世纪战争的历史表明，战争虽具有树立人格和建立共同体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用却早已被战争的主要后果—破坏性完全抵消了。而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个向战前的欧洲人一样厌倦了和平与繁荣的群体，将导致更为恐怖的结果。福山在过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断催促我们重新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们最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和平与繁荣能给我们带来最终的幸福吗？依靠科技进步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吗？……　　福山相信，人类的历史很可能进入“最后之人”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出现在欧洲，却仍未扩展到世界范围。而糟糕的是，我们尽管可以相信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内，我们将通往那哪结果，但却无法回避凯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过去13年里提供的是某种信仰，而非解决之道。而如今，信仰与解决之道都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论，已经坚持了13年，它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却并未死亡。民主政体、资本主义与世俗社会仍吸引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投身其中，尽管它们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但没有有力的声音能反对它，也没有组织与学说提供了新的选择性。福山为历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但是，一个疑问仍旧悬挂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写道的：“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了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　　我们无法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冥想中，除非你拥有足够长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会看出其中的一些奥妙。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哪个城镇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我们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更快地达到。而先到的马车能强迫走弯路的马车更快到达吗？　　2003年3月，上海     约翰·格雷约翰·格雷（John Gray，1948－），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活跃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　　格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PPE（跨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系），在约翰·普拉马纳茨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士，并任教于该校的政治学系。1997年，布莱尔工党之新政府执政不久后，格雷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SE）的欧洲研究所，教授欧洲政治思想课程。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已获得了独特的声誉，但这个无法归类的伟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某种对身份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岁的伯林写道：“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伯林的传记作者大卫·伊格纳季耶夫将60年代的伯林视作是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因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　　在约翰·格雷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内，两张赛亚·伯林的照片复印件孤零零地贴在一面赤裸、惨白的墙壁上，他的微笑正对着面容安详的约翰·格雷。这一年，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岁。“他是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格雷在谈到前者时涌现出无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为究其一生，伯林从不试图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体系，也从不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像自己所说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样，在不同的领域间跳来跳去，并时常处于某种矛盾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约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样身处“左右都该死”的夹缝之中吗？　　眼前是一张令人尊敬并讨人喜欢的面孔，不管在倾听问题还是陈述之时，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远的方向。他热情却并不激动，身材高大的他即使与我只有半米之隔，却也令我感到强烈的缥缈气质。在我短暂的阅历里，没人比他更符合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的设想：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英国记者伊恩·哈尔格维斯这样描述他在剑桥的公共汽车上目睹的约翰·格雷—“（他）朝向车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这是那种不会被其他乘客打扰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虚感丝毫不影响他的友善与专注，他也并未如我想像的那样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怪异，尽管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断地发表出耸人听闻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派攻击的标靶，而他则可能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抛弃掉自己曾经所倾心支持的立场。　　“柏林墙的倒塌与双子塔遇袭间的12年将被视作错觉的年代。”在“9·11”发生后13天，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凿凿地写道：“（这个错觉）全球化年代已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胆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极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创造的“文明的冲突”。这些简洁有力的标题，使人们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层与复杂的推理过程，它们都被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与误读。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强调，贯穿在12年间的“全球自由市场”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某种灾难性的乌托邦。而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不过再次证明了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们的历史，在“9·11”之后，将告别纠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就像格雷所说，“为宗教、种族、领土与日渐稀少的资源而战。”　　步入艰难时期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纯粹以石油为目的的战争吗？尽管约翰·格雷说他不知道是否一定会发生战争，但“依我所见，这将是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远比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得多。”格雷相信，海湾战争是一场100%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而即将展开的这场战争，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带有某种强烈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大胆地预测道，21世纪的战争将主要由争夺日渐稀缺的资源而生。