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否意味着《泰晤士报》会变得更加注重英国市场，而非国际市场。你不想在全球其他地方销售更多的报纸吗？ 我很愿意啊，但是这份报纸本身就不是为美国读者设计的，这不算什么战略。和以前一样，我们现在仍然四处派驻记者，我们在北美又增加了三个记者，在东京也有我们的记者站，在北京也有，在马德里也有。这家报纸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在提高。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香港卖我们的报纸，那里可能只有50个或100个人会读。这些读者不能从我们的报纸中获得回报，也许他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国外的东西，但不可能像在伦敦一样每天买一份。 当你刚刚接任这家报纸的总编职位时，人们对你的未来纷纷表示怀疑。《卫报》、《每日电讯》都认为你在市场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这家报纸的文化。10个月过去了，这家报纸的发行情况如何呢？ 我们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中，我们是读者数量增长最快的。我们的广告收入也很大。如果要说销售额，结果还比较令人乐观。整个市场的确处于低谷，但是从技术上来看，这是个上升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做一份高质量的报纸，一份成功的报纸。 人们说你是《泰晤士报》、乃至英国报业最神秘的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人们却说我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想。我觉得这里的人太爱评论别人了。我不是说一份报纸不应该被人谈论，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名人，我的工作不是天天上电视，我的工作是做一份出色的报纸。 但是你的确是一个明星，尤其是你在美国负责《金融时报》美国版时，你有很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名声、权力等问题？ 我在美国做《金融时报》时，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其声誉和形象，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进入别的公司的董事会、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因此需要增加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而且美国人常常不关心总编辑的情况，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算在你个人的头上。所以我进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参加纽约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不是个人活动，都是职业需要。 但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来说，我根本用不着做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的报纸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我完全可以亲自到那儿进行这个采访。但是我不想去，我送我们的记者去，我真的是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在美国，你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 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5年前，美国人从未听说过《金融时报》。而今，他们会想要知道《金融时报》都作了什么报道。而5年前，伦敦的《泰晤士报》已经很有名了，它不需要罗伯特·汤姆森让它变得更有名。 在你看来，英美两国的新闻业有什么不同？ 有人曾说我想把伦敦的《泰晤士报》变成《纽约时报》，但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纽约时报》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而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比如中国市场，你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你得变得大众化，需要各种花边新闻。有人批评英国报业不好，这不公平，我觉得英国报业要强过美国报业。在英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报纸经营者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动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与胆识，而且英国报纸的写作水平非常高。美国杂志界的优秀作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美国报界，尤其是日报，就不如英国报纸优秀。有人说英国报纸报道的是黄色新闻，我认为这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看美国报纸，拿美国的地区性报纸与英国的地区性报纸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报纸—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会很伤人的—纽约和华盛顿之外的报纸，真的都很差。但是它们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所以我觉得那样评价英国报纸是比较过分的。 在当今世界上，新闻界最常见的陈词之一就是“全球化”，因为它改变了新闻业。另外一个词则是“9·11”，它普遍被视为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呢？它们是陈词滥调，还是确有影响？ 我认为，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所以才会影响到新闻业，因为新闻就是要反映、捕捉和解释社会发生的变化。“9·11”也是如此。它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因它而改变，所以新闻业只是在捕捉这个变化。我很清楚那边发生的变化，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就在那里。在那之后，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了更多的国际新闻，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泰晤士报》的国际版块也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9·11”，而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使然。 你可以认为，而且的确也有人认为，“9·11”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惨痛的那一部分。 你在10个月前被任命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时，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变革是什么？你从《金融时报》带过来了一些人，你改革举动有没有受到老员工的抵制，比如文化上的差异感？ 访谈（3） 我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将来可能会，但是目前还没有。但文化的不同是一个大问题，这儿的人比较担心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希望我是一个严肃的新闻人，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传统以来，《金融时报》一直有异于英国其他报纸。人们有两个可以理解的担心：一是担心我会把我的好友全部带来，安插在这里；二是担心我会让报纸去迎合市场。所以我显得很奇怪，我来了以后没有掀起一场革命，并且花时间去熟悉这里的人，熟悉这家报纸，熟悉英国报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开始对我的目标充满信心了。我不太好这么说，但是我的感觉是，人们挺高兴，他们改变了想法，也更容易去了解我的思路。你要想改变《泰晤士报》，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它的传统，更多的是这里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对这份报纸的热情。我相信我看到了这些变化，很珍贵的变化。这也许就是目前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了，但它并不是非常巨大。我本来担心有一些很优秀的人会离开，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所进行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一些变化比较明显，有一些变化意义很重大但却不那么明显。比较明显的大变化是增加了一些新版快，如星期一的足球版块，目前这个版块还算成功。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看足球报道，但是要做到真正原创确是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有创造力的人。回顾这些变化，影响力最大的恐怕是增加的T2版块。这是一个很重视视觉效果的杂志日刊，在西方很少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这样做是为了让《泰晤士报》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代，这是观念上的一大挑战。 《每日电讯》的销量比你们大，其原因何在？你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正在下降，我们正在上升。呃，阅读报纸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不过还是可以实现的。说实话，他们的一部分销售是通过高回扣来实现的，如果从支付全价的订阅量上来看，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小。 你对改变《泰晤士报》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是要做英国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还是有更远大的全球目标？ 当然英国是第一位的（笑）。 我是说在当今世界上，《泰晤士报》要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以时代记录者（general record）的身份出现的，我喜欢这个说法。