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幸福-2

然而，恐惧依旧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仿佛他不再是伊凡?库鲁达教授了；仿佛有别的人住进了他的体内。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一直从外部观察自己。他曾经梦见去医院探访一位病人。在梦里，他进了病人的病房，在花瓶里插了一束鲜花，然后在床脚坐下来。病人穿着睡衣，坐在床上面对着他。伊凡注视着他，发现他就是自己。他，伊凡?库鲁达，在看望自己。坐在他对面正在做梦的人，不是病人伊凡，而是访客伊凡。两人相对无语。他久久凝视着他那张苍白而布满病容的脸。慢慢地，在病人身旁又有另一个身影渐渐现形，梦中的伊凡开始颤抖、出汗。这个渐渐现形的身影和那个已经在病床上的伊凡?库鲁达一模一样。现在床上有两个人，另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三个伊凡?库鲁达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接着，床上的两个伊凡?库鲁达一块儿向右边扭头，动作缓慢，整齐协调，展示出他们的侧面。伊凡感到脊梁骨自上而下打了一个寒战；眼前的两张脸开始碎掉。一点一点，脸颊、嘴巴、下巴、额头依次塌陷掉落。眼睛是最后消失的。那一刻，教授开始尖叫，他的妻子用胳膊肘顶了顶他，把他弄醒了。他为此一直对老婆心存感激。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教授陷入危机（3）阿赛尔睡觉向来很安静，几乎听不到她喘气的声音。他很幸运，自己睡觉鼾声如雷。有时候早上醒来，瞟一眼阿赛尔的面孔，伊凡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瞧，这是你老婆。你老婆阿赛尔。”阿赛尔的鼻子做过手术，不过这是她那张完美的面孔上所做过的唯一校正。在他们的熟人圈里，像她这样整容手术做得这么少的女人可是绝无仅有的。阿赛尔做健美操锻炼身体，保持体型，每周做六次，一直没有让自己的身体松弛下来。坚持锻炼，外加最新的健康食谱以及减肥药，使她免除了去做吸脂手术的麻烦。而她也很幸运：一位有名的巴西外科大夫，来过伊斯坦布尔为几个知名女人做手术，就是这位名医给她做了鼻梁整容。医生是个专家，技术精湛，因而她术后没太受罪，只是皮肤有点变色，鼻子和眼睛周围有点肿，不过几周之后就全好了。她有些朋友就没这么幸运了，反而弄得鼻子不像鼻子，嘴唇肿得老厚，呼吸都困难了。有几个更惨的连鼻子都快整没了。“瞧，这是你老婆。你自己的爱妻！没有理由害怕。”伊凡对自己说。阿赛尔是一位富豪船主的女儿，不需要伊凡供养。不过近些年来，教授的收入持续增长，这来自妹夫给他安排的各种电视节目。每个星期，他都要面对镜头和一些朋友谈话，这活动每个月都为他带来滚滚财源。钱多得花不完，他就把结余下来的存进银行，账户上的数目不断增长。他的朋友有买了土耳其里拉国库券的，遇到经济危机就赚得更多，要比投资美元多赚将近百分之五十。有人也在股市赚了，但是伊凡不碰这类赌博。他是个学者、教师，不是股票经纪人，不过要是银行给高利率，不抓住这机会就傻了。伊凡对钱的态度让他妹夫塞达特很恼火，在饭桌上谈起生意经的时候，他常说只要多留点意，就能把他赚的钱翻上五到十倍。教授就是不听。伊凡和阿赛尔常在外面吃饭，喜欢伊斯坦布尔名流出入的新潮美食馆。这些饭店有的和他夫妇在纽约光顾的饭店没什么太大区别，夫妇俩每年都要去一次纽约。最近，他们老去一家名叫禅伽的有着极简装潢风格的复合式餐厅。纸月亮曾是个挺火的去处，但是库鲁达这圈人后来不常去了，说它变得“太拥挤、太一般了”。他们也很少去博斯普鲁斯海鲜大酒店，他们喜欢生鱼片和寿司，胜过了传统的青鱼和大比目鱼。“我是幸福的，”伊凡?库鲁达说，这时他正独自坐在自己的卫生间里。“我太幸福了。”他又重复了一遍——说罢却呜呜哭了起来。阿赛尔送给他的那些书，倡导主动思考的益处。东方智慧如佛教禅宗、道家哲学全都宣扬同一个理念：“让生活像河流一样流动；心态积极则一切积极；世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就是消极思维。”阿赛尔从高中毕业后上了博斯普鲁斯大学，毕业后又在波士顿修了一门课程并在那儿遇见伊凡，当时伊凡是哈佛拿奖学金的学生。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伊凡和阿赛尔回国后在伊斯坦布尔安了家，这里曾经是古代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他们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伊斯坦布尔这样充满生气”，于是开始花时间享受这个城市给予的快乐。大都市的活力令他们激动，伊凡惊异于不断发展出的城市周围地区的居民区那勃发的生机。他常常注意到，这方面和纽约有一拼。即便是看上去满眼凄凉的贫民区，实际上也充满了勃勃生机。贫民区在伊斯坦布尔郊区雨后春笋般大片出现，成为来自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的数百万移民的安身之所。有人在这一带的一个街区开了家餐馆，取名叫“好伙计”，搞得这地方和纽约郊区简直毫无二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教授陷入危机（4）伊凡的姐夫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常常发表高论说，一个城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凶杀案才能算作大都市。“伊斯坦布尔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他总是这么说，“就差这一点了。”伊斯坦布尔没有像欧洲其他城市那样有序地发展。它和纽约相像，居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穷富雅俗，无所不包。也有来自非洲的移民，伊斯坦布尔不缺少黑人居民。伊凡觉得这个城市聚集了全国的精华，他本人就是最有学问、最受尊敬、最成功的居民之一。他和那些新贵们不一样，他有时间就读书、看展览，要不就去露天剧场或者是圣爱伦大教堂听音乐会——世界著名乐团和歌手举办的各种音乐会。他喜欢在让—皮埃尔?拉姆帕尔（译者注：拉姆帕尔（1922—2000），法国长笛演奏家。）的长笛乐曲声中醒过来，他还喜欢一边听这支乐曲，一边在泳池游上半个小时来开始一天。阿赛尔不怎么喜欢古典音乐，不过她假装能分享丈夫的品味。他们也赶时髦。晚上偶尔去城里的著名夜总会听听同性恋歌手和异性模仿癖歌手唱的*曲调，给他的文化生活添上一些本地色彩。伊凡觉得自己在东方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东方人，他对自己的这种感觉沾沾自喜。他并不势利，从不鄙视通俗文化。去年，有个朋友为寻开心，在“东方俱乐部”庆祝他的生日，伊凡在那儿被领进了一个新世界。几个肥胖的同性恋歌手穿着“第三性”的服装，趾高气扬地站在桌子上，招呼大家都爬上桌子和她们一块儿跳肚皮舞。