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8

常的悲哀。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Q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是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极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朦朦胧胧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　　　　　＊　　　　　＊　　现在我们再回到鲁迅迁家至北京后的生活，他如何负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　　这时鲁迅颇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断的向朋友借贷，一有收入，立即还清。有时须向义兴局出利息借钱 。　　 “一九三零年一月六日，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　　 “二月九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十六日，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　 　“十七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三月四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三十日，午后从戴芦舲假泉百。　　 “三十一日，甚疲，请假。　　 “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　　 “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　　 “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　　 “五月十六日，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　 　“十九日，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医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伏，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　　 “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剧。　　 “二十五日，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改驻赴病院。　　 “二十六日，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数目，无日不去病院。对于一个周岁的侄儿，看顾得直是无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泻”，十六 日复入院。十八日，因直皖战争，“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成同仁医院避”。十九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这期间鲁迅不断向齐寿山借钱，几十元不等。　　照《鲁迅日记》所载，一九二零年八月六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往大学讲”。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自此他在佥事之外，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学九月、十月是薪水共泉卅六”。可见当时大学讲师待遇之低，也许鲁迅所开的课时间不多。　　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进了山本医院，鲁迅又不断去医院看视，又不断的向齐寿山等人借钱，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齐寿山来，同往香山碧雪寺，下午回”。二十七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三弟、丰一俱去，晚归。”嗣后又不断的去西山，替作人买佛经，付房租，代寄稿，前后达五个月之久。　　 作人《回想录》说：“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单’的地方，……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 北头作为卧室，摆一张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 母亲带了他的孩子们夜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　　 “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得实在不错，……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　　作人的文章以悠闲著名，从他在西山养病的记载中，他没有一个字说到鲁迅的“劳瘁”。　　作人从西山回家，据《鲁迅日记》，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记》：“还二弟买书泉六元”，是不是从此时起，他们兄弟之间的经济已经分开了呢？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旁证。一九二二年的《日记》遗失，现在所刊者，系据许寿裳的手抄片断补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记》云：“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二月二日：“……又买泥制小动物四十个，分与诸儿。”可见他对于“祖先崇拜”，并不实行“思想革命”；而对于小孩子们的眷爱，永远不衰。　　十一月十四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住在鲁迅家中，备受他们兄弟照顾，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苏联去，中国的留苏学生在东方大学见过他。　　鲁迅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笔者当时曾从他那悲悯反抗的希望里得到鼓舞。　　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就是描写住在他家里的爱罗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话，是最生动不过的，读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漂溢着诗的意境，和鲁迅，爱罗先珂，天真的孩子，作人夫妇那种情景交融的胸怀。又谁知三个月之后，这种胸怀竟尔不再存在了呢。　　这三个月中，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找得到下列记载：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　　 “五月十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　　 “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晨、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　　 “六月二十六日，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且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　　 “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　　十四日的《日记》，忽然出现了不同的调子，记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看来似乎写得一样气定神闲，但熟知他们兄弟之间友于之情的，这样的句子，确乎是惊人心魄的了。　　 “十九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这封信的内容，鲁迅与作人从未披露过，据许广平后来的《鲁迅回忆》中所说，则是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于是鲁迅被迫要搬出八道弯了，他的《日记》说：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八月一日，午后收拾行李。　　 “二日，下午携妇迁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和作人不和，只苦了他们母亲，她两头奔走，两个儿子谁也丢不下。　　 “八月五日，晨母亲来视。　　 “十三日，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　　 “十九日，上午母亲来。　　 “二十一日，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　　 “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　　 “二十六日，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交三太太收。　　 “二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钱五元，即以泉还母亲。　　 “三十一日，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弯宅去。”　　这样的记载，多至引不胜引的，但他母亲病了，看医服药，都是鲁迅的事。　　 “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　　 “十八日，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母亲往八道弯宅。”　　这期间，鲁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钱，可是他也病了。