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10

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　　但这个愿望要等到十年之后才算实现，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 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 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鲁迅在回答陈源文内又说：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　　 “……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 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其他关于人身攻击的话，不再具引了。读者自可细读《华盖集》、《续集》、《西滢闲话》几本书，研究双方争论的论据。这里应该介绍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非常客观地选载凌叔华的小说，并且加以评介：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 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鲁迅疾恶也许过甚，他不断追击的战法，更使若干人为之披靡；但他态度坦白，不存偏见，这是与人共见的。　　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此后有许多人学而优则仕，纷纷在国民党政府出任要职，陈源、陈西滢、陈通伯先生，更做了“过河卒子”，在国民党政府偏安台湾后，出任联教组织的常任代表，一九七零年死于伦敦。　　出任人民政府要职者，有马寅初、丁西林、李四光等。＊　　　　　＊　　　　　＊　　　　在鲁迅为女师大事件不断与“正人君子”斗争时，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枪杀学生工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这两件大事都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五卅”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三一八”开始结束北洋军阀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后，在工人、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已打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运动方面，有了决定的作用，所以五卅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员多方面工作的成果，帝国主义者们用对付义和团的方法，来对付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群众，自然会遭受普遍全国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一致抵抗。五卅运动的本身虽然是失败了，它不仅被北京故府出卖，而且也被东南民族资产阶级出卖，但这是一次革命纲领与革命行动的初步检阅，它为此后的革命工作开了先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的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过，足够做出结论来的。苏联本身和第三国际，那时以后已逐渐为史大林的官僚层所控制，在“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当了一次资产阶级的苦力。这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也已清楚可见地叛卖了民族革命，它表示随时可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　　在辛亥革命中受过深刻教训的鲁迅，对于五卅运动并不怎样表示热心，在他看来：“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 他还是冷静地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现象痛下针贬。自从《新青年》分裂之后，他不追随向左的陈独秀李大钊，却轻视向右的胡适——因为他是此后的“正人君子”的精神领袖；他和钱玄同等人仍继承新青年的老路，认为非从事“思想革命”不可，直至他死前和周扬论战，可说都是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的扩大与深入。　　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为了女师大事件，他一直和“正人君子”们斗争，中间发生了五卅，最后则发生了用流血结束的三一八。鲁迅的攻击目标是一贯的，因为这都是黑暗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他向思想和政治的黑暗势力开火，虽然有时使他感到这是“绝望的抗战”。　　他把这两种斗争合而为一，而且视对内的斗争比对外的斗争更为重要，他的矛头常常指向统治阶级，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以后和周扬的争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鲁迅的“思想革命”和《新青年》当年不同，目标和场地都有所转移了，他首先揭发这个社会的黑暗，彻底从辛亥革命算起，因为他“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于是他“觉得什么都要从前做过”。　　他以历史为例，指出中国状况之可怕可悲：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历史的比拟自然是有条件的，有时似乎拟于不伦，但在历史递嬗变化之中，仍有原则可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让中国再受三百年的异族统治；而新的农民战争，却推送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政权。　　在当时，鲁迅并无这种预见，足以洞澈未来，他只知道从历史演变上现在反动的军阀统治必然没落，所以他用警辟的言词，拚命向青年人指出应走的道路，他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人比老年人有希望。　　他说：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 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 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因此，他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他认为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对于所谓“苟活”，他引用古训为例，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都是教人苟活的，我们要生活，不是苟活，半死半生的苟活，那只是挂了生活的招牌引人到死路上去。　　青年人果真是站起来了，局部的，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鲁迅和其它六个教授，挺身站在学生一边，和教育总长章士钊，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斗争；普遍的，由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五卅惨案，简直像燎原之火燃遍了全国，鲁迅对于北京政府的软弱外交，加以如下的抨击：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 世界上本未出现，……”　　鲁迅向青年人号召：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 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 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鲁迅并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认为在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　　鲁迅对于学生们在演讲时常常说的“同胞，同胞！”