不久，大部分女人就都上了桌子一块儿跳起来了，踏着鼓点扭动腰肢，而男人们一个个呆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看着阿赛尔在桌子上放肆地跳舞，汗流满面，伊凡不禁沉思起一个问题，他的圈子里的这帮人在性方面的能量已经在一些礼仪的净化中被释放掉了，如同一种发泄。一般说来，周围的男人们要是用色迷迷的眼神看别人的老婆，彼此就会大打出手，但是在这里，男人们看着自己*的女人以*的舞姿*别的男人，却感到悠然自得。诚如《希腊左巴》一书的作者卡赞扎基斯（译者注：卡赞扎基斯(1885—1957)，希腊作家，作品包括《希腊左巴》和史诗《奥德赛续集》。）所言：“灯火在希腊是神圣的，在爱奥尼亚爱奥尼亚：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爱琴海岸的一个地区，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希腊人曾在此建立殖民地。是*的。”这地方有一种用双手拍打的手鼓，叫达布卡鼓，此地所特有，可以打出古意绵绵的声响和节奏，并使人陷入一种癫狂状态，即便是最冷漠最保守的人也会被唤起来加入那令人意醉神迷的舞蹈。“一种集体意识中的节奏对一个国家比国旗意义更大。”伊凡暗自思忖。不是曲调而是节奏——区分了不同的文化。他曾经在纽约时代广场维京唱片城音乐部实地考察过自己的理论。在那里，顾客头戴耳机试听新出的音乐光盘。这里按音乐分区，分为爵士乐、古典音乐、非洲音乐、中东音乐、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到处是头戴耳机、不停晃动身体各个部位的顾客。爵士乐爱好者会微微弓起腰，两脚随着持续的节奏敲打节拍；拉丁音乐迷不停地摆动臀部，而沉浸在中东音乐里的人则扭摆着他们的肚子。观察他们的无声舞蹈真是有意思。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1）伊凡打开自己的药盒，从无数种药品里挑出了一瓶思诺思安眠药，这药至少能帮他安睡一会儿。他为自己突然涌出的泪水感到震撼，这一次和过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严重。所幸阿赛尔没醒，没有目睹这艰难的一刻。他不可能把自己都不理解的那种恐惧解释清楚。难道他真的无法理解这种恐惧的理由？难道他不知道原因？“别欺骗自己了。”他告诫自己。阿赛尔一定会建议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去找个心理医生。“听听专家的意见，你会感觉好得多。他们毕竟是干那一行的。”这些话和其他类似的老生常谈也就是她能给出的建议了。但是伊凡早就知道心理医生会得出什么结论来。教授的绝望并非来自对自身问题的不了解，而恰恰是由于他太清楚问题的症结了。他曾经努力理解自己的情况，终于在读了一本书后完全明白了，这本书叫《沉睡的恩底弥翁》。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个牧童叫恩底弥翁，因为和一位女神恋爱而惹怒了众神，众神判他选择自己的命运。他难以承受这种惩罚，便选择了永远年轻，但永远沉睡，直到时间终结。伊凡看了这本书以后，认识到他自己也和恩底弥翁一样，因为察觉到自己未来的命运而感到恐惧。一个人的命运应该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坚强到能够准确无误地了解生命的全部安排，包括何时会发生意外，或是死神会以何种模样到来。这种想法彻底颠覆了伊凡对生命中所有曾被他视为牢不可破的事物所抱有的信念，如今这些事物都变成了绳索勒紧了他。他知道自己还会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坐在同一张椅子里看电视，在同样的饭店里吃饭，和同样的人见面，说同样的话……直到有一天，一辆救护车会载着他，驶过他每天走的街道，把他送到他经常光顾的同一家医院，他会在那儿一命呜呼。或者，没准儿来不及到医院，他就突然瘫倒，气息全无，死在了邓禄普软床上，或是罗塞特摇椅里。这些名牌家具是他和阿赛尔一块儿兴致勃勃地挑选来的，它们再也不是让他感到舒服喜悦的家具了，而似乎变成了临时棺材。他爱阿赛尔，那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无法忍受生命不可避免的千篇一律。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他遇到一位加拿大教授，这位女学者介绍给他一种心灵转变的概念，这竟成了他头脑里的一座灯塔，其功效仿佛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灯塔给予水手的希望一样。心灵转变的意思是“超越自我，进入另一种存在”。其核心是“自我”这一观念。在任何情况下，自我这一概念总是问题的所在，“我”、“自我”、“我自己”究竟是指什么？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的名字足以让人感到和自我分离。但是人又怎能和与生俱来、相伴到死的自我分道扬镳、与其“身份”形成异化呢？教授越是思考这些问题，他就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异化的绝对意义上生活着的。就是这种社会和物质世界的规则保护我们免遭疏离流散。我们一旦偏离方向，就会重回轨迹，沉入温暖舒适、习以为常的水域。毕竟，我们的向导就是自己老坐的安乐椅那熟悉的舒适感，闭上眼睛也能拧开的水龙头，以及睡醒时脑袋留在枕头上的压痕。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与狗并无二致，狗在树下撒尿圈定自己的地盘，为的是在散发着自己气味的疆界里感到安全。对人类而言，熟悉的感觉和物品构成了满足的关键。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描述自己离开欧洲返回俄罗斯：“就像你穿上自己的旧拖鞋。”把脚伸进卧室里的旧拖鞋——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这就是人们生活的方式。如果人们在他们自己熟悉的世界里感到不安，那就像是个在地窖里长大的孩子，突然被丢到了一个公共广场。伊凡渴望挣脱备受约束和令人疲倦的安全生活，它在幸福的伪装下，简直要把他吞没了。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改变自己。一生至少应该经历一次个人的心灵转变。思诺思安眠药开始发挥效力了。伊凡的眼皮开始垂下，意识渐渐模糊。在灯光昏暗的卧室里，阿赛尔像往常一样睡得很安静，仿佛一具尸体，一条腿伸到了被子外边。教授轻手轻脚回到床上，脑袋枕在枕头上。睡着之前眼前的最后一个景象是两个年轻人和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他站在海岸边极目远眺，地平线上一条船的剪影渐渐隐没，那条船载着他的朋友希达耶到亚历山大，去探访诗人卡瓦菲（译者注：卡瓦菲（1863—1933），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诗风简约，集客观性、戏剧性和教谕性于一身。）