从十月三日以后，至十月八日为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缠绵，八日《日记》：“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弯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　　在病中，鲁迅仍不废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于十月三十日买定了阜成门三条胡同廿一号的旧屋六间，价八百。他并没有钱买屋，钱都是向朋友借贷来的，这时他的主要收入做佥事的薪金，已积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记》：“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于大学里面教书收入，不仅为数甚微，而且积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午往师范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讫。”十月十九日《日记》：“收大学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见一斑。以后鲁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费和版税。　　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经过几个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据许季茀所说：　　 “这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　　鲁迅移入新居后，便在八道弯搬取书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记》：“下午往八道弯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然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不多不少是一出“闹剧”，《鲁迅日记》中以后不再有启孟二字，兄弟的关系永绝，关于此事，他们的共同朋友许季茀有公平的证述：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 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可是作人对许季茀这种说话，心有不慊，他在《回想录》上有二篇《不辩解说》，上篇说的许多话，其实只是为余澹心编的《东山谈苑卷七》的一则故事作注解，这则话说：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鲁迅与作人失和的事，经许季茀在鲁迅死后公开一说，作人自然要加以辩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镇的话“一说便俗”，以此掩盖他的辩解，其实他的不辩是辩，而且越辩越暴露了他的小气，和事实上曲在他这一面。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确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得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 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不是处于一时之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作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徬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差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 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 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也找不自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均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我觉得作人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许季茀究竟造了什么‘谣’，还是没有具体的说清楚。许季茀所记他们兄弟失和的事，证以鲁迅的《日记》，并无一字造谣，周作人垂老所写的《回想录》，说及这事时，竟比许季茀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这完全不符事实。至于发明鲁迅小说《伤逝》为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认为这是“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资料”，算是“对得起他”，这也无补于鲁迅生前所遭受的隐忍的痛苦。“对得起他”与对不起他，都是无关的了。　　作人所说的五十自寿诗，附带在这里交代一下。由此可见鲁迅的胸襟浩旷，批评客观，对事不对人，确为作人所不及的。　　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在上海编《人间世》，他把作人寄给他的两首诗加了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给登了出来，诗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这二首诗登出以后，会做诗的纷纷和作，年青人则多加以批评攻击，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提倡闲适，本多不满，但对于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和诗，并未公开批评，只在给杨霁云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略有谈及。　　致杨霁云信中谈到《人间世》者有云：　　 “……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 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在给曹聚仁信中说：　　 “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成舆论矣。”　　作人对于鲁迅的这种批评，亦称之为“伟大”的，但他对鲁迅的批评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闹》中说：“往往名位就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观乎此，作人与鲁迅二人气度之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　　　　　＊　　　　　　＊　　鲁迅虽和作人决裂，但对于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旧看顾的，例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记》：“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　　 “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　　 “六月二十一日，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　　 “七月七日，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　　 “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钱廿，赠重君蒲陶干一盒。”　　芳子和建人的脱离始于何时，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始于何时，在《鲁迅日记》中均无可考见，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晔儿是建人与王蕴如的孩子，以后日记中常常提及他们，记载语气与以前谈到“小土步”时一样，可见鲁迅对芳子，王蕴如，以及她们的孩子一视同仁。　　周作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　　 “……目前匆匆寄信，问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讯，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　　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记》：“得许广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记》：“许广平、林卓凤来。”这是他们两人关系的开始，过了二年，他们才在上海同居。这时鲁迅和作人决裂已久，即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甚么对许广平不满之词传到上海，也决不会有甚么影响的了，作人说许广平因此迁怒到他，所以在《鲁迅回忆》的文中诋毁他，这却是近乎“妇人之见”了。　　至于建人与芳子的脱幅，作人说“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参考国内最近发表的鲁迅致章矛尘的信（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乔峰将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劝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又，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亲信，说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生活颇窘，可见建人虽已在上海另组了家庭，对于八道弯的关系，他确是像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书香港友人，谈到这件事，竟说“……至于王蕴如乃是他的所谓‘爱人’，若不客气的说，照上海话说乃是‘姘头’了，我当初写信规劝他儿女已长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纳什么妾，他为此便不同我通讯了。