但今天与旧时不同，媒体已经改变。电视新闻有着巨大的影响，还有互联网、电台，不一而足，我的目标仍是要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所以人们需要相信它能够做到客观，做到不乏味。以前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得以佐证。如果我能将这种观念打破，我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说如果这张报纸能将其打破，那会非常令人满意。而在经营上，我们则希望在高端读者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 没有想过要使它更有力地去影响政治、影响政府吗？ 不，没有想过。我们有充足的原因去这么做，但是我们只想做我们自己。人们尊重我们的报纸是因为我们公正。我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个人的自由，相信国际化和全球化。所以说，有一套原则告诉了我们该说什么。有时候报纸刻意地要去做出影响，做一些宣传活动，我反而觉得是不真诚的。 难道你不想成为另一个约翰·德兰尼吗？他和议会、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向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很了解《泰晤士报》，布朗先生、邓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国政治家），我很了解这些人，很了解这些机构。去见这些人的确很有意思，是一种荣幸，但是却不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去为报纸增加声誉。这份报纸不是表达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 of ego）。 但有观察家批评说《泰晤士报》与工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报纸这么说的，他们当然不会为《泰晤士报》唱赞歌。如果用市场、经济稳定性等标准来衡量，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我们当然不会赞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时我们会强烈地反对一些事情。如果现任政府“向右转”了，我们不会只说一句“喔，这个政府不是工党政府了”。我们会综合考察它的表现，我们也许会说，“唔，也许保守党执政会比较好一点”。但这只是假设，现在还很难下判断，因为这届工党政府不同于往届工党政府。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你怎么看今天的《泰晤士报》。它创办于1725年，19世纪中期达到了巅峰，20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访谈（4） 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 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两地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伦敦，但在伦敦之外，我更愿意去北京和纽约。 从你17岁到41岁，过去的24年来你认为新闻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技术。技术创造了信息，技术也影响了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你需要改变报纸，就是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的冲击。25年前的报纸不再与今天的报纸相同。你需要知道观众都知道什么，你不去了解，就不会有人买你的报纸。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改变了吗？你知道，以前他们的形象包括******、反商业，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不是特别高。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你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那么低（笑）。我想有的新闻工作者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高估了。新闻业惟一没变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有批判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你需要对其做出评估，在做评估时你得做到公平，并且要强硬，以前的政治新闻编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但和旨在提供分析和新闻的新闻业相比，两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很希望我的编辑手法会变得更客观一点，能够最快地找到和挖掘事实，向事实发起挑战，而不仅仅是刻意地将自己变得不同。 最令你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当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很少会为别人感到沮丧，我一般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你常常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吗？ 是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常常会在别人不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时感到沮丧。我认为问题肯定出在我的影响力不够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上。我认为真正的沮丧比较微妙，比较个人化。但我觉得沮丧也会变成动力，它会让你向自己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你常感焦虑吗？ 是的，不过我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 我们俩都认为你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是这样吗？ 呃，是的。你要是不再提出问题，你就不再能获得答案了。 那你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我？相当乐观。这既是天生的（by nature），也和家庭环境有关（by nurture）。 不管是偏左还是偏右，很多总编辑对政治、商业、文化都有很强烈的观点。你对世界的观点是什么？ 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个人自由。我觉得很多人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尽管有人说自己是右翼，有人自称是左翼，或者是社会主义自由派。人们倾向于将自己进行分类，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在英国，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那你就是左派，你就该买《卫报》，如果你看《泰晤士报》，那你就是右派。我不管这些。 访谈（5）那就是说，你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认为，人们所意味的政治已经变成了党派政治。我考虑政治更多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个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社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觉得政治就是支持某个足球俱乐部。我尽量避免犯这种幼稚的错误。我总是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很微妙、很复杂的。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理查德·桑布鲁克 理查德·桑布鲁克（Richard Sambrook，1956－），BBC新闻台台长。 BBC新闻台有2000名记者，除英国总部外，在全球驻有56个分站。BBC新闻台提供电视、广播和网站新闻服务。 1980年，从伦敦大学波别克学院毕业的政治学硕士桑布鲁克，从一份地区报纸记者应聘为BBC新闻广播节目组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开始负责国内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和编辑；数年后升为高级制作人和晚九点新闻的副主编，赴远东、中东、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等地制作节目，并参与了英国三次大选的专题报道制作。桑布鲁克还于1989年制作了BBC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新闻报道。 1992年，桑布鲁克成为BBC新闻中心的新闻主编，1996年升任新闻中心主任。在其任下，BBC海外新闻报道能力得到了大幅拓展，全球重点地区都设立了BBC的分社。桑布鲁克自1999年12月起担任BBC新闻台副台长，2001年初升任为台长。2000年4月至10月间BBC总台长格雷戈·戴克对全公司进行大调整时，桑布鲁克曾任BBC体育台代台长。 处于十字路口的新闻业（1） “广播电视新闻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理查德·桑布鲁克在2001年11月4日的伦敦皇家电视协会会议上催促他的英国同行重新思考新闻业的发展方向。4个月后，他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伤感与兴奋交叠地回忆起少年时对美国新闻的印象，那是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登月行动与水门事件的年代。 作为BBC新闻台台长（Director of BBC News），桑布鲁克掩饰不住他对于伟大历史事件的偏爱，尽管不长的职业生涯已允许他见证其中的两次。当柏林墙拆毁时，时年34岁的桑布鲁克连夜飞往柏林，领导了BBC对该事件的报道。“而‘9·11’事件将再一次改变新闻业的面貌”，一年后，桑布鲁克仍坚持他最初的看法，“这是过去10年中最激动人心的变化，它将重新激起观众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兴趣。” 从2001年初开始，桑布鲁克负责指挥BBC遍布全球的57个分支的2000多名记者。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电视新闻网，它已经有70年的传统了，全世界每周有1.5亿人在收听BBC的广播，有2亿人在收看BBC世界新闻台，数以千万计的人访问它的网站。