所在的城市。“希达耶到目的地了吗？”他心里问道。说不定他在哪儿停下来不走了，就在那儿安顿下来开始另一种生活。也没准儿遇上了天神宙斯吹下来的顶风，掀起巨浪把他的小船吞噬了。“再见，希达耶，”伊凡嗫嚅着。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还是摆不脱那个走向死亡的恐惧，知道自己命运的恐惧。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2）伊斯坦布尔东面九百哩，越过玛丽住的村子七十哩远处，在白雪覆盖的伽巴尔山的一处山坡上的前哨军营里，西玛尔激动得浑身颤抖着从自己的床铺上醒来。他又梦见了在他的村子里流传了好几代的纯真新娘的故事。在他的梦里，那个纯真的年轻女人看了一眼他身上禁忌之处。接着，西玛尔就向她露出自己的*，让她用纤柔的双手轻轻抚摸那里，让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虽说纯真新娘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可村里的小伙子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谈论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令人心里发痒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十五岁的女孩，她像家里一朵珍贵的花，养在深闺，避开了所有的邪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父母禁止她和别的小孩玩耍，把她隔离开来，使她无从了解男孩女孩之间可能发生的让人害羞的事。到她十五岁那年，女孩嫁给了牧羊人哈三，他对新娘的天真无邪十分珍视，决定要让它保持下去。结婚当晚，他对新娘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贞洁的新娘。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纯真的女孩望着丈夫，目光里含着期待。“我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他说着便把自己的东西露出来给她看。“噢，天哪，”她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什么？”“我要给你演示一下它有什么好处，”哈三说罢，就把他全部的私密技巧示范了一夜，一直忙到破晓。从那天以后，他妻子脸上总带着一抹神秘的微笑。她跟谁也没有讲过她男人的秘密，只不过在别人面前时，她会把那种心知肚明、半带嘲讽的目光垂下来。几年后，哈三要去服兵役。这一分别就是两年，离家前，他搂着妻子告诉她说先停一停，回来后继续。“耐心等着那一天到来。”他说。他走了以后，年轻女人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微笑，眼睛里充满了渴望。“怎么啦？”众人都问她。“没怎么，”她回答说，“就是想哈三了。”一天午后，正当她漫无目标地闲逛时，她丈夫最好的朋友米哈默德走了过来。“你为什么这么郁闷？”他问道，“男人去当兵的女人又不是就你一个。”“可是他跟别人不一样。”她叹了口气。米哈默德追问哈三有什么不一样，她回答说：“他前面有样东西，别的男人都没有。”米哈默德心想朋友好精明，便诡秘地笑了笑。“我有一样东西差不多哦。”他压低嗓门悄悄说。哈三的老婆不信他的话，以为他撒谎。米哈默德就把她带到了一块荒野地，在那儿向她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从那天以后，他和纯真新娘夜里无数次秘密幽会，向她一次又一次反复证明。时间过得飞快，哈三又回到了村里。让他惊讶的是，老婆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哀怨的脸色。他问起缘由时，老婆哭喊道：“你这骗子！你告诉我只有你一个人前面有那怪东西。”“天哪，”哈三暗自思忖，“我失去了我的纯真新娘！”他接着问她哪个人还有那怪东西，她就给他讲了米哈默德的事。哈三感到绝望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又编了一个谎话来挽救自己。“这东西我以前有两个，就给了米哈默德一个。”一听这话，他老婆突然痛哭失声。“怎么啦？”哈三问道，“你哭什么？”纯真新娘一边痛哭，一边捶打着哈三的肚子：“你为什么要把比较好的那个给他？”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3）就在故事讲到这地方的时候，西玛尔和村里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狂笑不止，而哈三究竟如何回答他老婆，一直还是个谜。尽管这个故事每天都会重复讲，可是一讲到这儿就会打住。西玛尔让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尤其是在夜里睡梦中，想象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他从来想不出纯真新娘的面容。他能在脑子里呈现的图像唯有她那白皙的皮肤，不过这也足够他满足自己的恶念，消磨时光了。在哨所里的床铺上，西玛尔艰难地放弃了想象纯真新娘那热情的容颜。他感觉到床单上黏糊糊的湿了一片，想挪开，又犹豫了一下躺着没动，他一时间笼罩在羞愧之中。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光线昏暗，士兵们的呼噜声夹杂着火炉里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此起彼伏。站岗的卫兵不想吵醒熟睡的士兵，就轻轻打开火炉的铁门往里面添了几块劣质炭，那是他从煤堆里找出来的。一股空荡荡的感觉在西玛尔腹部蔓延开来。他很愿意梦见纯真新娘，愿意顺其自然，把被她激发出的*进行到底，但是他讨厌这结果。他不得不起身把自己清洗一下。在坠入罪恶的深渊之后，他要按仪式从头到脚把身上每一部分都清洗一遍，才能净化自己。西玛尔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塑料手表。快到凌晨两点了。一小时后轮到他站岗，洗完后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休息了。假如他允许自己再小睡五分钟，那就更难醒过来了。但是再回到床上舒舒服服蜷缩在被窝里，再一次任由自己去想纯真新娘，想她那蜜色的肌肤，这才更诱人。无论如何，到三点钟，中士就会过来捶打他的肩膀，或者扭他的胳膊扭到快断了才罢休，直到把他立刻弄醒。也许他站完岗以后能找点时间洗一下。就在西玛尔松懈下来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父亲。他几乎能看到老人那责备的目光，那一双眼睛在头巾下闪烁，手指愤怒地拨动一串念珠。