……问：“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　　他希望他们在演讲和募捐之后，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式人物，然后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是怎样的“同胞”。　　鲁迅自己在个人情绪方面，对“同胞”二字是非常悲观的，但他还是鼓励青年人：“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　　那时候，是有人在群众集会上“砍下指头”，或是“当场晕倒”的，还是一种企图作为由此唤醒群众，到处流行的手段。鲁迅指出断指是“极小部分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　　那时又有一种“到民间去”的运动，这运动本发生在沙俄时代。记得鲁迅编辑的《葬原》上，冯雪峰译有石川啄木的一首诗，描写日本的知识分子，大意是说酒已饮得够了，慷慨激昂的话已说得很多，但没有人用拳击着桌子说，“到民间去”！这首诗曾给我精神上很大影响，经过第二年（一九二六）三一八之后，在北京的波希米亚式的小名士们，如胡风，雪峰等人，果然实践到民间去，而且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鲁迅携手战斗。　　鲁迅对于叫出这种口号的青年人也有一种期待，他认为即使这种青年再回到北京，沉默而痛苦，新的生命也会在苦痛的沉默里萌芽的。　　时代究竟不同了，范爱农式的悲剧决不会再产生了。　　鲁迅最后的告诫是：“不耻最后”。他说：　　 “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关于这个告诫，他说了又说，他以运动会中的竞走为例：　　 “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 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谁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然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　　　　　　　　　＊　　在一九二五年中，鲁迅出版了《苦闷的象征》，译了《出了象牙之塔》；组织了“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有意义有顷向的书：《苏俄的文艺论战》，编了《莽原》；开始与许广平通讯；在住宅庭园内种了几株树，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二；对沪案捐了四元五角又八元；往东亚公司买了本《文学与革命》，托洛次基著，在“创造社”攻击他“醉眼蒙胧”之前三年，他早已开始研究新兴的苏联文学；此外，二月十七日《日记》：“邵元冲黄昌壳邀饮，晚一赴即归。”　　邵元冲黄昌壳都是国民党中弄弄笔头的人，他们的邀饮和孙中山即将入京有关，应邀的一定包括很多教授和文人，鲁迅“一赴即归”，可见他对这种邀饮并无兴趣。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不久即让位于袁世凯，国民党自始在政治上居于失败地位，而许多党员就争着去做议员做官了。鲁迅在东京时候，和回国以后在绍兴经历辛亥革命时候，他接触的都是光复会的人，他生平佩服章太炎，从不谈到孙中山。俄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推动孙中山去改组国民党，但孙中山就想在直奉战争之后，去和张作霖段祺瑞联合，他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一到天津就病了；做了临时执政府执政的段祺瑞，一上台就已表示外崇国信，并号召召集善后会议，这和孙中山的主张完全背驰，即使孙中山不死，也决不可能贯彻其主张的。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以及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其中途妥协性，政治投机性，不必等到鲁迅“目瞪口呆”，早已暴露了，鲁迅在当时自然想不及此的。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这话是对的。但在孙中山死后，他写了一篇《战士与苍蝇》，据他说文章的本意是指孙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的，可见他不真是无所感触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他又写了《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文章并未编入《华盖集续编》，倒在鲁迅死后蒐集的《集外集拾遗》里面，据景宋后记，那是应该属于鲁迅生前“故意删掉”之例的。　　鲁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左翼改革者，他所攻击的主要限于抽象的中国的灵魂，国民性，中国人的惰性……之类，这都没有超出《新青年》早期主张改革的范围，他虽受到章士钊和“正人君子”们的压迫和围剿，直到一九三零年，读了梅林格（Franz Mehring）几篇文章之后，他才知道“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　　鲁迅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的”，这是一个携贰者的憎恶，即一个本阶级的背叛者的憎恶；最后在改变了他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后，他又憎恶借抗日之名第二次企图投降国民党的、在共产党中颇为得势的周扬之流——周扬后面站着米夫、王明一系，米夫、王明背后站着从“第三时期”走到“ 联合阵线”的史大林。＊　　　　　　　　＊　　　　　　　　　＊　　在一九二五年，有一件事使鲁迅不仅受老年人攻击，而且也受青年人攻击的，那便是对于“青年必读书”的主张。　　当时的《京报副刊》，曾向学术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意见，胡适等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引导青年人离开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实践，走向书斋和故纸堆中，故鲁迅在应征表中特地填上两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上说：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个主张，远没有吴稚晖要把中国线装书丢入毛厕里三千年那样的激烈，但已饱受了老年人青年人的攻击，那时有一个署名ZM的人投文《京报副刊》为鲁迅辩解，他仍用鲁迅在讲堂上说的话替“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句话作注解，原文如下：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具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免子，叫喊的是免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支，拿起笔杆’， 更是明显的例了。”　　鲁迅的主张是有所为而发的，《新青年》的势力分散之后，北京那时正是‘风雨如晦’，他属望青年人不要再说空话，而要行，起而行。可是想不到，当时和鲁迅多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周作人，到晚年居然说这是鲁迅的高调之一，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给香港友人信中说：“……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这是似是而非的，不符事实的话。　　