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11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时候，鲁迅和其他许多人，过的是一种地下生活，因为通缉令的株连甚广，有一天下午，齐寿山通知许季茀，“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请立刻和鲁迅避入D医院，一切向看护长接洽就得”。　　于是在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中，鲁迅和十多人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有时回家去看一下，但他仍不断写文章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们周旋。　　时局的变化非常快，由张作霖冯玉祥捧上台的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残杀学生后，四月九日就被冯玉祥迫下台，鹿钟麟收缴了执政府卫队的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执政府消灭，所谓北洋军阀中的安福系也就从此完结了。　　我们现在想交代一下章士钊的下落。　　他失势以后南下上海，托庇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做了他的门下客，又挂过大律师的招牌。　　内战时期，他做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　　解放以后，他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他的三大册《柳文指要》，在“通要之部续序”中，他有这样的指出：“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一九四九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这里说的是毛泽东早已提倡学习柳宗元了。　　说到一九四九年，章士钊有他一个独特的见解，他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中，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而以一九四九年为分界线。这以前，他都算成“广狭不同之封建社会”，这以后，“则灭绝封建基础，一切统辖于民”。这个意见的前一部分，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都一笔勾销了。后一部分，则社会主义直接由封建社会产生。这是他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观点，简直和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开了一次大玩笑。　　他又说：“昔孔子作春秋，终于获麟，汉经生以谓孔子为汉开赤制，史迁踵其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为一大限，下述六国以及汉初百年，用相置配，号曰史记。唯吾之视今亦然，盖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国麟止开制之岁也。吾尝论史，以是岁为断，是岁以前，不问经过数千百年，不分朝代，统为一目，自是年起，不问日月几何？为另一目。洪荒以来，人世所经，两目而已，亦比于唐一行画天下山河为南北两戒，时与地交相辉映。”　　在他看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另一目”是远迈前史的。他说：“吾推断言：今日之中国形势，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挠之纪纲，外侮不敢来，变乱无由生，贿赂不得行，风纪不致乱，自上达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无远勿届，于是举国矢勤守俭，孳孳矻矻，以从事于建设，效绩之生，遂乃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此真陆贾所谓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夫社会基础如此坚定，从而政权期于不坏，而亦不可能坏，节节设防，层层杜渐，一日如百年，复百年如一日，因知我即一九四九年判断史期，以二千年对十五年，挈短料长，了无不称。”　　在这部书中，他表示了对这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大抵国家从事文化大革命，作者虽日迫西山，而亦在同声同气之列，固不能与青少年程功比烈，终究不无多少进步可期”。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风雨使“宇宙重润”。　　根据他的说法，一部《柳文指要》，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意见，一九四九年止于获麟，一九四九年以后“有王者兴”。扬雄的“剧秦美新”对之黯然失色，郭沫若的“两个太阳颂”，如小巫之见大巫。当年鲁迅所称谓的落水狗，在“反共”“讨赤”大业之后，摇身一变，便置身革命阵营，宣扬他的“道统论”了。　　鲁迅的预言何其正确！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在“目瞪口呆”之余，懂得了“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但他有一点不正确，他想不到孤桐先生的革命，不在青天白白旗下，而在五星旗下，不在蒋介石时代，而在毛泽东时代。章士钊是“圣之时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古文又行了时，如果许多人循着《柳文指要》去研究古文，不久也许又会提倡诗经了吧，谁相信时间竟会倒流呢！＊　　　　　＊　　　　　＊　　经过三一八血的洗礼之后，有觉悟的青年人分批南下了，很多投身到当时由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所谓革命斗争主要是北伐的军事行动，这几年占据东南五省的是孙传芳，以京汉路为根据地的是吴佩孚，盘踞关内外的是张作霖，这都是北伐军的对象。随着军事活动的开展，阶级斗争也跟着深入，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中山舰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开始了分裂的征兆，经过弥缝之后，表面上和合无间，实则共产党已处下风，一年之后，国民党终于大事屠杀，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了。　　经历了三一八事变之后，鲁迅似乎已疲于斗争，因为他走出了血腥的北京，竟去了荒凉的厦门。这是他有意的选择。他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答有恒先生》：“……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预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现在有许多人视鲁迅是革命的斗争的化身，鲁迅却并不自命为革命家，他的另一面很阴暗，很虚无，这种感情只表示在私人通信中，主要表示在和景宋的通信中。《两地书》是一九三三年初出版的，那时他已是左翼作家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真实地站在革命阵营了，他愿意暴露自己的另一面，据他说的理由之一，是由于他看到某种作家一旦向左，连孩子时代的啼哭也有合于革命文学之概，而他这本书则是并无革命气息的。　　