西玛尔浑身一颤，一阵凉意袭上心头，回想起那种自打儿时起就熟悉了的恐惧，不由得猛醒过来。他几乎向诱惑屈服，做了魔鬼的俘虏。他不仅梦见了纯真新娘，而且还琢磨着敢不做沐浴仪式就接着睡下去。他离打开地狱之门已近在咫尺了。所幸及时想到了父亲，给了他一个警告，他想起了老人的话：“一旦上了魔鬼的当，必须按规定做沐浴仪式，念诵两段祷文，请求真主宽恕。否则……真主禁止……”有一个长长的描述地狱里各种刑罚的清单会跟在“真主禁止”后面，西玛尔一想到这儿，浑身血液就凉透了。他用不着亲身体验那些刑罚，也理解名叫女人的这种动物有什么欺骗和毁灭的影响。听了父亲的话，足以使他认识到恶魔是如何利用这些懦弱的动物来毁灭世界。西玛尔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悄悄对他说不妨赌一回——把沐浴一事推迟到黎明再说。然而不能保证他是不是能活到黎明。要是黎明前哨所遭到攻击怎么办？说不定他站岗时，从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打过来的一颗子弹会击碎他的脑袋。他的好些朋友就是在这种袭击中丢了性命。就在一个星期前，萨里被打死了。不论西玛尔想呆在床铺上不动的意念有多么强烈，他对带着不洁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却更为强烈。他坐起身来。他的床位是上铺，所以在昏暗的光线下，还是能分辨出熟睡的战友们那些一动不动的身形。有些人睡得简直和死了没两样。还有些侧着睡的，张开嘴巴仰面睡的——正在做梦，咕咕哝哝说梦话，屋子里呼噜声磨牙声响成一片。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4）士兵们的粗咔叽布料军装在严寒的天气里穿了很多日子，这会儿正搭在火炉边烤着呢，冒着热气，弄得屋里一股酸霉味儿。洗了衣服晾在外面是不可能晾干的。外面天寒地冻，一搭出去立马会冻成冰棍。床单搭出去会冻成一块硬板，像船帆一样在寂静的伽巴尔山里招展。所以士兵们老是把湿床单裹在身上用体温温干。至于羊毛袜子，被漏进靴子里的泥水浸泡得早掉了色，他们一般是睡觉时贴身放进内衣里捂着，到了早晨，袜子就捂干了。西玛尔从床铺上跳下来，光脚摸索自己那双熟悉的半高筒坚硬靴子。找靴子用不着低头朝床下看，凭脚的直觉就能找到。这双皮靴很沉，由于湿了晾干反复无数遍而变得橡树皮一样坚硬，但它是军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兵们已经习惯了脚下那种冰冷，慢慢透过厚厚的皮革，把腿脚冻得麻木不仁。随后在火炉边暖过来时那种钻心的疼痛，更难忍耐。他们的库尔德工人党对手没有战斗靴，只穿那种薄薄的廉价胶鞋。士兵们发现，他们在战斗中打死的游击队员，穿的是同一种轻便运动鞋。这鞋在崎岖的山地行走很快捷，却挡不住霜雪严寒。虽然面临各种艰难危险，但生命还在继续，和打死敌人或被敌人打死比起来，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不过，尽管要弄醒屋里这二十几个疲倦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容易，但西玛尔还是尽可能轻轻挪动。他不能肯定他们当中谁能活过明天白天，谁又会死去。明天晚上，有些床铺就会空着，现在床铺的主人就会躺在雪地里流尽鲜血，不是中了枪弹倒下再也起不来，就是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西玛尔系鞋带时，火炉边那个站岗的士兵用询问的目光瞪着他看。“我拉肚子。”西玛尔说。士兵们常得这病，原因是太累，或者是饮水有问题。这是个到外面去的适当借口，好过说要去洗淋浴。西玛尔把军装上衣往身上一披，就穿着内衣和长*出去了，粗糙的靴子把光脚磨得生疼。他听见外面狂风怒号，横扫山谷，席卷雪峰，仿佛播放着一曲属于一个无情世界的背景音乐。西玛尔刚来这儿的时候，这种声音让他感到害怕，现在他听了觉得很自然。两年之内，对这荒山野岭非常熟悉，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突击队员。走廊里冷飕飕的空气吹在皮肤上像刀割一样。他快步走进卫生间。这儿虽然算是房子的主要部分，但是火炉的热力已经过不来了，走廊和卫生间里冷得就像在外面的山里。他冻得浑身打战，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哆哆嗦嗦脱掉*，把一半结了冰的水桶倒扣在自己脑袋上。他几乎尖叫起来，感觉好像自己的心脏几乎变成了冰块，但他咬住嘴唇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雾气从他周身飘起来，他顾不上牙齿不停打战，仔仔细细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遍，特别是向诱惑屈服的那一部分。他的牙齿直打战，但良心洁净了。他没有违背他那威严的、荣耀的、受人尊敬的父亲给他的戒律。他避开了罪恶，根据*教法律做了该做的，为此感到心满意足。他毫不怀疑父亲是位圣徒：听从他的教导，能保证在今生和来世走向幸福。西玛尔用自己带来的小毛巾擦干了身体，穿上衣服和靴子，又回到寝室区。刚一开门，他一下就感到置身于一团融融暖意的包围之中。炉旁的哨兵见他头发湿了，冲他笑了一下，不过什么也没说。这事在大伙儿身上都会发生。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5）西玛尔把湿毛巾铺在自己枕头上，随即爬上床钻进被窝，但他没有办法继续入睡。他想起了前一天他们杀死的三个游击队员。他们是库尔德青年，穿着破旧的衬衫，宽松的布袋裤，脚上穿着胶鞋，在这样的山里，这套行头远远不够。他们面孔的位置裂开了一个大窟窿，是G3子弹的效果。会不会有一颗子弹是从他步枪里飞出去的呢？在小规模冲突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不停开枪，而不问是否命中。谁也不知道致命的子弹来自谁的枪口。如果你真的瞄准了，你可能会知道你把谁放倒了，但西玛尔还没有这样的体验。他一生中已经有两个年头在这辽阔空旷的大山里度过了，这里成了衡量士兵勇气和怯懦的地方。在爬完长长一段山路的尽头，当他们大汗淋漓站立在一座山峰顶上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就是大山之王——夏天里银波荡漾的河流，翡翠覆盖的山谷，在冬天全都冰封雪飘，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他们装备着精良的武器，身边有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所以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他们在山坡上巡逻，鹰隼般地俯视着下面的大地，哪怕再细微的活动也逃不过他们敏锐目光的侦测。他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进行毁灭，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他们把自己比作神，头顶苍穹，君临天下。