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中国可以说不》--------------------------------------------------------------------------------我是如何走进“亲美情结”的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话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野营，没有偷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崮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Ｕ.Ｓ.Ａ”；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并且上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能通过种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宥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191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林彪不是也要跑到苏联去嘛？——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我们的直感使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了治的国家充满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 ，名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　　　　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　　　　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　　　　你带来了美国人民的友谊，　　　　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愿你茁壮成长，　　　　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兵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就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诗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古·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来革命以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皮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拉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方百计的阴谋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就里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期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这一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观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然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面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地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结”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尢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认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来的诗意般的冲击——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暨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学生。那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知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一个“小”）。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　　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　　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　　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　　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　　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给张医生凑　　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乎他们把那块匾　　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　　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　　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给他刻一块碑，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　　 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噫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湎于厌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了原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　　　　亲爱的爸、妈：　　　　　　圣诞快乐！　　　　　　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　　　　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　　　　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　　　　仪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　　　　频节目里两次听琶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　　　　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　　　　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　　　　且互称同志。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懈，当我二十五风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佻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扭文字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仪态居然充斥着我数年之长的大学示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　　我听到了以下评价——　　“相信我地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大尊重。就移民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个人的距离近，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 。在美国，地位高下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天堂。……”　　“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无论领导．平民，还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尽管我上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从不两全责难和苛求，但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压力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了穿，就是适者生存的况争机制。”　　“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　　假如我以阿Ｑ式的精神去攻地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人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的大车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感，而是基于十数年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在世忧患。　　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变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整个民族的想像力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志摩先生描那张上帝之了的“傲慢的脸”时的惊悚心情，还记得蒋人石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工甚至有时候怀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出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餐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结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签证、美援、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使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詈以及热烈的回应，是同我们的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的。但不幸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他们解脱责任的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享受进化的喜悦，但突然间，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忒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代价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和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内呀，接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地欣赏到一盘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的思想先驱，可以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时，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也不要提×××，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我许多青年人一样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道士。但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古人，和近代的梁启超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噢，美国应该接纳我，我有追究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对未来有一和均衡的、平和的风度……这就一下子回到我的题目上了。　　奴隶有两种，一种是总在欢天喜地的奴隶，一种是愿意承担更大现任而甘心痛苦下去的奴隶，直白了说吧，忧国忧民的奴隶。我最近经常说：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沔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八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可以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教人感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我不过想说明，祸国秧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前面我已讲过：对环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义使我们以势利的心欢呼大国的渗透。这种急切的、迷恋新欢的心情好有一比，比什么呢？有一个讽刺故事，一户英国家庭获得通知：分们购买的彩票中了本轮的头奖，在欣喜苦狂中，他们扔掉了家中原有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是彩票公司来人，吞吞吐吐地表示歉意。——获得了新的想象空间后，人最容易把原先熟知的事物弃之为陈腐。我们长期以为自己处在神圣的反抗状态，陶醉于“低调”或“反调”，而偏偏没有认识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态史观。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把大量的奴性的言论作为“快论”而加以激赏。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弥漫于全国的空气，故作清醒高超，实为乖张轻佻。我空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骂他女儿（她正在张罗着为非洲人募捐）的那一句：“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工业是非常密集的，因而环境上有很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我们市每年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创卫，这个才能勉强的进入全国大城市的中游。这一年的创卫高峰期，一位电台主持人发起了一个类似于“绿色志愿者”的组织，这个创意搏得了热烈的欢迎，踊跃参加的中小学生（包括少数大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的许多公益行为是纳入了市府的轨道的。但既然是一个松散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团体，势必会引发某种讨论。我和几位电台的同事私下也议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些结论使我记忆犹新。　　由真善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闪光的纯真的信念，谁不希望农园看起来有情调一点？谁不希望在一种情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但我又要说了：“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发展的认识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们自做聪明的小小的发汇，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对现状有着更沉重认识的父母及他们的兄长，是绝对不赞成汽车为蛇让咯的。杜德伟唱道：　　 help,help,help　　 这个地球需要快乐来拯救　　这种理念只有成饭的人才会奉为神明。拯救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我们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