而46岁的桑布鲁克无疑以此跻身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闻领袖的行列，尽管他总是过分谦逊地说，“我从不谈论与思考自己。” 在BBC新闻大楼6层的办公室里，桑布鲁克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笑容灿烂而真诚。他那蓝色衬衫与红条纹领带的穿着与办公室的陈列一样简单，而他讲话时的认真与谦虚态度则让我怀疑眼前这个人是否就是那位热衷于“伟大时刻”的记者。他表情严肃地倾听着问题，甚至记录要点，以使回答更为切中要害。我得承认，桑布鲁克先生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样激动人心，他的回答清晰、准确，却过分谨慎。但是一切谦逊都掩盖不住他对新闻业本身的信念以及试图领导BBC新闻台重新定义新闻概念的热忱。 “今天参与电视节目偶像评选的35岁以下的英国青年，比参与英国大选投票的人数还多。”桑布鲁克感慨在“历史已经终结”的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闻界沉醉于对戴安娜之死、莱文斯基这样的绯闻与琐碎新闻的追逐之中。令人吃惊的是，桑布鲁克并未指责观众趣味的庸俗化，他相信我们身处信息革命的中间地带，观众拥有前所未有的内容选择。“这是一个新闻业面临的新环境”，他解释道，“而严肃新闻节目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未能将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向观众解释清楚，所以人们转向那些更容易理解的区域与琐碎的问题。” 在英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界中，很少有人比理查德·桑布鲁克更热心地相信“9·11”将再次改变我们的新闻价值取向。恐怖事件再次勾起人们对于国际新闻、陌生的阿拉伯世界的兴趣。或许新闻人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重建新闻业的公共责任，但私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相信，这可能仅仅是一次重大的灾难而已，人们的兴趣将很快回归最初的水平。在英国的新闻界，或许只有《镜报》的皮尔斯·摩根堪与桑布鲁克对“9·11”的热忱匹敌。这家英国第二著名的小报（仅次于《太阳报》）的传奇性主编语惊四座地宣称，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严肃的新闻报道上，更多地探讨国际事务，而不是像对手《太阳报》那样目光短浅地仅仅刊登“三版女郎”。 “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恐怖浪潮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必须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全面与公正的新闻报道。现在人们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最能把握的东西。”桑布鲁克为BBC长久以来严肃而公正的新闻报道传统而自豪。当约翰·里斯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BBC时，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媒体巨人兼独裁者之一（他的性格与丘吉尔相当类似），秉信尚还极度幼稚的BBC肩负着像英国皇家艺术院、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崇高使命，BBC的广播节目是用来教育而非娱乐英国人民。它接受政府的补贴，却从未试图听命于政府。作为惟一的、国家设立的广播机构，BBC因为在30、40年代，尤其是二战期间的杰出报道，获得了几近不朽的声誉。在国家的危机时刻，人们守在收音机旁，倾听丘吉尔的演说与前线报道。它影响并包容了整个国家情绪。 “一个新世界已经到来”，英国第一家商业电视台ITV在1955年成立，宣布了一场媒体革命的开始。但一直到70年代末，BBC的地位从未遭受到商业广播电视的严肃挑战。伴随着英帝国没落的是BBC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无人匹敌的影响力（革命性的CNN直到1982年才创立）。以至于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的爱德华·萨义德会说，在阿拉伯世界里，BBC意味着值得信赖。自身日益增长的傲慢是这个巨人惟一的重要挑战。 而当商业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且随之而来的信息革命出现时，BBC迟缓的行动开始遭受更多的质疑。它甚至和英国政府发生了一场战争，撒切尔夫人希望至少部分地将这个庞然大物私有化。BBC集团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在进行着痛苦的转型。最初人们批评它过于傲慢与效率低下，那些曾被它鄙视的商业电视台的兴起则冲击了它的市场。如今在经过上一任总台长（Director General）约翰·伯特（John Birt）为期10年的改革后，人们又开始指责BBC正在失去其固有的高雅特色，它开始庸俗地追逐“收视率”。人们对于BBC的改革方案已经争论了将近20年，但一切改革都显得小心翼翼，没人敢触碰BBC在英国公众生活中占据的绝对地位与它无上的传统，包括以果断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在谈论到BBC的机构构成与政府的关系时，一位BBC地新闻人评论道，“它们几乎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处于十字路口的新闻业（2） “我们总是遭受外人的批评，这并不奇怪”，桑布鲁克认为BBC仍保持着卓尔不凡的特色。尽管他说“BBC已不像20年前那样傲慢了”，但在涉及荣誉问题上，他一改谦逊，“BBC不是商业电视台，这决定了……”，而外界普遍认为，桑布鲁克先生是BBC新任总台长格雷格·戴克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前者致力于在提高机构效率的同时重新确认BBC的特色。而桑布鲁克领导的新闻部门则肩负着或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责任。2002年9月中旬，桑布鲁克制定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传统政治节目的收视率增加20%。 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政治新闻的含义。年轻人关心国际事务，关心环境、毒品、移民问题，这些新议题已改变了传统政治的范畴。BBC的新闻希望借助“9·11事件”探索这种新的国际事务与政治报道的方式。正如桑布鲁克在一次讲演中所说，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严肃新闻的同时，必须提供更多的新闻背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坚守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信念，“我到了那里，我目睹了一切”，桑布鲁克在BBC新闻台倡导这样的精神。除了增加新闻的可信度外，这样做同样可能增加收视率，“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喜欢这种感觉”。 他热爱这个职业。在他的青年时代热衷于阅读杰出的国际事务记者詹姆斯·卡麦隆的专栏。“因为他总是前往第一线，亲眼目睹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有着进步主义的普遍信念：更多的信息，有助于你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尽管在这个理性遭受质疑、不确定性替代确定感的时代，这种信念显得不无天真与脆弱。 但是，客观的结果似乎并不倾向于桑布鲁克先生的热烈判断。由《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领导的一家独立调查委员会在12月出版的一份报告表明，BBC新闻台的节目与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并无明显差异，它不具有BBC自己宣称的杰出特性。《卫报》不无讥讽地评价道，BBC新闻台不是过于相似商业电视台，而是还不足够像。新闻集团旗下的天空电视台无论在新闻质量与收视率上，都超越了BBC。而桑布鲁克先生在对天空电视台表示尊敬的同时，对此评价道，“BBC新闻台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创新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但不管遭受何种质疑，BBC新闻台仍是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新闻机构之一。或许它的收视率乃至新闻质量仍需面对全球主要电视新闻网的挑战，但它的伟大传统与声誉，则是无人匹敌。“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哪一家机构与BBC拥有同样的创建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是以观众—而非商业广告—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在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世界里尤其显示出了我们的独特性。”当理查德·桑布鲁克发表上述言论时，很多人愿意倾听，尤其是在这个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成为消费品的年代。 访谈（1） 1989年你报道了柏林墙的倒塌，当时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不少观察家认为，电视新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你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柏林墙倒塌的前一晚，我还在（英国）剪辑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晚间新闻节目。随后我便连夜飞到柏林，在那里组织了BBC其后一个月的全部报道工作。 它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冷战从此宣告结束。但在当时，我们认为它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之后，它真正的意义才慢慢凸现出来。这次事件最终促成了以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为主导、充满了各种局部冲突（波斯尼亚、索马里）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经济全球主义占据了主导。全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社会变革。然而，在“9·11”那天，我们却在某些地方看到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反作用力。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福山说，我们已来到了历史的终点。