然而山地并非总是如此宽厚。有时走在一片开阔地，士兵们就会处在远处山头的火力范围之内，子弹在大伙儿头顶呼啸而过之际，一股恐惧就会扣紧他们的心——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子弹擦着眉心或脑门飞过，生命悬在生死之间。单独一名的库尔德工人党狙击手就能压制住整个小队，造成重大伤亡。游击队员们配备有狙击步枪，专门瞄准当官的打。有时候，这样一支十到十五人的小分队，会用火箭筒、手榴弹、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对人数更多的部队发起攻击。突击队员在山顶上是主宰，在山顶下是猎物。在山顶上的那种优越感并不持久，特别是士兵们要在开阔地停留好些天的时候。雨水雪片把他们淋得浑身湿透，他们会忘记什么是干爽的感觉。湿军装到了夜里会结冰，给本来就备受折磨的士兵又雪上加霜。在这种时候，士兵们无不悲观叹息，觉得这辈子雨也不会停了，此生注定要在湿透的尼龙军装里永远浸泡。还有更糟糕的，就是雨声里还夹杂着子弹的呼啸。西玛尔和许多战友一样，出去执行任务时随身带一个塑料袋。他可不想再体验曾与阿卜杜拉一道经历过的那场噩梦。阿卜杜拉是尼德市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停地讲笑话逗乐大伙儿，总是笑声爽朗。在他退伍前三个月的一天傍晚，他那个小队在外面巡逻。士兵们知道脚下的雪地里埋有地雷，但是只能冒险朝前走。在雪地里白天发现地雷尚且不容易，更不用说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了。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步，而每次执行任务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就会长长地出一口气。没有任何声音，只有靴子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打破了寂静。突然，平地一声炸雷炸得地动山摇。士兵们本能地扑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却见阿卜杜拉飞到了空中，他踩上地雷了。西玛尔离他最近。他向受伤的战友爬过去，虽然这有可能触发另一颗地雷。战友看上去情况不妙。西玛尔抓住他，想把他的头抬起来，放在自己腿上。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厄运降临（1）“我的眼睛！”阿卜杜拉惊恐万状，尖叫起来，“我眼睛里进东西了！啊，疼死我了！”他的脸成了一副吓人的惨状，鲜血横流，但是西玛尔强迫自己抓紧他的头，看着他的眼睛。在原本是左眼的位置上，只剩了个空洞洞的眼眶。阿卜杜拉继续发出虚弱的呻吟声：“好疼，好疼。”队长和其他队员都围拢来了，西玛尔听见上尉对着无线电话筒怒吼：“老鹰三号，老鹰三号，这儿有个重伤员，派直升机过来。”刺耳的回答声从另一头传过来。夜色降临。在这个时间飞行非常危险。他们要等到天亮再飞。无线电中的声音异常冷静，仿佛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雪地上有个生命正在渐渐消逝。鲜血从阿卜杜拉脸上那个大窟窿里喷涌而出。西玛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该不该拿块布塞住那个窟窿？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战友坚持不了多久了。即便直升机马上到，他可能也活不了。年轻的上尉嗓子都喊哑了，还是不停地请求着，努力说服对方。“求你了，来吧！他挺不到天亮。救救我们勇敢的战友吧。现在还不算黑。”他接着又把所在位置的坐标报过去。无线电里没有声音了。西玛尔看着阿卜杜拉断了脚的残肢，伤口鲜血淋漓。他努力克制心头涌起的恐惧。他看见被炸掉的那节腿就在不远处，炸碎的腿和靴子泡在血泊中，像个陌生的物件。西玛尔唯一的安慰是阿卜杜拉此刻已经失去了知觉，疼得晕过去了。上尉和士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仿佛祈祷应验了，引擎的轰鸣声和螺旋桨转动声打破了寂静。士兵们一齐仰头张望，一架直升机从附近一道山梁上面出现了。他们开始疯狂地挥手示意，直升机慢慢降低，吹起一阵雪花旋涡。士兵们知道直升机不会落地，只会悬在离地几呎的高度，他们必须把阿卜杜拉扔进打开的机舱门里。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说不定会看见直升机，开枪打死驾驶员。军队不会容忍对自己不利的宣传，说为了救一名受伤的二等兵，损失了一架黑鹰直升机。机上的军医冲他们大喊，叫他们赶快动手。直升机悬在原地，吹得雪花漫天飞舞，机组人员大声喊话让他们快点儿。不管他们究竟喊的什么话，都被引擎的轰鸣声淹没而分辨不清。几个士兵从西玛尔怀里把阿卜杜拉抬起来，穿过雪花的旋涡来到直升机跟前。他们把阿卜杜拉瘫软的身体一前一后悠了几下，然后扔向舱门。军医探出身来接人，结果没抓牢，伤员从他们手里滑落，垂直摔到了雪里。这当儿，西玛尔捡起了阿卜杜拉的那只还发热的脚，扔进了机舱。也许到医院还能接回到腿上去。士兵们再次抬起阿卜杜拉，扔向机舱，但是又一次摔在了地上。第三次才成功，直升机随即升上空中，消失在那道山梁背后，而机上人员还在手忙脚乱地把伤员往里面拉。西玛尔把阿卜杜拉的脚扔进直升机是出于本能。从那天以后，他巡逻时总要随身携带一个塑料袋。如果另一个战友踩了地雷，他就会用这个塑料袋装身体碎片。他知道别的士兵也要准备这么做。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一边吃罐头食品、罐装茶，一边还享受几根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香烟，他们彼此交谈，往往把内心深处的秘密掏出来同大伙儿分享。说不定到了第二天，昨夜你还向这个人倾诉衷肠，今天却要把他的残肢捡起来，塞进这样一个塑料袋里。西玛尔彻底沐浴后放松身心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心里又想起用收音机听库尔德工人党广播时常听到的一个声音。他知道那个声音。有时候那个声音会直接请求：“土耳其共和国的士兵们，投降吧，别等到太晚来不及。快点自救吧。把你们的指挥官绑起来，交给我们。否则你们活不到天亮。”一听到这话，刚到任的预备役军官就会一把抓起无线话筒向对方大吼：“你这混蛋，有种的你自己过来试试！”对方会发出一阵爆笑，让西玛尔感到不寒而栗。那个笑声他太熟悉了。米摩……他儿时的朋友，他的伙伴，他的兄弟，他的知己，米摩。西玛尔听出了米摩的笑声。小时候在漫长夏日里，西玛尔和米摩一块儿躺在村子里的草地上，望着蓝天上慢慢飘过的一朵朵白云。他俩常幻想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他们俩人愿意一块儿分享，却没想到有一天他俩竟成为殊死相对的敌人，他们怎么会相信呢！然而现在，一个是在土耳其军队战斗的二等兵，一个是投身于库尔德分离运动的游击队员。