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13

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 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第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　　 “‘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　　以上三种历史文件，对于何孟雄等与王明斗争经过及被捕殉难事实，叙述得大致相同，惟究竟有多少人牺牲，则言人人殊，文件第一与第三无确实人数，均说二十余人，文件第二则说是十七人，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是二十三人，我认为二十三人比较接近事实，鲁迅与柔石关系非常密切，柔石等死难前后，鲁迅所得消息一定甚为可靠，可是除掉五个作家，及何孟雄等几个老干部外，其余都是党内的积极份子，而且是真正的工人，现在连姓名都湮没无闻了！　　为了写这段文字，我读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不禁唤起了年青时代的感情和回忆，所谓年青时代我是指五四以后五卅以前那段时期而言的，离开现在快要五十个年头了。我不知柔石的《二月》是否为现代青年所了解，因为这个苦难的年代究竟是一去不回了。新的时代有新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我一口气读完了《二月》之后，觉得它像是矗立在历史路上的里程碑，上面镌着青年革命者的足迹。这是值得珍重的，鲁迅的文章与诗也足以和青年革命者的生命永垂不朽。　　第一文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那时正在清算刘少奇。瞿秋白，这个曾被尊重为革命家的，也被评定为“叛徒”，连遗骨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迁出了。他在四中全会中被排出领导地位后，公开在党报上写文章自承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我当时见到这样的“悔过书”，真是万分难过。　　《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这是柔石身上一份有关鲁迅的出版合同，使他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的，他的著名的诗就是在如此悲愤的心情中写下来的：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极度的悲愤只能长歌当哭，要过了二年，鲁迅才能在平静中写出《为了忘却的记念》，替这几个青年革命家树碑立传。　　鲁迅有半篇《夜记之五——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文末有云：“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　　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里写的，想见鲁迅伤痛之深且久。　　共产党内王明一系党夺党权的事实，鲁迅一定有深切体会，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亲密战友”冯雪峰以及后来的胡风都是参加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久之后，与鲁迅联合战斗，鲁迅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更是从四中全会打下来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牺牲于福建长汀，简直是被党遗弃。鲁迅后来公然与王明的文艺路线（国防文学）为敌，主要由于以上的种种认识，但王明与毛泽东虽有分歧，在总方向上两者还是具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所以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一系彻底的失败了，主宰共产党文艺路线的，仍是当年王明的拥护者周扬其人，官僚主义的专断与独尊，需要软脊骨的人阿谀奉迎，这是路线择人，与个人爱憎无关的。＊　　　　　＊　　　　 ＊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表示对外向帝国主义屈服，对内向一切旧势力屈服；翌年五月三日，驻青岛的日本军借口制造济南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处死，交涉署人员死难者十六人，其他民众无数。可是蒋介石下令军队退出济南，毫不抵抗。　　六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对外宣言，表示承认不平等条约。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袭取沈阳，炮轰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关东军席卷东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突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政府勇于内战，宁愿丧权辱国，步步退让；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芦沟桥进攻，全面抗日战争方才开始，经过八年抗战，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又经过四年内战，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解放了全中国。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他经历了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退让的最恶劣时期，不及见全面抗战发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曾于二十一日《答文艺新闻社问》；阐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日本进攻中国，标榜反布尔雪维克主义，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鲁迅谈话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这个口号的反应。其实日本直至投降以前，它深深陷入中国的泥足，始终无法拔得出来，所以不可能实现“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苏战争，苏联业已转败为胜，波茨坦宣言后，苏联以百万军队与日本宣战，摧枯拉朽一般地解决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但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当时，日本军阀真以为很快能征服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　　鲁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中国民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则是仆役的仆役，奴隶的奴隶，所以一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惩膺”，他这话是沉痛的，但也深深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左联的五个作家及其他革命者不断遭受屠杀，鲁迅时时被人跟踪，所以他的谈话代表了被压迫阶级，他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调和的敌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写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我说：第一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争取言论自由，这是民主要求之一，在当时共产党的王明路线之下，这种民主要求（应该统一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下面）是被否定的，结果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据后来刘少奇在八次大会上的报告，百分之百的被消灭了。　　