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7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鲁迅认为中国是“民分十等”的国家，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又因圣人和圣人之徒的教训，更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他说，四年来，百姓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阿Q正传》发表之后，有的加以谴责，有的说是病的，有的说是滑稽的，也有以为是讽刺的，以为是冷嘲的，这使鲁迅自己也疑心“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他在一九三零年说到它时，承认“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哀怜为目的”。一九二八年在厦门时，他认为阿Q的时代或者竟还有二三十年之久呢！　　《新青年》同人风流云散之后，鲁迅还是做小说，他认为“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鲁迅自己也很少谈到它们。　　《呐喊》、《彷徨》之后，鲁迅不在创作小说，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杂感，我们不在这里论列。此外，尚有可称之为散文诗的《野草》，回忆式的《朝花夕拾》，运用古代题材的《故事新编》都懂得一谈。　　关于《野草》，他自说“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野草》作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例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太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要想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以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他又“从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作了《失掉的好地狱》。　　《野草》虽然颓丧，因为是预言式的，故富于时代的气息。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回到上海后，不久就遇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围剿，他在回答他们时，引用《野草》上的字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　　他说：“这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这预言后来自然实现为真正的革命，但革命实在也并不能烧尽一切，旧的阿Q时代还是会回来的。　　《朝花夕拾》十篇，据鲁迅所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这寓所不是八道湾，而是西三条胡同。他们兄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失和，他于八月二日迁出八道湾，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定居在西三条胡同的。“中三篇是流难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这三篇是《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写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六月，那时他正为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后五篇写于厦门大学的楼上，他虽然对环境很不满意，发发牢骚，但这些牢骚究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这十篇回忆的编集，却是在惊心动魄的反革命风暴之后，他给血吓得“目瞪口呆”，只能躲在广州一所叫做白云楼的房子里，做这与世无碍的不急之务。他说，“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在鲁迅的战斗生活中，简直是一片空白。　　《故事新编》的写作，从开始到编集，历时十三年之久，第一篇《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最后三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据鲁迅所说《不周山》原本编在《呐喊》里的，他当时试想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来做小说的，——　　 “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还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先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了。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我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到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 ——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关于《故事新编》，自己还是不满意的居多，他说这是塞责之作，除《铸剑》外，毛病主要是“流于油滑”。即如其中的一篇《奔月》，就是由于他听说长虹以太阳自比，以月亮比许广平，以黑夜比他而写的。如果不是为了长虹的攻击，他对许广平还不敢坦白的说，“我可以爱”哩。在这以前，他说他虽然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先在知道长虹的攻击不过为了“月儿”，这就使他愤怒，因为过去他一向在闷葫芦中，他说，只要他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他都不管的：　　鲁迅常常说：他对青年们不还手，为的是究竟自己还受得起践踏。果然，鲁迅一动手还击，长虹一伙全都没入了黑暗之中。但《奔月》发表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是关于长虹的“小玩笑”。　　《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为什么事隔十年之后，鲁迅又忽然想到借古代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呢（而且在同一个月中连续写了三篇）？鲁迅没有透露原因，我们只能作如下揣测，鲁迅自一九三零年加入左联之后，过了不久，就和左联的领导人发生龃龉了，一九三六年，这种龃龉变成为公开的冲突。他在序言中说：“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言外之意，深可玩味。　　正是这篇《出关》引起了许多批评，鲁迅写了篇《出关的‘关’》作了总的回答。