昔日的老朋友如今在战场殊死搏斗，一心要杀死对方。这种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战斗已经超过了十五年。双方战死的人员已经超过了三万，包括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有些来自东安纳托利亚来军队服役的年轻人，后来也像西玛尔一样驻守山区了，另一些人，像米摩，加入了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对土耳其军队作战。西玛尔一边听着米摩在收音机里发出的嘶哑声音，一边心里不能确定，如果在这一带山里相遇，他能不能举枪瞄准米摩把他击毙。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厄运降临（2）玛丽的母亲感到自己好像怀了孕的当天夜里，她梦见了圣母玛丽亚。圣母手执蜡烛，来到她身边对她说，她会生一个女儿，但随后她会死去，留下女儿。玛丽的姨妈后来讲起这件事，说她姐姐惊恐地从睡梦中惊醒，非要她马上帮她圆梦。她没理会，劝她说别提梦里那个景象了，等到天亮再说，否则会不吉祥的。那天夜里，玛丽的母亲没有再回到丈夫的床上去。她一直被那个梦搞得心神不定，颤抖不已，需要她妹妹给她温暖的安慰。她就这样搂着自己的孪生姊妹，在她怀里睡着了。第一缕晨光照射进屋子里的时候，她叫醒了妹妹，坚持要她解释：“现在你告诉我这梦是什么预兆。”玛丽的姨妈在这方面很有天分，善于从积极的角度解读梦境，于是她用一种宽慰的口气回答说：“我觉得圣母玛丽亚是想叫你用她的名字给你的女儿命名。”“那我死去，留下孩子，这又怎么讲呢？”“谁也不能永远活下去。你怎么会例外呢？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死的。就连圣母玛丽亚也离开了人世。”玛丽的母亲果然在分娩中死去，家人想起了圣母托梦表示的希望，就给玛丽取了现在的名字。每当玛丽想起这件事——还有无数别的事情——她就确信自己活在一个充满了魔幻的世界里，其中充满了高尚的人，他们会在梦里出现，谈论动物和树木。她感到有些遗憾，从来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心里纳闷自己出什么差错了。在小学里，同学们老爱讲那些奇迹故事——他们听见鸟儿说人话了，家里的祖先警告说有危险来临了。一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了玛丽家里。她那位受人尊敬的先祖父出现了，警告他们不要大量买肥皂。“如果你们买了，”他说，“就会引来火灾。”家人没有理会他的劝告，在市场买了一块又一块的肥皂。后来房子的确着了火——仿佛是被无形的手点燃的。玛丽的父亲和伯父拼尽全力才把火扑灭。他们命令家里每一个人，以后再也不许忽视这种警告。后来先祖父再次显灵，告诉家里的女人们，把每周去一次公共浴室的日子改变一下，从星期三改到星期四，于是家人听从了这个命令。玛丽爱去公共浴室，去以前要专门做准备。烧好要带的饭菜，准备好干净毛巾和衣服。然后家里所有的女人连老带少，都统统挤进一辆马车出发上路，心里都期待着快活一整天。在公共浴室里，玛丽偷偷观察周围赤身*的女人胸前耷拉着的乳房，心想有朝一日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么一对怪东西。在这个古老的建筑里，太阳光穿过拱顶上厚厚的玻璃照进来，变得柔和了一些。年长的女人总是兴致勃勃地给玛丽和别的女孩搓洗身上，直搓到她们皮肤通红，再用一瓢瓢冒蒸气的热水冲洗，简直要把她们的皮肤烫伤，直到清洗得干干净净。玛丽总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儿，从浴室后面的一个围起来的格子里散发出来。她每次问起这事，大人就告诉她：“那气味儿是脱毛……你长大就知道了。”等到玛丽长高了些，胸部微微隆起，女人们都开始夸她年轻苗条，这才让她见识了公共浴室那个神秘的地方。她们带她到其中一个格子里，配好一种散发恶臭的泡沫，然后就把她腋下和*的毛除掉了。“你必须把那地方的毛全除掉，”她们告她说，“哪怕留下一点点，都是罪过。就用这个除你身上的毛。”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厄运降临（3）不久后，玛丽开始自己去除身上的毛，而且不许任何人靠近她。在浴室里度过的那些时光，除毛是最无聊的一个部分；浴罢坐在凉爽的房间里是最惬意不过的，能美美吃上一顿，享受各种蔬菜和肉馅饼的美味。玛丽尝试过找出一种办法，让她能看到做出那些预测的祖父的幽灵，但是她的希望从来没有实现过。任凭她怎样祷告也毫无作用；哪怕是揉着眼睛轻轻叫“爷爷，爷爷”，也没有任何效果。她的外祖父是摔跤好手，而她的祖父则是个神秘人物，人称库雷仕教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冬，教长赤脚离家走进了漫天大雪之中。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霍拉桑”土耳其东部埃尔祖鲁姆省的一个镇……有些看热闹的人在一旁发笑，说他走不了几步脚就会冻僵，更不用说要到河中地区（现称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译者注）了。面对人们的嘲笑，他毫不动摇，继续朝前走。跟随他走了一阵子的几个村民，后来回到村里告诉村民们，路上遇到一群饿狼，见老人在雪地里渐渐走过来，全都停止号叫，变得温顺得像一群小猫咪。据传说，教长就这样走了一路到了霍拉桑，又原路走回来。没有哪种野兽打搅过这位圣人，哪怕最凶残最恶毒的也不例外。蛇蝎在他手上、胳膊上、脖子上爬来爬去，而不伤害他。恶魔不能奈何他，家里有婴儿出生，他只要往婴儿嘴里吐点口水，就把他的力量传给了婴儿。于是，一家老小全都得到了保护，不受所有危害的侵扰。每个人都相信，库雷仕爷爷的幽灵始终还在家里。所以，楼梯会嘎吱嘎吱响，门扇会哐当一声关上，厨房有时候会传出奇怪的声响。听家人在夜里讲完这些故事之后，玛丽确信爷爷的幽灵会拯救她，但是不管她多么努力地想要亲眼看到，爷爷还是没有出现。即便是那次去塞可巴巴的陵墓，也没有体验到什么特别的经历，只不过让自己蒙了一回羞。村民们常常讲述起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俄国军队侵占了他们的家园，在附近的一条河道里，屠杀了很多男人。塞可巴巴用雷电震撼天空，降下冰雹打击敌人。俄国人吓得四散奔逃。那个俄国指挥官在城里最大的一座楼里设置的指挥部内，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这一定是塞可巴巴迫使他这么做的。不信这话的人们说的却是另一套，他们说这个奇迹是一封电报导致的，这位长官在1917年11月那一天的早上收到了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但是没有几个村民同意这种说法。即便这是真的，那个信也一定是塞可巴巴送来的。除了玛丽，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过奇迹：女孩飞上了天空，鸡说人话，等等。