鲁迅替许季茀的见子开过一张书单，因为他读的是中国文学系；这和《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意义完全不同，别的学者自然可以开列古书一大批作为青年人必读书，鲁迅却针对时弊，主张少读中国书，这当然不是因为“立异鸣高”或“故意与人拗一调”。周作人所说，未免近于事后诋毁了。　　鲁迅替许季茀儿子开的书目，据许季茀后来的记述是这样的：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钞录如下：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 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从 （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　　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月卓）（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这样的一张书目，如果现在有人在大学里研读中国文学系，我想依然可以推荐的。＊　　　　　＊　　　　　　＊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笔下挞伐的，除“正人君子”之外，主要的敌人要算章士钊了，他是段执政下面的教育总长，作为佥事的鲁迅的顶头上司。章士钊可以撤他的职，可是无法封他的笔，他以他所主张的“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精神，和章士钊扭打下去，直到无法在北京立足为止。这种一贯到底的韧性的斗争，确实启发和引导了不少青年人。　　话说章士钊于八月十三日明令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后，鲁迅在答KS君的信中说：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　　文言白话之争自然已不是争的开头，但这与读经复古之争还是很有联系的，因为直到国民党反共之后，仍有人主张读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三年之后，《甲寅杂志》的编者仍出版了《柳文指要》，让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身上，去找“两千年传统文学题材之最终结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规定了小学学生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读起，每周一时，至高小毕业止。对这一反动措施，鲁迅力加抨击：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 但是，……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强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 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鲁迅对于主张读经人士，用的是诛心之论，他主张读经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他介绍《宋人说部丛书》，《明季南北略》，《痛史》等，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形，那时早已有过了”，宋以后是金和元，明以后是清，这都是外族入侵的最好例子。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　　　　　　＊　　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发生了直奉战争，南方发生了苏皖战争。直系里面的冯玉祥对曹琨吴佩孚倒戈，一时控制了北京，迫贿选总统曹琨下了野，并迫曹琨事先免了吴佩孚的把戏；又把盘踞在清宫的逊帝傅仪驱逐出宫。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名拥护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府的执政，欢迎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五月十一日奉军入了关，一到天津便解除冯玉祥收编的部队的武装，与段祺瑞联成一气。十一月，张冯之间的战争暴发，奉军因郭松龄到戈，形势逆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出兵助奉，十一月十三日占领了奉天兵工厂，侧击郭松龄，郭失败被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炮轰大沽口冯军，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军事行动，撤除防务。北京各界于三月十八日集会反对，结队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经过，周作人在《回想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追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是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窿。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遇着好些轻伤的人， 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　　 “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杆与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 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　　当时日本的《北京周报》，有如下记述：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 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是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该《周报》的社论也说：“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 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以前有一个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有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当时的资料，究竟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否都是学生。鲁迅有一篇文章，特别纪念刘和珍的，因为她和另一死者杨德群，另一伤者张静淑都是女师大的学生，这都是积极而勇敢地和杨荫榆，章士钊，刘百昭等人斗争过来的人，所以鲁迅更熟识她们，他在文中说：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 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是谁屠杀这四十七个爱国者？直接的凶手是段祺瑞，他是执政府执政；是贾德耀，他是执政府国务总理；是章士钊，他是执政府秘书长。　　第二天，通缉令发表，说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灌泼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　　后来《京报》透露，该项通缉令罗织之罪犯有五十人之多，鲁迅当然在内。　　鲁迅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写下了如下的句子。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