“在中亚地区，为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大国游戏将恢复到19世纪那样。海湾地区，贫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断高升油价来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国家需要不断下降的油价以确保繁荣。”在格雷忧郁的眼神中，马尔萨斯，而非乐观的启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们面临的未来。　　似乎没人能够认真地对待约翰·格雷先生，尽管每个人都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攻击他的机会。在“9·11”周年纪念前后，格雷对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判断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作过去一年中“流传最广的谬论”。因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并未发生人们最初猜想的那样逆转。　　但在2002年底接受采访时，格雷说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说法的必要性。因为“事情的确发生了转变，美国正在抛弃全球自由市场的模式，它放弃了它曾经奉行的理论，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又回到了早期的样子……”格雷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经济层面尤其明显，美国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随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人类的前途。”　　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对待约翰·格雷的忧心忡忡，尽管他常常占据着公共话题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国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产的议论占据着《卫报》与《新政治家》这样的大众媒体的显著位置。如果你喜欢排名的话，他刚刚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 频繁转变的立场　　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一次铁夫人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并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他的争论。”但是，当你放弃这种立场戏剧性变化的“表象”时，你仍可以寻找到一条更为连贯的线索，它贯穿于格雷的所有著作中。　　温斯顿·丘吉尔说：“30岁之前不是个自由派，他就没有心；30岁之后不是个保守派，他就没有头脑。”作为牛津教育出来的政治哲学家，格雷却走了一条反复的轨迹。是的，在年轻时，他是个左派，他甚至回忆说，“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不过他很快就补充道，“不过那时候人人都留着长发”，那是1968年的英国。那个20岁的年轻人和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参加反越战的示威。他最初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与约翰·罗尔斯的伦理学所吸引，被他们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所吸引。　　但很快，他发现罗尔斯的著作“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而当时英国的福利政体则令人窒息。他在撒切尔的主张中看到了革命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30岁左右的格雷成为了一颗新右派的新星。在西方世界仍普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时，他是自由市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他从197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耶克称当时36岁的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不仅第一个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们讨论的范畴”。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种方式阐述哈耶克或是以赛亚·伯林，他肯定还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才华横溢的一员，他坚定地捍卫着市场与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日渐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激进分子，他开始彻底否认他曾坚持的自由市场。　　这种情绪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格雷在书中将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比作一个美丽却必将破灭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稳定性。在这本漏洞百出、判断轻率却才华横溢的著作中，约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与俄罗斯的黑帮资本主义间跳跃，思维线索穿梭于亚当·斯密与乔治·索罗斯之间。除了尽情舒展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外，他还得出了一些与常规迥异的结论：1．从来就没有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必然是强政府的产物；2．民主与自由市场不可能共存，它们互为对手；3．计划经济已经死亡，新世纪中不会有两种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　　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反而是后共产主义的（post－communist）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Lingua Franca》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3） “约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不懂经济。”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阿兰·鲁格曼这样评价前者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的确，《伪黎明》中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它一点也不含糊地显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经济的运转之道，或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断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并对作者产生怀疑。但它仍有一种奇特魔力，它诱惑你追随充满着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过经济层面来观察我们世界的哲学本质。我们可以寻找很多证据来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发性参与而非强迫的过程。但是当他说“全球自由市场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的法则，而是一个政治纲领”时，没人能够立刻质疑他的正确性。　　约翰·格雷对于全球自由市场天生不稳定性的担忧很快被两次重要危机所印证，1997年至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在日渐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场大火可能吞没整个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削弱“9·11”的历史转折意义，但过去17个月的经历表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观念的确已经大大改观，我们抛弃了那个过分乐观与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降低对于未来事态的乐观期待值。整个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们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一点：“我们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场的幻像之后，格雷开始令人不安地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普适价值观”的信仰。