与此同时，媒体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各种绯闻琐事上，没有人再关心国际新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你因此而感觉到沮丧吗？ 我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9·11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世界上的很多变革都是在全球层面上发生的，了解和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因此，才会有许多人逃避在绯闻琐事之中。它正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在解释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恐怖主义宣战将表明人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 一年前，你说新闻报道将会因“9·11”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今天，许多人又开始逐渐失去了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为什么我们不能说“9·11”仅仅是一个大新闻点，它必将—甚至已经—很快过去？ 我认为，“基地”组织所代表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力量不会很快消退。反恐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袭击，如巴厘岛、肯尼亚。有人说，反恐战争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在和一种想法—而不是和一个军队—作战。我同意这种说法，这正是为什么这场战争将会非常艰苦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BC因其战争报道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极为显赫的声誉。那么，“9·11”是否也为BBC提供了同样的机会呢？ 我想也许会吧。BBC是以其公正、公平的全球性视角而闻名的。在今天，这一点相比以往尤显重要。BBC在全世界的分社比任何一个新闻机构都多，它聚集了大量术有专攻的新闻人才。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的价值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你把很大的赌注押在了全球反恐战争上，希望借此能够为严肃的电视新闻赢得更多的观众。但现在却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何时。力量全悬于一线会让你感觉到危险吗？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得去面对。眼下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努力让人们在全球反恐背景下提高对新闻和政治的兴趣。我们会尽可能久、尽可能好地一直坚持下去。 你在上任之初，曾提出要重新吸引年轻人对政治报道的兴趣，如今你发现某种有效的方式了吗？ 英国参加最近一次大选投票的选民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严肃的政治报道的收视率也在下跌。我们针对收视人群—尤其是年轻观众—进行了一次市场调查后发现，他们一方面是对政客失望，一方面则是对电视台的政治报道失望。因为电视台的政治类节目只有一个模式：总是一堆中年人围绕着政客话题互相喋喋不休。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政治失望，他们仍然对具体的事件、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充满热情。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去报道那些他们倾注了关注与热情的话题，然后把这些话题重新与政治建立起联系。 我们要让观众明白，正是他们认为很无聊的政治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检视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明确表达出它们与政治的联系。同时我们也要革新传统的节目制作方式，把那些喋喋不休的中年人统统从演播室里请出去，让年轻的、充满爱国热情的主持人们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去，满怀激情地进行报道。 我们也使用了互联网和互动电视等新的方式来加强这种联系。举例来说，我们正在制作一个网上服务，叫做“I Can”。它不仅仅是为政治、新闻类节目而设的，它还向体育、电视剧、纪录片等等BBC提供的所有节目提供服务。通过“I Can”，观众可以让我们在策划一个节目之初就能知道这个节目谁会喜欢、谁会不喜欢，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住观众。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服务来建立年轻人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这是否意味着你必须重新定义政治的范畴？ 我认为这还是回到了以前的原则，这是在扩展我们的视野。很多传统的东西是无法重新定义的，比如政治。而实际上，在很多政治节目的观众眼里，政治的范畴太小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展我们的眼界，关心更多的话题，它不仅仅包括政府、政策，还包括每天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切事情，不管它跟政府或政策有没有关系。我们要看到所有的政治话题，还要看到我们采访的、邀来一同讨论的人们发表的意见。我们要使观众在我们的节目里能听到非常多样的意见和声音。 访谈（2） 英国的报纸似乎不断在批评BBC正是因为对收视率与效率的追逐，而失去其固有特色？ BBC永远会遭到英国报纸的批评。你做对了他们要批评，你做错了他们也要批评。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使命感，清楚我们该做什么。在约翰·伯特的领导下，BBC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率的机构，让我们变成一个对受众、对公众更负有责任的机构。尽管伯特并不特别受员工的欢迎，因为他让这个组织实现了艰难而痛苦的转变。但是我认为正是伯特所作的一切才将BBC塑造成了一个更强有力的机构。 格雷戈·戴克（Greg Dyke）的接任为BBC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他推出了很多大受欢迎的节目，为BBC吸引到了比以前更多的观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英国每一个拥有电视机的公民都向BBC支付了收视费，所以BBC需要向每一个人提供有价值的回报。他们不一定都需要，其中有些人更爱看喜剧片，有些人更爱看情节剧，这些我们都得提供。 有意思的是，不管报纸和政客再怎么批评我们，我们的收视率仍然高过其他商业电视台。人们付费给我们，但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公众调查显示，观众对我们的支持率也都要高于其他商业台。我们也设法在通俗节目和独特节目之间寻求平衡，我们知道必须两者兼顾，但有时候寻求平衡也并非易事。不过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错。在严肃的纪录片和时事新闻方面，BBC所提供的都比商业台多。我们也制作许多自然史方面题材的节目，比如《蓝色星球》（Blue Planet）等等。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最多的收视人群。观众喜欢我们，不然他们也不会掏钱。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不算完美，也永远无法完美，我们随时需要检视自己，质问自己还有别的什么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在撒切尔政府时代，BBC与政府间的关系非常紧张。BBC依赖政府的经费，却又试图独立于政府，这种关系未来会如何？ 是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但如果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不管我们要做什么，钱都是中心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按照预算工作，高效地管理我们的钱，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的强大。因此，节目制作人当然希望能够拿到尽可能多的钱，永远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缩减和调整，以平衡预算。但总的来说，BBC是一个资金充裕的公司，我们手头有很多资源可以调用。花钱谁都愿意，所以（资金和内容之间的）的紧张关系永远是存在的。 但一些批评者指出BBC如今过于热衷支持工党政府。 我不同意BBC是某个政府的坚定支持者的说法，但是我们很高兴现任政府仍然支持向公众收取收视费用于补贴BBC的做法。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约翰·伯特上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重新整顿了BBC的管理结构，整个组织变得高效起来，从而让很多说法不攻自破。现在，我们仍然在向前进步。 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现在的BBC是一个管理高效、运作良好的机构。但是意见不一致的是，有人认为BBC是不是应该像现在这样庞大。不过，在这方面的争论并不太强烈。在政府内部，关于BBC的争论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报道范围、我们的节目等等。但是他们明白，我们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在支持英国的电视制作方面我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随着商业广告的大幅下滑，商业公司减少了电视片的制作，而正是BBC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英国的电视制作业。他们看到BBC对就业以及在广播电视业这一领域里所提供的极大支持。等到商业电视机构恢复活力的时候，情况才向更好的方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不可能和BBC有非常深刻的冲突。 但我认为，BBC是政府的反对者，或者是政府的代言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每天都和他们发生大量的争执，所以我希望我们（和政府）之间能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但是管理层与内容制作者间是天然冲突的。前者追逐效率与预算，而后者更关心节目是否杰出。