他说：“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评批评的权利……”为什么鲁迅竟一反缄默的老例呢？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一次文学的批判，而是有关共产党改变政策后的政治的批判。　　鲁迅并不看重另一种批评，即以为这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他阐释了小说如何在现实中取材模特儿，即使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相像的”，他以为傅东华如果一进小说，就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他并不轻视这种资格。可是他的模特儿，实在不是傅东华。这种专门从作品去揣摩讽刺的对象为谁的人，像是“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　　另有一种批评却是政治性的，当时已流行一种对鲁迅个人的批评，说他“个人主义”，说他“破坏联合战线”，所以同样在左翼阵线的丘韵铎（他本是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对《出关》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的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 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的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　　鲁迅回答这位批评者，既然知道他的“本意并不在这里，但是没有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实在他的本意是非常简单：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 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 柔也’，孔子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　　说来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在政治上抱有成见的人看来，在坚持宗派主义的人看来，不仅觉得他（老子和鲁迅）是一个“全身心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而且加以忠告，希望“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鲁迅说得好：“一为而‘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丘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堕入孤独和悲哀去’……”所以他疑心丘韵铎和他同一类作家的本意，只是想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去封闭他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用“人民阵线”代替“第三时期”策略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也随之改变了。这种改变并不是中国国内共产党所决定的，它只是由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第三国际作出决定后，命令中国共产党去执行。改变开始于在莫斯科发表的“八一宣言”（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起草，用中国苏维埃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然后指派代表（林育英）去延安传达这种政策，由中国共产党正式加以接受。这政策主要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鲁迅是反对这种政策的，丘韵铎的批评就是共产党的话，翻成了政治语言，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窑堡会议中所作的报告：“党内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事后证明，毛泽东对如何实现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王明（实则史大林）大有分歧，但在一九三五——三六年，这种分歧并不明显，鲁迅只是凭他的直觉，反对这样的联合战线。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冯雪峰《回忆鲁迅》）所以他借着回答丘韵铎的批评，作了个反批评，他认为联合一切成为巨大无比的力量之后，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只不过是徒作大言的空谈罢了。　　这是借文学批评进行的政治斗争，它又表面化而为“两个口号”之争，四个月后，鲁迅对周扬一伙开展了攻击，但我们当在另一篇文章里专谈这个问题。*　　　　　*　　　　　*　　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主张“为人生的”，他在日本学医不成之后，就相信可以利用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二册《域外小说集》就是这种信念的结果。以后他认为他的《狂人日记》是当时的革命文学，这话也毫不夸大。到一九二八年，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翻译了《文艺政策》之后，他对于“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只能暂时置而不谈，他认为“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一翼的时候”，这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集外集》单行本一六六页），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必须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　　鲁迅相信文艺本身的阶级性，他在和“第三种人”争论，主张……“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人，也就是忠实他本阶级的作者……”　　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不因而自命为无产阶级作家，他相信自己是本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携贰分子，有时简直自称为“破落户子弟”，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肖军信说：　　 “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得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那么鲁迅是不是“破落户子弟”作家呢？不是，他是阶级的移行者，本阶级的叛徒，因而他是新兴阶级的同路人。　　但他对于自己所写的创作说：“我并未自己所写的人物感动过。各种情形刺激我，早已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并不觉痛。”　　