景宋是女师大事件中被开除的六个代表之一，由于鲁迅支持她们，她有机会和他接近，最初访问鲁迅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同离开北京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同居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他们的交往具见于《两地书》中，确如鲁迅所说：“其中说法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书里了解鲁迅的内在生活和感情。　　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解剖：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　　这里所谓的“乐趣”，不正是他所嘲弄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 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　　鲁迅对于自己的“反抗”，非常缺少自信，甚至堕入虚无，他常常爱引用裴多菲的一句话自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有时简直怀疑自己“神经过敏”，他说：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 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　　这不是陷入两重人格吗？他拣光明的话对人说，却信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他是用热烈的表皮，包着一颗冰冷的心的，毋怪在一场斗争之后，要远离沸腾的北京，去而之墓地似的厦门了。　　鲁迅在厦门的半年中，牢骚很多，但他的不满都是生活上琐屑之事；即使斗争，也是“茶杯里的风波”。他替在广州的景宋谋划的话，则简直近于“自私”，他在信中不止一次的说：“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实在相距太远了。你不知能即作他图否？我以为如此情形，努力也是白费的。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为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步，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这时景宋在广州教书，对鲁迅诉述的话也都是些身边琐事，鲁迅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鼓励青年人做傻子，但为了所爱的人，却鼓励她做“聪明人”。　　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对于鲁迅来说，还是不免于“言行不一致”罢！　　鲁迅对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是并不掩饰的，坦然示人的。只是把鲁迅比附为李大钊那样的革命家的人，那是替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非常嫌恶的纸糊冠罢了。＊　　　　　　＊　　　　　　＊　　鲁迅和景宋由相识到结合，经过了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鲁迅自与朱女士结婚后，对于家庭幸福这一回事，本来不存甚么想望的了，在这过渡时期，有许多人是自愿牺牲的，为的这也不是勉强被人撮合在一起的女人的错。但究竟时代不同了，有许多人也自觉地挣扎着冲破着这个道德的枷锁，所以没有人会以此责备鲁迅和景宋，而且他们的严肃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榜样，一种范式，让在婚姻痛苦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们有一条可走的道路。　　在他们相爱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插曲，那便是比自己为太阳，比景宋为月亮，比鲁迅为黑夜的长虹。长虹是参加“未名社”的人，鲁迅一走，他和韦素园就为了《莽原》稿子的取舍吵起来了，结果闹成分裂，之后，长虹在上海大骂鲁迅，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那是长虹在暗恋景宋，迁怒鲁迅。　　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韦素园信说：　 　“……三，是他（按：指长虹）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 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是因为《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到底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他又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给景宋信说：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的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按：即《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　　直到此时，他才坦白地对景宋表示：“……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按：指长虹等）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等到鲁迅和景宋正式同居以后，谎言自然止息了。他曾在给韦素圆的信里说到这事：“……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甚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他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一九二九年九月，他们有了唯一的孩子：海婴。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给《两地书》写序，回顾过去，作了总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　　最近发现了鲁迅曾在芥子园画谱上题了一首诗给景宋，这首诗并未收入《集外集》，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图画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　　　　　　　＊　　从“未名社”分裂出去的高长虹，一面骂鲁迅一面又想利用鲁迅，起初鲁迅不则声，他要看看长虹的技俩发挥到如何，到了长虹在《新女性》上登广告，说他们会和“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时，他就出手还击了，他也在同一刊物上登广告：　　 “……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叠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　　这样的启事，对于长虹说来，确是一个重大打击。