就像一切观察者指出，这种冲突在BBC更加明显。 我看了看别的新闻机构同行，发现BBC拥有的资金和资源都要比他们多。我认为，对于像BBC这样一家由公众资金支持的大型新闻机构来说，一大优势就是我们在全世界有50家分社，英国没有哪家广播电视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美国的广播电视机构还算接近。所以，作为一家资金充裕的公众新闻服务机构，BBC至少做到了在这么多的国家设立分社。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强大的电台和新闻时事节目，因为我们是公众资金支持的公司，我们不会像商业新闻机构那样因为收视人群小、广告收入低而裁减掉某些节目的人员和预算。由公众资金支持的新闻机构的优势就在于，（许多节目）如果我们不做，就不会有人去做。 但在这个时代的媒体风潮是对收视率的追逐，媒体尽量在取悦观众，而非提供足够严肃的节目，这种趋向可能避免吗？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的收入完全来自于商业，最终你就总会播放能够获得高收视率的节目，那就意味着更通俗的新闻节目、更通俗的话题，你就会回避那些艰深的话题。因为很少有观众会花精力去看、去理解那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商业机构，那么你就必然首先追求收视率。这一点正是BBC与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会制作我们认为重要的、值得我们制作的节目，不去想会有多少人看这个节目。 访谈（3）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们的节目制作水准在英国是最高的。在电视业我们最大的竞争来自于ITN，尽管近几年它的情况不太好，但多年来它一直是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很令人吃惊，它获得了市场的尊敬。受到市场的尊敬则意味着它告别了通俗，告别了市井小报的趣味。它是一家令人尊敬的新闻机构。 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成功。福克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它的新闻报道右倾色彩很重。在英国，广播电视机构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政府不允许。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讨论，是否可以考虑放松管制，允许新闻报道带有倾向，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会很糟糕。广播电视机构仍然是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这一点很重要，它必须做到公正。 美国式新闻模式在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CNN这样的美国视角支配着我们的判断，而这些地区的新闻机构则致力变成各自地区的CNN。我们可能用何种方式来减弱这种过度美国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美国文化对今天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之所以建立BBC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们需要倾听不同的、多元化的声音，这一点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阿尔及利亚，除了可以收看到一些24小时播放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外，还可以看到星空卫视（Star TV），以及大量正在出现的提供新闻资讯的境外频道。因此，尽管美国在文化上占据了非常强势的地位，但我仍然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新闻频道可供选择。人们可以选择不看美国频道，可以用其他频道取而代之。现在的频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你认为，更多的信息能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你希望BBC的新闻工作者们能够说：“我们了解，因为我们亲历亲闻。”然而，编辑记者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成见带进报道里去。同时，更多的信息也常常使人更感困惑，乃至麻木。你怎样解决这个信息悖论？ 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解释，就是去除困惑。我相信，向人们提供信息以助其做出决定，这永远是正确的，是能促进自由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同时也为大量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提供一个平台，即使它们不见容于某些政客或某些观众。辩争与讨论才是健康的。 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拥有同样的新闻来源，收看同样的新闻节目，他们会得出相似的或者普遍性的结论吗？现在的情况似乎表明，更多的新闻反而激起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更多的分歧。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公平、准确的信息，让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不同意那种新闻就应该有观点的说法。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有不带政治观点的组织提供至少一个公正、准确的信息来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BBC工作的原因。 但是任何新闻都带有编辑强烈的个人偏见色彩，这是否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思维特性？ 我常听人说，BBC根本做不到公正（impartial），因为没有人能真正保持不偏不倚。而我认为，人们对于公正性（impartiality）这个词有一些误解。公正性并不等同于完全保持中庸立场，公正性意味着你必须开放地呈现大量的观点。在我看来，BBC新闻台就是一个平台，我们不能好此恶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而不能说“你就得接受这个观点”。BBC这样做已经五十年了，坚持这个立场尤其重要。 两年前当你听说自己将成为BBC新闻台台长时，你有何感受？ 担心而激动。这个职位非常高，责任也非常重，但是如果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些责任的话，我就做不好这个职位。所以我把这些先放在了一边，专心去想我该做什么。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我做错了，自然会有一个新的BBC新闻台台长坐在这儿。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么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样。职位越高，我就越需要坚守我还是一家地方小报的年轻记者时所学会的基本新闻从业准则，比如准确性、公正性，以及提供信息和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的重要性。尽管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新闻机构，我坚守的仍然是当年作为一家地方小报记者的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期间，BBC新闻台从记者到领导常被看作是非常傲慢自负的人，总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新闻机构。那么，今天…… 今天，我认为BBC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机构。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机构与BBC拥有同样的创建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都非常宝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地工作，以使人们明白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是以观众—而非商业广告—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世界尤其显示出了我们的独特性。 举例来说，“9·11事件”发生之后，BBC在北美获得的反响非常令人振奋，因为BBC新闻和美国新闻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给我们反馈的虽然不是大量观众，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观众。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全球视角，而非美国视角。（我们获得的）市场地位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我们不一定是在代表英国说话，而希望是在代表客观事实说话。 访谈（4） 我们常常在想，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新闻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过焦虑和压力？ 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想过。（笑）从来没有过。 哪些记者深刻地影响了你的成长与思想？ 喔，天哪！可以说，有两个人吧。其一是英国报纸专栏作家詹姆斯·卡麦隆（James Cameron），他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的通讯员，70年代去了《卫报》（The Guardian），20多年前去世。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非常睿智，去过很多地方，眼界非常开阔。现在，另一个我常常阅读其作品、非常接近的人，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我很喜欢托马斯·弗里德曼。 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同样的原因。他也去过很多地方，亲眼见证了许多事件，非常睿智，能用更开阔的眼光看到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但同时他也能看到个体，看到一件事情怎样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能力。 