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亚洲、非洲、美洲，我们面临了最重要的挑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现代化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座中，约翰·格雷分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的三个主要误解。首先，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或只在一种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我们既看到了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也看到了苏联与中国同样在追逐现代化，尽管它们的结果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拥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追求现代化的人们，并不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观念；第三，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它很可能与压制并行不悖。一些地区的人们或许已拥有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但他们可能同时拥有着中世纪的思想（基地组织为格雷提供了明证）。约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也不仅仅意味着好东西，它好坏搀杂。与全球化一样，格雷确信“现代化绝非历史的终结之处，它不过是历史轨迹中另一段传统与现代冲突纠缠的过程。”在面对我们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全球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跨国组织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实质。　　格雷的新阶段　　像每一位《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受访者一样，约翰·格雷试图对中国发表看法。他相信，中国经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讽刺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现在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交谈时，窗外是嘈杂施工的声音。此时的格雷正在进入他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外界喜欢称这位欧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在长发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它枯燥并缺乏生气；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弃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因为普世文明是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一个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准备抛弃更多，包括人类在过去300年中最坚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贵性与特殊性。在《Straw Dog》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生物种类，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一种信念，而非科学。”　　格雷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自我欺骗。他甚至这样类比了叔本华对于康德的嘲讽：在舞会上，康德一直着迷于一位带着面具的女人，但最终却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妻子。叔本华用此形容康德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者不过是一种欺骗。而今天这个带着面具的女人则是人文主义—人类具有清醒的意识、选择的能力、理性的判断，人类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总之，格雷质疑了过去300年主宰我们思维的每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典型的厌世者吗？不。格雷会说：“我与叔本华不同，我热爱我的生活。”格雷为自己辩解道，“我们需要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悲剧传统，它是人类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在今天不断被人们忽视。”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约翰·格雷先生的新立场，都显得悲观得过了头。但格雷先生也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之道，即人类从此放弃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因为其他动物似乎也从不思考为何要获得不朽或是生命的意义。叔本华在150年前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即时即刻的享乐，因为昨日与未来都是不可把握的。150年后，约翰·格雷则回应道，游戏本身就应该成为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战争也不过是人类游戏的一种方式。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4） 这一系列转变与质疑的旅程，或许也正是约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所在：“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去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更谦逊、更恭敬，去刺破过度的自我膨胀。”在约翰·格雷的知识分子谱系中，最值得警惕的是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missionary intellectuals）：“他们就像基督教布道者一样。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布道者、自由市场布道者，他们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他们带来的无尽伤害远远大于帮助。要知道，解决之道是不可能普天下相同的。知识分子无法完成、却总是试图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预见未来。”　　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格雷对于他们日渐失去对公众的表达能力而惋惜。他们变成了一个专家化的小群体，而缺乏与更广泛的听众交换意见的习惯。“知识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detect）尚处雏形的历史趋势”。但至于具体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须有待历史参与者们针对不同形势而进行制定。　　100年后，我们会将眼前这位54岁的男人称作是21世纪初的叔本华吗？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这个问题不断地打乱我的思维。伟大的哲学家与江湖骗子常常容易混淆，而富有天才的易变与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间的界线也并不那么明显……但我更愿意相信，漏洞百出的格雷先生是一位符合福格森所说的“创造性冲动”的人物。我一直在想像从那个1968年革命年代的长发青年，到今天的知名知识分子间，有着怎样一条弯曲而兴致盎然的探索道路。我也愿意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立场的频繁转变，显示出他思维的开放性，尽管你也可以因此攻击他的浅薄。　　采访结束后，格雷教授匆匆地赶往教室。他是一位比叔本华受欢迎得多的教授，也比后者在更年轻的时候获得了声誉。在谈到我们危机四伏的时代时，他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整体来看，他非常喜欢现在。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过去，也不愿意生活在妙不可言的、无法想像的不远的将来，而是致力于去解决我们现在试图去预见的下一步将要发生的问题。　　我们总是容易被惯性的思维所麻痹，就如格雷所说，它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我得承认，我喜欢格雷眼神中的疏离感与他思维的轻盈。当我们每个人沉浸在眼前的战争、恶化的世界经济或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时，格雷带领我们提醒了我们生命本来的悲剧意义，甚至没有意义。他在最后离开时所说的话，足以让我们在无知的乐观中冷静下来，或在前途暗淡时不至于过分沮丧。“总之，历史没有终结，没有改变，一切仍在继续，未来仍将和过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尽管这种说法按照他最近的思维方式看来其实毫无意义。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