到圣祠叩拜，那里的树上系满了还愿的布条；虔诚的祈祷，不论是在庆祝夏季到来仪式上还是在降示（《古兰经》的盖德尔夜*教节日，斋月（9月）的第27夜。——译者注），这些都能让别人如愿以偿，但是她所希望的却从来没有应验。“我一定是遭到了诅咒。”玛丽常想。家里每个人私下里都是这样认为的。毕竟她妈妈就是在生她的时候死去的，跟梦里的预言一样。玛丽给家族带来了不幸，注定是要遭受惩罚的。她的命运是不幸的，说不定将来嫁不出去，成了家里的老姑娘。现在她十五岁了，还没有求婚者上门。没有哪个当妈的愿意把她娶进门做儿媳妇。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厄运降临（4）其他人都亲眼目睹过神灵奇迹，玛丽看到的却只有恐怖的噩梦。她起了圣母玛丽亚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在梦里见过她，也没有听她给过任何直接的指点。真主宽恕！她是个什么圣母啊！一定是她送了那些噩梦给玛丽，来考验玛丽的耐心和忍受力。孤身一人呆在寒冷的马厩里，日夜更替难以分辨。玛丽醒来禁不住惊叫起来。在梦境中，她在一个深渊的边缘附近紧紧趴在地上。在远处的迷雾中，她看到一个巨大城市的轮廓。“伊斯坦布尔，”玛丽心想。“那一定就是他们不断说起的伊斯坦布尔。”这城市太大了，她看不到它的边。虽然她想站起来好好看一看，但她被恐惧攫住而手脚不听使唤。突然，雷声大作天摇地动。玛丽抬头仰望，看见成千上万只白色鸟儿在她头顶飞翔。它们扇动翅膀卷起强气流，把玛丽卷向那深渊。她拼命地扒着地。大群鸟儿飞走又飞回来，一再重复那个飞行动作。每次飞临她头顶上方时，玛丽就向那个深渊靠近一些。现在醒了，玛丽朝马厩里四下看了看，以为能看到那些可怕的鸟儿，但是这寒冷黑暗的马厩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她的薄毛毯滑落到了地上，她感觉手脚都冻僵了。玛丽倾听着外面世界的声响。这几天来，村子里异常安静，家里也很安静。不时能听到有人焦灼不安地说悄悄话，或者有故意压低的脚步声。不过隔壁花园里，女人们每星期一次用园子里的泥炉子烤面包时喋喋不休的聊天声，是传不到玛丽的耳朵里的。玛丽小时候很喜欢看铁板上的面包片慢慢烤黄，散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女人们把新烤好的面包片折叠成个大三角形，把每一面都涂上黄油。黄油瞬间就融化，咝咝作响，香味扑鼻，让玛丽胃口大开——和站在旁边等得心急火燎的孩子们一样——她等着想尝一尝这种叫做牧童馅饼的美味，这是玛丽最爱吃的食物之一。一次，玛丽看到一只黄绒绒的小鸡不小心掉进了屋外炉子的火膛底部，她没有办法救起那只小鸡，就难过得吃不下馅饼，哭了一整天。如今玛丽被锁进了马厩里，一切都悄无声息了。就连村子里也一样，原来总是生气勃勃，充满了人们的话语声，驴马的嘶鸣声，鸡叫声，面包车的响声，现在仿佛都被包裹起来，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唯一能穿墙而过传到她耳朵里的声音，是宣礼员召唤信徒做祷告的沙哑喊声，偶尔传来的拖拉机的哐哐声，还有不常听到的马车经过时发出的嘎吱声。玛丽感觉这种寂静好像跟自己有关——也许是在那个茅棚里发生的可怕事情带来的后果。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因为一个年轻女孩发生的事，全村上下都变得悄无声息了吗？玛丽揪了一把毛毯。这当儿她蓦地明白过来。村里的人是在等着她完成自己的义务。不光是她家的人，全村上下都在静静地等候她解决问题。一旦她悬梁自杀，一切就又会复归正常了。村民们就会又回到他们每天都习以为常的事情上去——买东西、洗涮、祈祷。街道上又会响起孩子们玩闹的声音。和在她之前遭到玷污的女子一样，玛丽不再享有活下去的权利了。这就是朵安一直要告诉她的事情。朵安脸上带着这样的意味，同样的意思也体现在家里和村里异样的安静之中。意识到这一点，让玛丽感到心寒。她感到了自己对每一个亲友的责任——父亲、伯父、姨妈，还有帮她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接生婆古力扎。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人生是儿戏（1）玛丽静静地哭了一会儿，然后捡起了昨天扔在地上的绳子，扔到梁上，打了一个结，在另一头系了个活扣。她顺着木杆爬上去，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粗糙的绳子磨疼了脖子。玛丽犹豫了一下。她准备完成自己的义务。“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木杆踢开，”她自言自语，“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你会晃荡几下，你的脖子会变得又青又紫。你的舌头会耷拉出来。只不过就几分钟，不会长。”“但是在那以后我会去什么地方？”玛丽心里问道。她想不出一个答案。她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呆了多久，突然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然后就见朵安走进了马厩，手里端着一小托盘饭菜。俩人目光相遇了。朵安慢慢转过身去轻轻走出门外，没有留下托盘。玛丽勃然大怒。“贱人！”她怒骂道。“你这贱人！”她又骂了一遍，把绳套从头上拽下来。朵安也许在跟家人说玛丽正在完成她的责任。她眼前浮现出了家里每一个人，他们正在那儿不声不响地等待，这景象令她气愤。她要跟他们对着干，要去伊斯坦布尔。“要死你自己死去吧，*！”玛丽大叫起来，想起了朵安的残忍，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她闭上了眼睛，祈祷所有的圣人帮助她。她姨妈常说：“等到问题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求到解决办法。”玛丽到了这个时刻。“求求你，西泽尔*教的一位先知。，让我见见你的真容吧，”她恳求着。“我知道谁要在梦里见了你的真容，就会消除他所有的不幸。大德圣人啊，听听我的呼唤吧。我灾难临头了。请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吧。噢，安拉，请把门打开，让西泽尔进来，不要让朵安进来。让他带我去伊斯坦布尔。”玛丽把她能记起来的每一段祷告词都背诵了一遍，但是当她睁开眼睛时，她还是独自一个。家里没有人肯过来看上一眼。也许他们正在门那边悄悄听着呢。玛丽想起了她上学的时光，那时她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跟西玛尔和米摩一道滚铁环玩，他俩像大哥一样待她。村里每年一次纪念摆脱俄国占领的庆祝活动，是她小时候最愉快的时光。当地乐队演奏军乐，村民们踏着乐曲的节拍*。礼炮隆隆，响彻云霄。玛丽喜欢身穿白领黑色校服，和同学们一道加入*队伍。她和其他学生按要求列队，肩对肩左右看齐，然后听口令“向右转”，接着就踏着鼓点在街上行进。玛丽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就把头抬得高高的。