所以如此，鲁迅对景宋有这样的解释：　　 “……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 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 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得经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 刀来刀当……”　　果然，长虹等人是禁不起践踏的，以后，他们一伙就“逐渐没入更黑暗处所去了”，可是鲁迅也不免因此心灵受到创伤。他以前的敌人是平等的对手，现在却是小于他的青年人了，他觉得在北京时“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他甚至想从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了。在厦门他尽有闲工夫，但宁愿拿本无聊的书玩玩，遇到有人催他做文章，大抵置之不理。他觉得这是退步，但又认为“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　　于是他“……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甚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可是相反，他又觉得自己“或者并不渺小”，他要在蔑视他和骂倒他的人们眼前“站着黑的恶鬼似的‘鲁迅’”！　　悲哀，怨恨，报复，这一切意念使他内心非常矛盾，对于此后自己应该做甚么事，也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还是两面不讨好。……”　　在厦门的半年（不到半年）对于鲁迅说来，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在内心方面最黑暗的时期；以后，在广州的半年（多过半年），则是惊心动魄，化悲愤为力量的时期；再以后，他回到上海了，为形势所迫，他已无法再教书，也不再到别处去，他不得不用一枝坚强的笔，不仅和一批自命为革命文学家的人斗争，和反动的国民党文化人斗争，和第三种人斗争，而且和共产党里面王明一系的人斗争。鲁迅的中年广州的血洗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到了广州，去时也不是没有幻想的，他想除教书外，仍继续做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甚至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那知他到广州后，开了几次教授会议，去了一次香港，东奔西走作了几次讲演，就在黄埔军校那次讲演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向闸北的总工会纠察队进行了流血进攻；火盖一揭开，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方，都一起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面目，肆意杀人了！广州的反共屠杀，比上海迟了三天，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　　鲁迅也不是没有先见的，到广州住了两个月，他早就“骇然了”，他觉得“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他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又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道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他在广州虽然看不见北方似的捕杀青年，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但随即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却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聚而歼旃”！＊　　　　　　＊　　　　　　＊　　鲁迅在广州和香港的演讲，只有五篇记录，在香港青年会讲的二篇，一篇是《无声的中国》，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在黄埔军校讲的一篇是《革命时代的文学》，这都是清党以前讲的。七月间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谈》，不过是“老生常谈”，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借古讽今”。　　鲁迅的演讲自然是因人，因时，因地而施，所以对香港的青年人，他说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这主要是针对着殖民地而说的，当时香港总督金文泰，前清太史赖济熙正在提倡“整理国故”，而且要中国人“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鲁迅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他说，“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现在，一九七二年，离开鲁迅说这话已经四十六年，从“文化大革命”一场噩梦中醒过来时，文化界第一件大吹大擂的事，就是出版以反对白话文出名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鲁迅当时的大声疾呼，真是白废了的。＊　　　　　　＊　　　　　　＊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改组之后成立的，目的专在训练革命的军事干部，以后国共两党的年青军事领导人物，多为黄埔出身。邀请鲁迅去演讲的应修人和宿荷是共产党员；面对着革命的军事干部，鲁迅就说他从未谈过的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鲁迅的意见只是接述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里的意见。这本书由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由“未名社”出版，记得鲁迅写了后记，现在自然无法再找得到这本书，鲁迅的“后记”也未收入《集外集》中，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译本（香港信达出版社出版，惠泉译），我们不妨找出若干字句用来和鲁迅的演讲对照一下：　　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　　 “文化以吸取经济底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　　 “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第一页）　　 “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第二零一页）　　 “而最重要的，我们有革命的人……（第二零九页）　　 “革命文学不能不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第二一零页）”　　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利厉害，自然而然地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　　 “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鲁迅对于《文学与革命》这本书，特别喜爱，前已说过，一九二五年，他已买了这本书，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他要离开广州时又买了英译本赠廖立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去内山书店买了日译本，三月，“未名社”出了中译本，五月，他译《文艺政策》，这本书等于《苏俄文艺论战》的扩大，其中有托洛次基发言，和《文学与革命》的见解一贯，和所谓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对立。