但鲁迅始终不屈不挠地斗争，一九三三年，他和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争取民主要求的实现，他积极地工作，虽无文献可征，但《日记》中有简单的具体记载：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　　 “十一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 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　　 “十七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十八日，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　　 “二十五日，下午往中央研究所。　　 “三十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二月二十四日，访蔡先生，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　　 “三月一日，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　　 “三日，往中央研究院。　　 “三十日，午前往中央研究院。　　 “三十一日，往中央研究院。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五月十一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十三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　　 “二十五日，午后往中央研究院。　　 “六月十二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　　 “二十日，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敛。　　 “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书一绝云：　　 “岂有豪情似当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冒着必死的决心，去送杨杏佛之丧，据同去的许季茀说，他出门时不带钥匙；这天林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许说：“语堂太小心了。”在生死决于俄顷之际，最容易见到一个人的行谊，空口说说是没有用的，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情不薄，但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有云：　　 “……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时断时续，国民党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力加强时，林语堂刊行《论语》，提倡幽默，鲁迅虽为投稿人之一，但他是明白反对林语堂提倡幽默的，以后彼此距离日远，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给曹聚仁信有云：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 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无话可说的朋友，《新青年》时代的，《语丝》时代的，在激烈而严重的斗争局势支配之下，人的分化尤其迅速多变，鲁迅当然也不会想得到，《新月社》里的诗人闻一多，后来竟也成为杨杏佛第二呢！＊　　　　　　　＊　　　　　　 ＊　　现在说起一九三零年代，和说起五四时代一样，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占据一重要地位的。革命失败，激发革命思想的深入检讨，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联系到革命理论的认识，革命策略的争论，更具体些说，这是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之争，是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之争，是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之争，影响之深广与久远，直到今天毛泽东思想统制了全国，还是无法作出定论的，最近的争论又集中到秦始皇了，其实背后的真正意义还是上述社会史论战的继续，究竟秦始皇创始了封建时代，还是结束了封建时代？按照毛泽东（史大林）的说法，中国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始终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所以他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民族革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仍有若干长时期的发展，但事实不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历史经验的教训之下，承认他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如何调和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则从来没有明确地正式作过结论。可是争论既然存在，在一涉及历史或思想的发展问题时，就会重覆到旧争论来，譬如郭沫若谈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就说：　　 “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的常识。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划分上，以前也曾经过不同的意见，分歧相当大。经过大家的努力，认识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就只剩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究竟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　　除掉郭沫若无端拉入的“托派谬论”外，谈到“奴隶制与封建制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正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史派与托派争论的重点所在哩。　　鲁迅在当时是注意这些争论的，但他并未参加这些争论，这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文化战士，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家，在文学范围内，他于一九二三年写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根据的是进化论观点，那时他还没有注意科学的艺术论，以后也没有根据他新的认识去改写，所以他除掉开始时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争论给予相当的注意外，从未对这些争论发表过任何意见。　　他的注意只表现在《我们要批评家》短文里，他说：　　 “看大概的情形，……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社会科学的批评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文学批评始终还是鲁迅自己有成绩，他此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他的战斗性的杂文杂感，则是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作出了社会批评，不仅仅以文艺批评为限了。＊　　　　　　＊　　　　　　　　＊　　鲁迅有“无话可说”的朋友，也有“生死不渝”的朋友，前面说过的瞿秋白就是。