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鲁迅和他的创作，就会破除最近许多关于鲁迅的“神话”！一九七四·一·二八一条新注解　　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的《鲁迅杂文选》，对于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有新的注解，说：“这首长诗‘汉奸的供状’，署名芸生，其实是‘左’倾盲动主义头子瞿秋白的作品。阿英在以‘鹰隼’为笔名写的‘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文汇报》）中有这样一段话：秋白后期所作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翻译了苏联别德内依骂托洛次基的长诗《没有功夫唾骂》以后所作的《汉奸的供状》。阿英是原《文学月报》的编辑，《汉奸的供状》一稿的经手人。”　　这条注解非常新鲜有意义，自从文化大革命中判定瞿秋白为叛徒后，凡是说到瞿秋白时，不是嘲弄，便是鄙夷。最近出版的一本左派杂志，重又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篇遗文在香港出版的杂志上已登载了好多次，我觉得那时登载的意义，有点出于对于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的同情，现在则似乎有意“示众”意义了。因为他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头子。　　把“右倾机会主义”归之于陈独秀，“左倾盲动主义”归之于瞿秋白，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解释在过去中国革命运动当中各种历史错误的真正原因。　　新注解提出的证据是阿英（钱杏村）的文章，但这是孤证，当时及以后并无别人的记载，周扬时期印行的《鲁迅全集》（4），关于这篇文章的注解是：“这首诗题名：‘汉奸的供状’，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它的本意是在讽刺‘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可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指名道姓，仅此而已。　　鲁迅写了批评之后，不再谈到这个问题，但新出的《鲁迅书信选》，在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后又有新的注解，据注⑨云：“这里揭露的是周扬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行为。一九三二年底，周扬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不久，鲁迅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判了他们‘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倾向。周扬一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称鲁迅的意见是‘尊贵的指示’，背地里又指使走卒祝秀侠之流，用假名夹杂着真名攻击诬蔑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写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只简单地说：“历来所身手之事，真是一言难尽……”这句话是泛指，不定是专说周扬指使祝秀侠化名反击的事。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萧军的信上，确实说得非常具体：“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得名，另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　　鲁迅的一篇严正的批评，引出了如许纠纷，可见他在“左联”虽受“尊重”，与“左联”的真正领导者周扬，关系实在非常恶劣。但如说《汉奸的供状》是瞿秋白所作，我还是不能无疑，第一，鲁迅与瞿秋白的缔交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或更早些，瞿秋白从四中全会被打下来后，真像鲁迅所说，正在“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他隐居在上海南市谢澹如家中，足不出户，鲁迅就是到那里去访问他的。以后交情日密，共同从事文学斗争，鲁迅视之为“生平得一知己足矣”，可见他们相互之间的契合。《汉奸的供状》登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文学月报》上，如果系瞿秋白所作，鲁迅事先事后应该知道，可是他一见这首诗，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式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 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这首长诗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的《乱弹》，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上均未登载，据笔者记忆，《乱弹》出版前，我曾见过瞿秋白几本用铅笔写的练习薄原稿，其中并无这首长诗。我们知道，瞿秋白的文章，政治性的不必说，从《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从没有鲁迅所批评的那种恶劣表现，瞿秋白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不像别德内衣那样擅长讲“粗口”，现在我们已无法看到《汉奸的供状》这首长诗，但据鲁迅批评，这首诗的“粗口”是超过《没有功夫唾骂》的。我们可以断定，这首长诗与瞿秋白的文品是不类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的《瞿秋白笔名印谱》，搜集了瞿秋白一生中用过的名字，上自小名阿双，下至被捕时造的名字林祺祥，搜罗甚备，但其中没有“芸生”这个名字。　　倒是在《瞿秋白文集》第一册中，有二篇文章——《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那是对于鲁迅批评的声援，后者的副题是“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他指出首甲等为反击鲁迅而写的文章非常错误——他们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他认为鲁迅的批评“能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他的论点和鲁迅一样，反对“丢那妈”，以及牵缠着祖宗三代的辱骂，他认为这是由于承受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无能的“气急”。　　如果这首长诗是瞿秋白自己写的，他会如此批评吗？　　我们知道，“丢那妈”是广东人的国骂，鲁迅到了广州才知道的，这首长诗应该是属于广东籍的诗人所写，江苏常州籍的瞿秋白在笔头上无论如何写不出“丢那妈”。　　