……”这是甚么话？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鲁迅生前从无一言道及，我们不必偏信景宋对她的攻击，芳子受她姊姊何种影响，我们也无从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过渡时期中，婚姻的始合终离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后时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简直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头”，“纳妾”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名词作为衡量自己兄弟婚姻变化的尺度，一脸孔悻悻之色，可见有人说他“风格清致、思想通达”那种溢美之辞，与他的为人是绝不相符的。＊　　　　　＊　　　　　　＊　　鲁迅放弃了医学，从事文学，认为文学可以救时济世，但在东京时候，办《新生》文学杂志之事，既未实现，只印了二本《域外小说集》，销路又不佳；回国以后，借教书和到北京教育部当一名佥事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眼见革命事业，瞬即为反动势力所淹没，意气消沉，住在绍兴县馆里抄抄古碑，书读佛经，过着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可是这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大声疾呼，震聋发聩，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鲁迅也开始跟着呐喊了。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这是鲁迅文学创作最收成果的时代，据他说，《呐喊》、《徬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编》这五本文学著作，都是完成在这段时期内的，过后间或有文学写作，如《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阿金》等，但与战斗性的杂感文相比，为数太少了，无法另行编集成书，只好散见于其他杂感集内了。　　鲁迅是《新青年》的主要一员；对《新潮社》则不仅供给小说，在经济上也有帮助。但一九二一年以后，他的文章多在是《晨报副刊》上发表，是年一月，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联合宣言成立，他们的据点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标榜“为人生而文学”，与鲁迅旨趣相同，他虽不是会员，与会员一样供稿，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伏园脱离《晨报》，拉拢了十六个撰稿人，出版《语丝》，这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刊物，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结社形式，也没有固定的编辑，所谓“社员”的稿子，由孙伏园或李小峰付排，外稿则送给周作人去看，这小小的刊物后来发生了大影响，鲁迅说：　　 “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只好拿住了多睒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李小峰却由此发迹，开了北新书局，做了真实的“老板”，后来在上海欠了鲁迅为数不少的版税，几乎要用法律来解决。　　《语丝》当时很打了几次硬仗，这主要是为了女师大被解散，与“正人君子”正面作战，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对于青年们的启发很大，三一八惨案，《语丝》的战绩更大，鲁迅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直接促使青年人走到革命的实践，鲁迅自己也不得不因而离开了安身立命的北京。　　对于《语丝》的特色，鲁迅认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缺点则是：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刘半农给周作人信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几年后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按刘半农的说法，对于《语丝》和《新青年》的比较，也并不相符的。《新青年》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只有被淘汰下来，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之间，在以后还是失去了作为朋友的了解。　　林语堂认为“温文尔雅的是《语丝》，慷慨激昂的是《猛进》……”但温文尔雅四字实不足以尽之，因为如鲁迅所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并不是超政治的，他无形中自有一种爱憎，所以至终不免于被禁（一九二七年）。移到上海出版时，李小峰是要求鲁迅担任编辑，接着“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而《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在经过几次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鲁迅提议停刊，但小峰不肯，于是找柔石编辑了六个月之后，柔石也辞职了。　　在《新青年》之后，《语丝》确是尽了对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斗争作用的，这个作用一过去，便如鲁迅所说“……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待中国的内情太清楚，不免有失望之故罢”。　　鲁迅却是一个愈失望愈激进的人，所以他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不断与青年人在一起，把许多老朋友撇在后面了。　　最先和他在一起的青年人，是“未名社”的人，这中间又可以分做二类，诚挚而又肯埋头苦干的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发扬而有冲劲的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歌、朋其，但他说：“这些人里面，做小说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又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比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是鲁迅所能找到的不过是文学青年，不是“破坏论者”，只有革命家能从事破坏，而鲁迅自己也不是一个革命家。　　可是鲁迅却遇到了一批“破坏论者”，那便是高长虹几个人，他们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过狂飙运动的“宣言”，但由于他们那种“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鲁迅认为高长虹“似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赏识他的“很能做文章”，他亲手替长虹编选了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一。　　高长虹一伙在鲁迅离开北京后，便和韦素园他们发生了冲突，又因鲁迅不作左右袒，迁怒到鲁迅头上，他们到上海成立了狂飙社，在刊物上攻击鲁迅，称之为“青年的绊脚石，世故老人，戴着纸糊冠的思想界的权成者”。好好的一个团体，先分裂，后解散，长虹一伙成为内部的“破怀者”。此事对于鲁迅的影响很大，以后他对青年人就另有一种看法了。　　“未名社”本身具有一种特色，和《语丝》完全不间，《语丝》虽有青年人投稿，但主要是由几个久已成名的老作家做中坚，所以非常容易获得读者信仰；“未名社”则以鲁迅为中心，四围集合着不出名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作家。鲁迅除了主编《莽原》半月刊外，又编印二种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专收翻译。李霁野回忆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后来谈到我们的译书出版的困难，便想到要是我们来尝试出版一些期刊和书籍，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于是便计划起来了。当晚我们便决定先筹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大约需六百元，由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各筹五十元，其余便由鲁迅先生负担。我们只打算买前书，印后书，并无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章程，后来为了对外，才用已印的丛书名字名了它。我说这样每年可以出五六本书，鲁迅先生笑着说：‘过了十年岂不是很可观了吗？’”　　“未名社”出版了的书很多，韦素园译的有《外套》、《黄花集》；韦丛芜译的有《穷人》、《罪与罚》；李霁野译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曹靖华译的有：《第四十一》、《烟袋》；鲁迅译的有：《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　　创作方面，有韦丛芜的《君山》；台靖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鲁迅的《朝华夕拾》和《坟》等。　　《乌合丛书》自长虹一批人分裂出去之后原已由“未名社”出版的他们的书，都纷纷另找出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