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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9

作者:一丁 字数:10595 更新:2023-10-09 11:53:31

一九二四年七月,在鲁迅平静的生活中有一个插曲,那是陕西长安的西北大学邀请他和其他学者去作夏期讲演。讲词经人笔记后请他订正,由西北大学出版,不知为甚么这讲词未蒐集在他的全集内,以致见者甚少。孙伏园张辛南均有文记述鲁迅在陕时的言行,但与他的《日记》也有出入。《日记》所言行程甚详,字里行间,更具体表现了他的个性好恶,和当时的社会现象。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   “七月四日,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   “七日,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   “八日,下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晚与四五同伴者游城内。   “九日,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   “十日,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晨泊灵宝。   “十一日,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   “十二日,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舟以进。夜泊阌乡。腹写。   “十三日,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站。腹写,服Help 两次十四粒。   “十四日,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 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峄山、 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   “十五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下午赴招待会。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历三四古董肄,买得乐妓、土偶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   “十六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   “十七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夜观《双锦衣》后本。   “十八日,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   “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看画。晚往张辛南寓饭。   “二十日,上午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   “二十一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夜赴酒会。   “二十二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   “二十三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午后晴。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为回,于伤处涂碘酒。   “二十四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赴省长公署饮。   “二十五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   “二十六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   “二十八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   “二十九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   “三十日,上午托孙伏园往邮局寄泉八十六元,还新潮社。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   “三十一日,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印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   “八月一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肄,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   “三日,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   “四日,晨乘骡车由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   “五日,小逆风,晚泊渭南。   “六日,逆风,夜泊华山。   “七日,逆风,向晚更烈,遂泊,离三河口尚十余里。   “八日,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   “九日,逆风。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下午抵陕州,寓耀武大旅馆,颇有蜰虫,彻夜不睡。   “十日,乘陇海铁路车启行,午后抵洛阳,寓洛阳大旅馆。下午与伏园略游城市,买汴绸一匹,泉十八元,土偶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阳庄饭。   “十一日,晨乘大车发洛阳。上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午后同伏园往机关枪营访刘冀述君。阅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赝品。晚发郑州。   “十二日,黎明车至内邱,其被水之轨尚未修复,遂步行二里许,至冯村复登车发。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己,乃雇自动车回家。”  鲁迅此行,全部日程三十七天,除来去路程十六天,在西安二十一天,讲演十次,凡十一小时,另在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讲演题目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六章:1.从神话到神仙传;2.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3.唐之传奇文;4.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5.明小说之两大主潮;6.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讲演记录稿于九月三日寄到鲁迅那里,《日记》:   “五日,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   “六日,午后改订讲稿,至夜半讫。   “八日,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  这是一本略而又略的《中国小说史略》,但不知在讲武堂的半小时讲演,内容又是什么,因为据张辛南的记述云:   “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雅先生(陕西督军刘镇华——注)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味的题目,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   北京生活(三)——女师大——三一八  历史的每一次进步运动,继起的一定是反动局面,“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反北洋政府,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文学上主张白话文与新文学(小说、诗),在思想上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学说体系,所以有人把“五四”运动比之于欧洲十六世纪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反动势力是不甘就此被打倒的,从《学术》到《甲寅》,从吴宓到章士钊,从解散女师大到三一八,还是反动的顶点;反动的武器,千遍一例是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祀孔,读经;最后则凭借武力,反共,讨赤。  从一九二五年起,和这种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是鲁迅,他具有彻底而一贯的思想,凌厉而不容情的文笔,洞烛隐微,直通未来的见解,所以他主张壕堑战,主张韧性的斗争,“不耻最后”。  关于女大事件的经过,周作人《回想录》记述得非常详尽,要了解鲁迅在这事件中成为“正人君子”的众矢之的,自非对这一事件有个概念不可。   “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 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   “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课,只好允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 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廿六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高师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 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命运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 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 陈通泊、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凤举通伯来谈,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   “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就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掉换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 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干,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这宣言的反响来得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按:‘每周评论’恐为‘现代评论’之误。)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说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拨北京军阀政府采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那般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正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 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仍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 :   “‘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 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续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报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见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  有了周作人这篇详尽的记载作底,我们可以依据之作为鲁迅在这一斗争中所处地位的说明。  这次斗争长达三年,以鲁迅离开北京作结。  鲁迅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开始到女子师范大学去讲课的。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来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萃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八月十二日《日记》:“女子师范学校所寄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书一纸。”十三日《日记》:“寄还女师范校聘书。”九月十四日《日记》:“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  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斗争已有相当结果,《日记》:“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二月一日:“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从此,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辞去女师大评议会会员为止,鲁迅始终出席维治会,亲预其事,唯立是视。  鲁迅因为主张正义,给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撤了佥事之职。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日记》:“我之免职令发表。”但鲁迅对章士钊提出了控诉,到次年三月,他的控诉虽然得直,他当然不会再回教育部做佥事,而且也不能安居在北京了。  鲁迅于五月二十一日应邀去女师大调解,是夜作《碰壁之后》一文,他说: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溪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  他到学校后,在坐位面前看见了一张印刷品,看了之后,不觉毛骨悚然,因为里面说:“……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主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云云。  鲁迅是个“兼任教员”,不必去“太平湖饭店”,后来两个学生来请开会,婆婆终于没有露面,他听见他所不识的教员在和学生谈话:有一句“你们做事不可碰壁”,在学生的话里也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  他说仿佛见了一道光: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鲁迅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七个教员发表了宜言,这宣言引起了西滢的“闲话”,一场论争揭开了火盖。闲话以《粉饰毛厕》为题: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相反的故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 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在不能再说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饰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之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言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误之举,究非室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鲁迅对于这篇“闲话”,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揭露,而且下了如下的结论:   “……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谁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均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女师大本身的斗争不断在演变,所以争论也在继续深入,刘百昭率老妈子拉女学生出校,一也;就石驸马大街另设国立女子大学,派胡敦复为校长,二也;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师大为女子学院,校长林素园武装接收女师大,三也。  十二月十四日,有许多“名流”在撷英番菜馆开会,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这会又一变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据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所载名字如下: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鲁迅说:“‘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 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 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西滢——这位正人君子的代表人物,当然也不会就此歇手的,据鲁迅《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一文中说: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以后,西滢的战略改变了,他集中于攻击鲁迅个人,而且超出于女师大事件的范围,结束于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这种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在论战中本属无聊,但有关于学术的造谣诬蔑,我们必须引用在这里,因为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事实证明的。  西滢在《现代评论》(五十)‘闲话’中谈到‘剽窃与抄袭’,对鲁迅放了一枝冷箭,他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子,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后来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就指名说鲁迅剽窃,因为他怀疑鲁迅匿名指他的太太凌叔华所做的小说“花之寺”剽窃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其实鲁迅从来明枪交战,决不匿名攻击,指凌叔华剽窃的是署名晨牧的人,另指《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剽窃琵亚词侣的则是陈学昭(署名重余),与鲁迅全不相干。   西滢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由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答复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 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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