新出版的几本有关鲁迅的书，特别是《鲁迅书信选》，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鲁迅谈到与“左联”发生龃龉的信，这对于三零年代文学以至政治争论的历史真相，具有无比的价值。共产党让文学从属政治，而政治又从属于个人的权力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及评价，历史人物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鲁迅和瞿秋白都是如此。　　别德内衣有名的诗《没有功夫唾骂》，是一首政治斗争的歪曲的反映，目的只为反对托洛次基。现在苏联出版的列宁全集，对于托洛次基，齐诺维埃夫等当时反对史大林的政治上的牺牲者，已有比较公平的记述，不再加以诬蔑和辱骂了，虽然对于他们为史大林所谋害不置一词。　　至于别德内衣呢，虽然他的反托表现得到史大林的恩宠，不久却失了欢，史大林对他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二十年代末，滚到实际上造成了破坏党性，污蔑苏维埃政权，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结果”。这在史大林时代，等于反革命罪行，有可能充军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去做苦功的（见《史大林与苏联文学》第二十页）。　　八七会议中因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上台的瞿秋白，想不到自己背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罪名，而又从革命家变成“叛徒”，现在谈到当年的文坛故事，也真是“多余的话”了。清党前鲁迅的革命观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是一九二五年接触了苏联文学之后形成的，他最先注意的是苏联的文学思想与批评，我们从他附录在《日记》后面的书帐中可以知道，一月六日，他买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二月十四日，买了《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八月十一日，买了《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八月二十六日，买了《文学与革命》……这些都是日译本。在三零年以前，他深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经常引用他，经常复述其中的意见，在和创造社的争论中，经常用托洛次基的文学观点为自己张目。　　在文学作品方面，他最先介绍的是布洛克的《十二个》，这本书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我记得，癞皮狗似的资产阶级，在风雪中行进的十二个红军兵士……加上生动的木刻插图，至今仍保持着新鲜印象。为了解释布洛克，鲁迅特地译了《文学与革命》的一章——“亚历山大·布洛克”，作为附录。　　可惜这本书绝了版，以后也没有人肯化力气去重译。对于鲁迅和托洛次基文学思想的关系，崇拜鲁迅的人更讳莫如深，因为一涉及这个问题，便会被人视作异端分子。鲁迅自己后来也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竟嘲笑诬蔑托洛次基的被迫流亡，完全堕入了势利观点。　　鲁迅虽然熟悉《文学与革命》的评断，他却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陌生的广州，正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之前，他深夜坐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还搞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别，他个人仍是一贯地无法与现实调和，他说：“那时我对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中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这样索漠的心境中，他“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是]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鲁迅全集》（4）第二三页）　　鲁迅的“索漠”，是不是由于共产党妨碍他做“大作家呢”？我们不知道。但他对于革命的态度说得很明显：　　 “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命起来，或者我所熟悉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鲁迅全集》（4）第二五页）　　在鲁迅看来，“革命”之于他，不如吃一杯牛奶更好。　　鲁迅所引布洛克的话，不是布洛克说的，他因为手头没有《文学与革命》这本书，所以记错了。（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李霁野说：“托洛次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在写给密斯许，托她在寓中一寻……”）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主要是“同路人”文学，他们来自旧社会，他们虽然肯定了革命，却和共产主义格格不相入，所以他们保有道德与艺术的两重性。托洛次基说：　　 “在娜杰希达·巴夫洛维奇（Nadezihida Pavlovlch）写的布洛克回忆中，有如下一句话：‘布尔雪维克并不妨碍你写诗，但他们妨碍你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主人；他要是一个主人，他就感到他的创造底轴心，且能保持他内心的韵律。’……布尔雪维克派妨碍一个自觉为主人，因为一个主人，他的内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无可否定的轴心，布尔雪维克派却已推翻了这个主要的轴心，没有一个革命底‘同路人’内心中还带有这个轴心。”（《文学与革命》——双山译，四八页）　　鲁迅凭记忆错引了关于布洛克的话，因之把这个话的原来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同路人”之自觉失去了轴心，那是由于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缘故。共产党本身并不会妨碍什么人自认为“大作家”的。　　由于鲁迅错误的引用，因而也使他发生了错误的了解，他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却始终没有失却作为他个人的轴心，他保持这个轴心，所以能够在死前反对共产党联合阵线的投降政策。鲁迅与伊罗生　　鲁迅的外国朋友，除日本人外，主要有三个人，斯诺（《鲁迅日记》作“施乐”）、史沫特列、和伊罗生。关于前二个人和鲁迅的友谊，说的人很多，关于后一个人，简直没有人提起，因为他曾是托派，而他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译作《中国革命史》，托洛次基曾为之作序，则是权威性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非常出名。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伊罗生信。”　　（当时伊罗生在上海创办英文的《中国论坛报》，与左翼作家互有联系。）　　 《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伊洛生来。”　　 “五月二十八日，以《戈理基短篇小说序》稿寄伊罗生。”　　 “七月五日，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　　 “十一月三日，上午叶洛声来，赠以《伪自由书》一本。”　　 （十四日，《中国论坛》被国民党特务所捣毁。）　　据伊罗生为《中国革命史》中文本所作的新序，他是一九三零年来中国的，目的是研究和撰写有关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本是个史大林主义者，但当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托派领导者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王明领导）逼迫伊罗生在《中国论坛》上登载污蔑陈独秀的文稿，引起伊罗生的极大反感，由此他通过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编辑葛拉斯夫妇的关系，加入托派的地下组织。　　这种政治思想的改变，我们无从知道他和鲁迅之间是否坦白谈过，不久，他得到托派刘仁静的合作，到北京去搜集革命史的资料。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伊君来。”　　 “三月二十五日，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得罗生信。”　　 “二十日，得罗生信。”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与保宗同复罗生信。”　　他们通信中所谈的事，当是有关《草鞋脚》的事，鲁迅曾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草鞋脚》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一集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的“附记”中特地说明：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 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译，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鲁迅日记》中所说的保宗，可见是茅盾的化名。　　鲁迅写“附记”的时候，伊罗生已回到了美国，我们不知道他离开上海的正确日期，但八月九日，他在挪威和托洛次基会面，讨论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这篇谈话录搜集在《中国革命问题》这本书中。　　伊罗生到了美国之后，一度和鲁迅通信，《日记》：“十月七日，得伊罗生信。十六日，夜复伊罗生信。”　　以后就不再在《日记》上出现伊罗生的名字。　　伊罗生费四年之力写成的《中国革命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鲁迅当然不及见到。这本书有多种文字译本，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中译本，现在香港又重印出版，伊罗生为新版写了序，其中有云：　　 “愈研究这历史的资料，我愈觉得托洛次基事实上对中国每一主要的转捩点曾作出十分精确的推测，并极其准确地把这部历史剧的主角刻画出来。他对党官方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曾屡被证实。而本书对这些证据作有史以来首次的详细检讨， 这事实是不会随时间或作者观点的转变而改变的。”　　他对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认为那是“带着不可思议的因果相寻的奇妙的辩证法，使得列宁主义产生了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的对立，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又合而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的毛泽东主义。”　　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在武汉诬蔑陈独秀为汉奸时，康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伊罗生，说他和葛拉斯夫妇都是与日寇有关的“托匪”。抗战中期，伊罗生又以美国某报记者名义到了重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捧过他，但有意把他的名字译作“伊萨克”，不再提他是“托匪”。鲁迅的“批孔”　　鲁迅对孔子的正确态度，具见于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因为当时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一方面在国内提倡尊孔。表面上，孔子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日本早已是“礼仪之邦”了，鲁迅年青时去日本留学，弘文学院的学监大久保就领着他们去谒“御茶之水”地方的圣庙。现在（一九三五年）汤岛地方又新造了一座圣庙，湖南省主席何键寄去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画像，所以鲁迅也写了这篇文章登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　　鲁迅是同情孔子生时的遭遇的，因为他“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被人砍成肉酱了。”　　鲁迅认为孔子直到死后，才被种种权势者用了种种的白粉给他化了妆，才算变了圣人的。“他和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那些权势者“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之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所以孔子和民众并无关系，人们之要打倒他，不过是“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已。　　鲁迅认为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子的运气很坏，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想把他当“敲门砖”，可是时代不同了，他们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那么在解放之后二十五年，去袁世凯的时代已六十二年，说林彪还想利用孔子当“敲门砖”，谁能相信呢？　　林彪攻讦毛泽东的名句是“披马列之皮，奉始皇之法，行孔孟之道”，毛泽东对于“奉始皇之法”，直认不讳，对于“行孔孟之道”，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批林批孔成为一体，究其实，这都和民众毫不相干的，但作为统治者的艺术，孔夫子今天仍似乎阴魂不散，这可也由统治者自己的揭发。二十五年来，老百姓读的是《毛选》，不是《四书五经》，他们实在是并不认识孔夫子的。