他们的战斗友谊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终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到二年；再过二年，鲁迅给他编印遗集，不久鲁迅自己也逝世了。　　《鲁迅日记》：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于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　　 “十八日，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二合，包子一筐。　　 “二十五日，阅文尹小说稿，下午毕。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　　 “十一月四日，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 分与文尹六十。　　 “十二月九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赔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　　 “十一日，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　　 “二十五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脮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　　 “二十八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下午寄维宁信。　　 “十五日，晚得维宁信。　　 “二十四日，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　　 “二月四日，得维宁信。　　 “十日，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　　 “三月一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　　 “三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　　 （按：这是鲁迅为瞿秋白找的避难所。）　　 “六日，下午访维宁，以槿花一盆赠其夫人。　　 “七日，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维宁笺。　　 “四月二十一日，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　　 “七月五日，得疑仌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　　 “十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书两本，又萧参译稿一篇。　　 “九月十二日，得杜衡信并书二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二元，萧参预支《高氏小说选集》版税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复。　　 “十月九日，上午得凝冰信。　　 “二十四日，得凝冰信。　　 “十一月十日，得宜宾信并稿二篇。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晚宜宾来。　　 （按：翟秋白被派赴苏区瑞金，与鲁迅作别。）　　 “九日，夜得宜宾信。　　 “二十八日，得宜宾信。　　 “二月三日，得文尹信并译稿一篇。　　 “八月五日，晚得文尹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长汀就义。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致函曹靖华：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便否。——按：三兄当为留俄的肖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文尹信，附王弘笺。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下午以‘文学丛刊’寄文尹、肖三及约夫。　　 “七月一日，上午得文尹信。　　 “二日，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　　 “十七日，得文尹信，下午复。”　　以上《日记》所记名字，都是瞿秋白的化名，只有文尹两字是他们夫妇两人合用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以后的文尹，应该只是杨之华了。瞿秋白被捕后，杨之华的行踪，据国民党的记载如下：　　 “一九三四年朱毛秦等率匪军窜往川康，瞿秋白被留江西，翌年于闽西被捕， 死于汀州。杨（之华）以沪不能居，后赴莫斯科，受‘革命互济会’之招待。　　 “一九四一年德俄战起，九月送返迪化，后即为盛世才所拘禁。一九四六年经政府送往延安，旋即任匪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妇女运动。”（《中共人名录》五四二页）　　瞿秋白生前文字，鲁迅蒐集了文艺方面的译作，印成《海上述林》两大册，谢澹如则印了他的杂文《乱弹》，《乱弹》出版当时，上海已成孤岛，距鲁迅去世己有二年许，原稿用铅笔写在二册练习簿上，由我替他向一个开明的资本家借了一千元付印，因当时抗战已发生，故大约有四篇攻击国民党过甚的文字未曾印入，书出版不久随即再版，还清欠款后还有余力印了本《方志敏自传》，本来还想印几篇长征中的纪事的（这些原稿曾经鲁迅看过，鲁迅后来认为无力运用这些材料写有关长征的故事，所有原稿这才经过雪峰托谢澹如保存的），大约当时许多人心目中以为这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一定会产生像《铁流》那样的纪念碑似的伟大作品，却不道看了原稿，既散漫又贫乏，里面绝无郭如鹤那样的英雄人物，只好作罢，现在距离长征己将四十年，距离全国解放已有二十四年，可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未产生呢。　　《乱弹》出版后，原稿就托那位资本家保存，解放后献给政府，这就是印行《瞿秋白文集》四大册属于《乱弹》部份的根据，可是瞿秋白临死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任何一本文集都未收入，《逸经》刊登这篇文章时，上海的地下党斥为国民党的伪造，但是和秋白一道工作许多年的托派领导人之一的郑超麟断定它是真的，说：“秋白就是那样的人”。后来杨之华写“忆秋白”时并不否认这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据此斥瞿秋白为“叛徒”。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真不如章士钊那样生得尊崇，死得殊荣！＊　　　　　　　＊　　　　　　 ＊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鲁迅在北京写信给许广平说：　　 “前回到家，母亲却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却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 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九月廿七日《日记》：“晨八时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日记》：“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　　从此他时时在给母亲和朋友的信里谈起他的海婴；他的论敌，有时在笔头也带到海婴。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了《答客诮》的诗，表示对于海婴的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才，回眸时看小於菟。”　　他对于亲子的爱，是最纯真的爱，并没有借此表示有其他作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于牛”，前者指自己，后者指海婴，如此而已。解诗的人必欲在此探求微言大义，未免失之穿凿，他们对以下的两句诗便不提了，如果他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那不明明白白成了个自私自利的自了汉吗？　　