什么事件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报道过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对你最有影响的？柏林墙的倒塌是其中之一，“9·11”也是吧？ 是的。它们是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退休以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笑）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下去，直到发生别的事情。 没有想过像詹姆斯·卡麦隆那样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 你得做你擅长的事情。我倒很愿意自己能有詹姆斯·卡麦隆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的天才，可我不是。不过，我能做这个（工作），他们却不一定能做我能做的事情。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安德鲁·高尔斯 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1959－），《金融时报》总编辑。 2002年下半年，《金融时报》亏损了600万英镑，在英国的发行量已跌到15万份以下，比五年前降低了25%。高尔斯决定花费300万英镑用于报纸的重建工作，如在日刊中增加体育版块，加强对艺术和专题的报道力度，增加一份每周六出版的杂志以及周末《商业增刊》。重建工作开始后的第一周，《金融时报》的发行量就上涨了5%。 1983年，路透社的实习记者高尔斯加入《金融时报》。1994年，他升为该报副总编。时任总编辑的理查德·兰伯特前赴美国开创美国业务时，高尔斯任代总编一职。2000年，高尔斯被派往德国汉堡，负责建立《金融时报·德国版》。2001年9月，控股该报的皮尔斯集团的CEO马约莉·斯卡迪诺宣布高尔斯将升任总编辑，接替理查德·兰伯特的职位。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1） “一位杰出的记者。”斯卡迪纳—商业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皮尔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安德鲁·高尔斯的评价再简洁不过了。2001年5月，时为《金融时报》德国版主编的高尔斯先生被宣布任命为这份创办于1884年、在橙黄色新闻纸上印刷的报纸的新任总编辑。“它令我感到颤栗与荣耀”，当时42岁的高尔斯这样评价他的新职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职位之一。在国际商业、金融与时事的报道上，没有比《金融时报》更出色的了。” 高尔斯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对着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静静地流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内，理查德·兰伯特—高尔斯的前任—用10年时间将《金融时报》带入了一条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通道。当他离任时，这份报纸的全球发行量由1991年的28万份增加到2000年的47万余份，美国版与德国版分别在1997年与2000年创办。尽管在发行量上仍与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相去甚远，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它的读者几乎囊括了政界、商界与意见领袖。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的第10页是格林斯潘翻阅《金融时报》的照片。 除去对于新闻职业本身的严肃追求、对于商业新闻的详细报道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华尔街日报》卓尔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时报》与众不同呢？对大多数的陌生读者而言，这份报纸在1893年的一项伟大的市场策略仍具有感召力。当时经营者为这份报纸引入了新奇的粉红色，这是令《金融时报》在类似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今天很多报纸在印刷商业版时采用这种颜色，并称之为商业粉红色（business pink）。但是，除去颜色，以及每一位《金融时报》的编辑都会强调的“高质量的新闻品质”外，这张报纸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经济学”，这是一家欧洲媒体对于《金融时报》的评价。在过分注重事实陈述的新闻界，这张报纸却带有一定程度的学究气，它的经济学与金融分析，优雅而不回避专业精神。此外，高尔斯先生还乐于承认，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报纸，它四分之三的发行量是在非英国地区，而本国的新闻不过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斯卡迪纳女士与兰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为《金融时报》制定全球计划时，它赶上了一股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对于媒体而言，时机、潮流与自身的品质同样重要。长达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推动了《金融时报》在全球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质—如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业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区域设立不同的版本，并尽量使内容“本地化”。而《金融时报》则尽量“全球化”，它的各种版本几乎拥有一致的内容。它是由伦敦编辑中心设计出的“四海一家”的报纸，它是不以国籍与地域为限的世界公民的读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经济学人》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着类似的定位。它们遵循一种更为普适的原则，寻找一种超越区域性的视角。正如高尔斯曾写的：“这份报纸坚信超越边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相信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尔斯执掌《金融时报》之时，也正是这种全球融合遭遇挑战之日。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但它却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的挑战。“在‘9·11’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对于从事了多年国际新闻报道的高尔斯来说，这的确是个伟大的时刻。从双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闻，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以及今日的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为这一代新闻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遗留下的长时间的后遗症，除此无它。”安德鲁·高尔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们预测未来几年新闻业最重要的报道方向。 《金融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高尔斯的个人经验。他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包括普京、拉宾在内的众多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位中东事务专家，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传》被认为是一流的传记作品。 卷入这种重塑历史进程的报道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已经身为总编辑的安德鲁·高尔斯却必须面对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经济陷入恐慌，经济下滑使《金融时报》的主要客户群不断裁员，并减少广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万英磅的收入，《金融时报》在2001年的收入下降至3100万英镑，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则陡降至180万英镑。它的广告收入则在2001年和2002年里分别下跌20%和23%。当然，这与高尔斯先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全球的报业都在面临这种考验。除去经济衰退的因素，他们还要与不愿意读报纸的新一代年轻人做斗争。 也就是说，兰伯特在缔造了一个光辉时代之后，还顺便带走了《金融时报》的好运气。当然，高尔斯先生不会承认他生活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他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总编辑。人们常说兰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风范，是一位公共哲学家。但高尔斯则是一位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的身材短粗却有力，他的回答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足够真诚，他的表现使他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坐着回答问题时还时不时把身体往椅子里陷，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孩子气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2） 高尔斯为2003年设定了很多计划，他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金融时报》的销量达到70万份。而谈到在这样动荡的世界里《金融时报》应扮演的各种角色时，高尔斯说是帮助人们重建全球信心。更为清晰的表达是他在《金融时报》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上的导读：“《金融时报》身处智慧中心。我们拥有清晰的信条与同伴，我们倾向投资于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头脑……我们的英国根基给予我们牛斗犬的品质：坚定，值得信赖与从不害怕拥有足够支持理由的战斗。