在以后鲁迅对抗“创造社”“太阳社”诸“无产阶级作家”的对抗中，托洛次基的见解给了他最大助力。＊　　　　　　　＊　　　　　　＊　　四月十五日以后，鲁迅沉默了，他能说甚么呢，他坚决退回中山大学的聘书，辞了一切职务，和景宋、许季茀幽居白云楼，几乎足不出户，炎热的太阳晒满了大半间屋，他埋头修订离开北京时与齐寿山合译的《小约翰》；编集《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凡此与当时时局变化了无干涉的工作，都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掩饰其内心的伤痛吧了。　　但鲁迅也不能长此沉默，正如胡适以后批评共产党的话一样，人民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清党之后，鲁迅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就有共产党的嫌疑。我从黄埔军校的出版物上，曾见过应修人的诗，后来我问他，为甚么你写那样莫明其妙的诗，他说不写反共文章就无法离开，写反共文章非心所愿，写首诗就容易蒙混过关。（他脱身回上海后就去了苏联，一九三二年回上海，翌年，五月十四日为避免拘捕，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馆高处，跳楼自杀。）鲁迅是名人，要永远不说话自然更难，所以到七月六日，他去知用中学演说，廿三日，又至学术讲演会演说。　　在鲁迅沉默期间，有人纳罕他为甚么近来不开口？他只好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因为他怕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他仿佛感到有一种团体，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有时遇到盘问式的访问者，他就疑心是他们。　　他说，他经验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怖，他从前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渐渐死去，中国就可以比较有生气。现在他知道杀戮青年的倒是青年，有“用斧劈死的”，有“乱枪刺死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鲁迅没有举出任何实例。我分明记得，在当时革命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恽代英与萧楚女，后者的名字妩媚，却是个大麻子，黄埔教官，清党时正在病中，给人在床上乱棍打死。其他牺牲的当然很多，估计达二千一百余人。在《鲁迅日记》中，虽然没有明言，显然有许多青年受到他帮助逃走的，许季茀说，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去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鲁迅的悲痛，甚至到了自怨自艾的程度，他怀疑自己也在帮助排着人吃人的筵宴；他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使他们在遭灾时尝到加倍的痛苦。　　确实，当三一八之后，读到下面所引的鲁迅的句子，谁不受他的感召，走上一条更积极的道路呢？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于是大批有觉悟的青年南下了，却不料所谓革命的南方正是死地！所以鲁迅觉得他是做“醉虾”的帮手，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自己“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共产党”。他说：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 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 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　　他说：　　 “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但这老法子并不有效，他既不能麻痹，也忘不了历史的教训，他在死前还责骂忘记了历史教训的那种共产党人。　　以上所说，都见于鲁迅到上海前后发表的文章，如果这些文章在广州发表，或幽居在广州的时候发表，我相信他就没有从容回上海的可能了。所以他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演是既严肃又技巧的。他阐释魏晋是乱世，清谈佯狂是为得避祸，但阮籍能免，嵇康就不能免了，由于辞旨隐晦，人家只把这篇演讲当作文学史的研究看。　　 上海定居——围剿与反围剿　　革命失败了，由革命队伍退下来的前文化人，多半汇集到上海，于是重整笔墨生涯，适应时事要求，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了，他们东征西讨，气焰万丈（其实还是受第三国际史大林布哈林的影响，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当作革命的高涨）。但他们犯了个大错误，把正在痛定思痛的鲁迅当作箭靶子，骂他是“封建文人，有闲阶级”。鲁迅过了几个月才正式回答，在延长二年的笔战中，鲁迅的正面文章只有三篇：《醉眼中的矇胧》，《我的态度和年纪》，《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鲁迅从来没有自认为革命家，但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种种历史事变，非常深切的从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在他辛辣的杂文和创作中，无一不浸透了这种苦味的教训的。现在，他又在广州经历了一次新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到上海，白色恐怖仍未过去，这就使他放弃了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另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了。这过程也不是一天完成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剿，据他四年之后写《三闲集》序言时说，只不过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已。　　鲁迅对围剿他的那批人一针见血地说：“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然后他问：“这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最近中国的将来。”　　革命失败了，毛泽东上了井岗山，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发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他要到一九三八年才从武装斗争中归纳出这个道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从上一年的八七会议以后直至一九三零年，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前后相继的时代，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其实是史大林布哈林的意见）正在到来，所以到处进行示威和暴动，所谓革命文学的嚣张的气势，完全是有国际背景的，他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实行“盲动主义”。