“清明时节”　　读鲁迅的《清明时节》，不免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中国人其实向来没有宗教的，轮回的思想，鬼神的祭享，都不是有规模的宗教，中国人又倾向于多神教，所以更没有占统治的宗教，中国人有的是祖先崇拜，这是家族制度的反映，也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完全没有出路，它在发展中途早已腐烂了，它瓦解了家族制度，却仍残留着祖先崇拜的落后意识。　　这种落后意识不仅支配了个人，也支配了国家的统治阶级。　　这是一九三四年，满洲国已经成立，华北也特殊化了，全面抗战没有开始，国民党还在力求和平相处之道，于是溥仪皇帝派人到关内来祭祖，国民党也派戴季陶、邵力子、杨虎城等到咸阳周陵去祭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又到茂陵去祭汉武帝、霍去病、卫青的坟。前者的功绩是“屏四夷”，后者的功绩是“驱匈奴”。至于溥仪的目的，也许是要凭先王之灵，长驱入中国，可惜他们满足早已与汉族同化，名存实亡，现在只能为日本皇帝作先驱了。　　鲁迅写《清明时节》，是把“扫墓救国当作笑话讲的，”因为“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鲁迅的讥笑也许并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一片“诚心”，因为他们向来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　　再过了二年，即一九三八年，又是清明节，共产党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县去陪国民党祭黄陵，他乘机脱了党，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据他的回忆记述，“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们没有兴趣研究张国焘所说的“政治意义”，黄帝不过是中国民族的历史传说，这传说富有神话色彩，“几堆大土堆”，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免贻鲁迅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之讥，即使共产党的行动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段，那也是卑劣的政治手段，为鲁迅所不齿的。　　但读了今天（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大公报》的一篇文章，简直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且引开头的几句话如下：　　 “一九六零年五月的一天，在万里长城山海关外的‘孟姜女’庙前，来了一帮子衣冠楚楚的‘祭客’。他们围着庙宇又是瞻仰凭吊，又是顶礼膜拜，十分动情。　　 “这伙人中，为首的就是那个一有机会就恶毒咒骂秦始皇的林彪。”　　作者接着考据孟姜女故事的历史衍变，证明这故事是反对秦始皇的儒家编造出来的。林彪反对秦始皇（实则是毛泽东），所以崇儒尊孔，对孟姜女也“非其鬼而祭之”了。　　九大时手拿着小红本子跟在毛泽东身后亦步亦趋的林彪形象，我早觉得是小丑一个；但那时他是四个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谁敢冒生命危险去揭发一九六零年林彪祭拜“孟姜女”那样的小丑行径？　　神话是拆穿不得的，创造神话的人既然是小丑，那么神就不再是“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十万的人变成了“鬼”，现在还有谁去提起？一九七四，五，一九。重读鲁迅的“阿金”　　鲁迅的《故事新编》，编集于一九三五年底，所以成为争论的《出关》，就已搜罗在内。他早一年写的《阿金》，后一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都只编入《且介亭杂文》，这三篇与杂文完全不同的文字，应该再编入《朝花夕拾》中。　　最后的一篇《女吊》，是有为而发的，鲁迅反对向国民党投降的联合阵线政策，开头就引用明末王思慎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以此痛斥赠人“犯而勿较”或“勿念旧恶”的“人面东西”。　　《阿金》表面看来似乎是即兴之作，他颇欣赏阿金的坦白：　　“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但对阿金也颇有非议，因为“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眼看自己的爱人被人追击，赶快关上了后门。　　阿金时时引起巷战，即使有暂时的和平，鲁迅又担心这“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时日”。　　鲁迅因此引起了“对于人事的从新疑惑”，他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治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 推在女人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鲁迅的推论当然有历史根据，社会改变了，时代不同了，但有许多现象，往往会让人感到是历史的重演。鲁迅是相信中国的妇女有一天会获得解放的，他可以幻想未来的社会就会是理想的世界。我们不说鲁迅的预言有多少准确性，只为了推往可以知来，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有它的跃进和倒退，跃进的时候使人觉得史无前例，倒退的时候就会觉得又是历史的循环了。　　重读《阿金》，不免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鲁迅的“骗人”　　鲁迅是主张战斗的，他一生不懈不息地在战斗，但他也有消极的一面，像是他战斗生活中的阴影。一个战士有时也需要休息，有时也会失望，也会心灰意冷，他常常喜欢引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的诗：“绝望之为虚妄，与希望同”。　　鲁迅从一九三四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死为止，时时流露出这种失望的感情，失望一变而为悲愤，他像里伤再战的战士，悲愤又使他获得力量。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胁痛”，以后日记就不断有热度的记载；直到十二月十七日：“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师寓，请其修正之。夜涂莨菪丁几以治背痛”。　　二十九日：“略饮即醉卧”。他病后已不胜酒力了。　　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工作，写了许多杂文，计搜集在《花边文学》的有二十四篇，搜集在《且介亭杂文》的有十七篇，其中一篇简直是力作：《门外文谈》。　　如果不读他的日记，那就不会知道他在抱病工作了。　　十二月十一日，他写了《病后杂谈》，十七日又写了《病后杂谈之余》，据他附记所说：前一篇在《文学》上登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其余的都给检查官删削了，以致有一个作家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第二篇则……“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遍，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自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