对于《金融时报》而言，比起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更愿意陈述不受欢迎的论点。当我们偶尔变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预测时，我们为此而高兴。大体而言，美国的价值观就是《金融时报》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关乎提高民主、人权与自由投资时，我们会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不恐惧美国的权力，我希望这种权力有适当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围，《金融时报》希望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金融时报》……” 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鲁·高尔斯的大学时代。1979年，20岁的剑桥学生高尔斯与他的同学一起编辑着一份独立的学生报纸《Stop Press》，并赢得了《卫报》第一届学生新闻奖。24年后，高尔斯说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舞台演员的梦想，而投身新闻业。从中他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经验：首先，新闻远不止杰出的散文写作。你不是要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脏；第二，这培养起他的反抗本能。他与同学们都试图让权威们更不舒服，他们要制造噪音来打破规范；最后，他还深深地理解了编辑独立的重要性，即使在这份学生报纸面临破产时，他们都拒绝用独立编辑原则来做为交换。 访谈（1） 两年前，当你成为《金融时报》新总编辑的候选人之一时，你面对的是罗伯特·汤姆森等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你的什么特质令你最终赢得了任命？ 我猜想，这是我以前丰富的从业经历的结果，尤其是我在德国创办了一份新报纸（《金融时报》德国版）。我去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国家，说的也非母语，招募了150个编辑记者，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做出一份报纸来。这就是同事告诉我被选中时的想法，我想在德国的这个经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事实上，我相信，将我在德国的经验带回来，能为历史悠久的《金融时报》提供新鲜的视角。 在德国的经历怎样改变了你对报纸的观点？ 我因此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新闻究竟需要具备什么元素。比如说设计，也就是版式：你怎样凸显报纸的独特之处，才能让人不买别的报纸而去买你的。每天都需要想一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 在（伦敦）做《金融时报》，你用不着每天都去想怎么去搞版式，但在做德文版时你自然就得每天都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就是写作风格，我们该怎样突出独特、简洁、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这种事在这边（伦敦）花不了多少时间，人们甚至都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但在德国就不一样了。 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才算是值得购买的好报纸？在德国这样一个报纸市场很小的地方，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让自己凸显出来。我们的成果是，现在《金融时报》德国版在德国的发行量是9万份，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尽管还没有盈利，但是我们已经缩短了盈利预期。 你的前任理查德·兰伯特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编辑，是他将《金融时报》带到了今天的这个地位。他是如此强劲、如此有影响力，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焦虑？ 我没有这种感受。我非常感激他，因为我从他那里继承下了非常坚实的基业，他组织起一个了不起的团队，这里集聚的人才多得难以置信。理查德做了很多事情，招收和保留了大量人才，这些他都留给了我。我接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说：“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这样做是因为，当周遭一片破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你这时就得明白地告诉人们，你会解决好一切问题。 但在这之后，在我让每个人都确信我不会把这里弄得天翻地覆之后，我就开始去看哪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笑），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寻找和发现了我可以加以改进的事情，然后就去做。接着我又把这些事情分成了几类，哪些已经做了，哪些尚待完成。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审视FT.com—我们的网站。它需要有新的外观、新的设计，需要和报纸保持更进一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编辑力量上要增加两者的融合度，同时要让人们在浏览网站时能够获得与阅读报纸相同的感受。我从报纸这边聘了一个人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她做得非常出色，重新设计了网站。2002年5月，我们还增加了收费浏览这一元素，现在我们已经有40000个交费用户，每个用户所付费用是每年100欧元。而直到2001年5月份结束时，我们的交费用户数还是零。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评论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往，我们有两个版叫做“评论与分析”，包括社论、分析、来信和一个每日专栏。社论、强有力的评述、谈论的问题都更多。 所以人们称“没有《金融时报》，就没有评论”？ 的确如此。人们需要评论。在德国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在报业不发达的市场上，新闻就已经足够了。而在报业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你就需要优秀、尖锐、强有力、发人深省的评论。所以我把第三版也改成了评论，有两个专栏、两个约稿。这一改动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从此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比原来增加了30%。来信的人既有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也有美国的学者，甚至还有中国的来信。就以今天为例，我们会评论朝鲜宣布自己保有核设施的声明，会有美国观察家对北约的尖锐批评，还有刚发生的肯尼亚袭击飞机事件。我们也会讨论自动防御设施的潜在危险。 我们还有一些等待实施的计划，比如2003年春将对英国版进行的改版，以及随后亚洲版的改版。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帮助市场恢复得更好，提升人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过去的2002年里，你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美国版主编罗伯特·汤姆森的竞争，以及“9·11事件”、安然丑闻，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你怎么应对？ 这些事情应该分成两类。我们先讲内部的事情，再说那些比较大的事件。罗伯特能力很强，也很受人尊敬，尤其受到我的尊敬。我接任以后关于将来的打算跟他聊了很多次，他有机会去编辑另一张伟大的报纸（《泰晤士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你怎么能告诉他应该拒绝这样一个机会。我从来不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有人进来对我说“我得到了一个和你一样高的职位”，“我要去另一家著名报纸那里担任总编”，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恭喜你”，我不会挡住别人的路。 访谈（2） 那在“9·11”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9·11”发生时，前任总编仍在任，我是2001年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看电视，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了下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这间办公室—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到底花多少个版面来做相关报道。最后我们决定在报纸里辟出12个版，全部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分析文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是因为《金融时报》向来与英国报界相异。所以，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报纸中，大部分英国报纸都用了整页整页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来加强自己的报道，连续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冲击力去争取读者，但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就会让人厌倦。我们的态度是：色彩多一点并不坏，但是它没有更多的意义。此事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其幕后操纵者是什么组织？它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对股市意味着什么？是会彻底崩盘还是会紧急闭市？它对经济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最与众不同之处。 那之后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惊的大事连续不断地发生。2001年10月16日，****在阿富汗境内炸响。3个星期之后，安然丑闻爆发。这一刻，我一秒钟也没有担心过不能做好一份报纸。 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哪一种独特的声音最能准确地代表《金融时报》的立场？