倒是冷静的鲁迅，比他们更有清醒的估计，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武器的艺术”，不正完全掌握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手里了吗？“中国最近的将来”，是反革命胜利的时代，鲁迅一向正视现实，他不像当时共产党那样自欺，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必须从事艰苦的斗争，所以他非常藐视那种革命文学家的轻浮态度，他试举冯乃超剧本中最后的警句为例：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彷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尚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喧喧嚷嚷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终竟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气候的成绩。关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只有茅盾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替这个时代留下了面影与足迹。　　围剿鲁迅的英雄们，以后的出路如何呢？有几个可以考见的如下：　　成仿吾：骗了小军阀一批买军火的钱，先到日本，后到德国去享受了。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代史和甲骨文；　　蒋光慈：写了一本“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后来病死了。　　钱杏邨：后来以研究明清小说出名；　　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大旗；　　潘汉年，成了革命指导者，可是最后则成了“堕落的反革命分子”；　　叶灵凤：“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成为汉奸文人。”　　巍然独存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就被尊为革命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　　　　　　　＊　　　　　　　　＊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他绝不是一个剑拔弩张，尖酸刻薄的人，试举数则如下：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同广平由广鸿安旅店运行李上太古公司‘山东’船，立峨相送。　　 “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　　 “五日，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 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　　 “八日，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按：鲁迅与景宋自此开始同居）。　　 “十八日，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 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　　 “二十三日，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品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　　 “二十五日，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本演艺馆观电影。　　（按：在劳动大学的演讲题是《关于智识阶级》，黄河清笔记，日期为廿八日，当是误记。内有云：“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 Yes，那么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鲁迅这话移用到一九六零年，那真是最适切不过了。三面红旗换来的三年灾害，就是Yes,Yes造成的，毛泽东一住进中南海，就不知外面还有世界了。）　　 “二十八日，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　　（按：讲词似未记录，曹聚仁的《鲁迅年谱》，说讲题是《伟人的化石》，大意说：“一个伟人在生前总多挫折，处处受人反对，但到了死后，就无不圆通广大，受人欢迎了。”这话对于鲁迅自己说，也是适切的。）　　 “十一月九日，夜食蟹饮酒，大醉。　　 “十八日，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　　 “十九日，晚邀孙君烈、许希林、王蕴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　　 “二十三日，晚得田汉信，夜复。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　　 “十八日，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　　（按：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有云：……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大学院的薪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才停止，三十一日《日记》：“收十一及十二月份编辑费各三百。”接着发生一二八事件，据三月二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则十二月以后当已被裁。信内有云：“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日，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可见鲁迅所接受的每个月三百元编辑费，完全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白白送给他的，计四十七个月，共一万二千三百元。我对于鲁迅收受国民党政府这许多金钱，很表惊异，曹聚仁兄回答得很幽默，他说：“你要知道，鲁迅不是不食周粟的。”　　关于蔡元培，有人说到他，便像他是“人格的完人”，其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党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到会三分之二，公推蔡元培为主席，通过吴敬恒《查办共产党》的提案，正式的清党便开始了。歌颂鲁迅的人，对于这种细节，都是略而不提的。　　 “二十一日，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　　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聚仁记录，这篇讲演有鲁迅独到之见，他说，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