行进到凯旋门的时候，她想象着自己走在一道彩虹下面。这时礼炮齐鸣，隆隆的炮声令每一个人都想起塞可巴巴降下神奇的冰雹，打击俄国军队。随后来到广场，她和同学们坐在给他们预留的座位上，观看解放表演。村里的年轻人穿上俄国士兵或土耳其士兵军装，表演那场每年都一样的节目。皮肤较白嗓音较沙哑的青年，被挑选出来扮演俄国人，进攻皮肤较黑个头较矮的青年扮演的土耳其军队。到了决定胜负的那一刻，英勇的土耳其军人越战越勇，打得俄国兵四散而逃。最后土耳其国旗冉冉升起，霎时间炮声四起，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广场上硝烟弥漫。乐队随即演奏起激动人心的进行曲。西玛尔和米摩每年都参加这个演出。西玛尔身材高大健壮，扮演俄国人，米摩比较矮小，皮肤比较黑，就扮演土耳其士兵。市政府付给每个参加表演的人报酬，但是扮演俄国兵比扮演土耳其士兵给的报酬多，因为他们要挨打。尽管西玛尔拿到的报酬比米摩多出一倍，他还是感到扮演土耳其士兵更光荣。有时候米摩会对西玛尔说：“我是库尔德人，你是土耳其人，可在节目里我老是扮演土耳其士兵。”每个人听了都会大笑，但是他俩的角色从来没有变过。有一回，节目没按固定的本子演，结果把节日给毁了，惹恼了省里的官员、市长以及宪兵司令。像往常一样，先是俄国人发动进攻，后来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反攻仓皇溃退。军乐和爱国诗歌激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土耳其士兵对顺从地躺倒的俄国兵拳脚相加，又踢又打。他们倒是为挨揍领取报酬，可也没说让他们这么打的。但是那嘭嘭的鼓点，震耳的号角，隆隆的炮声，都使土耳其士兵热血沸腾。他们高呼战斗口号，使出浑身力气狠踢暴打对手，演出场地简直变成了真实的战场。“俄国兵”被打得鼻青脸肿，皮开肉绽。玛丽听见她堂兄冲米摩大吼：“你疯啦？快住手！”所有“俄国兵”都哭叫起来，但是毫无用处。后来“俄国兵”终于忍无可忍，站起来予以还击。他们遭到一顿无情暴打，这时血液直往脑门上冲，由于他们在体力上占优势，不久便打得土耳其人抱头鼠窜。那一年，“俄国人”打赢了，当地政府怒不可遏，立即叫停庆祝活动。人群散去，村子又复归宁静。玛丽记得西玛尔和米摩脸上一道道伤口、满脸是血的模样，想到这儿不由得笑出了声。接着她又想起在门那边听着的人。女孩死了还笑，他们听了会不会吓一跳？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人生是儿戏（2）一个人能不能彻底变成另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伊凡?库鲁达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而这时他正跟一帮喧闹的朋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家小海鲜馆吃饭。有条轮船经过，船上的灯光映在了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玻璃上。虽说春天已经来了，可是要坐在外面还是太冷了，所以里面暖气还开着。星期天和几个密友吃午饭，坐在海边聊天，喝葡萄酒，这过去一直都是伊凡最喜欢的活动之一。现在听见笑话他也会笑，但是却对这项消遣失去了热情。同一个问题不断在他脑海里回荡——如果他愿意，他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吗？有人在说笑话。有关东南部的战争笑话近来很流行，伊凡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一天，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设了个埋伏，目标是据他们所知每天晚上七点都要经过同一个地点的一队士兵。半个钟头过去了，没有人走进埋伏圈……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没人出现。于是有个游击队员焦虑不安地说：‘咱们那帮小伙子们可别出什么事！’”每个人都笑了，银行职员米廷，接着又讲起另一个笑话——学库尔德人的腔调，用浓重的鼻音说话。“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袭击一个村庄，把全村人都杀了，只留了一个老太婆和一个老头儿。有个游击队员拿枪指着老太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法蒂玛穆罕默德的女儿叫法蒂玛。’，不幸的女人回答说。“游击队员对她说他母亲也叫法蒂玛，所以就不杀她了。“他又问那个老头：‘你叫什么名字？’“老头儿吓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我叫奥玛——但是大家都叫我法蒂玛。’”一圈儿人都给逗得开怀大笑。伊凡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笑话，觉得挺有趣。战争笑话流行起来之前，关于性的笑话是个始终不变的聊天话题。女人有时候说黄色笑话，不过，要是笑话太*，她们会害羞地停下来，看一眼丈夫让不让她讲下去。要是男人讲这种笑话，就会压低声音，用比喻的方式掩饰那个真实含义。伊凡相信，性，主导着土耳其社会各个阶层的潜意识。伊凡不善于讲笑话。他一般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强调关键的字眼，也缺乏模仿的才能。但是，他决定给大家讲一个他在美国的时候听到的笑话。“谁知道那些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是怎么解释世界的意义的？”“摩西说‘主’。耶稣说‘爱’。*说‘钱’。弗洛伊德说‘性’。最后，爱因斯坦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伊凡的朋友礼貌地笑了笑，又接着说库尔德人的笑话。灯光在爱奥尼亚有*的意味儿……虽然伊斯坦布尔不是爱奥尼亚，两地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个社会的潜在活力和决定其行为方式的基本动机是性压抑。歌词里含有性暗示的歌手，强调自己性身份的歌手，都很受欢迎。主要的歌手里大部分人都是同性恋，难道这是个巧合吗？甚至在奈玛那个时代，这位伟大的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就曾写道，年轻人男扮女装表演*舞蹈，勾引年纪大些的男人。近来，在一份民意调查中，一名同性恋歌手和一名做过变性手术的男性，被选为年度歌手。伊凡研究过的编年史和历史手稿，都表明在奥斯曼帝国男同性恋普遍存在。许多高级官员和知名绅士，都曾出入有男性侍者为其按摩的浴室。有些文本甚至还描述这种活动的规则。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一部分 人生是儿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