比如《华尔街日报》的形象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 几周前，在庆祝《金融时报》美国版创刊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我们的政治立场。文中，我们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是一个智慧集中之地（smart center）。” 如果要我拿我们和《华尔街日报》作比较的话，我得说，《华尔街日报》是一家极右、极端保守的报纸，而我们则涵盖了从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观点，真正体现了多元化。我们的社论在表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同一版面上的专栏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承载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们能够对这些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谈到自由市场，《金融时报》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是，我们对欧洲联盟是持批评观点的，尤其是在欧盟的防卫、外交、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等方面。我们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在失效的时候，政府—福利国家的政府—就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惊人、令人欣喜。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它在金融系统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相当容人乐观。 能不能这么说，《金融时报》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个“smart center”，为全球性话题带来了更多的见解？ 是的。 那调查性报道—或称“扒粪”报道（muckraking）—对《金融时报》来说重要吗？你怎么看待这类报道？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经过调查做出来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关于公司核心领域的新闻更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关注政治是怎样影响经济的。我们刊载过很多深度报道文章，文章的写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业、某公司的行家，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有一些报道就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大胆的判断，比如说一个公司出了问题，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要寻找与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关利益的人交谈，就像调查员或是侦探那样。 我更愿意称这种报道为“揭黑”（shining light into the corner），而不是“扒粪”。比如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BEA公司昨晚发出了盈利预警后，今早它的股价就跌了20%。我立即说我们要派最好的记者来写这篇报道，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弄砸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国防采购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个人了解情况。等我们的记者问完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跑遍了半个伦敦金融区。明天的头版就会有这个新闻。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以叫做扒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时候，我建立了一个新闻调查小组，其成员都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记者，由首席记者负责。另外，我们还有长期关注的项目。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调查出来的，我们应该挖掘出比新闻通稿更深入甚至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对于重要事件需要的是可以做长期观察的人，他们才能写出我要的东西。记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围绕一个事件进行调查才能出成果。新闻调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它正在变得愈加重要。 有人认为兰伯特先生几乎是半个哲学家，所以他让这张报纸拥有了学术腔和更多的讨论…… 那些只是简单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学家气质的人其实犯了错，他的确有一些学术气，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新闻的人。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强调团队而非记者个人的理念正是理查德的想法。他推行了评分制度，并革新了报纸的编辑风格。是他重新焕发了《金融时报》的生机。 访谈（3） 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时报》因为对全球化的关注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你认为下一个…… 你是说下一个刺激（stimulation）吧？ 对。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和英国本土市场占据了主导位置，目前31万份的发行量在欧洲地区还无人可以动摇，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欧洲市场上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很强大的分支机构，现状令我们很满意。而且过去3年来的进步很大，现在（美国版）日发行量是14万份。在亚洲，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增加了印点。我们一直在努力，比如增加副刊、为亚洲各国—比如中国—的读者量身定做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使内容更加适合更多的读者，如以更多相关地区的事件作为头版，推出更多的特别报道增刊，以作为一个全新的亚洲新闻平台。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日本，我发现报纸中的很多内容不适应日本市场。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有些新闻应该放在更醒目的位置，有的应该放在更里面，还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发表出来。 给我们谈谈你的全球理想吧。 你是说这张报纸？ 你本人的。 我自己可没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对我们的报纸抱有全球野心。 诸如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之类的？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确说过要把发行量提升到100万份这样的话，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将资金投放在发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销、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目前，我们对于亚洲市场还处于摸索期…… 我们的一个参照对象是同属皮尔森集团的《经济学人》。不过《经济学人》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发行上要容易得多。他们是周刊，而我们是日报，在配送方面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经济学人》的发行量是…… 70万？ 70万。对，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个数，我们两家的读者群差不多是重叠的。 在全球化的前进步伐放缓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时报》能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全球化在放缓？你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证据表明啊。说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上升。 对，中国这边是在上升，但美国那边却出现了下降，而且全球经济活力似乎也在减弱。 但奇怪的现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许多公司在将生产制造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讯和全球购买力减弱这二者结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了影响。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全球化的确面临着很多威胁，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些威胁一个都还没有造成危害。 在你看来，今天《金融时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点？ 呈现，呈现，呈现。图表、设计、照片，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人加以足够重视。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你何时何事都能写出天下最绝妙的文章，如果呈现做得不好，人们就不会看你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许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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