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上说：“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五十三岁的父亲和四岁的孩子一同在屋顶放花爆作乐，这是何等开朗的胸怀！把鲁迅描写成为整天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那样的革命家，这只表示这种人的新式八股的头巾气罢了。　　鲁迅遗嘱说：　　 “孩于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长大后的海婴切切实实的做到了这一点，今年（一九七三）他四十四岁了，在北京广播电台任技术副主任，朴实无华，绝不和他母亲一样，在反胡风，反雪峰，及丁玲的时候，听从周扬的指挥棒对他们落井下石，而在反周扬的时候却去喊四个伟大。＊　　　　　＊　　　　　＊　　鲁迅的翻译，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不断有人反对他，最先反对的是梁实秋，说他“硬译”等于“死译”。“创造社”围剿鲁迅的时候，鲁迅深感他们的攻击废话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他就发心翻译《文艺政策》，继之翻译《艺术论》，这都是从日文转译的；他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义，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要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的鲁迅的“硬译”，我当时确有这样的经验，实在看不懂，可是“创造社”“太阳社”那种批评文章也一样难懂，因为他们的文章虽不是翻译，却充满仍是从日文搬过来的生硬的名词，简简单单的“资产阶级”，偏偏译做“布尔乔亚”，无产阶级译做“普罗列塔利亚”，知识分子译做“英帖利更追亚”，虽说那时对于许多社会主义科学的名词有待于输入与肯定，对于一般人困难的还是文字的结构，鲁迅过分迁就日本的文法与语言结构，所以变成硬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翻译的苦心，他认为与其“曲译”不如“硬译”，他的本意是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而且在“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许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所以他希望“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就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　　他说：　　 “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至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也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较了日译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　　鲁迅的翻译，目的在乎借此应急迫的需要，但即使“硬译”，他还是有“硬译”的理由，他认为文字本身是有变迁的，“史”“汉”不同于“书经”，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而且文字有添造，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就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容易懂得。现在又有许多外国文的句子需要生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　　攻击鲁迅“硬译”的，据鲁迅说已经有了三代，祖师是梁实秋教授，徒弟是赵景深教授，徒孙是杨晋豪大学生。这三代之中，他认为赵景深如下的主张最明白而彻底：　　 “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于是鲁迅举出三个顺而不信的例子，证明“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　　他举的例子都不是赵景深的，不久，鲁迅找到了赵景深在二月号（一九三零年）的《小说月报》上介绍的国外文坛消息，有一条是“格罗滋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鲁迅又找到这本图画，原来说的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在十一月号上，赵景深又介绍了一则《国外文坛消息》：“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版了。”　　鲁迅说：　　 “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按：即德国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　　鲁迅辛辣的幽默，简直像拿住了“宁顺而不信”这个主张者的赃物，他说赵景深“遇马发昏，爱牛成性”，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叫作“乱译”。　　而且他又形之吟咏，传之久远，曰：　　 “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以上都是鲁迅对于“硬译”问题的反攻，虽然口吻上有些玩笑，却可见鲁迅对事物执着认真得可怕，他不出击则已，一出击简直制敌死命。　　对于翻译问题正面的讨论，具见于瞿秋白（J·K·）与鲁迅的通讯，这里不再具引。　　可是那时候不负责任的翻译，也引起了读者的反感，于是“新起的论者，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为了矫正这种极端，鲁迅尤其提倡翻译了，说：“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而且他提倡一本书不妨有几种译本，他以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为例，日本是有两种译本的，先出的有许多错误，中文译者马君武根据的就是这个坏译本，所以他主张实有另译的必要。　　对于读者的抱怨，他也恺切地忠告：“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所以，“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固然不负责任”，而漫无区别，对于要无论什么译本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也是不负责任。　　然而没有完，穆木天以楼适夷所译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为例，指他滥译及对原文滥下注解之不当。鲁迅认为批评家不仅指出坏的，而且要奖励好的；倘没有好的，则较好的也可以。穆木天只做到第一点，他以烂苹果作此，以前的批评家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却要求：“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　　楼适夷那时幽囚在南京的军人监狱，徒刑十五年，鲁迅之护措他，是抱有对革命作家的同情在内的，穆木天后来也被捕，但悔过被释，所以在和周扬斗争时，鲁迅在笔头上时时带着他。　　又是穆木天，他反对间接翻译，即重译，鲁迅认为“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最多的是英文，其次是日文，如果不重译，则易卜生、伊本涅支、塞万提司的作品，我们都将无从见到，因为没有人精通丹麦、挪威、西班牙文，所以从英文重译是不可免的。有时重译反而比直译好，因为人家的译本已经加过工了。如果有好的直接译本，重译本自然应该淘汰。但穆木天要译者“一劳永逸”地译出好的书，鲁迅认为“一劳永逸”的事是没有的，中国字就不是“一劳永逸”的符号。有空地心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培植，或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得依赖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